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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统一起来，编成了一个花环，但这种统一性还不足以使它成为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
在《好色一代男》中，不可能也没有理由将以前的“评判记”这种样式原封不动地接受过来，并使这种样式在作品中发挥主要作用，这是因为“评判记”原本的性质是评判，而不是具体的描写。在《好色一代男》中，固然也有对游廓、游客深刻彻底的剖析评判，与历来的“评判记”有些类似，在这一点上，它甚至超越了藤本箕山的《色道大镜》。然而西鹤的创作目的不在于评判，而在于对好色生活的种种样相加以表现，评判只不过是作为表现的背景，是材料的选择、突显与构成的一种指向，或者是借此表达一种感想、一种看法。西鹤有强烈的“浮世草子”的创新意识，将“评判记”本来所具有的“评判”的使命尽可能推到后台作为背景，而将切实的描写鉴赏和玩味置于正面来加以表现。在这个方面，西鹤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所谓“评判记”最后都会走向两条歧途，一个是写成了冶游指南或写成了戒嫖的教训，一个是津津乐道地夸耀自己是“通人”。西鹤把这两点都克服了，他通过具体的描写很好地表现了对色道的玩赏、玩味和憧憬。表现出此前所没有的艺术表现的纯粹与彻底，在这方面西鹤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作为理论家的箕山与作为艺术家的西鹤之间的显著的不同。我们更要看到，西鹤在从“评判记”到“浮世草子”的转变的时候实现了一种道德上的超越，这需要伦理观念上的勇敢大胆，在当时的精神生活中，西鹤的创作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大了。
那么，所谓“道德的超越”是什么呢？那就是超越了世俗的道德，不要假面、不找借口，而一头扎进好色世界中的那种勇气，是将一切理想、空想、梦想都融化到鲜活的现实生活中，将色道的乌有乡描写出来的那种大胆。当然，在其深处所蕴含的西鹤的那种冷静锐利的现实感，使得他不能像一个多情善感的浪荡儿一样沉湎其中，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游于色道而又不能沉溺于色道的训诫。这种训诫的色彩在《好色一代男》中已经有了萌芽，到了《好色二代男》中表现得就更为显著了。但这种训诫是在好色生活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与他律的、拘谨的世俗道德观念是颇为不同的。从人生的正道上看，这种飞跃、这种大胆是如何需要鉴别和批判，这又当别论，不可否认的是它与新的时代精神的发展（特别是町人文化的勃兴）有着深刻的必然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西鹤的好色文学与藤本箕山的著作再次殊途同归了。西鹤在箕山的《色道大镜》的起步线上走出了一大步，同时又以游里勃兴的时代现象为其背景，这一点是需要我们记住的。特别是《好色一代男》是西鹤在这方面的处女作，是将色道加以理想化描写的最为突出的作品。《好色一代男》中的种种特点也都可以从这一中心点得到解释。既然他没有任何回避地描写了性爱的机微，把性爱作为一种单纯的游戏玩乐，那么他对性爱加以辩护就是必然的了。他在世之介的性格描写和整体生活描写上有种种疏漏，是因为他的中心目的不是描写人物性格，而是表现浮世或者好色的种种样相，考虑到这一点，那也就不足责怪了。在人物的整体生活中特别强调好色的一面，在种种兴味中仅仅集中于好色的“情种”方面，于是其关注点便自然地脱离了作品整体的统一性，便带上了一种短篇连缀的性质，这应该是必然的归结。……
“评判记”的性质是评判。然而对于以游女为对象的评判记，如果不能对不同游女的特点特征加以冷静的、具有理性色彩的评判，就会流于低俗。只要是有享乐的动机，或有一定的享乐动机，那就必然会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在这一点上，游女评判记与贯穿整个江户时代的名胜记、指南、见闻记等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名胜记、见闻记是基于一种好奇心，在广泛旅行的基础上将世间百态加以描述的一种文学样式。
