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总统职位（1973-1974）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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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想留任并继续战斗，可是要在参议院里受审六个月，那对国家来说太长了。现在需要有一个能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处理国务上的总统，来对付即将来临的艰巨任务。

    1973年

    就在1972年大选前不久，我有一次接见记者时说，在今后的四年中，我的这届政府将以主张进行自1932年罗斯福政府以来最有意义的改革的一届政府而著称。但是我所设想的改革跟“新政”的改革是迥然不同的。我对前来采访的《华盛顿明星报》记者加尼特·霍纳说：“罗斯福的改革导致华盛顿的权力越来越大。在那时，这或许是需要的……我们现在要着手进行的改革将是……把权力分散到全国各地去的改革……这会使政府比较精简一些，但在某种意义上，也会使政府更加强有力一些。一个臃肿不堪的政府毕竟是软弱的，在处理问题上是无力的。”大选后的第二天，我对白宫全体工作人员作了一次简短的谈话，说得更加简单干脆，“不存在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要把禁区打破”。

    在我第二届任期开始时，国会、官僚机构、舆论界仍在配合一致地进行努力，要维护传统的东部历经“新政”“新边疆”和“伟大的社会”延续下来一直到1973年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现在我计划要在全国实现“新多数”的较为保守的价值准则和信念，利用我的权力加强我的这场“新的美国革命”的实力。我在日记中写道：“这将使那个权势集团大吃一惊，但这是唯一的办法，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使我们能把政府置于控制之下，不让它变得如此庞大，以致会把个人完全淹没，破坏使美国制度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的那种动力。”

    在我第一届任期中，我按照更有效率的方针来改组或改革联邦政府的一切尝试，都遭到国会和政府官僚机构的抵制，他们联合起来，决心不为所动。这一部分是由于两党党争的原因：民主党的机构当然要抵制共和党的总统。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部分原因是：我所提出的计划和纲领威胁到他们几十年来通过历届政府积累起来的根深蒂固的权力和特权。由于种种原因，我不得不默认这种现状，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我第一届任期中，国会不会进行任何重要的组织改革或自动地限制财政开支。但是，我在这一次选举中得到了占压倒性优势的选民的委托，而且我知道我只有四年时间来施展我的抱负了，所以我计划迫使国会和联邦官僚机构公开站出来，在公众舆论面前，把他们的阻挠破坏和在花钱问题上的不负责任等行为说清楚。

    1973年1月31日，我在第二届任期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这里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国会要抓权……但如果你要有权，你就必须负起责任来，而这届国会……在花钱的问题上是不负责任的。当然，困难在于国会代表着特殊的利益集团，因为我自己当过国会议员。”

    在我第一届任期中，我还得同越来越抱敌意态度的舆论界作斗争。关于他们的权力和偏见，阿格纽说过一些击中要害的大实话，但我得按总统和舆论界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敌对关系这种官方神话行事。不过，在我目前的第二届任期内，我打算让他们知道，我不会再毫无怨言地洗耳恭听他们带刺的话，或让他们的不负责任的权力不受到挑战。

    我在1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越南问题和平解决时就毫不客气了。我说，我们尽了最大的可能，克服了巨大的障碍，最后取得了光荣的和平。我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些人在写这句话时会感到不痛快。但事实就是这样，而且大部分美国人也认识到事实就是这样。”

    到1976年立国200周年那一年新总统当选时，我希望我已为美国初步组建起一个新的领导阶级，这个新的领导阶级的价值准则和抱负将能更真实地反映全国的要求。这不单纯是保守派的观点，帕特·莫伊尼汉在1969年曾忧心忡忡地写道：“大概从1840年以来，美国有文化的上层分子就已经相当普遍地把广大社会的价值准则和活动给否定掉了。”

    我任总统的头四年中的所见所闻证实和加深了我对美国领导阶级所怀有的这种忧虑。在政治界、学术界、文艺界，甚至在工商界和宗教界，都盛行着一种很成功、很时髦的消极态度，在我看来，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丧失了意志，背离了传统的美国观点和态度。越南战争破坏了传统的爱国观念，从而使这个阶层得以完成其异化过程。

    在我第一届任期内，我注视着这个恶疾不断发展和蔓延。我在舆论界看到这一点，他们把造反的学生捧为英雄，对那些坚持传统价值准则的人，要么加以忽视，要么就把这些人说成孤陋寡闻，或思想不开通。1970年帕特·莫伊尼汉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应该有个人出来指出这种倾向：当一个出身中上阶层的东部名牌大学学生说了句特别荒唐的话时，美国官方就得认为‘他是向我们进忠言’；但当一个年轻的建筑工人针对这种荒唐的话发表点什么看法时，我们便得认为，他是一个危险的新法西斯分子，必须把他的嘴封住。”

    在自由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界人士中则弥漫着一种比较微妙的态度，我在这里也看到了这一点。这种态度好像并不那么重要，但我认为这不等于这种态度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担心。举例说，在竞选期间，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戴维营看的一部电影中就有一些镜头使我感到很烦恼。

    日记

    昨晚，我们看了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片名叫《人》。这部电影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地方在于，影片中的那位国务卿的上衣翻领上别上一面美国国旗，而这个国务卿当然是被描写成一个很坏的人物。霍尔德曼对我说，他看过一部叫《候选人》的电影，在这个电影中，他们也在那位共和党候选人身上别上一面美国国旗。我对霍尔德曼说，从现在起，我也要别上一面美国国旗，就是天塌下来我也照办不误。他说，麦格雷格从现在起就要让大家都知道，总统既然别上一面美国国旗，他们中间许多人也可能这样做，以表示他们对总统和国家的支持。当然，这样做时要注意，不要使人感到，你是在有意让人怀疑某些人的爱国主义，而这些人是你的对立面。人们竟然会这样糟踏我们的国家，这真使人感到奇怪。

    这不是我出于政治动机的一种偏见。我感到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我从历史书中领会到：当一个国家的所有领导机构都由于自己怀疑自己和犹豫不决而瘫痪时，除非把这些机构加以改革、替换或甩开，否则这个国家将无法长期存在下去。在我第二届任期中，我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这三个办法中的不论哪一种方法，或者这三个办法不论哪种形式的结合。

    我认为美国需要一种积极自豪的新意识和新精神。现在越南战争既已结束，我感到我在创造这种意识和精神方面就能有所作为了。我感到美国人中的“沉默的大多数”主要以中西部、西部和南部为基地，从来就没有人鼓励过他们，在控制国家的关键机构方面同东部自由派上层分子作一番有力的竞争。

    鉴于即将袭击我和我的政府并使我的总统任期提前结束的丑闻，这看来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然而在1973年刚开始的头几个月里，我正计划在美国做一个积极的领导榜样，当然，我也希望是个令人鼓舞的榜样，这个榜样会成为重新产生乐观主义、决断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础和动力。

    在我第二届任期内，我想要在三个主要领域进行改革。我要改革预算，停止那些浪费而且无效的计划，并计划大规模改组和精简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和白宫工作人员。正如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后来所说的那样：“尼克松想做的事实际上是把政府管起来，这是70年来哪一个总统也没有试图做过的事。”最后，我打算按照“新多数”的方针重振共和党。这样的一些改革会激起官僚机构和国会什么样的反应，舆论界又将如何报道，对此我丝毫不抱幻想。但是我有准备、有决心，而且我认为我有能力为这些改革进行战斗，因为我相信这些改革是好事，并认为它们是最符合美国需要的事情。

    1月11日，我在比斯坎岛的书房中的案头记事册上，概括地记下了我的全部希望和计划。这本来要成为我第二届总统任期内的蓝图的。

    大选前，我要求管理与预算局局长卡斯珀·温伯格和约翰·埃利希曼审查一下联邦赠予计划。他们发现，在他们所研究的1000多项计划中，至少有115项浪费很大。例如：联邦农业补助计划把42%的钱给了只占农民7%的最富裕的农民。另一个联邦计划仍在鼓励学生报考师范专业，尽管全国已有7万名过剩的教师，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尽管医院病床总数过剩，但我们还对修建医院进行补贴。总之，我1月29日送交国会的第二届任期的第一个联邦预算中所建议削减的预算支出将在1973年节约65亿美元，在1974年节约163亿美元。削减这些计划是个大胆的建议，因为这些计划每年都得到成百万成百万的美元，意味着成千上万的职位和政府合同。但我准备承受这个压力。艾琳·沙纳汉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怀疑论者是从来不相信有人会真正下决心干一件事情的，而尼克松对待这些目标却这么认真，真使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终于提出要改组、缩减或取消“伟大的社会”残余的那些庞大的计划————它们在帮助穷人方面什么事也没干，而目前主要是为执行计划的联邦官僚的利益服务的。在“经济机会局”的25亿元经费中，有85%的钱还没有到穷人手里，便作为薪金和一般管理费用花光了。继续为这些不起作用的计划拨款，并不能为穷人服务。但我准备接受国会中那帮为穷人说话的人、自由派和舆论界必然要提出的指责————说我们提出削减的建议是冷酷无情————不用等多久，果然这些指责就都来了。“尼克松总统的新预算使人们大吃一惊。这个新预算想要把他自己所笃信的劳动道德观念强加给我们整个社会。”约瑟夫·克拉夫特的原意是要批评我，但在我听起来，它却像音乐一样悦耳。

    一年前，早在1972年1月24日，我就向国会提出请求对联邦开支定一个最高限额。由于国会只对单个拨款计划进行投票，从来没有一个办法控制总预算，某些有价值的计划可能最终会造成政府赤字开支，然而，从来没有要众议员和参议员对此承担责任。因此这些立法人员们两面沾光。不论他们的良心、他们的选民和他们本党领袖要他们投票赞成什么花钱的议案，他们都可以这样投票，而又不必因为联邦赤字开支造成了通货膨胀和税收增加而挨骂。毋庸赘言，对于取消这个舒服的特权，国会方面从来不热心，可是他们确也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要为控制预算提出新的办法。

    1973年1月，我又向国会要求不仅把1973年的开支限制在2500亿美元之内，而且要他们同意一直到1975年都要给开支规定一个极限。许多议员真诚而认真地关心将由谁来决定优先批准哪些开支项目，以及使用什么标准的问题。但有些议员则被这样的前景吓怕了：限制预算会影响他们再次当选的能力，因为他们竞选连任靠的就是他们能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到多少联邦拨款。我对哪些计划需要优先批准拨款作了一番选择，现在要由国会来这样做了。一个记者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新的预算对各项计划和国会都提出了全面挑战，不仅只是感到意外，而且引起了震惊、畏惧和愤怒……有迹象表明，国会将团结在一起，捍卫被总统所亵渎的每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正当我的预算和开支最高极限的建议在国会中引起震荡时，我的改组政府的计划又在联邦官僚机构中引起了地震波。国会曾经扼杀了我1971年试图精简政府的尝试，所以我要求埃利希曼和新上任的预算局局长罗伊·阿什成立一个工作组并跟宪法专家们一起研究一下，我可以独立进行哪些合法的改组。他们的意见是，我实际上可以凭行政权力，建立一个跟我1971年提出的改革建议非常接近的体系。

    我们决定把内阁11个部中的6个部和几百个联邦机构中的一部分机构组织起来置于四个总管理口之下：人力资源口、自然资源口、社会发展口和经济事务口。乔治·舒尔茨将主管经济事务口，再从现任内阁部长中选人分别担任其余三个总管理口的总统顾问。这些人对他们主管的所有计划直接对我负责。例如：在1972年，某一个由联邦政府提供经费的城市改建计划为了要买一项建筑器材就要经过71个人签字。为了雇用一个人，有时需要5个机构和56个人签字才行。有9个联邦政府的部和20个局都对教育计划负有责任。一个地方上的给水和排水计划要牵涉到7个局。在我的改组计划中，主管各口的总统顾问将负责消除这种重复和无效率的现象。

    我也宣布我再一次下决心要打破联邦政府对国家税收的钳制，而把有些税收归还给地方。从1960年到1970年，单纯赠予计划————把联邦的钱交给地方和州政府从事各项工作，但仍受联邦官员控制和监督的计划————从44项增加到500项。1969年一次民意测验发现，大多数人认为，大政府对国家的威胁要比大企业或大劳工组织的威胁更大。我认为这种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1969年、1970年和1971年，我提出了体现税收分享原则的建议，根据这种原则，钱可以从联邦政府交回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那里，由它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轻重缓急来使用这些钱。1972年国会通过了税收分享计划，干脆规定把钱归还给地方，不受任何计划和项目的限制。在执行的第一年中，指定还给州和地方政府的钱达50多亿美元。此外还有好几个特别税收分享计划，把钱归还给地方上时只有一项规定，就是这些钱必须用于有大致规定的计划范围内，如城市发展、执行法律、教育、职业训练、运输、农村发展等方面。特别税收分享计划本来可以取代困于繁文缛节中的125项单纯赠予计划。但迄今为止，国会没有通过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在1973年，我又提出其中的四个部分。

    从实际上来说，税收分享计划是发挥地方管理能力和地方责任感的办法。从哲学上来说，它是40年来联邦政府发展方向上的第一个大转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场新的美国革命。

    从政治上来说，税收分享加剧了华盛顿的敌对情绪，因为它势必要废弃一部分官僚机构，而在这里，谁也不愿意放弃任何一点权力和控制。

    大选后，我立即采取行动，大幅削减行政部门的人员。1969年我就任时，总统行政办公室人员达4700人。我们宣称，到1973年年底我们计划削减60%。我很遗憾，在第一届任期中，我们在一项基本工作上做得很差，而这项工作不论对哪一党的新上任的政府都是最根本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没有在各部和各机构的所有关键职位上都安插上忠于总统和他的纲领的人。在这些由总统委派的职位上如果没有这种人员担任领导，总统休想动一下官僚机构。这对一位共和党的总统来说尤其如此。而这点在几年以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中得到证实。研究人员乔尔·阿伯巴赫和伯特·罗克曼发现，在1970年，在行政部门的高级职业官员中只有17%是共和党人，47%是民主党人，36%是无党派人士。这些无党派人士常常是倾向于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的。研究报告的作者证实了我们对官僚机构感到的失望是有其确凿原因的：“我们的研究结果是，职业官僚机构中共和党比例极少，而尤为突出的是，社会服务官僚机构中大多数管理人员在思想上对尼克松政府在社会政策领域内所遵行的方向是抱有敌意的。”伯纳德·门尼斯所作的另外一个研究报告集中研究外交官僚机构，他发现只有5%的外交官认为自己是共和党人。

    我决心不在这方面重蹈覆辙。在我再次当选的第二天早上，我要求行政部门的每一个非职业雇员提出辞呈。大多数辞呈将不会获得批准，我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象征性的，表示现在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在大选前的好几个星期里，我在读布莱克著的《迪斯累利》[1]一书时，我对迪斯累利形容格拉斯东[2]和他的内阁时所说的话印象很深，他说，他们是“死火山”。我宣称在我第二届任期内，我决不犯同样的毛病。我下决心不要像艾森豪威尔那样，在1956年以压倒性优势重新当选以后，在他的第二届任期内仍毫无作为。我要我的内阁成员，尤其是新成员，感到他们完全有挑选他们第二届任期中的工作人员的自由。在有些情况下，我计划把白宫的工作人员调一些到内阁各部中去，以确保我们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只要是在我的权限之内，我决心要在第二届任期中打破东部集团对行政部门和联邦政府的控制。我建议向西部和中西部去找寻新的人。我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我要一个充满着1972年“新多数”精神的政府。我给他们明确了选用人员的四条标准：忠诚、宽厚、有创造性、有胆略。我要任用工会领袖、妇女和在过去的政府中没有适当代表的少数民族集团的成员，诸如波兰裔、意大利裔、墨西哥裔美国人等。

    白宫全体工作人员和所有内阁成员都被要求提出辞呈。现在我才明白这是一个错误。我没有估计到这一行动在那些在大选中出过力的人们中间会造成怎样令人寒心的影响，他们在大选中这么努力工作，自然希望有一个机会来好好地尝一尝巨大胜利的滋味，而现在却突如其来反而要担心如何保住自己的职位了。这种情况由于我把自己关在戴维营里而更加严重了。在大选后的四个星期中，我在那里待了18天，与新、旧官员举行了40多次会议，制订第二届任期计划。

    民主党手中掌握了华盛顿的四张王牌————国会、官僚机构、舆论界的多数和在华盛顿幕后活动的一批令人生畏的律师和政治掮客————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反对党胆小怕事，这就等于给了他们第五张王牌，那却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我开始第二届任期时，我感到迫切需要重振共和党，否则我们就会失去新多数。有好多天，我们甚至在议论成立一个新党。共和党仍然是有能力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拥有政治生活中一些最能干和最有原则的男女人士。我觉得，我们最缺少的是没有那种能力，像一个多数党那样来思考问题，敢冒风险，表现出像民主党那样单凭人多而有的那种自信心。对于这点，我在竞选期间，在约翰·康纳利的牧场上举行的民主党人支持尼克松大会演讲以后就记了下来。

    日记

    我们就是需要我们方面有更多的人对于政治要像我们的许多民主党朋友那样热爱，他们似乎是极有那种感情的，正如我对康纳利所说的那样，共和党人比较内向，比较节制，比较循规蹈矩。民主党人什么都讲出来，喜欢大喊大笑，喜欢高高兴兴。共和党人也喜欢高高兴兴，但他们不让别人看到，而民主党人却在他们不那么高兴的时候也做出他们似乎很高兴的样子。

    我们做了各种计划来重建党的组织机构。我跟鲍勃·多尔、乔治·布什、克拉克·麦格雷戈、巴里·戈德华特、杰里·福特讨论了我们在1974年和1976年的全国竞选中获得最好候选人的办法。我感到，在展望我们的机会和前景时，我们都越来越激动；如果我们努力工作，又交好运的话，到1974年我们可能为20年来的第一次由共和党占优势的国会奠定基础。

    显而易见，国会决心要斗一下。康纳利向我报告说，国会山上的情绪是“我从未见过的那样有恶意。他们的脾气又乖戾又暴躁”。越南的和平协定刚宣布，在改组计划、削减预算建议、12月轰炸，以及不久即被称为“帝王式总统”的态度和作风问题上，各种责难就开始了。过去也有同样的例子，一场战争结束后，国会就想方设法要恢复它的权力和重新确立它的特权。牢记着这个先例，为使我的纲领得到通过并能实现，我准备进行一场漫长而艰巨的战斗。

    1月份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有68%的人赞成我，国会方面更加感到沮丧了。在1971年年底测验结果表明对国会的拥戴下降到从未有过的26%。沃尔特·李普曼说，他不相信国会在决定应提出哪些计划以及如何领导国家方面有那样的智慧。

    我过去是国会中的一员，并为此感到自豪。但到1973年，我得出结论，国会已变得碍手碍脚，无法驾驭，倾向孤立，在财政问题上不负责任，公开屈服于有组织的少数人的压力，而且过分听从舆论界的摆布。

    我知道，我对国会感到失望的部分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由于我不是从国会山而是从宾夕法尼亚大道这一端的白宫来看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从我来到华盛顿以后的26年中，国会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1947年，一个议员还可能办些公事，做些准备工作，与他的选民保持接触，随时留意自己的政治前途。但现在，联邦政府变得如此庞大，政府的事务如此广泛，甚至那些最自觉的议员都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职责委托给助手或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去做，而这些人便由此在数量上和影响上都相应地膨胀起来。

    电台和电视证明它们有能力在一夜之内，使一个政治家成为全国名人，受重视的不是踏实的埋头苦干作风，而是动人的声色和善于引起争论的能力。这种情况不仅对国会与白宫之间的关系，而且对国会内部的传统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议员不受党纪的约束，都搞自己的事业去了。

    甚至可以说，越南造成了这些变化中最严重和最重大的变化：两党共同支持总统对外政策的这一传统的消失。长年累月的战争和在越南问题上发生的全国性的思想混乱腐蚀了这种观念，进一步分裂了国会与总统，进一步分裂了两院，使它们互相对峙。

    在1973年初期，我觉得国会似乎在到处寻找办法解决其效率不高或办事不力的问题，但它就是不从本身去寻找办法。我认为，国会议员埋怨说行政部门窃取了他们的权力，这是十分荒谬的。相反，近代的几位总统仅仅是填补了由于国会不能严格律己在决策方面起强有力的作用而造成的真空。

    “帝王式总统”是一批为自己文过饰非的议员和一些失望的自由派创造出来的一个稻草人。这些人在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的时代，把强有力的总统这一种理想偶像化了。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总统，这个总统却是一个共和党人，而且又是理查德·尼克松，于是他们就改变了主意，开出了把重新确立国会权力作为重振共和国的药方。

    当然国会急于想为自己的各种问题找个替罪羊。民主党的领袖认定，要发挥民主党多数派的权力和恢复国会过去的威信，最好的办法是从行政部门的身上割下一块皮来。在我提出预算最高极限和改组政府计划的建议以后，华盛顿的专栏作家伊文斯与诺瓦克找那些熟悉内情的人士商谈后报告说，国会已在制订一个“狠毒的”反攻计划。休伯特·汉弗莱宣言，很快就要发生一场“宪法危机”。

    在总统拥有程序方面的特权这种表面看来属于外围的问题上拉开了第一条战线。早在1月间，参议院民主党干部会以35票对1票决定要削减总统援用行政特权的传统权力。同一天，58名参议员组成的两党集团提出一项立法议案，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限制总统在战争问题上的权力的尝试。2月5日，参议院投票决定，预算局局长的任命要国会认可。这个职位从它开始设立至今52年以来都是由总统委任而不须国会认可的。

    行政与立法部门之间的冲突在扣发拨款问题上也进行了公开的大战。对国会已经拨出的经费开支，如果那些计划还未准备就绪，或者如果通货膨胀特别严重，再投一笔钱到经济中去会使通货膨胀更加恶化，总统可以扣发拨款。从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以来的历届总统都认为这是他们的特权，而且的确也是他们的责任。这就是所谓扣发拨款。事实上，到1973年1月29日，我扣发了总预算的3.5%；1961年肯尼迪扣发7.8%，1962年扣发6.1%，1963年扣发3%；约翰逊在1964年扣发3.5%，以后逐年提高，到1967年达到6.7%。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并没有因为我的民主党前任比我更加严重地使用这项权力而对他们提出责难，所以，我把1973年的这场扣发拨款之战看成纯粹出于党派之见的攻击。

    尽管我呼吁节约开支，并请求给预算开支定一个最高极限，但到了3月份，国会已准备好15项大量花钱的提案，单就这15项就要使1974年预算超支90亿美元。正如《华盛顿邮报》3月28日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说了那么多关于节约的“虔诚的话”，但我在削减开支方面继续遭到抵制。这也不完全是一种党争现象。譬如说，只有很少几个共和党参议员每次都站在我的一边反对那些使预算膨胀的主要的花钱提案。我对休·斯科特说，除非在我们的队伍里能够做到一定的团结，否则我要放弃参议院了。

    在国会与总统之间的这种对抗日益发展的同时，参议院民主党干部会要求对1972年的竞选活动进行全面调查。当然，他们的意思是要调查共和党的竞选活动，特别是水门事件。迈克·曼斯菲尔德选定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萨姆·欧文来领导这个调查。

    我手下的一些人和顾问感到选择欧文对我们是有利的。他们认为，舆论界很难把许多自由派认为过去一向只是投赞成种族隔离票的一个人大肆吹捧成为一个英雄。但是我知道，尽管欧文装出一副满不在乎和貌不惊人的样子，但他却是一个敏锐、机智，而且极有门户之见的政治动物。我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曼斯菲尔德此举是国会斗争中一个有目的的行动，旨在把总统置于被动地位。“我们今后的四年将是非常艰巨的四年，迹象就是曼斯菲尔德宣布他要欧文领导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水门事件。毫无疑问，曼斯菲尔德此人是会抱着极其深刻、强烈的党派之见的。实际上民主党为争夺白宫的位置，提早四年进行竞选了。”

    水门事件又起

    在我重新当选时，我知道，将近五个月来，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减少水门闯入事件的影响。约翰·迪安负责处理这方面的日常事务，他应付了民主党人的民事诉讼的作证：帕特曼听证会、总务署的调查和报纸上的各种揭露。他密切地注视着联邦大陪审团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的进展情况，使我们不要由于他们那里出现什么名堂而感到意外。他对那些被传去作证的人提供法律方面的协助。他建议司法部的官员要对这个案件的政治牵连提高警惕，不要转移注意力到不相干的领域中去。我认为他就像一个聪明、灵活的政治律师在处理一个变化无常的政治案件。

    就像我非常肯定我们做了所能做的一切来限制这个丑闻的影响一样，我也同样地自信，我们并没有试图进行掩饰。首先，联邦调查局进行的调查无疑是很广泛的。米切尔和科尔森都被传讯过，甚至连我们大家都对之有怀疑的马格鲁德也曾三次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而且不管多么勉强，他总还算过了关。尽管整个案件具有巨大的政治敏感性，我个人并没有对司法部施加压力。我确信，如果换了其他的政府，他们是一定会这样做的。在这一切之后，仍找不出证据说明白宫有任何人与闯入水门事件有牵连。

    我能意识到，白宫上空仍笼罩着一团疑云。但我将这归咎于在选举前夕关于西格雷蒂问题的宣传以及麦戈文提出关于贪污的指控。我确信，那只是一个公共关系的问题，只需要在公共关系方面想办法来解决就行了。

    在选举后，我决定查克·科尔森和德怀特·蔡平应离开白宫。科尔森是在与水门问题无关的其他政治问题上招来批评的导火线。埃利希曼特别要求他尽快离职。我想他的离职会减少我们政治上的弱点，使我们能从头开始。科尔森当然担心，如果他离开白宫，那就显得好像他在什么问题上是有罪似的。所以我们采取的办法是，宣布他将离职，但把他实际离职的时间推迟到3月份，我在11月13日，以后又在11月18日对这项决定作了分析。

    日记

    由于科尔森将遭到攻击，我们知道这里有风险，然而，我不愿给人以他是被人攻下台的印象。因为这对他是一种不公平的责难，同时也会使人错误地解释我在我们开始新的一届政府时带来一个新班子的行动。

