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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世学者之历史精神，及司马谈、班固对学术思想之类别与节度之论述，及学术、人文领域之形成
上述之秦汉学者之顺天应时之道中之天，乃一在时序时运中，见其节度之天。其将空间上之五方、人之感觉世界中之五色、五音等，与天上人间之五帝当令、人王当政之期，依阴阳五行之理，配合于四时、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与历史世代之运，亦皆是于时序时运中，见其盛衰终始之节度。人依月令而行事而生活，人王依五德之终始而受命、禅让革命、改正朔、易服色，亦皆是依时序时运，以为共有节度之人事，以形成人世之历史者。此一依天之时序、时运之节度，以形成人事之节度、及人世历史之意识，即为秦汉学者言天人合一之要旨所在；而不同其前之儒墨道之言天人合一，皆只自一统体普遍之道言者。由此而秦汉学者之学术，即亦首富于一溯往瞻来之历史精神。中国史学之真成一专门之学，亦在汉世，此当先说。兹按中国固早有史官，尚书之为史官所记，其源甚远。至周代而各国皆有国史之记载，孟子亦言孔子作春秋，然皆非专门之史学。春秋之三传本春秋所载之史事，而言其义理上之是非，以成其经学或哲学，亦非史学。然三传学者之本史事，而言其义理上之是非，已与先秦诸子之论学，唯举史事，以证其所立之义理者，不同其学术之道路，而见一较重视史事之旨。春秋之一名，原为表时序之名，上章所已提及之。吕氏春秋除有月令外，其十二纪中，亦包含种种相应于天之春夏秋冬之种种义理之陈述。如于春纪言本生言贵生，即所以相应于天之春生者也。于夏纪、言劝学、言音乐，即所以相应于天之夏时，草木等之由生而长中，所表现之喜乐者也。于秋纪，言用兵刑，以行威禁，即所以相应于天之秋时，草木凋落中所表现之刑杀者也。于冬季，言节丧安死廉节之义，即所以相应于天之冬时，草木衰死中，所表现之“由成始而成终之义”者也。纪昀四库提要，及余嘉锡提要辩证二书中，子部吕氏春秋，亦言及此。总而言之，此即已是纳有关人文、人德之义理于四时之序运之自然历史之下。吕氏春秋以后，上章所亦提及之淮南子要略，论古今学术，亦言伊尹太公之谋，孔墨申商之学，与淮南子之书，皆一一应时代之需要而生；亦一一各对其时代而显其价值。此便不同于荀子非十二子篇，庄子天下篇，韩非显学篇，论当时学术，只分派而论者。如吾人以易传之序卦传之“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以下所述，为一最早之自然文化史之文；则淮南子要略，即无异一最早之论学术史之文。淮南子俶真训，又将庄子所谓“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代表天地开辟之阶段。故以“未有始”之阶段，为“未成物类”之阶段；“未始有始”为“天气始下，地气始上”之阶段；“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为“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之阶段。此则无异言一自然宇宙之开辟史。董仲舒春秋繁露之书，原名如何，或不可知，然其书乃以春秋之义为本。其三代政制质文篇，言文质三统之更迭，谓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王鲁、而绌夏、亲周、故宋。其书多篇，皆及于建元之义，重年月日之始，重四时之运。至司马迁作史记，乃言其有闻于董仲舒之言 [2] ，而于经学外，开一专门之史学道路。更言其意在承孔子之作春秋之志，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谓“究天人之际”，亦即究人事之随天之时运，而相应俱行。此即所以成古今之变之历史者也。史记之八书中，有历书，以言历法；有天官之书，以言自然之天文；有封禅书，以言人对天地之神之礼；有河渠书，以言地理；有年表、月表，以纪史事之时。此皆应天时、地理，而为史。其八书之礼、乐、律、平准之书，与本纪、世家、列传，则所以记人文与人物之历史。此其所以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书也。史记而后，著史者辈出。故史学乃自汉而成一专门之学。然此一历史之精神，则初不表现于专门史学之书，乃先表现于经子之书，如上所述，再表现于汉人治学之重综合前人之学以成其学，重家法师法，以承先启后之精神。此一综合前人之学，以成其学之精神，亦正为使汉人于以前之学术，既求论其渊源演变，亦更为之分家，以评论其得失者也。
