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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因为这个问题真使我万分痛心……我来这里是因为海伦·史密斯接到新闻界55次电话。……既然新闻界现在有个难题，念念不忘辞职问题，而且认为必须由家庭成员出来说几句使他们安心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作为女儿有责任到这里来。
我亲眼见到我父亲这段时间经历的种种遭遇，我为他感到骄傲，所以我也决不怕到这里来，跟报界的任何人谈辞职问题或其他任何问题，尽管我这样做是违反我的意愿的，因为我知道他不愿我到这里来，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以为我是想代他回答问题。我并不想代他回答问题，我只是祈求我能有足够的勇气，可以和他的勇气媲美。
帕特从来都是我们之中最坚强的一个。当我们全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想办法让大家高高兴兴，同时她也向全世界表明，在她这个因热情、优雅随和、体贴人心而受到普遍爱戴的妇女的内心深处，还蕴藏着我相信在整个美国政治史上无与伦比的坚强的性格。
如杰里·福特所说，帕特是“全世界的第一夫人”。3月11日她作为我的代表最后一次出国访问，这一次她访问了巴西和委内瑞拉，一路上凡是见到她的人无不为之倾倒。然而，在她乘飞机回国途中，记者马上逼她谈水门事件，要听听去年一年她到底经受了多少痛苦，她的日子是多么难过。“我真不愿意谈这件事，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她说，“为什么要在这次旅行中谈这个呢?”她重复她过去已经说过的话：她爱我，她了解我是一个正直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人。
她努力要作出一个在打击之下保持尊严的榜样。可是他们还是不肯罢休。
第三次最高级会议
1974年1月，苏联人已同意公开宣布，预定于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最高级会议。我认为这个决定或者是他们相信我将在弹劾案中取胜的一种表示，或者是他们要表明不管谁当总统，他们有意让缓和继续下去。
关于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也许是最有决定性和最激烈的斗争，它不是发生在莫斯科，而是发生在华盛顿。华盛顿反对缓和的势力的活动，在我正准备动身到苏联去的时候，几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对苏联迫害持不同政见者和对限制犹太人移民表示义愤成了当时最时髦的事，自由派现在也叫得正欢。两党的保守派仍然联合起来坚决要求限制或者干脆禁止对苏贸易。军界和他们在国会以及全国的许多朋友唯恐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可能真会在限制进攻性核武器或者有限禁止核试验方面有所突破，简直都在准备拼命。
这种反对缓和的力量的结合，不管国内政治问题情况如何，都肯定会出现的。我本来是能有效地加以阻止，或者至少能牵制住这股力量的，但是水门事件严重地破坏了我的这种能力。
基辛格于3月24日赴莫斯科为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安排日程进行四天会谈，他报告说勃列日涅夫看来也遇到了和我们相同的问题，苏联军界也反对签订永久性的限制进攻性核武器的协定。因而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要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上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是非常困难的。
6月20日下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当国防部部长施莱辛格提出五角大楼的建议的时候，美国军界反对签订新的限制战略武器的态度公开化了。他们简直是抱着一条毫不妥协的强硬路线，反对签订任何不能使美国占有压倒性优势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他们的建议肯定会立即遭到苏联的拒绝。
在双方都已陈述了自己的论点以后，我插话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时机找出一个更加实际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国防部部长施莱辛格的建议根本不可能被苏联接受，因此我们应该想法制定既符合我们利益又能使他们接受的办法。”
这时全场鸦雀无声，然后坐在我旁边的施莱辛格说：“可是，总统先生，人人都知道，在那次厨房辩论中你的辩才给赫鲁晓夫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如果这次运用你的口才，你可以使他们接受这个建议的。”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中记着：“仅从那些参谋长们尤其是施莱辛格的表演来看，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真是令人震惊。他说他知道赫鲁晓夫对我的‘辩才’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用我的辩才就可以把他所提出的建议推销出去，这话实际上是对任何人的才智，特别是对我的才智的一种侮辱。”
