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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和所得税
我自从政以来，对处理公款一贯小心谨慎。我在一个经常议论政治的家庭中成长，家中最瞧不起贪污受贿的政客。如果我与他人有所不同，那就是：无论在进行竞选经费或政府公款的账目登记与用途说明方面，我一向是远比大多数政府官员做得更加详尽细致的。所以1952年发生所谓基金危机期间，有人指控我财务上有不正当行为时特别令我伤心和气愤，其原因就在此。
我在1968年当选总统后，决定卖掉我的全部股票和股票以外的证券。法律并不要求我放弃它们，但我认为应该特别注意避免哪怕只是看起来有利益冲突的现象。我用出售股票和纽约公寓所得大部分款项在佛罗里达购置了两所房子，在加利福尼亚购置了一所房子。
圣克利门蒂的地产为26英亩。我本人只买得起房子和周围约5.9英亩的土地。为了使邻近的地产也归我所有，我靠我的友人鲍勃·阿普拉纳尔普的贷款把它整个买了下来。1970年12月，我把20.1英亩和我另外买来的附近2.9英亩转卖给雷博佐和阿普拉纳尔普，只保留了住宅和我第一次买的5.9英亩。1973年雷博佐又把他那部分地卖给了阿普拉纳尔普。
现在看来特别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决定把这些交易加以保密。这倒不是因为这些交易有何不正当之处，而是由于我知道如不保密，华盛顿记者团就会宣扬我如何获得如此高价的巨大产业，以及我向友人借贷购置产业之事。后来水门事件一扩大，记者开始揭露我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无辜的秘密便引起了我自己也无法消除的怀疑。
5月13日，欧文委员会“某人士”向加利福尼亚一家报纸透露，说我可能用了高达“10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购置我在加利福尼亚的产业。就连欧文也说他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但那家报纸仍不收回报道，于是很快就由全国性通讯社发了出去。7月初，根据考克斯办公室的透露登了一条消息，说他们也正在调查我是否用了工会、法人或竞选的经费购置了住宅。这些消息如雨后春笋，传播甚广。又有报纸说有人透露：我报低了圣克利门蒂的产业的价值，少缴了税，于是全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消息。后来奥林奇县产业估价上诉委员会断定该项指控不真实，但已给人们留下了坏印象。我感到如果我们不立即制止此类消息，那么我个人的品德就会与我在政治上的品德一样，也会受到怀疑。
关于我的收支情况，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认为，针对这类指控，唯一的办法是将一切公之于世。因此我们命令总务署将与政府为我住宅所花费用有关的所有文件汇编成册。5月25日我们发表了一个声明，把我购置圣克利门蒂和比斯坎岛产业的详情逐一加以说明。我还花了超过2.5万美元请会计师审查我的账目，查完后于8月27日将结果送给报界发表。
尽管经过这些努力，人们仍在继续编造消息在报上发表。譬如《华盛顿明星报》诬称，一个叫C.安霍尔特·史密斯的加利福尼亚富翁，当时因偷税漏税被起诉，可能是他帮我购置了产业。合众国际社报道：“据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某人士说，该委员会正在调查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是否花了10万美元帮助尼克松总统购置圣克利门蒂的住宅。”美国广播公司报道了同样不能令人容忍的指控，说我“私下有一笔有价证券”，价值100万美元，放在法人性质的竞选经费里。杰克·安德森后来指控我在瑞士银行有现金存款。《新闻周刊》甚至指控我很可能以让我的女儿特里西娅填假报税单的方式来隐瞒家庭财产。上述情况和指控纯属捏造。我知道在我的政治生涯中，国内收入署有人违法向报界泄露我的报税单，这至少是第三次。根据这种非法行为写出报道的记者居然获得了1974年普利策新闻奖。
11月底我宣布，我正在准备发表我的全部报税单。国内收入署以前曾两次审核并批准了我1971年和1972年的报税单，现在通知我，由于报上这一切宣扬，他们准备重新予以审查。同时，国会中抱有最大党派偏见的得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杰克·布鲁克斯以众议院政府工作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名义，举行关于政府为我住所所花费用的听证会。
近代每届总统都在华盛顿以外置有房产。这是因为只有离开首都，总统才能缓解紧张的气氛，图点个人的清静。约翰逊常去三处住所，肯尼迪常去五处。我本人有两处————圣克利门蒂和比斯坎岛————我有时还用鲍勃·阿普尔纳尔普在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岛上的别墅。政府对我同对其他总统一样，为了保证我在工作和休息时的安全，为我常去的地方列有开支。我任职时，我的35位前任总统中有四位遭暗杀，还有好几位遭暗杀未遂。罗伯特·肯尼迪被杀害的当天，国会通过一项新法律，采取特别安全措施，保护未来所有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和在职的总统、副总统。该法律要求政府各机构予以充分合作，以满足特工机构采取保护性设施的要求。该项法律通过后，我是第一个在职总统享有该法律规定增设的全部保护。掌管政府建筑和供应的总务署应特工机构的要求，在我的住宅四周安装了复杂的警戒设施和电子警报器，窗户装上了防弹玻璃，户外装有特殊的照明设备。特工机构建立了指挥所和警戒哨所；自然环境的美化工作也要按照特工机构的要求来安排和重新安排。
结果总务署为我在圣克利门蒂的住宅，花了6.8万美元。上述大部分款项用于电力安全系统，防火，此外还把煤气取暖设备改换为电力取暖系统，因为特工人员认为我原来计划采用的比较经济的煤气取暖系统不够安全。我自己还花了21.7万美元为圣克利门蒂住宅购置家具和进行修缮。
总务署为我在比斯坎岛两所毗连的住宅花了13.7万美元，其中除了7000美元外，几乎全花在防弹玻璃的费用上。我用一所作为私邸，另一所作为办公和工作的场所。同时我个人花了7.6万美元来改建住宅和修整住宅周围的场地。
总务署除了在住宅本身花钱外，还在场地上花了95万美元。这笔钱包括设立安全照明和警报系统、围墙、警卫站，重新美化自然环境，修复因装置保护性设备时被拆除或损坏的地区。
和别人一样，对于可以合法地说明属于政府正当开支的项目我是不想承担的。可是会计总局的核算结果表明，除少数例外，用于我在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的产业的110万美元，几乎全部是花在保安方面的。事实上，除了1.34万美元外，全部是应特工机构特别要求而花的。其他项目如旗杆和我的书房的办公用家具等也都是在总务署的名下购置的。在我之前，按照惯例，总统和副总统私邸所在地都树有旗杆；至于办公室的家具在我离职后全部归总务署所有。
一个总统每逢出外旅行，总有几十个安全人员和辅助人员随总统同行，确保他的安全，确保他的通信设备像在白宫和戴维营一样畅通和安全。我觉得我们还应将这些费用计算在内，否则我们又将被控隐瞒这笔支出了。因此，我下令总务署把政府为圣克利门蒂、比斯坎岛和大巴哈马岛以及为了我的女儿们的安全在她们家所采取的措施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核查一遍。用了2万多工时，共查了1万份账单和1600份档案，结果为了答复国会和报界的质询，政府共花去313582美元————比政府花在我住宅上的钱还要多50%以上。8月6日我们发表了总务署算出的款项总额：110万美元用于住宅和场地；250万美元用于办公室和住宅附近政府产业的安全措施；国防部花了610万美元在总统日常通信设备和辅助设备方面；当我的总统任期届满，设备被取走归公者占全部费用的 60%；有21.1万美元由特工机构直接用于与他们保卫工作需要有关的设备，其中设备占全部费用的90%，在我离职后将全部归公。
第二天早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大标题几乎完全相同：《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是《为尼克松住宅花费达1000万美元》，《纽约时报》的标题是《为尼克松的住房花费了1000万美元》。其他报纸和电视新闻节目也都采用同样的标题。所以难怪有那么多人觉得这些钱都花在我的住宅上了。
其后数月，我们一直设法纠正这些报道，我们指出，几乎所有的钱都用于保卫措施。其中只有2%用于住宅本身；几乎有90%即890万美元用于行政与保护措施，同我个人产业完全无关。但这是一场无法打赢的宣传战。
众议员布鲁克斯决心要在他的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尽量利用上述报道，但当小组两个成员（其中之一是反尼克松的民主党人）到圣克利门蒂住宅走了一趟宣称政府的支出是无可非议后，布鲁克斯的计划不得不暂时告吹。《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写道：“总而言之，不管报纸的大字标题有多少，关于圣克利门蒂挥霍无度的报道看来毫无根据……报纸既然登载了毫无根据的报道又该如何下台阶呢，想一想这个问题倒是明智的。”
在本届政府之前，请求政府拨款在总统私人产业上开支大部分是口头的或非正式的。林登·约翰逊的大多数这类要求和开支都是由国防部处理的。有人对我说，布鲁克斯曾是约翰逊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之一，他在周密地弄清楚了谁都搞不到约翰逊的全部记录之后，才对我进行起诉的。然而即使根据仅有的一些材料，也显然可以看出至少在得克萨斯州约翰逊的各处地产上花费了500万美元，包括约翰逊牧场、海伍德牧场和拉诺县的游艇库；他在圣安东尼奥市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有一套房间；他在产权属于约翰逊夫人的奥斯汀KTBC电视台的办公室花了9.9万美元以上，改建和重修约翰逊在奥斯汀的办公室；花了100万美元实现他的要求，对奥斯汀的联邦政府办公大楼进行重新设计和大翻修，在大楼顶上建一个直升机起落场，使他可直接从约翰逊牧场飞到那里。在牧场附近，约翰逊还有一所小房子，总务署根据他详细的指示予以重建，然后由他租给特工机构使用。顺便提一句，斯皮罗·阿格纽曾把他在马里兰州住宅的两个房间拨出来免费供特工机构使用。
可能最令人惊讶的证词是在布鲁克斯小组委员会上有人作证谈到为肯尼迪总统在以下各地的花费：海恩尼斯波特、弗吉尼亚州米德尔堡、棕榈滩、马萨诸塞州斯夸岛、弗吉尼亚州阿托卡。这些开支的档案由肯尼迪的一名海军副官保管，有人告诉小组委员会说，有一次这位副官乘坐的军舰不知是在菲律宾海面还是在欧洲附近，他不慎将那些账目掉入水中了。
布鲁克斯在登记政府为我的住宅和产业所支出的款项时，他把付给每个工作人员的每一分钱都计算在内，不管关系多么疏远。只要在每次旅行期间与总统职务有关的全算。因此他把清洁工和保管人员的薪金都包括在内，而这些人员，不管我是否在旅行，本来都要列入政府的薪金开支的。这样他算出的总数就达1700万美元了。他写成一个报告，标上“机密”字样，但很快就泄露出去了。《纽约时报》的大标题是：《美国资助尼克松的产业估计达1700万美元》。布鲁克斯小组委员会于1973年秋开始工作，但是总结报告到1974年5月才发表————正好赶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关于弹劾问题的听证会开幕之时。布鲁克斯调查报告中最严重的歪曲之一是说鲍勃·阿普拉纳尔普在大巴哈马岛的住宅从政府的开支中捞到好处。事实上，特工机构提出要装防止闯入警报、火警系统和特别发电设备，阿普拉纳尔普都自己掏腰包付了钱。他还为特工人员盖了一幢小平房，还让政府免费使用其他房屋。所有这些理应由政府开支，但阿普拉纳尔普却自己付了款，从而为政府节省开支100多万美元。
我仍天真地认为，对我报税的所有疑团和报界的猜测，都会在事实面前烟消云散。因此我们开始准备报税单，向外界公开。我以为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那些说我怎样购置房产和是否缴税的恶毒攻击一扫而光了。
11月18日，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谈了我多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我提醒记者注意以下事实：我任国会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14年以来，我的财产净值为4.7万美元和一辆1958年产的需要大修的奥兹莫比尔牌小汽车。我能积蓄起这些钱，是我没有任官职时的工资所得，主要是我在纽约法律事务所的时候。我最后说：
我有错误，但在我的从政生活的所有年代中，我从未得过利，从未从公职中得过利————每分钱都是我挣来的。在我的从政生活的所有年代中，我从未阻挠过司法。我还认为，我可以说，在我的从政生活的年代中，我欢迎这种审查，因为人们需要知道他们的总统是不是骗子。可我不是骗子。我得到的一切东西都是我挣来的。
这不是一篇一时感情冲动而发表的声明。对我个人品德的攻击比其他攻击加在一起还要使我和我的家人不安。我认为重要的是用实事求是、明白易懂的语言来为自己辩护。但我错了。从那时以后，形形色色类似“我不是骗子”这种话几乎经常被用来当作批评和嘲笑我的资料。
评论我12月8日声明的第一篇文章关于我所公布的范围是这样描写的：“尼克松总统发表了有关他的所得税和各种文契、抵押单、付讫的支票和契约，他可能是本国历史上对个人财政作了最充分说明的人。”但仅在几小时后，其他新闻报道就又抱怨说：“大部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不久我就得出结论，发表报税单是个错误。还是那老一套：要求我公开报税单的人并不真想要我拿出真凭实据，来证明说我非法购置住宅和秘密掌握大宗投资的有价证券的报道是假的。他们抓住我有大量减税额一事，似乎我只付法定税款，没有多向政府缴税，就成为大逆不道的事了。他们只是想方设法使那些报道继续下去，寻找新的中伤我的机会。
他们对我的报税单提出了两个具体问题。这两个问题极为复杂，连税收问题律师也意见不一致。一个问题是涉及我把圣克利门蒂某些产业卖给雷博佐和阿普拉纳尔普是否得了一笔该上税的资本收益。为我准备缴税的会计师坚持我没有获得这样一笔资本收益。有些税收专业人员同意他的意见，有些则不同意。另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是有关我向国家档案局捐献我任总统前的文献所获得的减税额。这是1968年林登·约翰逊告诉我的主意，他说有一条法令规定有减税额，他已利用了好多年了。他鼓励我利用，并建议我雇用过去对他的文献估过价的那个富有经验的估价者。后来我发现有许多有名人物早已在利用这种减税额了，如州长帕特·布朗、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乔治·华莱士、休伯特·汉弗莱、西奥多·索伦森和小阿瑟·施莱辛格。
约翰逊推荐的估价者拉尔夫·纽曼发现在我任总统前的档案中有100多万页文件，约值200万美元。1968年12月我将一部分这种文件捐给政府，获得了规定的减税额。1969年年初我嘱咐约翰·埃利希曼办理必要的手续，又捐了更多的文件，使最大限度的合法减税额够我用好几年的。1969年3月27日，将文献捐给了国家档案局，共捐献60万页，据估价值57.6万美元。
1969年12月，国会对我提出的税收改革法案补充一项修正案，废除了规定捐献文献可获减税额的条款。这项修正案溯及既往，到1969年7月25日为止。
我相信我委托负责准备报税单和处理有关捐献文献工作的人员和律师已将法律的变动情况考虑在内，把一切事情都已办妥。1973年我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使我大吃一惊，极感失望。报界最初提出了问题，后来国内收入署也提出了问题，即有关我捐献文献的申报手续是否真正符合溯及7月截止期的规定。
12月的第一个星期，布赖斯·哈洛力主我让国会国内税收联合委员会检查引起争论的捐献文献减税额和资本收益问题。他过去同这个委员会共事过，发现委员们一丝不苟且态度客观。肯尼思·格米尔同意他的看法，格米尔是有名的税收问题律师，常帮我们出主意。
因此，我于12月8日写信给国会国内税收联合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斯，要求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审查。我说如果该联合委员会断定这两个问题申报错了，我将补缴一切所欠之税。
12月13日米尔斯答复，联合委员会同意予以考虑。但他却搞了一个新花样。他写道：“联合委员会认为，应审查从1969年直至1972年全部所得税项目，只有这样做了审查才有意义。”同一天《纽约时报》报道米尔斯说过这样的话：即使减税额是合法的，他还是批评了我用减税额。威尔伯·米尔斯说过：“一个担任公职的官员提出报税单必须比别人更加无懈可击。”
我开始担心我陷入了另一圈套。我的担心不久就证实了。联合委员会在平时，如哈洛所说，可能还客观，但这不是平时。委员会的有些委员变得软弱而不负责任，他们手下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甚至更坏。《费城公报》专栏作家艾德里安·李对该委员会25名工作人员的政治面貌作了调查，发现没有一个是共和党人。
1974年3月8日，联合委员会的调查还没有最后定案，米尔斯主席就公开说，他认为在他们关于我的所得税报告出来以后，我会辞职的。3月18日他预测我由于所得税的“倒霉事”，到11月会下台。
哈洛从联合委员会了解来的情况越来越糟。工作人员不守诺言，将报告草案直接送交委员会，甚至不让我的律师有机会来检查报告的调查结果和提出支持我的案情的辩护。
与此同时，在我们这方面情况也在急转直下。我获悉，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我捐献文献的证书实际上由处理我这件事的一个律师倒填了日期。我的税收问题律师说，对捐献文献来说，证书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表示我有意要捐献，并在7月25日截止期以前三个月将文献送给了国家档案局。以前法院处理案件时都持这种观点，但那倒霉的倒填日期的事被泄露出来，我在委员会一些少数支持者心目中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联合委员会的委员实际上只开过两次会审议我的所得税问题：一次是受理我1973年12月的申请，另一次是1974年4月听取其工作人员所写的千页报告。大多数委员根本不愿意阅看报告，也不愿意听取我们方面对任何有重大争论问题的意见。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卡尔·柯蒂斯对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工作表示不满说：“我国任何纳税人都没有像美国总统在那报告中受到那样粗暴的对待。”
除了调查我捐献文献和一笔资本收益的问题外，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报告还认为，帕特和全家与我一同乘“空军一号”专机时，如果不是因公，也应向政府付钱。其他总统却没有为家属交过费；事实上我是总统中第一个为家属乘飞机作非公务旅行（我不在飞机上时）交费的。
该委员会人员也不允许我在佛罗里达的住宅因办公而享有减税额，理由是我不需要把我的住宅做办公用，因为如果需要，政府自会在那儿给我盖办公室的!
