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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荀子正名篇论名实，而又关涉及当时名墨诸家之论者，要在下列一段文。
“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此惑于用名以乱名也。验之所以为有名，而观其孰行，则能禁之矣。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此惑于用实以乱名者也。验之所缘无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非而谒楹有牛马非马也。此惑于用名以乱实者也。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者矣。”
荀子此段文论邪说辟言之三惑，皆关涉于当时名墨诸家所标之论题。而今存诸家之言，则残缺难得其确解。昔杨倞注荀子，于此乃多存疑不注。王先谦集卢文弨、王念孙、王引之等之说，为荀子集解，于正名篇颇有文句上之校勘疏证之功。顾又未能与以条贯之解释。近数十年来，以西方之哲学及逻辑，传入中国，学者知名学问题所以为名学问题之性质，乃知将荀子此段之言，与当时名墨诸家之断简残篇，参照比观，以求一条贯之解释。然张皇幽渺，又异释孔多，迄无定论。而数十年来时贤之释此段文者，复多忽此段文与荀子正名篇之前数段文义之照应处，此尤为定论难期之主因。吾今兹所陈，或亦尚不能于此段文中有举之当时之诸论题，一一皆得其确解；然反复求之，亦有年矣。窃以为吾人若将此段文，与前数段之文义，相照应发明之处，一一加以指出，则荀子于此段文，指陈三惑以正名之义趣，及其与当时之名墨诸家言之不同，则皆可昭然若见，而荀子论名实之宗趣，亦于焉可睹。因草此文说荀子正名之旨，及其所反对之当时名学三宗之说，藉以见中国思想中对名实之思想之四原始形态。
二 荀子论所为有名人所缘以同异及制名枢要
荀子此段文以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用名以乱实为三惑，此乃承前三段之文而说。王先谦集解所引郭嵩焘语已指出之。其言曰：“此三惑仍承上言之。用名以乱名，则验其所以为名，而观其行；用实以乱名，则验其所缘以为同异，而调使平。用名以乱实，则验其制名之原，而观其所以为辞受。”吾人今如循此段文之承前文而说处看，则“见侮不辱”至“能禁之矣”一段，理应配合前文之“异形离心交喻”至“所为有名也”一段而了解。“山渊平”至“能禁之矣”一段，理应配合前文由“然则何缘而以同异”至“此所缘而以同异也”一段而了解。至“非而谒楹”至“能禁之矣”一段，则理应配合“然后随而命之”至“此制名之枢要也”一段而了解。荀子于正名篇将“所为有名”、“所缘以同异”、“制名之枢要”三者并举之后，即进而以三段文，分释此三者，再进而论此三惑，其文理结构，实首尾相涵。则吾人于此论三惑之段文，若有不得其解之处，亦理当先求之于其前之文，而此正所以使吾人于此论三惑之一段文，得一逐渐了解之线索也。
荀子前三段文，其内容乃分别论所为有名，所缘以同异，及制名之枢要。实即不外讨论人之所以有名之目标；及人之能有名之根据，在天官之辨别所经验事物之同异之状；与各言之制立之基本原则。此三者原可相连而论。而在第三段之制名之枢要最后数语中，荀子特提出名与实之关系而论之。此数语尤为其上结前文，下陈三惑之枢纽，今先引此数语，并释其涵义于下。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者，谓之一实。”
