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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安可谓右”，亦不可说之为二。自变后以观，则右与左合，而非不变，故曰“右苟不变，安可谓变”。变前变后之情形不同，故变前之右（或左）中之无二，二亦不能指此右（或左），并无碍于变后之左右既合，而可以二指之。于变后之左右之合所成之实，可以“左与右”谓之，亦可以“二”谓之，以皆同指一实也。然此亦不碍当右未与左相合，右未变之时，右之只是右，亦只可以一谓之，而其中自无二无左，而左中无此右二中无此一也。左之变前变后之情形，亦然。在变前“右”、“左”、“一”三名，与“二”之名之所指之实，互无其所有，以成其名之互异。在变后，则右与左合，可以“二”谓之，亦可以“左与右”谓之，以成此二名之同指一实。然要皆必依名所指之实之异同，以定名之异同。由二名所指之实，非一实，而互无其所有，以见二名之异；更由二名所指之为一实，而互有其所有，以见二名之同；则为上例所示之原则。故必实变，然后名得与之俱变。此即所以通名实之变，而使名实，恒有对应关系之道也。
依此左右一二之例所示之原则，而公孙龙于此篇乃更举“牛合羊非马”“牛合羊非鸡”为例，以见名之异，必赖其所指之实，能互无其所有以彰显；名之同，则赖其互有其所有，以彰显。又必对异明同，对同明异，然后名实之同异俱彰，而不至“争光两明”，以造成名实之混淆。此即后文论此二例之归趣，而为世之释此后文者所忽者也。
在牛合羊非马之例中，公孙龙先自其中之牛与羊之关系而论。其谓“羊有齿，牛无齿”，以谓“牛之非羊，羊之非牛，未可，是不俱有，而或类焉”。或谓牛只无上齿。牛无上齿，为与羊不类，而有下齿，则与羊类。故牛与羊有不类而异，亦有类而同，此则不能彰显牛羊二名之异。今纵谓此齿字专指上齿，此语亦只见牛无羊之所有；而不见羊无牛之所有，而未能兼由此羊之无牛之所有，以彰此牛羊之异。又此语只言羊与牛有异，而未言其无同，则可言其有异而不相类；亦可由其未必无同，而言其或相类。则此语固不能彰显其牛与羊二名之必异，其所指之实之必不类也。
至于下一节谓：“牛有角，羊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则此当是自牛羊之有角虽相类，其角未必相类，而其他之处未必相类而言。故不能以其皆有角，以言其必相类。因此语只是言牛羊互有其他之所有之角，而言其有同，而未言其无异。此与上羊有齿，牛无齿之例，只是“言牛无羊之所有、而与羊异，未言其无同”之旨相对。合以见：只言二名所指之物有异，或只言二名所指之物有同，皆不足彰显其同异，以言其必不同类，或必同类也。
然在牛合羊与非马之全句所表之意，则又与上二者不同。此中羊牛之有角与马之无角相对反，马之有尾（有须之尾）与牛羊之无尾相对反。牛羊与马之名之异，则以牛羊与马之名所指之实，互无其他之所有，而得彰显。牛羊之同为有角，亦由其与马之无角相异，而使此同为有角得彰显。此即合于由左右一二之例中所示之原则矣。
由此以更观其牛合羊非鸡之例，则又尚未能合于此上之原则者。盖此谓羊合牛非鸡之理由，乃只自牛羊有毛，鸡有羽，牛羊有五足，鸡有三足说；而未自牛羊无羽而有毛，鸡有羽而无毛说；亦未自鸡有“三足”无“五足”，牛羊有“五足”无“三足”说。则羽毛亦可说相似而同类，鸡与牛羊之或有三足，或有五足，亦只是足之多少之别。故依此以言牛羊非鸡，或牛羊与鸡之名之异，其异亦未得全然彰显也。故下文谓“与马以鸡、宁马，材不材、其无以类审矣”。此即谓在“牛合羊非马”之情形中，牛羊有角之材，而马无其材；马有尾之材；而牛羊无其材。牛羊与马，各有其材与不材，互相对反，则显然“无以相类”。然后羊与马名实之异，乃得全彰也。
至后文之他辩，则是另举青以（义同于与）白非黄，白以青非碧为例。青与白合，而相与不骊，即不混。青与白中皆无黄，则青白与黄之名实之异自彰。而白以青，则是白之骊乎青，青白混而争光两明以成碧。则碧与“青”及“白”之异不彰，以碧中似有青或白故。故举黄以与“青与白”对，其名实之异俱彰。举碧以与“白以青”对，则其名实之异，不得俱彰。故举黄为正举，举碧非正举；亦如举马以与牛羊对，为正举，举鸡非正举也。正举者，名实之异俱彰，如君臣之异职而相辅。非正举者，名实之异不彰，如争光两明，以相淆乱，如君臣之争暴。欲去此两明之争暴，以使名实之异俱彰，则唯赖于不同之名所指之实，互无其所有之处着眼，以辨其异。此即同于其前文之自二中之无一、无右、无左，右中左中之无二，以辨“左”、“右”与“二”之名之异也。然此固不碍合左右以成二之实，可以“左与右”谓之，亦可以“二”谓之，亦如牛不二羊不二，合牛羊而可谓之二也。