联合委员会工作人员如此揽权而且如此专横，使该委员会中的共和党成员震惊不已。我的支持者曾向哈洛保证，一定要将整个问题转给国内收入署去办，但结果除卡尔·柯蒂斯一人外，所有的人都屈服于压力，无所作为。政治压力太大了。
这时我已收到国内收入署的新裁决。虽然我的报税单在前两次核查时都得到认可，但国内收入署现在又改口说，我应补缴捐献文献的减税额，并应把出售圣克利门蒂部分地产作为资本收益而缴税。
有关我捐献文献的事，还有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就联合委员会和国内收入署来说，我的捐献是不符合合法手续的。但对总务署而言，我的捐献倒是符合合法手续的，所以他们拒不退还。换句话说，我既失去减税额，文献也归公了。
我的律师主张我到税务法院去，对国内收入署的裁决进行上诉。他们说联合委员会和国内收入署显然已屈服于政治压力，上法院我就会胜诉。但是就公众舆论来说，我已败诉，而在那个时候，这对我关系最大。再说，我已同意服从联合委员会的裁决，现在再反口就很难了。
4月3日我发表了一篇简短的声明，说我已获悉联合委员会的决定。这项决定是，在委员会的委员们没有开会对其进行评价之前就要发表一份工作人员对我的所得税问题所作的分析。我说既然不允许我对捐献文献享有减税额，我将补缴应付的税款以及资本收益所得税。
其后几天内，我们收到公民们愿意资助我缴税的款项4.7万美元。我和帕特深受感动。当然，我们把钱原封退回了。4月17日，特里西娅来到林肯休息室，她说她和埃德决定卖掉他们的结婚礼物，把钱给帕特和我缴税。我向她担保，我们能借到钱来补交税款。她说：“我们可不是把钱借给你们，我们要把钱送给你们。”
结果，总务署、总审计局的工作人员，众议院两个委员会，白宫工作人员和特工机构共有36人工作了67天，对比斯坎岛的产业进行了调查；33人工作了137天，对圣克利门蒂产业进行了调查；在联合委员会23名人员中有6人专职查核我的财政收支，他们与国内收入署的5个专职人员一起工作。就我自己来说，我既无诈欺行为，也无不正当之处，但是所得税问题对我的打击却是毁灭性的。因为这正是在司法委员会酝酿弹劾的关键几个月当中发生的！
对我的人身攻击
尤金·麦卡锡曾将记者团同一群燕八哥相比较：一只飞离电线，一群也飞掉了；一只飞回来，一群也飞回来了。有些事开始只是在华盛顿记者团内部闲聊的内容，但很快就一传十，十传百，弄得华盛顿权势圈子里都知道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报道、阐述和分析，根本连想都不想一下消息从何而来。
这种现象有例为证。在1973年闷热的夏天，有一次华盛顿记者团中有些有影响力的记者推断说，我的神经开始失常了。他们断定，我决定在欧文委员会主持的听证会结束以前对水门事件的指控不作回答以及我对报界闭口不谈水门事件，这都说明我特别不愿意接触现实。那年夏天，我很想自己开车外出跑跑，免得记者和摄影记者老跟着我————在我之前约翰逊总统干过这类事，在我之后卡特总统也干过————但这也被看作是我精神病态的一种迹象。
他们既然已开始这样想，所以当我在新奥尔良对罗恩·齐格勒发火时，记者团就有一套现成的说法了。这次旅行是水门事件听证会举行后我第一次公开露面。我们指望会有盛大热情的群众场面，我想这一定会有助于驱散说我由于水门事件已陷于孤立和不得人心的想法。我们乘“空军一号”专机时，接到特工机构的情报，说存在企图暗杀的严重威胁。我作为个人倒甘心冒生命的危险，但这会使人群的安全受到威胁。因此，我不得不按一条未经宣布的路线进了城。
我们到达我预定要发表讲话的大厅时，我的脾气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我看到齐格勒走在一帮记者最前面紧跟我走进贵宾休息室时，我为了出气，猛推了齐格勒一下，毫不含糊地要他把记者带到专为他们准备的房间去。事后我立即向齐格勒道了歉，但这事已被记者团当作热门急电发出去了，而且把这事描绘成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在作垂死挣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新闻节目两次用慢镜头来放映这个推人的插曲。
在下一期《新共和》杂志中，约翰·奥斯本在他有影响的“尼克松瞭望台”专栏首先登载了记者们的谈论，说他们察觉我在新奥尔良的一举一动“有点说不出的味道，但确实很奇怪”。有人猜测我喝醉了。然而奥斯本却说，他相信我的助手们的保证，在白天特别是在发表讲话前我是不喝酒的。他的判断是，“可能就是因为过分紧张的缘故”。
好几个星期以后，记者和评论员们硬说由于水门事件使我在政治上陷入了绝境，我才在赎罪日战争期间疯狂地制造军事戒备状态。这大概就是产生这种说法的原因。许多记者考虑到阿格纽辞职、经济形势不妙、石油禁运和燃料匮乏、考克斯的撤职及其后果等种种压力，显然认定我正处于精神负担过重的状态中。到12月初，《纽约时报》刊登一段消息，大标题是：《尼克松的健康情况始终是衡量水门事件的标尺》。记者们在每天新闻发布会上开始提出问题，问我是否在进行精神治疗，是否用麻醉品，是否仍在祈祷并乞灵于祈祷。西奥多·怀特曾管记者的这种行为叫作“令人毛骨悚然的虐待狂”。在记者的房间里，甚至谣传我为了掩饰重病而进行了面部化装。这是说我有计划地让自己患上重病，用它作辞职借口的说法的前奏。这种离奇古怪的外行精神病学发展到最后，在我辞职期间以及紧接着辞职以后，就推论我的问题已是死路一条，我但求戏剧性的一死。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由人数相当少但影响却很大的记者团所孕育、酝酿、宣扬，然后加以分析而来，他们生活在念念不忘水门事件的华盛顿这个小圈子里，完全靠主观想象过日子。
1973年夏季和秋季里，我和帕特很少谈论每天的新闻报道和电视广播。帕特一如既往，在这个异常的逆境中处之泰然。她觉得我们终会有得到昭雪的一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决不能在攻击的面前使我们的情绪下降到无法有效地履行职责的地步。
我特别想到有一次，那是因为水门事件遭到无情攻击而特别难以度过的一天之后，我们还得去参加招待新西兰总理诺曼·柯克的国宴。招待完毕后，我们送柯克总理和夫人上了汽车。正当我和帕特转身回来通过大门厅往楼上走时，海军陆战队军乐队奏起了《音乐之声》。帕特的兴致来了，我们俩随即手拉着手，跳起了几步狐步舞，直到楼梯边。报界大吃一惊，来宾则很高兴。这是一个使我难忘的时刻。
我相信帕特觉得我在财政收支上的诚实与正直受到攻击是最令她感到伤心的事。她不得不同我一起签署有关准备对我的所得税进行查账的声明时，我感觉得到她是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愤怒。她说她对由于水门事件而引起的政治攻击是可以理解的，但她认为对我个人在财政收支方面的忠诚老实进行攻击完全是不公平的。她指出她在白宫以及我们在政府工作的整个年代是多么的谨慎小心。她用显然发抖的声音说，这使她想起了1952年在基金问题上发生危机时我们所遭受的痛苦和羞辱。
华盛顿有个闲话专栏作家有一次竟然影射帕特毫无道德地把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她的珠宝首饰据为己有。事实上，帕特早已将这些珠宝首饰登记在礼品簿上，因此毫无疑问，在我们不任职后，就会把这些珠宝首饰放到尼克松图书馆去陈列。她在公开场合对那些侮辱是宽大为怀的。她笑着说：“这真荒唐可笑!”但在私下她曾失望地问过我：“他们还能再要我们干些什么呢?”
特里西娅在这段时期减少公开露面，只要她和我们在一起待几天的话，她总会在深夜到林肯休息室来，在我工作时陪伴着我。我知道她的内心深为忧虑痛苦，但她从来不让帕特或我看出来。有少数几次我们谈到水门事件时，她说：“我们要看到路的尽头。最后一定会真相大白，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埃德始终坚定地和我们全家站在一起。
朱莉决定要出去战斗，她以特有的热情紧张地投身于斗争。她在一个星期之内走访了美国各个不同的地区，公开露面达六次之多。戴维刚开始一项新工作，任《费城公报》的体育记者，但他尽可能同她一起参加战斗。他们身处水门事件的第一线，他们受到的残酷攻击同我不相上下。
电台电视记者聚餐会每年在华盛顿举行。聚餐后的表演和讲话中，政治笑话往往是尖锐而无所顾忌的。朱莉特地要求参加1973年的聚餐会，证明我们心里没有鬼，不怕在这种场合公开露面。戴维决定和她一起去，给她以精神上的支持。但在聚餐的那天晚上，他开车去会场的途中，汽油用完了。剩下的一段路，他只好一路搭人家的便车。结果他未能及时赶到，朱莉只好一人参加了聚餐。
聚餐后的幽默表演，大都与水门事件有关，所说笑话都是尖刻而毫不留情的。朱莉鼓起勇气坐着忍受各种嘲笑。节目完了以后，尼加拉瓜大使、驻华盛顿外交团团长吉尔勒莫·塞维拉-萨卡萨向她走去。他向她耳语说：“你的父亲还有一个朋友。”她经受住了各种恶意的嘲笑，但大使的这番好意却使她伤心极了。她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她在众目睽睽下冲出了房间。
我不想要朱莉在水门事件质询中首当其冲，但她受不了这种情况：看来谁也不会挺身而出为我说说话。每当我提出让她不要陷得太深时，她总是回答说：“可是爸爸，我们得战斗啊!”
不仅与我亲近的直系亲属感到自己受到报界的无情打击，就连我的兄弟唐和埃德也受到非难和质询。记者和调查人员还把矛头转向我的朋友鲍勃·阿普拉纳尔普和贝比·雷博佐。
对贝比·雷博佐来说，1973年是他18个月不得安宁的噩梦的开端。他除了受欧文委员会工作人员令人愤慨的迫害外，还受到国内收入署、总审计局和迈阿密地方检察官的审查。
贝比·雷博佐是我认识的最厚道和最慷慨的人之一。他品德高尚，为人正直。但是无论什么人，光看报上关于他本人，他的生意往来，或是他和我的友谊的报道，那就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拉斯普丁和艾尔·卡普尼[13]的最坏的名声在他身上是兼而有之。
攻击的主要矛头是对准霍华德·休斯所捐的10万美元竞选费。雷博佐接受了这笔钱，他当时的理解是要把这笔钱用在1972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他把钱放在他的银行的保险柜里。1970年休斯的帝国内部爆发了剧烈的权力斗争，其特点是几派之间相互倾轧。雷博佐还记得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运动，当时由于休斯所属的组织贷款给我的兄弟唐引起过争端。他怕我会因与霍华德·休斯有关系而再度感到为难，所以他决定不向我提有过这笔钱的事。他一直掌握着这笔钱到选举以后，到那时，他认为这笔钱可用来弥补竞选运动中出现的亏空或用于1974年的国会选举。
1973年国内收入署正在对休斯的资产进行调查。雷博佐知道他会被问到这10万美元捐款的事。他到现在才告诉我有这笔钱的事。我说除非我们征得休斯组织的同意将钱投入1974年的竞选运动，否则我们应把钱退还。因此在1973年6月把钱退给了休斯的代理人。核对了钞票都是连号的，证实了所有的钞票都是在雷博佐收到这笔钱以前发行的，从而支持了他的说法：在他还这笔钱以前，他一直把钱放在保险柜里，从未动用过。情况正是如此。
当欧文委员会发现休斯捐过款的事，真是如获至宝。他们又是走漏消息，又是含沙射影，令人啼笑皆非地证实了雷博佐最大的担心：这桩无辜的事情会造成有害的宣传。
据报道，欧文的调查报告打算指控休斯的钱是归我个人使用，作为回报让民用航空委员会作出一项有利于休斯的航空公司的决定。有的消息报道说，这笔钱是用来换取反托拉斯方面的好处的。合众国际社报道，欧文委员会正在调查这笔钱是否曾用于帮我购置在圣克利门蒂的住宅。有的报道竟然指认捐款为“贿赂”。所有这些被广泛报道的消息全是假的。
10月8日，欧文委员会找雷博佐面谈。合众国际社发了一条消息说，钱是归雷博佐所管，但他对钱怎么用的情况却“说不清楚”。这是令人不可容忍的捏造。《纽约时报》报道说捐款可能是用来制止一项预定要进行的原子试验的，因为休斯担心在内华达州进行的核试验会影响到他在拉斯维加斯的产业。还有一篇文章说，捐款可能是用来换取让休斯医学研究所得到免税的好处的。这种说法和其他说法一样，都是不真实的。
休斯捐款不是用来折磨雷博佐的唯一武器。8月1日，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调查人员正在核实以下的报道：巨额的非法竞选运动捐款在雷博佐的比斯坎岛银行的协助下在巴哈马群岛的赌场里挥霍掉了。8月20日，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由“委员会方面”提供的消息：欧文委员会已票传有关在巴哈马群岛可能花掉捐款200万美元或200万美元以上的银行单据。根本就没有这种捐款，也没有这样“挥霍”过捐款。
10月22日美国广播公司报道，据称有非法的“私人投资基金”，通过雷博佐的银行替我代管：“这笔基金被接近调查团的人士称为‘1973年的尼克松跳棋基金’。这笔投资的有价证券正在彻底调查中，以判定是否会有大量未报的政治性捐款转归尼克松个人使用了。”报道还说有两家公司可能捐款100万美元以上。这些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
与此同时，欧文委员会仍对雷博佐进行无情的追逼。对此，欧文委员会少数党法律顾问弗雷德·汤普森在他写的那本《那时节》的书中有详细描述。他讲了调查人员如何两三个人一批分四次到迈阿密去找雷博佐谈话，每一批都重复提出上一批人提过的问题。委员会查问了他的家属和他的生意上的朋友，票传同他在过去六年中做过生意的所有人的账目。他们也查问了过去六年中接受过他的支票的所有人。
雷博佐被国内收入署查过账，受到总审计局、欧文委员会、迈阿密地方检察官的调查，最后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也对他进行了调查，前后共达14个星期。1975年1月，利昂·贾瓦斯基最后证实控告雷博佐缺乏证据，但《纽约时报》却不登这项消息，而《华盛顿邮报》只登了一条简讯。电视网过去每晚报道了各种伪造的说法，但现在对贾瓦斯基的讲话却只字不提。
到1975年10月对雷博佐的调查最后了结时，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已经发过传票200多张，讯问过123人，从我一直到我在比斯坎岛住宅的园丁。被传到大陪审团去的有28人。1978年，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人员内部文件公布后，表明调查人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调查雷博佐的人员的总负责人所写的备忘录承认，有一个告密者曾怂恿他们去调查据说是由雷博佐代我管的在巴哈马银行的好几百万美元秘密存款，这个告密者原来是一个“以前作过案的骗子”；几年前他还同样地诬告过厄尔·沃伦。他用来支持自己的指控的文件“已确定是欺骗性的”。备忘录最后说：“像许多对雷博佐的指控一样，乍看起来它似乎有很大的可能性。像许多指控一样，它缺乏重要细节。也像许多指控一样，最后证明完全是毫无根据的。”
但这是几年以后的事了。而在这期间，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对雷博佐调查了达16个月之久，他们对于把雷博佐搞得很狼狈显然是毫不在乎的。
对贝比·雷博佐进行调查估计共花了200万美元。结果所有的指控的影射统统证明是不真实的，他正式被昭雪。当然同时他也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弄得名誉扫地。尽管特别检察官给他彻底昭雪，但那些曾对他进行指控的人，那些登载和广播了这些指控的人，既没脸收回这些报道，也不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害表示歉意。贝比·雷博佐受到了一场当代星室法院[14]式的政治迫害，他的罪名就是因为他是理查德·尼克松的朋友。
早在1973年民意测验就表明，尽管广泛猜测我卷入了掩饰水门事件的活动，但大多数公众仍然相信我是极为正直的人。一年来的无情攻击开始办了一件单单指控我政治上进行掩饰所办不到的事，即开始摧毁了人民对我的正直的信任。后来在1974年春，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写道：
但是在法律上进行弹劾的正式程序之前，必须让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弹劾先行。只有社会弹劾才能把一个人搞臭，而这个人本来是享有人们对待总统的敬仰、保护和遵从的。在正式控告他以前，就必须对他审问、定罪，加以羞辱和驱赶一番……
几个月以前，随便哪个美国总统只要给国内收入署送张美国捷运公司的支票存根，随便涂上几个字……即可得到一张通行证……现在伪善的人们却在不断津津乐道地传播着关于尼克松及其一家的各种不堪入耳的小道消息。
冯·霍夫曼推测有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事件已开始，目的是为了演一场好戏给人看，而不是有无弹劾罪行的问题。他说我将要受到弹劾：“虽然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尼克松换成另一人，他绝不会由于所奉行的政策（尽管有缺点）而受到弹劾的。然而人们感到决定已作出……现在是否有足够的票数决定把它搞掉，这一点与上面所说情况无关。但是不用太久就会有足够的票了。”
在11月1日与国会议员见面时，我说过我可能把票传的录音带公开，即使不公开全文，也要把摘要公开出来。国会的领导成员，特别是休·斯科特极力主张我这样做。帕特·布坎南被指定仔细检查录音带全文，并同约翰·迪安的证词相对照。我看了布坎南的检查报告之后，心就定了，认为无论什么人检查录音带，都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即迪安指控我与他合谋掩饰水门事件达八个月之久的说法完全是谎话。我知道3月21日的录音带会使人们哗然。但是我可以肯定，最终人们会认识到，重要的是我做了些什么事，而不是我说了什么话，更不是我临时想到的那些话。
黑格把加门特、哈洛、齐格勒和通信助手肯·克劳森、迪克·穆尔领进来作决定。他们每个人先看了录音带的清单，然后再看布坎南的摘要。尽管黑格想在他的报告中把他们对我的意见冲淡一些，但我还是听得出他们并没有我那样乐观，而我觉得如果我们能闯过许多公认有困难的段落的话，录音带的全文就会证明迪安是说谎，我讲的是真话。哈洛尤其认为录音带会是致命的，因为在录音谈话中政治现实性过强，公众会接受不了的。
然而布坎南非常赞成交出录音带全文。我同意他的看法，如果我们能在第一个回合中站住脚，录音带最终会证明迪安说谎。但我也很重视哈洛对于公众和国会可能产生什么反应的深刻见解。我觉得在当前难以应付的局面下，他的这些考虑应该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因此，尽管我原来认为宣布把录音带全文公开出来的做法较好，我还是决定不这么做了。
1973年12月2日，威廉·格雷德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公众应该懂得，如果他们要求国会对尼克松先生进行弹劾和审讯，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国会做比这多得多的事。如果要对这些罪行进行弹劾的话，那就意味着要求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一起……不仅要对尼克松先生，而且要对过去的政治历史进行审判了。”
1972年12月，我口述日记说：“1973年将会是好转的一年。”今天是1973年12月23日，我又在戴维营。我在一页笔记的上方写道：“会不会在这里过最后一个圣诞节了?”
