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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缘起
墨子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自晋鲁胜名之墨辩，并为作注后，千余年来，竟成绝学。晚清孙诒让，承卢文弨、毕沅等，对墨子一书校释之功，作墨子闲诂，而墨子书乃可读。然孙氏于墨辩六篇之注解，仍多拘于训诂之末，失其义之所存。自章太炎、梁任公、章行严以降，学者以印度因明及西方逻辑之说，与墨辩之言相参证，新知旧籍，比类以明，条理亦远胜清儒之业。顾又多先存他方学术之见，强为附会之辞。墨辩原文，既讹脱兹甚，人皆可以意为之释。而数十年来释墨辩之著，亦无虑数十种。愚于二十年前，亦尝就当时所及见者，遍取而读之，见诸说矛盾散乱，不可骤理，亦无术以定其是非，遂弃置不顾。然年来复读墨辩，念其书既在，后人终有加以阐释之责。臆测固不可免，能得彼善于此之解释，亦复聊胜于无。又见墨辩六篇，唯小取一篇，自成结构，盖为所存原书六篇中，最完整者。乃反复细玩其文义，而有会于墨家之论“辩”。更就此间图书馆所藏，近人如梁启超、胡适、陈大齐、冯友兰、黎毓江、谭戒甫诸氏等，释此篇之著，与己之所见，加以比勘；觉诸氏之所释者，有是有不是，然大皆不免以此篇所谓辩之七事，为并立之七法。而区区之意，则以为此篇所论，实非并立之七法，而为一整个辩论历程中之七事。盖必如鄙见，然后可通于此篇之全文，并通于墨子他篇实际上所采之论辩方式。此论辩之方式，与西方之逻辑及印度因明之所陈，实不必尽同。其特色除以类予以类取以外，兼在本“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之推恕之道以成辩，兼及于言之多方、殊类、异故等，以见知语意之重要。而诸家所释未当之处，盖同在先存西方逻辑及印度因明之论辩方式于心，故不免比类失当，屈文就义。如我之所见，果有当于墨学之真，而墨子又为中国学者之最重视“辩”者，则亦可视本文之所述者，为中国论辩之思想之一代表形态也。
二 辨小取论“辩”之七事非“辩”之七法
墨子小取篇曰：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或也者，不尽也。假也者，今不然也。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他（原作也，依王念孙校改)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他（依王校改)者同也，吾岂谓他（依王校改)者异也。”
此上小取篇文，实此篇要旨所在。就文义观之，此明为前后贯注者。然因其曾对“假”“或”“效”“辟”“侔”“援”“推”七名，分别作释；人遂以为此七名，乃表示不同之立论设辩之法而并立者。故梁启超早年于其墨子之论理学一文，首以“或”为西方逻辑中之特称命题，“假”为假然命题。胡适于其中国哲学史大纲，改而以“或”为西方逻辑中之或然命题，“假”为西方逻辑中之假设。谭戒甫墨辩发微，亦同此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兼取二说，而以“或”为或然判断，“假”为假然判断。梁氏文又以“效”为西方逻辑中之“格”，“譬”为西方逻辑中之立证。胡氏于其小取篇新诂，又自易其前说，谓“假”为虚拟条件而想像其结果，以“或”非辩之一法，又谓“效”为演绎法，“推”为归纳法。谭戒甫墨辩发微，以“所效”为因明中之前陈，即西方逻辑中之主辞，以“效”为因明中之后陈，即西方逻辑中之宾辞；又以辟侔援推，相当于因明论式中之喻、依、合、结、及喻体，并藉以说明小取篇有不同之论式。陈大齐氏之名理论丛，亦视譬、侔、援、推，为不同之推论法，并以“侔”为西方逻辑中之加辞与减辞。此皆同由小取篇文，曾对此七名分别作释之故，遂视此七名，或其中之数者，乃分别表示并立而不同之立论设辩之法者也。
然吾人今所首当提出之一问题，即只由小取篇之文，曾对此七名分别作释，是否即足论断其以此七名或其中之数者，表示并立而不同之立论设辩之法或论式?此七名岂不可如愚之所见，只为表示一整个之论辩程序中之七事?如吾人视此上所引小取篇文之文义，为前后贯注者，则视之为一整个论辩历程中之七事，岂不较只视为并立而或不相统属之七法为宜?若然，则诸家之所释，岂不尽失其所据？