此求综合先秦诸家之学，以自成学之风，盖在晚周已然。礼记为儒家学者之书，而其中有道墨家义；管子当为法家之书，而其中有儒道义；庄子外杂篇文，亦多摄儒法之义。此前已论之，秦汉之吕氏春秋、淮南子，皆为成于众人之手者，更显然意在综合其前之学以成书。故吕览序意篇，谓其书“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归于言“智”之“公”。淮南子要略篇言其书“非守一隅之旨”。齐俗训言“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道合也……是非有处。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汉初学者书，如陆贾之新语，若非伪作，其书之尚仁义、重教化、轻刑罚，固本儒家；其言“道莫大于无为”（无为篇）“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至德篇），则道家义。其慎微篇言“道因权而立，德因势而行”，则法家重权势之旨。贾谊新书更明兼言道德与仁义。汉书载贾谊“与李斯同邑，尝学事焉”。故其论政，亦重改定法制。董仲舒乃明宗孔子，然其书亦兼取阴阳、名、墨、法、道、诸家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乃明分其前之学术思想为六。刘向校书，乃于其前之书，以七略为分类，于诸子之书，分为九流十家，为班固汉志所承。实则先秦唯有儒墨二家之名，余家之名，皆秦汉人所定。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乃以本虚无因循之道，而善养人之精神者，为道家；以重人伦之礼者，为儒家；以顺时节、立教令者，为阴阳家；以严刑法者，为法家；以正名位、名实者，为名家；以重经济上之强本节用者，为墨家。然司马谈乃以为唯道家可统摄诸家。则司马谈之学，即以道家之学，综合诸家之学也。司马谈论道家学，重虚无因循之义与精神之义，语多同于淮南子。淮南子之综合诸家，亦即以道家学为本者也。然其先之吕氏春秋，则重仁义礼乐之意多，其儒家之色彩又较重。后班固汉书艺文志，归宗六艺，以衡论九流之学，遂谓儒家于道为最高。然亦言各家皆同源于王官，皆于王政有所用。故班固于儒家言其“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于道家言其“盖出于史官，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合于易之嗛嗛”；于阴阳家言其“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于法家言其“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合于“易之明罚饬法之义”；于名家，言其“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合于“孔子言正名之旨”；于墨家言其“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于纵横家，言其“盖出于行人之官”，合乎“孔子贵使者之义，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于杂家，言其“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于农家，言其“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合于书经“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及孔子“所重民食”之旨；于小说家，言其“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然亦合于孔子“虽小道，必有可观者”。