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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秦汉学者及董仲舒之言法天地之政道
上二章言秦汉之时代，有一顺天应时之历史意识，重学术之类别与节度，以成学术人文之领域之道。而与此二者相应者，则更有其政治思想之重法天地以设官分职，及其对世间人物之才性，分别其品类，及对具不同才性之人物之品鉴之道。此当于本章中及之。
此设官分职之事，原自古有之，如尚书虞夏书即言尧舜之任官，而商周之书、与国语、左传、亦皆及于各时代之设官之事。左传昭二年，亦记孔子有“守道不如守官”之言。孔墨老庄之书，亦同有关于设官长之论。然先秦诸子中，唯在荀子乃有一系统之理论，以言百官与士农工商不可不分职、当立制度，以节限其职责，更通之为用，以成“壹统类”之治。韩非之治术，遂要在督责百官，以各尽其职守，秦制之设御史，亦即原所以督责百官者也。然官必择人而用之，而用人必先知人。大戴礼中遂有文王官人之篇，言由人之六征，以知其九用，而分别授官之义。逸周书官人解，亦有由六征以观人，而官人之论。盖与大戴礼文王官人篇，同时代而相袭者。观秦汉之际之一政治思想，别于法家与秦政之专以督责为政者，则首为由先观人而后官人，更言人主之运用百官之道，不同于百官之各自守其职之道者，此则见于吕氏春秋淮南子管子大戴礼诸书。依此诸书，以言人臣或百官之自守其职之道，在各专于其职，有如地之方；而人主之运用百官之道，则当随时变化，以成其圆运，如天之圆。于是此为臣为君之道，即是法天地之道。如吕氏春秋有分职之篇，言百官之分职以自守，亦有圜道篇，言人主之用百官，当学天之圆运。必使此二者相辅而行，方为善政。大戴礼之天圆篇，亦同此旨。管子君臣篇谓“主劳者方，主制者圆。圆则连，运则通，通则和；方者执，执者固，固则信”，则其旨最显。秦之法制严，而人王只知督责以为功，不能观人以官人而圆用之，盖秦之所以亡，此亦可说由于不知法此天圆地方之理以为政之故。后此之董仲舒之改制变法，则更要在以天地之阴阳为法。唯天道之阳生，能运乎地道之阴固；而与天道之阳生相应之官职，即任礼乐教化之官。以此任礼乐教化之官，加于分别专任民政兵马之官之上，而国家之政制，即可得其圆运而活转之机；此即全变革秦制之专尚政法之法家精神，以合于儒家以教化为政法之本之精神，亦顺乎天道之以阳生为本，而合于天志与天心者。在此一理想之下，则在朝廷之官制中，百官之所任，自亦有其相克相限制之一面，亦当有其相生相促进之一面，合以形成有节度之政治。在此所谓节度之义中，亦涵有节节相生相促进之义，则百官之在朝廷，各守其节度内之职责，亦如有一天之元气之运于其中。而能使此元气周运者，则亦在乎君心之顺天道，以上契于天志与天心，而其言亦固为兼合于阴阳家之顺天应时之教者矣。
按董子之信有所谓天神，与阴阳家之信天神同。然董仲舒只有一至高之天神或上帝，而不如阴阳家之有五帝。按汉武帝始于五帝之外，祀太一之神。董仲舒之天神或上帝，则只是一太一之神。董仲舒之谓此天神或上帝之为天地间之至尊、至大、至高、至深之存在，自有其天志、天情、天知，正无异世间之一神教所信之人格神；然董仲舒又必言此天神之有其形体之外容。吾人所见之有日日星之运行之自然之天，即此天之形体之外容。天之喜怒哀乐之情，亦即直接表现于此天容之运转而有之春夏秋冬四时以生物之事中。此即其所谓之“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春秋繁露离合根）。此即许吾人之由直接观此天之四时之运，以知天情天志，而更求人之所以法天。关于董仲舒对天之纯宗教性之思想，吾已释之于中国哲学中之天命观论董仲舒之一节，今不拟多所重复。要之，自董仲舒之天神之情志，表现于天容之运转成四时，以生物者而论，则天之道自是人人所可知可见，以为人求立人道时之所法，此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也。