以小取篇所论为并立之辩之七法之说，其最不可通者，在“或”与“假”，根本不能分别独立，以各成辩之一法。如“或”为“特称命题”，或“或然命题”，“假”为“假然命题”；则一命题之举出，岂即足成为论辩之一法？此不同命题之分别举出，又岂即为不同论辩之法？如“有人为学者”为特称命题，“人是男或女”为或然命题，“如天雨则地湿”为假然命题。今只举出数命题，或可勉强称为各是一论，然要不可称为辩，更不可谓为不同之辩论之法。而墨子小取篇，乃明以辩为论题者。复次，就小取篇之谓“或不尽也”，“假也者今不然也”二语，亦明不足证“或”为“特称命题”，或“或然命题”，及“假”为“假然命题”。故胡适氏继又于其小取篇新诂，谓“假”为虚拟条件，而想像其结果之妄想，以“或”为“疑”，疑为辩说之所由起，而非辩之一法。其说固稍进矣。然虚拟条件而想像其结果，实不必为妄想，且可为人之思维之一法。顾可为人之思维之一法者，却又可不与辩论之事直接相干，仍不必即为辩之一法。谓或为疑，乃本于易传“或之者疑之也”之言。疑若只是个人思想中之事，诚如其言，不能为辩之一法。然如“或”为“疑”，非辩之一法，则七法并立之说破，而此疑若只是个人思想中之事，亦非与辩论之事直接相干者。小取此文，既为专以论“辩”为事者，又何必先及于此个人思想中之“疑”乎?
复次，谓“效”为演绎法，“推”为归纳法，或以“所效”相当于主词，“效”相当于宾词，以“推”为因明中之喻体（相当于逻辑中之大前提)及以譬、侔、援、推，各为一论辩法者，亦皆同于原文无的据，且与小取篇后文所举之论辩之例证，多无所应合。按小取篇于释此七事后，即继以言“譬侔援推之辞”之“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而归于谓“言之多方、殊类、异故”，并举物之“或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一不周”，或“一是一非”者为例。以文义观之，此所举以为例者，应即辟侔援推之辞之“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者。然此所举以为例者，自“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以下，从无明白依演绎法归纳法之形式之推论，亦未尝分别为譬侔援推四者举例。然则吾人果何所据，以谓其所举之例，某属于效，某属于侔，某属于推，……或某为演绎法之例，某为归纳法之例乎?吾人岂不可谓其所举之例，乃兼通于譬侔援推之义者乎？
三 辨“或”与“假”
吾于上文，唯致疑难于时贤之说。下文即当就小取篇之宗趣在论“辩”，及辩论历程中之七事之义，以释“或”“假”“效”“辟”“侔”“援”“推”之义。吾今于“或”及“假”，首不以西方逻辑中或然命题，假然命题及假设之观念为说，而以为直就小取篇之原文，及墨辩他篇对此二名之所释，即足以明“或”与“假”乃一辩论历程中首二阶段宜有之二事。
按小取篇原文曰：“或，不尽也。”何谓尽?按经上曰：“尽，莫不然也。”又经说上曰“尽，俱（依孙诒让校改)止动。”何谓动?按经说上曰：“动，或徙也。”何谓止?按经说下曰：“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又经说上曰：“是孰宜止?（据孙校)彼举然者，以为此其然也，则举不然者而问之。”又经说下曰：“止，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合此诸文以观，则知小取所谓“或”为不尽，即疑其为“不尽然”，或疑其“非莫不然”之义。“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则止为定然不移之义。言若“尽然”而“莫不然”，则定然不移，义不徙动，即“俱止动”也。而人之自以为其言为尽然，而莫不然者，亦即自止于其“以为此其然”，而“说是其然。”反之，则为言之“不尽然”而非“莫不然”者矣。而当吾以他人之言为不尽然，非莫不然时，则吾亦将“举不然者而问之”，而“疑是其然”。则所谓“或，不尽也。”即于人之说是其然者，疑其非尽然，非莫不然而不堪止，此正为与人辩之第一步之事也。