1974年
自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离开白宫，水门事件的怒潮全落到我身上，到现在才只过去了八个月，这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这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八个月，是不断遭到打击、进行还击，接着又遭受新的打击的八个月。5月里，我还感到有重新开始、重新休整和重新恢复的机会。而现在，我却只能仔细分析一下自己的处境，看看到底能否度过这一危机了。
在我撤销考克斯职务的那个周末以后，我才第一次考虑到我的行动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我写下了几条我称为“分析”的笔记。
1.考克斯必须离职，那理查森也就势必要和他一起离开。不然的话，如果我们等待考克斯犯下一个大错误，在公众心目中使我们有要他离职的充分理由，那大家就会认为我们是在看到了考克斯在反对我们之后才采取行动的。
2.我们应当从理查森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看清我们真正可以依靠的是哪些人。像理查森这种依靠权势集团的人，到了危急时刻，是根本不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因为这时他们必须在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支持一位曾使他们居于高位的总统之间进行选择，而他们现在正要辞去这些高位。
3.关于录音带问题，我们必须从最有利于公开宣传的角度来整理最后的文件。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并没有“篡改”录音带。
4.我们必须把我们现在的情况和4月30日的情况比较一下。那时对霍尔德曼、埃利希曼、格雷、迪安和克兰丁斯特等人所采取的行动，并没有驱散压在总统头上仿佛他确实有罪的乌云。事实上，那行动只是增加了这种怀疑，它非但没有使批评我们的人感到满意，相反使他们在尝到一点腥味后更想到要吃肉了。自4月30日以来，我们的情况更为恶化了。那天，我们在民意测验里还有60%的人赞成我，而现在充其量只有30%了。
5.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交出录音带或录音带文字抄本是否有助于驱散这种疑云，还有一点有利的地方，如果民意测验并非完全不正确的话，中东危机可能帮点儿忙，因为它表明需要尼克松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领导。
6.我们的对手现在将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攻势。关键的问题是考虑到我在上面一段里提到的有利因素，对我进行弹劾或要我辞职的理由是否充分有力。
1974年1月1日凌晨1时15分，我在笔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关键的问题是：我是竭尽全力战斗呢，还是我现在就开始为漫长的变化过程，实际也就是为辞职做准备?”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常跟我的全家、跟几个亲密的朋友、跟黑格和齐格勒谈论辞职问题。但是对辞职的想法我是十分讨厌的。我认为我在压力下辞职将改变我们的整个政体。这个变化在许多年内都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一旦有第一个总统在猛烈的攻击下开了辞职的先例，未来的总统的对手就会以此作为一种强大的新的支持力量。不难设想，如果遇上一种情况，国会对一位总统不喜欢，那它就可以在立法、外交事务和人事任命方面和他为难，使总统一筹莫展。然后，等到全国都极其厌倦由此产生的僵局的时候，国会就可以说，如果总统辞职，对国家是会有好处的。而尼克松便会被他们引为先例!迫使总统辞职自动下台，国会就不用承担责任，不用担心曾投票弹劾总统而遭到历史的审判。
接下去我写道：
回答是————战斗。要战斗，因为如果我被迫辞职，新闻界不仅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而且在以后许多年里，将成为一股过于跋扈的力量。要战斗，因为辞职将开创一个从未有过的先例，其结果将使我们的整个立宪制度发生持久的和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影响。要战斗，因为辞职可能导致我国外交政策方面的主动权彻底丧失。
在1974年元旦那天早晨晚些时候我又另外记下了几条：
决定战斗：
1.辞职是开创先例————等于承认有罪。
2.使朋友们为难。
3.现在战斗，才有可能作为一个有原则的人为将来而战斗。
4.只能由问题的实质，不能由政治方面的考虑来改变这一决定。
优先要做的事：
1.记者招待会和与电台电视工作人员会议。
2.在众议院、参议院、大州州长以及像肯德尔一样在弗兰尼根指导下工作的我们的朋友们当中，组织我们的核心力量。
3.使内阁动员起来。
4.让手下的工作人员振作起来。
重要方面：
1.罗迪诺、贾瓦斯基以及其他人。
2.外交政策的主动性。
3.搞好国内战线方面的工作（能源等）。
风格：
1.有自信心。
2.有同情心。
3.活泼多彩————需要引起人们的兴趣。
面对这空前的逆境要坚强，但要避免过头的话和行为。
1月5日早晨5点钟，我又写了下面的一段笔记：
最重要的：尊严，镇定，有信心，昂首挺胸，毫不畏惧，发扬一种新的精神，有魄力，在行动方面要像一位总统，像一个胜利者。反对派是野蛮的破坏者、怀恨者。现在是利用总统的全部力量和在我们面前摆开阵势的强大力量进行较量的时候了。
根据我对形势的估计，不可能根据法律或者历史上的先例来决定对我的弹劾。所谓弹劾只不过将用来争取公众的支持：在我努力恢复公众对我的领导能力的信任的时候，我的反对派便将努力使公众一心想着必须把我撤职。
最后一次游说
我曾以为1972年是我最后一次进行游说的政治活动。但是1974年年初，我发现我将开始为我的生存进行游说了。
我肯定，不管人们要对我进行弹劾涉及多少实质问题，其最后结果仍取决于当前党派斗争的形势。民主党人在每个阶段都要试试政治温度，反复掂量，在1974年国会选举和1976年竞选总统时，让共和党保有一个失去人民信任的在职总统对它更不利呢，还是让它的一位新总统来背着前任总统受到弹劾或者辞职下台的政治包袱对它更为不利。民意测验表明，对国会的评价已达到民意测验史上最低水平————甚至低于对我的评价————这又大大加强了对民主党国会的压力。
国会里许多共和党议员，从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出发，现在也把对我弹劾一事作为一个严格的党派斗争问题来考虑————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和中期选举有着明显的和直接的利害关系。但对他们来说，对我的弹劾显然是一个令人左右为难的问题，因为尽管他们感到我会是1974年和1976年不利于共和党的一个累赘，现在急于想摆脱掉我，但是他们也承认，许多共和党人特别是党的工作人员对这种想法十分气恼，而且一般公众也会把他们甘愿看到我受弹劾，说成是自私自利和对党不忠的表现。
因此，我越来越清楚，我受到弹劾的主要危险不是别的，而是公众都被引导到以为我准要受到弹劾的这条路上去了。因此，到头来这完全成为一种争取公众支持的竞赛，换句话说，一次游说活动。但这次不是为了谋求政治职位，而是为了挽救我的政治生命。
和12月的情况一样，民意测验表明人们还在犹疑不决。54%的人不同意要我离职。同时有45%的人认为如果我辞职，让国家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水门事件以外的其他问题上去，他们会更尊重我。我原来以为会对我有利的事情，现在也开始对我不利了。在1973年4月，我原希望公众会厌烦水门事件因而将对国会和舆论界施加压力，要它们把注意力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但是国会和舆论界的攻击以及关于白宫录音带的争论终使我深深卷入水门事件中，以致公众越来越把我看作是妨碍他们去进行其他工作的绊脚石，因而更倾向于愿意叫我辞职。除非我能有什么办法制止这股浪潮，否则它就会把我冲下台去。
像我在每次出外竞选时一样，我仔细权衡了我的实力和弱点。民主党人仍然在政治上占优势，因为他们在数量上占多数。因此，不管我采取什么办法加以制止，对我的弹劾总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共和党人决定不帮我的忙，或者不大力帮忙，那弹劾就更是十分可能了。
事实上，华盛顿共和党人对我的支持在不断下降，到1973年年底，由于对我弹劾的听证会日期越来越近，由于中期选举的前景可能成为公众对我的感情的晴雨表，甚至稳健的共和党中间派，包括国会中的共和党领导人员也都发出信号说，除非我能戏剧性地转变潮流，使之有利于我，否则他们就要对我敬而远之了。我抱怨说，这是典型的共和党的少数党不安心理。但实际上这主要是我自己的过错。过去好些人曾力图为我辩护，结果却只是惹火烧身，还有许多人不再感到有足够的信心或者有必要为我进一步冒风险了。
由于我和国会里支持我的人之间的一切活动，已别扭得令人感到不快，因而我的问题就更为复杂了。没有一个国会议员敢于表明坚定地站在我一边，免得使他们自己受到没有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来考虑我的案子的谴责，尽管对立面的许多人都已在公开地宣传要对我进行弹劾。正常的电话交谈和邀请来参加白宫汇报会，也遭到记者的怀疑，因而马上有人传过话来说，这些活动有可能被看成是企图影响投票，并说如果在弹劾问题解决以前，我不去打扰国会议员，他们将不胜感激。这样便有效地使我真正一筹莫展；我主要的游说武器便只剩下一项了：好好干我的工作，继续使人们认识到水门事件比起我干得好的事情来根本算不了什么。同时，在党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现在已开始出现日益严重的敌视情绪和宗派主义。由于几个月来水门事件引起的精神创伤，加上中期选举竞选通常总是把握不定，两派都倾向于把我采取的任何一个政策行动看作是我为了在弹劾问题上赢得选票而向对方作的让步。
全国开始出现了一些小型的但全力支持我的团体。唐·肯德尔在团结企业界方面工作干得很出色，马萨诸塞州的犹太教巴鲁克·科尔夫拉比用他个人的积蓄登广告，发动了一个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他们一致认为当前对我的攻击目标并不仅是反对我个人，而且也是反对总统职位。彼得·弗莱尼根负责和许多团体的联络工作。
在过去八个月的艰险历程中，内阁一直坚定不移。他们中有几个人，像商业部部长弗雷德·登特和农业部部长厄尔·巴茨，到许多地方去发表演说为我说话。其他许多人留在华盛顿，不顾他们所承受的一切压力，一直坚持工作以表示他们的忠诚。白宫工作人员也同样令人钦佩。我永远也难以充分表达我对所有支持过我的人的感谢之情。但是，尽管全体工作人员都英勇顽强，可是每个人都被搞得精疲力竭了。我从不承认我们的人员素质不高，但从一开头我们在数量方面是毫无希望地大大落后了。我们从外面物色新人。一个是波士顿的著名律师詹姆士·圣克莱尔，他进来领导法律小组。前联邦电讯委员会主席迪安·伯奇负责管理白宫人员的政治活动。国内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肯·科尔，担任负责国内事务的总统助理。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些任命，而且在白宫周围造成了某种可喜的势头。但这没有保持多久。
梅尔·莱尔德很快宣布他要离开白宫，到私人企业部门去开始新的生涯。杰里·福特于12月6日宣誓就职副总统，莱尔德公开表明他希望福特能接管他主管的许多国内政策以及同国会的联络工作。因而《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埃文斯和诺瓦克（他们经常反映莱尔德的观点，以致在华盛顿人们开玩笑地把他们叫作莱尔德的宣传员）写道：莱尔德的离职是向共和党人发出的一个信号，告诉他们不再有义务保护总统了。
到了1973年年底，我政治上的宿敌开始加倍努力，一定要对我进行弹劾。美国民权联盟散发了一本56页的手册，列举了各种加速和保证实现对我进行弹劾的办法。美国民权联盟的主要发言人对他们的用心直言不讳：“现在没有民权运动、没有战争、没有社会行动运动。虽然我讨厌使用那个字眼，但这是自由派人士的时髦用语：弹劾势在必行。”麦戈文的主要捐款人斯图尔德·莫特，假借一个“公众利益”团体的名义，印发传单，列举了自越南战争直至水门闯入事件的28条可以起诉的罪状。考克斯被撤职以后，拉尔夫·纳德[15]的组织开始向全国各地打电话鼓吹对我进行弹劾。美国劳联-产联宣称对我的弹劾势不可免，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个宣传运动，散发了400万份关于“弹劾理由19点”的传单。劳联-产联的一个在国会活动的人员在1974年1月说，“时机一到”，他们就要“在国会山上全力以赴，在议员中进行活动”，使我受到弹劾。众议院司法委员会21个民主党委员中，有19个在1972年选举中曾从劳工组织那里接受了总数为189196美元的竞选活动费，这就使劳工组织决心竭尽全力对我进行弹劾的严重影响更加厉害了。委员会的两个共和党成员接受了2100美元，委员会的主席彼得·罗迪诺接受了30923美元。
是否对我进行弹劾的问题，首先要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辩论证明弹劾合法的证据，也要首先由它来调查————一个人只要会数数，他就知道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这副牌是早已做好了的。委员会的38个委员中，21个是民主党人，17个是共和党人。在21个民主党人中，有18个或者是党的自由派，或者是出名的死硬党徒。对华盛顿政治的现实主义的观察家，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指出，尽管这18个民主党人自称尊重客观事实，但他们都会投票赞成弹劾的。
剩下的三个民主党人是南部的保守派：亚拉巴马州的华尔特·弗劳尔斯、阿肯色州的雷·桑顿和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曼。他们是民主党那边唯一难以预料的几个人，因为他们过去支持过我，常常在有关国防和压缩预算的问题上违背他们党的意愿。
华盛顿的舆论一致认为，委员会的17个共和党人中，有11个会支持我。在剩下的6个人中，有的是在政策问题上很少支持过我的自由派，有的自己正面临中期选举竞选的困难，另有一些由于水门事件已表现出对我个人的不满。我要想避免委员会提出对我进行弹劾的建议，唯一的希望，只能是要么抓住所有的共和党人并拉过来两个南方的民主党人，要么是抓住16个共和党人，同时把3个民主党南方议员全拉过来。这两种结局都有可能，但都非常渺茫。
不论外部有多少反对派，内部也还有敌人，就是那些录音带。我认为那年往后最大的危险是特别检察官和众议院司法委员都会开始没完没了地索取录音带，而且每次还总声明这是最后一次了。看来直到他们要求我们把5000小时的录音带全部交出以前，这种要求是永远也不会有个完的。这些调查本身已经具有了它自己的目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看不出这一点。那些调查人员已不再关心对我的任何具体控告是否属实了。他们想要对一切事来一个寻根究底，追索每一个不管多么不相干的线索，以求得到一些在他们看来可以用来把我搞下台的罪证。对我来说录音带如同噩梦一般，如果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弄到足够的录音带，他们就可能找到他们所寻找的东西。
我想制止这种趋势。过去我嘴上说要加以制止，可是没有这样做，以致铸成大错。后来，在为拒绝交出录音带付出代价后，压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只得屈服了。我懊悔过去未能在这个问题上按照我的直觉来行动，现在想开始这样做了。我甚至谈到要销毁录音带。我自己思量，最好的战略应该是跑到国会去进行挑战，宣布闹到这个地步已经够了。我还说，我要在1月30日的国情咨文报告中这样做：我要宣布，对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或者特别检察官，我将什么也不再提供了。
别人劝我别这样，理由是利用国情咨文来封口会造成对抗局面，不仅会使弹劾问题激化，而且会完全掩盖了演说中的国家政策问题的重要性。
所以录音带还在行政办公大楼里放着。我已经听过的几卷就够糟的了，谁知道其他的录音带还会有些什么？这使我们大家都提心吊胆。我想起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对我具有特别现实的意义：“一个人活得越长，他就越认识到一切都取决于机会。任何人哪怕只要回顾一下十年前的经历，他就会看到某些本身毫不重要的细小的事件，实际上却左右了他的全部命运和前程。”
我没有办法记得录音带上的每一件事情，但是我肯定录音带上还会有更多已把我们弄到这步田地的不光彩的政治破烂。我也许能对付其中的任何一项，但要是一起都往我头上压来，那最后非把我压垮不可。特里西娅后来给我看她的一则日记使我想到，有时你周围的人对事物的了解，比你自己的了解要深刻得多：
父亲说的一些话使我对未来的结局感到完全绝望了。自从巴特菲尔德的揭发以来，他再三说，对录音带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他告诫我们说录音带上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也告诫我们说，他可能因为录音带上的内容而受到弹劾。由于他说了后面的话，我理解父亲，后面的话才是他真正的想法。
那么多的人已经为了我而被弄得现在处境非常困难————我比他们大多数人都更清楚，他们的处境的确是十分危险。现在，如果我们继续战斗下去，别的一些人也得跟着冒风险，如黑格、齐格勒、律师们、在弹劾听证会上支持我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以及白宫的工作人员。我得使这些人对这场战斗有信心，虽然我知道在许多方面，情况是不怎么令人鼓舞的。我之所以认为应当继续战斗并要求这些人和我一起为我而战斗，理由是，虽然我们的案情漏洞百出，但是我自己仍然深信我们的事业是高尚和重要的。
我慢慢明白，这个事业现在已经涉及美国政治领导的性质问题。我感觉到，如果我因为水门事件这样的政治丑闻而被撵下台，那么美国的整个政治制度就会受到破坏，并发生变化。我从来也没相信过任何一条对我的控告，从法律上说是可以对我进行弹劾的————其中没有一条谈得上是宪法上所列举的“叛国、行贿或其他严重罪行和不法行为”。如果我认为我真犯了法律上应对我进行弹劾的罪行，我决不会让任何人出面极力为我辩护，我会马上辞职。但是这次弹劾将成为一个政治上的重大事态；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宪法上的弹劾定义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便是明证。12月《纽约时报》的消息说，委员会里2/3的委员认为可以用来进行弹劾的罪责甚至不一定要违犯法律。后来，他们并没有对定义问题商讨出一个一致看法，却决定可以允许每个委员按自己的想法自行其是。如果过去还有什么怀疑，那现在这个决定可是已清楚地表明，决定弹劾与否的是政治标准而不是法律标准。
我感到，从总统领导的重要因素来说，我还可以对美国和全世界做出不少贡献。尽管由于水门事件，我的手脚已被束缚住了，而且在我任期届满以前必然还将继续受到限制，但我还是比不久前才被确认为副总统的杰里·福特有经验。而有经验的领导是很需要的。北越显然准备向柬埔寨和南越发动一次新的攻势，目的在于考验我们是否愿意和能够执行巴黎协定。苏联人迟迟不肯缔结全面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这就需要美国的坚定立场来促使他们朝正确的方向前进。国内经济由于实行管制的结果而极不稳定，由于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的影响，不论谁当白宫主人，都会遇到一个漫长而严酷的冬季。为了充分利用赎罪日战争时期我国政策上的巨大胜利，我们必须尽力克制想狠狠打击阿拉伯人的诱惑。
我完全知道，直到如今我处理水门事件的方式以及我的案子一开始就存在的各种漏洞，很可能正好危及我认为需要我留职办理的那些东西。我认识到，在许多人看来，我曾像他们认为的那样，滥用国家安全和行政的特权来掩饰我自己的罪责。我还认识到，许多人认为由于我不顾水门事件造成的软弱无力状态，还决心要做个强有力的总统，从而无可挽回地损害了总统职位的实力。
