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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在以上各章的基础上,我想对“寂”的具体表现及其审美界限等相关的美学问题,再尝试作一考察。

    “寂”的审美界限,可分为上、下两个方面。“寂”的上限,其美学问题与道德宗教问题相联系,并寻求道德宗教的价值;“寂”的下限,则与感觉与心理问题相联系,并寻求感觉心理的价值。

    要廓清“寂”的审美界限问题,特别有必要对茶道中的“侘”“寂”加以考察。当然,茶道无论从形式还是精神实质上看,都不是以“艺术”这一概念可以统括的。茶道主张的是“禅茶一味”“和敬清寂”“安分知足”和“随遇而安”。这些主张中包含的道德的乃至宗教的意味,从古至今都是作为茶道的指导精神而被一直加以强调的。茶道的设备装饰、茶具的选择搭配,还有茶点心、简易茶食等其所包含的感性之物,亦都是以视觉为主,涉及触觉、嗅觉、触觉等纯粹的感性因素,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俳句方面,在上述“寂”的审美界限的上限,也与道德和宗教的问题相关。而“侘人”“风雅人”“茶人”“风流人”等词语中所包含的意味,已经超出了纯艺术的乃至审美的意味,而是一种对人的特殊精神性的要求。同时,这些概念中也包含着“对‘寂’有体会的人”的意思。我们在利休、宗旦、芭蕉、惟然等人的精神风貌中,也可以看出其“寂”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与宗教的悟道相联系。因而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茶道达人的人格精神与“寂”本身的审美价值的界限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充分的思考。

    “寂”的审美界限的模糊性,与其说体现在上限,不如说体现在其下限。我们姑且不问茶道究竟是不是一种艺术形式,但至少可以说它是美的趣味生活的一个分野,其构成因素从形式到精神内容都非常复杂,其中还包含了其他艺术中完全没有的嗅觉、味觉等感官知觉,但整体上它又由一种统一的精神原理贯穿,因而它比一般的艺术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在这里,那些感官知觉的鄙俗性、粗糙性便有可能得到超越、得到纯化。在艺术感觉中,视觉要素被公认在整体的艺术构成中发挥着高度的审美功能,从这一点看,不难理解茶室建筑的细部、茶器茶具等那些诉诸于视觉感官的东西,是直接与“寂”之美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寂”作为一个普通概念,作为一个形容词,其语义在许多场合都是适用的。不过,能否将这个意义上的“寂”直接看作是一个审美范畴呢?对于我们来说,这还是一个疑问。

    例如,千宗室在《茶道史讲话》中有以下一段话:

    “元伯好”是有着一种风韵的,根本上是以“侘”或“寂”为理念设计的一种道具……“一闲张”是宗旦喜爱的一种茶具,有不少在后世流传下来。另外“柿饼茶筒”也有流传下来的,偏僻地方的百姓家按照挂在树上的柿子的形状做成的“一闲张”,是一种红色调,呈现出一种非常“寂”的微弱的红色,尽管粗糙,但却具有一种“寂”和张力。

    ……

    在我国,无论就色彩而言,还是就音曲而言,从达人的立场上看,最为喜爱的就是“寂”“侘”。例如,就色彩而言,虽然都是红色,但如果看惯了欧美风格的红色,就会认为日本的红色不是红色,而是在黄色中含有某种浊色调的那种“寂”的红色。这种独特的红色自古以来我国人就喜欢使用,特别是在茶道中被推崇。在音声方面,谣曲的声音最有“寂”味……三味线的声音中,有一半以上是拨音,音质非常浊,但“寂”味恰恰正是从这里体现出来的。这才是能够打动我们心灵的最强有力的东西。(见《茶道全集》卷一)

    在各种茶器中,茶筒是茶人最在乎的东西。古来最为有名的“九我肩冲”“江浦草茄子”等,基本上以饴色釉、茶褐色等暗褐色者居多,这样特殊的颜色最能够表现出“寂”。

    关于茶室的色彩,《茶谱》中写道,“千宗易曰:……对墙壁加以涂抹,一种抹到墙角,其材料是将稻草切成四五寸长,使其柔软,与泥土搅拌,以此加以涂抹,叫作给墙壁加‘寂’,看上去好像是烟熏的颜色……”。又有人指出:“‘侘’与‘寂’是茶室的建筑理念,就是一种‘反多彩主义’,但绝不是单色主义茶室所表现出的色彩,总体来说是事物本身的颜色,是一种中和的、沉静的、稳重的灰色或暗褐色。”(见堀口舍己[1]《茶室的思想背景及其构成》,《茶道全集》卷三)

    “寂”之美,还在于某些特殊的有审美意味的场合之作用。例如茶室的色调、茶筒的釉色,其让我们觉得美,是茶道中整体审美氛围在起作用。这就好比是绘画中的染料,其色彩本身不能给我们超乎感觉快感的美,而作为一幅杰出绘画作品的构成因素,它们显示的不同色彩是具有审美价值的。