谓“或”为疑人言之不尽然，不仅可通于上引墨辩之经上下及经说上下之文，亦可旁证之于他书。王引之经传释词引管子白心曰：“夫或者何，若然者也，”谓或为若然，即似然而不必然，可疑其然者也。故易传曰：“或之者，疑之也。”易传语，亦为胡适氏之文所引。彼并本墨辩尽为莫不然之义，以谓立辞不能使人莫不然，遂有疑，是为辩说之所由起。谭戒甫墨辩发微同此意，而皆与吾人之说似相近。然此中仍有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因墨辩所谓“以为此其然”“说是其然”，“莫不然”，乃谓人之指其所立之辞或义，而言其“然”，无“不然”之处，而“莫不然”。莫不然，非谓他人之莫不同意其说，而然其说也。此所谓疑，亦非感于人之或同意某说或不同意某说而起，而是直对人之以其所立之辞与义，其自视为尽然而莫不然者；意其不尽然而非莫不然，而“疑是其然”也。则“或”非只为人之主观心理中之怀疑，为辩说之所由起；实即是辩论之第一步，直对他人所立之辞或义，“疑是其然”，拟“举不然者而问之”之事也。
吾人如知“或”为于人之所立之辞或义，疑其不尽然，而拟举不然者而问之之事；则下文所谓“假者，今不然也。”即为由“疑是其然”，而正式举出不然者而问之之事。吾今果能对人之视为尽然而莫不然者，举出“不然者而问之”，则足以证人所立之辞或义之为“假”。经下曰：“假必悖，说在不然。”经说下曰：“假必非也而后假，狗假虎也，狗非虎也。”此即谓辞或义之假而悖谬者，在其有所不然而为非者。则吾今之正式举出不然者问之，此岂非即所以证其为假而悖谬者乎?此正为吾人在辩论中，于他人之所说致疑之后，应有之第二步之事也。则“假者，今不然也。”一语，意自显豁，固不必以不相干之假言命题或假设之名为之说也。
今试再举墨子非攻篇之论辩为例，以见此“举不然者而问之，以证人之说之为假”之论辩方式，实为墨子之所常用。
按墨子非攻篇，即所以反对当时饰攻战、主攻战之言，而誉攻战为善之说者。墨子非攻中尝设饰攻战者之说曰：“我贪……得之利”；而墨子之所以非之，则曰：“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之多”，以明攻战之不利。此其所举之例，即为“举不然而问之”，以证主攻战者之谓攻战得利之说，乃不尽然者也。如其下文曰：
“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此即谓如主攻战能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则主攻战者谓攻战得利之说，诚然也。然墨子下文即继而言曰：“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
此即就攻战之必互有伤亡，而有所丧，而“举不然者而问之”，以明攻战必得利之说为假悖之事也。
非攻下又设誉攻战而视攻战为善为义之说而问之曰：
“今天下所誉善（义)者，其说将何哉?必曰，将为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意亡非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与?虽使下愚之人必曰，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人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
此即设誉攻战者为义者之说也。而墨子下文即非之曰：
“今天下之诸侯，……攻伐并兼，则是有誉义之名，（言被誉为义)而不察其实也。……
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下文即举种种攻战之不中天之利，不中鬼之利，不中人之利诸事为证，兹从略。)
此即就为攻战者之所为，实不合乎义，以见誉攻战者之“说是其然”者，今实“不然”，而明其言之假悖之论辩方式也。
四 辨“效”
论辩之事，首在对论敌之说，致疑于其“说是其然”者，“举不然而问之”，以明其假悖，因明所谓破邪，西方逻辑所谓破斥Distsuction，此在小取篇即“或”与“假”二项中之事也。然因明破邪后，必继以显正，西方逻辑中破斥后，必继以建立，此在小取篇即效以下之事也。小取篇曰“效也者，为之法也。”为之法，岂非使己之所立，足以为法而堪效，以引论敌就己义之谓乎?墨子书恒言“既已非之，何以易之”。“或”与“假”所以非人之言，“效”以下之事，正所以立己之所是，以易人之非也。