    科尔森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对的————我想他在水门问题和西格雷蒂问题上是清白无辜的————但在多数人的头脑里，他成了问题。这是一个令人极其悲哀的例子，说明可以对一个人进行种种伤害、打击、诬蔑、诽谤，然后又把他牺牲掉。但在政治斗争中恐怕就是这样一回事。

    约翰·埃利希曼当然会比大部分人走得更远。如果照他的主张办，到目前，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去掉一半，因为他坚持认为，不论是谁，哪怕只要看上去好像做了点错事，就得打发走。由于人总难免有差错，我是永远不会采取这种做法的。

    我相信，凡是一个人看上去干了坏事，那应该给他一个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在别人遭到攻击时抛弃他，其后果只能鼓励食人鱼的肆意复仇，把你啃得只剩骷髅为止。

    德怀特·蔡平的事情使我感到更加痛心。从我1967年开始竞选总统以来，他就跟我在一起。他年轻、聪明、前途无量。但他同西格雷蒂的关系使他不可能继续留在白宫。当我知道下面这个事实时，我的情绪更加复杂化了：正是我自己对霍尔德曼和其他工作人员坚持说，在这次竞选中，我们总算有了一个能对反对党来个以牙还牙的人。他们知道，这一次我要使民主党的主要人物感到生气、烦恼、困窘————就像我过去所感到的那样。而西格雷蒂却成了一个充当这个角色的错误人选。

    当约翰·迪安在11月初就西格雷蒂问题第一次向我报告时，他说西格雷蒂的活动是典型的政治恶作剧，我在日记中说：“今天，在霍尔德曼同迪安谈话后，我同霍尔德曼谈了话。我很高兴地注意到，西格雷蒂一伙所干的不过是狄克·特克[3]式的那种把戏，虽然，他们有的活动也许比狄克·特克组织得好一些，尽管效果不如它们。”

    但到11月中，我们叫迪安去访问西格雷蒂，以便我们能确切知道他究竟干了些什么，蔡平可能被人家抓到什么把柄，这时我们才知道，他的全部活动并不像我们当初所想象的那样天真无害。

    在民主党代表大会期间，西格雷蒂租了一架飞机在迈阿密上空飞翔，尾巴上挂着一个大标语“和平、吸毒、乱交派投麦戈文一票”。他冒充是支持马斯基的组织者之一，在华盛顿举行盛大的晚宴，订了200份馅饼、鲜花和招待节目。在4月1日愚人节他印刷了传单，邀请人们到汉弗莱在密尔沃基的总部免费吃喝，他花钱雇人到支持马斯基的会场外面拿着“支持肯尼迪当总统”的标语牌。这一切都属于典型的政治胡闹范围内的活动。但当他用民主党各个竞选办公室的信笺发出伪造信，说两名民主党候选人在两性问题上有行为不当的记录，另一名候选人有精神病病史时，他就超出了政治捣乱的界线了。

    我感到，在舆论界对待蔡平和西格雷蒂问题的做法上，有一定成分的双重标准在起作用。例如，我记得，他们很少谈到1960年汉弗莱与肯尼迪之间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许多恶毒的反天主教的信件寄到威斯康星天主教徒集中居住区的事。在这些信上的邮戳盖的是发自明尼苏达，其目的是要人认为信件是汉弗莱的支持者发出的。一家杂志事后查出这些信是罗伯特·肯尼迪的一个朋友搞的鬼。

    我也感到《邮报》对西格雷蒂问题的报道是言过其实的、不公平的。事后证明，揭露事实的记者也同样地使用肮脏的手段，利用私人途径查阅西格雷蒂的电话费账单和属于保密的信贷方面的情报。正如迪安在几个月以后对我所说的那样：“当初雇用西格雷蒂时，我们的用意并没有什么邪恶、错误或不对的地方，什么错也没有，没有搞间谍活动，也没有搞破坏活动。只是恶作剧做得太过头了。”即便如此，蔡平还是受到了无可弥补的伤害。我认为，从他本人的利害关系来考虑，他离开比忍受报界的攻击好，因为如果他留在白宫的话，报界是肯定要攻击他的，他在私人企业界是能够谋得一个很好的职位的。但这个经验仍然是悲伤和痛苦的。正如我在日记中指出的那样：“蔡平以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对待此事。他会得到很好的安置，而且可以干得很出色。关于西格雷蒂问题，决定让它挂着，当然是对的。我还认为，让蔡平离职的决定也是正确的。正如我对霍尔德曼所说的那样，时间是一剂了不起的良药。”

    在11月中旬，我们还在设法寻找某些积极的行动，把我们自己突出起来，最后让大家把水门事件忘却。11月22日，我对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读了我们的一个支持者写给白宫的一封信，他力促我把事情收拾干净。我说：“那种认为事情会慢慢销声匿迹的理论是行不通的。这样看起来好像我是在试图隐瞒一些什么东西。”同时，一些保守派的专栏作家开始批评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消除人们脑子里残余的怀疑。有一天晚上我口授了以下的内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甚至比对方更为严厉：对于保守派应有更高的标准来要求。”

    我说，我们应该发表某种公开声明，说明联邦调查局和联邦大陪审团的调查结果，那就是白宫与水门事件没有牵连。我也准备详细讲一下西格雷蒂事件，不管这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困窘。

    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个行动方案。我听说，尤其是迪安，他认为我们应该随它去，对其置之不理。新闻报道已经平静下去了，所以当前也没有需要去答复新的指控。事实上，我们随便做什么事，都只会有引起大家重新注意我们的危险，结果就会把新的压力集中到马格鲁德，甚至米切尔身上。最后，还有一种从法律角度出发看问题的论点：水门审讯即将开始，白宫不论说什么话都会影响陪审团对证据产生偏见。

    这些都是很好的论点，但我们不满意就这样无所作为。12月8日，我对霍尔德曼建议，要迪安对报界作一次谈话，我在12月10日第一次，12月11日又一次要求，发表某种公开声明，但什么下文也没有。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我都在政府改组问题上花了好多时间。在当时，在我们看来，这个任务远比那个棘手的水门事件更为重要，而且是使人更愉快的任务。后来，在圣诞节前的几个星期，我自己的时间几乎全部花在越南问题上了。

    当我们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别处时，水门事件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在12月份的最后几个星期和来年1月初，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是很细微的变化。水门审讯即将开始，对被告的压力日益增加。在白宫也感到了震波，特别在霍华特·亨特问题上，他的妻子之死给他带来的绝望情绪也传到了科尔森那里。

    科尔森与亨特的私人感情很深，他们是多年的朋友。同样确切的是，亨特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中隐藏着一种要开始揭发问题的威胁。虽然，我对他到底要揭发什么一点谱也没有。

    在这个阶段，如同在闯入水门事件刚发生后的几天一样，我们开始根据没有说出来的假设、推测以及未经证实的忧虑来采取行动。每个人都开始表示关心其他的人是否有可以被攻击的弱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说，他们认为科尔森可能比他自己所承认的陷得更深。科尔森也这样看待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也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尔森去见亨特的律师，想使亨特感到放心。我们正处在越南问题即将解决的关键时刻，我们又正在预算问题上跟国会进行一场斗争，还要对付被大肆渲染的水门听证会，谁也不想冒险。

    1月8日，我在日记中记下了与科尔森的一次谈话。

    日记

    科尔森指出了很有意思的一点，从事这次活动的那些人在干这件事时的想法是，如果他们万一被抓住了，不管检察官是谁，我们都会进行活动，以保证他们平安无事。当然，我很难相信他们真的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我想，他们是在回想约翰逊的时代，那时，约翰逊在调查博比·贝克一案时，就曾动用了总统的所有职权去保护他自己和其他人。

    到2月份，我仍然很关心人们已经普遍有了我们在水门事件上进行了掩饰活动的印象，我们却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不论我们怀疑什么，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究竟谁应对此事负责，而我又不想强迫什么人仅仅为了给我解决一个公共关系问题而改变他的证词。但我仍对科尔森说，“在掩饰问题这笔交易上，必须减少总统的损失”，因为“我们并没有掩饰什么呀”。科尔森表示他非常同意。

    2月14日我口授的日记总结了在这新的一年的头几个星期里我对形势的新看法。

    日记

    科尔森真正关心的似乎是亨特可能告发。他好像老摆脱不了那种想法：是他害死了自己的妻子，因为是他派了她带着钱或其他什么东西去芝加哥的。他之所以没有要那25万美元保险费就是因为他承认了使妻子送命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如果法官传讯他，威胁要判他35年徒刑，人家很可能以给予豁免权相诱，要他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全部说出来。

    我真不知道他了解多少事情。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声称，他们也不知道，当然科尔森也是如此。我想他们三个人知道的事可能比他们自己承认所知道的东西要多一些，但是到底多多少，我也真说不上来。整个事件中的真正问题，我想在于米切尔，以及那里的第二把手〔马格鲁德〕。

    我不知道形势如何发展，但不管怎样，我们还得忍受下去，并尽快把事情了结。我说的是尽快，可是所采取的战略却是尽可能地拖延，让它一拖再拖。我倾向于认为，后一种战略可能较好，虽然在这过程中，看来可能会一点一点地抽尽我们的血。

    1972年埃德加·胡佛死后，我任命当时的司法部助理部长帕特·格雷为联邦调查局代局长。格雷在华盛顿颇有名望，被认为是全市最有效率、最稳妥、最和蔼的行政官员之一。在1972年夏、秋两季，他作为代理局长一直在监督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他对这次调查的深度和广度颇为自豪，并热心地愿在任何论坛上为之辩护。

    我决定任命格雷为联邦调查局的正式局长。2月14日我跟他见面讨论这个职位的问题。我向他保证，我不担心在认可他的任命的听证会上会出现涉及水门问题的事。我说：“我倒不担心事情的本身或揭出什么事实。”我唯一担心的是他在听证会上预期会遭到反对党的攻击之后，他的精神状态会怎样。

    他回答说，他对此有所准备。他说：“我对事情拖下去一点也不感到不光彩。因为我认为政府对此事的调查干得很漂亮。”他告诉我，在第一个星期结束时，他召见了进行调查的特工人员，“狠狠地要求他们放手去干，用尽一切力量去干”。他说，闯入水门后的那个星期，连民主党的拉里·奥布赖恩都说，他对联邦调查局做的工作很满意。

    格雷很肯定地说，他甚至能说服那些不愿相信的人们，使他们确信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进行的调查决无任何偏袒的行为。他对此当然很自信。

    日记

    让格雷出席参议院的委员会，他至少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出色。这是一个关于彻底调查的真实故事，而这当然会把掩饰的说法给打消。我向埃利希曼、霍尔德曼和科尔森强调指出这点，但我不能肯定他们都相信这点。真正糟糕的是进行掩饰，而不是事件本身。当然，如果牵连到米切尔的话，那件事本身也会糟糕的，如果只牵连到马格鲁德，那就稍好一点。

    很快便到2月底，欧文听证会已逼到我们头上来了。但我们在是否要援用行政特权，拒绝让白宫的任何助理出席作证这个关键问题上还没有作出决定。霍尔德曼、埃利希曼、迪安他们刚努力想出一个战略，往往又被其他事情给冲掉了。同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开始焦急起来，有的甚至公开坚持要我对水门事件采取一点行动。我在日记中写道：“很难理解，得到我们如此强烈支持的人们怎么会像蠢驴一样，在这种问题上跟反对党一样大喊大叫，而他们明知道在白宫这一级是不可能有任何牵连的。”埃利希曼和我决定，我今后要直接领导迪安进行工作，而不是通过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领导他。我想这样也许可以打破障碍。几个月来，我故意让别人去应付和策划对付水门事件，但这个问题既没有解决也没被遏制住，现在都开始像滚雪球似的越闹越大。我决定亲自出马过问此事。

    我在2月27日与迪安会面，这是从去年9月15日就水门事件进行起诉的那一天他向我报告以来我第一次跟他谈话。

    日记

    与迪安的谈话很有价值，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迪安讲了约翰逊如何利用联邦调查局的一大堆令人惊奇的事。显然，约翰逊曾让联邦调查局在1964年民主党的新泽西州代表大会上搞过窃听，或至少搞过谍报工作。

    次日，2月28日跟迪安再次会面后，我写下另一篇日记。

    日记

    我跟迪安进行了另一次很好的谈话，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表现出充沛的精力、极大的智慧，以及高度的灵活性。他不仅回去读了《六次危机》，而且特别看了我在国会中的演讲。那里面说到我在这里想说清楚的事————当我们想进行一项调查时，杜鲁门政府竖起了一堵石墙，他们不让联邦调查局或司法部或政府的任何其他机构跟我们合作，可那时候，报界却全力支持他们。

    我很高兴我现在直接同迪安谈话而不是通过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传话了。我想，有一个像迪安这样我可以直接谈话的能干的人，我还通过其他人传话，那真是个错误。

    当我和迪安在那次谈话结束后一起走到门口时，我们估计了一下欧文委员会可能要传讯哪些人出席作证————他们恐怕最想要传讯霍尔德曼、科尔森或埃利希曼。

    迪安补充说：“可能还有迪安。”

    我立即表示要他放心，我强调说：“关于你嘛，我想他们知道你是个律师，而且他们也知道你跟……竞选毫无关系。”

    迪安说：“对。”

    我说：“我就是这样想的。”

    在3月份的头几个星期中，我与迪安继续会面，我们讨论了欧文委员会的战略和我们3月12日发表的声明。声明重申我们对现任和前任的白宫助理都要援引行政特权。我们讨论了认可帕特·格雷任命的听证会，我们也讨论了他正在收集的关于民主党在政治上滥用职权的材料。3月13日，我们讨论了在两天后我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他们认为记者可能在水门事件上向我提出哪些问题。

    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肯定要比往常的招待会更加激烈。格雷以同样程度的天真而且顽强的态度把他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上的听证变成一场灾难。他把联邦调查局的原始档案材料交给委员会公布，这就激怒了从美国民权自由委员会一直到他在联邦调查局下属中的每一个人。在每次出席作证时，他总把迪安的名字越来越深地扯进争论之中，有一次他甚至暗示，迪安可能非法地将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给西格雷蒂看过。迪安让白宫新闻室否认他曾不恰当地处理过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但是司法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们看到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文章可做，于是他们坚持要迪安出席作证，然后才能批准格雷的任命。

    我完全准备为迪安辩护。在3月13日会见中，我们同意如果人家向我提出要求他作为见证人出席时，我将说，他将用一封信的形式宣誓回答问题。我说，我将重申我们打算与欧文委员会的调查合作，以此为手段来应付在水门事件上提出的其他问题。迪安补充说，我还可以说，过去我们与联邦调查局合作，现在将与参议院委员会的适当调查进行合作。

    我说：“我们将发表声明。”

    迪安肯定地说：“的确，我们没有什么事要隐瞒的。”

    我又重复一句：“我们提供了情况，我们没有什么事要隐瞒的。”

    然后，我和迪安开始回顾一遍事实，首先从我的记者招待会的观点出发，以后又从我们在欧文委员会上可能有弱点这个观点出发。我想我已熟悉全部事实。在水门问题上，我想我们主要担心的是马格鲁德和米切尔。虽然，我确信欧文委员会也想把霍尔德曼拖进去，我仍然准备毫不含糊地申明并毫无保留地辩护说，在水门闯入事件中，白宫没有牵连。

    迪安提醒我注意，在参议院水门听证会中也许会揭发出新的事实，但他说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委员会上的民主党人，在舆论工具的唆使下，想拉进一个“高级人士”来增加戏剧性。

    我说：“咱们干脆说，我想他们真正的对象是霍尔德曼。”

    迪安表示同意说：“霍尔德曼和米切尔。”

    我说霍尔德曼的问题是蔡平。霍尔德曼批准蔡平同霍尔德曼的另一个助手斯特罗恩着手进行西格雷蒂活动，报界不断把西格雷蒂跟水门事件挂起钩来。但迪安向我保证，蔡平根本不知道水门的事。

    我随便问了一句：“斯特罗恩知道吗?”

    迪安回答说：“知道。”

    我吃了一惊：“他知道?”

    “是的。”

    “知道水门的事?”

    “是的。”迪安重复道。

    我感到大吃一惊。就在两个月前，斯特罗恩还在白宫工作，如果他知道闯入水门的事，这本身便够糟糕的了。但我立即看出这会引出更深一层的问题。众所周知，霍尔德曼的工作人员都是他的耳目，如果斯特罗恩知道像闯入水门计划这样重要的事而不告诉霍尔德曼，恐怕不大可能吧。

    我说：“啊，那么鲍勃也知道了。他可能那时就告诉了鲍勃。”但我马上又说，“他也可能没有告诉他。”

    迪安在后一点上的态度使人感到放心。他说斯特罗恩向霍尔德曼汇报情况时是“很审慎”的。他把斯特罗恩说成“像钉子一样硬”。他告诉我，有两次问到斯特罗恩，他都回答说：“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迪安似乎在暗示，斯特罗恩说了谎。

    我说：“这样说可不公正吧!问题是你怎么能证明这点?”

    迪安说：“根本用不着去问他嘛，他认为这就是他应付情况的一种办法。”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在我们考虑水门事件时，斯特罗恩一直是一个外围的和次要的人物。现在他一下子变成了主要的问题，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我又一次问道：“那么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水门事件的?斯特罗恩是知道的?”

    “是啊。”迪安回答说。

    “真该死!这可是鲍勃身上的问题了。现在鲍勃的问题不在于蔡平而在于斯特罗恩了。因为斯特罗恩为他工作呀。”

    我仍然感到难以接受这个事实：按照迪安的说法，斯特罗恩早就知道水门窃听的事。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么九个月来白宫一直否认与水门有牵连就算白搭了。谈到后来，迪安似乎又缓和了一下斯特罗恩所引起的问题。他说，我们仍然可以不违背事实地说白宫与此没有牵连，因为没有人知道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事。斯特罗恩显然是在事后才知道有窃听这回事，但他没有参加任何犯罪的阴谋，这是律师才能做出的区分，但至少从这种法律意义上来说，白宫还是没有“牵连”进去。无论如何，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指责或批评什么人，而是要团结人。

    我们把其他可能被攻破的弱点检查了一遍。迪安把他对每一个人的看法告诉我。他说，马格鲁德比斯特罗恩知道得还多；科尔森不知道水门事件的具体情况，米切尔知道全面收集情报的事，但不知道闯入事件的具体细节。迪安指出，他自己的名字也出现过————他作为把利迪派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去工作的人而被扯了进去。他说，这是事实，但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要求派一个律师去，而人家告诉他利迪是一个好律师，所以他把这情况转告马格鲁德，利迪就被录用了。

    我们正处在有党派偏见的参议院调查的前夕，可是突然又碰到了新的又不明确的弱点。“那么，拖下去这办法如何?……坦白地说，现在再走拖下去这条路是不是已经晚了?”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自己又解答说，“是的，是晚了。”

    迪安回答道：“我想也是。”

    我说：“我知道埃利希曼一直认为应该拖下去。”

    迪安说，他认为他说服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现在也不是真的想要“拖”下去了。迪安说：“形势肯定有点像多米诺骨牌，如果一旦有的东西开始倒下来，会发生一连串的问题。所以，总统先生，危险是有的。如果我不告诉你，那我就没有做到直言不讳……是有危险。这就是我们不要去————不是每个人都去————作证的理由。”

    我又提出发表某种白宫声明的可能性。但迪安认为，不管我们怎样声称白宫与闯入水门事件没有牵连，党见极深的民主党和舆论界决不会相信我们所发表的任何声明。他还警告说，人们也不会相信或理解西格雷蒂案件的真实情况。他说：“他们一定会把它说得还要坏一些，涉及更多的东西，说那是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我3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水门事件和迪安在调查中的作用问题。

    我为迪安辩护说，要总统的一位法律顾问接受传讯到国会的一个委员会上去作证，这是没有先例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迪安不仅受行政特权的保护，而且也受律师和委托人之间存在着的那种长期来受传统所尊重的保密关系的保护。我说，我准备允许他提供情况，这一点本身就是超过宪法或先例所要求的一种合作了。我提醒记者们，其他各届政府都不像我这样持合作态度。我提醒他们，我这样的合作是从前杜鲁门在希斯案时所拒绝的合作。

    提问不断回到水门事件上来，那种毫不留情几乎到了感情用事的程度，这种情况只有在越南战争中大家最激动的日子里我才看到过。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我第一次开始认识到，在水门问题上，我们同舆论界和国会之间存在的问题有多么深广：越南战争一波未平，现在一波又起了。

    我也马上意识到————甚至在我用迪安和我一切商量好的办法回答问题的同时————我们目前对付水门事件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已经处于守势，我们已经落后了，我们已经让人看上去似乎有什么事要隐瞒。

    像一个突然发现被暴风雨所包围的人一样，我死命地抱住我的一块路程牌————尽管这块路程牌现在明显的是以一个法律上的界线为基础的，那就是白宫没有人牵连在闯入水门的事件里。我得悉斯特罗恩是在事后才知道搞窃听的，但他没有参与决定这件事。即使我们只能说这一些，我感到，我们至少应该找到一个能说服人的新办法来说这话。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够为自己进行辩护。

    在我的记者招待会后，我决定比以前更加坚决地要求迪安草拟出一项书面声明，把他这些天来一直对我们说的话再说一遍：在水门事件上没有不利于科尔森、蔡平或霍尔德曼的证据。

    当我在3月16日再见到迪安时，我建议他去戴维营，专心致志地集中精力准备他的声明。次日，我又催他去写声明，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本人也参加了在司法部部长米切尔办公室里举行的那些会，讨论戈登·利迪收集情报的计划。迪安急忙加上一句话说，他当时就曾表示，在司法部部长面前，不应该讨论这些事情。他说，他曾向霍尔德曼报告，并对霍尔德曼说，今后遇有这类的事，白宫必须“置身于10英里之外————因为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和它发生任何关系”。他说霍尔德曼同意他的意见，他说：“我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我问道：“那么你没有听到讨论窃听的事，是吗，还是已经听到了?”

    “我是听到了。”他回答说，“这是使我感到很不安的事。”他解释说，利迪在会上说，他们应该进行窃听，米切尔不同意，可是只坐在那里抽烟斗，什么话也不说。我可以想象得出当时的情景和米切尔的那种神秘莫测的表情，这是他不得不跟外行人打交道时常常采取的态度。

    我告诉迪安，在他准备发表的声明中，谈到这次会议时，他不必提到讨论窃听问题的情况。我的理由是，不管怎样，他是试图制止此事的，而且米切尔也没有批准。迪安说，白宫知道有这么一个收集情报的活动计划，这本身就是一件窘事，尽管我们以为这是一种合法活动。对此，我并不感到担心，并说，如果我们非要找个理由，我们是可以找到的，根据就是因为有人对我们搞了那么多暴力和示威行为。至少，我们不像前任的历届政府，我们没有利用联邦调查局。

    后来，我又回到我们的薄弱环节这个问题上。我说，根据我的理解，在迪安看来，在这些薄弱环节中米切尔、科尔森和霍尔德曼是间接或许可能是直接的；下面一层是蔡平。迪安说，他得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上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像一条毯子似的，在这一切事情上都有份儿”。我说，这个我知道，但他的活动都发生在窃听之后，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问题。我说，不像其他人那样，他没有刑事罪责。迪安表示同意说：“对。”

    当我们回到斯特罗恩的问题上时，迪安似乎又改变了他在四天前对我说过的话。那时，他说斯特罗恩不知道闯入事件。现在他却说，利迪告诉过他，到底斯特罗恩知道多少事，他真的说不准。

    迪安告诉我，利迪指名说马格鲁德是对他施加压力要他进行这次闯入的人。我问，谁对马格鲁德施加压力。迪安从理论上推论说，斯特罗恩很可能笼统地说过，大家要在收集情报的问题上行动起来。我再一次问道，他们到底在寻求什么样的情报。但现在，闯入事件发生后九个月，连迪安都回答不出，为什么他们偏偏就要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去呢。他说：“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事情似乎日益复杂化了。有传闻说，马格鲁德在私下说，科尔森和霍尔德曼事先是知道这次闯入事件的。我不相信这种说法。但我想，正如迪安所指出的那样，如果马格鲁德发现自己快要淹死了，他会伸手抓住一个能抓到的随便什么人。而现在，其他间接的联系和牵连又这样多。我告诉迪安，我看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说利迪和他的一伙闯入水门是执行他的一部分职责，这样来“把事情彻底了结”，然后，我们把一切推在西格雷蒂身上。我说：“情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坏嘛。”

    然后，迪安又说，还有一个潜在的困难。在亨特和利迪身上，埃利希曼还有一个问题。我试探道：“他们为埃利希曼干事?”我想可能是因为这样，他可能遭到牵连。这时迪安告诉我，亨特与利迪带着中央情报局的装备，闯入了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诊所。

    我说：“天晓得————”

    迪安告诉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取得埃尔斯伯格的精神病病历，这与五角大楼文件有关。但他不知道为的是什么。“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我回答说。

    迪安又说，埃利希曼可能事先不知道要发生这次闯入事件。我在日记中写道：“我与迪安谈话。他提到与埃利希曼有牵连的一个弱点，这显然跟调查埃尔斯伯格一案的事有点什么关系，这在我看来似乎很滑稽可笑。显然，他们想从埃尔斯伯格的医生那里弄到一些关于埃尔斯伯格患有精神病的情报。”

    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四天前，迪安告诉我斯特罗恩知道水门窃听的事，而现在，又出了这件事。

    然而，我确信在欧文听证会上，不会提出跟埃尔斯伯格有关的任何事。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有比埃尔斯伯格一案更加重要的问题。

    我们对水门事件的处理继续犯拖延和按兵不动的老毛病。有一次迪安建议写封信给（认可任命）格雷的听证会说，他只是把利迪作为一个法律顾问推荐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而且白宫与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充分的合作。我提出要他在这封信上宣誓签名，后来这个建议就此吹了。