但是，我不同意。不管是对是错，我自己深信我是由于过去的事，受到过去的老对手的攻击。我本能地站起来为我的生存而战斗。我在政治舞台上已生活和战斗了这么长久以后，不能就因为水门事件这样一件事而放弃战斗，离开总统职位。我要战斗，我要用我认为必需的一切行动和言辞来团结我的力量，来保持他们对这最后一次游说运动的信心。
1974年1月9日，我正在佛罗里达我的朋友沃尔特·安南伯格的华丽的棕榈泉寓所消遣几天，接到了约翰·康纳利一个电话。他这人不是那种轻易就惊慌的，但是当他和我说话的时候，声音很激动。他说他在华盛顿同他所知道的政治消息最灵通的一位密友谈过话。他的朋友告诉他，有一群共和党人，主要是众议院的，也包括一两个参议院的，其中还有几个高级领导人，他们秘密开过会，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我留任总统对1974年参加竞选的任何共和党人都是十分有害的。康纳利说，这些人中间有些还是我过去的朋友。他把这群人叫作“亚利桑那帮”。我问他戈德华特是否也在里面，康纳利回答说，戈德华特可能知道这个帮的存在和他们的意图，但他并不是主要的发起人。他还说这些人并不都是亚利桑那州人，也有东部和中西部的人参加了讨论。“他们之中有些人还是你所谓的极要好的朋友。”他说。
据说这个小组所设想的策略，是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的日期推迟到6月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议以后。然后，他们将选出几位共和党领导人到白宫来，要求我为了党的利益而辞职，特别是因为如果到11月我还当总统，那我在众议院的许多支持者便将失去他们的席位。康纳利说，提供消息的人强调指出，杰里·福特并不知道有这个小组存在。
康纳利再三说，这个使人不安的消息的来源是极为可靠的，他坚持要我不能把它当作又一个谣言而置诸脑后，他劝我要仔细查核一下。我告诉他我会这样做的。
当我把这消息告诉黑格的时候，他表示怀疑。我也认为在这种时候，可以料想华盛顿的谣言工厂很可能会制造出这类谣言。黑格考查了一下戈德华特，他告诉我戈德华特自称而且看来也是坚定的。
那时候，我不相信共和党人会有一个有组织的阴谋强迫我辞职。但是，在政治斗争中生存是最重要的。统治华盛顿的是达尔文主义[16]的势力，如果你陷于严重的政治困境，你就不能指望别人长时间对你十分关怀，宽宏大量。常常是大家一致认为这有时不过代表了一种共同的本能，为了让其他的人生存下去就必须扔下受伤的战友。
国情咨文定在1月30日下午9时发表。帕特和我在从白宫到国会的路上，一直默默地坐在汽车里。她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局势已变得多么紧张了。我们全家曾讨论过，不知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们将会有礼貌地听我演讲呢，还是会公开表示敌意。
但是，当我走进会议厅门口的时候，发出了一阵响亮的几乎是喧闹的鼓掌声和欢呼声。拥护我们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人数虽少，声音却极响亮，他们非常起劲地欢呼，使他们的同僚感到即使不能跟着欢呼，也不得不站起身来。
1974年的国情咨文后来成了我在国内问题方面领导工作的最后总结。在一开头我仍能公然说：“今天晚上，是12年来第一次一位美国总统能够在我国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的情况下向国会作国情报告。”
我相信如果没有水门事件，1973年美利坚合众国的实际情况一定会被认为是一种证明，表明我在1972年竞选时所提出的政治哲学是正确的。1973年发生的事件简直像是为了表明左派的政治如遇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将会如何无能为力而事先安排好的。举例来说，当以色列的安全和生存十分危急的时候，可笑的是中东战争竟把许多著名的越南鸽派变成鹰派了。一再出现的通货膨胀，表明开明的民主党传统的美元政策多么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经济。甚至特迪·肯尼迪和威尔伯·米尔斯也心照不宣地承认这点，暗暗把他们大肆宣扬的强制性的国民健康保险方案修改得和我的方案一样。还有能源危机的现实情况，迫使人们不得不对当时极为流行但十分片面的环境保护论者的偏见作了实用主义的修正。
五年前我被选出来领导的这个国家，由于国内纷争，已处于危难之中。城市被人焚毁，遭到围困；大学校园成了战场；犯罪率以惊人的比例增长；滥用麻醉药和吸毒成瘾的人越来越多；征兵制使美国青年的生活蒙上了破坏性的阴影；当时没有保护我国自然环境的计划；社会改革和政府工作的许多重要领域都需要加以注意和考虑。
通过尼克松政府五年的努力，我们取得一些巨大的成就。现在城市安静了，大学校园又成了学习的园地，犯罪率的增长被制止了，吸毒问题在国外和国内都大大受到遏制，征兵制取消了，我们已向国会提出了我国的第一个环境保护计划以及有关国民医疗、教育改革、收入分配和政府改组等方面的重要计划。在国情咨文里，我概括地提出了我认为在1974年可能实现的十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我们能够解决能源危机，奠定用我们本国资源满足我们能源需要的基础；我们能够在中东找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我们能制止物价上涨而不引起经济衰退；我们能够实施我提出的医疗方案，从而以体面的方式和并不太高的代价使每个美国人享有高质量的保险；我们能够使各州和地方，更及时处理本地的需要；我们能够在大规模运输工具方面做出决定性的突破；我们能够改革联邦对教育的补助计划，使它能对那些最需要它的人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能够开始确定和保护每个美国人的个人私生活不受侵犯的权利；我们终于（即使为时已晚）能够改革福利制度；我们能够开始建立一个美国人将更充分参与的国际经济机构。
在演讲的过程中，大家表示的热烈欢迎使我大为惊奇和感动。快结束的时候，我被掌声打断达30多次。有一次，我讲到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特殊的几句话：在谈到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和平结构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时，我说：“这一直是，并将仍然是我首先优先要做的事，这也是我希望在我任总统八年后留给后人的主要遗产。”突然间，掌声雷动，几乎所有的共和党人甚至还有许多民主党人都站了起来，鼓掌欢呼。我抬头看看我的家人，他们都满意地笑着。
演讲完了以后，我翻过讲稿的最后一页，然后以个人的口气即席讲了一段话以结束我的演讲。听到这里，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了。我说：
关于过去一年里每个美国人都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想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当然，我指的是所谓水门事件的调查。
诸位都知道，我已经自愿地交给特别检察官大量材料。我相信，我已经提供了他所需的一切材料，使他能够结束他的调查，进而检举有罪的人，昭雪无辜的人。
我认为那个调查以及和这个问题有关的一切调查都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水门事件闹了一年已经够了。
我的同事们，现在已是时候了，不仅行政部门、总统，还有国会议员们，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团结一致把我们全部力量贡献给我今晚谈到的这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关系全体美国人民的福利，也涉及世界和平。
我认识到，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责任，我想借此机会表明，在司法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我愿意同它合作。我愿意同它合作使它能结束它的调查，做出它的决定，我愿意在我认为符合我作为美国总统的职责范围内和它进行一切合作。
只有一个限制。我将遵循从乔治·华盛顿到林登·B.约翰逊每个总统都遵循和捍卫的先例，永远不做任何削弱美国总统地位或者损害未来总统的能力，使他们不能做出对我国和世界十分重要的巨大决策的事情。
另外一点，我想极简略地提一提。和今晚聚集在这里的每一个众议员和参议员一样，我是被选举出来担任我的职务的。我也和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每个议员一样，当人们选我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我知道选我是为了做工作而且尽我所能地把工作做好。我希望你们知道，我丝毫无意离开人民选我担任的为美国人民做工作的这个职位。
现在，无须我说，如果我不承认1973年对我个人或者对我全家来说都不是很轻松的一年，那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我已经指出，1974年固然有很大和很重要的问题，但也有很大和很重要的机会。
可是我的同事们，有一点我是相信的：有对我们的国家慷慨赐福的上帝的帮助，有国会的合作，还有美国人民的支持，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使1974年成为空前迅速朝着我们目标前进的一年，而我们的目标是在世界上建立持久的和平结构和在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没有战争的新的繁荣。
回到白宫，我发现全家对演讲的反应，特别是在我讲到任职总统八年时的掌声，都感到很高兴。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征兆，说明国会里仍然有许多人坚定地支持我。
国情咨文演说看来受到普遍良好的欢迎。在一段时期，它甚至好像为我提供了我为了摆脱水门事件困境一直寻求的那种力量。《纽约时报》对此的标题是：有自信心的新尼克松。
我决定趁热打铁，利用这个形势到全国各地作几次旅行。2月18日，我前往亚拉巴马的亨茨维尔，那里有2万多人聚在一起举行“光荣美洲日”群众大会。乔治·华莱士是我的东道主，他对我再友好不过了。3月15日，我到芝加哥参加一个电视答问会。次日，我飞到纳什维尔去为新建的乡村音乐大厅揭幕。三天以后，我在休斯敦全国广播员协会代表大会上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我受这些表面成功的影响，也被我所见到人们的显然真诚的热情所鼓舞，我对自己说，等6月间美苏最高级会谈一结束，我就要把我的问题直接诉诸全国人民。
在此期间，国会由于弹劾问题的干扰，仅通过了大约只有前一年同期所通过的半数的法案。
1973年12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已召开了讨论中东问题的日内瓦和平会议。叙利亚没有参加，但是埃及、以色列、约旦、美国和苏联都派出了代表。12月22日，第一轮会谈结束，责成埃及和以色列立即讨论双方军队从苏伊士运河沿岸脱离接触的问题。
从1974年1月10日直到1月17日，基辛格开始了后来大家所说的“穿梭外交”。萨达特总统请基辛格帮助解决埃及和以色列在双方军队脱离接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我国的政策已取得的成就，基辛格成了两个国家共同的代言人：他是双方都认为可以信任的人，双方都认为他代表着一个能够而且一定会采取公正态度的政府。以基辛格作为中间人来进行谈判，要是没有果尔达·梅厄方面的巨大信任和安瓦尔·萨达特方面的非凡勇气是不可能的。基辛格以不知疲倦的努力来报答梅厄夫人的信任和萨达特总统的勇气，他终于调整了双方的立场，达成了一项可以作为实际解决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分歧的开端的协议。
1月17日，埃及和以色列军队终于脱离接触。这完全是基辛格坚忍的毅力、敏锐的才智和不可小看的个人巨大魅力的功劳。由于他还得挑起总统在国内政治上受到攻击从而地位遭到削弱这一重担，这个功劳就更大了。
在我宣布已实现脱离接触的协定以后，我打电话给梅厄夫人，她的声音听来真有如释重负的味道。“你的政治家气魄起了关键作用。”我对她说。“没有你在去年10月做的那些工作，这事也是办不到的。”她回答说，“达到这个结果，只有你和基辛格博士功劳最大。”在我放下听筒之前，她又热情地加了一句：“你自己要多多保重，好好休息。”
我也给萨达特总统打了电话。“我对你的政治家气魄表示祝贺。我正等着和你会晤，共同努力实现中东的持久和平。”我说。“感谢你及你明智的指导以及基辛格博士的努力。”他回答道。
能源
1973年至1974年的那个冬季，美国与未来发生了遭遇战。当我们第一次认识到我们长期以来想当然地以为拥有无比富饶的能源资源，实际并不像我们一度想象的那样取之不尽的时候，我们的国民经历了一次认识问题上的里程碑。
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的困境是政府目光短浅的政策加上数十年来浪费的习惯造成的结果。
美国仅占世界人口的6%，却消耗了地球上1/3的能源，燃料供应因而逐渐紧张起来。
早在1971年，我个人就曾经注意到要促进核能的生产，我下令于1971年春季开始建造美国的第一个增殖反应堆。
到了1971年6月4日，我们对急迫的能源问题的研究，发展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能源问题的总统咨文。在咨文中，我极力主张继续发展增殖反应堆，责成政府制定把煤转变成干净的气体燃料的规划以及加速开发远海大陆架石油和煤气的租让。我还提议联邦政府的能源发展规划————约有15个————应该集中，由一个机构管理。我说：“这个咨文为美国指出了方向————要花相当可观的钱，然而这是一笔迫不及待因而完全正当的投资————指出了寻找新能源的方向，而且是不污染空气、不污染环境的干净的新能源。”
1973年4月18日，我向国会提出了五份重要的关于能源规划的新要求。在我发表第一个咨文以后的22个月中，每况愈下的能源局势几乎无人过问。政府靠自己的力量增加了将近50%的研究和发展试验基金，但是，为了制止眼看即将到来的危机，需要通过法案。
我要求国会取消对天然气价格的管制，任其随着市场价格浮动，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资金并可以刺激私营部门大力发展。我还要求对石油勘探提供税务抵免的好处，批准延长实施不合理环境保护条例的最后限期，同时结束进口方面的强制性的限额。我使用行政职权使近海石油和天然气的租让面积增加了两倍。我要求进一步研究和发展核能、地热以及页岩油的能源资源。我还宣布成立能源保护局，建议成立一个新的内阁级的专管能源的部，即能源和自然资源部。
5月中旬，我们开始坚决主张在主要零售商和独立经售商之间自愿地分配汽油资源。6月29日，我指定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洛夫领导新的能源局。我再次向国会呼吁，要求为今后五年的能源勘探工作通过一项100亿美元的拨款计划，以适应私营部门预料将投资2000亿美元的格局。
我要求人们自觉地将公路行车速度降至每小时50英里，就此一项就能比时速70英里消耗的燃料节约25%。我说政府将在下一年度减少7%的能源消耗，我力劝私人消耗量自愿地削减5%左右。
9月10日，我再次向国会呼吁，强烈要求国会通过七项法案，其中之一是批准铺设阿拉斯加输油管工程，另外还有建造使更多的燃料可能进口的深水港、取消对天然气的管制、制定露天采矿的新立法等。
阿拉伯可能对石油实行禁运的不祥之兆在1973年春天初见端倪。到了仲夏，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警告说，我们如不改变对以色列的政策，便将缩减运给我们的石油。我们坚持了我们的立场，9月5日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双方需要开始谈判，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不亲以色列，也不亲阿拉伯。我们决不因为阿拉伯有石油，以色列没有石油，便和阿拉伯更亲。我们亲的是和平，使谈判开始起来，符合整个区域的利益。”
10月6日中东战争爆发以后，阿拉伯的立场强硬起来，到10月底，我们遭到全面石油禁运的压力。11月，我们能掌握的能源显然将比需要的少10%，到了冬天根据天气情况，这个数字可能要提高到17%。
11月7日，我通过电视向美国人民宣布了我所谓的“赤裸裸的事实”：我们行将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尖锐的能源匮乏了。
我提出三级节约能源的措施，这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各州和地方采取行动，国会也要采取行动。联邦政府建筑物内取暖的温度要降至华氏65度至68度之间（18.3℃~20℃），我劝告私人住房也按此标准。我提倡合用汽车，要求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规定时速不得超过50英里。我要求国会通过紧急能源法，授权给我在我认为必要时根据实际情况以逐步解决的精神放宽对环境保护的限制，而对能源资源的利用实行特殊的限制。我要求全国恢复采用夏季把时钟拨快一小时的办法以节约用电，还要求强制实行全国范围内联邦公路行车时速不得超过50英里的规定。
我提到成为曼哈顿工程[17]特征的献身精神以及使阿波罗计划获得成功的那种团结精神。显然，当美国人民下决心去为某一值得奋斗的特殊目标而奋斗的时候，他们是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达到目的的。接着，我宣布马上开始执行“独立计划”，目标是到1980年美国能源能够达到独立自给。
很遗憾，我提出的建议中只有两项————节电工作时间和降低车速————在圣诞节休会前由国会定了下来。我在11月16日签署了阿拉斯加输油管的法案，这算是个重大的突破，除此之外，国会就没有通过一项我提出的重要能源法案。
虽然国会的反应令人失望，但美国人民在1973年和1974年漫长的冬季却团结起来了。能源保护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危机仍然存在。11月25日，我只好进一步加紧控制，禁止在星期天出售汽油，要求削减户外照明，宣布为了有足够供取暖用的石油，我们将削减15%的汽油配给量。
白宫圣诞树上的电灯那年减少了80%。帕特和我搭乘一架民航班机到加利福尼亚去度假，没有坐“空军一号”。我们回来的时候坐一架小的空军星式喷气机，中途必须加油一次，因而早晨3点我们才回到白宫。
尽管全国进行了真正英勇的努力来节约能源，但那仍是一个对能源问题颇为不满的漫长的冬季。加油站前的长队越来越长，人们得在寒冷的早晨起早排队买燃料。尽管这样，加油站还可能因为分配的石油没有到而不开门。如果开门也常常很快就卖完了。
不多久，能源危机导致了严重的新的经济危机。早在1973年春季，汽油价格暴涨的情况为22年来所未见。产油国握有施加影响的杠杆，他们现在使用它了。全国石油委员会担心能源危机可能导致一次经济衰退。这个疑问竟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有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表明54%的人认为我们正面临一次经济衰退。股票市场指数在我们开始第二届任期的时候，曾达到1000的高记录，现在下降到800了。任何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都会使人们贸然相信：汽油要涨到一美元一加仑啦，面包要涨到一美元一磅啦。1973年批发物价指数上升了18.2%，而生活费用指数的增长则达到了1947年以来的最高点。这些增长大多数是由于食物和燃料涨价的直接结果。
这件事说不清到底应该怪谁。许多美国人甚至还迟迟不相信真的出现了危机。但是我所收到的报告都使我确信危机并不是石油公司制造出来的。原因似乎很清楚，外国进口的石油从危机前4美元一桶涨到后来的12美元一桶，因此国内石油公司就把这上涨的价格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了。