更总而论之曰：“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说，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减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亦皆股肱之材也”。此班固于九流十家之说，谓其所自出之王官，其学之宗旨所在，与其所合之六艺孔子之言，皆不必尽当。然班固于此九流之学，能更推本其源于古代之官师合一之学，明其义之合于六艺与孔子之教，而见其可相辅为用，以成王治。此自是较司马谈之六家之说，未明及此等等者，更为备足。然依吾人之意言之，则此司马谈班固之论六家、九流之各有所长、所得，亦各有所短、所失，实乃本在依一综持之精神，以对先秦各家学术思想之义理，分别为之划定种类范围，以见其言之互相制限，使用其说者，有一节度，以配合之为用。此先秦所传之学术思想中之义理，其所以有此六家九流之分，又正是与人之文化领域之分，其他专门学术之分，大体相应，而可由之以见汉代学者之所以蔚成人文之道者也。
依司马谈言道家之学，重养人之精神，此为君者所最当学。养人之精神之学，即通于人之一切精神修养、求养生、长生之医学与神仙之修炼之专门之学。依班固言，道家之学，源于史官，即通于史学。依司马谈言，阴阳家之学，重依四时中自然物之情形，以定人在四时中之生活之规律，此即通于专门之天文历法之学，及载自然之山川，与其动植物之地理之学，以及包含迷信，而本天象物类，以为占卜之术数之学。法家重以法律治国、以兵强国，则通于专门之法律之学，及兵家之学。班固言纵横家之学，则通于外交之专门之学。儒家重明人伦之德、人伦之礼，而礼必连于乐，礼乐又通于诗文与艺术之学。司马谈以墨家重强本节用，则重在言墨家之重经济生活之意义。班固则以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而重明鬼，则重其宗教意义；而墨家之学，即当与祭祀之礼之专门之学相通。班固以农家为能重人之经济生活者，有类司马谈所言之墨家。农家之学，则与农艺之专门之学相通。涉及人之经济生活者，除农业外，兼有工商业。顺农家、墨家、重经济生活之旨，亦必可承认工商业之重要。而货殖之学、工技之学与财政之学，亦与农家墨家之学可相通。司马谈、班固谓名家之以正名位、名实为事；即名家之目标，在使名当于其义。而以名释名之义者，则为语言文字之学。则名家之学亦可与语言文字之专门之学相通。班固之杂家，综合各家以为学，可不必论。本上所言，已见诸家所重义理之不同，乃由其所关联之人文领域与专门学术之不同。今言人文之领域，不出伦理、宗教、对自然之知识、技术、历史、政治、经济、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之范围，而专门之学术亦即涉及不同人文领域之专门之学。能知各人文领域、与各专门学术之各有其范围，而互相制限，其效用皆自有其节度。今更使之并在而俱存，相生而共长，即为使人文化成于天下之大道。而在中国之汉代之为诸子之义理之学者，则大皆已不偏限在九流六家之一以立论，而于各家之说，视为各有其用，故于其所通及之专门之学，亦能使之并行不废也。
