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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之前,作者先讲了第一条,其中说:“若做茶汤者是大名或类似大名的达官贵人,只要进入茶道,便是侘道人。若所作所为有似侘道之人,虽各有身份作为,又何错之有?”又在《达官贵人之茶汤》一节中写道:“……此乃‘寂’之体,看似学习山居闲居者,而设茶汤坐席,而修茶室,砌草屋,立原木柱……因乃达官贵人,设施追求华美,房屋梁柱、庭园草木乃至石壁院墙,均极尽豪华,不似山中闲居,虽无张扬,但观之炫目。然而,作为游慰之事,当该如此,又有何妨?”这种看法表现了对趣味生活的理解和宽容,不过,这本书毕竟是把“大名茶”作为“侘”的最高境界,即便如此,却也仍然表示了对游慰之事的认可,这样的话出自一位禅师之口是很有意思的。(顺便说一下,在《贞丈杂记》一书中,他曾对所谓“大名茶”予以口诛笔伐。)

    如上所说,悟道的境界和知足的心境就是不以贫苦为苦,并从中超脱,寻安心立命之地,得风花雪月之心。但仅仅如此,不免消极,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这也只能说明一种平和、安闲的心理状态,而不能说明集中于某种特殊对象和特殊氛围的、积极的审美意识。假如“寂”或“侘”的重心不在其积极的审美价值,那么其在俳句和茶道中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很值得怀疑了。虽然茶道之类还不能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在茶道中,除了美、艺术以及趣味这样的美学问题之外,还有很多复杂的要素(道德的、修养的、社会的)。不过我们仍可将茶道作为趣味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来看待,对其中“寂”或“侘”的内涵也就应该纳入美学范围加以考察。

    “寂”的第一语义所包含的消极审美意义的消极方面————“寂寥”“寂寞”,进一步引申出“贫寒”“贫乏”这样的意思,这与俳句和茶道中所体现出的积极审美意味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与俳句中的其他概念,例如“枝折”“细柔”一样,它们都包含着“弱小”“无助”之类的意思,同时又与某种积极的审美价值相融合。但尽管如此,这些概念与西方美学中的“Grazie”[2]或“das Niedliche”[3]一样,都不能纳入审美的范畴。在“幽玄”和“物哀”中,这些意味也同样不能获得审美的积极价值。也就是说,“弱小”“无助”之类的意义,无论在任何关系中,客观上都不具备审美的条件,它们本身只具有美的消极性。但由于体验者的主观意识或者特殊倾向的不同,也可以转化为一种积极的审美经验。在滑稽美学中,往往把“das Niedliche”(可爱)、“das Drollige”(可笑)、“das Naiv Komische”(朴素滑稽)与“幽默”放在一起,对其间的异同加以考察,即“可怜”是“弱小”与“美”的结合,“可笑”是“可怜”与“滑稽”的结合,由此而具有了“美”的性质。在“朴素滑稽”中,对象通过滑稽性而拥有价值,而在“幽默”中,对象不仅有滑稽性,也有审美意义。

    我们可以将滑稽美学中的这种思路应用到“寂”的研究中来。我认为上述“寂”的概念中所包含的诸要素,与“幽默”概念具有相同的构造。也就是说,“寂”“贫乏”“无助”之类的词,作为对某种对象之特征的描述,都属于一种消极性的因素,但这些消极性的因素,却可以通过我们的主观凝视,而成为一种积极的、有意义的审美因素。“寂”与“幽默”作为审美范畴,其间有何理论上的关联,在后文中我们还将有所论述,这里只是先强调指出:“幽默”是“寂”这一概念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认为,在茶道的所谓“侘茶”中,“侘”的语义通过“贫寒”“狭小”“穷乏”“不自由”等不同侧面,而具有了审美的意义;同样地,在俳句中,不仅是狭义的“寂”“枝折”“细柔”等概念上,即便是题材上,其朴素、平俗或者粗野之类的意味,也都包含在广义的“寂”这个概念中,并在审美的意义上获得肯定。从这一点上说,上述的滑稽美学中的“幽默”这一概念与“寂”“侘”之间的类比,就不仅仅是形式上有关联了,还与其根本性的东西相关联。

