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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倾城町[1]以外一律不得卖淫；倾城町范围以外的相关人等，无论从何方来者，必须遣往倾城町。
二、嫖客的逗留时间，不得超过一天一夜。
三、倾城女郎的衣物，一律不得有金银装饰，可使用各地染坊的衣料。
四、倾城町建筑不可追求华美，街道设计等应参考江户城之格式。
五、武士不可打扮成町人模样出入妓院区，如有在彼处流连徘徊者，将盘查其住址，可疑人员将扭送官府。
以上各条，务请严格遵守。
根据写本《洞房语园》的天明年间增改本，以上五条是元和三年（1617年）三月，庄司[2]甚右卫门在批准吉原妓院区开工建设时下达的“指令”，可以说它反映了德川新政府关于卖淫业的基本政策。京都的岛原和大阪的新町，上溯到其前身柳町或瓢箪町，那都是江户时代之前就有的，现在对它们重新加以整改的时候，是必须遵循上述的吉原妓院区的五条基本要求的。德川幕府的政策，在一切方面都不是“理想主义”的，因而对于卖淫的必要性也不加否认，而是将其危害限定在最小程度。限制的方法，就是以公娼代替私娼，将相关人员限定在特定的妓院区内，而且对妓院区的奢侈和放纵行为加以预防，就可以将游廓仅仅限定于卖淫，防止此行业容易产生的富丽堂皇的趣味风尚影响于一般社会，因而对于游廓而言，“建筑不可追求华美”，不能以美轮美奂、灯红酒绿来招惹游客，而只是满足于卖淫的实用即可。从事这个行业的倾城女郎们，也不能穿着金银装饰的衣服，只能是一般的花色衣料。而出入那里的游客也以一天一夜为限，不可长时间在那里逗留。假如这样的“指令”在现实中能够被执行的话，那么吉原、岛原、新町等处，就与板桥、品川、三岛无异了。居于最高位的太夫们，就与那些街头流莺没有区别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色道大镜》和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中清楚地看出来。那里不仅是在外在的形式方面突破了禁令，而且也与卖淫仅仅限于卖淫这一初衷形成了矛盾，带有美和自由的恋爱“理想”在那里结晶了，正如司汤达在《论爱情》中所说的，卖淫这种事，仿佛是落入萨尔茨堡盐坑中的枯枝很快就变魔术般的结晶化一样。[3]果然，鸡孵出了小鸭，在本是丑恶黑暗的地域中却意想不到地出现了极乐世界。这种出人意料的情况对人们形成了一种蛊惑和引诱，这是历来相信政令万能的政客们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意外”。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采取的公娼政策本身，却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最根本的原因。
写本《洞房语园》是庄司甚右卫门六世在享保五年（1720年）写成的。根据书中的一节记载，当庆长年间[4]有人提出设立新的游廓的时候，他身边的人是有争议的。提出异议的人冈田九郎兵卫原本是一家游廓老板，此人随着吉原的建成而移居于江户。宽永初年雇有游女二十余人，后将房产家业都交给了一位管家，自己隐居于京都，可见是一个富有变化的人。冈田九郎兵卫的看法是：“若官府允许开办妓院，那就等于鼓励人们前往妓院区游玩，如此，世间的放荡风气就会蔓延开来，有害无益。”相反，甚右卫门的看法是：“现时江户是全国最为繁昌之地，假如没有妓院街，随着岁月推移，各地的游女会汇聚而来，使原有的本地的游女衰微，而新来者得以横行猖獗。随着游女的数量增多，放荡风气会蔓延，虽有规矩法度，恐怕也难以有效遏制之，纷至沓来，不可或止……不如权且划出一个游廓街，在此范围之外禁止此类活动，对世间普通人而言，未尝不是好事。”这种看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官府采纳了甚右卫门的意见，并予以许可。
九郎兵卫的观点含有无可争议的道理。与此相反的甚右卫门则是公娼设置论的代表，可以说今天的公娼设置论者也不过是步甚右卫门的后尘而已。这种观点并没有充分考虑公娼设置在道义上的问题，还有由此引发的对放荡行为的怂恿。诚然，不设置公娼，对私娼又无法取缔，那就会使得“各地的游女会汇聚而来……随着游女的数量增多，放荡风气会蔓延”，然而取缔私娼也得有多种办法。私娼之所以是私娼，那是因为她们完全是在暗处行事的，她们极尽放荡之能事，但也只能是在马路边上进行，她们不会成为一种明确的社会势力，也不能成为一种文化势力。而当她们作为一种公开场所被认可的时候，卖淫和放荡就获得了一定的道义约束和社会权利。虽然难以进行数字上的统计，但在本质上确实具有怂恿放荡行为的一面，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江户时代，游廓与游女的关系事实上是雇主与雇佣者、资本家与劳动者、有温情或没有温情的榨取者和被榨取的奴隶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公娼制度的合法化，游廓的有组织的宣传————包括“倾城歌舞伎”“倾城道中”以及后来的灯笼、夜樱、滑稽短闹剧之类的活动都随之而来，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吸引当时的游客的气派的建筑与华丽的服装，是游廓作为一种社会单位而自我保持的一种必要条件。法令并不具备那种遏制它生存的威力。既然官方允许设立公娼，那么，所谓“妓院区建筑不可追求华美”，或者“倾城女郎的衣物一律使用各地染坊的衣料”之类的严格要求，在执行中可以说是不能不打折扣的。因而在元和、宽永之后的江户，像后来的伏见和奈良等地那样的游廓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
