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迪·德文德的一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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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迪和弗里德尔是如何在韦斯特博克相识的？

    埃迪在红军解放奥斯维辛之后发生了什么？

    弗里德尔又怎么样了？

    在这篇后记里，我们将为您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

    关于埃迪·德文德的少年时光，我们知之甚少。

    他不怎么喜欢谈论过去，因为哪怕刚开了个头，

    那失去一切的痛苦便会让他难以承受。

    奥斯维辛是他生活的中心，一切都围绕着这件事。

    他的生活分成三个阶段：

    奥斯维辛前、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后。

    奥斯维辛前

    埃利亚扎尔·德文德，昵称埃迪，1916年2月6日出生于荷兰海牙的彼得·海恩街，他是独生子，是亨丽埃特·桑德斯和路易斯·德文德的儿子。他的父母拥有一家生意不错的餐具店。因为工作忙碌，埃迪一部分时间是由保姆照看的。他们一家并不是严格的教徒。他的父母不信教，并且很少用犹太教的教条来约束自己。不管怎么说，年轻的埃迪生活还不错，出身于一个被同化的、成功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

    埃迪三岁那年，他父亲路易斯因为脑瘤去世。祸不单行，同一年，埃迪从灶台上拽下来一个装满开水的茶壶，他因此被严重烫伤，并住院半年。他的脸上和胸口都留下了巨大的伤疤。

    他母亲改嫁给了路易斯·范德斯坦姆，可他继父在1936年因为突发心脏病也去世了。这时埃迪已经20岁，在莱顿大学学习医学。继而亨丽埃特又嫁给了路易斯·佐代。埃迪厌恶地称他为路易斯三世。他12岁的儿子罗伯特·雅克，也搬来和他们同住。最终埃迪的母亲和她的第三任丈夫一起被送往奥斯维辛，并在那里双双遇难。罗伯特·雅克也没能从劫难中幸免。

    因为童年发生的这些事情，埃迪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很密切。1942年战争期间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感情。

    埃迪很聪明，对周围的世界很感兴趣。幸好，他童年里遭受的打击并没有妨碍他在社交上的成功。他晚上经常和朋友们相约探讨世界各地的时局。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共产主义是他们最喜欢的谈话主题。他得了个外号叫“小鸡蛋”，是别人根据他的脸形起的。

    读完高等公民学校之后，他开始在莱顿学医。他一直都想当一名医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他儿时经常犯哮喘，母亲给他“治病”的时候他很舒服。埃迪是一个好学生，也很会享受生活。他有一个基督徒女朋友。晚上他经常和“无赖节拍”爵士乐队一起演出，他在里面吹单簧管。在他的空余时间里，他最喜欢玩帆船。

    埃迪的父母都来自犹太大家族。一些家族成员从事钻石工业，大多数人是兢兢业业的中产阶级。在这些家庭里，上学并不是普遍的事，所以他们都很为埃迪感到自豪。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纳粹主义的威胁就日益笼罩荷兰，但埃迪的生活却一片光明。因此，德国对荷兰的入侵和占领深深地震撼到了他。

    战争

    1941年初，德国侵略者强迫荷兰大学将所有犹太员工和学生开除。在老师的帮助下，埃迪加速毕业，并且成为莱顿的最后一名犹太毕业生。然后他前往阿姆斯特丹进修心理分析学专业，这是在他的老师家中秘密进行的。他住在新赫仑运河附近，那是犹太区附近的一条美丽而宁静的运河。这里是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在“二战”期间，阿姆斯特丹的八万犹太人大部分都住在这里。

    德国占领军将犹太族人不断逼入绝境。埃迪开始担忧，他认为德国人终究会把希特勒早前在《我的奋斗》一书里提到的理论付诸实施。当他人生第一次被抓的时候，他还非常惊讶。1941年2月22~23日，德国人在阿姆斯特丹抓捕了427名年轻的犹太男人，埃迪便是其中之一。荷兰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党员和抵抗部成员亨德里克·科特，在参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抵抗占领军的斗争中死亡。突袭抓捕，便是对此的报复。埃迪1981年在《新鹿特丹商报》（NRC Handelsblad）的一篇文章中讲道：“我进城去拿我的自行车……在犹太区的某处，我被一个德国士兵抓住了：‘你是犹太人吗？’我为什么要说‘是’呢？如果我当时（用德语）回答：‘伙计，你疯了？我是犹太人吗？！’可能那时我就救了自己一命，而这个失误让我差点就把命搭进去了。”

    他和其他人一起被带到了两座犹太教堂中间的一个广场上，那里现在叫作约拿·丹尼尔·梅耶广场。他们在那里蹲了好几个小时，还被德国士兵们殴打。最后他们被卡车拉走，送去了斯霍尔的一个囚犯营。到了那里之后，一切又来一遍，他们又被继续殴打。这次打得更狠，用的是枪托，他们不得不在成排的士兵旁边来回奔跑。