当然，江户时代的这类文学作品，兴味虽很广泛但却失之于肤浅，大多数作品见识不高。但假如深入地加以分析的话，也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着浮士德式的、体验一切（Alles Leben）的冲动。尤其是在时代精神处于朝气蓬勃阶段的时候，在享受歌舞升平而又享受得得心应手的时候，由于交通方便，异地的风气人情传入，使人耳目一新的时候，人们心中的内在和外在的旅行欲————通俗地说就是去各地走走看看的欲望，就是漫步世间、耳闻目睹，体验并享受人生种种乐趣的欲望，就会使人跃跃欲试起来。仔细收集会发现这方面的作品很多，而较为容易看到的，就是德永种久的《色音论》（又名东巡）（宽永二十年版）、浅井了意的《东海道名胜记》（万治年间版）等，都是此类文学中的初期的代表作。而见闻记又与好色趣味相结合，更为满足见闻记读者的好奇心，正如《满散利久佐》的著者所理想的那样：“要把好的写得更好，把不好的写好。”好奇心导致评判记的出现，这可以从德永种久的《吾妻物语》（宽永十九年版）中明显看出来。这样的评判记比起单纯的游女评判记来更有文学意味。而这些又与作者的告白式的动机相结合，在西鹤之前形成了一种小说雏形，例如，从我案头上的一部作品————以带有师宣的插图和记载万治高尾死亡年月而著名的《高屏风管物语》（万治年间版）就可以看出，这类作品是确实存在的。《好色一代男》中所继承的评判记的传统，其实就是这种评判记加见闻记，也许可以说，比起评判记来，见闻记的因素表现得更为明显些。从文学的价值上说，《吾妻物语》《东巡》《东海道名胜记》《高屏风管物语》或者天和三年的《岛原大和历》等，与《好色一代男》相比还是差得太远。因而我们不能不惊叹于西鹤在文学上的独创性，但无论如何，这种独创也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有着时代基础的。
井原西鹤在内外两个方面都具有旺盛的浮世旅行欲，这一点无须援引其他作品，只从《好色一代男》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世之介的色道修行的足迹，西从长崎，北至仙台盐窑酒田，从结交的对象来看，“五十四岁前交好的女子三千七百四十二人，少年七百二十五人。这可以从其日记中知道”。从这些人所属的阶层来看，女性有女佣、侍女、小姑娘、人妻、寡妇、尼姑等良家女性，更有澡堂的搓澡女、旅馆女招待、莲叶女[2]、县巫子[3]、化缘的比丘尼、端女郎、天神、太夫的形形色色；男性有野郎[4]、飞子[5]、香具卖[6]、寺小姓[7]等，那个时代所能玩的所有项目他都尝试了。当然，如果把书中所描写的一切场面都看成是作者的直接经验，把作者看成是世之介那样的好色的怪物，那是不对的，实际上这作为单个人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他抱着无所顾忌的游戏态度，把他所能想到的一切浮世的游戏都写到了，由此可见他的“体验一切”的欲望是何等的旺盛。这种兴致勃勃的见闻记的趣味，要在长篇小说的构架中加以表现，那就如同驾驭一匹可怕的野马。《源氏物语》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作为一个小说技巧极为幼稚的元禄年以前出生的井原西鹤，驾驭这匹悍马实在有点力不从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好色一代男》之所以带有短篇连缀的性质，原因也在于此。
顺便说一下，世之介所游玩的地方，未必是西鹤亲自去过的地方，对此我在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第三卷中的《木棉袄也是租来的》，开头写道：
干鲑鱼要在霜降以后吃。那年冬天佐渡岛上没有谋生的门路，世之介就托出云崎的一位老板，替自己找了一个卖鱼的活儿，于是就越过北国的群山去卖鱼。今年他二十六岁，春天他初次来到酒田这个地方，这里是海滨，樱花像是一片海洋。一首和歌吟咏道“钓舟游荡于花海”，赞美的就是这个地方。从寺院门前远眺，化缘的比丘尼念着经文走过来了。
这里明显是把酒田与象泻两个地方混同了。这两地之间相隔有十几里地，对于江户时代的徒步旅行者来说，混淆两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后来的《惜别之友》中，象泻这一名字才与“钓舟游荡于花海”这首和歌结合在一起，假如这是在芭蕉的《奥州小道》写出之后才出现的，那也不足以证明西鹤一生中曾来过这个地方。可以肯定，西鹤写作《好色一代男》的时候是不知道酒田这个地方的。这本来是细枝末节的小事，然而就是这种最像是事实的事实，他也是靠道听途说或空想虚构出来的。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好色一代男》中事实与虚构之间是有距离的。至于他和知名妓女的关系在后文中我们还要谈到。不管怎么说，这种距离的存在为我们确认他的构思方面的想象力，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
注释
[1] 本章属于《前编》与《后编》之间的“补遗”部分，该部分共有7节，以下选译第1——5节。
[2] 莲叶女：江户时代在京都和大阪之间的批发店里接待客人的女子，后来也指旅馆中的下女。
[3] 县巫子：在各地辗转化缘消灾驱邪的巫师。
[4] 野郎：出卖男色的人，男妓。
[5] 飞子：四处游动的年轻男妓。
[6] 香具卖：表面上做香道用具买卖、实则卖色的男妓。
[7] 寺小姓：寺院中的年幼的男性勤杂工，有的也是男色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