小取篇谓“效也者，为之法也”，此“法”字亦为墨辩中之一专门之名辞。按经说下曰：“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类字依王校)若方之相合也。”又经说下曰：“一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类，犹方也”。是见墨辩中所谓法，实近乎西方哲学中，所谓理型，公式，概念，或原则之类。而小取篇此节之全文为“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故时贤之释此段文者，多以此所谓效，乃效一抽象普遍之法，或依“故”做法，形成一抽象普遍之原则，视为大前提，以作一演绎推论之谓。然吾于此后说，则不能无疑。其中毫厘千里之辨，亦有可得而言者。
按墨辩之言法，以一“方”尽类为喻。今对各方物，如方木，方石等而言，此方之自身，固是一抽象普遍之公式或原则；而一切堪为法者，或依“故”所做之法，亦当各为一抽象普遍之公式或原则。于此抽象普遍之方式或原则，以语言表之，则可形成一演绎推论之大前提，吾亦无异辞。然此中之根本问题，则在墨辩中是否果有“就一法之自身，如一方之自身，而视为抽象普遍之公式或原则”之思想。墨辩谓一方尽类，乃谓尽一类之方物，无论方木方石，皆有此方之性质或方之法，而于其为方处相合。此实为以“方”为内在于一切具体之方物中之思想。如谓此“方”为一普遍者，乃以方为具体事物中之普遍者，而非离于具体事物外之抽象的普遍者。如以“方”喻其余一切法，则墨辩所谓法，亦宜皆为具体事物中之普遍者，而非抽象的普遍者。则墨辩虽随处言“法”，亦尽可从未有就“法”之自身措思，视为抽象的普遍方式法则之思想，亦可从未有将此方式法则，单独标举而出，立之为大前提，再作推论之意。而此亦无碍于人之在实际上，依于事物之相类处，或内在于不同事物中之普遍的方式法则，以由一类中之事物之情形，以推及同类之事物，如所谓类推是也。
吾人如承认，墨辩所谓法之尽类，唯是谓法为一类中之具体事物之普遍者之义，则法非他，即同类事物间之相类处。此相类处，亦即同类事物间之共同的方式或法则也。而所谓一事物之效法其他事物，亦即一事物之求亦具某方式，以与具某方式之其他事物求相类之谓，墨辩所谓“若之而亦然”也。所谓一事物堪为其他事物之所效法，亦即其某一方式，堪为其他事物所效法之谓。由此而所谓堪效法之辞，亦即其立辞之某一方式，堪为他辞之所效法，而为他辞之所“若之而亦然”者之谓。此某一方式，即堪效法之辞之足以为法处，而堪效法之辞，亦即其足以为法处之所依；固不须将此方式或法，自具体之辞抽离悬空，而视之为抽象之普遍者，或孤立之为一大前提，以为说也。循此以释小取篇所谓“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之言，则上一句即言立一辞，当使其所依循之方式，可为他辞所效法；下一句则言，为他辞所效法者，即此依循某方式而立之言辞。二者回互成文，是所谓“堪被效法者”或“所效者”，与“往效法者”或“能效者”，同为具体之言辞，而“法”则内在其间之共同的方式而已。今果如时贤之释此段者，谓所效者纯为一抽象之法，而此法又有其“所以为之法”；则若此所以为之法者，又为另一抽象之法，以为其所效；……则所效又有所效，即犯无穷过。反之，若此“所以为之法者”，乃指一具体事物之法，则人岂不可直接以具体事物之法，为其所效，又何必中间多此纯效抽象之法之一举乎?是见谓墨辨之所效之法，必为一抽象之法者，于“所以为之法”一语，必进退皆无善解。而吾今谓效法之事，唯是一效法者，求亦依循或具有所效者之法或方式之事，则不特于此二语，轻而易解，而于墨子此节之文，及全篇之义，皆可畅通无阻。兹于下再进而论之。
小取篇论效一节文之核心，在“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一语。按本篇首曰：“以说出故。”，大取篇曰：“辞以故生。”经上曰：“故，所得而后成也”，则“故”即辞之所得而成之理由。时贤于此，亦皆无异说；而依某一类之理由，以生出某一类之辞，亦即辞之生成之方式或法也。吾人之辞，果求足以自立，则必当使此辞之依故而生之方式或法，堪被效法————即中效，而后“其是”“其然”，乃确定无疑，反之则非，而可疑其不然矣。此即辩论历程中，人于经“或”“假”二阶段，以对论敌致其疑问，明其不然后，求自立其辞以显正理之要道也。今试再就墨子之论非攻，以见于立辞之求“中效”而堪效法，实为墨子之所赖以正面之树立“攻之当非”之主张者（墨子之非“攻”为反面的反对攻，然墨于之主张“非攻”，建立“攻之当非”，则为正面的树立“非攻之主张者也”。此二者须辨别。)