无论如何，箭已经射出去了。而且当局不仅许可，还在那里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在过去的吉原时代，在江户城豪华的“山王、神田两所御祭礼”上大出风头的，便是吉原的官差。吉原方面也不放过利用官员出席大做宣传的机会。“去爱宕，从小舞女中挑选出俊俏者加以打扮，使之更为抢眼。”不过，吉原区的管理者要做的不只是日常事务，“对于大扫除，更换铺席等事都是要出人力的”，这是官府对新旧吉原都应尽到的义务。“宽永十六年卯九月，一名门小姐出嫁尾州上轿子的时候”，上百人的小工被派到吉原町张罗。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吉原妓院区开工建设时直到宽永年中，吉原街有一项义务，就是要向‘御评定所’派送三位‘太夫’级的游女，前往服务”。根据道恕的父亲良铁的解释，那样做的理由“虽然很难说清，但据我的看法，官府每天公务繁多，各方申诉及裁判不断，与常人不同，官员一年到头闲暇很少，把游女叫来并不是为了观赏其美艳。游女原本是所谓‘白拍子’[5]，在‘御评定所’节庆期间，把白拍子等人招来，办完公事之后，令其唱上一曲，以收慰藉解乏之效”。当局对吉原暗中支持，吉原也因此而强化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就这样，“历史”胜过了“法令”，官许的游廓区形成了一种社会势力，并有条件实现其历史意志，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文化。官府作为法令的代表者，却因此而成了妓院街的手足。
诚然，游女与上层社会形成特殊关系，并不是从江户时代开始的，中古时代的白拍子和桃山时代的游女是其先驱者。但是到了江户时代，由于承平日久，诸侯和士人“为了观赏其美艳”而出入花街柳巷者渐渐地增多起来了，而且越陷越深，这是不争的事实。从旧吉原到新吉原，游客特别是那些招“太夫”的人都属于哪个阶层呢？这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但大体上可以说，越是在初期，士人的比例越大，这是可以想象的。从历代关于高尾的信息中可以得到一些相关材料。
高尾的问题，是游女研究者的迷宫。关于高尾的世代身份以及相关的传记，简直是众说纷纭，令人无所适从。这当中，有原武太夫的《高尾七代之事》记录了相关的旧日传说，作为较为晚近的考证性著作，则有京传、京山两兄弟的《近世奇迹考》以及《高尾考》，还有种彦的《高尾年代记》都较有参考价值。京传和种彦的考证一长一短，而以种彦的考证较为精细。现根据京传兄弟的考证，三浦的高尾共有十一代，初代高尾生活在旧吉原世代，第二代高尾去世于万治二年（1659年）十二月五日（见《高屏风管物语》）。另外第三代高尾生活在宽文、延宝年间（《袖镜》《镇石》），第四代高尾在元禄五六年间离开游廓（见《幕揃》《草摺引》），第五代高尾于元禄十二年离开游廓，第六代于宝永六七年前后离开妓院（见《大黑舞》《大鉴》），第七代不详，第八代于正德四年离开游廓（见《亦逢染》《丸镜》），第九代于正德五年进入游廓（见《丸镜》），第十代于享保十三四年间离开游廓（见《细见图》《两巴卮言》），第十一代于享保十九年十月九日进入游廓（见《全盛镜》《志家位名见》），于宽保元年六月四日离开游廓（见《高尾赎身证文》）。如果再加上从三浦屋入赘到玉屋家之后的宝历年间的高尾的话，三浦屋系统中的高尾一共就有十二代。其中，离开游廓后完全销声匿迹的有五人，剩下的七人都被原武太夫写入题为《高尾七代之事》的书中。在这七代高尾中，玉屋的高尾不成问题。三浦屋高尾的六人当中，据说有半数都落户于诸侯，这是颇为值得注意的。而高尾万治[6]被仙台侯赎身后又被斩杀这一传说实际上是不可靠的，这一点可以从京山的《高尾考》中得到证明。从仙台侯角度来看，他所看重的游女无论是高尾还是薄云还是薰，或者是其他的太夫，无非都是他在花街柳巷恣意享乐的对象而已。
其次是原武太夫所说的为第四代高尾赎身的那位“三万石浅野壹岐守”到底是什么人呢？从浅野一家的家谱当中找不到“壹岐守”这个人，我只是在池田家的家谱中发现了一个名叫“池田壹岐守仲澄”的人，他于宽文五年叙任，元禄十六年致仕，享保七年七十三岁时去世，俸禄三万石。大田南亩等人所著的《高尾考》引用了元禄七年版《吉原草摺引》中的一节，根据京传编排的家谱，认为第四代高尾很可能落籍于诸侯家，这恐怕是不难想象的。……被诸侯赎身的最为明确可靠的例子就是被“十五万石榊原式部大辅”赎身的第六代高尾（按京传的说法属十一代），而根据《过眼录》的说法，被赎身的不是高尾而是薄云，不过对我们来说，到底是哪位游女并不是重要的问题。事实是，高尾被赎身的宽保元年十月十三日，因“此事非同小可，但也司空见惯”，故而当年二十九岁的榊原政岑从姬路被召回，挨了一顿训斥。《藩翰谱续编》中明确记载，同年十一月他的儿子政永被移封于高田。这期间的事情由《过眼录》加以补充，在时间上已经超出了享保时期。