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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终始而转移。然在晚周，除孟荀之儒家外，道家与法家，则皆为显然主张一切文物制度当随时代而变者。礼记中庸言“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表记之言“夏道尊命，……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先鬼而后礼”与“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及“虞夏之质”与“殷周之文”之不同，礼运言大同与小康之不同，公羊家言三世，皆谓不同时代有不同之政治制度与道德精神。邹衍言自天地剖判以来，即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符应若兹，则正可能为此一流之思想之一先驱。此一流之思想，皆同可谓为对人之政治文化历史，加以反省而生之历史哲学思想，并由此思想以主张在今后应有一新时代、新政治、新道德精神之兴起者也。
三 秦汉时人之历史时代意识
此上所说可能由邹衍为先驱，所开启之晚周之历史哲学之思想潮流，乃晚周之道法儒之徒，所共同开启之一思想潮流。此一思想潮流，乃兼顾往而瞻来者，故亦或以一预言未来之姿态出现。其中法家首实现其开创一新时代之理想。秦始皇帝之自以为“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史记言其自名始皇帝，以使继之者为二世、三世、以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即亦代表一超越过去一切历史时代之圣王，而使宇宙一新之意识。为李斯所作而以“皇帝临位，作制明法”二句始之泰山石刻文，亦见一空前之新时代来临之自喜之情。然史记又言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周为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皆决于法……然后合于五德之数”，则见此始皇，仍只是应五德终始之说之水德，而兴起者。水德之后，自当有代水德而兴起者，则何千万世之足云?故汉兴之初，张苍以唯汉能应水德，以胜周火。贾谊、公孙弘，又主汉当应土德，以胜秦水。此皆谓后一时代应胜前一时代之德之说；其序，为以后克前之木金火水土之序，以此为革命之说之所据。自刘向以后，乃又有前一时代应引生后一时代，而主五德之转移之序，当为金水木火土之“以前生后”之序，以此为禅让之说之所据。终汉之世，五德终始之说，迄为人所信。此其根底，盖在汉人之历史演变之意识。
今按此汉人之历史演变之意识，一方表现于向后追溯，一方表现于向前期待。其表现于向后追溯者，则沿邹衍之五帝之说，晚周已有三皇之说。三皇之说有种种。秦汉人之天皇、地皇、人皇之说，则纯出于想像之构造。邹衍言有天地未生以前之事，淮南子亦言天地开辟以前之事。（淮南子俶真训）纬书则有“太初为气之始，太始为形之始，太素为质之始”，“太易始著，太极成；太极成，乾坤行；乾坤行，太极大成。一大之物名天，一块之物名地，一气之 名混沌。”（乾凿度）“元，清气以为天，混沌无形体”（春秋说题辞）等言，为汉儒所承。故郑康成注易有太极曰：“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气。”，何休公羊解诂隐元年注：“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汉书律历志言“太极元气，涵三为一”，正本于纬书。班固白虎通义卷九，论天地之始，亦引乾凿度之太初、太易之说，并言天地始于混沌。许慎说文解字释一字曰：“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此皆由对当前历史，向后追溯，以至天地未生之前之想像，而启示人以一形而上学之情调者。在另一方面，则汉人之历史意识，更表现于向前期待，以由前时代，进入一新时代之想。故汉人之书，多以“新”为名。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新序，桓谭新论 [1] ，王莽之国号亦曰“新”，皆见汉人之欲建一新时代之想。