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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易经一书之起原
易经与易传之书，古今之注解者至多。昔欧阳修易童子问，尝谓“大抵学易者，莫不欲尊其书，故务为奇说以神之”，而各家易注易说，彼此不同。今考易经一书之原，仍以孔颖达疏及朱子之说其初为卜筮之书为正。人或以卜筮为小道，而不知卜筮中，亦可引出超乎卜筮以上之道。后当论其义。易上下经之六十四卦之辞，明处处言吉凶悔吝，显为占卜之辞。其元亨利贞，盖最早之占卜之断语。左传国语，明载当时人以易为占卜者。礼记祭义言：“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在周礼，易掌于太卜之官。史记谓秦焚书，以易为卜筮之书，得免于焚书之列。则易之原为卜筮书，无可疑也。至于此易之一书，毕竟始于何时，则昔人或谓易始于伏羲画卦，此乃本系辞传之文。然系辞传只言“庖牺氏之王天下”之“为网罟，盖取诸离”云云。此所谓盖取，当如朱子所谓：“不是先有见乎离（卦），而后为网罟，只是为网罟之合乎离之象。”（朱子语类卷七十五）陈沣东塾读书记卷四谓此“取”如考工记“轮人取诸圜”之类。则系传文不足为易始于伏羲之证。其言易始于神农，以至文王、周公者，亦同是后人推想之辞。系辞传下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亦疑而不断之辞。今唯可据左傅国语诸书，已谓春秋时人用易为卜筮，则其书在春秋时应已有。史记谓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论语记孔子有“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之言，又引易之“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曰：“不占而已矣”。易传亦多引子曰之文。然人亦或据鲁论于“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之“易”作“亦”，连下句读，而疑及孔子学易之事。然则于论语之不占之句，及易传引子曰之文，又作何解?故仍以谓孔子尝学易之说为是。故前论孔子思想，亦引及易传孔子语。然孔子之学，亦非必由易学入。故孔门之颜子、曾子、子夏、子游、子张与孟子之言中，皆不及于易。荀子大略篇谓“善为易者不占”，亦未尝论易。此外则墨子、老子、及庄子内篇与韩非子之言，皆未及易。唯庄子天下篇有“易以道阴阳”一语，而此篇则为晚出之文，前已及之。此外则乐记“天尊地卑”一节文，与易传文略同。又吕览应同篇有“水流湿，火就燥”之句，易传中亦有之。然乐记、吕览并为晚周以后之著。则易经一书，对一般哲学思想之发生影响，至易传之成书其时代应亦在晚周。崔东壁洙泗考信录卷三引杜氏春秋传后序，谓：“汲冡县中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又谓：“子夏教授于魏久矣。孔子弟子，能传其书者，莫如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于孔子，而出于七十子以后之儒者无疑矣。”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史记与汉书儒林传所载孔子传易于商瞿之说，则甚怪。孔子何以传易于少孔子二十九岁之商瞿，而不传于晚年大弟子，如子张、子夏、曾子、子游，亦殊不可解。仲尼弟子列传谓孔子尝预言商瞿有五丈夫子之说，此无异视孔子为预言之术士。此传说尤怪。又商瞿之易，再传至驶亍臂子弓，五传至汉之田何，皆次第单传，并是汉人之说。足见易学在先秦，初非显学。故易传之书，虽引及孔子之书；然以其成书之时，言其在中国学术史上之地位，则当与中庸乐记礼运诸篇略同也。