据非攻篇，墨子之论非攻，屡言攻为亏人自利之事。亏人自利，即墨子之主非攻之辞，或“攻之当非”所自生之理由，或“其所待而后成者”之“故”也；而依此故、即亏人自利，以论攻之当非之论辩方式，即堪效法而中效者也。何以知其为中效而为堪效法者?今设有攻以外之某事，而为亏人自利者，吾人即可效法此论辩方式，依某事之为亏人自利之故，而亦论其当非也。此在墨子非攻篇，则为进而举出“窃人桃李”、“取人牛马”等亏人自利之事为例。然此例之正式举出，则为“譬”之事，详在下节。克就一辞之立而论，则初只须自其立辞之所依之“故”为“中效”，其辞之论辩方式堪效法，固不必将效法之而取以为譬之例，皆举出也。
五 辨“辟”
小取篇释辟曰：“辟（毕沅谓辟同譬)也者，举他（据王念孙校改)物而以明之也。”
譬喻生于“直告之不明，故以他物为喻以明之”，此人皆可无异辞。然此中之问题，在譬是否可单独成为一论辩之方法，或只当视为论辩历程中之一事，如吾人之所说。如人不知弹者，今喻之曰：“弹之状如弓”。又有人不知人间攻战为何似者，今喻之曰：人间攻战之状如蚁斗。此诚皆为由设譬喻，以使人知己所言之义之道，然其本身却非即是辩论，亦不单独成为辩之一法。小取篇首曰：“辩将以明是非……明同异……决嫌疑”，经说下曰：“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故必或说弹能伤人，或说弹不能伤人；或说攻战为义，或说攻战为不义，方有辩。否则，亦须或说弹如弓，或说弹不如弓；或说人间攻战，状如蚁斗，或说非如蚁斗，方有辩。而此后者之辩，则唯在彼此皆先已了解弹与人间攻战之状后，乃能发生。若在他人尚未了解何谓弹何谓攻战之状时，吾为之譬，以明弹与攻战之状，则此只是自释其言之涵义之事，尚非与人辩之事也。则谓在吾与人论辩之历程中，为使人了解吾言，乃作譬喻，以助人之了解，因而辩之历程中，即包含譬喻之一事，固可；然谓譬喻可单独成为一辩论之事，或辩论中之一法，则不可也。
抑吾将进而论者，则小取之言譬，实尚不宜只视为使人喻己意之一般譬喻。因一般之譬喻，尽可随人之方便，而自由采取，只须其能使人仿佛会意，亦尽可有不同之方式，而漫无定准。如吾喻弹如弓，可，喻弹如虹、如丸，亦无不可。然墨子小取篇所谓“譬”，为“举他物而以明之。”此所谓明之，当为联上文而说，言举譬以明“效”之项下所言之未明者也。此“他物”一名，又屡见于后文之释“援”与“推”中，是见其义亦当连贯“援”与“推”以为说，而非泛说之一般譬喻也。然则此所谓举以为喻之他物，当为何物？曰：此当为在效之项下所立之辞说中所论及之物，之同类之物。此同类与否，依何而定？曰：依吾人是否可对之依同类之“故”，以生同类之辞说而定。今再就墨子非攻篇之设譬之道，以明上文之义。
墨子非攻篇欲证攻战之为亏人自利之非，曾举上节已提及之人之“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取人马牛”“杀不辜人”等为例。此皆对墨子所非之攻战，分别为一譬。此诸譬非自由任取而来，而实为依一定之标准，而选择之同类事物。而其所以为同类之事物，即在同为亏人自利者，亦即同为吾人可依其为亏人自利之故，而立同类之辞，以言其非者也。夫然，故人若能知此诸譬中之诸事之非，即足还证攻战之非。然克就此譬喻之阶段说，则吾人只须举出此一一之事，而意在以此明彼，即已尽譬喻之责。至明白之说出其同为亏人自利而同为非，则为此下之阶段之辩论之事如侔援推等也。
六 辨“侔”
小取篇曰：“侔，比辞而俱行也。”何谓比辞而俱行?陈大齐先生于其名理论丛中释侔一文，曾详论西方逻辑中之加辞或减辞之属于侔。如小取篇之谓“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此“乘白马”“乘马”，即加“乘”于“白马”与“马”所成之加辞之例。而由“白马马也”至“乘白马乘马也”，亦即可称为比对二辞，相与俱行；今视为侔之例，固亦可通。然吾观小取篇后文，所举之例，恒为二例以上并举之情形，今录数者，并以甲乙丙丁，标之如下。