杰里·福特打破了施莱辛格发言后出现的沉默，把讨论转到更广泛的国防预算问题方面去。讨论进行了几分钟后，我发言谈到我对今后两年在白宫期间缓和问题会如何发展的看法。
日记
福特提议我们应该大大增加国防预算，以便我们能更好地跟苏联讨价还价。当然从某一方面来说他是对的，但从另一方面他又不对，因为我们并不可能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对他们进行讹诈。
如我在会上所说，我最关心的是不管谁继任总统，让他不用再像我在这五年半里为了反弹道导弹、巨大的国防预算、三叉戟潜艇等进行这样艰苦的斗争。我们很可能会遇上这样一个人，他尽管口里大谈美国必须天下第一等等，但是一旦权势集团的报界在自己人当政以后无疑会提出和平主义看法的时候，他也就完全屈服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如果可能的话，应使苏联受到某种约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将来我们卷入一场无止境的竞赛，他们很可能会毫无限制，而我们却受到限制。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也曾力图说明，一个美国总统作出的决定跟苏联总书记作出的决定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可以肯定，他的决定一定会也一定能够付诸实现。即使有公众舆论反对，他也不必过多去考虑。可是，当美国总统作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从来也不能绝对肯定他的决定一定能够实行。这种肯定对不肯定的情况倒不一定会极大削弱我们实际的讨价还价的地位，但它却使我们在和苏联谈判任何交易的条件时必须得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因为如果我们达成一个约束双方行动的协定，这就是说我们将在他们最终必然要做的某些事情上给他们以约束。而在我们约束自己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只是在某些反正我们不打算做什么的某些领域给自己一些约束而已。当然，1972年协定的情况正是如此。
然而，我们现在不马上打这一仗，如果我们有办法找到适当的语言以便我们能在10月或11月进行谈判————同时使苏联人同意某些恰当的数字，那我想就是为我国的安全以及达到总的力量平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国防部里许多人不愿意签订任何协定，因为他们要尽可能地搞他们能搞的一切国防计划，他们不愿意受任何约束。碰巧亨利未能参与其事，不免使情况更为复杂了。他被中东问题牢牢缠住不能脱身，以致他不能很好照顾到另一个问题。可是，也许这样更好，因为我刚才说过，现在不是打这一仗的时候。
和军方的斗争并不是唯一影响第三次最高级会议的重大问题。从水门事件发生以来，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对我在国内问题上作出决定的能力表示了关心。为了缓和，他已经冒了很大风险，因此不难理解，他很担心我如果突然或意外地离职，会使他在自己的统治阶层中处于非常尴尬和容易受到攻击的地位。
1974年4月，我们收到当时驻莫斯科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一份报告，讲到在一次会见时，勃列日涅夫看来特别担心我们的国内问题会影响许多事情的进展。斯托塞尔在报告中说：“勃列日涅夫说他佩服总统进行的反击，称之为政治家的一个特点，他对现在美国居然可以在总统缴纳税款的问题上跟他为难表示惊讶。他认为总统的反对派是‘没有头脑的’。”
葛罗米柯于4月11日来见我，他第一句话就肯定地对我说，尽管美国报刊上发表了反苏的报道和文章，苏联人仍然坚决支持缓和。接着，在一种不寻常的表示个人关切的气氛中，葛罗米柯说，他只是想对我说，用他的话讲“尽管有某些众所周知的困难”，他对我能坚决顶住表示钦佩。他说：“我们是从个人的立场对你表示钦佩的。”
我们这次会见的其余时间，都花在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数目的争论上，将来在莫斯科的会谈的情况从这里已可预见到。到现在为止，苏联人没有作任何让步，我们也没有。当我送葛罗米柯走到西厅门口的时候，他说：“我们相信你一定理解我们希望你一定能来参加会议，希望不会出现任何波折。”
我表示我是理解的。我说：“如果我们失败，后代将会诅咒我们，我们必须成功。”
我们于6月25日离开华盛顿。第一个停留地点是布鲁塞尔，我在那里参加了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25周年的仪式。我想在跟勃列日涅夫一起坐下来之前，大大宣扬一下大西洋联盟持续不断的活力将是特别有用的。我在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作的正式讲话中说，缓和时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机会，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危险。我们必须承认欧洲政治已经完全改变的事实。我们还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已不再是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际动力；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打算生存下去，它就需要其他有效的动力使它团结起来。
