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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良性关系的严肃与深刻性，就需要两性感情的“处女性”。但当这种感情的纯洁性被破坏的时候，纵然我们的性欲生活还是丰富多样的，然而最为本质的东西————“不能没有的东西”————就欠缺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肉体的处女或处子是恋爱的先提条件。对男人而言，像唐·璜[1]那样的人也是有可能保持感情上的处女性的。对于女人来说，“不忠诚好比恶浪，不断袭来的恶浪，会使妻子的船搁浅”；就连对自己的身份“引以为耻”的游女，也是“随时必须接待客人，自身命运如朝露，却在阴暗处悄悄地寻找着自己的爱”[2]。这种真诚之爱的获得，已经为江户时代公娼制度高价的实验所证明。因而可以说，真正的恋爱所必须的，并不是肉体的处女性，而是两性感情上的处女性，存在于两性生活中的最神秘之处。这种真正的爱体现得越鲜明，人就越是以淫荡为耻；越是痛恨卖笑生涯，也就越是尊重肉体的处女性。无论唐·璜还是妓女，他们都会感到这种惭愧和悔恨，也证明了两性感情中处女性的存在或者复活。
只要没有深刻的内心矛盾，只要容忍人身的买卖，就会在两性感情中缺失最为本质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放纵本身、卖笑本身，在逻辑上说是与两性感情的处女性相矛盾的。何况在制度上公开允许卖淫的存在，无疑就会损害国民的两性上的纯洁，忽视两性的处女性，怂恿放荡无耻的行径。江户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的道德的堕落，在以感情表现为使命的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清楚的表现。江户文艺的大部分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不能作为通用的教育教养的作品资料了，而其中最值得警惕的，就是恋爱观的低劣这一点。现在我们面对的新的课题，就是从“性欲之美化”的角度，转向对其堕落的性质与过程的考察。
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性的堕落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公娼制度。毋宁说公娼制度是上一代人性放纵的结果，是性堕落的征候。这就好比是从朽木上长出来的一种菌类，会使得木头加速腐朽。大凡作为历史形成的要素而言，个人及社会制度会让自然之势推进、转化，或者逆转，从而开辟意想不到的新局面。对这种可能性的研究，历史学家做得还不够；反过来说，个人与团体的事业也会做到这一点，或者会为此确定方向、奠定基础，无论他愿意不愿意，其事业都有决定历史及社会大势的意义，而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也同样不足。
愤世之士太宰春台就是一个例子，他曾慨叹“丰后节”的流行，写道：“自净琉璃流行以来直至今日，江户男女淫奔者不知其数。到了元文年间[3]，士大夫家庭不用说，就连达官贵人，或与女子私通，或者妻室出轨，亲属中奸通之类的行径不胜枚举，实为淫乐之灾。”正德、享保年间，从“一中节”中产生了“丰后节”，这里面包含了怎样的时代要求？到了文元年间得以流行于江户，是如何适应了江户人的精神状态？太宰春台对这些问题没有任何触及。因而他尽管怀有愤世嫉俗之士的见识和热情，但其历史认识还是相当片面的。这种片面性中的最可悲的一点，就是他不去试图直面并引导当前的社会现象，而是将精力浪费在站在外围加以抨击诅咒上。当然，这类慷慨激愤之词，是针对当时社会而产生的偏狭而又锐利的观察，也对社会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我们今天已经离江户时代很远，无法对它产生诅咒愤懑之情了，而且无论我们如何叫骂，也无法唤起墓地中的那个世界了。因而我们在这里需要做的，就是对历史的因果关系进行冷静的分析考察，并与现代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