我们也不能拿某一具体的经济学派来作替罪羊。几届民主党政府的经济顾问沃尔特·赫勒说：“能源危机使我们猝不及防，粮食危机也是如此……这是通货膨胀预测大丢其脸的一年。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全弄不清楚。”
由于情况越来越糟，要求采取断然行动————尤其是实行汽油配给————的压力日益增加。很快，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普罗克斯迈尔和杰克逊就发起了一个主张强制实行配给制的运动。许多州长也提出了同样要求。在那个冬季结束以前，政府里我的几个能源专家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了。
我强烈地反对这种意见。我在物价管制局工作时的个人经验使我深信，即使在有爱国主义情绪能鼓舞人做出牺牲的战争时期，实行配给制也不易令人满意。我知道，和平时期这样做可能会形成大规模的黑市，整个计划就会完全失败。实行配给制所需要的庞大官僚机构要花费上百万美元，而且像任何官僚机构一样，在你不需要它时，它还会坚持，使自己能长期存在下去。我确定配给制非但不能治病，它本身甚至会成为比病还坏的一种祸害。
到了1974年1月19日，我终于能够提出关于获得实际进展的报告了：1973年12月一个月里，全国汽油消耗比预料的低19%；用电降低了10%；联邦政府能源消耗实际削减了20%以上；我依靠行政措施在行政部门里成立了联邦能源局，指定财政部副部长比尔·西蒙负责。西蒙迅速采取行动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很快人们就称他是全国的“能源沙皇”。
国会在圣诞节假期休会，没有通过我提出的任何一项法案，所以在1974年1月国会复会时，我提出了一个新的关于4项短期行动和11项其他优先要求的呼吁。在我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我告诫说，能源危机是我们在立法方面应首先感到关切的问题。
从阿拉伯的石油禁运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坚持不懈地设法要结束它。基辛格同费萨尔国王和萨达特总统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基辛格在1973年12月同萨达特举行了一次会谈以后，给我送来一份备忘录，叙述他曾怎样提醒萨达特要注意我们在实现中东和平方面的独特作用：
我告诉萨达特，要是没有你个人甘愿在国内问题上冒风险，那什么事情也不可能办到。
萨达特答应我他将在1974年1月上旬撤销禁运，他说他将发表一个声明赞扬你个人在使几方面坐到谈判桌上来和在以后取得的进展中所起的作用，同时要求别的国家撤销禁运。
我随即在1973年12月28日写信给萨达特：
从我这方面说，我保证尽我权力所及，一定使人们记住是在我当总统的第二届任期内，美国与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发展了新的富有成果的关系……
但是，石油生产国明显的歧视行动可以完全破坏美国决定在今后要作的有效贡献。所以，总统先生，我必须完全坦率地告诉你，目前重要的是对美国的石油禁运和石油生产的限制必须立即结束。它不能等待当前脱离接触谈判获得结果。
过了数周，埃及和以色列在1974年1月脱离接触以后，我们开始更坚决地催促萨达特帮忙撤销禁运。1月底，他写信告诉我，他派了一个特使到费萨尔国王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那里去，他们现在都同意撤销禁运，准备在2月开会最后做出这个决定。使人遗憾的是这次会议结果陷入僵局，禁运仍继续下去。
萨达特不久又通过曾和他私下会见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雪莉·坦普尔·布莱克[18]带给我一个口信。“我愿意撤销禁运，”他对她说，“我愿意为尼克松总统撤销禁运。”
3月中旬有报告说，禁运将要有条件地予以撤销，主要看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表现。3月15日，我在芝加哥的一次答记者问的会上讲到这些报告：
在有关禁运的问题上，美国决不会在中东的朋友或者可能是我们敌人的压力下做某些我们暂时力所不及的事情。我现在只愿意说，就采取任何禁运的行动而言，如果它含有任何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意思，那它便将抵消我们将在和平方面、谈判方面的努力，因为在我看来，它只会减缓我们为争取在叙利亚战线上脱离接触以及为争取永久解决方面将做出的十分认真而诚挚的努力。
差不多经过了六个月，最后于3月18日，九个阿拉伯国家中的七个国家终于同意撤销石油禁运。这个决定看来并没有以美国政策如何为条件，但是它还要在6月予以审定。
阿拉伯石油禁运使美国1974年第一季度的经济产值下降了150亿美元。但是可以这样说，1974年的能源危机至少产生了一个积极的结果：它使能源问题成了美国生活的一个部分。
石油禁运临近结束的时候，基辛格恢复了他的穿梭外交。他现在的目的是使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军队脱离接触。这时候，他和我两人都认识到，我们必须抢在时间前面，以免有意无意发生另一件什么事，进一步加强叙利亚和以色列的强硬立场，或者甚至把埃及人又拉回到冲突中去。由于弹劾问题的喧嚣不断威胁着要削弱我的地位，因此我们还必须抢在时间前面，防止某些中东领导人在思想上越来越摇摆不定。3月21日，我收到了专栏作家、前美国驻瑞士大使亨利·J.泰勒的一个报告，他最近见到过萨达特。萨达特对泰勒说：“我十分为总统担心。”“我需要时间，”他又表示关心地说，“但我怀疑我会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我需要六个月。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我想到华盛顿去为尼克松总统进行斗争。”
一场消耗战
3月1日星期五，约翰·米切尔、鲍勃·霍尔德曼、约翰·埃利希曼、查克·科尔森、罗伯特·马迪安、戈登·斯特罗恩和曾任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律师的肯尼思·帕金森被控犯有图谋不轨罪和阻挠司法罪（后者不包括马迪安）。除帕金森、科尔森和马迪安外，上述诸人还被控犯有伪证罪。3月7日，科尔森、埃利希曼、利迪以及其他三人被指控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诊所。
对他们的起诉并不使人感到意外，但仍然是一个打击。这些人马上要在一个他们几乎不可能遇到公正的陪审团的城市受审，华盛顿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84%的人已经认为他们是有罪的。
今年早些时候，黑格告诉我贾瓦斯基曾向他保证，大陪审团不会对眼下在白宫的其他人再提出控诉了————包括我在内。相反，我们认为他正在秘密把大陪审团关于我的材料送给法官赛里卡。3月18日，赛里卡命令把这份材料送交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他还声称，与最近走漏的消息相反，大陪审团的报告只是一个简单的证据汇编，并没有由此得出要进行控告的结论。
众议院和参议院中1974年11月将面临改选的共和党人的政治前景越来越不妙。我认为国内经济繁荣和世界和平这两个问题，自我从政以来，便一直左右着中期选举，现在也同样会在这次改选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许多有希望的候选人显然认为水门事件会给一切东西投下阴影，而如果杰里·福特任总统，他们获胜的机会便要多得多。
1974年头几个月，要举行五次补缺选举。在一般情况下，这类选举不会有人十分注意，但在当时那如火如荼的气氛中，新闻界竟把它看作是对我是否投信任票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五次选举当中，共和党候选人获胜的只有一次。
1974年3月19日，属于保守派中我的重要支持者之一、纽约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巴克利第一个提出要求我辞职。他告诉记者们说，他对参议院审讯这场“闹剧”的结果十分担心，“议院将会变成20世纪的罗马斗兽场，表演者会全被扔去喂电狮子”。
在同一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对巴克利的论点讲了我的看法：
逃离人们选你去担任的工作可能是一种勇敢行为，但是坚持你认为正确的东西并为之战斗，也是需要勇气的，而这正是我现在的打算……从一个政治家的立场来看，一个美国总统，或任何总统，就因为人们对他提出了他明知无理的指控，就因为在民意测验中票数下降而辞职，我认为这并不是政治家的风度。这也许是很好的政治手腕，但这只能是很坏的政治家风度。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对所有未来的总统和下一代美国人来说，把我们的政治制度给改变了。
四天以前，我在芝加哥的一次答记者问的会上，也谈了这个问题，我谈到参议员富布赖特有一次在杜鲁门威望极低的时候，曾要求他辞职的事。“过去的总统所做出的一些最好的决策，”我说，“倒是在他们威望不高的时候做出的。”
在3、4月间，我已经知道，想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里制止弹劾，原来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一个渺茫的希望，现在则更是无此可能了。委员会主席彼得·罗迪诺在2月6日通过决议决定考虑弹劾问题的那一天，向众议院讲话时说：“我们要迅速和公正地进行工作……不论结果如何，不论我们了解到什么和决定做什么，我们在工作中要极其谨慎、公正、彻底和诚挚，让绝大多数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孩子将来会说，这样是完全正确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当罗迪诺说这些话的时候，庄严地坐在一旁的委员会成员中就有密歇根州的约翰·科尼尔斯，他在3月17日便已对《华盛顿明星报》说，说什么良心、证据和宪法条文，“全是扯淡”。他在4月28日的纽约《时代》杂志上，曾形容他在委员会里的作用是“保证让罗迪诺不要他妈的太公正了”。另外一个委员是马萨诸塞州的罗伯特·德里南神父，他极力主张对我进行弹劾已快一年了，常有人见他在教服的翻领上别着一个“弹劾尼克松”的徽章。威斯康星州的罗伯特·卡斯顿迈耶用“弹劾尼克松”的标语条装饰他的办公室。美联社引用纽约州查尔斯·兰热尔的话说：“在我的心目中，美国总统是一个罪犯已无疑问。”加利福尼亚州的杰罗姆·沃尔迪在致选民的信中一开头就感谢他们“支持我要对尼克松总统进行弹劾的努力”。在罗迪诺看来，委员会中的这些成员在调查各种证据看它是否足以构成对我进行弹劾的罪状时，是一定会“极其谨慎、公正、彻底和诚挚”的了。
民主党多数派挑选约翰·多尔做他们的法律顾问。多尔的助手之一雷纳塔·艾德勒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上写道，“在他做特别顾问以前几个月，在调查开始很久之前”，他就极力主张对我进行弹劾了。
3月里詹姆斯·圣克莱尔写信给多尔，要求参加听证会和盘问证人。委员会最后虽然勉强同意他参加禁止旁听的会议，并可向证人提出问题，但仍不准圣克莱尔盘问证人。圣克莱尔写信问多尔他能否看赛里卡送交委员会的大陪审团的材料，结果被拒绝了。
3月7日，我口授了一个备忘录给黑格，我说在有关对弹劾一事进行调查的问题上，“法律问题应取决于公共关系问题”。我认为必须把这想法让圣克莱尔、巴兹哈特和我们在国会里的支持者知道。3月15日，我写下了另一条笔记：“圣克莱尔过于把这看成是一次审讯，而没认识到这是一次公共关系方面的演习。我们一定要对他做工作，使他明白我们面临的形势。”
在提供更多的录音带方面，我没有利用国情咨文的演讲坚决地一劳永逸地封口，犯下了我担心要犯的一个错误。结果一方面是贾瓦斯基，现在另一方面又加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没完没了地逼着我们交出更多的录音带。欧文委员会开头要求得到五次谈话的录音曾被法院拒绝，现在却发出一系列新的传票，索取500卷录音带和几十份文件。
我们在拉尔夫·纳德提出的一个民事案件中自动交出了录音带。纳德的律师威廉·多布罗维尔拿了其中一卷的复制品在乔治城的一个鸡尾酒会上放过，后来听别人讲他说那“纯粹为了好玩”。特别检察官的办公室为此非常气愤，但是多布罗维尔致歉说这是一时冲动造成的错误。他的女主人否定了他的说法，她说他事先告诉过她，他打算拿那录音带来放，而且她事前也至少告诉了她的一个客人。多布罗维尔还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新闻记者放过那录音带。
1973年12月，贾瓦斯基来我们这里，请求给他另外一批录音带。黑格告诉我，贾瓦斯基向他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以后他决不再索取有关闯入和掩饰水门事件的录音带了。听了他这个保证，我们同意交出了。因此到1974年1月8日为止，贾瓦斯基每次提出对录音带和文件的要求都予以满足了。
在1月8日和9日，圣克莱尔收到了要求再交出40多盘录音带的信，其中25盘是关于闯入和掩盖水门事件的。贾瓦斯基的行动使黑格感到意外、震惊和失望。
圣克莱尔写信给贾瓦斯基，提醒他说，法院要我们交出那九盘传票索取录音带的裁决规定得十分具体，范围很小。贾瓦斯基也无法坚持说他需要这些新的录音带是为了给水门事件定案：因为特别检察官工作组的年终报告说，已经收到足够的证据来考虑提出主要的起诉了，除非检察官认为他已经具备了定罪所需的证据，否则他是不应该提出起诉的。两周以后，贾瓦斯基让自己说过的话给套住了。在一次他认为不会公开发表的谈话中，他透露说，从他那方面来说，他的办公室已经“掌握了水门事件的全部真相”。圣克莱尔告诉贾瓦斯基，我决定不再交出更多的录音带了。贾瓦斯基找到圣克莱尔，似乎又一次对他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再要一批录音带。黑格也同贾瓦斯基会晤了一次，他报告说贾瓦斯基在估计形势方面态度非常开朗，也极愿意合作。我在看了黑格的报告后所记下的笔记，表明贾瓦斯基的主要论点如下：
1.贾瓦斯基告诉黑格，考克斯留给他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狂热分子”，他感到要控制住他们是非常困难的。
2.贾瓦斯基对黑格说，霍尔德曼比埃利希曼处境坏得多。他告诉黑格，他准备放过埃利希曼，但埃利希曼的律师采取了过分强硬的方针，因此他除了同样用对霍尔德曼起诉的办法来对付埃利希曼外，实在别无他法。
3.贾瓦斯基说了一句黑格和我都认为是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赛里卡实际上是总统的一个朋友。”他认为，赛里卡并不喜欢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和贾瓦斯基手下的工作人员的态度。在赛里卡看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搞掉总统，而不是搞清事实”。
4.贾瓦斯基不喜欢罗迪诺，他认为罗迪诺是“出风头狂”。
5.贾瓦斯基喜欢圣克莱尔。
6.关于贾瓦斯基索取更多的录音带和文件的要求，他劝黑格在“拒绝时要尽可能委婉”，黑格说，在对这些要求做出反应以及与贾瓦斯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应该“使用凡士林”。
2月13日，圣克莱尔又写信给贾瓦斯基，提到希望贾瓦斯基会重新考虑他那范围很大的要求，就这样第二次客气地拒绝了另外再索取40多盘录音带的要求。
贾瓦斯基立即写信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伊斯特兰参议员，说他可以根据他已拥有的证据进行起诉，但是他又说，新的录音带“可能包含”将来审讯时所需要的证据。这种推理对总统档案内的所有文件都适用。很难理解贾瓦斯基会在什么地方，或能在什么地方画一条界线。
这种逐步升级的做法好像永远没有个完。根据特别检察官最初的要求，我们已交出了8次谈话的录音带，我们还给了检察官们700多份文件。在第一次法院裁决以后，我们又主动另外提交17盘录音带供他们检查。现在他们却又来要求40多盘录音带。
事实证明，在没完没了地索取录音带和其他材料方面，看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丝毫没有区别。3月6日，我宣布我们将把交给特别检察官的一切材料移交给委员会，这包括大约19盘录音带和700多份文件。我还同意把委员会向各部、局（从生活费用委员会会议到进口限额高级会议）要求得到的一箱箱的文件交给委员会。我同意用书面并宣誓回答委员会提出的任何问题。我还表示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我愿意在宣誓作保证的情况下接受委员会的访问。
这时，委员会的调查范围已涉及数十个政策和政治的领域————从1969年秘密轰炸柬埔寨，一直到生活费用委员会关于汉堡包价格的决定。而且内容还在不断增加。
委员会既没有把它的调查范围限制在搞出点对我进行具体指控的材料方面，甚至也根本没有看一看那700多份文件或听一听那19盘录音带，却匆匆送来了一封还要索取40盘录音带的信。
我会晤了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约翰·罗兹，他也认为委员会的要求实在是太漫无边际了。他私下对我透露说，连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甚至都不知道多尔所干的一切。但是，罗兹强调说，虽然毫无疑问这是极不公正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共和党众议员在白宫拒绝交出委员会所要求的更多证据时敢为白宫辩护。
我必须面对现实：我们现在只能任人摆布了，而我已被削弱了的政治处境使司法委员会完全可以毫无节制地漫天要价。我除了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外，实际上没有其他选择。如果我拒绝，他们就会投票表决说我蔑视国会。1974年3月22日凌晨2点，我在记事本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最沮丧的一天。蔑视等于弹劾。”
自今年年初以来，对我的弹劾就像起伏不定的海洋。今天它可能风平浪静，看来我们能生存下去，可是到明天就可能转为暴风骤雨，幸免似乎毫无希望。到3月底，就几乎每天都是暴风骤雨了。在纽约，约翰·米切尔和莫里·斯坦斯因维斯科一案受审。从法庭上发出的新闻报道表明，约翰·迪安在作证时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而斯坦斯和米切尔则看来非常颓丧，说话也毫无力量。最终，斯坦斯和米切尔两人都被判无罪，陪审员告诉记者，他们信不过的倒是迪安，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在3月里对我进行弹劾的听证会正在快马加鞭地进行。
由于否决了我捐赠文件可以减免交税，我必须补缴40万美元的税款，这一意外事件引起的风波一直还未平息，又有走漏出来的消息说，布鲁克斯小组委员会将对花了政府1700万美元的经费在我私人财产上一事提出控告，这对我们又是一个打击。法庭指定的录音带“专家”最近也为18分半钟的空白问题发表了他们的许多报告中的一个。约翰·埃利希曼在加利福尼亚州由于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诊所受到审讯，他要求法庭传我出庭听审，并得到了同意。
我们还收到消息说，约翰·康纳利据说因接受了牛奶生产商组织的非法捐款，将受到大陪审团的调查。在平常的情况下，司法部决不会仅仅根据一个十分不可靠的人提供的情况便对一位前财政部部长、三任州长和海军部部长采取行动，而现在这位情况提供者居然能使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同意在另一个与此无关的问题上撤销对他自己的严重控告。但是现在不是平时。每当我见到康纳利的时候，他总是丢开自己的烦恼。他说，他是无罪的，永远也不可能证明他有罪。最后证明他说的对：1975年终于宣告他无罪。但在当时，这可是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打击。我对齐格勒说：“我们在这漫长的、折磨人的一年里难道就得不到一次，哪怕就一次，可以喘口气的机会吗?”
