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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寝》中写道：
武士贵人与町人，游玩的方式不同判若雪墨。女郎方面多喜欢与町人结交而不喜欢武士贵人，这样说绝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原因的。第一，武士贵人往往不能尽情开心地玩，四时来的，早晨七时便要回去，显得匆匆忙忙。不能陪女郎待一整夜，而且说话也令人腻烦，男管家也是“现在几点啦，现在几点啦”地不断询问，令人讨厌。或者有些武士贵人来这里也能优哉游哉地玩，但是多数显得粗鲁。女郎跟他们在一起不像和町人那样心安。如此等等。（《独寝》上卷四十五）
这段话就是享保年间，作为武士贵人之一员的柳泽淇园对町人的称赞。一个名叫酒井抱一的贵族说过这样的话：“世间所尊崇的是团十郎和春天的早晨。”这句话值得注意，它与上述《独寝》中的话一样是对河原从业者的称赞。的确，武士贵人“粗鲁”的表现，换言之，将外面的武断的贵族主义原样不动地拿到游廓里来，就使得他们在“游廓的贵族”方面大大地劣于町人。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町人在这里能够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金钱，这是妓院式资本主义的根基，在这一点上，统治阶层却渐渐地处于劣势，町人渐渐地占据了优势。
正如淇园所说：“诚实与金钱是两回事。”只有诚实是不能成为游廓贵族的。有诚实而没有金钱，就像徘徊在妓院之外“手里拿着锅”的人，必然受到冷落。在这个意义上，游廓是妓院贵族的“condition sine qua non”（必然的制约条件），金钱可以让太夫保持她们的品格，金钱也能保持町人在游廓内的品格。那些有名的大贵族之所以能在游廓呼风唤雨，是因为“千两一箱的金银堆积如山”地放在那里，无人能及。
比起普通的诸侯大名来，那些随着经济的变动而暴富的人，处于远为有利的位置。在耀眼夺目的名妓背后，都有这些町人的财力支撑。町人富豪在元禄年间之前固然也有不少，但在元禄到宝永年间[8]，京都大阪地区的淀屋、江户的纪文奈良茂等，压倒了上一代的仙台大佬，而名震天下。这一变化所显示的时世推移是值得注意的。这种情形到了享保年间依然如此。享保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二十五岁那年的中万字屋玉菊（参见山东京传《近世奇迹考》卷五、山崎美成《游女玉菊传》、佚名的《游女玉菊考》、冈野知十的《玉菊及其三弦》等）患病而死。据记载，她在病中对四花患门[9]进行针灸，“玉菊针灸的时候，请半太夫河东两人轮番弹唱净琉璃曲。将此事用书信形式通知相关人士，写明具体日期。那时家中的女郎也全部出动服务，一人不闲。来听净琉璃的人，一律享受酒茶饭菜的招待，真是不分贵贱，热闹非凡，难以尽述”（见《江户节根元记》）。妓院中要有如此大的排场、铺张，肯定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持。《江户真砂六十帖》所载小奈良茂的传记可能有误，但其中的一句话————“到吉原中万字屋玉菊去喝大酒，玉菊在酒宴期间病情加重，茂左卫门尽情尽力给予疗救，但终无回天之力”，从时间上看这一记载是与事实相吻合的。若把《大尽舞》中所歌唱的奈良茂为浦里赎身的事，看作是前代奈良茂之所为，与这一记载也不矛盾。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从这些历史逸事的记述中，去想象町人富豪与名妓有着怎样的关系。然而，从宽保元年的榊原高尾事件之后，有钱的诸侯或者士人在游廓中就看不到了。这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但联系到时代大势的推移，我的这种观察似乎没有大错。关于享保以后游廓与士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享受四千石俸禄的旗本藤枝外记和游女绫衣的情死（天明五年）之类的事件了。尾崎久弥的《江户软派杂考》（第443页）中记载了《明和杂录》中的这样一段话：“武州金泽、米仓丹后守殿知行一万二千石。丹后守殿在江户吉原土手与妓女情死……管家二人引咎切腹。”这就表明有人为了恋爱对游廓方面造成损害了，也显示了士人在游廓中的势力消长，这与前期为太夫赎身的行为相比，其意义就不可同日而语。随着河水湍急，领主和旗本都被卷进河水中，如同“无钱无势”的一介平民色男那样溺水而亡，这一事实更清楚地表明了游廓中町人的胜利与武士的败北。