    我迫切需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我们面对的问题有：可能要继续轰炸老挝，以此作为对北越不遵守巴黎和平协定中停火条款的报复；国内经济令人不安地变幻无常，乔治·舒尔茨几乎想要承认，经济政策第三阶段的放宽控制措施为时过早了。

    我还在考虑需要为第二届任期制定对外政策新目标。现在越南战争既已结束，我们可以把注意力转到世界上其他那些战争总是迫在眉睫、大国核对抗的危险远比东南亚要大得多的地区。2月3日，我第一次记下了好几篇这一类的日记。

    日记

    在中东问题上，我猛击亨利一掌。他现在要想推迟到10月间以色列选举以后解决中东问题。但是我告诉他，除非我们今年办这事，否则我们在这四年的任期内就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那个埃及人〔萨达特总统的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要来。我不知道他在搞什么，但我感到我们得想办法，使以色列松动一下他们那丝毫不肯让步的立场。不用说，我们说什么也不能完全站到埃及或阿拉伯人的立场上去，但是在两者之间我们还是有移动的余地的。当然，临时解决办法将是我们能讨论的唯一的东西————这是以色列人肯接受的唯一的东西————埃及人，也就是说阿拉伯人，也只能接受这样的一种解决办法，附带的保证是我们将尽最大可能在以后求得一个全面解决。

    我对亨利谈到需要在中东行动起来。我竭力催促他，我要求他在今年必须解决问题这一点上不要放松，因为我们明年将无法办到这件事了。以后由于1976年竞选就要来到，就更无法办到这件事了。亨利自己提出了这一点，所以，口信显然是已经传过去了。他担心的是，罗杰斯等人会抓住这个问题并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大肆公开宣传，那就会破坏它。这点我向希思提出过，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召开最高级会议而又一事无成。当然，英国人完全懂得这点。

    另外，亨利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推迟行动，说政治问题太困难了。这当然是必须由我来作出判断的一件事。他同意说，在以色列对付以色列人不见得比对付这里的犹太人困难。但我决心啃这块石头而且马上就这么做，因为我不能让这件事拖下去，使1亿阿拉伯人恨我们，不仅给激进派而且给苏联人提供一个浑水摸鱼的鱼场。我想，在实际上，激进派是我们更大的危险，因为苏联人多少还要对他们的人民负点责任，而激进派却能够完全不受任何管束地采取行动。

    正如我告诉鲍勃的那样，我认为亨利现在有点松劲儿，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参与了恐怕可以说是战后年代的三件大事————苏联、中国、越南————任何其他事同这相比都显得逊色，所以对中东问题，他有点不想碰。我肯定这是由于他怕受到我国犹太人集团的巨大压力。

    亨利需要有另一个伟大的目标。黑格强烈地感到这个目标应该是欧洲。我注意到，亨利在上次跟我的谈话中接过了这个话茬，但我却不断地对黑格强调需要在中东问题上有所作为。

    我还需要有点个人的时间来制定自己的日程，到目前为止，我发疯似的往前赶路。从第二届任期开始后的两个月内，我做了十次重要讲演，举行了三次记者招待会，提出了规定开支最高极限的1974年预算，并在环境、卫生、教育、人力训练、执行法律、运输等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立法建议。果尔达·梅厄夫人、约旦的侯赛因国王、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先后访问华盛顿。迄今，我很少有机会跟公众见面，而为了争取人们支持我的政策，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我需要开始在全国各地走走。事实上，我曾计划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做一次全国旅行，向人民表示，我感谢他们在那个长期考验过程中坚定不移。我还想在复活节后去拉丁美洲访问一次。

    白宫在水门事件上什么也没干，什么也没说，霍尔德曼跟我对此同样感到失望。他特别渴望我们能在西格雷蒂问题上公开讲讲话，把事情经过如实地说出来，以澄清神秘气氛。3月20日星期二晚上，我们会面时，他抱怨说别人都坚持认为，他不论在西格雷蒂问题上说些什么，都会伤害在“水门这边”有牵连的人。

    “我是代人受过……”霍尔德曼说，“我们仍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为了保护一些别的人就得在我脸上抹黑。”他又补充说，蔡平————他也准备公开充分地解释西格雷蒂的问题————“则被抹得更黑，为的也是要保护别人”。我说，问题是，那些在水门事件上有弱点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霍尔德曼表示同意。他说，西格雷蒂问题可能只反映我们用错了人，而水门事件则是严重的问题。迪安不断地坚持说，整个形势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在一环上松了口，把西格雷蒂的问题全部说了出来，可能会危及其他。

    这使我们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一个不可接受的结论，那我们就要死钉在原地不动：不发表公开声明，跟国会在行政特权问题上来回争吵，并给人一种白宫在进行掩饰的印象————对我们来说，这是最糟糕的境地。

    霍尔德曼答道：“这不算真正的糟————这不会比米切尔为了伪证或共谋而进监狱更糟。”我不得不表示同意，说我也考虑到这点。我也怀疑过，马格鲁德怎么会自作主张做这样一件事。

    霍尔德曼指出，不管我们对米切尔牵连程度作什么猜测，迪安似乎总认为米切尔可能并没有批准闯入。而马格鲁德则发誓他本人事先也没有批准，这也是可能的。如果你接受这种前提，即利迪是按照泛泛的命令自己采取行动的。不过利迪是否能顶住压力，还是会开始咬别人，这总是一个问题。不论怎样，迪安的办法是继续限制在利迪一个人身上。霍尔德曼说，如果没有新的因素————白宫声明————加进来，迪安似乎认为米切尔可能有希望不被拖进去。

    现在到了3月20日，我们又回到了九个月前闯入事件发生后第四天的地方，谁也不敢肯定米切尔有无牵连，或者根据第一手材料，甚至谁也不敢说马格鲁德有无牵连。但是围绕着水门事件的间接牵连和弱点是如此之大，利迪或马格鲁德哪怕说了一句假话，就可能是致命的。

    在我们会谈结束时，霍尔德曼和我又讨论了发表一个笼统的公开声明的想法。当我提到迪安说这样一来会打开太多的门时，霍尔德曼说，我们还是应该发表个声明看看。他说，门总是要打开的。这正与我的想法相同。如果是事实总要揭露出来。我说：“我宁可由我们自己来把事实在可能范围内直截了当地揭露出来。”我们一致认为声明不要很全面，免得以后万一又出现什么事陷入被动。声明只要表示，愿意答复以后出现的进一步问题。

    在我们的会见结束前，霍尔德曼好像事后又想起一件事，提出了迪安向他提出来的又一个问题。他说，从1972年的竞选经费中转了35万美元现款给白宫，作为诸如非正式民意测验之类的政治活动所需的经费。这笔款没有花掉，大选后又转账还给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我说，这有什么问题。他说，这不就可以证明确实存在“秘密经费”了吗?报纸就会加以利用。他说：“倒不是说这使我担心，它从没有使我担心过。”但他又说：“可能这里面有问题，比……我所发现的问题还要多。”

    霍尔德曼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我就给迪安打电话，他似乎有点激动。他对我说，他要来见我，回顾一下“整个事件的最广泛的含义”。他说：“你知道，或许我可以用30分钟把事实对你说清楚，使你能够从所有其他人都知道的那些事实出发来行动……我们以前一直没有这样做，搞的都是些零敲碎打的材料。”

    我说我们在第二天即3月21日早晨见面。然后我又回到我一再提出的要求，由他起草一个我们可以用白宫名义发表的某种一般性的声明。我建议，他或许可以向内阁作一次口头汇报，把他告诉我的话向他们说一遍，保证白宫没有人与闯入事件有牵连，好叫他们放心。像往常一样，一提到发表声明，迪安的反应总是很冷淡。他重复他的建议说，在发表任何声明之前，他要同我个人见一次面。我说：“不，我要知道。我首先要知道的是，所有的人现在处境如何。”我想到我同霍尔德曼讨论时谈到要避免发表有定论的声明，我说，我正在考虑发表一个“全面的声明，但又要使它非常笼统”。————我的意思是，章节不必分明，只是一般性的结论，如：“霍尔德曼在这件、那件或者别的事情上没有牵连，科尔森先生没有干这件事……提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请告诉我。”

    日记

    今天真是够呛，因为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涉及水门————西格雷蒂事件的真正问题所在。就弄清事实而言，我们似乎总是只能得到基本上是死胡同式的答复。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实际上就让它那样下去。事实上我们不是在设法弄清事实，而是要把我们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讲出来。

    我很晚才找到迪安，大约在7点钟。照埃利希曼的说法，他今天显然有点气馁。虽然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并明显地使他大大地振作起来。他一直在努力使事情不至于搞得一发不可收拾。他说他想找时间跟我谈半个小时，把事情都摆出来，使我能够知道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并且使我能够知道如果让白宫工作人员出席作证或发表声明或不管你想干什么，那么这里面可能都会牵涉到一些什么样的危险。我定于明天上午10时见他。

    总之，从迪安今晚所说的来看，他和穆尔都主张目前不发表任何声明，干脆顶住。

    我跟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提出的论点是，如果这些问题迟早要提出来，恐怕还是让我们主动讲出来而不要被迫讲出来的好。

    我也得悉地区法院法官即将对亨特、利迪、麦科德和在水门被捕的其他人进行判决。

    日记

    一个主要关心的问题是，星期五法官采取行动时会发生什么事。法官虽然会极其严厉，但这并不会使我感到意外。

    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麦科德可能会顶不住，因为他不愿进监狱。他在几天后可能会对法官说，他愿意把一切都招供出来。问题是他知道多少事。当然关于米切尔的情况他知道得不少。米切尔是我最担心的一个人。

    总之，回想到几年前，今天3月20日正是宣誓就职的日子，我们有许多竞选遗留下来的问题要处理。霍尔德曼讽刺地说，这不过是一件一般的破门案件，如果不是守夜的人看到门上的胶带或者什么别的东西，水门事件就不会发生，其他的事也都不会牵连进去。但这是为了竞选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也是雇用这样一些用心良好但又相当愚蠢或至少是判断能力极差的人为你工作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

    米切尔就是没掌住舵，因为这时他跟玛莎之间出现了好多问题，虽然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我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没有比米切尔更好的朋友或支持者了，也没有什么人比他更能经受得住压力，但在目前，我们真的在这里给卡住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才好。

    3月21日的谈话

    3月21日，星期三，刚过10点钟，约翰·迪安进了椭圆形办公室。

    在对格雷听证会随便交换了几句话以后，他说他认为我们应该谈一谈，因为在我们早先的一些关于水门的谈话中，他的印象是我并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每一件事。他说，这就使我们作出一些只有我才能作出的判断时会遭到困难。

    我说：“换句话说，我必须知道你为什么感到……我们不应该把有些事情说出来。”

    他开始说：“我认为……我们的……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很严重的……我们得了癌症————在内部————在接近总统的地方，这癌症正在发展，它每天都在发展。它越来越加重，它现在按几何级数的速度在发展，因为它本身就在加重。我跟你一解释其中某些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细节，你就会明白，这基本上是由于：第一，我们受到了讹诈；第二，那些本来不需要作伪证来保护别人的人很快就要开始作伪证了。这简直就是————一点儿保证也没有……”

    我接上去说：“这事情不会完蛋。”

    他重复道：“是不会完蛋。”

    他开始讲细节，其中有些我以前听说过，有些是我以前虽然听说过但说法不同，而有些则是新的东西。

    他开始说，霍尔德曼想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开展“完全正当合法”的情报活动。迪安就让他的一个助手起草一个计划进行“正常的渗透……从某些当秘书的人手中收买情报等这类事情”。迪安说，埃利希曼、米切尔和一些别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所挑选的助手不适合处理这种事，他们要一名律师。他说，就是在那时候，他推荐利迪来负责情报活动。这是迪安第一次告诉我这一点，以前他只说他将利迪推荐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作为一名法律顾问。

    迪安又重复了一遍：当利迪在司法部部长办公室里向米切尔提出他的粗鲁笨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收集情报计划时他自己感到愤慨的情况，当时他又是怎样对利迪和马格鲁德说：“你不能在这个办公室里这样讲话……你应该重新检查你的整个想法。”他又重复讲他以前说过的霍尔德曼后来同意迪安和白宫不应参与这种活动。他说：“我认为，在那时候事情就结束了。”

    我的理解是，他了解的第一手情况就是到此为止，然后他就转而谈到在闯入事件发生后他才知道的一些详细情况，当然他竭力想把以后发生的事拼凑起来，这些都是他的推论和猜测。

    看来，在米切尔办公室的会议之后，亨特和利迪请求科尔森帮助使他们的计划得到批准。科尔森于是打电话给马格鲁德，要他在亨特和利迪身上“要么钓鱼上钩，要么索性放弃鱼饵”。我问道，科尔森是否知道亨特和利迪的计划是什么内容。迪安说，他猜想科尔森“对他们在谈论的事是相当清楚的”。

    科尔森!我最初的忧虑又出现了。迄今为止，所有的人包括迪安在内，都对我说，科尔森没有牵连进去。我问道：“你想科尔森是推动此计划的人吗?”迪安说他认为科尔森曾帮忙推动此事。他也认为霍尔德曼通过斯特罗恩做了些推动的工作，但霍尔德曼之所以推动他们进行一些收集情报活动是建立在无害的假设上的，即他们没有计划干什么不合法的事。迪安肯定地说：“我想鲍勃假定他们所干的事是正当的。”

    迪安猜想道，马格鲁德向米切尔报告科尔森和斯特罗恩作过“推动”，在那些压力面前，米切尔坐在那里抽着烟斗说：“那就干吧!”根本没有真正考虑过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迪安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窃听事件是怎么搞起来的推论。我感到有些难以保持自己不晕头转向了：就在24小时以前，霍尔德曼还暗示说迪安认为米切尔并没有批准闯入事件。

    迪安说，安装了窃听器之后，斯特罗恩从中收到一些情报，并将情报送交霍尔德曼。迪安说，霍尔德曼可能不知道情报来源，但斯特罗恩是知道的。

    迪安说：马格鲁德是“完全知情的”，但他作了伪证。迪安说马格鲁德编造了“一幕戏”，他有一次碰上迪安，便问道：“怎么样?”迪安说，他当时的回答是：“那，我不知道……如果这是你们要坚持做的事，那好嘛!”迪安说，尽管马格鲁德作了那样的证词，马格鲁德的确曾具体指示利迪进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迪安说，但是他真实地相信，白宫里是没有人知道那事情的，但他显然又自相矛盾地说，他认为斯特罗恩知道。

    谈到闯入事件发生后的活动，迪安说他本人“得到相当明确的指示要他不去进行真正的调查”，他按照“限制理论”行事。我说：“对。”我记得霍尔德曼在前一天晚上说过，迪安希望把闯入的罪责限制在利迪身上，不让往上追到米切尔身上。

    迪安说，他一直在密切注视联邦调查局和联邦大陪审团的调查。他说被告们在水门被捕后不久，便警告说：“我们得有一笔请律师的费用……如果你们要我们把这事拖到大选以后的话。”迪安说，在他和米切尔都在场的会议上作了付款安排。他补充道：“卡姆巴克被找来了。卡姆巴克筹措了一些现款。”

    我问这事是不是用过一个所谓“古巴委员会”打掩护。迪安说是的，而且还用了亨特的律师。我说：“不论花什么代价，我也愿意保留这个掩护，保留这个委员会。”

    然后，迪安说出了他的妙语：“鲍勃牵连在内，约翰牵连在内，我牵连在内，米切尔也牵连在内。而这可是阻挠司法的行为。”

    我不明白。我想迪安总得言过其实一些吧。

    我问道：“鲍勃怎样牵连进去的?”

    迪安说，霍尔德曼让他动用放在白宫的一笔35万美元现款经费来付款给被告人。迪安说：他自己，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决定，只要“不让这件事在大选前爆发，付多少钱作代价都不为多”。这是一个新的转折。前一天晚上，霍尔德曼刚说，这笔款没有动用就已还给了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唯一存在的问题是舆论界会称之为“秘密经费”的东西。我说：“我想你应该很快处理此事。”迪安表示同意。

    迪安说，麦科德跟白宫的什么人谈到对他的判决减刑的问题。他说：“你知道，科尔森间接地跟亨特谈到过减刑的问题。这一切事都很糟糕……因为这些都是问题，是许愿，是承担了义务。这些都是参院最想找到的东西。”

    这时迪安说到了造成他近来心神不安的核心问题。五天前，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一个律师接到霍华德·亨特的一个口信，他直接把口信转给迪安：亨特要求给他12.2万美元的律师费和个人费用。迪安说，当他接到这个口信时，他对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律师说：“我跟钱的事没有关系。我对此一无所知，无法帮忙。”

    亨特的口信还附有一项威胁：“我要把约翰·埃利希曼拖下来跪倒在地上，让他坐牢。我已为他和克罗干了好多肮脏的勾当，他们跑不了。”照迪安的说法，亨特的最后限期是“昨天交易所收盘时间”。

    我问道：“那是指什么?是指埃尔斯伯格案吗?”迪安回答说：“埃尔斯伯格以及显然还有些其他什么事。我也不知道其中的全部情况。”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事。”我说道。我想到早在1月份，科尔森就猜到亨特可能把霍尔德曼或埃利希曼拖下水，他们同时都猜到亨特会对科尔森做什么。迪安说他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接着他告诉我都有哪些人知道闯入埃尔斯伯格医生诊所事件，这里面有在水门被捕的古巴人和他们的律师。

    亨特的威胁正是一个最紧急而又最有戏剧性的例子，说明所有被告有可能不断进行讹诈这个更大的问题。如果我们继续付款，那就会加重对司法的阻挠。此外，还有如何筹款的问题。我问他得需要多少钱。迪安估计，要付钱给所有的被告人，在今后两年内恐怕需要100万美元。

    我说，这可不那么容易，但我知道可以从哪里搞到这笔钱。事实上，我脑子里也没有什么具体办法。但我设想，如果有足够迫切的需要，我们可以从那些过去曾大量捐助我们的一些人那里筹得这笔钱。

    迪安又回过来说他关于总统职位“得了癌”的话。他说巴德·克罗在埃尔斯伯格事件上被迫作伪证。关于克罗的这个消息对我又是一个打击。他是我最喜欢的年轻的工作人员之一。我知道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但显然，他曾作证说，他不认识这些古巴人，而事实上，他是认识的————当然不是通过水门事件而是通过埃尔斯伯格事件认识的。

    “伪证是很难证明的刑事责任。”我说道，但我自己对此也没有太大的信心。

    我们又回到亨特的威胁。在所有的新的细节和乱七八糟的事中，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霍华德·亨特是一个定时炸弹，他的最后限期是昨天。两天后，他将被判刑，他肯定会实现他的威胁。

    “就眼前急迫的问题而言，你得很快地处理亨特的经济情况吧?”我问道，“为了留有选择余地，你得把瓶盖留在瓶子上————不这样，就得让他现在就爆炸。”

    迪安说：“不错。”我让他继续叙述事实。他讲完后，又回到他说的正在发展的形势。问题是，如果水门案件开始暴露出来，霍尔德曼、米切尔、埃利希曼和他本人都要被指控犯刑事罪。他说他认为，他、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米切尔应该把全部事情都拿出来讨论一下，并谈一下如何把这同总统职位分开。

    他对我说：“你没有牵连进去。”

    我回答说：“这是事实。”

    “先生，我知道这是事实。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就可以知道，这些你都不知情。”

    我们谈到了问题的实质和真正的问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我提出了一个假设：当他与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米切尔碰头时，他们可能得出结论，没有办法使整个事情不暴露出来。我问迪安，那时该怎么办呢?我说：“你们是不是就把事实全部揭露?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吗?这就是我对它的看法。”

    迪安躲躲闪闪。他提出另外一个办法：召集另外一个联邦大陪审团，给某些见证人以豁免。我起初以为他想的是给马格鲁德以豁免，但后来越听越清楚，原来他想的是给他自己以豁免。他告诉我，他认为他自己将面临坐牢的可能性。

    我说：“天哪，不会吧!我看不出你怎么会被判坐牢。”根据他自己所说的，他谴责过利迪的窃听计划；他同处理钱的问题没有牵连；他没有向任何人许诺可获宽大处理或作任何伪证。但他显然很发愁，所以我要他再跟我解释解释，在阻挠司法方面他有些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看不出怎么能对他进行起诉。他解释说，他在讹诈问题上是“情报渠道”。

    在他继续往下说时，我却一直在担心讹诈的事以及如不付钱会冒多大风险的问题。我告诉他：“让我坦率地说，我就不信这种事情非得继续存在下去不可。”于是我开始从迷宫中找出一条出路。至少，如果我们有100万美元并且有办法把钱交出去，那就会把所有的事再拖一段时期，但能做到吗?还有亨特和他期待宽大的问题：如果有人让他以为可以得到自由，那钱就满足不了他。迪安说，其他的人也会要求宽大，并说：“我不敢说，你是否能够给他们宽大处理。这样做可能太担风险了。”

    我说：“在1974年大选以前不能这样做，这是肯定的。你的看法是即使到大选后，即使到那时也不能这样做？”

    他回答说：“是的，它可能会以一种你不应该被牵连进去的方式把你进一步牵连进去。”

    我说：“不，那是错误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这分明不是一个答案，于是我们又回到原地。

    迪安分明十分沮丧。他几乎用一种表示很抱歉的方式说，在大选前是做了一些错误的判断————当然也有些是必要的判断————但现在这已成了第二届任期中的包袱，而且是甩不掉的包袱。我试图使他放心，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我说：“我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份儿。”我又一次告诉他，我认为他把他自己负有刑事罪责的可能性估计过分了。

    迪安说他没有一个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方案，但他认为我们应该考虑尽量减少损失而不是进一步付钱来使问题加重。我表示同意，但亨特是例外。对他，我们已经处理晚了，如果他开始对白宫进行攻击，那就无法知道他能对我最亲密的助手————科尔森、埃利希曼、霍尔德曼、米切尔————因而也是对我自己，造成什么样的损害。

    我问道：“但目前，你是否同意你还是把亨特的事解决一下？我的意思是，在目前，这是值得的。”

    迪安说：“对，为了换取时间这是值得的。”

    我们于是商定，迪安立即与米切尔、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碰头。他说：“对每一个会损失最多的人来说，我们还从来没有让他真正输光过呢。”

    我按电钮要霍尔德曼参加我们的谈话。在跟迪安谈话时，迪安告诉我，当天早晨他同霍尔德曼谈了他同我所谈的同样一些问题。所以这时，我认为霍尔德曼了解迪安对我所讲的所有问题。但当霍尔德曼参加了我们的谈话后，他好像头一次听说亨特的讹诈、科尔森给马格鲁德打那个可能导致水门计划得到批准的电话，以及科尔森直截了当地答应亨特在圣诞节时会得到赦免这些事情。

    霍尔德曼坐下来以后，我告诉他我们正要做出决定。从全面的战略考虑，我认为我们有两种选择。如果我们认为，人人都得负刑事罪责的这种潜在的危险太大，我们可以一点也不让步，顶回去，拒绝出席欧文委员会作证。照迪安早些时候的说法是：“放低姿态；而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讲的是进行掩盖。”如果这行得通的话，不可否认，这种办法是吸引人的。我对霍尔德曼说：“我可不想负任何刑事罪责，对白宫的工作人员我所关心的就是这件事。我想委员会的成员也是这样。”

    同时，选择这办法只会给我们造成一场恶性循环，我对霍尔德曼解释了这一点：想法拖延，使被告人暂不揭发，唯一的办法就是照付勒索款；这样做是可能的；但即使我们认为决定这最后一着是有理由的，并值得在当前冒一下风险，但最后我们仍然有怎样对付他们必然会提出要求宽大的问题，而这是我们根本不能给的东西，所以最后我们的讨论又回到了原地。

    另外，我对他们说：如果我们决定，“我们最终总要被放完血然后死去，这一切到最后无论如何还得要暴露出来，那么你就两头倒霉……我们就被看作在进行掩饰，所以我们不能那样做”。于是我们只能采取第二种选择方案：不管自己提出出席联邦大陪审团或欧文委员会作证，或是发表一项公开声明，总之要尽可能使我们处在最有利的处境，然后让事情爆发出来，碰碰运气，想办法熬过去。

    对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霍尔德曼的态度是毫不含糊的。他说：“我不明白，他们讹诈这笔钱怎么就能把白宫或目前在白宫的任何人牵连进去!”我问迪安，我们大家是否一致同意不去对被告人说，“我很抱歉，一切都吹了”，而让他们去揭发。我问道：“就该这样办，是吗?……如果你要做得干干净净的话。”迪安看来不大肯定。霍尔德曼则很肯定，他说：“你要知道，你做一件事时，它必须是你以后不会后悔的。”他说到敲诈勒索的问题：付第一次款是一回事，“但是明天、明年以至五年以后你还需要付多少呢”?他指出，在前几个月当迪安说有一个付钱的问题时，他就对迪安说过这些话。

    至于说到目前为止已经付出的钱，我说我们的掩护办法是说大选期内这些被告人一直是由古巴委员会负责的。

    迪安说：“哦，是啊。我们可以那么说。事情当然不完全是这样发生的。但是————”

    我说：“我知道，但事情的发生就得按照这样讲才行。”

    我又一次问迪安，他的建议是不是也要走“这条干净的道路”，别去管它，听其自然发展吧。

    这次他不躲躲闪闪了。他回答说不行，他又一次主张我们的人出席联邦大陪审团有好处，因为联邦大陪审团与参议院水门委员会不同，它有关于证据的规则。

    霍尔德曼问：“你可以说你记不起来了，对吗?”