    总体而言,芭蕉的俳论比较偏重于狭义上的“闲寂”“枯淡”,从他个性来看,其俳句创作也专以“闲寂”趣味为主。但在芭蕉以后,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思考俳句本质的时候,则往往强调“寂”与“可笑”之间的调和,在支考等人的理论思考中,这一点表现得较为突出。支考曾经说过:“‘寂’与‘可笑’乃俳句之风骨。”这里说的“可笑”,就是在俳句中集中表现的一种洒脱心情,而绝不是那种卑俗低劣的滑稽意味。

    接下来,我们还必须在主观心理感觉或心理状态的层面上,对这个问题继续加以探讨,同时也要对蕉门俳论的重要美学问题之一“虚实论”一并加以考虑。综观蕉门俳论的整个体系,“虚实论”主要是在支考一派的俳论中被大力提倡,同时,支考等人不但提倡“寂”,对“可笑”也予以强调。在俳句的艺术理念中,要考察“寂”的复杂内涵,就必须把它与“虚实论”的考察联系在一起。

    “虚”与“实”之间的对立,带有“观念论”和“实在论”这两种不同的心理态度之倾向。从这一角度看,对于俳句中的“虚实论”可以作为一种“反讽的观念论”(Ironischer Idealismus)来加以思考。所谓“观念论”,就是仅仅把外在事物看成是我们心灵的主观反映;而“实在论”则与此相反,是把外在事物原封不动地看作一种客观实在。“反讽的观念论”从理论上说,归根结底也属于“观念论”的范畴,但就其实际的精神态度或思维方法而言,则飘忽于上述的“虚”与“实”的意味之间。

    我在这里所说的“反讽”,也就是所谓的“浪漫的反讽”。对于这个概念,试图把反讽赋予美学依据的克尔凯郭尔曾作过简要说明。他认为,反讽就是一边飘游于所有事物之上,一边又否定所有事物的艺术家的眼光。这种反讽的立场,就是要否定外在事物的实在性,否定对这种实在性加以肯定的朴素态度,只把它作为一种单纯的观念和心像来看待。这种观念论的态度从更高的自我意识的立场上会再次被否定,在这个意义上,人的精神就在“虚”与“实”,即“观念论”和“实在论”之间飘忽游移。

    现在,我们权且从这个立场上来考虑“寂”。站在把现实世界视为虚幻之影的精神立场上说,从“寂寥”的语义中派生出来的“寂”,其全部消极的审美因素,例如“孤寂”“挫折”“贫寒”“缺乏”“粗野”“狭小”等,就有可能摆脱一切的不乐、痛苦的感受,使心境获得一种“非感性”(Impassibilité),从而使得人的心理对这些消极性的东西感受不到其消极性,这一点是容易想象的。然而,仅仅如此,还不能视一切为“空”,对所有的不自由、所有的贫困,难以取得一种无关心、无感觉的佛教式的悟道心境,难以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而在反讽的观念论的立场上说,不仅可以获得对现实对象作出感性反映的自我超越,而且也能够拥有不被一切实在的对象所束缚的潇洒的、自由的感情,并以此投射到本来具有消极性的诸种对象和境况中,立普斯[4]将此称为“美的实在性”。在这个意义上,审美客体就有可能自行成立,并自行享受。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无论对任何事物,自我都要确保终极的自由性。这种态度就好比把自己的影子映照在某一特定的外物中,并加以自我欣赏。在由“观念性”而否定“实在性”的同时,又反过来由“实在性”否定“观念性”,这就是美学意义上的“观念论”立场。把现实视为空无,而在其上追求更高的实在,是宗教的解脱之道。而反讽的立场,则是把现实视为虚空,又把主观视为虚空,结果便在虚与实之间飘忽游移。这种逻辑上的矛盾悖论,即在其特有的立场上获得一种主观上的代偿,就是享受到了自我的自由性。

