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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圣学与王道
荀子之言学为君子与圣贤之道，在今编荀子书之前四篇。至此学之通于治天下之王道者，则要见于其后非相、非十二子、仲尼、儒效四篇。非相篇言人之所以为人，不在其形相，而在其心之能辨。故谓“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孟子重论圣贤之心，荀子则重圣贤之本其能辨之心，所择之术。此所择之术，即所择之道也。此所择之术，要在由知人与人间之尽伦尽制之道，其中有种种当分辨者，以合为一统贯之道。此道则通于古今，而可由圣王之文制礼制，类推而知者。故曰“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本于后王之礼之粲然者以观，固更易知圣王之道。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审周道，则审其人。”由圣王之人以知其礼、知其道，而“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固非只守圣王所遗之礼文之迹，即足以知圣王之道之谓也。故非相篇下文又曰“夫妄人曰：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而众人惑焉。彼众人者，愚而无说，陋而无度者也”。此即谓就事而言，古今固异，然其所以治乱之道，则未尝不贯。此则必待人之就古今之事，而说之度之，乃见其道。故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此即言人能以己之情，推度人之情。以同类者推度同类者，而能统诸类，得其贯通之理，以观古今，而尽其道。吾人之所以重观后王之法，以知此道者，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后王之礼制具在，即可更由其详，以知此道；非谓先王之法之必不可法也。非相篇后文又言“凡说之难，在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必远举而不谬，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故君子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枻。……故能宽容。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此即言君子之欲其道之行于世，以至治遇至乱，诚有其上下悬距，而不能相接之处。则远举其高者，不可使“世以为谬”；而其近世之论，又不可陷庸俗；其随时世而言，固有其不可执为一定；而其目标，则唯在揖人，以上接于道者，如舟之以枻揖人也。由此一节，即见荀子之言，未尝无道家随时变化，不主故常，及宽容于人之旨。然其目标，则不同于道家之自位甚高，其宽容于人，乃包覆而孩育之；而要在揖人，以由卑而升至高，以共行于由至乱而至治之道也。
非相篇后之非十二子篇，要在评论当世之学术。世之论者恒由此篇以观十二子之学。此非荀子为此文之本旨。其本旨唯在由十二子之学，皆不足言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而不足为由圣至王之学。故荀子并非之。其非它嚣、魏牟之恣情性，陈仲、史 之忍情性，要在其知个人而不知社会人文。其非墨翟、宋钘之上功用，太俭约，僈差等，要在其只知社会之平等，而不知国家之制度之建立，有平等亦有差等。其非慎到田骈之顺上从俗，要在其只知对时俗之顺应，而不知为政亦非只顺应时俗之事。其非惠施、邓析，在其言与行之不相涉。其非于思、孟轲，在其闻见杂博而无统；据往旧造说，而未能本“类”加以“说”“解”。此皆非“群天下之英杰，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顺”，于当前“奥突之间，簟席之上，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坐而言，起而可行”之圣王之道也。有圣王之道者，不得势则为仲尼、子弓；得势则“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则“舜禹是也”。故“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圣王之迹著矣”。由此观之，则荀子非十二子篇之旨，不外言学术之关于政治。政治上圣王之道行，则学术自化。圣王之道不行，则当先正学术，以息不正之学术，而明此圣王之道以为学。此非十二子篇之主旨也。至于其后“信信，信也”以下之文，大皆评论学风士习者，今不赘述。
至于仲尼之篇，则无大精义。首二段要在言霸者之自有其所以不亡之道，而不免以让饰争；而王者则能真致贤以致强。后文则言人臣之欲进其道于君，而以礼自持之道。儒效一篇，则初举周公以言圣道之通于王。次言孔子之未能行道，而能为人师。再后一段，则言君子之所谓贤，不必“遍能人所不能，遍知人之不知，遍辩人之所辩，遍察人之所察”。君子，固有不如农人、贾人、工人者在。然“议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言必当理，行必当务”，则君子之所长。此正不外吾人前所言之“知道”之义者也。