甲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
乙 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
丙 获，人也；爱获，爱人也。
丁 臧，人也；爱臧，爱人也。
如上文之二例并举，乃小取篇作者之有意如此，则所谓比辞俱行，大可非就一例而言，而是就二例以上而言。如上文甲与乙二例，即为比辞俱行；丙与丁二例，亦为比辞俱行。而甲乙丙丁四例，就其构造方式之同有相似而言，亦未尝非比辞俱行也。若然，则单纯的对一辞自身，由加减而引出新辞，未必即可称为侔；必一辞（如乙之骊马马也)比照另一辞（如甲之白马马也)之如何由加减等，以引出新辞（如甲之乘白马乘马也)之方式，以自引出其新辞（如乙之乘骊马乘马也)，方为侔也。
吾人上列之说与陈氏之说，对于比辞俱行之解释，似皆可通，则无论谓单纯之加辞减辞为侔，及比照另一辞之如何引出新辞，以由一辞引新辞，似皆可称为侔。然若取陈氏之说，谓单纯之加辞或减辞，即可称为侔，则此虽为一种推论之方式，却可不与辩论直接相干。而如取愚之说，以侔为比照一辞之引出新辞之方式，以自引出新辞；则侔对辩论之价值即至大，而明显为辩论历程中，人求立论时，继譬之事而必然应有之事。今更详录非攻篇，对于其所取诸譬之文，条列于后。下括弧中者，乃愚所加，以便明比对其关系者。
甲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即谓为不义)，此何（故)也?以亏人自利也（不仁)。
乙 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者，此何故也？以亏人（自利)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
丙 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自利)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
丁 至杀不辜人，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自利)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
戊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
己 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
庚 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
今至……攻国（杀千万人)……
墨子非攻篇，原文有脱误，文句构造，亦有未严格处。然大体而言，则乙丙丁三者，即皆为比照甲而立之辞，为比辞而俱行者；己庚即比照戊而立之辞，亦为比辞而俱行者。而此比辞俱行，以次第立新辞之目标，则在逐步逼出，攻国之杀千万人，为千万重之不义，而有千万重之死罪之结论，以成就其非攻之说。果比皆为比辞俱行之侔之事，则侔在辩论中之价值实至大。而侔之所以为侔者，则在其比辞而俱行之诸辞，乃对同类而可相譬之事物，依同类之“故”而生者，故可赖以互证其是非也。
七 辨“援”
小取篇曰：“援也者，子然我奚独不然也。”时贤多谓援为援例或类比推理。然若吾人上文之释侔之论，果能成立，则吾人毋宁谓侔之比辞俱行，更近乎类比推理。如上文之由一事之为“亏人自利而有罪”，以谓另一事之为“亏人自利之亦有罪”，此正为类比推理之形式也。由“臧之为人而爱臧为爱人”，以谓“获之为人而爱获为爱人”，亦为类比推理之形式也。类比推理者，由“此”之如是，以推“彼之同于此者”亦如是，亦即由“我”之然，以推“同于我之子”之亦然，或由“子”之然，以推“我之同于子者”之亦然也。简言之，类比推理者，即由此一然以推彼一然之事也。然小取篇之释援则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则至少自表面上文字以观，并非由此一然以推彼一然之事，而是由此一然以问彼何不然，或由子然以问我何不然之事，亦即求援于此一然，以问彼何不然，或援“子然”为例，以问“我何不然”之事。此所成者遂只为一反诘之辞，而为论辩中之所常用。此反诘之辞，固可进一步，引发一推理；然克就其为反诘之辞言，则尚非推理，而只为辩论中之一事，唯所以引发推理，而过渡至推理者耳。此亦即援之所以可称为辩之历程中之一阶段之故也。今再举子墨子非攻篇之言为例。