此段文中，关于名有固善一语，当释之于本文结论中。吾人于此首当注意者，则为“名无固宜”“名无固实”之语。名之所以初无固宜固实，则当溯其原于荀子之分开事物之“实”与事物之“状”。荀子以“同所”定“实之一”，以“异所”定“实之多”，即以居同一空间者为一实，居不同空间者为多实。状则附于实者，异实者可同状，一实之状又可多而可变，而有异状。此乃荀子之言物之“实”与其“状”之关系。荀子言“所为有名”————即言人之所以有名之目标————乃在喻志而成事；言名之制立之原则，则在顺其所经验之事物之状之同异，而分别次第制立诸表同异之名。故荀子所言之名，乃用以直接表吾人意中之事物之同异之“状”，而非直接用以指事物之“实”者。此乃与墨辩之直接言“以名举实”（墨辩小取篇)之说，及公孙龙直接谓“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公孙龙名实论)之说，初不相同者。如依荀子之说，以言名之指实，当是透过名之表吾人意中之“实之状”，而间接指“实”。然依荀子言，事物之“实”与意中之“状”之关系，则又同状者不必同实，异状者不必异实。由是而名之表物之状，乃初可表此状，亦可表他状，而各无固定之所“宜”；而名之指实，亦初可指此实，亦可指他实，而名亦初无固定之“实”，为其所指；遂不可言“固宜”与“固实”。唯由约定俗成，以一名表某意，足以相喻相期，而若有固宜与固实耳。此中名实关系，初非固定，以人意之不同而多歧，亦下文所言之三惑所自生之故。今试先引荀子此三段之文，略加以疏解，再次第释之于下。
荀子言人所以为有名，即人之所以为有名之目标曰：“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
又言人之所缘以同异————即天官之所以能辨所经验之事物之同异曰：
“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于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
荀子再论制名之枢要————即制名之基本原则，为顺吾人意中所经验之事物之同异之状，而分别次第制立表之之同异之名曰：
“然后随而命之，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异实者莫不同名也。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俞樾言应作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下接上文所引之“名无固宜”一段，今从略)。
由此数段所言，即见荀子正名篇之名，初不涵吾人今所谓指个体事物之固有名词，而唯包括据所经验事物之性质状态（简名之前文之“状”)之同异，所造成之共名与别名，即————今所谓类名与种名。至吾人之所以为有名，则唯在使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由吾人之既本于所经验事物之状之同处，造为共名，以遍举物，又兼本于所经验事物之状之异处，造为别名，以遍举物；则物之实虽一，而以其状与他物之或同或异，其名遂不一，而可多。如一“实”可名为“鸟”或“兽”（别名)，又可名之为“物”（共名)是也。而一表物之某状之名，又可用以表同状之他物，则见名一而所指之实多。由此“名”与“实”之数目，非“一与一对应”（One To One Correspondence)之关系；故吾人于用一名以指某实后，亦可不再用此名以指之，而更易以他名。于是吾于用一名以表吾于某实所知之某状时，他人亦恒可误以吾用此名，乃所以表其于某实所知之另一状；吾用一名以指具某状之某一实时，人亦可以此名为指具同状之他一实。此种种误解之事，荀子谓之“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昔人释此二者恒疑有误字。