八 公孙龙之指物论
公孙龙子之最难解者为指物论。吾亦尝玩之数十年，自屡易其解，终觉其文如龙蛇天矫，缚拿不住。后乃渐知此篇不能单独而解，必须通公孙龙子全书之旨而解。其要在知此中之“物”，即名实篇之物，而“指”则“举名用名以指物之实”。物属天地之所产，用名指物，则吾人正名，以使物之实得其正位之事。所谓名，自有其所表之意义，即物之性相之实。此意义或性相之存于心，则为人之意象观念。指物必用名，人用名时，亦自有将此名所代表之“意象观念”，与为其内容之“意义”或物之性相，一齐指向于物，或指目物之事。然此指之一名在公孙龙，则非专表此指向之活动之自身，亦非专表此名所代表之意象观念之意义、或物之性相等，而当是表此整个之“用名与其所表示者，以指物之实之事”。公孙龙书初未对此事之内涵作分析。今世之论者，务于此作分析。或谓此指专表此指向之活动，或谓此“指”专表“此名”，或此名所表之意象观念或意义，性相，此皆翻失其全旨 [10] 。公孙龙只于上述之一事实，总名之曰指，而此“指”即“用名指物”。故此指中亦自有名在。公孙龙言指物，其要点唯在言人主观所造之种种名，乃用以指客观之物之实，如马之名乃人用以指马之形，白马之名乃人用以兼指马之形与色。分别之名，皆只分别负其指物之责。然此种种名，却初非用以指此“用名指物”之事，与其中“所用之名”者。故马之名不可以指白马。若马之名可用以指白马之名，则人可由白马之名中有一马字，将如白马论中所引之问者之言，以谓此马字即马字，而谓白马是马矣。公孙龙在白马论中之答问者之疑之道，是自此白马之是整个之名说，如上所述。而其所以整个是一名，则因其只对其所指之实，即马之形与色，而负责。此名之用，只限于指其实。此“名”属于能指，“实”是所指。然此能指中之名，则不可同时更化为所指。如再化为所指，则吾人亦可就此白马之名中，指出其有此一马字，以谓白马是马矣。知上述之义，而吾人即可契入此指物论全文矣。
此文始于“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二句。言“物莫非指”；即谓天下之物，莫非吾人用名之所指或所可指。几篇中“物莫非指”之句，或以“物莫非指”加以解说之句中之“指”，皆只能作“所指”或“所可指”解，否则此句不通。由此而与之相对之下句“而指非指”中之上下二指字，只能一作“能指”解，一作“所指”解，否则此句亦不通。又下一指字，更宜作所指解；上一指字，宜作能指解 [11] 。故此“指非指”之句之意，是说此用名指物之事，乃人之能指之事。此能指之事，则非所指，亦非所可指者。是即全文宗旨所在。今对此二句之解能把握，则于全篇之文，亦自不难通矣。
至其下文之二句“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则是谓用名指物，乃人之正名之事。用名指物，即名实篇以名谓物。若无人之以名指物、谓物之事，则物不能自相谓、自相指。下文谓“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谓指乎？”即言若非有此人之指，天下之物不能自相谓、自相指，即不可谓之为指也。此物之不可谓之为指者，由于此指乃人之事，非天下物之事，天下之物中亦无此指。故下文更曰：“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之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即言不可以客观天下所有之物，为其所原无之指，而物亦不能成为此指，而非指也。
至于下文之谓“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则是回证篇首之第一句，即物虽不能相谓相指，然物则莫非人之用指物之名之所指与所可指，如上所已释。再下文曰：
“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不为指而谓之指，是兼不为指。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与物，非指也”。“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天下有指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径谓无物非指？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