按墨子非攻篇，于举窃人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取人马牛，杀不辜人等亏人自利之事，并谓之为不义后又曰：
“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大亏人自利)，则弗知非而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
此上墨子之论辩方式，正为由此然以问彼何不然，或由子然以问我何不然之方式。盖天下之君子，既知入人园圃等亏人自利之事为不义，而自然其说，则何以于攻国之为不义之说，又不以为然乎?此墨子之反诘，正为援之方式之运用也。又非攻篇另有一段文，今亦加以甲乙丙标之如下：
“甲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辩同辨)矣。
乙 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
丙 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谓之不义)，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
此上三者，前二者为比辞俱行之侔，（甲)为释不知白黑之辩者，（乙)为释不知甘苦之辩者。而所谓“不知……辩”者，即“于少曰如此，于多不曰如此”之谓。则凡“于少曰如此，于多不曰如此”，皆“不知……辩”之类也。然人于此前二者之“于少曰如此，于多不曰如此”者，皆谓之为“不知……辩”；然在第三例（丙)中，人于小为不义知谓之不义，于大为不义，乃不谓之不义，而反谓之义；此正亦为“于少曰如此，于多不曰如此”之例，人却不谓其为“不知……辩”，故墨子乃反诘曰，此可谓“知……辩乎”。此亦正为援之方式之运用也。
又在小取篇后文一段曰：
“盗，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奚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也；欲无盗，非欲无人也。世相与共是之。若若是，则虽盗，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非杀人也。无难矣。此与彼同类，世有彼而不自非也。……所谓内胶外闭与?……”
墨者论杀盗非杀人，不爱盗非不爱人，此如墨经下言“狗犬也，杀狗非杀犬也”，皆与一般逻辑观点不同，亦为荀子正名篇所反对。其意盖在谓盗虽为人，然杀盗乃因其为盗之故而杀之，非因其为人之故而杀之，于是杀盗非杀人。至不爱盗，亦因其为盗之故而不爱之，非因其为人之故而不爱之，故不爱盗非不爱人。此言非无理趣，下文将更及之。而墨家之所赖以证成其说者，则为就世人之共承认“盗，人也；恶多盗，非恶多人，欲无盗非欲无人”为说。此世人之所共承认者，即涵有“就人为盗之故而恶其多，欲其无，乃与恶人之多，欲人之无，二者不相同”之义，亦即涵有“别盗于人”之义。小取上段文之论点，即世人既承认此“别盗于人”之义，而谓“恶多盗非恶多人，欲无盗非欲无人”；何以世人又不承认墨者之依于此“别盗于人”之义，而有之“不爱盗非不爱人，杀盗非杀人”之说?世人既不自非其言。何以又非墨者之所言乎?上段之文，实正涵此一反诘，乃墨者与世人对辩时所宜有，是即问：“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之援。至由此反诘，以归于子然亦应然，子亦当承认我之然，承认墨子之杀盗非杀人，不爱盗非不爱人之说，则正为援之下一步之“推”之事也。此于下节再详之。
八 辨“推”
小取篇释推曰：“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他（依王念孙校改)者同也，吾岂谓他（依王校改)者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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