此天之道，在根底上初只是一生物之道，此即先秦儒家之义。此生物之道，表现于天之生物之事。天之生物之事，见于四时之运者，始于春。而春即天之元之所在，亦即天之生道之始端之表现于其生物之事，而与物为春。由此而王者即位，遂当由观天之生道之表现于春之第一月，更体此之道，以自正其心，正其德，正其政，故春秋更变此第一月之名，为“王正月”。此即董子所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春秋繁露二端篇）。由此而更当求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汉书董仲舒传贤良对策），“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二端篇）矣。此董仲舒之言人之法天，与阴阳家之言法天，所不同者，一在其言天神之唯一，而人间之政治，亦当为大一统之政治；二在其建元之义中，以天之元为不变，天之生道，亦为不变之道。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也。故在政治上无易道，而只有变法。此即与阴阳家之只观天之时之变，而顺四时以定教令，而不重天道之不变者不同。阴阳家故不能如董子之于天道之表现于元年春之正月，见一特殊之意义，谓由此可透视天之元、天之道之为至正；谓王者之政，亦当求朝廷百官、万民四方之莫不正；以一强度之求正精神，上契于天之正，而普遍化此“正”于天下也。
此董子之言天不变、道亦不变，乃指天之元之深之不变，其生道不变；自非谓天无四时之变，无历史上之世代之运。天自有四时之变，而在四时之变上说，则天在春夏，虽表现生道，然在秋冬，亦表现刑杀之道；则生道似不足以尽天道。然天道仍毕竟是以生道为本者，则在秋冬之后，必再继以春夏，而秋冬之刑杀，必不能杀尽万物。若杀尽万物，则无世界，亦更无四时、无历史上之世代之运。今既有世界，有历史之世代之运，则必有万物之生。故生道与世界与历史必同在。今依此义而言，春即遍运于四时。故有四时之一春，亦有贯彻四时之春。天有与生道相对之刑杀之道，亦有贯彻于刑杀道，以转运其刑杀之事之生道。此贯彻之生道不变，故天道不变也。
依此天之生道有此不变之义，而人之为政，即不能以刑法为本，而当以能生养万民之德行教化为本。此即当以儒家义为本，而不能以法家义为本。然四时之运，又必有秋冬。故在历史之世代中，亦必有一尚刑法之世代，如秦与汉初之政是也。此秦与汉初之政，亦在一世代中，所不能免者。然秋冬之后，必继以春夏，而秦与汉初之政，即亦必当更改。此二者同为历史之必然。秋冬后再继以春夏，为一年四季之复始，以成四时之化。改秦与汉初之尚刑罚之政，而还至其前之不尚刑罚，而尚德行教化之政，是即为“复古更化”。天之四时，各有节度，其四时之运，即无异自变易其节度。人在政治上之复古更化，即人之自变其政治上法律制度，是名变法改制。天道虽不变，然四时之节度不变，则不成。故王者之体天道以为道，虽亦不变，而王者又必顺历史之世代，以变法改制。政治之法制亦不变不成，而秦与汉初之尚刑罚之法家之政，亦不可不变为崇德行尚教化之儒家之政也。
此董仲舒所言之复古更化、变法改制，崇尚德教之政，以代尚刑法之政，即法天之以其春夏，代其秋冬。春夏为天之阳生，秋冬为天之阴杀，故此亦同时是以阳生代阴杀，而贵阳贱阴。贵阳贱阴，即贵儒家义，而贱法家义。法家义自是贵阴贱阳。阴阳家亦初未言贵阳贱阴，但只平观阴阳消息之变。故董子虽言阴阳，其说与阴阳家亦不同。此贵阳贱阴，在政治上，为贵德行教化、贱刑法。今欲成此德行教化，则对人之生命心灵之活动，须发扬其活动之趋向于阳生者，此即出于人性之仁者；更裁制其活动之趋向于阴杀者，此即出于人性或情之贪欲者。此裁制，即所以成义。此义之本身以裁制为事，故亦是阴。由此而董子之言政，即联于其人性之论、与仁义德行之论。此吾已论之于原性篇，今不更赘。要之，人虽当贵人性之仁而贱情欲，情欲自不可绝，须制之有道以成义。故在政治上，人虽可只尚德行教化，而刑法之用以成天下国家之公义者，亦不可绝。即虽尚儒，而仍可以法家之刑法为用。由此而儒法之道，即有主从，而未尝不通。本此以言政治上之设官，则当有司教化生养之事，以立仁道之官，亦当有司军刑法禁之官。此“设官分职使相辅相生，亦相制相克”之原理，则又正本于阴阳而开出之五行之论。