此节文反复缴绕，最难疏抉。但果顺上文之句法，而以“非有非指”，为“天下无指，物不可谓指”之理由；以“物莫非指”，为“非有非（所）指”之理由；以“指非指”为“物非莫指”之平行句，更以“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为“天下无指”之理由；则吾人再逆回其言以观之，即可见其意是说：物各有吾人以名指之之时，所赋与之名，物各有名，以相分辨，各如其物，则无相指之义；此名初只是属于人之能指之事，而非属于所指之物。故吾人于物，虽各有名以指之，而物之自身则不为能指，而不能相谓、相指。然此中人之由指物而赋与物以名之后，或指与物之后，人又恒径以名为物所自有，如将此“名”实物化，遂由此名之能指，以谓物亦能有所意指。此正吾人经常所有之见。如吾人既以一“白马”与“马”之名，赋与于某物之实之后，则可将此白马与马之名，同附着于某物之实，而人可由此二名所附着之实之同，而谓其意指白马与马二名之同，遂谓白马是马，亦以马之名指白马之名，而此则正为公孙龙之所欲破。破之之道，则在言此名之赋与于物，乃由于人之能以名指物，此名初只属于此人之能指。人有不同之名，则有其不同之所指之实；却不能以“指”指“指”，使能指成所指，亦不能此名指彼名，使彼名成所指。故曰指非指。知此指非指，则能指永不能成所指，能指之名，亦不在所指之天下之物之实中；天下之物之实中，亦无此能指、与用以指之名。故物之有名者，其名虽能指，而其物之自身，则不为能指，而物亦兼“不为（能）指”。既兼不为指，则不能谓物有名，便“无不为指”矣。
此上公孙龙之辩之要义，全在自“实物”之非“能指与其名”，以划开“指”与“物”，使一一名，分别只指一一实，更无名实之混合为一物，以使之兼为能指与所指之事。亦即无指中之名、再成为他名之所指之事。由此以观其后文，所谓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即谓“以一名指”，乃可兼对天下之诸物者，如以马一名可指诸马。故其所能指者，宽广于其实际所指之一马，而此马之名所指之实，则又只为诸马之所以同为马之实，即其马之形。故马之名不同于白马之并指马之形，与其色之白之实者。由此指与其名，能兼指诸物同有之某实，如马之形，故指与其名为天下诸物所兼。是即见此指与名，亦决不能只黏附于某特定之天下之物，以化同于物。而指与其名，即决非天下之物中之所有。故天下之物中，亦无此指与其名之存在。此则由能指与其名之非物，以划开指与物也。然指虽非物，而物则不可谓之不为此指与其名之所指，而谓无此“指”与“其名之加施于物”，不可谓有“非所指、非可指之物”也。故亦不可谓此所指或可指者，非所指或可指者。故曰“指非非指”。人又必须知此指与其名，乃人所加施于物之上，而非加施于其能指与其名，故曰“指（施）与物，非（施）与指也。”
以上唯是明“能指与其名”，别于所指之“物”之义。至于最后数语，则不外言天下之物中虽无指，然指则必待天下之物而后立，以明指物相待之义。故曰“使天下无物（为所）指，谁径谓有：非所指者（即能指）？天下无物为所指（之实），又谁径谓有能指（与其名）？此即谓有物为“所指”；乃有非此“所指”之为能指者。下文则是说若天下只有此能指，无物为所指，亦无所谓“非所指之能指”，亦不能说物莫非此能指之所指。在此情形下，无非（能）指之物，以为此能指之所指，则此能指无所指，而此指又不能以其自身为所指，如首句所说；则指即不能成为指矣。指自为非指，则亦何有“待于物，而对之为指”之事乎。此要不外言指必待物，以有所指与能指之分；亦必待物，以使物成莫非所指。否则指不能自指，即无所指，不能待物与为指，而不得成指。即亦无指物之论可说矣。
此篇之文，前半之意在言能指非所指，而能指与其名不得黏附于物，而所指之物亦不能成为能指。使天下无物指以下文，则言此能指之亦待所指之物，以成其为能指，以补足另一面之义。其文义之次序，固显然可见。庄子辩者二十一事中有“指不至、至不绝”列子仲尼篇有“有指不至，有物不尽”（注：吾文写至此：乃忽念公孙龙之辩名指与物，正有类于西方现代哲学之论名指与物之层次之说。然吾初则全无此西方哲学之论在心也。）谓是公孙龙之说。能指与其名，虽指物而不黏附之物，即指不至；而指必待物以成为指，即指不能绝尽其物，以自为指。故曰物不绝不尽也。
九 公孙龙至墨辩及荀子正名、法家言名、至尹文子言名之发展