4月13日哈里斯民意测验第一次报道了一个勉强的多数，43%对41%赞成对我进行弹劾。
黑格、巴兹哈特、圣克莱尔和我决定，在当前的政治现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对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索取更多录音带的要求尽量让步。我们决定把与录音带一字不差的打字文本交给司法委员会，只删去与水门事件无关的材料。这就是后来成为《蓝皮书》的一本长达1300页的文件汇编，正式名称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提交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总统谈话记录》。我们这样做是希望通过它的巨大篇幅，使公众真正认识到他们对我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很快就可以清楚看出，那些谈话里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很多材料并不完全与“水门事件”无关，这个词的含义在不断扩大————但与我对掩饰水门事件的了解和行动倒是无关的，而这却正是委员会当时最关心的问题。
巴兹哈特建议用“与总统行动无关的材料已删”的措辞，哪里有删节，就在《蓝皮书》的文本上打上这一句。为了证实我们在这问题上的说法，我们提出邀请罗迪诺和委员会里资深的共和党委员、密歇根州的爱德华·哈钦森到白宫来，由他们选听任何未经删节的原始录音带。
在我们还没有印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要求的42盘录音带的《蓝皮书》时，我们又收到一封信，还要另索取142件有关水门事件、休斯顿计划、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窃听电话以及法官伯恩斯到圣克利门蒂访问的录音带和文件。此后不久，彼得·罗迪诺警告我们，委员会可能不久还会要求索取更多有关我的所得税、圣克利门蒂产业、竞选的卑鄙伎俩和其他问题的录音带和文件。
就在4月20日午夜前不久，我在记事本上写道：
决战日
1.再交出录音带将毁灭我的职位。
2.如不把口封死，只会招来更多的无理要求。
3.宁为捍卫总统职位进行战斗而输掉，也不愿屈服；决不为了赢得个人的胜利而给总统职位带来长期灾难。
在4月29日晚上9时，我作了一次电视演说，宣布我将交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所要求的录音带文本，以便委员会可以做出有事实根据的判断，同时也因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事实真相和可以证明那些事实的证据。我说，我希望通过这次违反保密原则的做法，我能够在将来恢复这个原则。
我说，我交出的文本包括了票传索取的全部谈话的有关部分，“既有激烈的也有平静的部分，战略会议，选择办法的探索，对人和政治方面要付出的代价的权衡……这些材料以及那些已经交出的材料将会说明一切”。
然后我继续说道：
我知道这些文本将为报刊提供许多耸人听闻的故事的材料。有的部分可能与其他部分有矛盾，有的部分将与参议院水门事件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相冲突。
我一直不愿意交出这些录音带，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会使我和跟我谈过话的人感到难堪————他们会的，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将成为大家感兴趣甚至嘲笑的对象————他们会的，也不完全因为录音带的某些部分可能会被政治界和新闻界的对手抓住不放————他们也会的。
我一直不愿意交出是因为在这个办公室进行这些谈话和其他的谈话时，人们随便地谈出他们的想法，他们从未想过其中的某些句子，哪怕只是句子中的某一部分，有一天会被挑出来成为全国注意和争论的题目……
我深信美国人民会按文本的实际情况去理解它————这是现在看起来已很遥远的一年多以前的片断记录，是一个总统和某个个人突然面临并且必须处理一个问题时的情况记录，而这问题如果属实，不仅对他个人的名誉，而且更重要的是将会对他的希望、他的计划、他为那些选举他为领袖的人民规定的目标，产生最深远的影响。
在把这些记录————不分好坏————全部交给你们的时候，我完全相信美国人民的基本公正态度，你们会做出判断。
我内心知道，在这些文本透露出来的那一段漫长痛苦和艰难的过程中，我是在努力寻找正确的方向并努力按照正确的去做的。
很难说，当你看到早已忘却的谈话突然变成冗长的记录文本时是什么滋味。我们总是倾向于把写下来的文字看作是有计划的交流意见的一种形式，但当你把平常的谈话用白纸黑字写下来时，它就会变得非常僵硬，尽管字句上同我们说过的话完全一样，却很可能会完全抓不住或者反映不了当时的会议或谈话的精神实质。一种观感看起来可以像是一项有意图的打算，一句脱口而出的评论看起来可以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和预先想好的论点，一个闪过的念头可以让读者以为是某种行动的指示。看到白纸上的没有生命的黑字，你会感到完全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在讨论中一个人刚刚拼命鼓吹某个论点，怎么一会儿又完全改变了看法。不知内情的人只读了关于水门事件的谈话记录，他们不可能了解这些记录背后的苦恼和一系列的忧虑。人们将更多地批评记录文本上讨论的口气，而不是问题的实质。
去年一年里，水门事件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是因为它使美国人民在政治觉悟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他们知道了政府授权进行的窃听电话和闯入事件、白宫的录音系统以及如何在政治上利用国内收入署等。因为一定有许多人事前就怀疑过有这类事情的存在，现在由我把证实确有这类事情的具体情况揭露出来，那我当然也就不得不首当其冲了。
《蓝皮书》的文本也是这样。美国有种神话，认为总统总归是总统，他们永远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说着高妙的箴言般的词句，这种神话可能会永远流传下去，因为这反映了美国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白宫里面的政治和权力的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种玩命的斗争，我所认识的曾在那里参与过这种斗争的人都反映出一种在必要时不怕玩命，因而最后出人头地的能力。毫无疑问，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当然也有高尚的谈话，高尚而且无私。但是那里也有挫折、担心、忧虑、骂街，而且，在遇到激烈的党派斗争和有关政治存亡的问题时，还有赤裸裸的实用主义。
由于有了《蓝皮书》文本以及其他许多有关水门事件情况的揭露，我现在可以告诉美国人民许多他们不想知道的事情。
对《蓝皮书》的反应来得那样慢，这是出人意料的。5月3日，《蓝皮书》文本发表后四天，我参加菲尼克斯的一个群众大会。有1.5万多人聚集在会场里面。在约有150个示威者开始嚷嚷“马上辞职”的时候，别人的喊叫声制止了他们。后来在巴里·戈德华特山顶住宅的一次招待会上，他和约翰·罗兹分别走到我身边说，他们对我受到欢迎感到非常高兴，而且向我保证我可以继续依靠他们的支持。
但是，等我从这次横越全国的旅行回到戴维营的时候，一阵对《蓝皮书》消极反应的巨浪已开始形成了。休·斯科特斥责《蓝皮书》的内容全是一种“可悲的、拙劣的、恶心的和道德败坏的表演”。《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虽然它在记录文本里看不出有建议进行弹劾的充分根据，“但是，别忘了我们总得有一种精神领导……一个‘第一流的讲台’。而尼克松先生把这一切都断然葬送了”。《芝加哥论坛报》要求我辞职，而同我友好的其他一些报纸，包括奥马哈的《世界先驱报》《堪萨斯城时报》《克利夫兰实话报》以及《夏洛特观察家报》也随声附和，或甚至赞成进行弹劾。支持他们的还有《洛杉矶时报》《迈阿密先驱报》以及《普罗维登斯日报》。杰里·福特认为他也有必要对记录文本有所评论，所以他说“文本并没有使任何人看起来像圣徒”，他还说他对文本感到失望。
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开始谈论要我辞职的问题。约翰·罗兹的思想显然跟几天前不同了，他说如果我做出辞职的决定，他将同意，他说，我在众议院获胜的机会已大大减少，当时他认为赞成和反对弹劾的比例是51：49。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约翰·安德森建议我考虑辞职。在参议院，肯塔基州的马洛·库克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理查德·施韦克要求我立即辞职，北达科他州的密尔顿·杨说我应该依据宪法第25项修正案靠边站，直到证明我无罪。巴里·戈德华特说，他敢说如果众议院对我进行弹劾，我肯定会辞职。他的话受到人们的注意。
我下决心不要慌乱。我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我也理解他们不得不发表这些意见的处境。但是我不愿临阵脱逃。
滚滚而来的批评浪潮使黑格大吃一惊。他说《芝加哥论坛报》的社论以及斯科特和罗兹的讲话加在一起，使他联想到他们是有计划地要强迫我离职。他还对杰里·福特与记者举行“非正式”谈话的一则新闻报道表示不安，据报道福特曾表示很担心，由于我的权力处于“瘫痪”状态，苏联可能趁机利用这个局势捞点好处。据报道，福特还说我的影响已日渐下降，这从特迪·肯尼迪终于能使国会同意削减对南越的援助这一点上便可看出，还说他同基辛格谈过这些忧虑，但没有和我谈过。这则报道发表以后，福特自己又发表了一项“澄清事实”的声明，但是已造成了有害的后果。
不久，关于我要辞职的谣言开始愈演愈烈。有的消息说，福特要求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保持“红色警戒”状态。另一个消息说，我将在48小时以内下台，基辛格大概要从中东飞回美国来商讨我的辞职信。甚至还有的谣言说我曾中风。
为了努力制止这些谣言，黑格对记者说，只有在我认为对国家有利的时候，我才会考虑辞职。齐格勒发表一篇我亲自批准的声明：
华盛顿市谣言四起。到今天，传到我耳朵里的全部谣言都是假的，谣言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说尼克松总统准备辞职。他的态度是，下定了决心，决不被谣言、猜测、过头的指责和伪君子们赶下台。他准备战斗，他决心战斗下去，他感到从个人和从宪法考虑，他都有义务这样做。
《蓝皮书》确实证明我事前并不知道闯入水门的行动，也证明迪安说他和我在几个月当中讨论过掩饰水门事件的问题是错误的。另外，他说的话从根本上消除了我在公开声明中留下的印象，我说过在迪安告诉我掩饰问题的消息时，我的反应像个检察官。但是不管哪一盘录音带或者全部录音带对我多么不利，录音带上没有任何东西够得上弹劾我的罪名。
不幸的是，水门事件的中心问题已经转移了，正如过去13个月里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我总是在每个人都已经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上以后，才有机会去解决原来那个问题。《蓝皮书》的发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因为它确实证明迪安并没有在每一件事上都说了实话，它表明在他讲了实话的问题上，我所做的事和我该做而未做的事，虽然令人遗憾而且也可能无法辩护，却是不能作为弹劾的根据的。
可是，公众舆论并不是法庭，不会对这些证据进行审讯。这是党派斗争。《蓝皮书》的影响是迫使共和党人和我一起进一步走到一个政治角落里去了。录音带文本向负责任的国会议员提出了一个必须加以区分的问题：什么是按宪法可以弹劾的，什么是政治上不能加以支持的。
《蓝皮书》本身的命运到7月上旬就算完结了，因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提出我们有意从某些录音带上删去对我们最有害的部分以后，将发表他们自己整理的记录汇编。
实际上，委员会的本子和我们本子上的不同都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有不同只是因为委员会使用电子仪器增加了录音带的音响，因而能听出许多我们说“听不清楚”的话。某些补充进来的字句，是对我们的案子有利而不是有害的。
但是有一处可以说是压倒其他一切的严重差异。这是3月22日录音带里我与约翰·米切尔进行最后一次讨论的那一段，我在那时曾对米切尔说，我可不像艾森豪威尔那样只关心本人的“清白”，我是关心我手下的人的。我对米切尔说，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他们可以到欧文委员会去“硬顶，让他们援引宪法第五项修正案，把这件事掩盖起来，或者随便怎么做都行”。然后我又说：“另一方面，我宁愿……你们用其他的方法。”而我们的文本上没有这一段。
司法委员会揭露出这个差别以后，《华盛顿邮报》就以头条位置刊登了“记录文本把尼克松和掩饰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新闻。以为我们明知司法委员会已经拿去录音带，却还有意把其中有害的一段删去，那是非常荒唐的。但是那时我们却为此吃了很大的苦头，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在几个月以后，这件事已无关紧要的时候，弗雷德·巴兹哈特才琢磨出了答案。按照巴兹哈特的看法，显然委员会从原来的录音带复制时使用的音量较高，因而3月22日的录音带最后一部分在委员会的那盘复制品上能够听得见，而在我们那盘上却听不见，特别检察官用同样的音量录制的那一盘显然也听不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无辜的差异竟弄得我们显得是既阴险又愚蠢。
5月5日，在《蓝皮书》所引起的喧哗声中，艾尔·黑格在白宫的地图室与里昂·贾瓦斯基会晤。贾瓦斯基对黑格说，水门事件大陪审团已经把我称作未被起诉的同谋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贾瓦斯基当年早些时候就太不老实，他原曾对黑格说过白宫里的人没有谁被点名的。
我们知道贾瓦斯基拿不准在我当总统期间按宪法能否对我起诉。但是他知道把我称为未被起诉的同谋犯，他就等于在手里拿着一张可以顶替任何牌的牌，以后在他需要索取更多的录音带并且保证他能在水门事件的审讯中利用这些录音带的时候，他便可以在法庭上出示这张牌。后来不是别人，恰恰是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斥责了贾瓦斯基采取的行动，把他所用的手段称作“不过是一种反手捅刀法”。在不能审判我的大陪审团对我提出控告后，他就能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前使我处于不利的地位。
贾瓦斯基提出了一桩交易，他对黑格说，如果我们肯把他用传票索取的64盘录音带交出18盘，同时应允被告在审讯时有可能索取更多的录音带，那么他对其余的录音带将不予追究，而且也不在此时透露大陪审团已点名我为未被起诉的同谋犯。如果我不同意他所谓的“妥协”方案，为了使我处于更不利的地位，他将在公开的法庭上宣布大陪审团的行动。
尽管那么长时间以来，从那么多方面受到了那么多卑劣的打击，我仍然对贾瓦斯基竟会采取这种我认为不外乎是讹诈的手段感到十分惊讶。但是，一想到可以实际结束这场由录音带引起的法庭上的战斗，这个念头又像海妖的歌声一般有诱惑力[19]。黑格也有同感，他说：“我们目前的处境，就像我们已能看见街道尽头的带刺铁丝网了。我们只要动员一切力量穿过去就行了。”但是，圣克莱尔反对所谓的“妥协”；他认为现在投降，我们以后就不能再坚持不拿出更多的录音带了。
黑格劝我至少要听听这18盘录音带，不要立即拒绝这个建议。我在1974年5月5日晚上从戴维营回来，8点过后不久就到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去开始这个工作。
我那天一直工作到深夜，第二天早晨还用几个小时又听了一些录音带。到中午我才停下来，见了一些预定要见的人，还和斯考克罗夫特谈了谈中东局势。中午，我听了1972年6月23日我和霍尔德曼谈话的录音带————这盘录音带三个月以后在公众面前出现时就成了“冒烟的枪”[20]了。我听到霍尔德曼对我说，迪安和米切尔曾提出一个计划，可以用来对付调查工作涉及我们不愿被涉及的范围的问题。那计划就是把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和沃尔特斯找来，让他们制止联邦调查局的行动。
我再往下听，听到我自己问米切尔是否“对这件事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霍尔德曼回答道：“我想是的。我想他未必知道详细情况，但是我认为他是知道的。”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声音听起来并没有多大的信心，但是就是他，在闯入水门以后一个星期，告诉我他认为米切尔是知道的。
在我所有的公开声明里，我都表明把中央情报局拉进来的唯一动机是为了国家安全。但是现在毫无疑问，我们那天早晨是从政治上的含义来谈这个问题的。我回想1973年5月我与霍尔德曼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他坚持说我们唯一的动机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担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可能暴露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我知道他当时完全是这样认为的，我也一样。我也知道现在谁也不会这么相信了。为了自慰，我想在这些录音带上一定还会有别的一些不明显的地方，一些可以说明我们后来确实是为国家安全着想的东西。现在全市充满了新的报道————和挑衅性的新问题————说中央情报局在闯入事件发生之前显然就知道其事，并说到它在进行掩饰期间的种种活动。当然，我们不至于如此错误，竟在完全莫须有的情况下拿国家安全问题来作为借口。我想别的录音带上也许还有别的一些东西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下午，我和斯考克罗夫特谈话，他送来基辛格的一份报告。我给梅厄夫人的信显然起了作用，以色列提出了一份和平建议，基辛格认为阿拉伯国家的温和派政府真有可能接受。
我在这天报告的下端写了：“尼克松给基辛格的个人电报：不论其结果怎样，你在极不利的条件下干着出色的工作。让我们期望和争取最好的结果吧。”
1972年6月23日录音带的内容，并不是我决定反对同贾瓦斯基“妥协”的主要理由。我错误估计形势的又一个例子是，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录音带后来会成为“冒烟的枪”。我知道它对我们有害————很多其他东西对我们也有害，但我们都熬过来了。何况法庭裁决可能会对我们有利；另外，我当时没有觉得应让别的人也来听一听，并必须对他们听到的东西负责。
现在我才明白，我本来应当要求巴兹哈特听听我与霍尔德曼在6月间的三次谈话，让他把他个人的看法告诉我，然后再把录音带交出去————尽管这些谈话在某些方面同霍尔德曼和我回忆会谈目的的公开声明是不一致的。而且这样做可能有很大害处，但总比等最高法院强制我这样做以后才被迫公开这些录音带的害处要小得多。
到了这个时候，我终于接受了圣克莱尔和巴兹哈特的看法，认为提交更多的录音带应当有个限度。我的本能仍然告诉我们，一定不能再把录音带交出去了。
星期三，我通知他们两人，我已决定不再交出更多的录音带。“也许这就是最后大决战，”我对齐格勒说，“但是我宁愿为原则进行战斗而离职。”那天下午圣克莱尔打电话给贾瓦斯基，告诉他我的决定。5月22日，我写信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告诉他们对于这种不断升级索取录音带的要求，我将不再予以满足了。现在我们已画出了一条线。4月26日是一个象征性的里程碑：如果我能够当满我的总统任期，我还可以在白宫待1000天。5月22日是另外一个里程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我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这封信之后，我将开始水门事件路途上最后一段行程了。
1973年1月，华盛顿的观察家曾预言，众议院如对弹劾问题进行表决，我可以指望得到74票到125票的多数。到1974年3月，因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控告以及对我经济情况的攻击，这个数字大大下降了。《蓝皮书》发表以后，蒂蒙斯报道至少有25个众议院议员不再支持我了。5月中旬，杰里·福特说委员会投票表决弹劾问题的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这种气氛酝酿出更多的谣言。现在很少有人关心是谁下令闯入水门的问题，有新的情报说，民主党人自己事前就知道休斯组织的人可能与此事有关。还传说有些人组成了奇怪的联盟。5月中旬，我接到康纳利的一个电话。他在得克萨斯早就认识贾瓦斯基。他说，他打电话给我是转告贾瓦斯基对他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总统在白宫没有朋友。”
但是到那时，趋势似乎有了点变化，到6月，情况看来好像真的开始好转了。不管可能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司法委员会明目张胆地使用不公正的策略已开始产生反作用了。
在委员会开始调查证据的时候，罗迪诺宣布会议记录将按保密条例处置。宣布以后，委员会自己投票决定会议秘密进行，然后却立即把它掌握的一切材料全都泄露出去。每盘录音带都被委员会中门户之见极深的党员说成是“极为不利的”，我的经济情况也被说成是“更富有爆炸性”。圣克莱尔要求委员会举行公开会议，不要再搞这一套死抱成见的把戏了。他的要求却遭到了拒绝。
委员会所作所为的一个最清楚的例子，是它把我在1973年3月21日晚口授的日记的事透露出去了，那一天迪安曾说“癌”已在接近总统职位的部位生长了。委员会泄露消息的人告诉美联社说，我口授的是：“今天是3月21日。今天不是十分多事的一天。”他们走漏这个消息表示我对迪安告诉我的情况感到腻味————那必然是因为我已经参与了掩饰活动————这消息也就很快通过电视台和通讯社传了出去。实际上，我口授的内容是：“除了与迪安的谈话外，今天这一天是个相对来说不那么多事的一天。”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工作人员故意走漏消息、故作多种姿态以及他们疯狂追求宣传效果的做法完全摧毁了他们关于“力求公正”的一切说法。同时，一开始对《蓝皮书》文本的内容和文字那种极端感情用事的初步反应现在也接近尾声了。6月5日，蒂蒙斯报告说，委员会中摇摆的共和党人之一、伊利诺伊州的汤姆·雷尔斯贝克说，要使进行弹劾的议案获得通过，现在的证据是根本不够的。另一个共和党人、伊利诺伊州的罗伯特·麦克洛里乐观地说，委员会现在分成相等的两部分了：11票赞成弹劾，11票反对，16票骑墙。约翰·罗兹给我打电话说，他发现上星期以来众议院和司法委员会的态度都逐渐变得更积极起来。圣克莱尔说，每当事情要变糟的时候，他总会有一种预感，因为“法庭中”会有一种他所谓的“判人有罪的气味”。他说：“可那个委员会里就没有那种判人有罪的气味。”
还有报告说，全国出现了新的援助我的基层组织。黑格最后也开始把手下的工作人员组织成特别工作组来对付弹劾问题。
1974年6月7日，我恢复了每天晚上详细地口授日记的习惯。我开始第一天的日记，总结一下夏初以来的形势。
日记
我不打算重述这个非常艰难的时期的各个事件，只想把最近的一些事态发展加以概述，并说说我对已经发生的一些有关问题的看法。
在过去的两三周内，我几乎每天都与蒂蒙斯保持联系。他相信在南方议员和共和党人当中，我们的力量获得了缓慢但是稳步的进展。
很有趣，今天特迪·怀特和罗斯谈话，接着又和齐格勒谈话。他说两个星期以前，他想众议院一定会投票通过进行弹劾，而我们在参议院却可能以五票或六票的多数获胜。现在他相信我们已————用他的话来说————拉平了，所以如果今天众议院投票的话，一定不会通过弹劾案的。
约翰·康纳利也持有完全相同的看法。举例说，康纳利相信那些投票赞成弹劾的人将会发现在下次竞选中被击败。当然，一年多来我们一直在想着形势要变了，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又使我们处于危险的境地。