由易经原为卜筮之书，以观其六十四卦卦爻之辞，则所言者，初不过人之行路、履霜、入林、涉川、从禽、乘马、求婚媾、从王事、遇寇、帅师之一般生活中之事。其言进退往来吉凶悔吝，亦不过指人在此类事中，进退往来之行之吉凶悔吝，初无大深旨奥义。盖由人之恒于其当进当退、当往当来，先有疑惑在心，遂以易为占卜，自定其行止。以易经为占卜之起原，初或为灼龟，而观其纹或断或续，所象之事物，后更就三纹或六纹所可能有之断续之数，以成八卦六十四卦之形，而以八卦分别象“物”，以八卦结合所成六十四卦，分别象“物与物”结成之“事”。后人或无龟可灼，乃以蓍草之断续，代灼龟之纹之断续，更以蓍草之数之多少为卜。又或易原为周人之易，周人初业农，故自始以蓍草为卜，此亦难定。至于易传大衍之数一章，则各家解释亦不同。依朱子释，谓此易之筮法，乃以蓍草五十，用其四十九，更挂其一，留四十八。再分置二手，各以四数之，使两手所余，各至多不超过四茎，而旁置之。如此数者三次，则留在手者，以四数之，便得六或七八九之数。以得八或六者定一阴爻，以得七或九者定一阳爻，如此次第定六爻成卦。更于爻之由九六而定者，视为当变之爻，即变而占之。此即朱子释大衍之数一章所言以六七八九之数，定卦爻之法也。其详可观朱子易学启蒙。然于此何以必需于五十蓍草，只用四十九，更挂一而以四数之，以至三次，则可说有理，而非必然一定之理。大衍之数一章，言分为二以象两，象阴阳，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此亦正同礼记乡饮酒义之言宾主象天地，介僎象阴阳，三宾象三光，坐于四方象四时之类。人能于宾主相接之事与卜筮之事中，皆见有阴阳、四时、三光之道，在其中行，固亦甚美。然如胶执以说之，谓人乃先知此阴阳、四时、三光之道，然后有此宾主相接及卜筮之事，则不合于历史事实，亦无必然一定之理可言矣。
此外在八卦中某一卦象某物，及八卦结合所成六十四卦之某一卦，象一某物与某物所结成之事，其初亦当是唯凭类似之联想以断。此类似之联想，亦初不必皆依一严格之规则以进行。故乾象马可，坤象马亦未尝不可。但人经多次卜筮之后，即亦可共约定，以何卦专象何一类之物，或在一类之物中，分别以八卦之一，象其中之某一种。此即如在家庭一类之物中，乾象父、坤象母，其余六卦分象六子。或在人身体一类之物中，乾象首，坤象腹，坎象耳，离象目……又在自然界之物中，乾象天，坤象地，离象火，坎象水，艮象山，兑象泽，巽象风，震象雷……是也。由此而八卦之互相结合，所成六十四卦中之一卦，即可分别象一种物与另一种物之结合所成之某一种之事，而同种类之事物，则可有其同种类之理。则在八卦或六十四卦之下，所举为例之物虽少，而其所代表之类则甚大，其所具之理亦甚大。此即易传所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也。
然吾今无意对此易数、易象、或一一卦所象之物之类之理之问题，多所讨论。毕竟易经最早成书时，以八卦之某卦，象某类之物之某一种，其所象之物之类之种，毕竟有多少，盖初亦当依其时之人所接之事物中所重之事物，而共同加以约定。否则由占卜而定得卦爻之后，将全无一定之解释。今之卦爻辞，盖即依此种种之共同约定而作之若干解释，录之成书，以供后人于占卜时得更依类依理，以观其所象，而推断其吉凶悔吝之情形、与其进退行止之宜如何者。然此对八卦六十四卦所象之事物之共同约定者，毕竟有多少，一卦爻之有一定解释多少，容人之自由解释者有多少，则亦初不可知。左传襄九年言“元，体之长也”，此元乃指人之头，如“丧其元”之元。而易传文言传则释为“善之长也”，国语晋语卷四载：晋公子以易卦筮得贞屯悔豫之卦，筮史占之，皆曰不吉，而司空季子，则另作解释，而判之为吉。可见由对同一易卦所象之解释，以判吉凶，原有不同之可能。后世各家易之所以不同，则又在对此六十四卦之卦爻辞中已有之解释，更加不同解释。其更加之解释，是本何种观念，以为解释，其所本之诸观念，是否能自己一贯，以成一整齐圆满之系统，则又为吾人对各家易说之评论，所当及之问题。此则成为所谓易学史之研究，而自有其专门之学术上之价值者。后文于论汉代诸家易学，当略及之。吾今所欲论者，唯是就易传之文，以观其所论之宇宙人生之共同之理或道，毕竟如何可自此一初为卜筮之书者，而次第衍出；与由此衍出而说之宇宙人生之理之道，在中国周秦之思想史中，以及在人类思想史，毕竟有何独特之价值，以及易传思想，何以可视为周秦之儒家思想之一最高之发展之故。
二 无思、无为、至有思有为之心境，及其含义
就此易经之为书，初只为卜筮之书，所言皆人之一般生活上田猎、涉川、入林等事，而初为人之自问其在此一般生活上吉凶悔吝如何，进退行止当如何而言，此实初为一最无哲学价值之书。专问吉凶祸福利害，亦正与儒家之精神，重问义不问利之精神相违者。易传言“利者，义之和也”，“崇高莫大乎富贵”，亦显似与孔孟之重辨义利，孔子之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之言大丈夫当“富贵不能淫”之言若相反者。欧阳修易童子问亦及此。然易传释易经而不讳言利与富贵，则其旨又别有所在。吾意此旨即在将此一原重言吉凶利害之易经，加以一从根之转化，而化之为表现儒家所重之道义之书。此亦即无异将墨法诸家所喜言之利，与当时之游士所尚之富贵，从根上加以转化，成为一“以道义为一切利与富贵之本原之书”。此转化之所以可能，则初在易传之能论一形上学上之“宇宙之生命、宇宙之精神之充实富有”之“富贵”，与“其通亨畅遂之表现”中之“利”，以涵盖他家所言之人间之“利”、与世俗所尚之“富贵”，亦即同时见道义之为一切“利”与“富贵”之本原。此一易传之形上学，又初盖正由对人之卜筮时之精神状态或卜筮时之心境之反省，而逐渐悟得者也。
