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之所以特标出大学、中庸、礼运、与乐记等文而论之者，则亦以此诸文皆为综贯的发挥儒家思想，以涵摄他家思想于其下，或间接答他家对儒学之疑难，而成者。原礼记一书，成于七十子后学。其诸篇所言，固多孔孟之所未言。然自宋以来之学者，由欧阳修、朱子、王柏，至清之陈确、崔述与今之学者，徒按文责句，以谓其中所言者或不合于孔子所已言者，而贬之，则亦不必。诸篇自是孔门之书。唯诸篇之义，其毕竟有多少出于孔子，多少出于孔门弟子之何人；或七十子后学之何人，皆不可考，而亦不须细考。盖儒家之学，本重承先启后。观礼记之文，就其根本义而观，说其皆孔子所传，原未尝不可。而孔子之言、弟子承之，其更有发挥者，一一皆归于孔子之所言，亦未尝不可。则由乐记末，有“答子贡问乐”之文，礼运以孔子之答子游之问礼为言，谓皆孔子说；以及后人之由大学中之引及曾子言，而谓之为孔子告曾子，而曾子述之者；又由子思之言传有同于中庸者，谓中庸为子思所作，以述其乃祖之教者；固皆未尝不可。唯就此数文之用名，所对付之思想上之问题以观，又似显见其对他家之思想之有所摄取，亦意在本若干孔子之教，加以发挥，以答覆由他家之思想而来之若干问题者。此诸篇及礼记他篇之成书时代，仍当断在孟荀之后为宜。礼记中之言礼之文，如三年问，全同荀子之礼论，而荀子礼论言礼之义，亦见于礼运及其他之文。乐记文亦多同荀子乐论之文。然礼记之礼运、乐论，及其他文，又对荀子之言，有所增益修正。荀子之思想，卓然成家，非袭取他人之言，以成其论者。即可证礼记之文与荀子文相同者，乃礼记之袭荀子，非荀子之袭礼记。又礼运篇言大同、大道，此大同之名，盖由墨家言尚同、道家庄子天地篇“不同同之之谓大”，在宥篇“大同而无己”，而来。吕氏春秋有始览言“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此与礼运言大同，盖一时代之辞语。大道之名，则亦道家所喜用。孔子偶言“小道”，则言道即是大道。孟子言道若大路然，言君子之大道，与小才对比。但皆未用大道之名以别于道也。道家为彰其道之不同于儒墨之道，而自标曰大道。则礼运之用此大道之名，亦当是袭道家之用名。荀子书末所附之哀公篇，大戴礼小辩篇，皆记孔子告哀公以大道。然此荀子书之哀公与尧问篇，明为编者所附入。因其不关荀子思想，而尧问篇后有论“荀子之学，不下于孔子”之一段文，又言荀子“下遇暴秦”云云，明为汉人所辑。哀公篇与尧问篇体裁同，大戴礼小辩，又与荀子哀公篇文多同，应皆同为汉人所辑之书。其用大道之一名，亦当是袭道家之用名。此外礼运大同章之用语，更多明用墨子语者，亦见其后出。后文当再及之。乐记中言人生而静与天理人欲，初亦道家语，昔陆象山已言之。此不可为讳也。至于中庸之言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言，当指秦政，其语亦见秦刻石。另作解释，以合旧说，终嫌牵强。大学多言止至善之止，文句类荀子之言止诸至足。儒家孔孟固只言行、言推、言举，不言止也。庄子乃喜言止，墨辩更多言止，荀子亦然。则大学之成书，亦当在荀子后。此乃只就诸文之若干用名而言。至说其思想义理，则更宜说其在墨道诸家已盛，孟荀之论既出之后，方可见其思想义理，何以上承孔孟荀，而更如此说之故。今将此诸文之时代推后，在吾意并不以此证此诸文之思想义理，全皆属于后之一时代。因上已说儒家思想，原重承先启后，故其成书之迟，只可证其中若干思想义理，属于后起之后代，然不证其思想义理之大体，非由孔子与七十子之所传也。然若依昔人所说，谓此诸书皆孔子所授，子思、曾子、子夏、子游所述，则虽可证孔子与其弟子之伟大，却又无异谓其余七十子后学，更于儒学，无所引申发挥，则未免对此后学，贬抑过甚。此亦非人类学术思想发展之常轨。今谓此诸文，为晚周或秦汉之际之学者所述作，实亦更可证此儒学之发展，即在天下大乱之世、秦政之暴虐之下，亦未尝中断。并见为儒学者，虽在时代之遽变之中，仍有其不疑不惑，以自信自任者在。