就在我离开布鲁塞尔之前，我在访问中东期间曾突然患静脉炎的消息在美国报刊上传开了。记者们立即注视我的每一个动作，想看出我脚跛或疼痛的迹象。事实上我的腿仍旧又肿又疼，可是我下决心不表露出来。
日记
使我惊讶的是我的健康情况一直很好。我曾对齐格勒说过，关于这条腿的情况，主要是不让记者们借此制造总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已处于瘫痪状态的舆论。我认为目前我们还相对地控制着局势，可是我们一定要保证不要让人民想到，现任总统已和晚年的艾森豪威尔，或者罗斯福，或者甚至和约翰逊一样了，因为到后来所有的人都认为约翰逊大概要垮了，他喝酒喝得太多，等等。我想只要我们处理得当，就能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况。
从6月27日在莫斯科机场上对我们的欢迎开始，第三次最高级会议有了一个十分吉利的开端。勃列日涅夫本人来到机场，他大步走过跑道来欢迎我。相当多的一群人获准站在栅栏后面挥舞着纸制的旗子，我们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沿街也都是人群，这和1972年时大不相同了。
我们到达不久，勃列日涅夫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去进行一次私下会谈。他告诉我最近与特迪·肯尼迪和艾夫里尔·哈里曼的会晤，他说他们两人都支持缓和。我对他说，在从现在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他能会晤两党的领袖是再好不过了，因为我们需要他们都来支持缓和。我说：“我们得让他们都稍稍清醒一些。”
他说他一直注视着美国的政治局势，他深信我的总统职位一定可以延续到1976年。
那天晚上国宴以后，我向基辛格和黑格提议我们到我的汽车里开一个简短的会，这样我们的谈话可以不被窃听。基辛格看起来整天都很消沉。我猜想，关于电话窃听这个烦人的国内问题还在困扰着他，还有那天下午他跟葛罗米柯谈判以后，看到美国政府内部反对缓和的宣传已严重削弱我们的谈判地位，也使他烦恼。
我们在正式会谈的第一天就提出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苏联人和以往一样不同意制定必要的现场检查办法。我深信没有一种严格的检查办法来确保他们遵守条文，那么考虑全面禁止核试验就未免太危险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现在禁止核试验已不像过去仅有我们两个核大国时一样有意义了，而那时候苏联甚至就已拒绝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不管我们怎样做，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人对它特别敏感————都不会停止核试验。连以色列或者印度也不会停止核研究。
在3月基辛格先行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提出“有限”禁止核试验的建议。根据这一安排，只要核武器的大小和威力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便可以试验。既然每个国家都能用地震仪测出违反规定的情况，那么就没必要有什么现场检查了。可是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头一次整天开会的那天下午的会议上，勃列日涅夫突然提出，我们不要再争论禁止核试验的限度问题了，还是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日记上写道：“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很难对付，一如1972年在他的别墅里讨论越南问题时一样。他这次重新写了那篇稿子，我们谁也没有思想准备，因为讨论有限禁止核试验问题原是他们3月的想法，他们还曾和基辛格探讨过。”
由于没有办法能事先阻止这种节外生枝的建议（如果勃列日涅夫决心要这样做的话），我肯定反击的唯一办法是采取一种非常坦白和实用的态度。如果柯西金和其他人期望我会很不愉快地回避问题，那我回答的口气和内容就会使他们失望了。我回答道：“在我来之前，我们非常深入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确实，我们参议院里有一些人赞成全面禁止核试验。然而在另一边，也有同等数目的人根本不赞成禁止核试验，他们心里总想着核实检查的问题。我们曾设法商定一个较低的限度来对双方进行约束，这是我们能取得我们国会多数人支持的唯一可行办法。我们不能采纳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建议。”
在一阵舌战以后，我回到本题上来：“很坦白地说，在1976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在有关缓和的问题上，美国出现了十分滑稽的局面。那些在过去两年赞扬我们的缓和努力的人，现在与其说是为了哲学上的原因，不如说是为了党派斗争，愿意看到我们的努力归于失败。因此，如果我今天在这里毫不让步，是不会为自己招来敌人的。
“我提出这些论点并不是为了表明我的立场仅仅是从这些政治上的考虑出发的。我愿意朝缓和的方向前进，是因为它对世界和平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这也是我们常希望能达成并履行任何可能达成的协定的原因。
“我现在处于一个奇特的地位，完全可以引导美国公众去支持缓和。我能对付我们的所谓鹰派————但是只能一步一步来，而且我决不希望这种做法受到阻挠。我希望它继续下去。”