吾意则对此二语：不改原文亦可讲通。形即状也。异形离心交喻，盖即言我与他人之心相离，而我与他人由一名之所喻者相交错，而可由异途，以达于异状也。异物名实玄纽，盖即言一名之可兼指异物，而又不必足表异物之异状，而吾以此名指此物此实者，人乃可以指他物他实；名之指实，乃玄混而如相纽结也。而救病之道，则在使吾人所备有之名，足以别物之实之状之同异；同异别，则吾之意在此状者，人可不至以为他状；吾之意在指此实者，人不至以为指他实。物之实之状之同异既别，而其价值之高下贵贱，亦随之以明，同异别而贵贱明，志无不喻，事得以成，此即荀子之言所以为有名，亦即荀子之言吾人之所以为有名之目标也。
人之所以求备有诸名之目标，在别物之同异；而人之能别物之同异，则在于吾人之天官之能意物，而于物之形色声香之状，皆能分别由征验以知之。是即上文之“缘天官”而“心有征知”，以辨所经验之事物之状之事也。以人与我之同类同情，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而人与我，乃可于其所同知之形色声香之状，由比方进以知其类，由疑似而进以知其通；乃共其约名，同以某名表物之某状，而指某实；而人闻一名，即而期实之状之何若，而共喻成。是则人之所以能备有名而用之，足以成共喻，其根据唯在人缘天官而意物，能辨所经验之事物之同异之状，而人与我之所经验者，又以人与我之同类同情，亦复相类相通之故也。
至于荀子论制名之枢要————即制立名言之基本原则，则不外顺所经验之事物之同异之状，而就其状之同者，与以同一之名，就其状之异者，与以异名；就其状其实之表以一单名，而人即喻者，与以单名，就其状其实之须以兼名表之而后人可喻者，与以兼名；以使异物之同状者或异状之同实者，皆有同名以表之；异物之异状者，或同实之异状者，皆有异名以表之；而用名之或单或兼，或共或别，或多或少，皆足以使人共喻。此则人之制立名言之基本原则，而亦人之制立名言之理想标准所在也。
三 荀子正名之目标及三惑之所以产生
如吾人以上解释荀子之言为不谬，则荀子之正名篇之根本义趣，实唯在使人之志意相喻以成事。唯欲使人之志意相喻，故不得不备足名言，以表人意物后所知之物之状之同异，而分别以之指实；如名言不备足，则不足以别物之状，亦不足以别物之实，而我用一名，人可异喻，相喻不得成。吾人观荀子之作正名篇，见其不重命题之构造与相涵关系之讨论，不重推理之原则规律之提出；而重论名言与其所表之意及事物之状，与所指之实之关系之讨论，及如何成就人与人之相喻；则其名学思想，与其说为属于西方所谓逻辑，实不如说为更近于今所谓语意学者。至求人与人之名言之相喻或语意之相喻，其目标又在成就治道，则又超乎今所谓语意学之目标之上。其言曰：“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制名以使名定实辨，归于道行志通；而“志无不喻”，即“志通”；“事无困废”，即“道行”；乃所以合而成就治道者也。故荀子言正名，亦可谓在“诸个人之主观精神求相喻相结，以树立一社会之客观精神”处，以言人当备有足以指实之名，及名之当定，实之当辨；而非直接就名实之关系上，言名各有其所指之一定之实，而能自然相应。此即荀子之所以言名无固实，名无固宜也。而吾人今若离此由使人志意相喻，以成就治道之目标，而直接就名与实之关系上言，谓一名自有其所指之一定之实，或直往求其相应之处；则此正为人对名之怀疑思想，及荀子之所谓三惑所由生。而荀子之所以破三惑，亦非本于荀子之直往求名实之相应之处；而正本于荀子之能返至此“人之所以有名之目标，及本所经验事物之同异，以言制立名言之基本原则”以立说。是则吾人于下文所当深察而明辨者也。