然后吾人对秦亡之后，儒学之何以立即更得再兴，乃可本一思想史之线索，加以说明。此礼记诸文之著者，皆名不见称，虽为一千古之憾；然其本守先待后之精神，以为此诸文，则亦正以其名不称于后世，而益见珍贵。论语首章记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中庸言“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此礼记之诸文，以及作中庸者，盖皆期在为一“不见知之圣者”或“人不知而不愠”之贤者也。则吾人居二千年之后，诵其诗，读其书，而不知其人，亦未尝不可想见其人之心境气象也。
五 大学之兼摄孟荀义，而以本末、终始，贯儒家之内圣外王之道
大学之一文，吾人可谓之为综述儒家之内圣外王之道，而以始终本末之概念贯之者。此大学之系统，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修身，更由修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条目，而以八条目中之居前之事为始，居后之事为终，居前之物为本，居后之物为末。此即成一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之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之系统。然大学又未明标此内圣外王之名。此大学之言物有本末，以身为家之本，家为国之本，国为天下之本，乃本于孟子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唯大学更涵心为身之本，意为心之本之旨。则孟子之言心性，其明文尚未及于此。意之涵知，知之及物，亦非孟子所重之义。此中之意知物，初是墨道诸家之所重。墨家重选择，故重知与意或志。墨家又重爱之必见于利。利恒是以物利人，故墨家思想亦重物，复重以“知论物”。吾人前论道家之老庄，皆未尝不重心知。老子之思想，重先观万物之物势，庄子则重游心于天地万物。荀子亦特重心知之疏观万物。大学既以“意”为心之本，更依知以知物，并以格物致知之事，先于诚意，诚意先于正心。此乃明不同于孟子之言身为本，只重直下扩充此心之性情，以由己及于人，及于家国天下，以使万物自备于我，为学圣之方者。此大学以格物致知，为学者所当首务，又以知止言致知，明似荀子之言学当先知所止在圣王之伦制之旨。大学之知止，乃知“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之类。此即皆是人之尽伦之事。此中之君臣父子，即皆吾知所止时所对之物也。（参考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论大学之文）故此物实即是人之人伦关系中所对之一一人，而不同于道墨荀所谓自然之天地万物者。道墨诸家所谓万物中，自亦原有人在；荀子所谓万物中，亦有人在。但道墨诸家，可言人外之物，亦人之知所当运及。荀子则以学者要在尽伦。此即意涵唯人伦关系中之物，乃学者之所当及。大学之致知格物中之物，皆只举父子君臣等物为说，更明涵此人之物，乃人之知所当及之意。然大学言知之所止，在至善。则此知之所止，又非此父子君臣之物之自身，而是吾人对此诸物之态度、行为之达于一至善。此即仁敬慈孝等道德理想。大学言知止，即与荀子之教人于见种种人伦关系中之物时，知止于至足，或圣王者略异。其异点，乃在荀子说至足，乃一笼统之言，其言“知止”，亦未明涵“止于至善”之意。荀子之圣王，乃指整体之人。今谓人当知止诸圣王之至足之道，便可使人由念圣王之为整体之人，乃外于我之为人者，而视此知止之事，只为学“圣王”于外，而非“自求止善”于内。大学则只说人当知止于种种对人之道德理想，如仁、敬、慈、孝，则人虽可视此中之人为外在，然亦可视此诸理想，为由自己发出，而初为内在者。能止于此诸理想，即人自求止善之事。观大学之首言明明德，亦见其先承认人有一内在之明德。