    一个律师总是劝他的委托人说，他最好说他记不起来了，最好在记忆力上犯错误，而不要冒险去瞎猜或者重新编造一套。但这种办法在委员会听证中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在这里援引宪法第五项修正案，或声称记不起来了，在公众的心目中就等于自动定了罪。迪安提醒霍尔德曼，联邦大陪审团也有它的危险之处，要冒很大的犯伪证罪的风险。希斯案件就证明了被控犯伪证罪的危险性。我说：“对的，你就一口咬定说我记不得了，我记不起来了；对我记不得的事，我不能有一个诚实的回答。”

    我同意出席联邦大陪审团这个主张。埃利希曼建议，作为一个解决办法，我们请求水门事件联邦大陪审团重新开庭，听取白宫工作人员的证词。那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有条有理把事实一一摆出来的机会。我后来又说：“应该通过联邦大陪审团来摆事实，而不是在委员会的弧光灯下摆事实。”

    我最后一次回到亨特的问题上。我们同意不再付钱给所有的被告，但亨特仍然是个定时炸弹。我告诉霍尔德曼，亨特问题使我不安的原因是“它跟竞选没有关系……他跟埃尔斯伯格事件有关”。如果两天后对被告宣判时，亨特开口捅了出来，即使用联邦大陪审团的办法也为时太晚了。因为就是亨特威胁我们，使我们没有选择余地，甚至连正常地做点正确而又负责的事的选择余地都没有了。

    我转向迪安：“这就是为什么你认为最急迫的事是在亨特问题上你没有其他选择，只有给他12万美元或者不管他要多少钱，对吗?你是不是同意，这是个换取时间的好办法，最好还是把这件事办了，而且要快?”

    迪安说：“我想应该给他一个信号，无论如何————”

    我打断他说：“唉，看在基督的份儿上，要做得……但谁去跟他谈?”

    迪安重申说，问题是无法搞到钱，而我们讲的却是如何把钱送给被告的问题。我们又一次讨论了重开联邦大陪审团的主意。然后我又回到亨特的问题上来。

    我开始说：“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出路。在亨特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想法使他……”

    迪安说：“眼前我们是没有什么可选择的。”

    我说：“但我要说的是，难道你在亨特的问题上有过什么选择的余地吗?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回到原地，不可避免的循环现在到了头。连付给勒索款项这种极端的措施都不是解决办法，这也只能给我们换来很少的时间。

    然后迪安想出了给我们换取点时间的另一种办法：我们可以让赛里卡法官把判决推迟两星期。这将在亨特问题上减轻我们受到的压力，并给我们使每个人都出席联邦大陪审团所需的时间。我马上接受这个主意，告诉迪安快去照办。

    在会议快结束时，我说：“坦白地说，讨论一下这些不同的办法还是好的。一旦……决定了计划————约翰，你在大选之前就有了个正确的计划，而你也处理得很正确，你把它限制住了。现在大选以后，我们必须有另一个计划，因为我们不能，我们不能让这件事在四年之内，老是挂着————你会被人慢慢吃掉的。我们可不能那样做。”

    霍尔德曼表示同意。我们必须以尽可能低的代价，但不论什么代价，来避免进一步的牵连。因为正如他指出的那样，牵连已开始越来越逼近我本人了。

    我说：“唉，不管怎样，除了别的以外，侵蚀将不可避免地发展到我这里来。你们知道人们说水门不是个主要问题。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但这会成为主要的问题，这一定会成为主要的问题的。”

    迪安很诚恳地说：“我们不能让那种形势玷污了你。”我对他的关怀很感激————并且同他的看法完全一致。

    我说：“白宫不能干这样的事，对吗?”会议也就结束了。

    会议只产生了两项决定：霍尔德曼去叫米切尔马上从纽约来同迪安和埃利希曼会谈，迪安要设法使宣判日期推迟。

    这次会议后，我直接见了正在美国访问的苏联青年奥林匹克体操运动员奥尔加·科尔布特和她的一些队员。会见后，还有一个关于压缩联邦开支的会议。但在这段时间，霍华德·亨特，他的威胁和他要钱的事都压在我的心头。

    这些会议一结束，我就叫罗斯·伍兹进来，问她我们还有没有未花完的竞选经费。她说我们有，但她要查一下才知道还有多少。结果还有10万美元。过了一会儿，霍尔德曼进来时，我就对他提起这事。但他再一次干脆拒绝我们因为再付钱而进一步牵连进去的主张。他说：“你应该不介入这件事。”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迪安来到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同我就水门事件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现在我在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次会议，我看清楚了，我们都从各自不同的理解基础出发来行事，对各自不同的弱点也有不同的看法。霍尔德曼最关心的似乎是马格鲁德可能乱咬他，说他在事前就知道闯入事件，而不是他对付钱给被告一事知情与否的问题，但迪安却说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事实上，迟至第二天早上，霍尔德曼对迪安所作结论的严重性似乎毫无意识。我提到迪安由于自己对付钱给被告一事知情而感到担心，霍尔德曼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这个事是我、埃利希曼和迪安一起商量过的呀。他还评论了这么一句：“也许他会以为我也牵连在内咯!”

    在3月21日下午，埃利希曼对形势的详情的了解似乎比霍尔德曼知道得更少：他表示他仍然认为，戈登·斯特罗恩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对竞选经费的支付情况提出报告。看来埃利希曼没有觉察到斯特罗恩可能早已知道窃听计划。这些不同的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全面情况的缺乏了解现在就看得很清楚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们的问题只是看起来非常复杂，而我们开的那些战略会议只不过是绕着问题跳小步舞，令人沮丧，毫无效果。

    那天晚上，我口授了一篇有关这一天活动的很长的日记，事后证明这一天是我总统任期内的一个灾难性的转折点。在日记中我写道：

    日记

    除了与迪安谈话外，今天这一天是个相对来说不算多事的一天。迪安说在总统职位周围得了癌，而这癌肯定会继续发展下去，我们最好把癌切除，别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否则最终会把我们毁掉。其实他这么说，实际上是想把事情挑开。他的情绪显然十分低落，什么也看不到————看不到有什么其他出路，只有采取行动把事实都揭发出来。

    当我仔细问他时，看起来他甚至感到他可能犯了某种刑事罪似的，因为他参加了照顾这些正在受审的被告人的活动。他指出，使他不安的是，现在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各自在想办法找出路，而这样做是会产生相当大的问题的。因为这意味着，人人都只顾保自己，不惜出卖别人了。

    第二天，3月22日，霍尔德曼和我又一次回顾了越来越变幻无常的水门形势。当我们的谈话转到利迪以及广泛传播的谣言（他跟其他的被告将被判35年徒刑）时，我说，我认为为他们筹点款是完全正确的。我告诉霍尔德曼说：“我的意思不是接受亨特的敲诈，那就走得太远了。但是我们要照顾那些坐牢的人……我们为他们感到难过。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同情心。”霍尔德曼表示同意，说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迪安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这会构成司法阻挠。毕竟被告已经服罪。霍尔德曼说：“当一个人前去投案服罪，你还能说这是阻挠司法吗?”

    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迪安担心自己会牵连到阻挠司法的行为中。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毕竟没有去把钱送交给被告呀。我说，我认为正是因为亨特直接向他要过钱才把他弄得如此心神不定。我说：“你要知道，如果迪安真的搞到了这笔钱，那他妈的就会构成真正的讹诈事件了。”但是由于迪安并没有搞到钱，所以我看不出他会有什么问题。

    从事后来看，这就很清楚了。在3月21日，约翰·迪安是在试图使我警惕到，九个月来，我一直认为水门事件的主要问题是谁批准了闯入的问题，但这问题已被新的、更为严重的、进行掩饰的问题所压倒了。那天会见后，我离开时只是因为他所说的问题涉及新的方面而感到不安，而不是由于我们处境的紧急和危险而激起我采取行动。迪安没有告诉我他本人在进行掩饰中的积极自觉的作用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把他所说的许多话都看作猜想和推论，而不是对一个已经无法收拾的爆炸性的形势所作的第一手报告。因此，我的反应就是摆开来研究每一种可供选择的对策。连迪安坚持说批准付钱给被告是阻挠司法这一点，在我看来，也只不过是反映了迪安个人的情绪低落而不是说出一个经过考虑后得出的法律结论。只是在三个星期以后，当我终于看清了掩饰活动的全面情况，并且认识到付钱给被告这事在掩饰活动中所占的地位，我才懂得迪安那天想告诉我的实际上是什么。

    在3月21日的会议后，我感到的是不安而不是震惊，是焦急而不是惊慌。由于我没有理解人家告诉我的事情的充分含义，其实际后果就是，我顽固地坚持我在谈话前所持的方针：我继续集中精力在弄清是谁由于事先知道闯入事件而成为最容易被攻破的薄弱环节，继续寻找办法来改变我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使得白宫在水门事件上不要显得老是那么被动。

    3月22日下午，我跟霍尔德曼、埃利希曼、迪安在行政办公大楼开会，约翰·米切尔建议我们放弃行政特权，允许所有的白宫助理出席欧文委员会的秘密会议去作证。他说这是使白宫进入一个公开的新姿态的唯一办法。当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个决定是一个“经过改良的有限拖延”时，我说道：“唉，问题只是公开拖延或秘密拖延之差而已。”

    有一次迪安本人说过：“如果我们的姿态是，除了举行一场公开开庭之外，别的什么都做到了，那我们不就做到毫无隐瞒了吗?”

    我们也决定，现在是由迪安发表一个报告或声明的时候了。迪安表示同意，说：“我想这确实是现在应该做的事。”

    每个人都同意发表一个声明或报告，但每个人对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却都有不同的想法。我想用它来证明我以前所作的关于白宫没有人跟水门事件有牵连的公开声明都是真实的。我需要有一个文件来表明，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别人这样告诉我，而且我也相信他们的说法。我不要一个把迪安的所有推论和猜想全都包括进去的文件，只要对一般的指责作出答复就行了。当时也谈到，迪安的报告应该作为一个可以提交欧文委员会的文件，说明不同的人牵连到什么程度，从而有助于限制传讯证人的数目。当时也谈到，要把文件广为宣传，目的是要抢在欧文之前抛出一些有关水门事件的新的事实，使得欧文抛出的事实在听证会开始之前就成为旧闻。当然，最后，这个文件到底会起什么作用还得由它本身的内容来决定。这时，迪安说：“要检验布丁还得看布丁本身。”[4]不管是什么样的声明，我想我们一定得发表一个。我说：“如果它捅开了门，就让它捅开吧!”

    会议结束后，我感到轻松了。前一天，我提出两个可供选择的道路：要么寸步不让，反攻过去，要么想法稳住自己的阵脚，尽可能根据我们自己的条件把事实摆出来。现在，到3月22日为止，我们已经在第二条道路上采取了第一个行动。

    我们一直认为，之所以在水门事件上避免发表公开声明，或避免主动提供证词，其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要避免对约翰·米切尔增加压力。所以，我担心他会对这个新战略作出反应。在其他人离去后，我单独接见了他。我不想让他认为我是在把他一个人推出来受过。

    我说，我并不认为应该撤换谢尔曼·亚当斯[5]，即使他犯了错误，那是一个残酷无情的决定。在目前的案件中，我不准备采取残酷无情的行动。我不会背弃我的朋友。然后我想到每个人将要在欧文委员会面前吃苦头，我对米切尔说，“结果怎样我他妈的一点也不在乎”。就我而言，他们可以“援用宪法第五项修正案，进行掩饰或干其他任何事，如果这样可以得救的话————那就让他们得救吧。这就是全部的要点。另外……就像我跟你说过的，我倒是情愿你采用另一种办法。如果事情终究会以那种方式暴露出来，我就更希望采用另一种办法了……他们通过走露消息、指控以及影射等而透露出来的事实，要比让其自然暴露出来的事实坏得多”。

    我知道米切尔会懂得，我这是在拐弯抹角地说明，必须对我们的水门战略进行痛苦的修改。到目前为止，这个战略已经失败得很惨、损失很大，现在我们要碰碰运气，试试另一个办法。令人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是，米切尔也已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第二天，3月23日的早上，约翰·赛里卡法官为了宣布对水门事件的判决，举行公开开庭。在开庭前不久，有人把詹姆斯·麦科德的一封信交给了他。麦科德在信中说，有人对他施加了政治压力要他保持缄默；他在审讯中作了伪证；保持缄默的交换条件是答应日后给他宽大处理。赛里卡在法庭上公开宣读了这封信。

    我已去佛罗里达度周末，当埃利希曼打电话给我时，我正在比斯坎岛我的书房里。此后不久，我口授一篇日记：“我刚接到约翰·埃利希曼打来的电话，是关于麦科德在水门事件上引爆的一颗炸弹。我想，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迟早要爆发的事。我的看法是，既然要爆发那就现在爆发出来。让我们来弄清楚，尸体究竟埋在哪里，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赛里卡让麦科德保释。他对亨特暂判35年监禁，其他四人每人判40年。利迪早就因为拒绝揭发而被控蔑视法庭，最终被判6年8个月到20年的监禁并罚款4万美元。这些判决完全是乱来一气。在哥伦比亚特区，对杀人犯的判决比这都要宽大得多。赛里卡承认判决过严，但说这是一种策略，目的是要使被告揭发问题。后来，戈登·利迪挖苦地说，他跟赛里卡两人的想法一样，因为他们都相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日记

    我满以为这事会沿着米切尔-马格鲁德这条线发展而不是朝白宫这条线发展。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现在已被迫要在水门事件上表态了。当然，我们最主要的事是要摆脱整个政治压力的问题。

    正如我告诉埃利希曼的，既然事情总要暴露，我们不如早一点挑穿脓包，早一点完事。我问他，他是否认为我们应该由总统带头要求召集联邦大陪审团，让白宫里的每一个人都应召出席作证。

    他说他要同米切尔商量这问题，并且也要同迪安谈谈，但是他为了一些教会上的事要去一趟加利福尼亚州，星期日才能回来，所以我要抓住霍尔德曼和齐格勒，同时我也要在这个问题上想一想才能打定主意。我要打电话给迪安，了解他对这问题的看法，恐怕还要了解克兰丁斯特的看法。

    当然，在目前，我想我们的情绪都有点低落。我只能让水门事件自行发展，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但我想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在这件事上让白宫洗刷干净，而且尽快洗刷干净。现在法官已经行动起来，我更倾向于召集联邦大陪审团的意见。

    商品价格指数发表了，这是20年来最坏的，市场继续在走下坡路。这真是一个不吉利的3月，对我们这个政府来说，3月好像生来就是不吉利的。3月通常是很坏的一个月，而4月将是采取行动的一个月。我们看吧。

    我告诉霍尔德曼同科尔森取得联系，弄清在赦免问题上他对亨特究竟讲了些什么，包括他有没有提到过我的名字。科尔森说他见到亨特的律师威廉·比特曼时，比特曼说到亨特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能出狱。对此，科尔森告诉比特曼说，他是亨特的朋友，会尽力想办法的。他说他没讲具体东西，也没有提到我。科尔森承认，从他所说的话中比特曼可能推断出同他实际所说的话不同的结论。

    霍尔德曼问到科尔森关于迪安所作的新揭发，是科尔森打电话给马格鲁德，催促执行亨特和利迪的收集情报计划才导致发生水门闯入事件的。霍尔德曼说，科尔森似乎对这个问题感到吃惊。他说他没意识到大家都已知道他给马格鲁德打过电话这件事。他发誓说他不知道亨特和利迪的建议究竟是什么内容。

    霍尔德曼就我要求再召集联邦大陪审团调查水门事件的计划同米切尔接触。米切尔反对这样做。他说，在这个时候这样做会使人们更加相信麦科德所说的一切而损害其他人的权利。迪安同意米切尔的意见，并说我们不必作过多的反应。但就目前我们这方面来说，根本不存在反应过多的问题。麦科德的信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我不断地主张由我来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事，使我们能把急转直下的形势控制起来，如果不召集联邦大陪审团，那么是不是应该委派一个特别检察官呢。但总是有人表示反对。3月25日，我记下了前一天的日记。

    日记

    昨天我们继续就水门事件进行触及灵魂的自我反省。我跟霍尔德曼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诉我，迪安的计划是，可以出席联邦大陪审团，要求豁免，然后把一切都说出来。我不能肯定这样做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样就等于在行政特权方面我们最有力的一点上作出让步。我对霍尔德曼说，联邦大陪审团指定的人，或者特别是麦科德星期四的信中提到的人，都得自愿出席联邦大陪审团，将他所知道的一切提供出来。

    霍尔德曼终于站到我这边来了，而且并不是勉强的，他同意我们必须做的事是出席联邦大陪审团。

    在这里，科尔森是最不情愿出席的一个，我也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就应付联邦大陪审团来说，他恐怕是最聪明的一个。

    我担心的是，那些古巴人可能很随便地同麦科德说到他们希望得到豁免和别人许愿给他们以豁免的事，这看起来就很像政府在进行大规模掩饰，或阻挠司法了。

    科尔森发誓说，凡是他对比特曼说过的话，事后他都写在一个详尽的备忘录里。他说，他只对亨特一个人讲了，那是根据老交情。科尔森说他会帮他说说情，并说有理由相信有人会倾听他的意见。说这句话本身就够糟的了，何况科尔森又说得过头了。

    我跟霍尔德曼说不论给予哪一种宽大处理都有困难。他同意说，在1974年大选前一定不能有什么举动，大选以后，或者大选结束时能不能有所行动也还要看情况。亨特可能是个例外，因为他为我们服务时间长，他又不像其他人那样牵连得那样深，而且他还有很严重的个人困难问题，他的妻子死了，孩子们没有人照顾。

    我跟霍尔德曼说到有必要把整个事件全盘弄清，我说，如果我们让事态这样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就根本无法管理国家，也无法为国家做我们能做的事。我说：每个人都要出席联邦大陪审团，谁被控告有罪，他就得请假离职。我当时心里想到的是马格鲁德。

    我说，问题是，如果我们走得那么远，要是白宫有什么人被控告，那又会怎样?霍尔德曼立即回答说：“唉，这当然正是他们所求之不得的，把最高司令部的某个人赶下台，以此来证明整个白宫都腐败透了。”他说的对，我们必须想个办法把事情彻底了结掉，不让它发展到那种地步。因为在我脑子里还从未怀疑过霍尔德曼或埃利希曼有罪。

    科尔森的问题又是另一回事。他那边发生的事给我带来很多麻烦，他能否从看来是相当复杂和困难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昨天，24日，我写了一段笔记说，3月24日正是我作了越南问题演讲后的60天，那是我们在民意测验中威望最高的时候。又说，整个水门事件一发不可收拾，或者至少在很大的规模上爆炸开了。我也想起，西奥多·罗斯福结束他的极为成功的国外旅行回国时，在纽约市几乎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但几个月后，他自己的党把他赶下领导岗位，甚至连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名代表都当不成。

    也是在3月23日，星期五，詹姆斯·麦科德秘密会见了欧文委员会的主要法律顾问塞缪尔·达什。3月25日，达什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麦科德的交代“既充分又真实”。对这样一种明目张胆带有偏见的行动，连出席招待会的有些记者都感到不可理解，他们之中有的人猜测达什是蓄意这么干的，要对被告施加压力，寻找漏洞。他们不久便发现，寻找漏洞并不那么困难。麦科德与达什秘密会谈的实质问题马上就泄露出来了。而这在以后变成了委员会“态度公正”的典型例子。

    结果证明，麦科德的一个具体目标是约翰·迪安。在3月25日晚上，我们得悉，第二天的《洛杉矶时报》将报道：麦科德“告诉参议院调查人员”，马格鲁德和迪安是事先知道水门闯入事件的。迪安对齐格勒说，这个消息是诽谤，他的律师将通知该报这是诽谤，但这条消息还是登出来了，大标题是：“麦科德说，迪安、马格鲁德事先知道窃听计划”。霍尔德曼又打电话给迪安，迪安又一次断然否认。起先，我想干脆宣布迪安自愿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但后来我决定再等一等。当齐格勒在每日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前来见我时，我告诉他要对迪安表示信任，但对马格鲁德回避作任何声明。

    《洛杉矶时报》的这则消息标志着我对水门事件严重性的认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日记

    我们似乎可以说生活在这样的想法里，认为水门事件在全国来说并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它主要是在华盛顿、纽约受关注。但现在远远不是那样了，由于舆论界的大力协助，它会变得更糟，尤其是如果这些被告开始揭发，对过去的事提出各种真真假假的回忆来，就会在白宫工作人员身上留下可能有罪的可怕污点。罗杰斯说，罗杰·马德在报道麦科德的信时，肯定感到幸灾乐祸。

    另外，我们在报界的大多数朋友，包括迪克·威尔逊、比尔·怀特、罗斯科·德拉蒙德、弗蒙特·罗伊斯特现在都在说，在6月间还只是一件开玩笑的事，现在看来却像是大规模的掩饰行为，除非我们采取行动正面地把事情解释清楚，否则会对总统以及政府在今后的四年中留下严重的污点。

    我认为这说法是对的。

    今天的日子不好过，但总的说来，这一天对别人来说一定也很不好过。我想到在牢中的人，我当然想到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很自然地，还想到此刻一定很发愁的米切尔。不用说，我还想到马格鲁德，他知道他一定在法庭上作了伪证；我也想到迪安，他才是应得到人们最大关怀的一个人，因为他总是充当顾问，出最好的主意，避免干任何有非法或不正当行为味道的事情。

    霍尔德曼在当天跟迪安谈过话，迪安说：“我越看越深信不疑，如果我们要斗下去，我们最终要失败的。时间拖得越久，我们会失败得越惨。”迪安告诉霍尔德曼，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不再援用行政特权而去联邦大陪审团把一切都说出来。我仍然拿不准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方针。迪安还告诉霍尔德曼说，米切尔早些时候曾建议派人去“摸一摸麦科德的脉搏”。迪安说，因此有人传出一种看法，说曾答应他在一年后得到宽大。迪安还表示很担心，因为他自己也曾去看过利迪，叫他别忧虑。我在日记上继续写道：

    日记

    在赦免问题上，到底许了多少愿，也是个问题。照迪安的说法，当然这都是由于他们对我们进行讹诈，但另一方面，正如我告诉霍尔德曼的，虽然没有法律依据可以对那些付讹诈款的人进行起诉，但总统说什么也不能把这样的人继续留在他的工作人员中吧。我虽然没有这样对他直说，但这是我经过考虑后作出的判断。

    根据霍尔德曼的说法，迪安对他说，他怕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是因为，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关于米切尔是否有牵连的问题，这是因为他对米切尔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角色的问题，没有掌握他认为有充分事实为依据的证据。

    迪安还告诉霍尔德曼，在马格鲁德问题上，除了某一点以外，他也一无所知，因为马格鲁德并没有把什么都告诉他。他告诉霍尔德曼说，他跟马格鲁德的唯一牵连是，在马格鲁德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之前，他去见过迪安，并要迪安同他设想联邦大陪审团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来试审他一番，作为一次演习，迪安照办了。他说马格鲁德在回答问题时回答得很好。但他说：“我没有跟马格鲁德进行那些不供发表的谈话让他把事实全讲出来。所以我也不知道马格鲁德真正知道些什么。”

    迪安还跟霍尔德曼提到一点，说他也不知道戈登·斯特罗恩到底知道多少事。

    霍尔德曼说他问迪安，斯特罗恩有没有作伪证，迪安说：“他没有。”我对霍尔德曼指出，如果迪安出席联邦大陪审团，联邦大陪审团就要传讯霍尔德曼、米切尔、科尔森、埃利希曼，还可能传讯在审问迪安的过程中出现的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都得出席联邦大陪审团。霍尔德曼又一次说，科尔森非常不愿意受到联邦大陪审团的讯问。迪安对霍尔德曼说，他有意不问科尔森关于水门以外的事，而科尔森似乎对这些事很担心，而迪安则真的不想知道这些事。我告诉霍尔德曼，我不知道科尔森做过什么不合法的事情，除非他叫那些古巴人在别的地方干过些什么混账事。霍尔德曼答称：“他可能这样干过。”我说：“你知道他干过?”霍尔德曼回答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在这个阶段，迪安从戴维营打电话告诉霍尔德曼的助手拉里·希格比说，就白宫工作人员中的其他人而言，迪安的报告可能算不得一篇很好的辩护词。但是，这份报告对迪安本人却是一篇很好的辩护词。

    在水门问题上，所有的事都越来越不稳定了。我仍然在寻求采取某些行动使白宫超脱于议论之外————给人们一些印象，表示我们，不光是欧文委员会，也是站在正确一边的。

    有一阵子我考虑过迪安所出的一个主意，成立一个像调查肯尼迪总统暗杀案的华伦委员会那样的总统特别委员会。迪安说，他喜欢这个主意，因为这样就可以把事情一直拖到1974年大选以后。那时，我就可以考虑宽大的问题了。但我征求比尔·罗杰斯对水门事件的意见时，他强烈反对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他警告说，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只会想自己出风头，到最后人们一提起尼克松政府时，恐怕就只记得有过这样一件大事了。我最后终于同意这个看法，我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说：“关于成立一个委员会可能拖过1974年大选的主张……我的看法是，反正这件该死的事总要暴露出来的，我想你们最好还是赶紧脱手为好，尽量少受损失，而且说实在的，脱手得越快越机灵越好。”

    我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我去找赛里卡法官，告诉他，他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或者召集新的联邦大陪审团，或者指派一名特别检察官。罗杰斯喜欢这个主意。但科尔森反对在任何情况下指派一名特别检察官的做法。他直率地说，他认为白宫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牵连进6月17日以后的活动中了，只有他本人是例外，所以我们不应该有意识地去增加我们被人攻击的弱点。迪安也反对我去找赛里卡的这个主意。他提醒霍尔德曼，说他早些时候曾提出过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我们设法为他，即迪安，弄到豁免权，然后让他到联邦大陪审团去作证。他说，用这个办法他就可以把马格鲁德不公正地株连别人的可能性给排除掉。

    3月27日，迪安打电话给霍尔德曼，他说他跟保罗·奥布赖恩————他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聘请来处理水门诉讼案的律师之一————两人得出了结论，事实上是米切尔批准了水门窃听计划。迪安认为米切尔现在利用白宫保护自己，他说米切尔和马格鲁德为了保护自己而把“苹果和橘子”混起来。例如，马格鲁德显然在说，整个情报计划都是迪安根据霍尔德曼的指示首先想出来的。马格鲁德甚至说，斯特罗恩有一次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这是总统交办的”。