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这段时期那些贵族大亨在游廓中拥有怎样的势力。游廓内的组织本身是贵族式的、等级森严的，这一点虽然只通过一件事无法得到全面的解释，但我们必须记住：无论如何，游廓设立的初衷都不是为町人提供服务，游廓这个机构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需要而设立的，结果却不得不拱手让给了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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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士人和町人这两个阶层中，哪个阶层对游廓的贵族化要求更迫切呢？当然两方面明显都有这样的要求，但比起士人来，町人在这方面的要求更为迫切。我想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士人因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偶尔来寻花问柳，但他必须放下自己的身段，并会为此而感到苦恼。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要求自己所去的游廓必须是贵族化的。然而另一方面，为了舒缓官场和家庭生活中的枯燥和压力，享受一下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又不把游廓的贵族主义看作是必须的。游廓中所通行的是与贵族的教养及习惯有所不同的东西，要通过这个“约束之门”，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请。他们带着权力者的派头迈进这个大门后，却并不一定行得那么顺畅，由此可以明白，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什么被视为粗野者或蛮横者了。
本来，脱离等级上的贵族身份，变成游廓中的“贵族”并成为游廓中的“通人”，才是游廓中的贵族主义趣味之所在。这就需要将自己从专断的主人的寂寞中解脱出来，从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奴仆中挣脱出来，而获得一种自由；需要从点头哈腰相迎送、何事都唯命是听的女人堆中摆脱出来，而轻松地从事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或者进而言之，是在太夫的温柔的支配下，投入其怀抱中而获得一种温馨感。从这一点上说，他的贵族趣味是在一种新的场合中变形后的复活，与他依偎的人必须是能够满足其趣味的“色气”女王。因而，他的身为贵族的意志若不在此处满足，便不能在别处得到满足，这与他在其他场合下的贵族身份大异其趣。在这里，身为贵族不是他的憧憬，而是一种事实。因为他要从死板的贵族身份中挣脱出来，寻求一时的自由。
町人逛游廓当然也是寻求解脱的。从拨打算盘、只想赚钱的枯燥生活中解脱出来，抱着“借钱也在所不惜”的达观，从一个似乎人人认可、不水性杨花也不可能水性杨花的、老实而又实用的老婆的汗臭中解脱出来。一个只懂得料理家务事的主妇，与一个专门琢磨如何吸引男性的游女，两种女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满足了男人的需求，这真是江户时代女性的不幸。恋爱与老婆被看成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在这一点上淡化了他们对老婆的责任感。男人“看见老婆就像见到了猿猴”“一寸之前就是黑暗，性命消融露水间，明天如何不得知，劝诱朋友快游玩”（《东海道名胜记》），于是“鸳鸯衿下寻连理”，便向日本桥对面和三谷奥[7]奔去。
不过，町人在那里寻求的不只是解脱，还有他们的向上的意志、对贵族生活的憧憬，并且在游廓里发现了入口。町人无论在社会上实力有多大，但政治上和法律上却没有任何能够保障的权利，在统治阶层随时都有可能砍来的屠刀之下，他们能够发泄自己的郁闷，能够寻找到温柔乡的地方，就只有吉原那块“社会外的社会”了。至少他们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伸开手足，感觉自己似乎是个贵族。因而，把游廓当作贵族的领地而趋之若鹜的，与其说是士人，不如说是那些富有的町人。这种心理他们自身恐怕也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但从局外人的眼光看来，是颇为悲壮的，并且值得同情的。从丈夫接受妻子的教育感化这个意义上，他们从游廓中的贵族式的“小姐”那里受到了富有人情味的教养和品格的熏陶，“总之，没有通过小姐们的熏陶，自己就不能提高品位。”（《邻居疝气》）可以说，在江户时代，游女是一个种类的社会教育家。
那么，在士人和町人中，哪个阶层更有资格成为游廓中的胜利者呢？柳泽淇园在《独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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