二 董仲舒书及周礼之言官职之类别
董子春秋繁露五十八五行相生篇尝曰：“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进经术之士……仓库充实，司马食谷。司马者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进贤圣之士。……天下既宁，以安君官者，司营也。司营者，土也。故曰火生土。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卑身贱体……信以事其君。据义割恩，……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邑无狱讼，则亲安。执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北方者水。执法司寇尚礼……百工维时，以成器械……以给司农。司农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又五十九五行相胜篇：“木者，司农也。司农为奸，朋党比周……则命司徒，诛其率正矣。故曰金胜木。火者，司马也，司马为谗，反言易辞，……执法者诛之，执法者，水也。故曰水胜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故曰木胜土。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众，则司马诛之，故曰火胜金。……水者，司寇也。诛杀无罪，则司营诛之，故曰土胜水。”此中吾人首当注意者，除因各官职皆相辅相生，亦相制相克之外，乃以东方木之司农而尚仁之官，居首位。司农之官乃直接有关于人民之生养教化之事者。其以北方之水，配司寇之官之本为主刑罚者，而言其尚礼，盖意谓其用刑罚亦当合乎礼，亦志在使人有礼，而更不待刑。东方在四时为春，北方在四时为冬，冬必自尽而回于春，故刑必求合乎礼，亦志在使人有礼，而更不待刑也。董子之以尚仁与尚礼，论此二官，明以儒家之旨为本。至于其以司马之官配南方之火，则在四时为夏。司马主军，不可逞其威势以杀人，军威如夏时之草木之怒生，故可配夏。然司马之主军，则当尚智进贤圣之士。在邹衍五德终始之说中，智本为水德，今言南方之火之司马之官当尚智，即无异言当用水以自克其火之盛，以免于此火之盛之杀人也。至于其言司徒之官属西方之金，则在四时为秋。司徒之官理民政，当求公平，使人各得其所，故尚义。此则如秋之使草木疏落而各得其所，不同于夏之草木怒生、以相凌犯也。此董子之言司马须尚智、司徒须尚义，亦不违儒家之旨，然其中之司寇之本职自在刑，司马之本职自在军，此军刑则为法家之所重。董子唯以智义之德，规约此人之为军刑之事者，即以儒家之义统法家之事。其于五行相生篇，更言司营造之事之官，其职配中央之土，谓其尚信。合上所述，则见儒者所言之仁义礼智信之五德，为五官所当分尚，而与四时五方相配，以见儒家所言之德行，通于五行之义者也。