    在过去十个月中，我由于过分敏感，再加上不愿去了解真实情况，生怕结果会闹得大家不愉快，因而就一直推迟同约翰·米切尔直接交锋。现在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了。我跟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谈到要米切尔亲自对我们讲讲窃听计划和闯入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但甚至在我们对此能够做出任何决定之前，我们又得对付最近出现的另一个问题。迪安现在又说，如果他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他要驳倒马格鲁德————可能还有米切尔————早先的证词。首先，在米切尔的办公室里事实上开过两次会讨论利迪的计划。马格鲁德原来作证说，只有一次会议，而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关于竞选费用的新法律规定。迪安搞不清楚米切尔在这点上是怎样作证的。迪安和马格鲁德都说，米切尔曾对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维持原来的说法，即只有过一次无关痛痒的会议。霍尔德曼说，他打算劝马格鲁德到法庭上去说“我说了谎”，并更正一下记录。我问，马格鲁德是否有可能不坚持原来的说法，但埃利希曼说他不能，因为矛盾太多，我表示同意，但又不知道我们能否为他取得豁免。

    3月28日，霍尔德曼安排米切尔、马格鲁德和迪安开会，研究一下能否解决他们同利迪开会的次数问题和会议内容问题上的矛盾。

    开始，米切尔单独会见霍尔德曼，他说他的第一个错误是，在利迪一提出这计划时，他没有把这事给否定掉。但是，他说他当时没怎么太注意这事。

    马格鲁德告诉霍尔德曼说，利迪在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报到之前，就接到命令要他准备为竞选收集情报的计划。他不能肯定是谁下的命令。但是，马格鲁德肯定，在跟利迪开会的次数问题上说谎是迪安的主意。尽管对马格鲁德的说法要持怀疑态度，但对于迪安为使水门事件不致闹得不可收拾而做到什么程度，我们由此可以得到一个了解。马格鲁德报告说，迪安不仅建议马格鲁德说只有一次会议，并且要马格鲁德销毁他的办公桌上的日记本，因为其中有一条关于这两次会议的记载。马格鲁德还说，是迪安建议他在会议目的的问题上说谎，说会议只是讨论新的竞选法。事实上，马格鲁德说，他之所以那样作证只是为了保护迪安。他指出，他就是承认了会议是讨论收集情报，也不会对他自己不利，但他这样一承认却会损害迪安，会把迪安拖进收集情报计划的活动中去。

    所以杰伯·马格鲁德为了保护迪安作了伪证————而现在迪安却要揭露他是一个作伪证者而毁掉他。

    霍尔德曼说马格鲁德的样子很可怜，并问及有无可能得到宽大处理，霍尔德曼想法安抚他，但说明他不能承担义务。

    在与米切尔和马格鲁德开过这些会以后，霍尔德曼跟迪安开会，迪安说他不能做米切尔和马格鲁德要他做的事————证实他们事先不知情的说法。他说要避免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是让他根本不出席作证。当霍尔德曼把这告诉我时，我反复考虑是否应援引行政特权让迪安可以不出席作证。

    迪安告诉霍尔德曼说，他认为我们大家都需要听听专搞刑事诉讼的律师的意见。他说他自己要去找一个，我们大家都可以请律师来给我们出主意。

    欧文委员会继续透露带有偏见的消息，报上头条大标题宣称麦科德把米切尔跟事先批准水门计划牵连上了。同时，委员会的一个想出风头的共和党委员、康涅狄格州的洛厄尔·韦克尔开始攻击霍尔德曼，指控他对政治谍报计划是“完全知情的”。委员会资深的共和党成员、田纳西州的霍华德·贝克，私下对韦克尔的“表演”表示震惊，但是不论是他还是我们都对此毫无办法，而韦克尔则如愿以偿，大出了一番风头。

    共和党保守派参议员詹姆斯·巴克利、约翰·托尔和诺里斯·科顿公开要求我让白宫的助理和前任助理出席欧文委员会作证。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布什私下主张采取一点行动使我们摆脱被动地位。

    3月29日下午，我决定在水门作证问题上放弃行政特权，派迪安出席联邦大陪审团。埃利希曼为宣布此事写了一张纸的笔记要点，我们要求齐格勒召集一次特别新闻发布会。

    然而，齐格勒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反对意见：大部分记者已离开白宫，当天不会回来，而几个小时后我将在那天晚上发表重要电视演说。我同意齐格勒的建议，我们等到第二天再予以宣布。后来我有时在想，如果当时像我要做的那样立即发表该项声明，事情又会怎样发展呢？因为迪安本人那时是赞成这个主张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他在短短的几天内会改变主意。当我们同他提到这事时，他极力反对并说他的律师告诉他，现在不应该表示愿意出席联邦大陪审团的声明。

    所以，我不得不取消了这项声明，把这个计划作废。又一天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做。

    在当晚的演说中我宣布暂时冻结肉价，并对河内破坏印度支那停火协议提出警告。我欢迎最后一批战俘回国。我说：“12年来第一次，在越南没有美国军队了。”但是，在华盛顿，注意力已经集中到水门事件，舆论界几乎没有人关心越南问题了————现在已不再关心了，因为关于越南的消息是好消息，而关于水门的消息却是坏消息。

    在月底，又连珠炮似的透露了一批关于水门的新消息，各电台采用了美联社的一条消息，引用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麦科德指出霍尔德曼肯定是事先知道闯入计划的。《纽约时报》的“可靠人士”说麦科德只是通过道听途说把霍尔德曼牵连进去，但却断然声称科尔森是知情的。其他人士对《华盛顿邮报》说，麦科德根本没有牵连霍尔德曼。

    在日记中，我写道：“我对霍尔德曼的刚强感到钦佩。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只祈求上帝，让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办法使他能免受这一切灾难，虽然这样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都在尽力想揪住他。”

    3月30日，我们动身去圣克利门蒂之前，齐格勒宣布，白宫工作人员如被召去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他们将进行充分合作。他还透露，正在就放宽我们在行政特权上的立场与欧文委员会进行谈判。

    我要求埃利希曼接替迪安，负责处理水门问题。迪安受到的攻击太多，显然今后还会受到更多的攻击。为了确立一种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埃利希曼起草了一封信要我签字，正式把这些责任委托给他。

    那天晚上，我们到达加利福尼亚州之后，我在洛杉矶举行的一次向电影导演约翰·福特表示敬意的宴会上，授给他自由勋章。他已78岁，患了不治之症，但他坚持要人家扶他到话筒前接受勋章并致辞。他对与会的大批著名人士说，当他看到战俘回家时，他哭了。他说：“于是，我拿出我的一串念珠，数了几十个念珠，我做了一个简短而热诚的祷告，这可不是一个别出心裁的祷告，而是今天千百万美国家庭都在做的祷告。这祷告很简单，就是‘上帝祝福尼克松’。”

    4月2日阮文绍总统抵达圣克利门蒂作国事访问，他对共产党公然破坏巴黎和平协议所表现的毫无信义感到担心，我同他一样感到担心。我向他保证，我们将不会容忍任何真正威胁到南越的行动。他对我的保证表示感激，但我知道他一定也担心我们国内被水门事件搞得精疲力竭，必然要影响我在国外采取强有力行动的能力。

    埃利希曼果断地担当起白宫处理水门问题负责人这个新角色。他想出了一个对付欧文委员会的谈判战略，并开始进行一场收集事实的全面调查。

    4月5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律师保罗·奥布赖恩来到圣克利门蒂，提出他对案件的估计。埃利希曼发现奥布赖恩对当前的事实和形势所了解的情况又不一样，根据奥布赖恩得到的消息，马格鲁德现在又说，科尔森打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电话给他，催促他们在亨特-利迪计划上行动起来。就在上一周前，迪安还告诉我们，奥布赖恩感到米切尔批准了这计划，而现在奥布赖恩却又告诉埃利希曼说，米切尔事先不知道闯入事件，但马格鲁德毫无疑问是知道的。

    4月5日，奥布赖恩会见埃利希曼的同日，我们回到批准任命帕特·格雷为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听证会问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一直把这项提名压着，要等到迪安肯在该委员会作证才予以批准。批准格雷的机会很小，即使我们可以设法得到足够的票数，他的声誉现在已蒙受了很严重的损失，认为他已不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局长。所以我要霍尔德曼打电话给他，要他自己出面请求撤销对他的提名。格雷马上给我打电话，以豪爽的气概做了我要求他做的事。

    后来那天下午，埃利希曼跟马修·伯恩法官简短地碰了面，伯恩是司法部部长克兰丁斯特和亨利·彼得森几周来竭力推荐作为未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人选。伯恩是民主党人，是很受人尊敬的一位法官。唯一的缺点是，一旦格雷的提名被撤销，重要的是要马上提出另一人选。如果我们决定提名伯恩法官，我们就得等到他主持审理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一案的审讯完毕之后。埃尔斯伯格是因未经授权占有机密文件而受审的。

    日记

    跟帕特·格雷通了电话，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真是好样的。他说他一贯忠于总统。他说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得知消息后都感到很难过。我说，没有人比我感到更难过的了。

    我跟伯恩法官作短时间的会见，我走出办公室的门还跟他谈了几句。我对他像钢一般坚强有力的握手印象很深。他双目炯炯，坚强而冷静，他42岁，正是合适的年龄。可是不巧得很，他审理的案件一个月之内还结束不了。

    康纳利给我打了电话。正像我预料到的，康纳利对水门事件感到很不安，认为总得要打发走几个人。康纳利对乔治·布什提出，总统周围的人太多了，他们把总统与外界真正发生的事情隔离起来了。当然，我们在这里还得承认，有些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我们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而且我们也一定做了一些正确的事。

    我通过哈洛从阿格纽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十分惊奇的口信，他说他将为水门事件讲讲话，但有一个条件，那便是他必须见一见总统。我告诉埃利希曼向哈洛传个口信，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要求阿格纽做连他自己也不确信是否应该由他本人出面做的事，在目前情况下，他只需为自己的事操心，而我当然会为自己的事操心。我只希望哈洛传达这口信时能把我想表达的意味深长的意思如实地转达给阿格纽。

    我告诉霍尔德曼，我们两人幸好在水门事件爆发前一点也不知情。如果他们事先问过我们，我也不敢肯定我们究竟会说些什么，尽管我想我们一定会因为这个计划极端愚蠢而把它一笔勾销。

    基辛格来了，他告诉我，他认为我应该坚决让霍尔德曼留任。我说：“如果他有了犯罪的迹象呢?”他说：“即使他有一部分罪责，别人死盯住他是因为他们知道霍尔德曼是政府中的铁腕人物。他是你身边最无私、最能干的人，你必须得留住他。”

    我们在这四个月中遇到的问题，比大多数当过两届总统的人在第二届的四年中遇到的问题还要多。在去年12月，有人指控我们搞孤立主义并轰炸北越。在1月，看来战争就要结束了，但又有人攻击我们惨无人道，同国会关系紧张，扣发预算中的拨款，以及预算问题上的种种事情。在2月，他们又在经济问题上进行攻击。3月，又是水门事件。所以每个月都有点事，而每一件事都产生腐蚀性的影响。

    有一种很有见解的看法是，如果其他事情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水门事件是损伤不了我们的。但是，举个例子说，如果把经济搞垮了，那水门事件就会使其他方面的失败影响加剧。这就是为什么把国内的事情和经济问题等解决好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为了转移注意力，而且也使人民不要认定政府出现了崩溃的裂痕，而这正是杜鲁门执政的年代所发生的事。这不仅是那5%的人的问题，而是除了那些人以外，人们都认为杜鲁门政府就是不好。我们一定不能让那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

    在4月初，迪安告诉我们，他的律师将去会见美国检察官并进行试探，看看如果迪安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会涉及一些什么问题。4月7日，他告诉霍尔德曼————从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年代，他同霍尔德曼就一直保持经常接触————说他第二天要跟美国检察官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他说，人们对闯入事件发生后的活动并不感兴趣。他预料要被召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因此要求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一回到华盛顿就和他见面。4月8日，我们回到华盛顿的早上，我记了一篇日记，谈到看来整个形势的发展很不利，但仍表示乐观，认为我们能够渡过难关。

    日记

    科尔森打电话来说，他有证据说明米切尔可能要让霍尔德曼充当替罪羊。我决不允许这种分裂活动伤害我们之中的任何人。诚然，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打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决不能让它发展到互相毁掉对方的地步。

    在事后，当我回过头来看国会复会后几个月的情况，我想我的情绪被当时发生的问题弄得过于消沉，实际上弄得像被鬼缠住了似的才是更恰当的词。我们现在有三个问题：物价问题、水门问题、越南动乱加剧问题。但跟战争这个大问题和我们在过去四年里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来比，这些问题也并不是那么太困难的。它们是可以解决的，也会过去的。但就当时的战争来说，我们简直就不知道能否把它结束掉。

    我们一回到华盛顿，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便会见了迪安。迪安告诉他们，他即将出席联邦大陪审团。

    当我听到这消息时，我说米切尔必须决定他是否要告诉迪安，要他在与利迪开会的问题上说谎。关于迪安，我说：“约翰不会说谎。”埃利希曼说，迪安能够做的最聪明的事是到检察官那里去，表现出他将持合作的态度。

    我回答说：“对。”

    埃利希曼说迪安强烈地感到现在已是“你得让事情自行发展”的时候了。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4月10日，特德·阿格纽问霍尔德曼，他能否到霍尔德曼的办公室去见他，因为他有一个问题需要帮助。他告诉霍尔德曼，在巴尔的摩有一个给他工作过的人，在一项关于佣金和竞选运动捐款的调查中受到讯问。阿格纽对霍尔德曼保证，他本人是清白无辜的，没干什么错事，但是这个人看来保留着向那些从他的政府中得到好处的人那里筹募竞选捐款的记录。而阿格纽认为这有可能引起难堪的局面。他问白宫能否派个人去见马里兰州参议员J.格伦·比尔，他是巴尔的摩检察官的兄弟，提醒他注意，我们不愿使阿格纽的名字以不必要的或令人难堪的方式见报。

    霍尔德曼将这次会见的情况向我报告。对阿格纽有可能被不公平地拖入泥淖这种前景，我是十分关心的。可是由于所有的其他问题，以及我们同国会山的紧张关系，我看不出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来帮助他。实际上，现在的气氛是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来帮助他，都可能反过来对自己不利，而且显得好像我们是在为他进行掩饰。

    4月13日，迪安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在联邦大陪审团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中，白宫还不是一个目标，虽然检察官们开始在为6月以后的阶段准备材料。

    但是马格鲁德似乎意识到他的日子不长了。早些时候，他带话给霍尔德曼说，如果他去检察官那里，他的证词会把约翰·米切尔拖下水。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马格鲁德要说米切尔批准了窃听计划。他征求霍尔德曼的意见，霍尔德曼回答说，律师叫他怎样做他就应该怎样做，换句话说，他应该站出来说话。

    当埃利希曼会见科尔森和科尔森的律师戴维·夏皮罗时，科尔森说，下星期一，霍华德·亨特在联邦大陪审团作证后，米切尔和马格鲁德都将被起诉。

    看来我们回到华盛顿好像成了一种催化剂，现在指控和反指控四面八方满天飞。我尽我最大的可能把每个人都找来，想制止这种互相指责，但是已经发生了谁也控制不住的恐慌局面。科尔森说，马格鲁德又放出消息说霍尔德曼、米切尔、科尔森、迪安和我事先都知道闯入水门的计划。但马格鲁德给霍尔德曼的一个助手打电话说，他的证词会损害米切尔、斯特罗恩和迪安，但不会损害霍尔德曼。

    霍尔德曼报告说，科尔森声称，埃利希曼和迪安曾告诉他去答应亨特到1月份可获得宽大处理，但科尔森比较聪明，他没有这样做。埃利希曼又有另一种说法。根据他的说法，他指示科尔森，不要对亨特说任何关于宽大处理的话，并且不要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显然很快就要有事情发生了，我们无法再回避令人不愉快的事实，即整个事情已完全无法控制，无论如何必须设法把白宫挽救出来。现在不仅是对水门闯入事件知情或事后加以掩饰的问题，而是可能必须答复那种指责，说我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没有及时根据已了解的情况采取行动。关于最后这一点，埃利希曼说，迪安在过去几个星期、几个月里提供给我们的情报不是直接的，他只是根据第二手了解提出各种推论，诸如某某事情可能发生过，或某某人可能知道此事等。所以我们就谈不上有明确的法律义务去采取行动。但前一天，马格鲁德给霍尔德曼的助手打电话，明确地说他要把约翰·米切尔拖下水，这是第一手的“有关行动的了解”，我们不能再在一旁袖手旁观了。

    自从约翰·迪安第一次告诉我在接近总统职位的部位得了癌症以来，已有三个星期了。从那以后，水门事件几乎是经常盘踞在我们心头的事。我试图弄清事实，但却发现它们不像一个拼图板一样，可以把各个碎片拼出一幅真实的图像。这些事实更像一个万花筒里的碎片，一会儿就可以排列出一个花样来，好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案，每一细节俱全。但是只要有某一点猜想稍有改变，就会把它们全打乱，又可以拼成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案。

    例如，3月13日迪安告诉我，戈登·斯特罗恩事先知道窃听一事，并暗示斯特罗恩作了伪证。3月17日，他又说斯特罗恩很可能知道闯入事件。但是，3月20日，霍尔德曼说斯特罗恩事先并不知道闯入事件，也没有说谎————而是“忘了”，并且当时也没有好好问他。3月21日，迪安说他认为斯特罗恩事先知道闯入事件。3月26日，迪安告诉霍尔德曼，他不知道斯特罗恩究竟了解多少情况，不过他知道斯特罗恩没有作伪证。4月14日，斯特罗恩对埃利希曼否认他事先知道闯入事件。可是，到4月底，我被告知，关于斯特罗恩事先知情不知情的问题，马格鲁德通过了一次测谎试验。斯特罗恩也参加了测验，而他却没有通过。几年后，斯特罗恩告诉我，事实上他通过了那次测验。斯特罗恩从未被指控说他事先知道水门窃听电话的事。

    关于科尔森有何牵连的问题，也像万花筒一样的混乱。从一开始，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就告诉我，科尔森根本没有任何牵连。然后到了3月13日，迪安说，科尔森不知道闯入水门的具体情节，但是他像其他人一样“知道那里有点什么事情在进行”。3月21日，迪安又告诉我，科尔森的一次电话可能等于扣了窃听计划的扳机，因此迪安“假定”科尔森对他在催促别人干什么事是“相当清楚”的。3月23日，科尔森完全否认他知道这种情况。然而，五天后，马格鲁德和米切尔都推测说，科尔森事先是知道的。4月8日，新闻报道透露，科尔森在事先是否知情问题上进行了一次测谎试验，他通过了这测验。他从来没有被控事先知道闯入事件。

    关于霍尔德曼，同样存在着一个混乱但极其重要的问题。迪安和马格鲁德都说，霍尔德曼和斯特罗恩收到了水门窃听报告的抄件，霍尔德曼可能知道这些报告中的情报说明什么问题，并知道情报的来源。霍尔德曼却对我说，虽然事实上他可能曾接到这些报告，但对来源，他一无所知。以后证明，他和斯特罗恩并没有接到任何报告，在别人这么控告他们时，他们却认为他们收到的一些无害的情报，也许可能就是水门窃听的记录。

    关于米切尔的作用问题，这是所有问题中最基本和最敏感的问题。十个月来，人人都在猜测米切尔事先是否知情。3月21日，迪安告诉我，他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但在3月27日，他告诉霍尔德曼，他和保罗·奥布赖恩断定，米切尔确实批准了闯入计划。然而，到4月5日，奥布赖恩又告诉霍尔德曼，他的结论是，米切尔没有批准此事。4月14日，米切尔告诉埃利希曼，他没有批准闯入计划。而实际上也没有人对他提出这类控告。

    我们一直在想，如能确定所有事实，我们就能找到一条出路，减少受牵连的人们可能要负的刑事罪责，如果不能排除这种罪责的话。但我们始终未能肯定这些事实。而每一行动方案，不论是全体出席联邦大陪审团或特别检察官作证，或出席总统委员会作证都有人反对，不是我们这个助手或朋友，就是另一个助手和朋友，由于自己突然发现处于软弱的地位就表示反对。

    结果是，当迪安在3月21日对掩饰活动的后果正式向我提出警告以后的三个星期以来，我们什么也没有干，只是对捉摸不定的事实干着急，继续想找点什么办法来防止造成损失。到了4月14日，一切防线都开始崩溃，我所能做的只有设想使自己能够声称我已经在着手解决这个案件了，这样来为我过去没有发挥领导作用挽回一些威信。

    我决定，为了表示我有所作为的一个步骤是叫米切尔来华盛顿。这也可以提醒他，我们现在的处境如何，必须行动起来。不是简单地把情报统统交给检察官，我要米切尔有自己独立采取行动的机会。

    埃利希曼说，他将告诉米切尔：“总统极力主张，为了使这件事的结局能对政府略微有一点益处，那唯一的办法是由你发表一个声明，基本内容是：‘我在道义上和法律上要负全部责任。’”埃利希曼说，如果米切尔和马格鲁德还想硬顶，那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对他们说，我已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迫使我采取行动。

    我第一次被迫在水门事件上与约翰·米切尔摊牌。

    霍尔德曼仍不相信米切尔有罪。“我不认为米切尔曾下令在水门进行窃听。我也不认为，在发生水门窃听事件时，他当时就知道得很具体。我真的不这样认为。”他一再说。我表示同意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说服我相信米切尔是有罪的。但肯定会有足够的证据使他不得不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霍尔德曼提出，如果米切尔出面承担责任，调查人员和报界也许就不会再去追究掩饰行为了。我悲观地说，他们应该不再追究，但他们可能还会追究的。

    我说：“米切尔的事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我告诉埃利希曼去跟米切尔说，这是我所作决定中最棘手的一个决定，比柬埔寨、5月8日和12月18日的决定加在一起还要难办。我说，他应该告诉米切尔，我不忍自己跟他当面说这事。我对埃利希曼说：“约翰，我坦白地告诉你，我现在的做法是把你放在一个同艾森豪威尔当年在亚当斯问题上把我放在的同一个位置上。但我敢说，约翰·米切尔永远不会进监狱。我同意那种设想。我想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会拼命地为自己辩护。”

    当我们转而谈到约翰·迪安的问题时，迪安即将应召出席联邦大陪审团作证。埃利希曼反对让迪安离职。他感到迪安在6月份以后的活动还没有严重到使他必须离职的程度。他还认为，如果迪安仍留在白宫工作，联邦大陪审团会给他比较好、比较体面的待遇。而且，我们都认识到，把迪安踢出白宫可能使他转过来反对我们。

    我说：“迪安只是试图尽他的能力收拾残局。这里每一个人都知道，不这样做不行。”

    霍尔德曼补充说：“为了有利于高一级的人员，迪安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

    我提起了埃利希曼最早提出来的一个论点：如果迪安有罪，那他的罪并不比白宫半数工作人员的罪更大些。我又补充说：“他的罪也不比我在一两个星期以前的罪更大一些。”

    至于马格鲁德，我要求埃利希曼跟他谈谈并告诉他，如果他认为保持缄默是对我有利的，那么他就错了。我告诉埃利希曼对他要讲一些“好听的话”，那样会有助于缓和这种痛苦的局面。我提出，要他把我对马格鲁德本人和对他的家庭的深情厚谊转达给他。事实上，我在前一天晚上，还想到马格鲁德那些还在学校念书的孩子和他的妻子。我说：“这真叫人心碎。”我回想起两周前，霍尔德曼曾谈到马格鲁德在请求给予宽大时是多么可怜。我告诉埃利希曼转告马格鲁德，带这个口信给他对我是很痛苦的。我说：“我要把这一点告诉他，使他知道我对他是有感情的。所谓请求宽大处理的问题必须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4月14日下午1点40分，埃利希曼会见了米切尔。会见后，埃利希曼向我报告说，米切尔是个完完全全清白无辜的人，他没有错过一个机会把对白宫的诽谤中伤给转移开去。他拒绝承认他对闯入事件负有任何责任。

    米切尔证实了马格鲁德所说的，是迪安说服马格鲁德在同利迪会见的次数和内容问题上对联邦大陪审团撒了谎。我感到十分震惊：第一，米切尔居然参加了这些会议；第二，明确证实了是迪安说服马格鲁德去撒谎的。

    我问道：“对这，迪安是怎么说的?”