学者之工夫，唯在自明其内在之明德，以表现于其接人之态度行为之中。故吾人于接人之态度行为中，求止于种种仁敬孝慈之至善，即可视为此人之所以自明其明德，而表现之“明明德”之事矣。由此即见大学之言止至善，虽似同荀子言止诸圣王之至足之道，而又实大不同。此大不同，则在荀子初未有此内在之明德之观念，亦未尝以其止诸圣王之至足之道，言尽伦制之事，即明明德之事。大学之承认人有此内在之明德，即以人之求尽伦，而对人实有忠敬孝慈等，为自明此明德之事。此显然是近于孟子之承认人有其内在之心性之善之说。大学谓明德为天之明命，亦大同于孟子言心性之善为天所与我之旨。唯孟子未尝以明德之一名，名其其所言之心性之善，亦未言此明德即天之明命耳。
此孟子之所以未以明德之名，名其所谓心性之善，由于古所谓德，皆指人之所修成之德，而言明德，如左传所谓“昭先君之明德”，即自先君所已修成之德而言。然在道家，则言人有藏于心之内部之原始的“德之和”，此原始的德之和，即同于人生而具有之性。以至可谓人必由天，以有此“德”，方有此人之性。此即庄子天地篇之所以由“物得以生谓之德”，再说到“人之性”也。依此，则说人有自然之性德，乃始自道家，而非始自儒家。老子言“归其明”，庄子言“以明”，亦意谓明为本有。大学之言人由天之明命，以生而具明德。此明德，亦当是一本有之性德，此正有似于道家性德之言。依此而谓人之学问工夫，在明明德，亦似同道家之言修道之工夫，在“归其明”、“以明”，而复其性德。然大学于此明明德之事，又必说其表现为人伦中之止至善之事。则此一本有之明德，即至少是一“能知仁敬慈孝之善”者。即又见大学之明德，与孟子所谓人原有之“心性之善”正相类，而与左传等书所泛言之明德，纯属修成者不同，而亦不同于道家之本有之性德，不必涵“能知仁敬慈孝之善”之义者也。
六 大学之始终本末相贯义
由大学之谓人有同于孟子所谓善的心性之明德，为天生，言人能本此明德，而知止至善于其所接之物，以明其明德，方更有其以下之诚意正心等事；故大学之用名，与其思想，虽或受有荀子及他家之用名与思想之影响，然其根本思路，则仍是上承孟子之学，而在吾人内在的心性之善上立根者。此大学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有一此终彼始，而相续之始终关系，则亦可说是本于孟子之言“始条理”、“终条理”之意。然孟子之教学者，则多是直截简易，似无多次第。荀子之教学者，乃更较重此为学之始终次第，如荀子劝学篇言“学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更“好其人”，即言为学始终次第者。荀子书言及始终之义者，亦较孟子为多。此外，则庄子老子，亦皆喜言终则有始、如环无端之义。然大学言有终始，则又非只重始终之为一次第之义，亦非以始终为一环之义，而是重此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事之始终之相涵与相生相成之义，以见意心身家天下之“物有本末”。此所谓始终相涵，相生相成，即谓此大学八条目所说之八事，前一事之必归向于后一事，亦生起此后一事，以后一事为其末；而后一事即成就此前一事，还完成前一事，亦以前一事为其本。故由格物致知，以知吾人接物时之态度行为所当止之至善，即可为吾人之本此善以诚意之始；而诚意以好善恶恶，不自欺其所先知之善之工夫，即所以成就完满此由格物致知所止之善，以为格物致知之事之终。又诚意之好善恶恶不自欺，又即吾人之心之得正之始；而吾人之心之不以有所好乐、恐惧、忿懥而不得其正，而恒使心自正之工夫，又即所以成就完满此意之好善恶恶而不自欺之诚，以为诚意之事之终。此正心之工夫，为此心之主宰及表现于身体之行为，以修身之始；而此修身之工夫，又为成就完满此心对此身之主宰及表现于身体之行为，亦成就完满其先之正心之事，以为其终。此人之自修其身，为其德之表现于其家而齐家之始；而齐家又为成就完满其先之修身之事，以为其终。此齐家而德表现于一家，为人德之表现于其家人外之国人，而治国之始；而治国又为成就完满其先之齐家之事，以为其终。