吾人观七略、汉书艺文志所载之书籍，其中之七略之分，乃本学术之源流而分，故先六艺略，而后诸子略、兵书略、诗赋略、方技略、术数略。若以其所论学术之类别而分，则六艺中之书与春秋，自是历史，诗乐为文学艺术，礼即伦理政制，易则初为占卜之书，属术数之学，其中之涉及天地万物之事者，即人对自然宇宙之知识之原始。诸子之学中，儒者兼综六艺，然重心初在诗礼乐。墨由儒而生，而重本尚书所记之上古圣王之敬天爱民之道，以立义于天下，重人民之经济生活，尚农工之事。道家求自乐自得，由人乐而言天乐，以乐天道，而与造物者游。周礼衰，而内治其国，外交于他国之事，皆不必由礼，而可只以法内治其国，更以兵与他国战，以纵横之术与他国交，而法家、兵家、纵横家之论生。阴阳家顺天时之变，以立教令，犹易教之重“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名家之“正名位名实”，则谓之为由于礼之正名位而来，与一切诗书之文字，皆须求合实而来，皆可说。此即诸子之学原于六艺之学之大略也。后章实斋文史通义，言诸子原于六艺，亦正承班固之旨。至汉志之诗赋略，则诗乐之流。兵书略自属于兵家之书。术数略中天文之书言天星；历谱之书言历法；五行之书言金木水火土之形气，兼及五音六律；蓍龟杂占之书，言以物为占卜；形法之书，言地上九州之势，以立城廓室舍，及人与他物之度数。方技略中，则有医经之书以治疾，房中之书以节男女之欲，神仙之书以长生。此皆或连于道家养生之论，或连于阴阳家之顺天时，而求察往占来，观自然之物类，以定人事之当如何之教，而亦皆属于今所谓自然科学、与应用于自然之技术科学之类者也。
上来所论，乃意在说明汉之学者能为六家九流之诸子所言之义理，辨其应用之范围与制限，使之相辅为用，咸有其节度，即能于人文之领域或专门学术，使之并行不悖，而皆肯定其价值。故至汉代而天文、律历、医学、农业之学，财政之学（如管子轻重篇，及盐铁论等书所述）诗赋之学、文字之学（如由李斯之作仓颉篇，赵高之作爰历篇，至许慎之分五百部首为说文解字）等皆立。诸子之学之所自本之六艺之经学，亦有师法、家法，以各成一专门之学。故中国之人文世界与学术世界，形成为一包含多方面之全体，亦实始于汉；其根本精神，则唯是能综合诸子之学以为用，而知其制限与节度之所存、以为道而已。今按此对各家学术之价值与功用，观其制限或节度之所存，其原亦在秦之政制对学术之统制。而李斯韩非之重统制，又可说原于荀子之重辨统类。荀子重辨统类，而其评论诸子之学，即谓其皆不能知统类之全，而恒只得其一偏，故诸子之学皆有所见，而亦有所蔽。荀子言王制，即重农、工、商、士、天子、三公等各类之社会政治上之人，各有其职位，以有制限，合以“壹统类”；此在前文论荀子时已及之。然由荀子之学至法家之学，则法家所欲成就者，唯在国家之统一富强，故重农工、而轻士与商，更只重政治上分官分职之统于一君之权；而不重人文之礼乐，亦必非排儒道墨诸家之学，而视之若一无有是处。此则又不能如荀子之视诸子之家，咸有其所见矣。由此而法家之学之用于秦政，即只教学者以吏为师，而学者之学，亦皆只所以学为吏，而禁止其外之学之自由讲述。然此亦即对学术之活动，加以制限也。学者以吏为师，而吏有种种，则学术亦自分有种种之部门。秦之博士官，亦固各有其所职掌之学术，以并存于秦廷也。然以吏为师者，其所学之范围过狭，而秦之博士官亦不多。秦亡而汉废挟书之令，民间之学术皆起，而汉所设之学官亦多。然后汉之学者，能对先秦之学术，为综持之论，而分别观其性质、种类、范围、制限，亦更能开出种种专门学术之途也。
二 汉世经学思想中礼制之道，见于白虎通义者
就此汉代之学者所承于先秦之六家九流者而观，则大皆不专宗一家，如上已及之陆贾、贾谊、淮南子、董仲舒固然；后之扬雄、王充、王符、仲长统、荀悦、皆好学博览，初不专宗先秦之某一家；而于先秦之儒、法、道及阴阳家之流之学，并有所摄取，以成其学。此汉代诸子之学，以其皆不专宗先秦诸子之某一家；即皆可称为先秦子学之通学。至于汉代之学能自成一专门之学者；除文学、文字学、医学，及其他方技、术数之学外，则为汉世之经学与史学。在先秦，诗书六经与史籍，为诸子之通学；一一诸子之学，各为一专家之学。在汉世，则学先秦诸子者，多通学；而经史之学，反成为专家之学；遂与先秦成一颠倒。故欲知汉世之专家之学，则对经学与史学，更当重视。汉代之子书，对整个政治文化所表现之影响之价值，亦不如汉世之经学史学之大。西汉之经学家，初各有其传承，故初不免于相争辩。争辩而求归于一是，西汉有石渠阁之会，东汉有白虎观之会，由白虎观之会，而班固有白虎通义之书，盖即会议讨论之成果，由班固编定者。由此书之规模，吾人亦可见汉世经学家所思索讨论之问题，实遍及于宇宙、人生、文化、政治、经济之各方面。