上文选公孙龙五篇之大旨，至其余一篇迹府，无异公孙龙小传，可不论。此五篇之文，因有反复之问答，立义亦颇精密。但其归趣，则实甚单纯。即不外使一一用以指实之名之同异，与实之同异，处处求有对应关系、以正此一一之名。对此公孙龙所提之诸论点之讨论，则墨辩经说下于坚白问题，仍主不相外而相盈之说。此乃纯自“客观之石之实”涵坚白，而“衡指之”说。则加“石”而“参直之”以说，亦可共说坚白石三。此乃自另一观点说，亦非不可说。对白马与指物问题，则齐物论之说近惠施之论，此可参阅原论导论篇〈孟墨庄荀之论辩〉一文，对齐物论所释，以见公孙龙之说与惠庄之说，亦只是观点不同，而一在合同异之名，一在辩同异之名。顺其观点而观，亦皆可说。然公孙龙虽重辩名之同异，而于此“同”“异”之意义及名之有个体名与类名之别，以及个体及类间之包含关系，命题间之涵蕴关系，推论之原则，何为有效之论辩，则又皆未明白论列。然在墨辩，则有小取一篇，论有效之论辩方式。此吾已详析之于原论导论篇之原辩中论小取篇之文。读者可加以参考。至于墨辩中经上下与经说上下中，则有分析种种同异之文。如谓“同”有重同、体同、合同、类同。二名一实为重同，不外于兼，为体同（如坚白兼在于石），俱处于室，为合同（即如二关系项在第三者中而互发生关系），有以同为类同（即二物以有相同之性相而类同）。异者反是。更言名有私名、类名（类名）、达名（最普遍之类名）之别，而私名包含于类名，类名则包含于达名，即见个体与类、类与类之包含关系。墨经中又言推论必立故，以成说。“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之故，即充足而必须之理由，为大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之故，即必须而非充足之理由，为小故。依故或理由以成说，则见故或前提之命题，与结论命题间之涵蕴关系。经说又言人之以言论谓，有移、举、加之别。“移”盖即移一名，以名另一物。“举”则如狗、犬也，乃举一名，以释一名，或以一类包含一类。“加”如“叱狗”，则为以言对一物表示一情意之态度。更言知有闻、说、亲之别。闻即闻知，说即推理之知，亲即经验之知。此皆属逻辑知识论之论，为公孙龙所未能及。然此墨经与经说数篇之文，皆断简残篇，今人用力整理，又多附会之说。唯其能重类与类间之包含关系，而谓狗、犬也，盗、人也，则亦当许依类之包含关系，以说白马是马，则此与公孙龙之言白马与马为二名之旨，即有不同，而不必相悖。墨经之能重此类与类之包含关系，以及前提结论间之涵蕴关系，以为推论进行之根据，由此而小取篇能言“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成其有效辩论之道，如吾上提及之论小取篇文之所及。此固皆大有进于公孙龙之只言名与实之同异之相对应关系者也。
至于荀子之正名，则吾在原论中，已有荀子正名与名学三宗一文，读者宜参阅。其当注意者，是荀子乃以同所（空间）者，为一实，异所者为异实。物之实有在异所者，故不得如惠施之视天地为一体之大实。又荀子以同实可有异名，故人可以异名表一实之异状，而指同一实物。故“坚”、“白”二名，可指同一实石。“白马”之表马之色形，及“马”之只表马之形者，可同指一实马。此即不同于公孙龙之所谓“实”即物之“相状”，未尝以“同所”规定一实之义，而言离坚白、白马非马者矣。又荀子于一般社会通用之指物之散名之外，又能言刑名、爵名等法律制度之名。此刑名、爵名，皆涵有价值之善恶高下之估量在内。其他伦理道德之名亦然。此皆为荀子之所重。故言正名“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惠施公孙龙以至墨辩之言名，皆唯以别同异为本。而昔之儒墨道之言名位、名分、名闻、名誉之名，则皆涵有价值高下或贵贱之义，存乎其中。事物同异，固为名所表，事物之贵贱价值高下，亦当为名所表。荀子论名，则又能知此别同异、明贵贱之二义。人辨贵贱，系于人之志意，同异则客观之物所固有。荀子之论名，以名直接表人之志意所定之贵贱，而间接表物之同异。其谓人之所以为有名，在明贵贱、辨同异，即谓其在使人之志意得喻，而其对物所为之事得成。此外荀子又言及循旧名，作新名以制名之道。故荀子之论名，最能综合其前之诸子之用名对名之道以为论。而其所论之用名对名之道，亦最为广大也。
至在申韩之法家，其言“令名自命，令事自定”，或命人臣先陈其言，更考核其实之是否与相合，以定赏罚，亦自是一种名实之论。法家之论，则或以“形”易“实”，而有形名之称。然此法家之名，则不同名家之名实，亦不同于儒家有伦理意义之名位名分之名，其“言”亦非墨家之“言义”之“言”。其所谓“名”，唯是一政治上职位之“名”，其所谓“言”，唯是言一职务上之“事”。法家谓为君上者，当循人臣之有某职位之名，与所言之事，以责其实，而更以赏罚，使其不得不有实，以合乎其名之所命，其言之所陈。法家之重此义之名之能命，更以刑罚使此名能命实，故可称为刑名之论。此法家所重之名与言，乃所以对抗社会上一般之毁誉之言，与由此毁誉而人在社会上所得之名。此人由社会上一般之毁誉，所得之名，对人行为之影响，亦为法家所最能见及，故必以赏罚助成其政治上之循名责实、循言责实之论，以对抗之也。读者可重览前论韩非子之章所述及，今亦不赘。