    埃利希曼回答说：“迪安说那是米切尔和马格鲁德讲的。”他苦笑道，“这个会议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安静的会议。因为每一个人都说，话是另外两个人讲的。”

    埃利希曼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报告，那是关于他与迪安最近的一次谈话。迪安现在说，“这里的每个人”都要被起诉。迪安有所指地对埃利希曼暗示，检察官是要抓比约翰·迪安大得多的目标————他们正瞄准像约翰·埃利希曼这样的目标。

    问题显然出在钱上————迪安为水门被告向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要钱的事。埃利希曼称为迪安的“假设”是：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同意利用卡姆巴克去筹款，同有具体筹款行动一样有害。我说，我仍然不相信，检察官居然能够控告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犯了阴谋罪，仅仅因为人家问了他们一下，是否可以去筹募一些款项。霍尔德曼说：“从法律上来说，我肯定他们是能够这样做的。实际上，这却似乎是根本不沾边的事。但可能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4月14日傍晚，我口授了这一天的长篇日记。

    日记

    我刚吃过了咸肉和鸡蛋，等着去参加白宫新闻记者宴会。具有相当讽刺意味的是，得奖人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而他们的大部分报道都是诽谤性的。但另一方面，有重大意义的是，昨天和今天，水门案件第一次真正揭开来了，而我对有关事实总算是有数了。

    在星期五的会议中，我对埃利希曼第一次提到准许霍尔德曼和迪安请假离职的主意。他回来说霍尔德曼不会接受这个主意，我想埃利希曼也不认为迪安会接受，因为事实是，迪安有办法把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两人都牵连进去，这倒并不是说我的主意会使他们两人无法为自己辩护，但却会造成令他们难堪的局面。无论怎样，迪安现在不请假离职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还没有等到斧子落在头上就自己先承认有罪。

    有趣的是，霍尔德曼说，马格鲁德去见他时讲过：“再见吧，我就要去坐牢了。”当时马格鲁德说他自己像个如释重负的人，一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人。他已决定听天由命，准备任凭命运摆布了。

    照马格鲁德的说法，美国检察官的主要目标是科尔森。如果迪安顶不住了，显然科尔森也就完了。当科尔森说他事先不知道要在水门进行窃听时，他可能讲的是老实话。但另一方面，他似乎深深地牵连在催促利迪执行计划以及要取得关于〔民主党的〕奥布赖恩的材料等事情上，至于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但是米切尔也提到过要取得关于奥布赖恩的材料。

    同样相当清楚的是，在整个事件中，迪安是个演员，而且演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超————情况也可能是：马格鲁德在这方面也遮遮掩掩地演了一点戏。特别在迪安是否教过马格鲁德如何作证方面的问题上，迪安所说的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在这方面，米切尔整了迪安一下，因为他说迪安曾在一次米切尔也参加了的会议中教马格鲁德如何作证。迪安在那次会议上好像是非常活跃的。

    我在这里有一条笔记说“那门乱炮终于放了”，能够说的大概就是这样了，因为马格鲁德去向美国检察官交代时，就是这样说、这样干的。然而，我很高兴他这样做了，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让这该死的事件都抖搂出来收拾清楚。

    这些人会碰到这样的事真是太糟糕了。他们这样做都是出于良好动机，一片忠诚，但他们就是稍微做过头了一点，并且后来又企图进行掩饰，所以把事情弄得更糟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这是很遗憾的。我想在大选期间，大家觉得怕影响大选，所以我们不能轻举妄动。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只是把迟早要到来的日子推迟了一下。当然，大选以后，本来是正面解决这事件的时机，但我们那时没有采取行动，其中的道理我大概要在以后才能明白过来。那时，我就是严密注意，也没有人真正把这件事管起来。我们把太多的责任交给米切尔等人了。

    在我们今天的谈话结束时，霍尔德曼自己提出了他辞职的问题。他很直率地说他不愿辞职，也感到他不应该辞职，但他可能不得不辞职。在这问题上我没有明确表态，因为我想我们可能在某个时候得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正如我昨天对埃利希曼以及今天早上对基辛格所表示的那样：我目前的倾向是，我们必须在霍尔德曼周围筑起防线保护他，这是由于，首先，他是真正无辜的，尽管他跟整个事件略微有点牵连；其次也由于不保护他就等于政府方面明确承认自己有罪，以后就真的很难使人觉得我们还有什么道德品质了。

    让米切尔和大部分竞选人员都牵连进去，加上迪安还可能是一个候补者，这种情况本来已经够困难的了，如果再让霍尔德曼也牺牲掉，我想这将更是额外的打击了。

    当然现在我们需要争取一些共和党人来支持我们。但我们预料的事情却开始发生了，像约翰·安德森、约翰尼·罗兹、乔治·艾肯，当然还有完全可以想到的马赛厄斯和萨克斯比这样一类的人物都纷纷离去，这种情况会逐步升级，这会发展成一个普遍现象，跟布里奇斯当年在谢尔曼·亚当斯案件上把水搅浑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

    阿格纽否认这样的消息，说他对总统以这种方式处理水门事件感到吃惊。阿格纽虽然关心马里兰州大陪审团进行的调查，可能牵涉到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之一以及一些对阿格纽很不利的备忘录————关于他跟一些给他提供竞选经费的人物在他们得到州政府合同之前所作谈话的备忘录。当然，这在各州中是常有的事。当霍尔德曼告诉我这事时，我对他开玩笑说：“感谢上帝，亏得我没有当上加利福尼亚的州长。”

    克兰丁斯特在这里似乎是个奇怪的演员。埃利希曼根据我的指示给他打电话，这时他刚打完一场高尔夫球。他对事态发展感到惊讶，但仍然支持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的主张。而米切尔则完全反对这个主张，我也觉得这样做会是很错误的。特别是在目前，美国检察官在这案件中的活动是如此有成效，代之以一位特别检察官等于当面打了他一记耳光，而且也等于对我们的司法制度投了一张不信任票。

    具有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是，今天早上〔哈罗德〕利普赛特所透露的情况说，他在1966年从事窃听被控犯了重罪，但最后却作为轻罪判处，暂缓执行。而他现在却成了欧文委员会的主要调查人。《华盛顿邮报》还尽量为他涂脂抹粉，而且达什还说，找一个有做错事经验的人来充当调查人是很有必要的。这种双重标准实在令人震惊不已。

    今天我对霍尔德曼说，罗杰斯一定不能离职。这对基辛格将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我们只能这样做。当我们正为水门事件受到煎熬的时候，只要能够避免，就不让任何人离职。

    过去三天来，唯一令人高兴的事，也可以说是少数几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之一是：在星期一将发表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是，60%的人拥护我们，33%的人反对。这大概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最后一次看到有如此高的赞成多数了，除非在明年年底前我们能有几项惊人的突破。但另一方面，这确实表明，到目前为止，水门事件并未严重影响到公众，受到影响的大概只有5%的人。但是，盖洛普正在进行另一次民意测验。这次测验大概将表明，由于过去几天内揭发的消息，将会有更多的人受到影响。

    我跟黑格和亨利就越南问题开了一次很好的会。在这里，事情似乎越堆越多了，越南和经济情况现在都成了问题。

    明天我要处理这些问题，如果我能从这些问题中解脱出来，我将这样做。

    我刚写了一个条子建议埃利希曼或许可以跟欧文谈谈今天揭露的消息。这办法有点不寻常，但我们可以试一下。

    无论如何，今天就到此为止。

    这是到1974年6月以前我最后一次口授日记的全文。事情的发展令人如此闷闷不乐，弄得我不再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口授我每天的回忆了。

    我1月份的日记表明，我们那个时候已知道通过一个古巴委员会把钱送给了被告，当时，我们希望亨特和其他人会表示服罪，避免由于审讯而引起公众注意。在那之前，我相信从来没有人要求我批准让卡姆巴克参与筹款，我也不知道，有35万美元从白宫转账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而其中至少有一部分转给了被告。4月初，埃利希曼告诉我，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律师奥布赖恩说，从法律观点看，批准这些付款究竟算犯罪还是算无罪，关键要看动机。如果给钱的目的是为了律师费和家庭赡养费，那便是合法的。如果目的是为了收买被告保持缄默，那就是阻挠司法。

    日记

    当然，目的是想保证被告在坐牢期间，能得到适当的法律协助，让他们的家庭得到照顾。这，我想是完全合法的事。但我想你也可以说给他们钱是收买他们不开口，别说出内情。现在这是否构成一种罪行————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不说出他们掌握有关其他人的罪证，甚至不说出有关他们自己的罪证，尤其由于他们是犯了罪的————则还有待观察。

    4月中旬，越来越清楚的是，付钱给被告即将成为最大的问题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在回忆他们当时的动机时，开始发现，对水门事件进行掩饰的这种阴影笼罩着一切，以致不可能按照早先的活动和决定的本来面目把它们提出来。难道付钱的目的是为了要被告不揭发其他有牵连罪行的人?或者仅仅是为了————我认为他们是这样————付律师费和家庭赡养费，免得被告一不高兴起来就乱咬?这是为了照顾人情，也是为了避免发生政治问题。这不是为了压制第一手罪证情报。

    谈到动机问题，真正的答案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里和良心里。我不知道这答案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每一个参与者会提出什么主张。但我知道，要熬过这一难关最好的办法是，参与这项不幸事件的每一个人团结一致，坚持付钱给他们并不是为了收买他们保持缄默这一立场。由于对付钱这件事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只要有一个人承认这钱是为了封住别人的口的贿赂，就可以把其他所有人的行动————包括无意和无害的行动都给玷污了。如果迪安说筹钱是为了保护有罪的人而且参加筹款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那他就等于这么做了。我说：“我希望我们能使迪安不这样做。”我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说，我认为有牵连的每个人应团结一致，坚持一个说法，即他们筹款不是为了阻挠司法。几天后，当我们又讨论这个问题时，我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谎，而是要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我在新闻记者宴会上讲完话回来，先打电话给霍尔德曼，之后又给埃利希曼打电话。我对他们重申，我很关心参与筹款的人对筹款动机要有同样的解释。我还说，我要提醒科尔森注意所发生的事，使他不至于在联邦大陪审团要他出席时，稀里糊涂地被人抓住说他作了伪证。我还对他们两人说，我现在得出结论，对付欧文委员会最好的办法是径直往前，让每个人都出席公开作证。霍尔德曼本人也得出这个结论，他甚至想，我们可以同意在电视上公开播送实况。

    我告诉他们两人，那天晚上，我在准备新闻记者宴会上的讲话时，我在想些什么。这样说似乎显得有些夸张，但事实是，在今后的四年中，美国总统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会决定整个世界在今后的25年中能否有个机会保持某种不安的和平。在对外政策方面，总统领导得好或坏是会产生很不一样的结果的。我对埃利希曼说：“不论我们得到的遗产是什么，他妈的总不会是得到一个温尼特卡[6]的污水井吧，那应该留给温尼特卡。”我又说：“我深切感到，我的地位必须是清清白白的————坦率的。”

    我告诉埃利希曼，我特别关心霍尔德曼。霍尔德曼显然是最容易受攻击的。“你已经度过很困难的一周，不，两周了。当然，可怜的鲍勃现在要像被罚入地狱一样地在受罪了。”我补充说，“他是一个把自己的每时每刻全部贡献出来的、完全无私、诚实、正派的人。”我说，有的人会主张，某人一旦被人控告就应该被开除。我对埃利希曼说：“我认为咱们可不能那样做。也许是我错了?……难道我们的制度就是这样的吗?”

    埃利希曼答称：“这不是个制度的问题，这是一部机器。”

    我说：“不论我们怎样说杜鲁门，当他受到伤害时，许多人都敬佩这个老家伙，因为他不抛弃那个肯定有罪的人。他妈的，我也是这种人。我不是说这种话的人：看，当这个家伙遭到攻击时，我就丢下他不管了。”

    4月15日，星期日下午，在白宫做完礼拜后，狄克·克兰丁斯特到行政办公大楼我的办公室来告诉我，霍尔德曼与埃利希曼都被拖进水门刑事罪案中去了。他认为，到那天为止，他所得到的情况还不足以对他们进行依法起诉，但他感到，从旁证来看，至少引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他说，主要的控诉人是约翰·迪安。事实上，迪安自己承认了在阻挠司法中他所扮演的角色，现在又把别人拖下水。我问他，有没有足够证据需要让霍尔德曼请假离职。他说，现在是没有，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的。他说，预计到可能发生的情况，我应该考虑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现在是否就请假离职的问题。

    克兰丁斯特很激动，有时连话都说得不连贯了。他几乎一夜没睡，两眼通红，又疲劳，又有泪水。他转述迪安的指控说：迪安称，在闯入事件后不久，埃利希曼告诉他把亨特保险柜中的材料“隐藏起来”并把亨特弄到国外去。迪安控告霍尔德曼，说他知道退还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的35万美元被用来付给被告，而且霍尔德曼是否曾看到过马格鲁德为窃听计划所拟出的预算建议，这也是一个问题。

    迪安指控的这些罪状，我认为还不足以作为证据来对他们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人起诉。我想，如果我现在就让他们走，就等于在他们有机会表白自己是无罪之前，先给他们贴上了犯罪的标签。我告诉克兰丁斯特，我要关于罪证的更详细的材料，并要求他给我提出具体建议，我应该怎么办。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跟亨利·彼得森一块来了。我一见彼得森便很喜欢他。他是在司法部工作了25年之久的民主党人，先在联邦调查局，后在司法部刑事司工作。他效忠于法律，而不是效忠于那一届政府。克兰丁斯特找到彼得森时，他正在擦洗他的游艇，他就从那里被直接带到白宫来。他穿着一件弄脏了的圆领汗衫、球鞋和劳动布裤。

    彼得森告诉我，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应该辞职。他承认，指控他们的罪证并不过硬。但他说：“总统先生，问题不在于是否能在法院达成一个指控他们犯有刑事罪的案件。你必须认识到，这两个人没有很好地为你服务。他们已经而且将来还要给你和总统职位造成困窘。”

    我为他们辩护说，不管霍尔德曼是否事先知道窃听和闯入的计划，他们两人都自称，在付钱给被告时，动机是清白无辜的。现在要求我做的，实际上就是，要我根据连检察官都还不能证实的罪状给他们判罪；还要求我，为了避免自己处境困窘，而在公众心目中使他们的案件受到不利甚至无可弥补的影响。

    我说：“我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有犯罪的表象就把他们开除。我必须得到他们犯罪的证据。”

    彼得森直起腰来说：“总统先生，你刚才所说的话，作为一个个人，那是说得很好的，但作为一位总统，就不太好了。”

    我极力主张他跟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谈谈，听听他们说些什么。但他说，他首先要给他们立案。我要求他第二天再来，并带一份书面罪状给我。

    这时已过5点钟，贝比·雷博佐早上从佛罗里达赶来，当我走出办公室时，他正等着我。我们决定到游艇“美洲杉”号上去航行一会儿。这是一个春风和暖的傍晚。我们坐在甲板上，我简要地把司法部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诉案告诉了他。

    我问他，我在他的银行中还有多少存款。我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曾忠诚无私地为我服务过，我要在诉讼费用方面帮助他们。雷博佐断然反对我动用自己的存款的想法。他说，他跟鲍勃·阿普拉纳尔普可以筹上二三十万美元。他补充说，他得把这笔钱用现款私下给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因为他无法以同样的方式帮助所有其他的需要帮助而且也应该得到帮助的人。

    当“美洲杉”号准备停靠码头时，我真害怕回到白宫去面对正在等待我作出的令人伤心的抉择。

    在当晚7：50，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来到行政办公大楼我的办公室时，我强颜欢笑地跟他们打招呼。

    在我跟雷博佐在“美洲杉”号上的时候，他们与比尔·罗杰斯一起开了会。他们说，罗杰斯感到，对任何人正式提出控诉之前，不应该停他们的职。罗杰斯认为，如果一个人被依法起诉了，那他就应该请假离职。罗杰斯说，迪安已经向检察官坦白承认自己在刑事罪方面有牵连，所以他现在就应提出在将来一定日期起生效的辞呈，在目前，他认为迪安应请假离职。

    我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叙述了我与克兰丁斯特和彼得森的会见，告诉他们，彼得森说，迪安以他的合作大概可以换取到美国检察官的“从中协助”。在听说克兰丁斯特和彼得森都认为他们应该离开白宫时，他们跟我一样，都愣住了。

    约翰·迪安带口信给我，说他希望我了解他采取这些行动的动机是出于忠诚。他随时都准备见我。我先跟彼得森商量了以后才安排会见迪安。

    当晚9：15，迪安走进行政办公大楼我的办公室。我坐在安乐椅上，他面对着我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从我们上次谈话以来，快三个星期了。

    他的声音像以前一样平淡没有变化。他说：“你应知道，在这方面，我每走一步都把细节向鲍勃和约翰作过汇报。”他说，不论他们的动机如何，霍尔德曼与埃利希曼都牵连到阻挠司法的事情中去了。他挖苦地说道：“阻挠司法这个概念同人们的想象力一样是非常广泛的。”他说，他们都陷进了“偶然情况造成的阴谋”。迪安每次提到埃利希曼时，声音中总带有一种报复情绪，我对此印象很深。

    我们在谈到一些罪状时，迪安对自己的处境感到非常自信。从他的话中，明显地可以听出，他很有信心地认为他的律师向检察官恳求宽恕会得到成功。我对此的理解是，他预料自己可以获得豁免。

    我说道，现在我明白了，我不应与科尔森讨论对亨特宽大处理的问题，这时他没有反应。当我们的会见结束时，我们握手道别，互祝晚安。

    我在晚上10：15又与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会见。我把迪安关于“偶然情况造成的阴谋”这个看法告诉他们，并把迪安告诉我的一些其他事转告他们。他们仍然感到我应听从罗杰斯的劝告，把迪安的辞呈拿到手，以便一旦大家知道他在为了换取法庭宽恕而进行讨价还价时，不会使人觉得好像我已宽恕了他的罪行。但彼得森坚持认为，我不要开除迪安，甚至不要强迫他离开白宫，免得这种行动引起不利的影响，促使他下决心同检察官进行合作。

    我告诉埃利希曼说，彼得森问过我，在闯入事件发生后，亨特的保险柜中水门事件以外的材料是否立即都转交给了帕特·格雷的事。迪安说这些材料交给了格雷，但彼得森说格雷否认收到过这些材料。迪安把材料交给格雷时，埃利希曼是在场的。将材料交给格雷而不交给主管调查水门事件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可能发生泄密的危险。他不明白，格雷为什么否认收到这些材料。埃利希曼拿起了电话，要接线员接格雷家中的电话。他在电话中问格雷关于亨特保险柜中的文件的事，这时我和霍尔德曼在旁边听他打电话。当他听到格雷的回答时，我们看到他的脸色刷的一下子变得毫无血色。他放下话筒后转向我们，噘着嘴，很不高兴地说：“好啦!我的律师开业执照这下子也完了。”帕特·格雷把霍华特·亨特的档案给销毁了。

    4月16日，星期一早上，我和迪安再见面时，我交给他两封信稿。一封提出他的辞呈，另一封要求请假离职。我按照罗杰斯的建议，告诉他要在两封信都签上字；虽然在他离开白宫之前，两封信中的哪一封都将不予公开。

    前一天晚上，迪安很自信，甚至相当自负，可现在他紧张起来了。每一次提到他时，他都要回敬一句，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怎样。我告诉他，如果我提出要求，他们也愿意请假离职。他说，他将把我交给他的信稿拿去，但他将起草自己的信稿。谈到后来，他忽然盯着我说道：“我认为有一种虚构的信念……认为〔鲍勃和约翰〕没有问题，我真的不能肯定，你是否确信他们有问题。但我现在告诉你，他们确实有问题。”

    我们又谈到他对我讲“总统职位得了癌”的那次会见。他说那次谈话发生在水门事件被告被判决前的一个星期三，就是3月21日。

    我问他，那次会见后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当米切尔来到华盛顿时，埃利希曼曾问，亨特的事“解决了没有”，米切尔答称，他认为问题解决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对3月22日发生的事后来却有一种不同的说法：他们说，米切尔曾问迪安，问题是否处理完毕，然后米切尔自己回答说，他猜想这事已妥善处理了。我说，我对当时提出的要求是知情的，因而我也应负点责任，但他说，他并不认为我应负责任。

    我有意告诉迪安：我认为所有的有关国家安全的事，如1969年窃听电话是受特权保护的。他对我保证说，他同意这点，他无意提出这些问题。

    迪安提醒说，有一次他说过，他不会说谎。我强调说：“我要你讲真话，我对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说过这样的话……我说，‘他妈的，要说真话’。约翰，我这样说是因为他们都把问题弄糟了。”我又补充说：“那个狗娘养的希斯，如果他没有在自己进行的间谍活动上说谎的话，本来今天他会是自由的。”

    4月16日下午，彼得森又来看我。我告诉他，我已要求迪安辞职，但先不公布，我只是要手头有此准备。彼得森说，在这点上他没有问题。我问他是否仍然认为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应离职。他说：“是的，考虑到需要人们对你的职位充满信任，他们应该离职。这跟有罪或无罪是两回事。”我真奇怪，他怎么能期望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如果我仅仅为了自己的面子过得去而抛弃我的朋友。他交给我他写好的关于他们两个人的罪状。归纳起来，他们的罪状是：

    埃利希曼————关于销毁（材料）的指示并通过迪安通知利迪说亨特应当到国外去。

    霍尔德曼————马格鲁德说，关于利迪计划的预算情报交给了斯特罗恩，这就很有可能也交给了霍尔德曼。利迪计划被制订后，迪安将这计划告诉了霍尔德曼，显然没有人指示制止这个计划。马格鲁德说，他将窃听得来的材料的摘要交给了斯特罗恩，于是又提出了一种可能，这也交给霍尔德曼看过。

    这些日子里，我们所进行的一切讨论和做出的一切决议都是在舆论界和国会的压力日益增长的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水门事件在电视新闻中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几乎每一天，每家主要报纸都要刊登一段泄露出来的有关水门事件某方面问题的新闻。

    我感到白宫必须发表某种声明。4月17日，我到新闻室去宣布：我们已跟参议员欧文达成协议，我的全体工作人员，在欧文委员会要求他们出席作证时，他们将自动出席宣誓作证。他们将回答一切有关的问题，除非行政特权准许他们不作答复。我又补充说：

    3月21日，由于一些严重的指控引起我的注意，其中有些已在报上公开披露，我开始重新对整个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在这案件中有了重大发展，对此，现在还不宜太具体地说明，只能说，在弄清事实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

    如果行政部门或政府中的任何人被联邦大陪审团依法起诉，我的政策是，立即停止他的职务，如果他被判有罪，当然，就自动解除他的职务。

    应埃利希曼的请求，我也表示我个人反对在这案件中给任何人以豁免权：

    我对有关当局表达了我的看法：不论是现在或是过去，在本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任何个人，都不应给予免受起诉的豁免权。司法程序是按其规定在进行的……我谴责掩饰案件真相的任何企图，不论这牵涉到哪一个人。

    关于“不予豁免权”这段话的措辞是我跟彼得森共同拟定的。我向他表示，我关心的是不要给人以印象：如果白宫的高级官员承认参与犯罪后，可以免受处分便过去了。但是，这只是说这段话的一部分理由。另一部分理由是埃利希曼和科尔森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如果迪安认为豁免权唾手可得，那就会促使他在有关其他人的问题上说谎，他自己则可以蛮有把握地认为他受自己证词的后果的保护。最后还有一个理由，这是出自我自己的估计，我认为如果不给豁免权，迪安出来反对我的可能较小，因为他会抱有希望，认为我到最后还会赦免他。

    迪安显然懂得我的意图。莱恩·加门特带话给我，说在我的声明中，这段“不予豁免权”的话使迪安“像头野兽一般地围着白宫团团转”。

    两天后，《华盛顿邮报》报道，杰伯·马格鲁德向检察官坦白交代了所有事实，他一交代，约翰·迪安也就翻不了身了。这则新闻说，马格鲁德指控米切尔和迪安，说他们共同策划了闯入计划。这则新闻再加上我4月17日的声明激发了迪安采取行动。他打电话威胁齐格勒说，他将不得不“召见几个友好的记者”。当天下午他发表声明说：“有些人希望或者认为我将成为水门事件的替罪羊。谁要是相信这点，谁就不了解我，不了解事实真相，也不懂得我们的司法制度。”

    我告诉齐格勒答复他说，我们寻求的不是替罪羊，而是真相。

    已经清楚的是，关于水门事件的真相可不止一个。有事实上的真相，这涉及所发生的事件的确切叙述，而这个事实上的真相可能永远不会完整无误地重述出来，因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牵连进去，而没有一个人所知道的、在某一特定时间所发生的事与另外的人所知道的完全一样。

    在法律上的真相，我们现在明白了，这涉及对动机的判断。有道义上的真相，这牵涉到是否认为所发生的事足以对白宫的道德观念进行起诉。还有政治上的真相，这就是，所有上述各方面的真相对美国人民和他们对我以及我的政府的看法所产生的一切影响的总和。

    我看到，在我自觉承认之前很久，我就从本能上感到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非得离开白宫不可。即使我相信，他们有很好的机会能够把他们被控的刑事罪洗刷干净，但我知道，间接证据是如此确凿，他们是怎么也无法通过这场政治考验的。我认识到，如果他们留下来，就会损害白宫，损害我。

    我扪心自问，我没有牵连到使他们可以被控犯有刑事罪的那些事情中去。我肯定，事先我没有听说要闯入水门，我没有看到通过窃听电话得来的报告，我完全不知道据说埃利希曼指示迪安要把亨特保险柜中的材料“销毁”的事。我还可以肯定，没有人问过我是否找卡姆巴克筹募过经费，或者是否动用过那35万美元的现款来付给被告。

    但有些事我是知情的。我曾跟科尔森讨论过宽大处理的问题，我也怀疑过马格鲁德讲的恐怕不是真话，但我对这些可疑之处没有采取行动。我知道有一笔支持经费将用在被告身上，3月21日我甚至考虑要付钱给进行讹诈的人。我跟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不同在于：他们是间接受牵连了，而到目前为止，我没有。

    我面对的问题是：为了我自己也参与的一些事情要把朋友开除掉。而说这些事情在道义上或法律上是错误的，我又接受不了，尽管我这样说是很容易被人攻击为不知羞耻或没有是非感。没有发生过任何偷盗或贪污受贿的行为，我们只是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种没有想到的局面，一心只想保护自己，不受我们心目中那个政治问题之害。现在，突然地，这变成了一种罗沙赫墨迹图[7]：别的人从我们的行动中看出了一幅我们自己没有看到的图案。

    我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他们离职，这在我已经是够自私的了，但我还不至于如此无情无义，眼看我如此深切爱护的人要受到伤害，自己却能无动于衷。我担心如果他们被迫离职，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打击，但我又担心，如果他们不离开，对我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所以，在以后的两个星期中，我充满着矛盾：我一方面要说服他们离职————同时，我又坚持认为我不能把自己的朋友奉献出来当牺牲品。我一方面说，不论会有多么痛苦，我们也必须做应该做的事————同时，我又想方设法寻找办法来回避这种损害，即使这种办法会把我带到犯法的边缘。

    这就使我在迪安问题上的处境日益困难。因为，要为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辩护，就会使迪安丧失信誉，而只要我继续让迪安留任，我就会显得是支持迪安对他们两个人的指控。我感到，我不能不顾及彼得森私下对我提出的要求：不要开除迪安。但我知道，不开除迪安会对公众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是否有罪的看法产生多么不利的影响。

    还有一个个人方面的考虑我不能忽视。我已经疏远了迪安，因为我同意不让迪安获得豁免的主张。我知道，如果我现在好像又要反对他，他肯定要来反对我。所以我在处理迪安的问题上必须十分谨慎小心。

    我还必须认识并承认，对迪安所起的作用，我们有一种混乱和矛盾的看法。他得到指示，要把水门事件造成的危害加以限制。如果在当时，谁都不知道，他为了做到这一点得走多么远，那么，这是他的过错还是我的过错?现在有两个情况，一个情况是，他明明知道马格鲁德在说谎，但他还在指点马格鲁德在联邦大陪审团如何作证。还有一个情况是，我们要他帮助马格鲁德通过联邦大陪审团的传讯，而同时只是怀疑马格鲁德在说谎————但他没有设法去证实或消除我们的这种怀疑。这两个情况，从法律上说是有差别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在这两者之间究竟又能找出什么真正的差别呢!