公娼的设置，即按照资本主义逻辑设立妓院并准许团体营业的制度，逐渐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无可阻挡的社会势力面前，日本人性生活与随之产生的两性感情处于怎样的状态呢？对这个问题，要追溯到织田丰臣时代、战国时代、室町时代、镰仓时代、平安时代、奈良时代以及更早的时代，是很遥远的。我们现在将这种追溯限定在战国时代以后，并大体做一点考察。我们首先会看到，在僧人和武士中间的“众道”（同性恋）的流行是具有悠久渊源的；其次，不可忽略的是，京畿地区官方允许的游廓早在上一个时代就存在了。后者到了江户时代，已经与普通的平民文化融为一体了。前者在这个时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很明显了，这从江户时代初期产生的“好色文学”中有了“男色物”这一种类就足可想象。伴随这种风俗而产生的性行为的无耻，已经在上一个时代发展得很严重了，在江户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也能够举出很多例证。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山崎宗鉴的作品。他是山崎近江佐佐木氏的后裔，而且本身也有立过一定的战功，在七十五岁的时候（享禄天文年间）编撰了题为《犬筑波集》的俳谐集（参见《日本俳书大系·贞门俳谐集》解说），值得一读。这位充满野性的武士、这位豪放洒脱的俳谐师（或者就他本身看来他只是长短句编辑者），对人们的性生活（特别是“众道”生活）做了极为露骨的描写。其中有：“还没能融为一体，像夫妻那样，等待夜晚到来。”“父母从缝隙中偷窥，真没大人样，干扰合欢之夜。”这种世相图，还算是格调不太低的、能够示人的部分。集子中作品不仅仅描写了人们的性生活，而且对大自然也做了带有情色意味的观察。“春风摇荡，松枝上，挂着阴囊”之类，还有写顺着水鸟的绒毛往下滴落的水珠，都带有“众道”的色彩。不过，把如此之类的描写径直解释为性的堕落，似乎也并不完全妥当。不如说它们与《十日谈》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相关段落的描写相类似，表现出了一种带有原始气息的性的粗野和无耻。在这里，玩味性生活并加以滑稽化的倾向已经初露端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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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睡笑》一书，是净土宗僧人安乐庵策传应当时的著名判官、京都所司代[4]板仓重宗的意思写出并持赠的滑稽小故事集。在该书的写本上有重宗写的一段题跋：“元和元年间，安乐庵应命讲述，颇有意趣，为便于保存，特记录整理成册，一两年后，所得达八册。为防散佚，特题跋于此。”据此可知，该书大约是在江户城开设妓院街之前不久就编好了，正值京都的六条柳町妓院鼎盛的时期。书中的故事是在诸侯面前讲述、为诸侯的爱好而收集编写的，由此可见当时的上流社会是如何地包容并喜欢滑稽故事了。总体上看，该书没有后来的落语[5]那样的浓厚的色情意味，还是较为自然、健康和不假雕饰的。但是关于“众道”的内容，在八卷中有一卷（特别是卷六）有不少。
《醒睡笑》中几乎没有涉及游女的故事。这是因为其中的许多笑话并非基于当时的普通的社会生活吗？还是因为这些笑话是僧侣讲给诸侯听的，所以不能太下流吗？两方面的理由可能都有。但从书中不难看出，就“众道”而言，在当时上流的武士社会中，那已经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了。当这种性的无耻转而运用于女色方面的时候，官方允许开设妓院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从这一背景来看，似乎可以说，在江户设立公娼是整顿风纪的第一阶段，至少体现了努力使风纪得以改善的一种主观愿望。然而事实上却导致了鼓励性道德加速堕落的结果。人的智慧是何等的浅薄，真是无可奈何。
不过，说公娼制度事实上鼓励了性堕落，这一点还需要加一些解释。公娼的设立基于性的无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无耻可以自然而然地变本加厉地发展。本来，公娼制度必须起到对卖淫现象加以限制的作用。但在这之前，在人们的伦理中已经有了放任私娼的想法，虽说如此，但还为了对它加以限制而予以集中，而正是因为加以集中，使它的吸引力成倍增加了。在旧吉原街刚开放的时候，那些市井的男人是多么好奇、多么兴奋，我们可以在上文（第154页）引用过的《东海道名胜记》的相关章节中看得出来。
游里的诱惑引发了男人玫瑰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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