    《荫凉轩日录》文正元年闰二月七日条,记载了下列一段逸事,可以作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审美的反讽态度的一个例子。细川氏的家臣中有一个名叫麻的人,因故被没收了领地,但他没有因此而感到苦恼,而是甘守清贫、悠然度日,终日吃一种名为“思给纳”(スギナ)的食物。亲戚朋友们见之都笑话他。他却作了一首和歌,云:“我乃‘侘’之家,全靠‘思给纳’,春夏秋冬不怕啥。”主人岩栖院听了这首歌,深受感动,就把领地返还了他。对此,《荫凉轩日录》的作者评论说:“此乃一时风流事也,是可谓真俗之龟鉴也。”这首歌中的“思给纳”既是一种野草的名字,也有“过日子”“风雅之名”的意思。似这样站在审美反讽的观念论的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上文中所提到作为消极的审美价值的诸种因素在“寂”或“侘”的概念中会获得一种积极意义。

    在支考等人的俳论中,屡屡出现“得虚实之自在”或“游于虚实之间”这样的话,这与我们所说的“反讽的观念论”在意味上是否有所类似,我不敢断言,但至少可以在“反讽的观念论”的立场上,对这些话的意思作出大致正确的理解。如上所说,西方美学中的“滑稽”和“幽默”的概念,其解释虽然因人而异,但这两个概念中具有的审美的消极性被置于我们意识中的某种Constellation[5]的时候,便获得了一种积极的审美意义。这样看来,在上述的“寂”或“侘”中所包含的审美反讽意味,伴随着审美的消极因素的积极转化,就产生了某种类似于喜剧的、幽默的气氛和感觉,这样说也未必是牵强附会吧。作为俳句之本质的“寂”与“可笑”,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才获得一种深意。至少从俳句的一般本质来看,蕉风俳句趣味的“寂”常常透露出一种洒脱的精神态度,其中也含有某种意义的“可笑”的意味。

    正冈子规在《岁晚闲话》中,曾对芭蕉的《过冬》这一俳句作出评论,说芭蕉的“倚靠在这房柱上,过了一冬天啊”这首俳句真是“真人气象,实乃乾坤之寂声”。子规的这句话过于简略,但无论如何他指出了芭蕉的一种特殊心境,说出了这首俳句最本质的一面,那就是以“寂”实现自我超越,同时又安住于“寂”,并享受之。这首俳句以区区十七个字音,却不回避“俗谈平话”的语言表达,体现出了一种淡远、潇洒的情趣,并从中流露出一种微妙的“可笑”之意。此外,“古老池塘啊,一只蛙蓦然跳入,池水的声音”“秋日黄昏,一只鸟,栖息于枯枝”“布谷鸟啊,你的啼叫,令我倍加寂寥”……这些俳句中,在题材上都具有浓厚的“寂”的气氛色调,而在整体的艺术表现的内涵上,却又常常带着一种淡淡的、可笑的意味。由“寂”的概念表现出的审美内涵中,也带上了“可笑”这一审美要素。

    与芭蕉比较起来,其角的俳句在高雅性方面略逊一筹,但多了一些豁达自在。他以其独特的方法,从广义上对俳句之美作了开拓。对此,建部凉袋在其《俳仙窟》中,以稍显夸张的故事表明了这一点。其中有云,“……其角敞开衣襟,扬眉曰:俳句就要写得有趣,就是要让人喜欢。一定要作出佳句来,为此可以不睡。以前我给先师芭蕉翁拾柴禾的时候,就想到一定要作出‘寂’之句来,故而有时有悖先师教诲,作句时言行不一,我想出过这样一句‘清晨,隔壁咳嗽声,杜鹃鸟啼鸣’,听起来好像说的是青楼公子的可笑事。从前我还随便作过一首‘秋日天空,掠过了尾上的杉树’,也终究不能称作秀逸之句……”《俳仙窟》就是把从前的著名俳人都集中起来,让他们各自作一通扬扬自得的发言。在其角的那番话之前,还有芭蕉的一段话:“……俳句者,质也。质,文皆盛时,则如我之野逸也……此道尚‘寂’,少年喧哗之声不得入耳,何况使丝竹之声乱耳者,则难以与花月为友。”其角和芭蕉两人的言论分别强调了作为“俳句之风骨”的“可笑”与“寂”两个方面。