    最后这就归结到迪安的判断力问题上来了。我们要求迪安，做一切必须做的事，把事情控制起来————但我们有一个没有明说的前提，那就是他要适可而止，可不能给我们带来麻烦。但是，迪安只是做了他认为必须做的事，而没有预见到所产生的一切后果。

    现在这样想也许太晚了：如果当时换一个什么其他人处在迪安的地位————这个人不像迪安那样，由于参加了利迪的那些会议而有小辫子被人抓————那么他是否能早一些识别出那个为他自己和为我们所设下的陷阱呢?究竟迪安是出于真心地相信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保护白宫而必须做的，还是由于他想要保护自己，或者，在他们面对的巨大压力下，他能否分清这两者？到了1973年春，这些问题都已成了无关紧要的问题了。

    不管迪安在事前或在以后的动机如何，我还是相信，他在3月21日前来见我时，他是真心诚意关心总统职位的。当然，他来见我也出于一些不便说出来的目的，这就是：为认可帕特·格雷的任命所举行的听证会引起的报界反应；我要他就水门事件准备书面声明，并要他写信答复别人对他的指控，还要他在信上宣誓签名，而我之所以提出这个主意是由于我完全不知道这样一个行动对他会有什么影响；还有，亨特直接向他提出要12.2万美元。当他走进我的办公室，我相信他是真心地希望把总统职位从正在扩散的癌症中挽救出来的。我肯定，他认为我会采取有力行动，把形势控制起来。然而，我却在考虑付一笔钱给亨特来换取一点时间，还若无其事地在分析到了1974年选举后宽大处理被告会涉及什么政治问题。

    早在4月15日，我就提出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是不是可以请长假离职的想法，理由是，由于报界透露出来的各种消息和指控，他们可能感到支持不住了。4月17日，我又对他们提出离职的问题，可他们都不同意。埃利希曼说，迪安才是应该离职的。他问我是否认为迪安的指控是确凿的，我向他保证我没有那样认为，我认为迪安的牵连比他要严重得多。埃利希曼说：“情况就是应该这么说嘛。迪安对我提出一大堆愚蠢的胡说八道，要打官司，这都一钱不值。”

    埃利希曼说，还有迹象表明，最早进行水门事件调查时，亨利·彼得森曾把联邦大陪审团的情况转告迪安，因为迪安当时是白宫的法律顾问。当晚，我打电话给彼得森，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把联邦大陪审团的情况转告我了，除非他认为有些特别需要我知道的情况，那时再转告我。

    尽管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两人原来外表很坚强，但他们要继续维持乐观态度也不是容易的事。当晚，他们向我报告说，他们的律师认为，反对他们的证据在法律上不够充分，但是，律师劝告说，这案件也可能发展成为很难办的案子，因为有这么多的动机和意图等微妙的问题牵涉在内。有关阻挠司法的法律规定是很不严谨、很笼统的。埃利希曼总结道，他们可能“逃过刑事责任，不过反正我们是毁了的货物”。

    我设法安慰他们，但又想不出说什么能使我们任何人相信、令人鼓舞的话。埃利希曼继续说：“我想我们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我认为形势对我们很不利。”

    他们两人酸溜溜地互相开玩笑，说埃利希曼今后可以依靠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来谋生。我提出要帮助他们付诉讼费用。他们表示感谢，但拒绝接受。

    后来我们又详详细细、逐条地讨论了对他们的指控，埃利希曼说：“我就不信光凭这样一件事就可以写出一份起诉状来……我就是不能接受。”

    霍尔德曼表示同意说：“你无论如何应该有信心，我们的司法制度还是有效的。”

    我说，我们将一起庆祝他们被宣判无罪。我许下诺言：“我们将去戴维营举行空前盛大的庆祝会。”但这只是给自己壮壮胆。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对于将来结果究竟会是怎样谁也没有信心。

    应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请求，我会见了他们的律师。他们对我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委托人的案件不足以构成依法起诉，但他们很现实地承认，检察官都是坚持党派成见的人，因此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们劝我不要强迫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离职，因为这样做等于承认他们二人有罪。相反，他们要我发表一个对二人表示信任和支持的公开声明。他们又说，亨利·彼得森是一个我不应加以信任的人。他们劝我别再听他的建议。以后，当霍尔德曼也提醒我这点时，我只能说：“鲍勃，他是我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帮手了。”

    4月19日晚7时40分，我们获悉迪安和他的律师第一次向报界泄露新闻的消息，这种手法是迪安和他的律师想出来以支持他的豁免要求的。他们每一次泄露的新闻都比以前更进一步，我称之为：“逐步加码。”不久这就形成了一种可怕的惯例：我们每天要接到一次电话，通常是《华盛顿邮报》或《纽约时报》在他们的第一批印刷的报纸截稿前打来的。他们要我们对每一条复杂的水门事件新闻发表即席评论，如果我们不能在截稿前发表评论，这条新闻就将以我们未作出反应的方式见报。

    今晚是第一个这样的晚上。《华盛顿邮报》打电话来，警告我们，他们要刊登一条消息：与迪安有关的人士说，迪安可“不打算单独被大火烧死”，他要把他“自己的上级和下属”都扯进去。他们说迪安要控告霍尔德曼，说他策划了掩饰活动，目的是遮盖总统助理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窃听事件中的牵连，还说，证明白宫没有牵连进水门事件中的所谓“迪安报告”纯属虚构。

    第二天早上，《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刊登了这条新闻。

    同一天，4月20日，《纽约时报》登载一条未注明消息来源的新闻说，据称约翰·米切尔第一次公开承认他在事前曾听说过窃听的事。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米切尔告诉他的“朋友”，他曾听说过窃听计划，但表示过反对意见，他不知道是谁下命令继续执行这个计划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竭力坚持把活动日程表排得满满的。例如：4月18日，星期三，我花了将近两小时参加国会领袖们讨论能源政策的一次会议，接着又跟议员们一起参加另一个讨论苏联向外移民政策的会议。意大利总理吉乌利奥·安德雷奥蒂来华盛顿作国事访问，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主席雷纳·巴泽尔来这里进行非正式会谈。我会见我国驻意大利大使约翰·沃尔普，然后又参加一个长达两小时的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4月19日，我跟美国犹太人领袖讨论苏联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问题。4月20日，我召集一次内阁会议，花了两小时讨论能源和经济问题，然后我飞往佛罗里达度复活节周末。

    本来，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计划跟我一起去比斯坎岛，以便他们的正常工作不致中断。但当周末临近时，我感到自己需要有点时间进行思考，他们也有同感。因此，他们决定去戴维营度周末。

    4月20日晚，罗恩·齐格勒来到我家。当我们一边望着夕阳落入比斯坎湾时，我对他说：“如果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鲍勃同意他们二人离职，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

    齐格勒回答说：“我很清楚，我们将要应付的都是些什么事。今晚，我看到米切尔在电视上出现。他们把他早先所作的公开声明跟他现在所说的话进行对比，想要使他丢脸。你不能让你的办公厅主任和国内问题的主要顾问也每天受这样的耻辱。”齐格勒说，在他每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仅三天的时间，记者就水门事件已向他提出了总共300个问题了。我要求齐格勒打电话给霍尔德曼，把他的上述意见作为他个人对形势的看法告诉霍尔德曼。在我来佛罗里达度周末前，霍尔德曼曾要求我，不要听信片面的“惊慌失措”的劝告就采取行动。他要我同帕特·布坎南谈谈，听听他的意见。我这样做了，并要求齐格勒将布坎南写给我的书面意见念给霍尔德曼听。布坎南的书面意见如下：

    任何无罪的人都不应被抛弃……但是，无法继续活动的总统助理们应主动站出来……如果早点这样做，那将是一种无私的行为……如果拖延时日，其结果将是他们要被迫……

    霍华特·K.史密斯在电视中提出问题：尼克松要做亲自打扫自己房子的艾森豪威尔，还是要做为他手下人进行掩饰的哈定呢?坦率无情地说，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霍尔德曼离职，而埃利希曼不离开，那仍然是一种掩饰行为，他们两人分不开。如果一旦埃利希曼的名字在联邦大陪审团中出现，他就应该离职。

    这些日子里，白宫工作人员中有一种沉船的心理，我们要放下救生艇，希望能救出总统。

    过一会儿，我又打电话问齐格勒，他把口信传过去后霍尔德曼说了些什么。他告诉我，霍尔德曼“沉思不语”。

    第二天，4月21日的早上，《迈阿密论坛报》引用与米切尔“有关的人士”说，马格鲁德越过了米切尔直接从白宫得到批准进行窃听的计划。《华盛顿邮报》说，迪安有文件作证据来支持他对窃听和掩饰所提出的指控。而《纽约时报》则报道，在迪安的监督下，付给被告的钱多高达17.5万美元。对此，迪安加以否认。

    在复活节早晨，《华盛顿邮报》在头版登载了有关水门事件的四条不同新闻。主要的一条说，联邦大陪审团在调查霍尔德曼手头上是否有一笔35万美元的经费，下令用这笔钱收买被告，要他们保持缄默。这条消息的来源据称是“行政部门高级人士”。这些人士还说，迪安试图阻止付款，但是高一级人士命令他继续付款。有个人士还说，迪安准备把埃利希曼牵连进水门事件。

    《华盛顿明星报》说，霍尔德曼与埃利希曼都是目标。《华盛顿明星报》也引用“某些人士”的话说，米切尔本人批准了窃听计划。虽然，接近米切尔的“人士”说，米切尔认为是白宫先批准了窃听计划的。据称，科尔森为了保护自己，已向检察官提供了文件证据，可以证明确实进行了掩饰。

    虽然，没有一条控告是直接针对我提出的，但盖洛普民意测验报道称，有40%的人认为我事先知道要在水门安装窃听器。在同一项测验中，53%的人认为窃听只不过是“搞政治————这是两党都在干的那种事”。

    多年来，我有一个习惯，在复活节那天打电话给我的助手们祝贺节日好。在这个令人烦恼的复活节早上，我首先打电话给查克·科尔森。他矢口否认报纸登载的关于他的“歪曲报道”。他说，他要再一次告诉我，他打给马格鲁德的现在被指责为造成整个水门事件的那次电话，是清白无辜的。我说，我完全相信他。我们互相祝愿节日好。

    接着我打电话给迪安。一开始我说：“在复活节的早上，我要你知道，有人在想着你。我祝你好————我们能够过关的。你说过，这是必须切除的癌，我要你知道，我正按你的这个意见办。”

    迪安说他很感谢我打电话给他。他的感情似乎是真诚的。他说，在一定时候，他愿跟我讨论他应该如何答辩。他说他不知道他是否要援引宪法第五项修正案。我告诉他，他随时都可以来见我。

    但在有一处，迪安冷冷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你声明中的那段话，那段关于不给豁免权的话是怎样加进去的。”我们谈了格雷销毁文件的事以及围绕着亨特的要求而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我们3月21日的会见。

    我告诉他，我仍然认为，我们见面讨论他的答辩是合适的，因为他还没有被白宫解除职务。我说：“你仍然是我的法律顾问。”

    9点45分我打电话给霍尔德曼。我说：“我不能让今年这个复活节悄悄过去而没有告诉你，去年的复活节比今天还要困难得多。”他说，事实确实如此。

    接着，我打电话给埃利希曼。他祝我节日好。但他警告说：“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捡起卡尔·罗恩和乔·克拉夫特等人的论调，认为由于这一切，整个政府都腐败了。要保持坚定。”

    我集合全家去参加复活节礼拜。在我们的家庭中，有一项没有明言的协议：在有些危机中，他们时刻和我在一起，当他们察觉到我的情绪每有变化，他们就给我提建议，详细讨论可供选择的各种办法。但是这一次，他们认为我的问题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太多了，他们想谈点别的事情使我感到轻松些。当我们到达佛罗里达时，朱莉写了一个便条给我，很简单地说：“我们爱你。我们支持你。”

    当我们终于在1月23日达成越南和平协议时，我曾对全家人说，一件对个人有好处的事就是，我们不会再像头四年那样，再受到高举标语的示威者的干扰了。战争过去了，但现在标语又出现了。现在是水门事件的标语，而发展到最后，这些标语比那些反战标语更加难堪，更加针对我个人而来。

    那天早上，我和帕特从教堂出来时，人群中有些人举着标语。有一条写着：“总统诚实吗?”有一位妇女冲到那块标语牌前，举起她自己的那块制作粗糙的标语牌：“是的，总统是诚实的。”

    当天晚些时候，齐格勒告诉我，迪安打电话对他说，他很感谢我给他打的电话。齐格勒向他提出，关于报纸报道说“接近迪安的人士”说我在8月29日记者招待会中间接提到的“迪安报告”根本就没有写过的问题。迪安对齐格勒说：“在总统作这声明之前，如果我有机会跟他事先讨论一下，这声明的措辞一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迪安又说，“我希望当初有人告诉我，我当时是在进行调查；罗恩————我只是每天向约翰和鲍勃报告而已。”

    这段对话激怒了齐格勒并使他感到沮丧。他的办公室保存着迪安和助理新闻秘书杰里·华伦之间通电话的详细记录。那时，华伦几乎每天都跟迪安打电话，向他请求指示，如何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水门事件的提问。迪安回答的内容总是：“白宫没有人有牵连”。他也常常谈到他的“调查”，他说，在闯入事件发生后的次日，调查就开始了。迪安还非常明确地指示齐格勒，当他被攻击时，齐格勒应如何为他辩护：齐格勒应该说，迪安跟利迪在收集情报的问题上没有发生过任何联系；他没有将联邦调查局的材料给任何人看；他没有把亨特保险柜中的材料推迟交给联邦调查局；等等。而现在迪安却给齐格勒来了个釜底抽薪，齐格勒担心，他今后是否还能跟记者见面并再发布新闻。

    4月23日，星期一的早晨，我跟齐格勒、帕特·布坎南和查皮·罗斯举行了三小时的会议。罗斯是个好律师，从艾森豪威尔时代起便是我的私人朋友，我要求他飞到佛罗里达，从局外人的角度给我提一些建议。

    布坎南把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总结成几种办法：我们可以不采取任何行动，但这样做不行，因为证据太充分了；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人都解除职务，但这样做证据又显得太不充分了；我们可以要求他们请假离职，但这只能把危害推迟一下。他说：“答案是，他们辞职。”但查皮·罗斯不那么肯定。他认为，如果强迫他们辞职，可能有损于他们的权利。齐格勒对这两种意见都从反面进行了有效的批驳。

    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了，问题的核心在于白宫本身。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已失去了全体工作人员的信任，什么工作也干不了，每个人都感到疲劳、紧张、心烦意乱。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辩论了几个小时，我们对别人控告的罪状讨论得越多，结果越显得不可避免。罗斯一度引用格拉斯通的话说：“任首相的第一要素是能当一名好屠夫。”

    我说了一段不仅代表我本人而且也代表其他人的话：“10年后，这件事只用几段话便说完了。50年后，恐怕只占一条脚注的地位。但在目前，我还得担任总统的职务，在他们不断受攻击的情况下，我无法担任这个职务。不能使整个国家感到总统包袱很重，好像中了邪似的。中东已在沸腾，国际经济形势处于危机中，要操心的事太多了。”

    当会议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结束时，我们一致同意，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必须辞职。

    我问布坎南，他是否可以打电话给霍尔德曼，告诉他我已得出这个结论。我说，他要使他们知道，我并不强迫他们这样做。我仍希望由他们自己来作出这个决定。但这是我的意见，下一步要看他们的了。

    布坎南说，他认为应由齐格勒打这个电话。他们之间的个人联系密切些，可能这会减少一些痛苦。齐格勒两眼看着窗外。他是靠霍尔德曼把他引荐到我手下来的，现在却要他转告霍尔德曼，要霍尔德曼辞职。他一语不发。

    我代表大家说了一句话：“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打完电话后，齐格勒对我说，霍尔德曼表现得正如预料的那样淡然，落落大方。霍尔德曼说，他虽然不同意这项决定，但他将照办。

    几小时后，霍尔德曼给齐格勒回电话。显然，他跟他的律师谈过，也跟埃利希曼谈过。埃利希曼强烈地反对，并劝说霍尔德曼改变主意。埃利希曼认为，他的处境不同，即使霍尔德曼辞职，他也不应该辞职。埃利希曼认为，对他的指控软弱多了，所以他可以被分开。无疑，他是想被分开的。

    霍尔德曼跟齐格勒争论说，我做得太过分了。他说：“在所有其他重要决策问题上，总统都是从实力出发采取行动的，不能因为这个决定是很痛苦的，就意味着它也是强有力的。”他主张我再接见他的律师。他坚持说：“这将是权势集团反对尼克松取得的第一个真正的胜利。这正是舆论界想要的东西。迟早他们会发现这是一场假的胜利，它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尽管我知道得由我来做出决定，但我仍然要听取我特别信任和尊敬的几个人的意见。我要齐格勒打电话给比尔·罗杰斯。罗杰斯说，他认为，看来霍尔德曼要留在职位上是无法挨过去的，这应该是考虑问题时的决定因素。他感到埃利希曼的情况比较接近于两者之间。约翰·康纳利认为，如果对他们的指控，证明它们是不确实的，那就没有别的办法。“总有人要被迫辞职。”早在3月里，整个事情刚爆发时，他便对我说过这句话，现在他又重复了这句话。

    布赖斯·哈洛说：“如果霍尔德曼、迪安和埃利希曼做了不能赢得公众舆论信任的事，他们必须很快离职。他们像缠附在国家这条船底上的大甲壳动物，为了个人的原因继续缠附在船底上，那风险就太大了。”他说，请假离职是错误的，因为这只能把不可避免的事往后推迟一段时间，而到头来，对他们本人可能就更不公平了。基辛格也认为必须采取行动来打破笼罩着整个政府工作的、他称之为“惶惶不安的瘴气”。

    星期二晚上，我从比斯坎岛返回华盛顿时，我想到霍尔德曼的论点：做出这个决定应该跟做出柬埔寨问题、5月8日和12月18日决定时同样的心狠，同样不考虑是否受到人们欢迎和有没有更容易的办法。但有一点不同，在做那几项政策决定时，我总是知道，如果我有机会把整个问题向人民讲清楚，他们就会支持我。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在有力的、得到公认的原则基础上行动的。但在水门问题上，即使我只提出不亏待自己的工作人员或朋友这条原则，也无法取得公众的支持。因为对他们不利的情况太严重，谁对此都不会视而不见，也不是可以轻轻巧巧解释一下就过得去的。

    在基金危机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并没有救过我，我之所以幸免，是因为我能自救。我认为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没有犯刑事罪的动机，但我不知道他们能否证明自己无罪。我对齐格勒说：“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一点上也是过不了关的。”

    当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来时，他们对我说，他们从罗杰斯和康纳利那里听到的建议跟我所理解的他们二人提出的建议似乎有所不同。当然，我明白，他们把人们的好心善意误认为是自相矛盾了。我说：“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应有所行动。”

    谈话时，埃利希曼似乎很不平静而且举止不安。突然之间，他说，他一直在想而且已经断定，应该坦率评估一下，这一切事情对总统构成什么样的威胁。他说：“让我……代你把话讲出来吧，虽然这可能距离现实较远。”他说，如果对迪安“完全失去控制”，“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是”，我可能要遭到弹劾。提出这种推论的根据是：我犯了罪，而除了弹劾以外是没有其他司法程序可循的。他对我和迪安3月21日在闯入事件和掩饰问题上的谈话的概况是了解的。他说，就他所知，迪安所掌握的东西远远构不成我的罪行。

    埃利希曼说：“我真的认为，要对此作出判断，唯一的办法是，你听一下你们谈话的录音，看看当时究竟说了些什么，或者由鲍勃听一下录音也可以。”他建议，我采取“任何仓促行动”之前，最好先知道我自己手里的那张“暗牌”是什么。

    我知道，他所说的话都是实话，不论是他明说的还是暗示的意思。他明说的是，我应认识到，如果他和霍尔德曼被迫离职，我将会处于多么暴露的状态，因此，在迫使他们离职之前，我应估计一下，这样暴露出来的最坏不过的后果。而我想他要暗示的是，如果我认定我跟他们一样也有牵连，那么我在迫使他们离职之前，应先扪心自问一下。

    在4月的最后两个星期里，我开始认真地考虑我可能将是迪安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因为我自己在3月21日谈话中给他提供了攻击我的子弹。我老放不下这个问题，一再提起这事。我把记录这些谈话情况的文本看了一下，从中可以看出，我在介绍这次谈话时，我自己也有过好几种不同的说法。在跟霍尔德曼、狄克·穆尔和亨利·彼得森的谈话中，我试图使这次谈话听起来比实际情况还要模棱两可一些，或者甚至把它当作开玩笑就放过去了。

    但如果要我讲真实的想法，我必须承认我是真心想照付亨特所讹诈的那笔钱的。这倒不是为了水门事件，而是因为，他在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诊所事件上对埃利希曼所提出的威胁，以及他对整个政府所提出的威胁。我也同迪安谈到继续付钱给其他被告的可能性，而且在那次谈话中，迪安提醒过我，付钱给被告是构成阻挠司法罪的。

    有一次，我对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说，我们不能冒险让迪安用这次谈话来攻击我，即使这意味着不得不给他以豁免。霍尔德曼表示反对说，我也不能让迪安永远在手里握着对我进行讹诈的把柄。我决定，霍尔德曼应听一下我们谈话的录音，使我们知道，在那个决定命运的下午，我究竟说过什么话，做出什么决定。

    不久，我又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想法，我总摆脱不了这种想法：如果迪安在我们3月21日会见时，随身带了一个录音机，一个藏在他上衣口袋里，但是可以把谈话的每一个字都录下来的小录音机，那怎么办?他可以利用这次谈话的一些部分来起很坏的破坏作用。

    到了4月25日下午，克兰丁斯特打电话给我要求紧急会见。他有一个新的问题：他认为司法部必须将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诊所的材料交给正在审讯政府控告埃尔斯伯格非法占有五角大楼文件案的法庭。这是司法部内部作出的决定。此外，如果他们不说出来他们占有这些材料，迪安无疑会告发他们。

    4月18日，一个星期以前，在埃利希曼的要求下，我在电话上跟亨利·彼得森谈到这次闯入诊所事件。我告诉他别去管这件事。我曾说：“你只负责管水门事件，而这是国家安全问题。”迪安曾对我说过，克罗认为，他是根据他得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授权而采取行动的。而在我脑子里，调查埃尔斯伯格事件总的来说，是最高国家安全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

    当彼得森问我，闯入后，有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有没有什么东西必须交给审讯埃尔斯伯格案的法庭，我说：没有。我对他说：“这里面没有油水。”

    而现在，克兰丁斯特却说，司法部认为这些材料应公开出来。我毫不迟疑地说，他们可以公开这些材料。但我这样做时却想到，这样一来，事情对埃利希曼将会变得更加不妙。

    4月25日下午4点40分，霍尔德曼在听了我跟迪安3月21日谈话的录音两个小时之后，前来向我报告。他说，有意思的是，原来迪安告诉我的事实情况跟迪安告诉霍尔德曼的说法不同。

    霍尔德曼证实了，我曾对迪安说过：“我们能弄到钱。”但是他说：“你是在把迪安引出来。”

    霍尔德曼很熟悉我的习惯，用间接方法去引出别人的想法：往往在谈话没有结束之前，有意不说出我自己的意见，生怕这会阻止别人说话，或者，就说一种很偏激的看法或建议，看看别人如何反应。他也知道，在与人谈话时，我常常喜欢大声说出自己在想些什么，即使我在考虑要排除的完全不能接受的办法————这是一个做律师的典型的思考方式。在当前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我之所以说了某些话的部分原因————但这只是部分的原因。

    在3月21日的录音问题上，我只有另外一个可供辩护的理由：那次谈话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最后没有命令付钱给任何被告，我也拒绝考虑宽大处理他们的问题。

    整个下午，我都在考虑霍尔德曼的报告。当天晚上，我两次打电话到他家中。我说，我过去对录音设备总是持怀疑态度：“现在我倒很高兴我们有了它，是吗?”