我指着大厅入口处那扇笨重的金色大门说：“当我们看到那金色的大门时，我们可以说我们全都想够着它。可是如果我们想一步就够着它，那是办不到的。总书记先生，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我们总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派别，它们出于不同的原因愿意看到缓和失败。而我们，从我们方面来说，并不会在我们尚未肯定能获得支持的时候向前迈一步。如果那样做，我们简直是在自找失败。”
这番坦率的谈话打破了他们在辞令上绕圈子的做法。勃列日涅夫说，他得和他的同事们商议一下，然后再找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接着，我们就讨论我们最晚什么时候应该离开莫斯科的问题，因为我希望在黄昏前到达克里米亚，以便能看到那边的乡村景色。
关于这次冗长而艰苦的会谈，我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的：“在这次全体会议以后，我的腿又开始肿了。我想开会期间我跷着腿坐的时间太长，这看来是使腿肿起来的原因。听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发表老一套的强硬路线的发言，是相当令人疲劳的事。”
帕特和我与勃列日涅夫一起从莫斯科飞往克里米亚，我们将在黑海海边的雅尔塔郊区勃列日涅夫的别墅里继续讨论。鉴于雅尔塔这个名字仍然带有令人不快的含义，所以我们称呼这次会谈为奥列安达最高级会议，这是那别墅所在地区的名称。
在去克里米亚的途中，勃列日涅夫在飞机上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如我在日记中所写：“碰到这种事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有了新玩具的孩子一样。”我和勃列日涅夫夫人通话说“Ochen Priatno”[21]，这是我刚学会的一句俄文问候语，看来这使她很高兴。
日记
我在飞机上对勃列日涅夫说，在哥伦比亚特区和在莫斯科无名战士墓前举行的仪式，我还在那里献了花圈，总使我想到我们现在正进行的工作具有多么深远的意义。我说：“这就是我们谈判的全部目的所在。”
勃列日涅夫谈到在战争中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是多么可怕。他说，在冬天那些死人全冻成各种奇奇怪怪的样子，更是特别难看。我说：“像一出芭蕾舞悲剧。”葛罗米柯又说：“夏天天气很热，尸体腐烂也同样难看。”
他们都有过一些相当可怕的经历。
从机场到奥列安达64英里的驱车途中，大家的情绪开始轻松一些了。勃列日涅夫提到了我的海军副官杰克·布伦南中校，他说：“我非常喜欢他，他年轻、健壮、英俊。”我回答说：“姑娘们看到他也都这样想。”勃列日涅夫咯咯地笑了一会儿。接着，他又变得很严肃的样子直盯着我说：“虽然你和我都比他们老多了，可是在历史上我们可能在为人民争取和平方面所作的贡献将比哪个年轻人都多。”
一个半小时的驱车途中，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看着窗外铺满了蓝色和金色野花、绵延起伏的青葱的群山。偶然间，我们也能瞥见远处的大海。
勃列日涅夫显然很喜欢到克里米亚来，他很高兴地带着我穿过他依山的别墅四周繁茂的花木，沿着低矮的防波堤散步。到达的第一天，我们走到一所部分建在岩石里面的房子里去，房子的一边是许多面向大海的窗户。他把这房子叫作海滨浴室。我们走进去，脱下外衣，在其他人到来一起开全体会议以前，我们私下会谈了一个多小时。
日记
我们的谈话非常坦白和直率，内容显然是他想与我单独谈的题目。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他面朝着大海，看着那艘水翼艇。他信手在桌子上胡乱画着————看上去像是一支箭和一颗心————一支箭穿过一颗心。他第一次提出缔结美苏条约的新想法，别的国家也可以参加，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或是它的一个盟国受到攻击，每一个国家都要来保卫它。这当然有一点像是明目张胆地要搞共同统治的味道。
我们在那间小屋里的谈话中，特别有趣的一点情况是，勃列日涅夫似乎忽然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1973年他对中国问题表示过极大的不安，可是现在他装着几乎完全不感兴趣了。他说：“毛是个神，一个年岁很老的神。他死了以后，会有一个新神出来。”可是，在一次午宴上我和葛罗米柯私下交谈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的态度却完全相反，他提出警告说，中国人是对和平的巨大威胁，因为他们人口众多，不惜牺牲一切，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日记
在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私下会议的时候，我指出如果缓和在美国失败，那得势的将不是鸽派而是鹰派。我劝他哪怕只是为了不让杰克逊和舆论界某些批评家有攻击的借口，也应该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作出某种姿态。他于是从他的公文夹子里抽出统计资料说，他要把它们交给多勃雷宁，然后让多勃雷宁把它们转交给基辛格。
我们的谈话无拘无束地从计划中的欧洲安全会议，谈到裁减核武器。
日记
他提到，他对中东的预言已被证实是不幸而言中了。但是他说，在他警告我注意中东的爆炸性局势的时候，他可绝没有料到阿拉伯会发起进攻。事实上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来制止这次进攻。这时候，他做了许多富于表情的手势————他抓住我的胳臂说，想把他们拉回去。但是，他说：“我们没有能做到。”