然而町人的胜利并不只是意味着富裕的町人的胜利。对于游廓中的等级森严的贵族体制而言，多数人的要求必然导致这种等级体制的崩溃。这一方面表现为太夫的减少乃至绝迹，另一方面伴随着太夫之外的新势力的出现，造成了太夫权威与势力的失坠。在享保年间之前，这种情况还不太显著，但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此类苗头。
据宽永二十年刊行对吉原加以细致记述的《吾妻物语》一书的记载，在当时吉原的游女中，“太夫七十五人，格子女郎[10]三十一人，端女郎八百八十一人，总计九百八十七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后来的新吉原，太夫大约不超过二十人。这也许是严格筛选的结果，由此可见当时的游廓是与平民化格格不入的。如果《元禄太平记》（元禄十五年刊）中的记述是可靠的话，当时的太夫更锐减为四人，而格子女郎则是八十六人，散茶[11]五百零一人，梅茶[12]二百八十人，五寸局[13]四百三十人，三寸局[14]六十三人，五寸局、三寸局合起来约五百人。其他人等加起来，大约“近两千人”。根据享保初年或者此前的更详细的片段记录（《守贞漫稿》），当时有太夫七人，格子八十三人，散茶一千二百六十四人，梅茶四百四十人，五寸局十九人，三寸局二百六十七人。据同书享保十九年记载，有太夫四人，格子六十五人，散茶二人，新“座敷持[15]”二百九十人，“昼夜新”二十二人，“座敷持”一百二十五人，部屋持[16]三百一十八人。享保之后，太夫的影子随着三浦屋的家运衰落而变得更为稀少了。在榊原高尾离去之后，只剩玉菊等一两个有名的太夫。在宝历年间的花紫与高尾之后，就只有散茶女郎一统天下了。从宝历初年到享保末年仅仅只有十六年的时间，从以上游女的等级构成变化来看，无论在哪个时期，吉原都不单单是太夫的世界，在一般情况下，需求最多的游女等级，人数也就最多。到了享保以后，太夫便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这足以证明游廓中的贵族主义的支柱已经被腐蚀。当然，此后“散茶”被推上了上位，以“昼三”等为中心，游廓的等级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更复杂的状况。但从游客的需求方面来看，不可忽略的就是逐渐呈现出了一种平民主义倾向，多数战胜了少数。
在考察太夫的兴衰消长过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为数众多的“逸话”和“评判记”中，想象江户初期她们是怎样受到人们的追捧。她们让男人们匍匐在脚下，这对于日本女性而言，可以说是所享受到的难得的一种待遇吧。当然，这背后也有人投之以鄙夷的目光，但崇拜她们的男人们并不在乎这些，仍然是追慕并爱恋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身份低下的男人拼出命来追求她们的感人故事。在旧吉原刚开办的时候，从京都大阪地区转移到江户来游女中，有一个卖油郎对在三岛留宿时认识的佐渡岛正吉一见钟情，为了结识她而把珍藏的二两黄金拿出来，终于如愿以偿，为了表达对“正吉妹”的感谢、感恩之情，第二天他就推着车到江户去，此后的三年间他一直在江户城为正吉拉车抬轿，这就是《卖油的平太郎的故事》（参见《漫物语》）；宽永年间，一个锻刀铺学徒恋慕吉野太夫，在预约上太夫的第二天，由于过分高兴而跳入桂川自杀身亡（参见《吉野传》）。接下来，近松在享保三年创作的剧本《寿之门松》的开头，藤屋吾妻唱道：“在情之道上，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寻找爱恋”，作为老母，她真心希望爱子难与平能够“得到太夫的青睐”。这一描写很有意思，很难说这是不顾当时风俗人情的向壁虚构。
那时太夫会见大财主嫖客时的场景，即便在比不上江户的京都大阪地区，也是颇为可观的：“从门口传来喊声，‘太夫小姐驾到！’话音刚落，太夫以两支手持的烛台为先导，静静地登上楼梯，坐在了上座的正中间。左侧坐着同一家女郎十一人，她们是特意来送太夫的；右侧从太夫身后直到末坐共有围女郎十七人，均身穿红色衣裳并排而坐。在太夫面前有引路女郎和用人听候吩咐。”（《好色一代男》卷八）这里描写的是岛原的太夫吉崎首次正式接客时的盛大场景。“太夫小姐”那种高高居于嫖客之上的派头（这种派头一直延续到后来，例如在享和四年出版的歌麿画《青楼年终行事》中的初会图中也有所表现）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然而，即便是在太夫全盛时期，威胁着这种全盛态势的因素也在潜滋暗长。一个是在正统的太夫之外，新的势力已经开始抬头，并暗暗地威胁着太夫的权威。另一个是太夫自身由于种种原因也在使自己的权威失落。以江户而论，最明显的因素是明历和宽文年间，市内的汤女[17]及其他的卖淫女从市内被驱赶出来，并且流入了游廓内。原本是自食其力的私娼，却侵入了受官方特许的公娼馆的时候，作为一种别样的新生势力而存在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特别是丹前澡堂[18]开办以来，像胜山那样的名妓仿佛从天而降，土生土长的吉原当地人势必会感到一种压力。虽然这样的事情并没有直接威胁到太夫的地位，但至少表明太夫有可能会被取而代之，因而对太夫无疑是有间接影响的。