原人在卜筮之时，其初意所及者，只是欲定事物之吉凶福祸，由龟筮以问于神明，而决疑。此时人之主观心理中，初只为一希利畏害之心；而人所面对之龟为死动物，筮为死植物，皆人以下之无知无情之物。人之求决疑于龟筮之无知无情之物，初亦似为不伦不类之事。固远不如求决疑于能先知预言之神巫者，犹近于人，或借天上之天星以为占卜者，近于天上之神者也。然正以龟筮为人以下之无知无情之物，则人面对龟筮，人即自忘其有知、自忘其有情，而自谦抑其心，以自居于龟筮之下，亦若同于一无知无情之木石，而无思无为；此无思无为之心，又正所以使人得上交于神明者也。又在人以龟蓍占卜时，人初见者，只是灼龟之纹，或数蓍草所成之数，此纹此数，亦初为最无其实指之事物之意义者。此时人只面对此断续之纹，或九六七八之数，亦初不知所思、不知所为，而如在一无思无为之境。然当数定而卦爻定，则卦爻有象，即可由易之书，而得其卦爻之所象之辞。一卦之总象之辞，曰彖辞，其中一爻之象之辞，曰爻辞。见有此辞时，人方由无意义、无思无为之世界，降入一似有意义，而可有所思、可有所为之世界。然在此时之先，人毕竟只在一无意义，而无思、无为之世界中。此时此易之为书，固现成在此，其中一切卦爻辞，亦现成在此。然人当未知其将卜得何卦何爻之时，此易之为书，亦只为一无意义，而无思无为之书。此时任何卦爻，皆可能为我所卜得，任何卦爻所象之任何类事物，亦可能为我所知所思，而依之以有为者。然又皆尚未实出现于我之前。则此时此易之为书中之一切卦爻、与其所象之一切类事物，即合为一天地万物之全体，而若皆与此易之为书之无思无为，同存于一无思无为之世界，亦为此世界之所范围，亦若为此易之为书之所范围。吾人此时之心之无思无为，亦即如虚涵、虚载此一天地万物之全体，而范围之。此时在无思无为之世界中之天地万物，与此易之为书、及吾人之心，即皆同在一寂然不动之境。然当卦爻既定，则易之为书，显出其彖象之辞，亦显出其辞所象之天地万物中之若干类之物，与物与物所结成之若干之事；而我即可由此若干之物象、事象以定吉凶，而知我之若干进退行止之道，亦降至于有若干之思与为之境。是即可称为易之为书之“感而遂通”，亦我心之“感而遂通”。此中同时即有原为我心所虚涵虚载之天地万物之全体中之若干之事物，自“寂然不动”之境出现，而亦“感而遂通”。今以此一观点，看一切天地万物，即见一切天地万物，皆由寂而感，由无形而有形、由形而上，而形而下。即见一切形而下之有为，而可思者，皆如自一无思无为之世界中流出，而生而成。知此，即可以入于易传之形上学之门矣。然此形而上学之门，则正为可由人将此易之为书作卜筮之用时，再反省此书之能由“寂然”而“感通”，人心之能由“寂然”而“感通”，与天地万物之能由“寂然”而“感通”，而可直下契悟得者也。
按系辞上传曰：“易……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此据朱子释，皆初指此人之据蓍卦以卜筮之事。故谓：“凡言易者，皆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尝有思有为，但是扣着蓍卦，便应，无所不通，所以为神耳。”（朱子大全卷五十三答沈叔晦）人卜筮时，易之为书即受命如响，以助人知来物。故此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初只指易之卦爻辞，说及天下之种种事故。当卜得之卦爻辞未定，或一卦当变之爻未定之时，吾人原可能卜得任一卦、或一卦中之任一爻，而此书亦包括一切卦爻辞，以存于无思无为之中。故由此无思无为，亦可通往任何处之天下之故，而如有一志，以通于天下之任何处，任何处皆为此志之所通及。此即见其志之深广。再则由此“无思无为”，可通往天下之任何处，故当卦未定，爻未定、或当变之爻未定时，天下之任何处，皆如交会于此一切思为未起之“无思无为”，而此“无思无为。”又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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