儒效篇后数节，更言一般人民之德与劲士、笃厚君子、圣人之分，此乃直自人之德之高下之类言，而归于言圣人为“道之管”。天下之道、百王之道，皆管于圣人。如知吾人前言“道”之义，则于圣人为道之管之义，自能明之。后又有数段言俗人、俗儒、雅儒、大儒之别。此乃要在自人之学之高下之类言。合前此直就德而言之人之类，与就此人之学而分之俗人与儒之类，可见荀子重人之德之学，由下以至高之序。此中言俗人只知富利；俗儒只知本诗书，称先王，而以其学求衣食，实无异于俗人。雅儒则能法后王，隆礼义，杀诗书。大儒则更能知礼制之有道为之贯，而能“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而于“仁义之类、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于所未尝见之事，“卒然起一方”，即能举此统类之道以应之。大儒即孔子周公，亦即积善而全尽之圣人。至于此不同之儒，用于政治，则“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雅儒俗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合此各伦类之人，以成天下国家之政，是君子之言之“坛宇”之范围，其行为之“防表”之范围所在。亦即所以成“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之“道之一隆”于天下者也。荀子之书言人有类、士有类、儒有类。亦言君有类，如圣君、中君、暴君；臣有类，如圣臣、功臣、态臣、篡臣（臣道）；兵有类，如仁人之兵、王者之兵、功利之兵、危国之兵、亡国之兵（议兵）；德行有类，如勇有士君子之勇、小人之勇、贾盗之勇、狗彘之勇（荣辱）；知有圣人之知、士君子之知、小人之知、役夫之知（性恶）；忠有大忠、次忠、下忠（臣道）；辩有圣人之辩、士君子之辩、小人之辩（非相）；威有道德之威、暴察之威、狂妄之威（强国）。凡其类之居上者，皆当为法于其下者，而其下者则当法其上者，以成上类之统下类而壹统类，以合为“道之一隆”。荀子书中言“隆”之语甚多。仲尼篇言立隆，致士篇言国之隆、家之隆，正论篇言天下一隆，礼论言至隆。又劝学篇言隆礼，修身篇言隆仁，赋篇言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皇天隆物。此隆之一字初取义于积土成山之隆。人能存隆之图像于心，亦可知荀子之道之所似矣。
十一 王者之政制、富国之道、及王道、霸道之分
至于荀子之言政，则首在论王制，次及于富国与王道霸道之分，君道臣道之别，致士于朝之道，以及强兵之道等，此则其各篇之文义明晰，不必一一细论。其王制之首言举贤，罢不能、诛元恶与任中庸，即承儒效篇言大儒小儒之效，当见于政，而兼说不肖者与元恶之当退、或当诛。至于对中庸之不待教而化者，则当任之。其言“王公大人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是即言任官当以贤不肖之分，代亲疏之分。此与孟子之尚为舜之封其弟之事辩者相较，实更近乎墨子“非贤能则不官”之旨。此下言听政之道，则谓于“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于“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此兼以礼刑待人，则一方承儒者之重礼，一方亦用法家之刑以为罚。然其下文言“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不至者必废；职而不通，则职之所不及者必坠”，“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则见荀子之重法，亦重以议补法之所不及；重分职，亦重通职。唯有君子能议法、通职以成事。此即人治与法治兼重之义也。再次言“分均则不遍，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故有天有地，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必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富贵贫贱之等，足以兼相临，是养天下之大本也。书曰惟齐非齐，此之谓也”。此即见荀子之言王制，只重在使天下之人各得其位，而位之贵贱，所以必不可废，则在惟赖此而后上下可相使。此即显然为主张政治地位之差等之论。此差等之所以不碍平等之义者，则由贵贱皆以贤而定，故似不齐不平等，而未尝不平等。至于世之主不当有此贵贱之差等者，则维齐而实非齐，亦非平等者也。
王制篇次一节，更言如何使庶人安政，以使君子安位之道。继言经济上之不当聚敛，以及王者求强大，不轻言战，故与霸者不同。后更言王者之制度，宜从其旧，不当轻改。至其言“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其论颇同于墨子。唯荀子之言尚贤使能，重在等位不遗，以见“礼义”；而墨于之尚贤使能，唯所以立义道，以兴天下之利，而除其害耳。王制篇继言王者之法，皆在养民，王者既为人师，并能通天下之财，以尽其用。再次言此王者之制度，即“以类行杂，以一行万”，使天地所生之君，更还理天下，以成天地与人间之“始终相成，如环无端”之道。人所以能存在于天地间，使用其他牛马等万物者，亦正在能依此王者之制，以分尽其职，而成其群之一，乃能“多力而强”，以有其“胜物”之处之故也。