项羽见秦始皇言，“彼可取而代也”，汉竟代秦而兴，固亦已是一新时代。然此五德终始之说，则更为汉人所据，以期待汉以后之新时代者。故汉兴百余年，至昭帝，而董仲舒弟子眭孟，即据五德终始之说，言汉德之将终，于是有哀帝再受命之事，然仍不能挽回人心之望另一新时代之起之想。王莽即初由应此人民之望，本五行相生之说，而受汉禅；汉光武又由应人民之望有一代王莽之新朝者，而更兴起；本此革命与禅让之说，而汉禅于魏，魏禅于晋，历六朝隋唐至宋太祖受周禅，皆假禅让之名，行改朝易姓之实。此汉世以后，视革命禅让之事为不可已之一思想，固导自阴阳家之五德终始之论。然自其远原言之，则此一新时代当有新精神，在上所引孔子言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皆有所损益，故继周者对周礼，亦当有所损益，礼记之言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道法诸家，重因时势以为新政，并有其义。自其近原而言之，则在秦代，言顺时令以为政，而成之书，则首为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为吕不韦宾客之集体创作。史记吕不韦传，谓其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高诱初注其书，谓其“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其言皆甚泛。吾意此书规模固大，尤善即事明理。其应同篇，亦及于五德终始之说。然其书特色，则要在顺一年十二月纪之时序之变，以说王者之为政修德之事。次则有淮南子之书，规模亦大。其书除有时则训等篇，言人之顺四时而生活之外，更重言古今之时势之变，及学术文化亦随时代而新生之旨，如其要略篇所说。再次，则有董仲舒承公羊家之春秋之义，以天之道虽不变，而三王之道，以遭变不同，必迭起为用，以救溢扶衰，以春秋当新王之思想。更次为王充之不同时代皆有圣贤人出，今世不必不如古，而著宣汉篇之思想。凡此诸家之著，皆见秦汉之世之学者，视其时代为新的时代，而应有一新的政治制度，新的道德文化之精神，运于其中。此皆与阴阳家之思想之流，重人事之顺天应时而俱变之思想，相涵接而不可分，而亦皆可名之为言人之顺天应时之道之思想者也。
此阴阳家与秦汉学者之顺天应时之道，不同于泛言敬天、知天或事天之道，或泛言待时、应时或随时之道。如泛言敬天，而视若一人格神而事之，则此为诗书与墨子中之敬天、事天之旨。至如重知天命以知天，尽心知性以事天，尽性以达天德，则孔、孟、中庸之旨。以天为人之心知生命之原，更知天之亦为知之所不知，则庄子之旨。既知天行之有常，而不更别求所以知天，则荀子之旨。孔、孟、庄、荀之知天，已重在知天命、天道、天德，而不重知天之自体为人格神之义。荀子之天，尤近乎自然主义之天，只为一四时之运之原，故曰“天有其时”。圣于泛言重应时、待时、随时，则各家之论中，固皆有之。如孟子言：“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孔子圣之时者也。”即应时而知其义之所存者也。孟子亦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唯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耳。墨子急于救时世之弊。庄子大宗师亦言真人“喜怒通四时”、“以知为时。不得已于事也”。易传更处处言时，如乾卦彖言“六位时成”，坤卦文言“承天而时行”，随卦言“随时之义大矣哉”。则言敬天、知天、事天、待时、顺时、随时，乃此先秦诸家之公言。然阴阳家与秦汉学者之顺天应时之道，则自有其特殊之意义。此则要在此所谓天，非泛言之自然之天或人格神之天；而此所谓时，亦非泛言之时，此时乃一有种种“节度”之时。故此时所自原之天，无论视为一自然之天，或人格神之天，皆为一其活动有其种种节度之天。此一有节度之天时之观念，则涵义至为广大，正为阴阳家与秦汉学者所最能加以重视，而求一一引绎之而出者也。