治国更为平天下之始，而平天下又为成就完满此治国之事，以为其终。其中终始之相涵而相生相成，即见此为始与终之事，有共同之道为之贯。始必归向于终，终亦必可完成其始，即成一终始相涵，相生相成之相续不断之历程。总此相续历程而说之，则整个不外始自吾人之自明其明德于其知所止之至善之前，而终于平天下之一历程。简言之，即一“明明德于天下”之历程。在此整个之历程中，自己之明德是始，其后之一切、至平天下是终。然此明德之自明，而表现于知止至善，即同时表现为求明明德于天下，而归向在此平天下之终。故大学之八条目，可摄于明明德、新民，与止至善之三纲领。此三纲领中所谓新民，即使天下之民新。所谓使天下之民新，即由明明德，以使此明德之明，照明自己之意之心之身，以日新不已，而更次弟及于家人、国人、天下之民，以使之皆日新不已。此即使吾人一己所止之至善，成为天下之民所共止之至善。故此三纲领，亦可以“明明德于天下”之一语概之。此中明德属己属内，天下属人属外，明明德为内圣之功，平天下为外王之功。明明德之内圣之功必表现，而终于平天下之外王之功；而平天下之外王之功，必本原于明明德之功，亦以此明明德之功为始。则此整个明明德于天下之一语，只说此始终相涵之内圣外王之一功。在此始终相涵之一功中，则见“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见物之本末之相贯。大学之教，亦可谓除发明此一“事之始终”、“物之本末”之相涵相贯，为一“明明德于天下”之一事外，别无余义矣。
依此大学之“事之始终相涵，物之本末相贯”之教，以观墨家之教人爱利天下，而忘其自己，以成外王之业者，与道家之教人只求完成其自己之内圣之功，而超出于世俗之天下之上者，即皆尚为一偏之论，而未尝知通此人己、内外，为一贯之道者。若知通此人己内外之一贯之道，则当言人之利天下，以成其外王之业，当以明明德于天下为归。只使天下人为我所爱利，而不能平天下，以使天下人皆得自明其德，皆以德为本，财为末，尚不能称明明德于天下，亦非外王之至者也。此明明德于天下之事，则又初只为自明其内在原有之明德之事。此自明其明德之事，亦即所以成就人自己之内圣之功。此中，人之为人与为己，外王之业与内圣之业，应只是相涵之一事。则墨家之为人，与道家之为己，皆当由此大学之道，以通为一贯矣。此即契于荀子言合圣王之道之旨。然荀子言合圣王之道，乃自尽伦之事，必连尽制之事而说。今只在事上说，则此尽伦之事，乃道德之事，尽制乃政治之事，即有不同。今欲通此尽伦之事与尽制之事为一，唯赖吾人之于为尽伦尽制之事时，有一必求尽伦尽制，由己以贯彻于一切在伦制中之天下人之心愿或心志。此即为有极大之广度，而兼极高之强度之道德的心愿或心志。荀子所谓能虚壹而静之心，则虽有一极大之广度，以遍知察万物，求其各得其位；却并不能直下贯彻至一切在伦制中之天下人以求明明德于天下；故荀子亦未能以此一切尽伦尽制，即所以完成其虚壹而静之心之志愿之所存，而直下以此尽伦制之外王之业，皆所以成就此心，而成就自己者矣。然大学之明明德于天下，则可说为从事大学者之开始点上之一心愿或心志。此一心愿或心志，则兼有极大之广度，同时有极高之强度，以贯彻于次第之由修身，以至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之中者。由此而吾人即可本此大学之义，以直下说此大学中之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王之业，即所以成就此开始点之一心愿、心志，而成就此自己之明德之明者矣。此中大学虽未明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成物之事，明明德之事即成就自己而成己之事，然其义则应涵具此成物之事，即成己之事之旨。至于明白说出此中人之成物之事即成己之事，以通内圣外王之学者，即中庸之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