所谓“离此使人志意相喻，直接就名与实关系上，谓一名自有其所指之一定之实，而直往求其相应之处，正为三惑之所由生”者；吾人可先凌空的或纯理论的指出一义，即：吾人如直接自名与实之关系上看，人之用名以指实，乃恒与一“废名而忘实”之自然倾向相具，而使名实之关系，转而不得相应者。此自然倾向，亦一切直往“以名指实”之人，所同难免之病，而此正为荀子之所谓三惑所由生之根源所在也。兹再分甲乙二者说明之如下。
甲、如吾人直接就名与实之关系上看，则当吾人用一名直往以表实之某状，并以指实时，吾人恒不免将此名定置于此实，而使之固着于此实，由此固着，而名与实则胶结成一体；而吾人即可止于此全体；亦即止于此名表此实之某状，而不另以他名表此实之他状；乃将其他之名，废置而不用。由此转进一步，人即可谓他名，于此根本不能用；谓他名无指此实之义。此即废他名，而忘其亦指实之事。吾人下文第四节，将再详说明此正为荀子所谓“以名乱名”之惑之所由生。
乙、又吾人直接就名与实之关系上看，吾人如不用一名直往以指实，以使此名固定胶结于此实，而将名与名之关系平观；则吾人皆可发现“多名表一实之异状”之情形，及“一名表同状之多实”之情形。由此名与实之一与多之不相应，而人之用名直往以指实时，（一)便可由注目于“实之为一”而忽此“多名之分别”；（二)亦可由注目于“多名之分别”，而忽其所指之“实之为一”；又（三)可由“名之为一”，而忽其“实之所以多”；再（四)可由“实之为多”而忽其“名之所以一”。由此忽名或忽实之事，人更可有种种废名忘实之事，亦更不求备有众名，以兼别实之同异；其他种种用名之病，即由之而生。吾人下文将说明此上之第一项，正荀子所谓“以实乱名”者之病之所自生。第二项，则属于荀子所“以名乱实”之病之所自生。至于第三项，则为西方若干柏拉图式之实在论者恒犯之病，其说即以名所表之共相（即荀子所谓状)为一，而忽个体之实之多与其所以多者。第四项为西方之唯名论者恒犯之病，其说乃以表多物之共相之一共名，唯所以指个体之名之和，另无所表之同一之共相，更无真表同一之共相之一共名，而忽此一共名之所以一者。然此中之三四项，在荀子，则因其先立有一“以同所异所，规定实之为一或多”之原则，人即不易由名之一而忽实之所以多；又立有“共名唯依实之同状而建立”之原则，故人亦不易由实之多，而忽此名之所以一。而荀子之三惑中，亦未包括此二者。然依理而论，则此亦各为人之用名，而必不免于滋生之惑之二种，则共为五惑。唯今文论荀子，只及于三惑而已。
吾人以上所说，以名乱名，以实乱名，以名乱实之三惑，乃依于人之有废名忘实之自然倾向而生之用名之病。人之用名有此诸病，此不特在吾人日常之谈话辩论，随处可证，而思想家哲学家，亦未能免者；或竟为之造作理论，加以维护者。在中国先秦名墨诸家，即尝分别为之造作理论，而有荀子所举之种种论题，为其时诸家学者之所持。而此诸家之言，亦未尝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衡之以荀子所谓人之所以求备有名之目标，名之建立之经验根据，及制名之原则；则又皆似是而非，徒足欺惑愚众。此荀子之所必破三惑也。今试再分别对其时诸家为三惑所造作之理论，就其与荀子之言相关涉处，略加说明，并就荀子之所破三惑之文句，加以解释，以明荀子正名之义趣。
四 墨者言名与以名乱名
一、荀子当时论名者所造作之一种理论，吾人可名之为“使共名与别名相掩，而用其一名遂废他名以乱名”之理论。此即如墨辩中所谓“盗，人也，恶盗非恶人，杀盗非杀人”；“其弟，美人也；爱弟非爱美人也”；及“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之类。荀子于其以名乱名项下所举者，乃“杀盗非杀人”，“圣人不爱己”，及宋钘之“见侮不辱”之三例。荀子非十二子篇尝以墨翟、宋钘为一派，二人之说固相近也。此中吾人探索杀盗非杀人者所持之理由，要不外盗虽为人，然杀盗乃杀其为盗，而非杀其为人。此即谓于杀盗之时，吾人可只用杀盗之一名，以表此杀盗之实事，便废置“杀人”之一名不用。