易节卦彖曰“天地节而四时成”，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四时即天之自节自革，以成四时之节度之事也。易传又言“刚柔者昼夜之象也”，一昼一夜，亦天之变化之节度如一刚一柔者也。易传又言“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寒暑相推，即寒暑之自节自革，以使岁有寒暑之节度也。此人之知有昼夜、寒暑、四时，盖与人之历史文化俱始，不待专家之学为之教也。人于寒暑、四时、昼夜中，见日月星之变化，江河之水之盈亏，植物动物之盛衰生死，更应随其时，以为采集、狩猎、耕种之事，亦初由累积经验，而自知为之者，亦初不待于专家之学也。至于记天象、物象之怪异者，及记人对自然物所为之狩猎、耕种等事，以成原始之史籍之内容，亦不足言真正学术知识。然人至于自觉此天时之有寒暑、四时、昼夜之节度；更知其由于天之日月星之运行；并知此日月星之运行，自有其轨道与缠位；再能依日月之运行之周而复始，定一年为十二月，或更分一年十二月之气候之不同，为二十四气；则为人之以空间位定天象之天文知识，与以数定时间历法之知识之始。此中天上之日月星之空间位之转移，见日月星运行于空间之节度；而由之所成之四时、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之变，则为天时之节度。在不同之天时中，地上之川原之盈亏，动物植物之盛衰生死不同，则见地上之物之如何存在，亦自有其节度。由此而人之自求生存于此地上之一切对诸自然物，所为之事，亦有其自然而当然之节度。人之自觉的反省及此天时之变、与地上万物及人之活动，原皆有其自然相应合之节度；更求人之活动之节度，恒与天时之变万物之变之节度，处处相应合，而不过；则为阴阳家之学术思想。史记记邹衍之学，言时间空间与万物，归于仁义节俭。人之所以当节俭者，正所以求与天时之变，及地上之万物之变相应合而不过也。
四 天时与人事历史中之节度意识
按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以及小戴礼之月令，大戴礼夏小正，逸周书时训解、管子幼官、四时、五行、诸篇，皆同具体指出四时、五方、十二月中，自然界之日月天象之如何、天气之如何、动植物之如何、与之相应之音律数如何、色香嗅如何，及与之相应之人之事之德、祭祀、居处、服色、时政等当为何。此诸书所记，互有出入，而大体相似。谓之月令者，郑目录云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蔡邕明堂月令论，谓是“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则此月令，乃王者配天时，而于每月中对人民之所令。亦犹古所谓“天之命”通过王之命，分别见于十二月中，以对人月月分别有所令。若然，则月令之观念亦可说为昔之天命、王命之观念之特殊化而成。此月令书毕竟始于何时人，不可考。或谓礼记月令为周公作，（如贾逵马融蔡邕之说），或谓礼记月令乃本吕氏春秋而作（如礼记正义所引郑目录之说），皆无确证。以理推之，初当是人在十二月中之生活所自然演成，而不必由何人何书而始。此言四时十二月之时令之变，其见于礼记、吕氏春秋、逸周书、管子、淮南子等书者，亦盖辗转抄袭成。然其所以辗转抄袭，则正见其时代之人，皆重此依天时与地上万物之节度，以定人之所为之节度，之思想潮流者也。
上言此月令等书言四时、十二月中天气之变、动物、植物等之变，亦言及十二月中所应之音律数之变，与其所相应之色味臭等之变。此乃由于人在四时、五方、十二月中所接之自然物不同，其所感觉之色声味臭，自亦随之而异之故。人所感觉之色声味臭有五色、五声、五味、五臭之不同，自相节限，而各有其度量；亦正如昼夜、四时、五方、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之变、天象与地上之动植物之变之自相节限，而各有其度量。即似皆同可以五行之义贯通之，以明此种种不同之节度之自身间之应合关系。此“五行”之义，即可成为一具通贯意义之哲学观念（此可参考隋萧吉五行大义及明戴廷槐性理会通五行总论等书）。凡彼有节度之物，皆有限之物，亦皆必在天时之运行中，相代而起。天之昼夜、四时、十二月、二十四气，固自相代而起；其依时而生之物，亦莫不相代而起。相代而起者，此终则彼始，此消而亡，则彼息而生。凡终与消，皆如日为云蔽而可谓阴；凡始与息，皆如日之出，而可谓之阳。而一切事物之终始消息之变，即皆为阴阳之变，而阴阳亦为具贯通意义之哲学观念。邹衍言阴阳消息，又言五德终始。