在先秦诸子中，有尹文子者，庄子天下篇列为宋钘同派。公孙龙子迹府篇、吕氏春秋正名篇，尝称尹文之说。尹文年先于公孙龙，谓其尝学于公孙龙，其说自不可信。今存尹文子书，仲长氏乃序而行世。昔人多谓其书出后人依托。然其书颇载战国时人之事，盖当是周秦之书。其书亦论名实。谓“世有因名以得实，亦有因名以失实”，又谓“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盖有见于名实之可相应，亦可不相应者。其书又言当“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以观名实之离合云云。更言“名有三科，法有四呈”。名之三科者，“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法之四呈者，“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此中之命物之名，即公孙龙惠施所言之名实之名。毁誉之名，则为价值上善恶贵贱之名。况谓之名，即主观之情意等情况，心理状态之名， [12] 为儒墨道诸家所重者。不变之法，即政治伦理之名位之法。齐俗之法，即本世风俗尚中，对能鄙同异之毁誉，以齐俗之法。治众之法，即法家之赏罚。平准之法，则纯属经济上量财物多少之法。此其论名与法，亦较法家所言之义为广大，而兼将儒家所言之政治伦理之名位，儒道墨诸家所重之世风俗尚之不成文法，如礼俗、共同习惯之生活方式等，所形成之毁誉之标准，足以成教化民者，以及民生日用中量财物之法，皆一并兼摄于“法”中。法必有名，则其所谓名之义，亦即顺其所谓法之义之广大而广大。尹文子书又言“今亲贤而疏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又复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贤不肖为亲疏，名善恶为赏罚，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分别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称者，不可不察也。语曰好牛。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又曰“名宜属彼，分宜属我。……白黑商征，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前一节意谓一般之名，有属客观之彼之事实形状者，有属主观之我之价值判断者；属彼者为“名”，属我者则宜为“称”。好牛之“牛”，为牛之定形之名，“其好”，则只为我对诸物之价值上作判断而有之通称。此“称”即上所谓毁誉之名。后一节言属彼者为“名”，属我者为“分”。而其以爱憎好恶为“分”，即以主观之情意等心理状态情况，属于“分”。此分之名，即上所谓况谓之名。总而观之，则尹文子乃谓名：有只表客观之事实形状者，有表主观对客观之价值判断者，有表主观心理中情意状态者。故谓名有三科。唯于此第二科之名，又谓之为“称”，于第三科之名，又谓之为“分”耳。彼名家之惠施公孙龙，唯知定客观之形之同异之名，而不知有以主观定客观之物之善恶贵贱价值之名。此则唯荀子兼知之。故荀子正名篇有“上以别同异，下以明贵贱”之语。然于专表主观之心理上情意之名，则荀子亦未能特加以标出，以成第三种之名。尹文子之分名为三科，则较荀子所言，又更为备足。可谓一能总持周秦诸子言用名、对名之道以为论者。周秦以后之言名，亦大皆有此三科之名。汉魏之所谓名理之论，初亦兼及于辨客观之物之同异，辨善恶贵贱之事，与人之主观心理上之情意状态，而分别与之名者。故刘劭、钟会之论才性同异，亦在名理之列。此其原皆在周秦诸子之言用名、对名之道，原有此种种之故。今人只以惠施、公孙龙等，论客观之名实者，方为能言此人用名对名之道之名家，其见亦狭矣。未尝知周秦诸子言用名、对名之道之大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