盗为种名，人为类名，杀盗之事亦原为杀人之事之一种；今用“杀盗”之种名，而不用“杀人”之类名，是使类名为种名所掩，而被废弃也。吾人如再探索持“圣人不爱己”之说者所持之理由，依墨辩之言，是因“己在所爱之中”。其意盖谓己亦是人类中之一个体，亦可视为人之一种，而包括于人类中；故只言圣人爱人即包括爱己，而不须再言爱己。是亦只用类名而不用种名，使种名为类名所掩，而被废弃也。至于持“见侮不辱”之说之宋钘，其理由当类似持杀盗非杀人之说者，盖侮虽可说是辱之一种，即荀子正论篇所谓“势辱”；然荀子于此，亦谓“势辱”非“义辱”。宋子盖不以势辱为辱，则见侮而可不必为辱，不名之为辱。此乃意在证成其“见侮而不斗”之论。是见宋子于侮，乃只存侮之种名，而废辱之类名。即亦种名掩类名，而用一名遂废他名之事也。（按吕览正名篇，言尹文亦有“见侮不辱”之论。在庄子天下篇，固以宋钘尹文为一派也。)
人之用名而以种名掩类名，或以类名掩种名之事，并非毫无理由。依于名之可用可不用，人固可于一事，只名之为杀盗，而不名之为杀人；只名之为见侮，而不名之为见辱也。然吾人于一名，虽可不用，然不可谓其可废而不可用。吾人固可名杀盗之事为一种杀人，见侮之事为一种见辱；爱己之事亦不只当名之为爱人，而复当名之为爱己也。不能言杀盗非杀人，见侮非辱，圣人不爱己也。然此中所谓虽不用而不可废，亦不能言其不可用，其理由又安在乎?吾人岂不可于杀盗之事，永只以“杀盗”名之，而不以“杀人”名之乎?吾人又岂不可说圣人之视己也，只视如众人之中之一，心中根本无己之观念，遂于此撤销爱己之一名，而谓圣人不爱己乎?又吾人见侮之际，吾人又岂不可只名之为侮，而不以之为辱，而亦于此撤销辱之一名，而谓见侮非辱乎？
吾人之问题，追究至此，便知荀子之所以破见侮不辱等之言，非连贯于前文之所说，不能得其正解。荀子谓“见侮不辱”等之所以为以名乱名，关键全在其前文之“验之所以为有名而观其孰行”之语。而将此一语之涵义，连贯于前文而观，则“以名掩名，用一名而废他名”为“以名乱名”之故，即可得而明矣。
盖据荀子前文所言，吾人之所以为有名之目标，乃在别同异而明贵贱，以免于“志有不喻之患，事有困废之祸”。原人之所以兼有类名与种名，即所以别同异。类名所以表一类事物之同，即兼所以表一事物与他事物之相同之处。种名所以表一类事物中有各种之异，即兼所以表一事物与他事物之相异之处。一类事物之各种既相异，遂连带有价值上之高下贵贱可说矣。夫然，故吾人于一实事实物，必须兼有种类之名以表之，乃能别同异而明贵贱。故以“杀盗”名之事，亦可兼以“杀人”名之。“杀人”乃所以名此杀盗之事，与其他杀人之事之同处；“杀盗”乃所以名此杀盗之事，异于其他杀人之事之处。以“见侮”名之之事，亦当以“见辱”名之，以见其同于其他之“见辱”；圣人之“爱己”，既可名为“爱一人”之事，亦同时可名之为“爱己”之事；盖必如此，方能兼见此“见侮”及“爱己”与他事之同异。吾人既能于事物之同异，兼有所知而能辨之，亦必当兼有此表同表异之名，乃能喻人全幅之志意。此即吾人之所以不当以种名掩类名，以类名掩种名，而用此名以废彼名之故。如用此名而废彼名，是用一名而乱他名之位也。而此以名乱名之所以不可，及荀子之所以必说其为“惑”者，则不外验之于吾人之所以为有名之目标，而观此“以一名废他名而乱名”与“兼有分别表同异贵贱之名，而不使之相乱”之二者，孰为能“调”合乎此目标而堪行者而已矣。
五 惠施及道家言名，与以实乱名
二、荀子当时论名者所造作之又一理论，吾人可名为“由观实之一而欲泯除名之多”之理论。此乃由有见于名之有别者，皆可兼用而相代，乃若无别；遂欲归于一切合同异之名，或泯除一切之名之分别之说。此即当时惠施一派之所持。庄子天下篇所言惠施之十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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