我认为当前众议院议员不赞成弹劾的动机可能是，他们担心，如果他们对我进行弹劾，他们就要冒对弹劾以后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方面出了问题承担责任的风险。他们也可能从民主党的立场出发，担心如果他们对我进行弹劾，他们就会使福特担任总统，那他就有一个统一的党和一个政府来支持他以反对任何其他下届竞选总统的人。民主党的支持者一定是不乐意看到这一点的。
还有一点有利的情况是，虽然我们始终不知道贾瓦斯基可能做什么，但是我认为录音带上18分半钟的空白问题正在得到相当满意的解决。
贝比说，他正在仔细地把送到他的饭店、游艇俱乐部等地的大约100张传票再研究一遍。这个可怜的人吃到的苦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能够这样顽强地坚持过来，实在令人惊讶。
我在为〔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亲王〕举行午宴以后，见到了唐和埃迪。我的这两个弟弟在痛苦的处境中表现得无比坚强。唐差不多要付4万美元的诉讼费，埃迪应付的法律费用也达2万美元。
艾尔·黑格对我说，参议院水门委员会有一份对汉弗莱的，还有一份对米尔斯的毁灭性的报告。共和党人得到了这份报告，可是当然没有一个共和党人会走漏风声。问题是，共和党人和一般的保守派一样认真负责，一切按规则办事，一丝不苟，而自由派却完全不管那一套。
整个形势可笑之处是：我们被人控告在选举期间干了肮脏的勾当等，然而与以往各届政府相比，我们干出的成绩则几乎不值一提。由于舆论界存在这种双重标准，发生任何一件不利于保守党人，特别是不利于总统的事情，他们一定会大张旗鼓地进行宣扬————如有什么不利于某一民主党人的事情，他们嚷嚷个把天就草草收兵了。
我认为最使我们在舆论界、国会和党派圈子里的敌手感到烦恼的是，我坚持不肯退让。回顾过去的一年，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坚持过来的。我有过相当灰心的时候，只不过我一般都能遮掩过去，不让人们看出来罢了。
回顾起来，我清楚地记得，我想是在1973年5月里，我们在佛罗里达州游泳池里游泳，戴维坐在躺椅上，他说他一直在想这些事情，而他认为我唯一需要做的，按他的说法就是“坚持下去”。当然，那差不多也正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坚持下去。
回顾这一年，把一件件大事仔细加以分析，就可以看出错误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4月30日的演讲。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决定当时可能是正确的，虽然我不能绝对肯定在目前情况下是否也是对的。
可是从那时以后，当然第一个主要的错误是任命理查森当司法部部长。理查森在考克斯撤职期间暴露出来的弱点，本来早就应该发现的。
接着，当然是爆炸性的录音带事件。这件事不幸发生在我住医院的时候，我还记得黑格进病房来告诉我这件事，我们还讨论了一阵。后来阿格纽说：“也许你应该把那些录音带毁掉。”坦率地说，我们也考虑过这一点。我们是应该把它们毁掉的，因为那时并没有发出传票要调走它。但是，我想主要是加门特，他认为这样做就是销毁证据或诸如此类的事。如果我们当机立断作了处理，那么，那18分半钟的空白和所谓两盘失踪的录音带，当然还有那录音带本身和最高法院案件带来的一切不幸和困难，就全可以避免了。可是我们没有那样做，弄得我们的情况越来越糟了。
阿格纽的辞职是必要的，尽管那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当时有人认为他一靠边站就会减轻力图搞掉总统的压力，可是实际上却为施加压力要总统辞职大开方便之门。有一点我们必须看清：在这种斗争中任何迁就对手的做法都不会使对手满足————它只会使对手提出更多的要求。
当然，把考克斯撤职大概是做对了，尽管招来了不幸和痛苦，因为按照巴兹哈特和其他人的看法，考克斯那时准备控告总统。当然如发生这种事，就可能在众议院对我们产生致命的影响，尽管那时我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也许比现在多少要高一些。
我感到最使我恼火的事莫过于对我个人财政问题的处理方式。我们是完全有理的，可是我们根本无法获得恰当的申诉机会。
1974年5月20日，地方法院听取了贾瓦斯基对64盘新录音带的起诉，做出了有利于他的判决。我决定对这个判决提出上诉，贾瓦斯基立即企图越过上诉法院，要求最高法院直接审理这个案件。5月31日最高法院同意了贾瓦斯基这个不寻常的请求。这就是说，这个案子可以在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做出最后的判决。
到5月底，基辛格已花了32天的时间往返于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之间，作了长时间的但常常是使人灰心的努力，企图使叙利亚和以色列军队脱离接触。埃及和以色列之间脱离接触比较容易，因为萨达特采取的态度是，如果主要争端能得到解决，那么次要的问题可以在正在进行的日内瓦会议上去解决。可是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仇恨太深，他们不能这样来考虑问题。
基辛格在这些会议上干得极其出色，他像外科医生那样诊断双方不和的症结所在，坚持不懈地寻求双方利益一致的地方，以求有可能达成协议。
可是5月16日斯考克罗夫特给黑格拿来一封基辛格拍来的电报，说他即将回来；他已做出了超人的努力，可是还不够。我发去一份坚决鼓励他的电报，指示他再作一次尝试。我知道他已经精疲力竭，可是他已非常接近于找到解决办法了，不能功亏一篑。
5月22日，我写信给梅厄夫人：“恳请你和你的内阁做出最大的努力寻求一个妥协方案，以便双方军队能在戈兰高地脱离接触，并使我们能进一步避免冲突和流血。”
5月29日，大力追求的目标终于实现。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以色列和叙利亚双方都接受了条件，5月31日签订了脱离接触的协定。
美国的下一步努力应该是巩固新取得的信任并扩大新的对话。趁热打铁，迅速行动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为在中东召开一系列重要的最高级会议积极制订计划。我决定亲自到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以色列进行访问，以巩固我们已取得的成果，并为今后进一步的进展打下基础。
正当基辛格促成叙利亚和以色列军队脱离接触的时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把注意力转到窃听电话和“管道工”问题上去。基辛格曾经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就这两个问题作过证，但现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弄到了有关这些问题的材料，并以其特有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它们。这个委员会有计划地连续把情况泄露出去，暗示基辛格的几次说法有不一致之处。外交委员会的几个委员重申他们相信基辛格的诚实，但是新闻界却不肯罢休，早在他进行神奇般穿梭活动以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有人提出一些令人难堪和责难性的问题。基辛格被问到关于他向外交委员会作伪证的报道，并问到他是否已聘请一名律师，准备为伪证罪问题打官司。基辛格强忍住怒火，不客气地回答说：“我担任的职位不是搞阴谋的。”
对他的人品和诚实所进行的这种突然袭击，加上一个月来紧张地往返于以色列和叙利亚的活动所带来的劳累，使基辛格十分烦乱。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尚能保持泰然自若，可是后来却非常沮丧和失望了。按照对形势的分析，他是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取得积极成果的主要象征；即使在他们正全力以赴要弹劾我的时候，他也仍能毫无愧色地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尽管有水门事件的拖累，在我领导下的美国照样还能赢得世界的尊敬，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我完全同意这样的分析：贪婪残暴的反对派势力不允许这种形势继续下去。
中东之行
1974年6月10日，我动身去中东前不久，口授了两条关于国内形势发展情况的笔记。
日记
在这一周结束和旅行开始之际，好像感到总的趋势将有所改变，虽然以前我们也有过这种感觉，而且后来完全失望了。
我在戴维营顺着一条非常泥泞的天然小径散步的时候曾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从现在到大约8月1日最高法院作裁决的时候为止，我的态度只能是基本上把每一天都看作是最后的一天，不必经常考虑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也曾努力这样做，可是有时很难办到，因为我们好像总在打仗或者总在努力应付某种新的发展情况。
但是，总地说来，回顾过去的十五六个月，我感到最大的不幸是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似乎白白丧失掉了。我们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可是我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考虑这个问题，而且在感情上它当然使我非常痛苦。我们肯定是犯了错误。可是这一年也许会教育我们大家都应更多一点同情心和谅解，虽然我应该说，这一年也让我们完全看清了我们参与了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斗、其中的关系是多么重大以及反对派是何等厉害与狂热。我们只有坚持到底。
6月5日，我同部分美国犹太人领袖开了一次会。我认为他们的看法目光短浅，这使我深感不安。
日记
我指出只给以色列输送武器的政策在五年前也许是有意义的，但今天就没有意义了。我还指出，他们必须想到每打一场新战争，花费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邻国的人将学会打仗，而且他们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其次，展望将来，一定得有人去对付苏联人，就像我们在1973年实行戒备时那样。
我说得很清楚，在我们和以色列人的谈话中，不能再答应给他们一张空白支票了，虽然我对他们的军事需要十分同情，而且当然也对他们的勇敢精神十分敬佩等。
事实上，以色列在受到1亿阿拉伯人包围的情况下，究竟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我看确实是个问题。他们长期生存的唯一希望是趁现在还能从实力地位出发的时候，趁现在我们在使阿拉伯人脱离苏联，走上比较负责的道路方面正取得一些明显的成功的时候，就达成某种协议。
6月9日，我们举行了一次热闹的家庭宴会。后来，女儿们和她们的丈夫下楼看电影，帕特上楼去继续收拾行李，我就到林肯休息室口述一则日记，讲述我预料在明天早上我们将开始进行的历史性旅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可能出现的机会。
日记
我不知道是否把这点讲清楚了，不能说这次旅行结束后，或者说在这次旅行结束后余下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就能达到我们争取持久和平的目标了。其后在本世纪剩余的时间里，还需要坚强的总统随时加以注意。但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必须做的是尽我的力量所及，为未来的总统留下一个能赖以发展的结构————一个建立在军事实力、高超的外交活动、才智，当然还有一种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上的结构，这种精神便将领导我们走向进步，尽管为了在那个地区完成我们争取持久和平的目标，我们还将经历一些险风恶浪。
过了6月9日这一天，我就要开始这次旅行，我清楚地认识到这次旅行对中东的前途，以及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来说，都具有深刻的重要意义。
我充分认识到，不管因水门事件引起的对我的攻击如何无情，这次旅行的成败对我能否继续在国外和国内行使总统领导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日记
正如我曾对齐格勒说过，所有这一切最使人感到哭笑不得的是，新闻界————或者至少是新闻界大多数人————一心只注意到水门事件中小得不能再小的问题，根本不去管我在中东的一言一行将产生的重大后果。
就整个所谓水门事件来说，这大概是个转折点，但就总统职位本身而言，也是个转折点。在今后的十天里，我将全力以赴，尽力恢复对总统职位和我本人的尊重。
在我们飞往第一个中途停留地、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的时候，黑格对我说，基辛格因为那天早晨的《纽约时报》的社论指责他在参议院为1969年窃听电话一事作证时说了假话，心情十分烦乱。他说，基辛格谈到要在萨尔茨堡举行记者招待会来回应这种指责。
“艾尔，《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算不上是控告，”我说，“它只不过就是一篇《纽约时报》社论罢了，那东西狗屁也不是。如果他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倒反而中了他们的计，让他们在为这次访问写头一篇报道时就把水门事件给扯上了。”我说如果基辛格认为他不得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话，他至少不应采取守势，而应强调窃听电话是合法和必需的，以积极姿态对待这个问题。
可是基辛格没有心思听取这个忠告。他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一上来就作了一篇情绪激动的冗长的声明。在他说完他对窃听电话作证的详情以后，他插进了一句愤怒的个人的话。他说：“一般都认为，或者说，有人说我主要关心的是权力的均衡。但是我倒愿意这样认为，将来在编写历史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记得，也许已有某些人的生命得救了，或者有些母亲可以更安心地睡觉了，这一点我让历史去作结论。但我不能留待历史去作结论的是对我的公务信誉的讨论。”
真正爆炸性的新闻是在后来记者提问时发生的。他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说：“我认为在对国务卿的人格和可靠性存在争议的这种情况下，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执行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一点若不澄清，我将辞职。”
我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表示我很理解基辛格听到一些恶意的流言蜚语急于为自己辩解的心情，并补充说所有美国人都应和我一样，认识到他的人品是无须加以辩护的。
日记
总的说来，对基辛格的这次攻击最使我不安的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以及所有我们的反对派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在我们出国期间，利用这个莫须有的问题和他纠缠。当然，他的错误是以辞职相威胁以求加强他为自己辩护的地位，但这，别的不说，只是一个空炮。
对基辛格的辞职威胁的第一个反应是齐声支持。然而几天以后，甚至他的几个支持者也把他在萨尔茨堡的表演叫作发孩子脾气，而一小撮批评家却宣称那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意在转移对他的控告的注意。但到最后他以辞职相威胁的做法终于产生了所希望的结果，使他的批评者处于守势。后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重新考虑了他的证词，宣布他们仍很信任他。这才总算似乎使这件事结束了。
我们在萨尔茨堡过夜，以适应时差。
日记
今天早晨我感觉很好，只是左腿出现了我在夏威夷时感觉到的、后来被诊断为血栓的同样的症候。我请卢卡什过来给看看，因为以前是他给我看过的。
这条腿比右腿粗得多，使我走起路来真是一瘸一拐的。当然，无论如何我不会让我们的旅行因此在这里中断。
我患静脉炎，有一根静脉发炎了。卢卡什检查我的腿以后告诉我，静脉炎的危险在于血液可能因而凝聚成血栓，脱开后会流进循环系统里去；如果血栓流到肺里，它可能引起致命的血栓塞。所幸的是，看来他认为我的腿发肿是炎症的后遗症，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他嘱咐我每天至少四次用热手巾把腿包起来，而且要尽量少让它吃力。
后来我叫黑格进来，给他看我发肿的腿。我对他说，我希望知道这个情况的少数人绝对保密。
6月12日，我们于午后的烈日下在开罗着陆。萨达特和他的夫人在机场等候，他们两人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萨达特英俊魁伟，比我从照片看到的要高一些。在汽车里，他转过头来非常热情地对我说：“今天是埃及的一个大喜日子。”
在我们驶往开罗的途中，我第一次体验到也许是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曾受到的最激动人心的欢迎。沿途一英里又一英里的路上，两旁人山人海，没有尽头。在开罗城里，街道和大广场也挤得水泄不通。根据保守的估计，欢迎的人群超过100万。
可是比那庞大的人群更使人难忘的是他们流露出来的诚挚感情。萨达特看来意识到了我在想些什么，因为为了让我听得见，他探过身来在我耳边大声地说：“这是真正从心底里流露出来的欢迎。他们全是自愿到这儿来的。你能把人叫出来，可是你不能叫他们笑。”我们穿过了几座搭起来横跨大街的大拱门，上面挂着萨达特和我的巨幅画像，横幅上写着：“致力于和平与进步的伟人。”上百万人高呼“尼克————松，尼克————松，尼克————松”的声音响彻云霄。
最后车队到达了我们下榻的宫殿，萨达特建议我们的第一次会议推迟一两个小时举行。我以为他纯粹出于礼貌上的考虑，因为我们在烈日下站着挥手，劳累了将近一个小时。直到后来我去拜访的时候，萨达特夫人才告诉我，萨达特每天都睡午觉的。近在1970年，他已曾两次受到轻度心脏病的侵袭，因而他非常注意自己的身体。后来我在日记里写道：“我真担心如果他一旦退出舞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我们交谈的时候，萨达特表现得极为精明老练。私下里他并不在美以关系问题上紧逼我，虽然在公开场合他强烈要求归还被占领的土地、恢复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重新确定耶路撒冷的地位。谈到他和苏联人打交道的情况，他说十月战争以前他就要求他们给予军事援助，可是他们一直没有理会。他以惊人的坦率说道：“我们只好对他们断了念。”
我们在埃及的日子里，欢迎的人群一天比一天多。从开罗到亚历山大城，火车全程三小时，萨达特和我站在游览列车上挥手致意，沿途站满了夹道欢迎的人群。那天很热，尘土飞扬，我的腿因为站的时间过长而肿得发痛。但是我意识到，萨达特觉得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我们俩在一起是很重要的，是肯定埃美新关系的一种方法。
列车上记者团中有一个记者问萨达特，在使中东保持和平方面，美国能做出什么主要贡献。萨达特问答的时候提到了我们在途中看到的一些手写的标语牌，他说：“就是这些使整个事情的势头能继续保持下去，我认为你们都看到了我的人民写了些什么。他们写的是，‘我们相信尼克松’……尼克松总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兑现的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兑现了。所以如果这个势头继续保持下去，我想我们是能够获得和平的。”
关于这样众多的人群，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认为，说我们在埃及看到了650万至700万人，这样一个估计是合乎事实的。无论怎么说，大致在那个范围之中。人们不免奇怪，他们上街来是不是仅仅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带了满满一口袋钱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了。当然这里面有那种因素。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萨达特曾对我说过，他们对美国人的确是有极大的好感。当然，部分原因是他们讨厌苏联人。”
埃及是通往阿拉伯世界的钥匙。多亏萨达特和埃及人民，这次访问有了极好的开端。我们的目标是支持埃及执行一条稳健的路线，鼓励和加强萨达特作为他的国家领袖的地位以及他在今后任何中东谈判中作为一种建设性的重要力量的地位。在这次访问结束的时候，我们发表了一项关于埃美关系和埃美合作原则的声明，为两国共同争取中东和平与制定经济合作新规划打下了基础。我们还同意谈判一项协定，向埃及出售供发电用的非军用核反应堆和核燃料。
当我们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着陆的时候，气温超过了〔华氏〕100度（摄氏37.8度）。尽管如此，费萨尔国王仍在机场上等候欢迎我们。他看起来要比他自己所称的67岁老得多————根据我们的情报，他有72岁了。
费萨尔认为他四周布满了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和共产党的阴谋。他甚至提出看来要算最高一级的阴谋论的说法：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幕后支持者。尽管他有这种成见，然而由于他的智慧和多年执政的经验，费萨尔是整个这个地区最英明的领导人之一。
沙特阿拉伯并没有直接参与中东和平谈判，但是费萨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以及他向叙利亚和埃及提供的大量财政援助，使他在保持争取和平的势头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次我还可以和他讨论由于最近阿拉伯石油禁运使价格暴涨在全世界产生的严重影响，并对他采取的降低石油价格的行动加以鼓励。
费萨尔在告别仪式上的讲话，使我和簇拥着我们的记者们同样感到惊讶。他说：“总统先生，任何在美利坚合众国国内或在美利坚合众国国外反对你，或者反对我们这些你在这个地区的朋友的人，他们心中显然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引起世界分裂、使世界错误地向两极分化、给世界带来灾祸，而绝不是为了促进世界的安宁与和平。因此，我们恳求全能的上帝帮助我们和你们，以便我们能携手前进，并肩追求我们双方共同的崇高目标，那就是世界的和平、正义和繁荣。”
对整个这次中东之行来说，我对叙利亚的访问的确需要使用最微妙的外交手腕。叙利亚曾经是阿拉伯国家中最亲苏、反以和反美的国家之一。
我的访问给阿萨德提出的问题，可以完全归纳在他对我讲的关于他8岁的儿子的故事里。这个男孩从电视里看到了我们到达机场的盛大仪式，晚上阿萨德回家，他走到他父亲跟前问他：“你几年来一直跟我们说，尼克松是个坏人，他完全控制着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我们的敌人，这个尼克松不就是他吗?你怎么能去欢迎他，还和他握手呢?”阿萨德对我笑着说：“那就是我的全体人民要问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将来发展关系时必须以非常慎重的步子前进的原因。总之，多年来我国人民一直受到要他们憎恨美国人的教育。近年来，他们更特别受到要憎恨尼克松的教育，因为他代表了总是支持以色列人的资本家。他就是在1973年拯救了以色列的那个尼克松!”