然终始即见消息，五德属于五行；则言五德终始，即言在此阴阳消息中之五行。阴阳之消息始终之观念，初所以明事序，而属于时间，为纵的。五行原指地之五物质，初所以辨物类，而定五方之空间位，为横的。合之以言整个之时空，或宇宙中诸物类之消息始终，而见其无不有其节度，以生于此时空或宇宙。而人之行事，亦即当依此天之阴阳五行之节度，以顺天应时，以成其行事之节度。此即阴阳家所陈之道，所以更有种种细节之故。汉志言阴阳家“敬授民时”，司马谈言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皆未尝为苟说。舍此而对阴阳家之思想，作歧想，皆未能于阴阳家之道有的解者也。
但在上列月令等书，不仅言此自然之天，有其四时十二月，其四时之序，与地上之五方及物类之应合关系；亦言及上天下地之神灵，有在十二月中次第当令者；而在五方中，则有天上之五帝，分别为其主。此十二月中之神，如勾芒等，或为与地上之动植物之生殖相关之神，如希腊之Dionysus初为助葡萄成熟之神。此当令于五方之天上之五帝，则当是后于历史上之五帝之说而起。二者又皆可能是后于齐自称东帝，秦自称西帝而起。此天之五帝之名，可配于五行五色之名，亦或由于五帝之名，原由一般之火神、水神、土神等之名而来之故，此皆不可考。然要之此以十二月中之每月只有一神主之，五方之每一方，各有一天上之帝主之，乃表示神灵之活动，亦有其时间空间上之范围或节度者。五德终始之说中，言人间帝王之受天命而生，亦即言其只是受天上之五帝之一之命而生。人王之政治命运，有其盛衰，亦即原自天上之五帝在历史之世代中之当令与否，而有其时运。此即不同于诗书中，只以昊天上帝之降命于人王，其事之靡常，以说明人间帝王政治命运之靡常者。此乃是将诗书中之一昊天上帝，分化为次第当令，而具不同之五德之五上帝，以使其当令而降命人王之权力，亦自始即依其德之有定限，而有其定限或节度者。由此而人间改朝易姓，而有政权之更代，即使在天上当令之五帝之德及权力，与人王之德及权力，皆同有其时运与定限或节度。于是人间之人王，必应具五帝之一德，而承其命以兴起，亦必以其所承之帝之德之权力之运既终，而其命亦革，乃为承另一帝之命，而兴起之人王所代。此即是为人间之革命禅让建立一宗教之基础，亦为人所信之天上之五帝，建立一政治之涵义。易传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所谓顺乎天，在汤武之时，当只是顺一昊天上帝。然在五德终始之说既起之后，则此顺天，即是顺天上之五帝之一，以成其人间之革命。当此人间在革命之时，天上之五帝之命，亦自见其节度，以成天上之革命，而使此天上人间，同入于一革命之世界。如以禅让代革命，亦是天上人间同行禅让之大礼。此又即此五德终始之说之影响于秦汉之政治思想，何以如此其巨大之故也。
关于此天上之上帝，其数何以必为五，以与地上之五方人间之五德配合，以合为五行之论?又以此五行之说，分自然万物之类是否皆适当?又其与五色、五音、五味、五臭等，是否皆果有其应合之关系，而一一皆容吾人以五行说之?此皆非吾人今所欲讨论之问题。如依易传之八卦配四正四隅之说，八卦各有一德，则人间应有八德。地上应有八方，天上亦应有八上帝，则人亦可倡八德终始之说。然易传说卦又言一帝出于震，以运于八方，则又初只有一帝。此八卦之系统与五行之系统，初明为二系统，则如何将此二系统，配合为一，遂成汉代易学家之问题，后文当及之。然此二系统，同以为世界之时间、空间、不同类万物、以及天神之德之权力，皆各有其节度，而人当法此节度化的宇宙，以形成此节度化的人间则一。此秦汉学者，重观此一节度化的宇宙，而求人之顺天应时之道之精神态度，即亦更有其类似之表现，见于秦汉学者之言政法学术道德等人文之道之他方面者，将更论之于以下诸章。
此阴阳家所开启之顺天应时之道，其影响于中国后世之文化风俗及民间生活者，为中国人之重节气如清明、端阳、七巧、中秋、重九、冬至、过年之类。但在汉世，尚不必已全有此诸节气。此中国人之重过节之伦理文化涵义，吾于中国文化精神价值一书第九章第一节尝论之。至于此重顺天应时以生活之道，则演变为后世皇历之书，对人每一日之生活之事，皆定其宜与不宜。人果依之以行，未免过于机械。然亦可使人之生活，恒有节度。此其义固亦由周秦两汉之世，历二千年，以传至于今。而此顺天应时之道之影响，亦不可不谓之广大、而长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