王制更次一节，详论人用自然万物之道、及朝廷中分职序官之道。此不外较详说人所以待自然万物，与在政治上分官职之义。最后一节，即依此而言王者霸者之安危存亡之所系，即在上述之道。故谓王者果行王道，则不往取天下，而天下亦自将待此王者；而王者之制，即足以制天下矣。
荀子富国篇要在言经济上之足国用之道。此篇初言“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为生利、节用、裕民之道。然人之群居必有分，又必有人君以“管分”，则贵贱不能不有等异。人之宫室、衣服与礼乐，皆不能无差别，以辨贵贱，以使为君上者，得而“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而百姓之赖其“智”，美其“仁厚”与“德”者，亦即愿“为之劳苦”，“为之出死断亡，以覆救之”，“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饰之”。此即言人之生活之贵贱有等，亦百姓所愿，非所以为淫泰。由此而论及在上者之敛民之财，而重税苛征之不可，君上之不可犯百姓之事，圣君贤相亦当于百姓“兼而覆之，兼而爱之”。此则明用墨子之语。然又谓天地生万物，固原有余足以食人，墨子之忧其不足，为私忧。真正之患，唯在天下之乱。故又谓墨子之倡节用，使在上者与百姓同劳苦、均事业、齐功劳，将使在上者无威以行赏罚，则亦不能退不肖而进贤，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而天下乱。由此而荀子遂谓“知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从塞其目；……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然后贤者得进，不肖者得退……则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后又言君上对民“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之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言只取利于民，今所谓只剥削人民者也。故后曰危国家也。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言上对下先有爱利，然后用民而得其利，则上下平等相施与之道也。爱而不用，利而不利者，上对民有爱利，使民得其利，以藏富于民，而上不用之，以为己利也。此即荀子同于孔孟之爱民利民以保民，而即以保国而富国之道。此道则正为国家财货之原泉之所在。故曰“事业得叙者，货之原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荀子此篇之所以谓墨子之“非乐，将使天下乱，节用，可使天下贫”者，盖无乐等则不美不饰，上无其威，以行赏罚，退不肖而进贤，则百姓所为之生产之事皆无功，则使天下乱，而归于贫也。其言利而不利，爱而不用之功，过于利而利之、爱而用之功，则其由富民以富国之旨甚明。荀子之重先养政之和，而开其源、节其流，以积极的使上下俱富之道，固不同于墨子只消极的求节用非乐，以免于贫乏之道。荀子之赞财货浑浑如泉之语，亦正见荀子之重人在天地间，由天生之万物以得其养，而成生活之丰盛，而使人得皆畅其合于理之欲之旨。依荀子之教，于宋钘之尚人之情欲寡之说，于正论篇尝驳其说；则其于老子之言寡欲，固亦不谓然也。
至于王霸篇，则要在言“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国者天下之大器重任，不可不择道”。王者霸者以义信为道，然必积持之，而后能立义信。后更言人主必以官人为能，故其等位、爵服、官职事业，皆足以容天下之贤士、能士。又言“上之于下，如保赤子；下之亲上，欢如父母”，而以是为隆正，谓此乃百王之所同。由此更言“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兼欲治远与近、幽与明、一与百，即为过。至于不能治近而治远，不能察明而务见幽，不能当一而务正百，是为悖。故“明主好要，暗主为详”。本篇更言儒者之曲辨以为治，只是隆礼义而审贵贱、齐百官之制度，少税以使商贾农工及士大夫皆得尽其职。此其言明主好要不好详，与老庄言帝王之政，在无为之意略同。然老庄之无为，要在去为政之害民者，并以无为之心量容天下。荀子之言明君之“曲辨”之政，则必有选贤能，尚礼义，正官制，以使士农工商，各尽其职之意。此即明本于荀子之所谓道，重在“不同之人之各得其位以成治”之故也。
十二 君道、臣道、致士之道、师术、及用兵强国之道
荀子君道篇，则要在言君为治之原。故首言“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君子者，法之原也。……官人守数，君子养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次则言人君之道，首在“以礼分施，均遍则不偏。君子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于百官之事，技艺之人，不与之争能，而致善用其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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