可以认为，宽文年间从外地流入的“澡堂屋”式的青楼，使得散茶女郎一时激增，对后来吉原街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意义的影响。而且，格子女郎、局女郎当中的一些妓女也有了相应的传说与逸事，并不只是在散茶女郎涌入后才有的。今天我们从写本《洞房语园》中，可以看到宽文年前后有关格子女郎和局女郎的故事，其中包括：正保年间[19]因熟客之死感到人生无常而削发为尼的格子女郎佐香穗，用“一双玉手千人枕”这句汉诗来加以形容的常常沉默不语、眼泪汪汪的宽文年间的格子女郎千岁，延宝年间因唱近江节[20]而有名的格子女郎泉和稻叶，宽文十五年让宫本武藏把她自己的“红色小袖和服贴身穿上、身披黑色缎子短外褂”而从游廓直接奔赴战场的局女郎云井。可以想象，那些并非大财主的町人也能根据自己的身份在游廓中各自拥有自己的相好。正如佐香穗和千岁的传说故事所暗示的那样，在游女身上是不缺乏那种谦逊而又有无常感的真诚之心的。
关于京都大阪地区的情况，宽文、延宝时期的藤本箕山感慨地写道：“事情是每况愈下了，倾国之威风已经不再。根据当时的新的行规，只要客人满意，女郎即便对客人不满意也不能不接待……从前倾城女郎受到追捧的时候，若有不如意而发脾气时，管家们都诚惶诚恐、恭敬从命，而今倾城需要讨好管家而低首下眉了。一切都今非昔比。原因不在倾城，不在管家，根本原因是嫖客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与过去大不相同，他们变得世故狡猾而又恶俗了。这岂不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吗？”这些不无主观感情色彩的话不免有些夸张，但还是有几分可听性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从这些材料中看出倾城女郎当时的处境：既然是“服务者”，既然是“出卖色相者”，那就不论你是太夫还是别的，都必须无条件地顺从客人的要求。
以上所述太夫逐渐没落的倾向，在享保年间之前也可以找出相关的迹象来，但那只是预示其没落的模糊的征兆罢了，只是地下的潜流罢了。即便到了享保年之后，仍然有小奈良茂那样的大财主在游廓一掷千金、尽情玩乐，仍然出现了玉菊、九代和十一代高尾那样的名妓，特别是像九代高尾那样的“至高无上”的太夫，她所具有的可哀的、含有忧愁的美，是太夫没落之前的最后一道光辉……
注释
[1] 倾城町：游廓的别称。
[2] 庄司：又称庄官，受诸侯委派管理、经营庄园、领地的人。
[3] 19世纪法国作家司汤达在《论爱情》一书中举出的一个例子，说是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废弃的盐坑里，冬季飘落下去的树枝枯叶，过两三个月后就会成为发光的结晶体，这是“结晶作用”使然，认为情爱就具有这种“结晶作用”，可以使对方产生美的质变。
[4] 庆长年间：1596——1615年间。
[5] 白拍子：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流行的一种歌舞，也指演唱此种歌舞的妓女。
[6] 高尾万治：又称盐原高尾，江户时代的名妓（太夫），据说，她曾被仙台侯伊达纲宗看中，并以与她体重相等的黄金为其赎身娶为妾，但此前高尾已经有了意中人，坚拒不从，伊达纲宗恼羞成怒，将高尾断指后刀割而死。
[7] 日本桥、三谷奥：均为江户城中的地名。
[8] 元禄到宝永年间：1688——1711年间。
[9] 四花患门：穴位名称，在腰部，又叫“三火关门”。
[10] 格子女郎：吉原街的妓院中次于太夫的第二等级的妓女。当时庄司甚右卫门在吉原开设妓院的时候，将游女划分为“太夫、格子、端”三个等级。
[11] 散茶：又叫散茶女郎，次于格子女郎的第三等级，宽文年间使用此名称。
[12] 梅茶：又叫梅茶女郎，低于散茶女郎的游女等级，贞享、元禄年间使用此名称。
[13] 五寸局：一夜划分为三个时间段侍奉客人，每个时间段嫖资五两银子，故称。
[14] 三寸局：一夜划分为三个时间段侍奉客人，每个时间段嫖资三两银子，故称。
[15] 座敷持：有专用的带铺席房间的游女。
[16] 部屋持：有专用房间的游女，较“座敷持”低下。
[17] 汤女：江户时代在澡堂为客人搓澡并提供性服务的妓女。
[18] 丹前澡堂：江户时代初期开办的一家澡堂，因有大量汤女而繁盛一时。
[19] 正保年间：1645——1648年间。
[20] 近江节：在近江（古地名，今滋贺县）流行的一种曲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