    埃迪觉得，比挨打更可怕的是恐惧，和其他人一样，他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427个人被逐一“检查”，病得太重的人不用被送走。埃迪找到了机会，就像后来在奥斯维辛一样，他现在也可以利用医生的优势。他知道肺结核的症状，也知道怎么让自己感染上这个病，他的哮喘也帮了他。和其他12个“病得太重”的人一起，他们在被送走前释放了。他快速地奔跑，出于“被射杀的恐惧”，他当时用“曲线跑法”逃走的，暂时获得了自由。另外415个人被送到了奥地利的一个采石场毛特豪森。那415个人里只有两个人幸存了下来。被放走的人的下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而在那12个因病被拒绝的人里，据人们所知，只有埃迪一个人幸存下来。

    第一次突袭成了后来“二月大罢工”的导火线。很多阿姆斯特丹人不接受“他们的”犹太人所遭遇的事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作为对这次突袭的回应。这是一次英勇的行为，可惜，这场罢工不幸地以血腥的方式惨淡收场。

    每年的二月大罢工纪念日，都会提到之前突袭中的两名幸存者：马克斯·内比格和格利特·布罗姆。没有人提到埃迪的名字，也许这是因为他当时并没有在被送去毛特豪森的415个人之内。无论如何，这件事总是震撼到了他的。

    从斯霍尔被放出来之后，埃迪尽其所能地让生活重回正轨。1942年，由于阿姆斯特丹太危险，他就藏在了海牙他母亲的朋友那里。成天待在房子里非常难熬，于是房主想了个办法，让埃迪逃去瑞士。于是他和当时已经订婚的女朋友一起出发了。但是在第一站安特卫普，就出了差错。他们找不到要去报到的那个地方，可能是纸条上的地址拼错了。找寻几天未果后，这对情侣又小心翼翼地返回了荷兰。

    埃迪后来讲述过那个故事。当然，他也有可能是故意逃亡失败的。他和母亲的感情如此深厚，他或许不愿意抛下她。他回来不久之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印证了这个想法。

    他的母亲被抓了，被送往韦斯特博克。犹太委员会是在德国占领军和荷兰犹太人之间调停的组织，当时正好在寻找犹太医生去韦斯特博克做志愿者。他们保证这些医生可以留在那儿，而不会被继续运送到其他地方，而且每两周他们可以休息一个周末，以“自由之身”回家探望。埃迪报了名，条件是他的母亲也可以留在韦斯特博克，而不被继续送走。这个承诺毫无价值。几天之后他到达韦斯特博克时，他的母亲已经被送去奥斯维辛了。

    韦斯特博克是一个维护良好的定居点，并且有良好运作的管理层，主要由犹太人组成。那里有足够的食物，以及其他设施，诸如医院和剧院。不过，纳粹当然是幕后老板，每周都会安排一次运输。每次都有1000多个犹太人被用运货火车送到东边去。他们被送去波兰的一个地方，直到上了火车，他们才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奥斯维辛。

    埃迪在韦斯特博克的小医院里做管事医生，工作很努力。他的一项任务异常艰难：对那些将被运走的囚犯进行“审核”。重病的人不用去，每次囚犯们都会恳求他把要被运走的家人和朋友作为重病号报上去。医生们对此要谨慎处理，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决定也会定期被德国人检查。这项艰难的任务在战后很长时间依然深深折磨着埃迪。战后，有些人怨恨他，因为他当时没有把这个人的亲戚从运输中拯救下来。

    埃迪在医院里与一名18岁的护士弗里德尔·弗里达·科莫尼克一起工作。她来自德国，在一路漫长的逃亡之后，来到了这个营地。埃迪和弗里德尔相爱了，他取消了先前的婚约。为了能留在一起，他们需要结婚。这在韦斯特博克也是允许的，于是他们也这样做了。几个月来，他们一起住在一个仅用纸壳从医院大厅里分隔出来的空间里。对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妻来说，这并不是理想的境况。

    不过他们相互依赖，尤其是在这现有环境之下，已经很幸福了。直到厄运落在他们头上。尽管埃迪和犹太委员会做了交易，他和弗里德尔还是在1943年9月14日被送往了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

    德国人撤退之后，埃迪立刻开始在笔记本上记载他在奥斯维辛的经历，也就是这本书上的文字内容。他时不时会跟妻子和儿女多说一些里面的事情。他饱受着每个幸存者都会面对的罪恶感的折磨：为什么我活下来了，而其他人没有？除了难以置信的运气之外，他对弗里德尔的爱和渴望也是他不断前行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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