    在这个意义上看,“寂”的美学性格与个别的感觉性的因素,例如与某种色彩的关系,就不是一种直接的、单纯的关系。换言之,一定的色调未必就是“寂”的色调,无论是茶褐色、灰色,或者其他色调,只要与“寂”的审美理念相契合,那么它作为茶道的审美氛围的一种因素,就会对我们产生美的效果。无论是怎样的色调,只要是古旧色,都是在某种色调之上附带暗色调的、失去鲜明度的颜色,从而形成一种“中和的沉静”。这种中和的沉静不仅与茶道的氛围相融合,而且从“寂”这一概念的语义(宿、老、古)的联想上说,这个形容词都是很恰切的。

    所以,我们不能将“寂”与整体的审美氛围切断,而将单纯的感觉属性本身直接视为“寂”之美。假如我们对美的本质的理解有错误,那么我们就会对“寂”的特殊审美本质产生误解。

    在俳句中,各种单纯的、素材性的事物,例如古池青蛙、枯枝之鸟、盐鲷的牙齿等,依靠俳句独特的艺术表现力而产生出了“寂”的审美内涵;同样,作为茶道的艺术构成,茶室的装备、茶器之类的摆设搭配,茶会中主人与客人的言语动作,便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氛围,“寂”或“侘”的妙趣才能由此产生并被人所感受。茶道是一种综合性艺术,作为建筑的茶室及用于壁龛装饰的书画之类不必说,茶器茶具本身也属于工艺艺术。它们本来都具有独立的艺术性,但被茶道的目的与趣味所规定后,在茶道中也只能作为单纯的感觉要素而存在。

    茶道建筑的艺术风格,却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当然,茶室、甬道的审美性,对于茶道的综合性情趣世界而言,也如同壁龛的书画与茶器茶道的色彩形状一样,不过是素材而已。然而,建筑本身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自己的本质性,同时,茶室建筑的艺术性又是在茶道特有的趣味下被建造出来的,它在茶道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们来看一看“侘寂”在茶室建筑中的具体显现。

    首先,是闲寂性,这正是茶室的根本特性。茶室作为建筑、作为艺术,都是为了表现和唤起寂静的氛围而被创造出来的。然而,在作为茶道趣味的“侘寂”之美的体验中,茶室建筑要有效地直接诉诸我们的感性直观,也必须包含着人的种种精神活动。在我看来,茶室“闲寂性”的最根本的因由,正在于“自然的归入”这一点。在大自然中,人们尽可能以最小限度的空间、最简单的方法来安排自己的行住坐卧,以便很好地将身心融入大自然中,于是,逃离社会、放浪山野,建造一个临时的住处,便成了草庵根本精神之所在。不过,仅仅从隐遁生活的消极方面来解释草庵本身是可以的,但要以此来解释茶室的形成,似乎还不充分。

    用这样的方法来归入自然,还有另一方面的希求,就是将自然中的“寂静性”最大限度地引入人类生活中。在草庵中,一般住宅所具有的人类生活与大自然之间的界限都被打破了,尽管草庵还是人类生活的场所,但草庵一旦拆除,直接面对的就是原野,可以与自然彻底地融合在一起。利休以后的草庵风格的茶室,其极端的形态就是称为“一叠台目”的狭小茶室,其根本精神就是追求生活与自然的高度契合,就是把自然本身具有的“闲寂性”引入生活,并从中得到美的享受。然而,把自然的“闲寂性”作为感受美的对象,未必一定需要走遍山崖水畔或者在山野中结庵而居。在不少情况下,享受自然之美是通过我们的想象来实现的,并且反倒会更加纯粹。因而,草庵风格的茶室并不一定是草庵本身,甬道也不是广阔的山林田野。在这个意义上,茶室的闲寂性是从外部导入的、自觉而又有意识的审美享受与审美体验,这之中存在着一种象征关系,而象征性的体验往往更具有审美的效果。实际上,茶人追求的是“外甬道有郊野之趣,内甬道有山麓之趣”。据说,“利休风格是将甬道设计为乡野的一侧、古树旁边,将茶室设计为隐居者的柴庵模样。栽一些灌木丛,修小道,安栅栏或简单木门,从而体现出‘侘’那种寂静的氛围”(见《茶谱》)。

    然而,在茶室的构造中,却又将直接的自然景观加以遮断。对此,堀口舍己曾说过:

    窗户的第一目的是采集光线,同时也为了通风换气。在日本住宅中,窗户眺望外部庭院景色的功能也受到特别重视。然而,在茶室中,除了采光和换气之外,却几乎不可能眺望庭院。庭院中的甬道虽然在设计上处心积虑,从茶室中却看不到庭院甬道。因而,茶室与其说是柱式建筑,不如说更接近于壁式建筑。这可能是因为茶室面积很小,为了避免视觉比例上的狭小感而特意如此设计的。与那个躏口[2]的作用是一样的。这样会使茶室的相对独立感得以强化,故而不让人注意茶室以外的世界,同时从采光的需要上来看,那样做也是有必要的。(见《茶道全集》卷三)

    对于这一点,还有其他种种解释。利休在谈及野外茶会时说过:“第一就是不能让景色吸引注意力而妨碍茶会。”在《茶道觉书》也有这样的话:“要想让心情保持安闲舒畅,场所就需紧凑,否则会分散注意力,也很难品出茶的正味。所以,茶室不能太大。”这种看法与我在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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