双方部队在戈兰高地脱离接触的协议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成就，而我的访问是促进、支持和培育基辛格所开创的叙美新关系的好机会。我肯定阿萨德在公开场合将继续宣扬强硬路线中的最强硬的路线，可是私下里他会按照他在一次会谈中告诉我的一句阿拉伯谚语行事：“一个瞎子要是能用一只眼看，可比完全看不见好得多。”阿萨德总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日记
阿萨德的为人，完全超出了我根据同亨利的谈话所作的预料。如亨利所说，他确是一位强硬的谈判对手，可是他作风极为神秘，具有极大的耐力并富有魅力。他常常放声大笑。我看得出来，如果他能照自己的判断行事，他会成为一位极精悍的领导人。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谈中，他非常非常坚决地反对任何单独的和约。可是另一方面，他对我们所作的各种地区性的安排，看来也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总地说来，他是一位有真实才干的人。如果他能不被人谋杀或者推翻，按他的年龄————44岁————他会成为这个地区举足轻重的领导人。
帕特注意到他的后脑勺很平，她说那大概是因为他婴孩时期睡觉没有转身的缘故。真奇怪，他使我想起他的额头长得和帕特·布坎南一样，同时我猜想他具有与布坎南一样的头脑、冲劲和专心致志的精神。毋庸置疑，他是具有某种天才的。
在叙利亚的首都、世界上最古老的从未荒废过的城市大马士革，美国国旗七年来首次在这里飘扬。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大批友好的人群都出来欢迎我们，尽管叙利亚当局并没有宣扬我们的动向和旅程。我把这看作是这里的人民强烈希望与美国友好、与苏联人疏远和实现和平的表现。我在日记中写道：“这些人愿意和美国友好，这种思想已深入普通老百姓之中，原因是他们对苏联人已领教了。当然，如果我们不能在已开始的和平倡议上有所成就，那我们美国人很快也会被与苏联人同等对待了。”
阿萨德总统在为我举行的国宴上祝酒时说：“让我们在两国关系上翻开新的一页并开始一个新阶段吧。”对于一位叙利亚总统来说，这是一个不同一般的声明。在我结束访问的时候，我们宣布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我表示我们愿意恢复教育和文化交流，并为叙利亚发展经济提供合作。
当我在机场向阿萨德告别的时候，他亲吻了我的双颊，这是对一个访问者所能表示的最高敬意，这也是这位直到几个月以前还在阿拉伯世界带头煽动反美的人所做出的一个不寻常的重要姿态。
后来我回顾了我们与叙利亚关系的这次突破。
日记
总的来说，在建立某种持久的积极关系方面，叙利亚迄今仍是我们最难对付的一个国家。另一方面，他们正急于想改弦更张。他们希望我们介入，也许是想利用我们来对付苏联人。这就是在归途中我为什么说我们必须在经济领域里探求一切可能的途径向叙利亚人提出一些建议的原因。
我在埃及和叙利亚受到的欢迎以及我同萨达特和阿萨德的谈话，证实了美国在完成这一新任务————作为阿拉伯世界的一支和平力量————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如果我们出面带头，这两位讲究实际的爱国者会愿意寻求与以色列妥协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是他们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发展事业的先决条件。我看到了在原来依附于苏联的阿拉伯人中对苏联人是那样不满，对此我感到鼓舞；特别有趣的是，你会发现这种情况还不仅存在于领导层中。和我一起旅行的马诺洛，和他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极有意义的情况和深刻的见解。
日记
当我们问马诺洛他最喜欢哪个国家的时候，他对这次旅行提出了一些有趣的看法。他说他最喜欢埃及，因为埃及人非常友好。他说，埃及人都说，他们很高兴看到美国人进来，苏联人出去。这使我想起我和萨达特的第一次谈话，他说美国人在6个月中获得埃及人民的支持已经比苏联人20年所获得的还多。
马诺洛说，埃及人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苏联人冷酷；他们单独住在一起，对埃及人很不友好。他在叙利亚也听到类似的说法，一个在厨房工作的人对他说，美国人总是笑眯眯的，苏联人可总是板着脸。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一个有利方面————我相信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尽管我们有许多错误，但是除了少数美国人显得目中无人————特别在外交人员和生意人中有那么一些外————大多数美国人基本上都很喜欢别国的人民。换句话说，美国人愿意人家喜欢他们，因此他们极力设法赢得他国人民的好感。而既有自卑感又一心只想到共产主义的苏联人，和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的优良品质，只有在他们和看来同他们完全平等的人打交道时，才会表现出来。
我记得有一次跟萨达特谈话，我对他说，我认为中国和苏联之间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在内心深处认为他们比苏联人更优越、更文明。萨达特笑了笑说：“你知道，这恰恰正是我们的感觉：我们埃及人比苏联人要文明得多。”
我们在以色列受到的欢迎，按一般标准来看虽然也很热烈，但却是一次最受拘束的旅行。部分原因是由于以色列的国内问题造成的。果尔达·梅厄不过两个月前才辞职，伊扎克·拉宾刚接任总理，领导着一个脆弱的联合政府。由于我的中东政策在以色列的许多人士中间不受欢迎，可以理解，拉宾在接待我时只能做到适可而止，可是他也毫不掩饰地急于想知道他能从我们这里得到多少进一步的援助。
我同拉宾以及他的内阁高级官员会见的主要目的是向他们表明，我们不会改变全力保证以色列安全的决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坚持要他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推进和平谈判的进展，这一谈判由基辛格的穿梭外交开始，现在又由我的访问进一步确定下来了。除彻底讨论了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需要并探讨进一步走向和平所能采取的步骤以外，我们在访问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建议我们商订一项类似我们与萨达特总统签订的关于非军事核反应堆和核燃料供应的协定。
在以色列议会所在地议会大厦举行的国宴上，我说，我要行使总统可以打破先例的特权：虽然果尔达·梅厄已经不是总理，但我要在按传统习惯给国家元首祝酒以前，先特别为她祝酒。我说在所有各国的领袖中，我还从没有遇到有哪一位比果尔达·梅厄更勇敢、更聪明、更有毅力、更坚定和对自己国家有更大的献身精神。她坐在主宾席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可以看出她是多么激动和高兴。我接着说：“我认为，由于我曾和她一起工作，由于我已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所以我可以有这荣幸，也有这特权请你们和我一道为前总理，为果尔达·梅厄总理，为果尔达干杯！”
即使在这种出其不意的情况下，梅厄夫人仍以她特有的口才作了简短的答词：“如尼克松总统所说，当总统的人几乎是什么事都能做的，但是尼克松总统却做了许多别人连想也没想到过的事。总统先生，作为你的朋友并作为以色列的一个公民对一位伟大的美国总统，我现在能说的话只是：谢谢你！”
在我正式祝酒的时候，我坦率地谈到了新总理和议会所面临的任务。
在他们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容易走的，我认为特别从政治上来说是容易走的路，那就是维持现状，不采取行动，因为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有风险，因而要抗拒任何可能导致进行谈判的倡议，即使谈判也许能带来长期的、公正的持久和平。
可是还有另外一条道路，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是一条有政治家气魄的人走的道路，不是一般搞政治的人走的道路。这条路不会对你们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影响国家安全的事是决不能做的。可是走这条路必须承认在这个地区继续进行战争不是解决以色列生存的办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承认，如果我们不去为今天我们在耶路撒冷大街上看到的成千上万的孩子们的未来着想，尽一切可能探求可以避免战争的途径，那就是错误的。
我们在中东的最后一站是约旦。侯赛因国王的魅力和才智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我用了两个小时私下讨论了他在帮助解决冲突中的独特作用。他很久以来就一直是美国的一位忠诚可靠的朋友，有时甚至得冒相当大的危险。他保证在今后漫长的道路上将继续起着约束和节制的作用。
在为我们举行的国宴上，侯赛因在祝酒词中很客气地按他的理解总结了我这次出访的意义。他说：“总统先生，对你正在进行的这一值得纪念的‘和平之行’，我们也同样抱着你必然会抱有的一切希望和期待，我们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所有人对你这次旅行表示感谢。”他又说，“虽然你也许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和平的旅程似乎是永远没有完结的，但是你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到我国，对保持美国倡议的势头来说是再好不过了，而美国的倡议是在你的鼓舞人心的英明领导下开始提出的。”
那天晚上，我在结束我的祝酒词时说：“我不想对你们说这次旅行将在什么地方结束，我也不能对你们说这次旅行将在什么时候结束。重要的是它已经开始了。”
从中东回国当天，有一大群人在白宫的南草坪上等着欢迎帕特和我。杰里·福特带领着由内阁成员组成的正式代表团，他说：“总统先生，大约十天以前，我和其他许多人在这里祝你一路平安。那时我们为你祈祷，现在我想也许应该援引一句《圣经》上的教导：‘平息争端的人有福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甚至在我准备进行第三次最高级会议的时候，我向国会领袖简单介绍了我们可能为中东和平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而且从国内对中东之行的反应这个实际角度出发，回顾了这次旅行。
日记
我们肯定已从这次旅行得到一些好处，虽然看起来在民意测验中不可能有什么突破。当然，从我们正经受的可怕的打击来看，这原是不足为怪的。当齐格勒对我说，在我们出国期间，每家电视网每天只用五六分钟播送我们的情况时，我就曾对他指出：“你应该拿这和水门事件对比一下，一年多以来听众每天都要听八分钟到十分钟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我们对中东之行的报道不能过分抱怨。报道是好的。想要对这次旅行进行批评是极为困难的。我认为这次旅行是有影响的，至于这种影响有多大和能持续多久，那只有等时间来告诉我们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继续工作以确保这次中东之行取得和平的成果————或者至少取得一定的进展。萨达特经常强调这样一个论点，他说埃及人和美国人成为敌人是不合情理的，而我们成为朋友才是合情合理的事。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约旦都常听到这样的用语：合情合理和不合情理，正常和反常，等等。我认为，这是总统访问的最重要的好处，而且是一切谈判都不能得到的。阿拉伯人确实想和美国人做朋友，现在该是我们做他们的朋友并向他们证明和美国交朋友是值得的时候了。
和国会领袖在一起的时候，我走得比亨利更远一点，表明我们要使以色列强大到不怕谈判，但又不能使他们过于强大因而认为不需要谈判了。我还补充说，应使以色列强大到使它的邻国不致产生攻打它的念头，而他们自己又极愿谈判。
中东之行的一个成就是，它使我们能从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看待整个水门事件————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经受的一切可怕的打击，和我们过去和将来不仅为世界和平，而且间接地为各国人民的幸福所做的和即将做的一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我们应该永远把这一点放在首位，并把它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6月13日我还在埃及的时候，弗雷德·巴兹哈特犯过一次心脏病，在我确信他已经转危为安时，我立即估计了一下他的疾病对我们在诉讼方面的处境会带来什么影响。这是一个特别繁忙和重要的时期，因为我们要为录音带问题准备材料，并准备在最高法院进行口头辩论。我们还必须为掩饰水门事件案调阅文件问题审讯前的听证会做准备，必须对受理埃尔斯伯格闯入案的地方法院要求交出文件一事作出回答。另外，还有一些较次要的法律上的战斗也在进行中。我们要对“共同事业”提出的诉讼行使行政特权；要准备对赛里卡决定发表1972年9月15日录音带中一段内容的问题提出上诉，因为他本人早些时候曾判定此录音带与水门事件无关————在这一录音带中我仅谈到国内收入署的有关我们对手的情报。这些似乎还不够，欧文委员会还在要求更多的情报，基辛格正准备回来对窃听电话问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继续贪得无厌地要求索取更多的录音带。巴兹哈特被迫请假对我们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不过至少还有相对的一线光明，报上发表了关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内幕新闻。由于委员会的委员和工作人员经常泄露机密，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表示不满了。《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位匿名的委员的话说：“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事使我们也有点脸红了。”
6月21日，我从中东回国后两天，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听完了所有对我的控告的证词；证词记录共长7000页，最后印了38大卷。证词的数量实在惊人，但是质量很差，其中大部分和我自己的行动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直接关系，还有其他令人乐观的迹象。华盛顿专栏专家注意到约翰·罗兹几个星期来第一次以一个领袖人物的身份出面为我说话了。据报道，现在众议院内赞成弹劾的民主党人正极力争取尽早进行大会表决，因为他们认为委员会的缓慢步伐已经错过有利时机了。《华盛顿邮报》头版刊登了一则报道，说到委员会已经开始两极分化。
6月22日，我打电话给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人乔·瓦戈纳。他是七次连任的众议院老议员，领导着一个非正式的班子，参加的众议院民主党人有时竟达百人之多。这些人主要是南方议员，他们在关键问题上常常是支持我的。在整个水门事件期间，他一直给我巨大的力量。他几乎没有一个星期不打电话来向我再次保证他仍然支持我。可是他总是十分务实的，从来不对我作虚假的鼓励。现在他说，他认为在他的班子里反对弹劾的有70票是相当可靠的。他说，唯一可能使他们改变主意的情况是，如果我会由于什么原因被判有蔑视最高法院罪。除此以外，他认为没有任何进行弹劾的可能。他结束这次谈话时，也像我所记得的他每次和我谈话时一样，说：“上帝保佑你。”
我算了一下，如果瓦戈纳有70张民主党人的票，我们只需要150张共和党人的票就可以构成反对弹劾的多数。这个目标并不是完全达不到的。6月22日和23日，我琢磨着在国会甚至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内部哪些人可能成为我的新的支持者。
日记
感谢上帝，委员会里以〔加利福尼亚的〕〔查尔斯·〕威金斯为首的几个共和党人，现在站起来了。这可能是能够改变这个局面的一个新因素————改变它，那就是说，改变那一条件————不管最高法院发生什么情况对我们都将是一次真正的考验。
然而，我仍然希望并且感到，这次仍有相当大的可能，法院考虑到国家的前途和总统的前途，甚至可以说考虑到法院本身的前途，不会愿意开创这样一个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先例的。可是法官全都住在华盛顿，受华盛顿新闻报道的影响，他们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的毒素一定会渗透到他们的头脑里去。每天读那报纸的人想不受它的影响是十分困难的。
我今天打电话给乔·瓦戈纳，他说只要不被判蔑视最高法院罪，我们一定能在弹劾案中取胜。在这以后，我考虑了一下，认识到我们实际上大约只有30天的回旋余地，在这期间我们必须作出最后决定，我们到底能否继续任职，或者我们是否实际上必须拒绝遵守法院可能作出违反我所提出的宪法原则的命令。在今后的30天内我要做的事是一天也不能松劲，不去考虑这期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必须永远不忘记，为了无愧于我们肩负的责任，我们要尽力而为。
我越想到这次弹劾案的全部过程，就越记起阿尤布·汗说过的一句话：“信任如细丝。一旦弄断了它，就几乎不可能再把它接上。”这就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消逝，当我们把仅仅一年前发生迪安事件的那个星期————然后录音带问题————然后阿格纽事件————然后接着又是两盘录音带事件————所得税事件————以及其他各种攻击————雷博佐事件————18分钟半的空白，统统加起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居然还能继续战斗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至于为什么我的家人，如我常说的，具有那么坚强的意志，我们的一些亲密朋友会那么坚强，以及黑格会具有钢铁般的意志，那我们就只能感谢上帝了；黑格，我认为是这群人当中最坚强的一个，当然他得到了齐格勒、布坎南和其他人的支持。
我曾跟鲍勃·霍尔德曼好好谈过一次话。他真是一个具有无穷力量的人。我对他说，我知道他一定对9月将要发生的事情和他必须忍受的麻烦事感到忧虑，因此一如对约翰·埃利希曼和约翰·米切尔一样，我对他非常非常同情。他说，他只是过一天算一天，根本不去想最后的结局。
当我偶然想到昨天晚上我情绪消沉的时候，我认为法院方面可能出现某种情况，因而最后使弹劾案成立，这时，我不禁想到所有其他那些体质上、感情上都不如我坚强的人，他们也必须承受比我更多的痛苦————不眠之夜以及其他，等等。我们这一批人当中有这么多人经受住了可怕的打击，他们受到了最狠毒的打击却仍然熬了过来，这真是了不起。
我和亨利谈了一次话。他似乎认为，按他的说法，已经有所改变。当然他过去也这样说过。当然，亨利总是加上一个保留条件：“除非发生什么重大事件。”
我也和艾尔·黑格谈了话。他说他现在确实觉得比过去一年来好受多了。
6月23日，当我在这个阴雨绵绵的星期天分析眼前情况的时候，我必须说，如艾尔所说我们的处境大概是比两个月以前强多了。现在我们要看看在我们去苏联和从苏联回来后，在那时全部注意力几乎必然都将集中在整个弹劾问题的进展情况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至少中东之行似乎已有可能打破这个趋势，使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问题上。艾尔认为报界是想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对另外那个问题已相当厌倦。我相信他是对的，虽然我认为我们会发现，由于我们的许多对手拼命要把我们搞掉，他们是不会光明正大行事的。
我的家人和我都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尽可能过得快快活活，无忧无虑。我总是为我的女儿们感到不安。她们还年轻，她们需要自由地去过自己的生活，然而她们却不得不天天为我战斗。她们经常的体贴关怀给我以极大的安慰。朱莉常常把她那本新英文版的《新约全书》放在我的床边小桌上，翻到某些给人以安慰的章节。在我情绪最低的时候，特里西娅就会来到林肯休息室，在我看书或工作的时候和我坐在一起，默默地表示对我的爱和支持。
父亲节那天我正在中东，可是女儿们给我发来一个电报说：“亲爱的爸爸，祝你父亲节快乐。我们为你感到自豪，我们非常爱你。朱莉和特里西娅。”我的两个女婿也一起发电报给我：“总统先生，祝你过一个胜利的父亲节。谨此表示我们的敬佩和热爱。埃德和戴维。”
由于埃德工作上的需要，他和特里西娅住在纽约市，因而不大在官场露面。因此这也成了那些专门追求无聊新闻的专栏作家最喜爱的话题，他们编造谣言，说什么我和埃德，或者甚至说特里西娅和埃德关系“破裂”了。最后闹到特里西娅不得不发表了一个否认他们的婚姻即将破裂的声明。实际上，她和埃德由于不得不忍受这些流言蜚语，他们越来越坚强，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了。3月里他们事先并未告诉我就联名在杂志上写了一篇勇敢的、有说服力的文章为我辩护。
朱莉和戴维在我任总统的最后整整一年里，直接处于飓风的冲击波里。由于住在华盛顿，他们永远不能逃避舆论界无休止的纠缠，也不能逃避弹劾的威胁所带来的窒息气氛。朱莉和戴维两个人都是刚强的年轻人，可是在经过160多次的公开露面以后，其中很多次是使人难堪的有关水门事件的审讯，除非他们愚蠢无知或麻木不仁，否则他们是不会感觉不到这一切对他们的影响的。1974年2月，戴维给我写信谈到这一点：
朱莉无疑提到过去一个星期来我的情绪低沉。简单地说，一个我所了解和尊敬的人，而且这尊敬主要出于你对事业的献身精神……现在竟会受到犯下罪行的控告，我过去的生活使我对这样一个晴天霹雳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我从未料到，生活竟会如此不公平，而且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开端。这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花在与这种情况所引起的情绪做斗争上。我希望你不会误解我。昨天晚上我找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想法：“什么都没有像我们第一次遇到最大的伤心事的第一分钟所感到的绝望心情那么全然绝望，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受苦，什么叫治愈创伤，也不知道什么叫绝望和恢复希望。”当然，这是乔治·埃利奥特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14年以前，1年以前————体验到这种“全然绝望”的滋味的，我们体验它的时间也许就在上星期。可是，那段话和你的经历的关键一点是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就是决心。我们很高兴能参与补救你为美国做的工作，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不是孤立的。
看到朱莉一天比一天沉默寡言，我感到痛心。回想起来，只有一次她让我知道了她绝望的心情，那是在发表《蓝皮书》的文字抄本以后，我们动身到戴维营去的时候。她平静地说：“一切都是那么沉闷。”但是，第二天她的情绪又忽然完全恢复了。不到一个星期她和戴维决定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来回答对《蓝皮书》文字抄本的猛烈批评以及要求我辞职的呼声，现在是不管朋友还是敌人，都在这样呼喊了。
在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过程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开始谈到“父亲的罪恶”正在孩子身上得到印证。他言外之意是，他们两人自发决定举行的这个记者招待会不过是使我能躲开记者的预谋活动的一部分。朱莉的眼睛冒着怒火，但是她的钢铁般的性格帮助她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她说：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将尽力控制住我自己，因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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