    他回答说：“是的，先生。”他补充说，仅就他那天所听的这一部分录音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说，尽管有些话，我应该不说才好，但录音中还有些好的东西可以把这予以抵消。

    4月26日，检察官跟迪安的谈判破裂。迪安立即向白宫发出威胁性的新信号。迪安跟莱恩·加门特谈话，并告诉他，水门事件只是冰山的一个尖角。迪安说，在1970年还干了一些事，这些也是他可以揭发的事。他一再说，他有文件可以证明确有掩饰活动。

    同一天，《纽约每日新闻》报道，帕特·格雷销毁了亨特保险柜里的证据。透露这消息的人士把责任完全归于迪安和埃利希曼，说是他们二人命令格雷这样做的。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给克兰丁斯特打电话，并对他说，我认为格雷应当辞职。但首先，我要知道亨利·彼得森对这形势有什么看法。

    彼得森说，格雷将指控埃利希曼和迪安，说他们指示他销毁文件，而且信誓旦旦地说，他只是因为信任他们两人才这样做的。我感到非常气愤。当埃利希曼在电话上跟格雷谈到这件事时，我看到埃利希曼听到文件销毁时面部出现的真正惊慌的表情，从这里我就知道埃利希曼从没有下命令干这种事。我说，彼得森必须告诉格雷，他可不能再编造另一个谎言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要求彼得森和克兰丁斯特碰头，并向我提出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办。

    埃利希曼要白宫发表声明说这消息不属实。当我叫齐格勒进来，告诉他这件事时，他说，他认为埃利希曼应该用自己的名义发表声明。齐格勒是对的：这一切最后都是涉及人证物证的问题，我们不能站在一方的立场上去作出反对另一方的保证。

    我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你们必须请假离职。”我说他们应该在星期六准备好要求请假离职的信。我说，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应该先走，这就表明他们不是像迪安那样被迫走的。

    当晚7点28分，《华盛顿邮报》打电话告知另一条消息：“某人士”说，3月20日，迪安告诉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一切都完了”，他们应当准备去坐牢。这个消息是不确实的，但现在又没有办法对付迪安的游击战术。透露格雷销毁文件的消息还说，在这些材料中，有一个伪造电报，把肯尼迪总统扯进暗杀吴庭艳的事件中去了。这个消息显然来自迪安，他在把材料交给格雷之前，显然看过这些材料。

    第二天，4月27日早上，在与水门事件无关的问题上又出来两条关于埃利希曼的新闻。这些新闻报道都是庸俗下流的造谣。埃利希曼勇敢地战斗，力图打消它们在公众舆论中造成的影响。

    当天早上，我飞往密西西比州参加用约翰·斯坦尼斯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海军训练基地的命名仪式。我邀请约翰·斯坦尼斯同我一起乘“空军一号”专机去。在途中，当我们单独坐在我的机舱中时，这位老友说，他要给我提出一些劝告。他说：“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家乡有个说法：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雨一样落在他们身上。时间已经不多了。”

    当斯坦尼斯把我介绍给参加命名仪式的欢呼的人群时，他直接对我说：“事情变得难办时，你要不惊不慌。我相信你有闯过去的能力。我们一向钦佩你在这方面的能耐。”

    当我们在密西西比州时，帕特·格雷打电话来说他决定辞职。环境保护局局长威廉·拉克尔肖斯同意暂时接替格雷的职务。

    我要求埃利希曼将他认为迪安可能揭发的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活动开一个单子给我。在飞返华盛顿的途中，他跟我一起研究了三项：埃尔斯伯格，1969年窃听电话事件和印巴战争期间的农民事件。埃利希曼不敢肯定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事，因为迪安所接触到的档案是几乎不受限制的。

    齐格勒来到我的机舱说，《华盛顿邮报》从“可靠人士”那里得到消息说，“某人”跟检察官谈话，直接把我牵连到掩饰水门事件真相的行为中去了。当我们到达华盛顿后，《纽约时报》也打过电话来说迪安正在把我牵连进去。后来，《洛杉矶时报》还打电话来要求对同一消息发表评论。

    我打电话给亨利·彼得森，要他过来一趟。这可是一次感情激动的会议。我要求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属实：迪安有没有把我牵连进去?彼得森出去回他的办公室查对；几分钟后，他回来说：消息不属实。他说，在本周早些时候，迪安的律师曾说过：“我们将把总统牵连进来————不是在这案件上而是在其他方面。”当时，检察官们认为这只是装腔作势，实际上是在努力设法为迪安获得豁免。的确，他们还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可以把我牵连进去。我把齐格勒叫进来，告诉他要立即设法停止传播这种消息。

    在彼得森离开前，他说他建议我现在对迪安采取行动。他认为，我对迪安施加压力有利于加强政府在对付迪安时的地位。他又一次敦促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也应离职。

    霍尔德曼后来进来时，说他的律师们认为他和埃利希曼被利用了，因为他们两人是忠心耿耿的，而迪安则不是。“他们认为彼得森和迪安在捉弄你。”

    我说，我们的计划应该是：从星期日开始，或许甚至从星期六开始，他和埃利希曼将请假离职。到星期一，我将通知迪安，他被开除。我要求雷·普赖斯为我准备一个讲话稿，我究竟是宣布他们请假离职还是辞职，暂时空着。

    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

    4月27日，星期五晚上，我飞往戴维营。星期六早上，晨雾笼罩着山谷。我在阳台上进早餐后，去小书房工作。大约到10点钟，我去起居室找马诺洛要一杯咖啡。当我看到炉火烧得很旺，而特里西娅坐在火旁沙发上时，我吃了一惊。

    她说，她一夜没睡，与朱莉和戴维讨论水门事件以及必须做出的决定。他们在清晨跟帕特讨论了很长的时间，他们要我知道，他们一致认为，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让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辞职。对他们的攻击已使他们无法再继续担任高级职务了。特里西娅说：“我要你知道，我绝不让我对他们两人的个人感情来影响我作出判断。你知道，我从来不认为，他们那样对待人会对你有好处————但我向你保证，我是很谨慎、很客观地作出我的决定的。”

    特里西娅两眼含着眼泪，她不像朱莉，她很难得让眼泪流出来。她说：“我说话代表朱莉、戴维，还有妈妈。这是我们的意见。但我们也要你知道，我们对你是完全信任的。如果你决定不接受我们的劝告，我们也会理解。不管你干什么，我们保证会支持你，我们都非常爱你。”

    我问她是否愿意留下，陪我一整天。她说，她认为，她还是回家去比较好。我拥抱了她后，将她送走了。

    11点30分，比尔·罗杰斯来了。他力陈请假离职已不再是可行的办法了————唯一的选择是辞职。我很重视他的意见，因为这些年来我深知他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判断能力都是第一流的，作为一个忠实的朋友，他会对我说我需要听的话，而不仅仅是我愿意听的话。我告诉他，我已得出同样的结论。否则我们今后分手的局面只会更加不可收拾、更加痛苦。

    我问他，是否能将这决定转告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他说，他认为他不能，因为他同他们这两个人的关系不够好，也不够超脱，不像我跟亚当斯的关系那样。在大选后，我们进行重新改组的期间，他们之间曾有些不快，因此他担心他们会感到他把个人情绪掺到这件事情上来。

    当晚，埃利希曼打电话给我，口气很亲切，但也很坦率。他对我说，他认为我应该承认我自己也负有责任这个现实。他说，所有的违法行动，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归根到底都是我拍板的。他暗示说，一切都是我授意的，并提到诸如伪造的吴庭艳的电报之类的事。我认为，他还暗示我也应该辞职。

    他的电话挂了以后，我正坐在起居室里，这时齐格勒进来了。他刚得到消息，第二天早上的《华盛顿邮报》要登载一条来自“可靠人士的消息”的新闻，说迪安有证据可证明，当他进行掩饰活动时，他是得到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的指示的，他还掌握1969年以来的“非法活动”。

    我请齐格勒代我打电话给科尔森，查问关于吴庭艳的电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几分钟后，他回来说，科尔森发誓说他本人根本不知道有伪造电报这回事。科尔森还说，“总统对此一点儿也不知道”。

    星期日一大早，我打电话给霍尔德曼，问他是否愿意到戴维营来一趟，他表示愿意来，而且埃利希曼也表示愿意来，但他们希望分别同我见面。我那时知道，他对我将要跟他说什么心里已有数了。我还想到，他准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已到了尽头。

    霍尔德曼下午很早就来了。我们走到窗前，很不自然地讲了些无关紧要的话。这时，云雾已经消散，山上层层青翠的树木就在眼前。

    这时我说，对他来说，正确的方针是辞职。我说，这是我做出的最困难的一项决定。那是一点儿也不假的。他知道我这个人很难得谈论宗教，我觉得他听到我讲下面一段话时，面部表情有些惊讶。我说，从1969年1月20日我任总统的第一天起，我就按照我母亲的习惯，每晚都要跪下来，为我政府中那些处境困难的人们默祷，但更重要的是，祈求指导使我第二天在履行职责时能做正确的事。我对他说，昨晚临睡前，我曾希望，实际上几乎是在祈求，今天早上干脆别醒来算了。

    我说，我知道这是件很不公平的事，但我没有其他出路。我对他说，我感到自己的罪过很大。我知道，责任在我，所发生的事情的大部分过错都应归咎于我。我把米切尔置于那种地位，而科尔森的活动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在我的督促下进行的。

    即使在这个时候，霍尔德曼还是设法要我放心。他觉得很自豪，而且并不感到忧虑。他说他接受这个决定，尽管他内心对此并不同意。他一定要我知道，我以后随时还可以召见他。他说：“你一定要记住，水门所发生的乌七八糟的事并不能改变你在与水门事件无关的方面人民对你的委托。这些方面才是重要的，这些方面才是你干得最好的。”他说，他将到另一间小屋里去写他的辞呈。

    他走后，我走到阳台上去，站在那里眺望远处的山谷。这时埃利希曼来了。我跟他握手并说：“我知道今天对你来说是非常难受的一天。我确信你一定了解，今天对我同样也是很难受的一天。”当我把昨晚的感受告诉他时，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别那样说，别那样想!”

    回到起居室，我对他说，我愿尽我一切力量帮助他，包括经济方面的援助。我知道他现在的负担一定很重，他不仅需要养活一家，而且律师费用也够呛。

    他绷紧了嘴巴，很快地脱口而出：“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我希望你向我的孩子们解释解释这件事。”

    他抑制住自己的不快说，我所做的决定是错误的，而且我一辈子都会后悔的。他说：“我除了接受之外别无选择，而且我也是会接受的。但我仍然感到我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不经过你暗示同意或直接批准的。”

    我说：“你一直是我们这个政府中最有良心的人。你一直主张办事要光明正大、干净利落。”

    他说：“如果说我最有良心，但我这好良心却没有得到好报。”

    当天下午，我叫克兰丁斯特来见我。我们两人都清楚，他在司法部的处境已无法忍受。他跟米切尔的密切联系使他不可能继续在司法部待下去。他曾经大肆宣传他打心眼儿里认为这次水门案件调查是“从肯尼迪被暗杀以来最重大的调查”，而现在却当着他的面吹台了。我们同意他应辞职，由当时的国防部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来接替。可是我很后悔，克兰丁斯特的离职正好跟其他几个人的离职同时发生，这会给人以错误的印象，似乎克兰丁斯特也多少与水门事件有牵连。

    在克兰丁斯特离开后，我在那里站了好几分钟，等待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回来交辞呈。我望着窗外，看到暮色降临。齐格勒默默地站在我身后的长沙发旁边。

    “罗恩，一切都完了，你知道吗?”

    他说：“不，先生。”他以为我只是在谈过去几天和几小时所发生的可怕的事。

    我重复道：“唉，是的，一切都完了。”

    当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回来时，他们把辞呈交给我和刚进来的比尔·罗杰斯看。埃利希曼要求我在电视演说中特别要讲“迪安被开除”这句话。我知道他的感受。埃利希曼很忠诚，他总是捍卫我和我们的政府。迪安是不忠诚的，他只顾保全自己。如果让迪安也“辞职”，那就等于我强迫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接受跟他们的控告人同样的待遇，在公众面前同样身败名裂。

    我们送他们走到汽车旁边。他们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如“明晚一定听你讲话”。

    我说：“我真希望我能跟你们一样坚强。上帝祝福你们二位。”

    汽车开走了。

    他们曾是我最亲密的助手，也是我的朋友。第二天晚上，我在讲话中说了我自己深信不疑的话，试图弥补一下我对不起他们的地方。我说：“今天，我任总统期间作出的最困难的决定之一是，我接受了我在白宫的两位最亲密的同事————鲍勃·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的辞呈，他们是我有幸结识的最好的两位政府工作人员。”

    他们应该得到尽可能好的机会来解救自己，而我要求他们离职就等于肯定了他们永远不能够证明他们的动机是无罪的。我做了我感到非做不可的但却并非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我一贯引以为豪的是，我总是支持那些倒霉的人。现在，我却为了自己，牺牲了两位我欠了这么多情谊的人。

    我留在戴维营跟雷·普赖斯一起，把我在第二天也就是4月30日星期日晚上发表的讲话稿最后定下来。当我把草稿交给他时，我说：“雷，你是我所认识的最诚实、最冷静和最客观的人。如果你感到我应该辞职，我准备照办。你不必告诉我，你只须把它写进下一次的讲稿中就行了。”

    他说我不应该辞职，我有义务完成我被选举出来担任的工作。他说，他知道我在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问题上所做的决定使我多么伤心，但他试图减轻我的痛苦，说我只是做了迫不得已的事。

    我的感觉犹如先截去了一条胳膊，而后又截掉另一条胳膊。为了能有一线幸存的可能，截肢也许是必要的。但我不得不做的事使我如此的痛苦和忧伤，以致从那天起，总统的职位对我已毫无乐趣可言了。

    我的1973年4月30日讲话，是我第一次专门就水门事件向美国人民正式讲话。对于导致我这次讲话的复杂形势，多数人所能理解的仅仅是：我的两名最亲密的助手被控参与了掩饰水门事件真相的活动，而我的另一名密友，我的前司法部部长，则被控曾下令闯入水门并进行窃听。

    不论我们作了多少相反的表白，但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一辞职，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犯了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犯了他们被指控的罪。接着人们的注意力自动地转而集中到我身上：对我是否同水门事件有牵连的问题，人们等待着一个“是”或“否”的答案。这就是他们希望从我4月30日的讲话中得到的答复。我当时决定，不在逻辑推论的基础上而是更多地从政治本能的基础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做这决定时却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这次讲话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只要我作出了回答，那么今后不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能再改口了。

    我认为，简单的是，或者简单的否，都不是一个完全诚实的回答。

    如果我作出真实的回答，那我就必须说，在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行动会造成一些问题之前，我已经深深地陷入了错综复杂的法网中而难以自拔了，而正是这种种错综复杂的决定、误解、不采取行动以及矛盾的动机等构成了对水门事件真相进行掩饰。我还必须承认，我仍然不知道水门事件的全部事实真相。因而我也无从知道我同它的牵连已到了什么程度。此外，我除了必须把我所知道的已够糟糕的情况一一说出之外，还得留有余地，因为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事情要被揭发出来。

    我也意识到，到目前为止，我们处理水门事件不够干脆利落已使我们处在如此被动的地位，以至于人们已不可能在目前这么晚的时候接受我所作出这样复杂的解释。25年从政的本能告诉我，目前反对我的政治力量非同一般。在第二届任期中，我向国会、官僚机构、舆论界和华盛顿权势集团提出了挑战，要跟他们进行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斗。我们在官员任命的认可、扣发拨款以及预算之争等问题上，已就限制特权和权力的问题展开了小规模交锋。现在，突然之间，水门事件暴露出我们的队伍中出现了漏洞百出的弱点；因此，我感到，如果我在讲话中承认我们有易被攻破的弱点，我的对手一定会用这些弱点来狠狠打击我。我担心，我承认有任何错误，都会被他们加以利用来把水门事件————以及我有无失职之处的问题————在我第二届任期中像毒疮一样继续溃烂，使我无法作为总统继续进行领导。

    鉴于这种形势，面对这种选择————再加上我认为这些都是命运攸关的问题————我决定对我是否同水门事件有牵连这个问题给以否定的回答。

    我希望，在经历了过去几周的痛苦烦恼之后，有这样一个表白我无罪的坚定的声明，加上以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迪安的离职为标志的政府清洗，然后积极地吸收一些新人，按公开的方针重建政府，这一切会说服人们相信，水门事件的各种调查可以而且也应该很快结束了。我寄希望于民意测验。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人民，包括认为我事先知道水门闯入那占40%的人中，都有人跟我一样认为，这整个事件“只不过是搞搞政治斗争而已”。我知道，在真正的重大问题上，我这个总统还是称职的，我还寄希望于人民会对水门事件感到厌倦，对国会和舆论界施加压力，要他们把注意力转到其他事情上，回到那些真正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上来。我确实希望这次讲话能最后一劳永逸地把水门事件抛在我的后面，不再成为一个没完没了的全国性问题。这可能是我所作出的最错误、危害最大的估计了。

    在4月30日的讲话中，我给人的印象是，我在3月21日同迪安见面之前对掩饰活动一点也不知道。我表示，在我知道这件事之后，我就立即冷静地采取过行动来制止它。事实上，我在3月21日以前是知道一些掩饰活动的具体情况的，而且在意识到其后果后，我没有发挥总统的领导作用来揭露掩饰活动，反而越来越迫不及待地想方设法使我的朋友、我的政府以及我本人只受到最少的损害。

    我谈到责任问题，谈到“最高领导人应负责任……我承担这种责任”。但这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而人们也看透了这种说法。最后，我又抓住各种借口不放。这些借口正好是我真正相信的借口，但这个事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发生水门事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各种运动中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心理。如果说我们常常错误地像一个四面楚歌的政府一样行事，这也是实话，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确实是一个四面楚歌的政府。而且我深信，如果我不是由于专心一致地在处理越南问题和其他政策问题，我的确很可能会进行了解，使我充分认识到掩饰活动的后果，这样就会较早地采取行动————如果不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至少也会是由于我总能认识到我们这样做等于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但所有这些仍然都是借口，它们没有把我自己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讲清楚，也不能解释，怎么一个美国总统竟会如此无能地让自己陷入这样一种局面。而这却是人们真正想知道，而我的4月30日讲话以及我任总统期间关于水门事件所作的其他公开声明没能向人们讲清楚的问题。

    华盛顿好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震动。几十年来专业活动和政治活动所遵循的各种准则与惯例突然都被抛弃了。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不断泄露机密证词、联邦大陪审团材料和检察当局的各种估计。在国会上，似乎什么材料都能泄露出去，什么坏事都可以被纵容，而一切都可以拿对水门事件有气作为借口。

    华盛顿记者团的记者们以强烈的个人情绪来报道消息。他们感到，由于几个月来他们一再不加批评地报道白宫所作否认的消息把自己弄得很尴尬，所以，他们以对所有官方解释一概表示怀疑的方式来拼命证明他们的独立性。为了决心表白他们不是白宫的工具，他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充当隐姓匿名的泄密者的帮凶。

    1971年12月，《华盛顿邮报》颇为骄傲地宣布一项新政策：坚持对公共事务要作公开的交代说明————政府官员不得用“某位人士”这种方式发表谈话。但1973年春，《华盛顿邮报》又向提供有关水门事件的耸人听闻的新闻或独家采访到的秘闻的人保证，不透露他们的姓名。出于商业上的压力和职业上的竞争，其他报纸也跟着照样办理。他们称这为“调查性新闻”，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把从联邦调查局、司法部或很容易接触机密材料的国会委员会内部人士泄露的消息发表出来，这还有什么“调查性”可言呢？这简直就是谣言新闻，有真有假，有时真真假假，但都是带有偏见的。《华盛顿邮报》应该懂得，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新闻报道方式，其总编辑本·布雷德利后来曾说道：“我们不光出版事实真相，我们刊登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人们告诉我们的东西。所以我们连谎言也照登不误。”

    以欧文委员会和其工作人员中的泄密者和检察官办事处的泄密者为一帮，以他们在舆论界的吹鼓手们为另一帮，这两帮人之间结成了一种同生共死的关系。记者们每天聚集在委员会会议室，或等在过道里拦截官员，力图找到一条水门事件头条新闻。这个主题已使他们在进行报道时穷凶极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新闻记者像猎犬似的跟踪陪审员，这本身便构成一种犯法行为，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还把某些其他的政治垃圾挖掘出来以换取水门事件的情报。重要的是捞到新闻————不管什么新闻————并且要在别人之前抢到手。在水门事件新闻上的竞争，破坏了一般新闻报道的准则。记者们不再感到刊登一项控告之前要有充分事实作根据。他们改变了这个传统的职业责任，说什么被控告的人才有义务证明某项新闻是不确切的————而且要在一个指定的限期之前表示态度，只有这样他们才不再刊登这条新闻。

    许多记者辩解说，因为在水门事件上发生了掩饰事实真相的事，因此，大家对于司法机关是否能独立地进行工作是信不过的。不久，这种观点发展成了一批自告奋勇代替执法当局的匿名人士和互相竞争的记者们为自己的行为作辩解的理论根据，实际上，他们已把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期间，路易斯·奈泽说：“我担心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麦卡锡主义。在审判的过程中，在尚未向陪审团证实事实之前，也许这个人就被头条新闻毁了……挖掘情报，甚至向检察官提供情况以供调查，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醉心于已取得的胜利而开始将谣言当成头条新闻来刊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个时刻，要特别小心。要知道，当这个挨整的人正是我们梦寐以求想整一下的人，这就很容易置侵犯公民权利于不顾。”

    有良心的同事们的请求或不以为然的局外人的批评都不能制止这股盲目的潮流。

    《纽约时报》在头版每天至少刊登一条水门新闻，但在1973年5、6、7月，每月才登一条。后来的调查表明，在欧文委员会开会期间，主要美国报纸的头版平均有52%的版面刊登水门新闻。委员会休会时，平均也有35%的版面刊登水门新闻。广播电视台则用1/3到1/2的时间播送水门新闻。

    在许多情况下，水门新闻数量之大纯粹是由于问题本身的性质引起的：每透露一个新的情况，就引起另外的一个新透露，像一串爆竹一样。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数量之大是由于报道过程造成的。新闻竞争造成了一种自发的势头：要是那一天没有一条水门事件头条新闻，那就说明这一天的头条新闻给别人抢去了。同样的新闻，每天重复刊登，有时略加更动，有时根本不加更动，重复刊登。到了周末，又在“水门新情况”或“分析”中炒冷饭，再刊登一次。

    在有的情况下，报纸可以自己制造出一个它想要谴责的魔鬼。例如：说管道工是白宫用来进行镇压活动的一支“警察部队”，这完全是华盛顿记者团的创造。当人们后来知道，原来所谓的管道工部队只有四个人，并且只在1971年进行过两个多月的工作时，很多人还感到惊讶不已。

    1973年4月初，盛传马斯基、珀西、普罗克斯迈尔和贾维茨等参议员被置于白宫监视之下。《新闻周刊》刊登消息说，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和富布赖特的办公室也被窃听。这两个消息都是不确切的。5月3日，《华盛顿邮报》声称，尼克松政府至少窃听了两名新闻记者的电话，将这作为对五角大楼文件案进行调查的一部分，而窃听是在亨特和利迪的监视下进行的。还说，亨特和利迪率领一支“所谓的‘自告奋勇的执法者’”组成的窃听小分队。按照《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在一次研究竞选战略的会议上，决定派这个窃听队的一些队员去窃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电话。这个新闻也是不属实的。5月17日，《华盛顿邮报》又称，1969年开始了“庞大的共和党秘密活动”，并声称闯入水门事件和闯入埃尔斯伯格医生诊所案件都是“尼克松政府从1969年以来精心策划的、持续不断的非法和半非法秘密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这种令人震惊的控告的权威人士被称为“行政部门中的高级人士”。在这条新闻中，我们还被控告说，在参议员伊格尔顿的健康报告被泄露之前，我们就掌握了这份健康报告（这是不属实的）。还说，在我第一届任期早期和1972年大选期间，我们雇用了打手在反对战争的示威游行队伍中制造暴力行动（也不属实）；还说我们派遣了联邦调查局的“敢死队”对我们认为是反对政府的人们进行秘密政治活动（也不属实）。记者们说，还有更多的政治盗窃和窃听案件还没有被揭发出来（不属实）。他们说，成批的激进派、记者、白宫助理和民主党人都同样受到窃听、侦察、渗透和盗窃（不属实）。

    6月初，《华盛顿邮报》报道，“某参议院人士”控告称，他有证据可证明白宫还进行了几起其他盗窃案，他知道谁参加了，谁指挥这些活动。这个控告是不属实的，所称的证据也从来没有提出来。《新闻周刊》又说，政府有一支秘密警察部队专门对激进派进行未经批准的电话窃听和盗窃（不属实）。全国广播公司负责采访法律新闻的记者卡尔·斯特恩报道，有人控告，司法部对麦戈文进行“大规模”电话窃听，表面上说是监听激进派打进来的电话，实际上是为了给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供情报（不属实）。《巴尔的摩太阳报》说，欧文委员会的证词将披露，有一个全国的窃听电话网，专门向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提供关于民主党的政治情报（不属实）。《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埃尔斯伯格和《纽约时报》记者尼尔·希恩、塔德·肖尔茨的电话都被装上了窃听器，窃听来的报告都交给了“管道工”（不属实）。《纽约时报》报道说，我们把窃听器安装在玛丽·乔·科佩尼奇的朋友的电话中。科佩尼奇是爱德华·肯尼迪的女秘书，在查帕奎迪克岛死在肯尼迪的汽车里。这些新闻没有一项是属实的。

    而且他们也采用了双重标准。1973年，在所谓的事件发生后的13年，约翰·肯尼迪的医生声称，他的诊所在1960年竞选中被闯入，而且说这闯入的做法同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医生诊所的情况是相似的。三家大广播公司都播送了这条消息。但我的私人医生，约翰·伦格林也提出，1972年竞选中，他的诊所也被闯入，他向记者出示当时警察拍下的照片副本。但是，只有一家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愿意播送这条消息。

    当鲍勃·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离开白宫后，我们知道，他们能否在联邦大陪审团和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就要看他们能否证明，他们的动机从来不是想要犯罪，也非蓄意进行收买。关于动机的判断不可避免地要看对某个人可信程度所得出的微妙的和常常是不可捉摸的印象而定。在5月份的头几天，他们遭到国会和舆论界那样的待遇后，他们将永远没有希望得到公平的审讯。

    在他们离开白宫的第一个晚上，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钱塞勒就宣称，他们两个是220万名联邦政府雇员中“最最”不受爱戴的人。他引用国会“人士”的话说，“人们在大厅里跳舞”欢呼他们倒台。美国广播公司说，国会山的反应是“再高兴不过了”，因为他们两人都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休·赛迪在《时代》周刊专栏中早已把他们两人辱骂了一通。

    到4月底，新闻报道充斥着泄露约翰·迪安对他们两人的指控，以及不具名的国会人士指控他们“进行掩饰”。但这还不是唯一的恶意控告人。4月25日，《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指控说：“据称窃听材料均已送交白宫。”这项控告来自匿名的“联邦调查人员”。他们说，他们肯定白宫官员定期收到关于从水门窃听来的情报报告。他们提出霍尔德曼是可能的报告收件人。这项指控是不属实的。

    5月27日，《纽约时报》说，有证据表明霍尔德曼与闯入埃尔斯伯格医生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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