此种以五行配人之德行与官职之说，不始于董仲舒。阴阳家之依四时十二月，以定其对人民之教令，而加以执行，已必当有其官守，如四时十二月中之各有其当令之神，以掌其时之运。官之有分掌农事、刑事、民事、营造之事者，亦原与人类之政治社会俱始。司马、司寇、司徒等官名，亦自古传来。又以此诸官，配人之德行，与四时五方，当如何配法，亦有种种不同之说。上引董子之说，亦非人所共许之论。然此于政府中之官职，视为分属于五方，于五方中，分别表现四时中之德，与人之五常之德，则直下展开一官职之世界，以应合于外在时空中之自然世界，及人内心之德性世界。由此而百官虽同在一政府，然自其职守之差别而观，亦如东西南北，各有其不同之方位，而不可相滥；其所为之事，顺次序而行，以相依为用；亦如四时之顺次序而行，以相依为用。此不同之官职须并存，有如五方之必并存，然后其所为之事，得相依为用，如必有五方，而后有四时之气之行于五方。此则又略不同于五德终始说中言帝王之受命者，只各在历史之世代中，更迭而起，而各偏尚五德之一，以上应于五方中之五帝之一者。在五德终始之说中，帝王只应一德以生，而在此董子之政府中，则有“以其职守，分别表现五德，代表五方”之诸官之并在，以合为一全体。则五德终始说中之一帝王之德，亦犹此五官中一官之德而已。由此而吾人可理解何以在董仲舒之学中，虽亦言及五德终始之说，然又非其说之主干之故。盖王者果能使其所设之百官，各代表五行之德，合以表现五德之全，则大一统之王政，亦可直接表现五帝之德之全。地上之人王既一，则天上之五帝，亦当只是一天神或上帝。王政之要，则唯在其设官分职之后，其事之能顺次序而行，以相辅、相制、相依为用而已。
此一重设官分职，使其事之能顺次序而行，以相依为用，原为政治之本质，更为秦汉以后大一统之政治所必重。然求合之于人之道德上之理想，与天之四时五方相配，则为儒家与阴阳家之思想之所增益。至中国古籍中，大言政治上设官分职，更重其所为之事，能顺次序以相依为用之一书，则为周礼。昔谓此周礼之书为周公治太平之书，或六国阴谋之书，皆无可征。然其书自西汉之末而出现，为新莽之所遵之而行者，则大可使人疑其成书之时代，亦相距不远。故方苞周官辨，以此书为刘歆假造，此固不必然。但此书对中国后世学术史政治史之发生意义，乃始于此时。此周礼之书，尚六。故一切官分属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每官所掌职者，亦恒分为六，如天官所掌有六典、六叙、六属、六职、六联等，地官所掌有六德、六行、六艺、六乐等，春官所掌有六瑞、六挚、六器、六尊、六彝等。此与依五行分五官之系统，初不同。史记言秦政亦尚六，故分郡为六六三十六郡，定官制亦以六为数。贾谊新书，以道德性神明命为六理、为内度，称六法；表现于外，为仁义礼智圣和之六行，与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艺、是为六术；以配阴阳之各有六月，以与天地之六合，人之六亲相应，亦见贵六之旨。管子书五辅篇言德有六兴，五行篇言人有六府，人道以六制，则亦似重六。此尚六之思想形态，与易经之八卦思想之尚八，及五行思想之尚五，各不同。然五行中之土，即周礼之天官地官中之地。周礼之春夏秋冬四官，则为四时之官。此重“序四时之大顺”，则为阴阳家之传统。吕氏春秋作于秦时，亦依此传统以论十二纪。依四时分官，明属于此一传统思想之流。既依四时分官，更依地而立地官，依天而立天官，并四时之春夏秋冬四官，即周礼六官之说所由生。管子五行篇既言六府，又言黄帝得六相，分任天、地、东、南、西、北之事。但其中尚无天官地官之名，唯言四方之官，即四时之官，谓：“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狱官）也。”又与董子及周礼皆略异。如管子书为早出，则周礼之六府、六官之说，或即皆本于管子。在此周礼六官说中，天官冡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初与董子之五官之配于四时五方之说不同，亦较为整齐而合理。周礼以天官冡宰为百官之总，地官司徒为理地上万民之民政之官，宗伯主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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