    总而言之,俳论中的“虚实”概念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在“游玩”与“认真”相对立的意义上稍加转换,便产生了“可笑”与“寂”的对立,也就是席勒所说的“生”是“Ernst”[6]的,“艺术”是“Heiter”[7]的。对此,支考曾说过:“心知世情之变,耳听笑玩之言,可谓俳句自在人也。……‘寂静’‘可笑’乃有俳句之心者所推崇。”又说,“所谓俳句之道,比起自由自在游于虚实之间,更须远离世间之俗俚,方可通达风雅之道理”。在支考的俳论中,此种意义的“虚实”常常和另外意义的“虚实”混同使用,以致造成了很多歧义和含混。在茶道方面,“虚实”概念又是怎样运用的?《宗关公自笔案词之写》中有如下一段话:“茶道乃人生之慰藉,不为世间俗理所囿,皆为虚成之事,须知外立其虚,内充其实。如此,茶道则立。若一味沉溺于趣味,茶道则走入歧途。……以上并非讲道理,只论由虚而入实,其‘实’者,人人心中皆有之也。”

    其次,是“虚实”的第二语义。在假象与实在相对立的意义上,所谓“虚”主要是指艺术的表现和审美对象的假定性、非现实性;“实”则与“虚”相对,指现实生活的立场(实践与道德的立场)。当然,从广义上说,这些意味也可以包含在第一语义中,但第一语义与第二语义之间未必总是一致的。就俳句而言,相对于支考的多义而又含糊的“虚实论”,露川所主张的“居于实,而游于虚”恐怕就是这个意义上的“虚实”。“虚实在于皮膜之间”等说法,实际上指的是感觉的“假象”与观念的(知识的)“实在”之间的关系。

    关于“虚实”的第三语义,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说的,它是基于一种审美反讽的观念论立场来考虑虚实关系的,在这个意义上,自我在本质上要不断飘游于世界的“假象”与“实在”之间,游走于“否定”与“肯定”之间。从审美的反讽立场上说,认识论立场上的“观念”与“实在”,或“假象”与“实在”的对立,其关系要倒转过来,即“假象”成为“实在”,而“实在”则成为“假象”。对于深入风雅之道,并在其间见出安身立命之境地的人们而言,充满穷苦、困乏的现实世界是“虚”,而在其安身立命的境界中,那种自由自在之心又将自我投射到客观中,于是这种境界也就变成了“实”。由此也可以说,是将丑恶的现实世界自由地加以抹杀,达到一种“所见者无不是花,所思者无不是月”那样的境界。然而,这种安身立命的精神世界又与大彻大悟的宗教意味的解脱有所不同。归根结底,仍然是有着难以摆脱的空虚和深深的寂寞,因此又不得不通过风雅之道在虚实之间游移。芭蕉是一个典型的将一生“系于此道”的人,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在《幻住庵记》写道:“乐天破五脏之神,老杜诗苦太瘦生,其间贤愚文质,虽不尽同,然皆生于虚幻之世间。”

    注释

    [1] 西行(1118——1190):俗名佐藤义清,出家后被称“西行”。平安时代后期至镰仓时代初期的武士、歌人。

    [2] Grazie:德文,意为“优雅”。

    [3] das Niedliche:德文,意为“可爱”。

    [4] 立普斯:西奥多·立普斯(1851——1914)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德国“移情派”美学主要代表人物。

    [5] Constellation:德文,星座。

    [6] Ernst:德文,意为“严肃的”“庄严的”。

    [7] Heiter:德文,意为“生动活泼的”“明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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