今据陈立白虎通义疏证，分此书为十二卷，今先略述其主要内容，再略析其大旨，以见其哲学涵义。此白虎通义之主要内容：卷一论爵位。卷二论名号称谥，与祀法等。卷三论社稷礼乐等。卷四论封爵、宗法、兴国、建国、迁国、京师、制禄、五行之物之性、五味、五臭、五方、阴阳盛衰，五行之更王、相生、相胜、变化，及人事之取法五行等。卷五论兵、征伐、讨贼、诛罪、休兵、复仇、谏诤、记过、隐恶、射、饮酒、养老等。卷六论致仕、入学、尊师、师道、学校、明堂、灾变、封禅、符瑞、巡狩、道崩、归葬、五岳、四渎等。卷七论政治上之考黜、王者之三不臣、诸侯不纯臣、子是否为父臣、王臣仕不仕诸侯之问题、王者臣之五不名、筮龟、占卜、圣人、八风、节候、与王者顺承之政、及商贾等。卷八言瑞、蛰、王者改朔、三正之历法、存二王之后、夏殷周之三教、三纲、六纪、性情、五脏、六府、魂魄、精神、寿命、宗族等。卷九论姓氏、名字、天地、日月、四时、岁、朝夕、晦朔、衣裳、佩带、刑法、五经、与其教等。卷十论嫁娶、及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嫁娶之礼、绋、冕、爵、弁等。卷十一论丧服、衰、杖、倚庐、吊、奔丧、殡、葬、合葬、坟墓等。卷十二论郊祀、宗庙、朝聘、贡士、车旗、田猎等。
今只观上所略述此白虎通义之主要内容，则吾人即可见此书所涉及之范围，实遍及个人之性情、魂魄、精神、与其姓氏、名字、爵位、称号；人与人间之伦理、社会、与政治之关系组织、礼乐、法律、兵事、教育、经典、卜筮等、所合成之人文世界；以及人所在之自然世界中之天文、历法、地理、气候、物类，人以上之神灵世界之天帝、社稷、祖宗之神；人之在此自然世界之利用厚生之经济生活、与死葬之事、人之对此诸神之封禅、祭祀之宗教性的典礼。其所论者，虽皆以种种名物为标题，而贯于其中者，则为一经学家之道术，而有其哲学涵义者也。此经学家之道术，与子家史家之道术之不同，在子家之道术，乃直求建立义理，而以事物名器为佐证。史学家之道术，则在言史事之变，其中亦包括思想之义理及名器之随之以变。经学家之道术，乃即名器以见道，即事物以言理。其所用之名器事物，多承于古，故即之以见其道其理，便无古今之分别。更本其道其理之所涵，以创制名器事物，而通经遂可致用。此盖为汉世之正宗经学家之观点，而初非只以注释、考证经文为事者也。凡一事一物一名一器之用，无不与其他事物名器相连，故重其用，即导使人之思想，趋于理解此人文世界之名器事物之全体，与其对自然世界及人以上之神灵之关系，此即经学思想所具之哲学的涵义之所在也。
在人文世界之名器事物之中，“名”为最重要者。对器与事物，人固莫不以名名之；而人之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之地位，更要在以名加以规定。此每一人之有一名字，而他人得呼其名字，以称其人，即使其人在他人之心灵生命中，有一确定的地位。人除其个人之名字外，尚有其姓氏，代表其在一家族中之地位。一家族之有其姓氏，有其历史的渊原，亦表示其个人之血族，在社会政治上之地位。人在社会政治上之地位，又由其爵位之名，加以确切的界定。至于人之人格自身之价值上的地位，则赖种种才德之名，加以表示。如“五人曰茂，十人曰选，百人曰后，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日杰，万杰曰圣”（白虎通义卷七）。此种种之名，不只可用于人之生前，亦可用于人之死后，而为谥。由人之有个人之名字、姓氏、爵位、与谥等，即使一人在他人心目中或整个社会中、与历史世代中，有一确定之存在地位，而亦见此一人与其他之人之种种人伦关系、社会政治关系之所在，及人之职责义务之所在。人在社会之名位之如何，而其职责义务如何，又即连于其当用、可用之器物如何，所当为之事之如何，其立身之道，所成之德之为如何者。此名器之重要，在任何社会中，人皆原可知之。在中国春秋时人，亦已有“唯名与器，不可假人”之语。孔子言为政，亦以正名为本。然此名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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