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里的崩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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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柳泽淇园的《独寝》可以看出，他是把游里纯粹作为游玩的地方，至于嫖妓是否对自己的妻子或者相当于妻子的女性造成“信义”上的破坏，则是完全不考虑的。对于“一贫如洗、卖子求生”的家庭可否将自己的子女卖到妓院，对于他来说似乎也不成问题。卖淫所造成的严重的伦理上、人道上、社会上的问题，像他那样的聪明人竟然没有意识到，这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然而，在纳妾是男人公然的权利的时代，在那个贫富贵贱取决于个人的出身家庭、而不将其作为社会问题来看待的时代，这些自然就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在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这种所谓自由为什么具有某种积极的文化创造的意味呢？柳泽淇园等人的冶游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一定的“文化生产”的价值，并且在其天赋的人格中赋予了一种教养和风度。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承认的。至于今天我们是否也能按照柳泽淇园那样的方式去生活，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柳泽淇园之后不久，游里特别是像吉原街上那样的游里，就已经不再是男人显示其教养的地方了，游里文化的基础本来就是不自然的，过了享保年间，游里的崩溃迹象就渐渐显示出来了。正如污泥中的莲花，当它的根部的养分开始缺乏的时候，那种蛊惑性的、幻影般的丰丽就不能持久保持了。在极乐世界的背后，地狱的大门渐渐地显出了轮廓。

    享保年间，游女的生活工作环境还好，但许多游女已经不愿待在里边了（参见《独寝》上卷之五）。然而对游里而言，越是其内部缺乏生气与活力，就越要在表面上制造繁荣气氛。越是在表面上装潢门面，借钱负债就越是增加。随着负债的增加，他们的显摆与铺张的余地就越小，游里的生活就越来越痛苦了。在这种情况下，游里就成了俗话说的“苦界”，游女就像笼中的鸟儿那样渴望外面的自由，急欲挣脱出来。

    随着游里的海市蜃楼般的诱惑力逐渐减少，游里内和游里外判若两个世界的魔法似的感觉效果就丧失了。被囚禁在游里内的小鸟，渴望着飞出去变成普通女子，而那些好色的町人老板和“意气”[1]的小伙子，就想拯救她们，并向她们求爱。于是，“情死”和“逃走”便成为江户时代后期游里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关键词。当然，情死在任何时代都有发生，但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其时的数量频率在逐渐增加，其性质也有了变化。在大阪地区，近松写作的“情死剧”主要是在元禄年间之后到宝永、正德、享保时代[2]。而且，虽然同样是情死，享保年间之前的情死文艺，不像后期的那样带有丰后节[3]特有的颓废、忧伤和绝望。总之，无论是在大阪地区还是江户，前期的游里的关键词是“大财主”，而后期的关键词却变成了“情死”和“逃走”。由此，我们对江户时代游里这朵地狱之花如何由灿烂到衰败，就会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了。文化、文政年间的短暂的繁荣只不过是过了季节的花朵。在那个时候，已经迎来了所谓“艺者”[4]这一秋季的花朵绚烂绽放的时节。

    我对江户时代游里崩溃的过程大体上持有以上的理解。对这个过程做具体的研究描述，是我力所不及的，我想指出的，这个变化开始出现的时候对人们造成了怎样的冲击？宝历、明和、安永年间[5]的随笔作品对此作了清楚的反映。特别是三味线演奏家原盛和，在宝历十三年六十七岁时写的《北里剧场邻之疝气》，是记述那个过渡时代的珍贵文献。虽然对这本是由老人发着牢骚写成的书，我们在阅读时应该有所分析和鉴别，但他作为一个目击者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则是可信的。

    原盛和是元禄十年出生的，因而他二十岁的时候应该是享保元年，三十岁的时候应该是享保十一年。正如《我衣》的著者所言，元禄时期游客的做法是：别人花一百，我花一千；而到了享保以后，别人花十块，我花五块。尽管这种情况已经普遍存在了，但毕竟还有纪文奈良茂那样的富豪，还有第九代高尾和玉菊等名妓在那个时期度过了青年和壮年时代。吉原的品位和规格在人们心里仍有记忆。但是，在那位时年六十七岁的老人眼里所见到的，却已经是丧失了生气的、衰微的、靠注射樟脑酊剂维生的吉原。

    享保末年的短暂的起色姑且不论，直到今天作为吉原重要节日的夜樱节和灯笼节就是那个时候兴起或恢复起来的，但是吉原的衰微靠这个是不能挽回的。要是在从前，“五节日及纹日[6]不用说，平日从大门口到水道两侧的茶屋里，很少不是客人满堂、女郎侍奉左右的。扬屋街[7]在扬屋女郎来回的道中，两层的茶屋中都有女郎陪酒，真是热闹非凡。现在固然也有五节日、纹日，但街上的客人和女郎都很稀少了”。而且这时候的女郎，也都没有了格调和品位，而是浓妆艳抹以吸引客人眼球，这一点也是“靠注射樟脑酊剂维生”的一种表现。

    “女郎从前是涂抹以红粉白粉为下品，扬屋女郎哪怕是淡妆，虽说属于扬屋风格，但也仍然被视为低俗。发型是兵库结[8]，用一把简单的梳子拢起来，脚穿隐藏脚指头的草鞋，是有别于良家女子的那种漂亮。而如今女郎的发型则是由发油固定，头插两三把木屐齿似的梳子，头簪也是五颜六色地插着七八支，在节日聚会上看上去，与弁庆[9]的人形[10]差不多，天气晴朗的时候穿着木屐，仿佛是助六。不明白扬屋女郎应有自己的打扮，看上去却像是舞女，穿着小袖和服，像夜鹰在白天现身。……根津品川地方的游里地方宽敞，人也朴实，但这里却总体上品格低下、寒碜、下贱，似乎是把阴羽町和品川的坏的方面合为一处了。”即便像这样刻意打扮，甚至头插“花八九两甚至二十两”买来的一把梳子，但是效果仍然不佳。假如没有出手阔绰的客人，实际上情况就很窘迫。于是，“无论是讨厌的大佬、粗野的武士贵人，还是街上的小老板，都不再光顾，也不再谈论这里了”。过去全盛期的女郎被花大价钱应邀参加子待、巳待、庚待[11]之类的活动，呈现无限的风光，如今这种事再也没有了，许多女郎们只能在游里内表演杂耍的地方、卖面条的地摊上买零食吃。在这种情况下，客人们也认为，“嫖妓还是以价钱便宜为第一，不去大地方玩了，就去小游里吧”，这和热衷于琢磨玩法的原盛和的年轻时代很不一样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吉原妓院区脱离了世间的需求，只是这种需求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作为“性欲美化的道场”的性质丧失了，而蜕化为仅仅是性欲满足的场所。

    根据《嬉游笑览》一书记载，享保五年有“散茶女郎”近两千人，天明六年游女及见习雏妓总共二千二百七十人，享和初年三千三百一十七人，文政八年三千六百人（那时男性艺妓二十人，女性艺妓一百六十人）。当时江户城人口增加的比例不得而知，但从绝对数上看，越到后来游女的数量越增加了。然而街上的客人少了，茶屋萧条了，富豪少了，游女日子不好过了。为了迎合多数人的趣味，趣味就必然低下，而且多数嫖客都去私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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