当其他人来到海滨浴室同我们一起会谈的时候，谈话又回到我们在多弹头核导弹————或称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问题上碰到的僵局。
“好吧，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说，“因为，如果在这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那我们现在也应该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断定，他已决定要用这次看来仿佛是偶然的谈话，作为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最后一轮会谈。
基辛格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决不能接受苏联方面提出的数目。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就要在一年内停止制造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与此同时苏联人却可以继续制造四年。
基辛格说：“在美国，这就会被说成是我们接受冻结，同时却允许苏联赶上来。”他唯恐讨论会忽略当前局势的现实，所以提出了一个有礼貌的和婉转的威胁。他说：“对这一协议我们不应仅从现在确定的数字来看，而应从如果没有这一协议双方可能做些什么的情况来理解。举例来说，如果没有这个协议，我们就能再在500个民兵式导弹上安装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在这段时间里?”葛罗米柯多少有点吃惊地问道。
“是的，两年以内。”基辛格坚定地回答。接着，他提出了我们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方面的反建议。这反建议没有完全像五角大楼所主张的那样过火，可是它为美国规定的数字比苏联的大得多。基辛格说：“我们对自己的潜力的限制要比我们要求对你们的限制大得多。”
争论持续了约有一个小时。突然，勃列日涅夫隔着桌子望着我。他沉重地说：“总统先生，如果基辛格博士刚才提出的是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意见，那我们就没有达成协议的基础。”
他马上又转身去接着与基辛格辩论，但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上要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达成协议已无希望了。
基辛格继续英勇出色地战斗着。有一次我写了一张条子给他：“请拿出施莱辛格说我们完全有足以说服他们的‘辩才’来。”可是，基辛格这时连笑都笑不出来了。最后我又递给他一张条子：“该休会了————我们看来不过是在没完没了地强调谁都明白的道理。”他这才开始把这次讨论引向结束。一抓到一个机会，我便打断他们的谈话，建议我们按照原定日程，进行勃列日涅夫为我们计划的乘船出游活动。
“我同意，该是到海上去的时候了。”他说，并且马上带领我们走下码头，在那儿我们登上了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海军游艇，在黑海上游弋。
日记
这次乘船出游很够排场。海上稍有风浪，有一次几个盘子从桌子上摔了下去。可是在我们坐下以后，勃列日涅夫显得精神焕发，祝酒活动进行得很顺利。
我说，“奥列安达精神”就是和平，因为我们在那里达成了对双方都公平的协议。我还建议为他们的工作使首脑们得以休息的外交家们干杯。
我说，勃列日涅夫-尼克松主义对两个国家都是公平的，它将给我们的后代留下和平的遗产。
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午餐后的一段谈话，他跑来和我一起坐在船后面，就我们两人一起闲谈。他指点给我看雅尔塔、熊山和其他所有的名胜。他显得有些感情激动；他说他希望这次最高级会议将会像曾经发生过的其他伟大事件一样被人们铭记在心，他没有说什么事，可是他显然指的是雅尔塔会议。
他用胳膊抱住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来。我们希望每个苏联人和每个美国人成为朋友，都像我和你现在在这条船上一样彼此交谈。”
当船驶过雅尔塔和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港口的时候，我想到了许多问题。那次战争是历史上最没有意义的一次战争，双方都损失惨重。由这次战争产生的唯一的一件好事恐怕就是创立了红十字会。
只是为了试试他怎么想，我提出了一个论点说，先进国家————当然这里也包括苏联在内————的危险是人们的品格日趋低下。勃列日涅夫同意我的意见，并说，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关键问题是人们有了较多的物质财富以后，他们已不再那么“饥饿”，也就丧失了上进的劲头，因而变得差不多完全只想到自己，只图自私自利或满脑子全是各种各样抽象的概念。
后来，下船以后，在我们走回别墅的路上，葛罗米柯走在我右边，我很高兴能和他谈谈。他说，按他的分析，从政治上看我在美国现在的处境要比以前好得多了。他说：“这真叫无事生非。”
我说，克里米亚在19世纪曾经是战争的摇篮，而我们却能在20世纪把它变成和平的诞生地。
我在船上曾跟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的目标是一定要裁减核武器，勃列日涅夫回答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制造出来的祸害给销毁掉。”他又一次谈到，即使1976年以后，我在苏联也将永远受到欢迎。
清晨散步，午后会议，接着又长时间乘船出游，这使我感到非常疲劳。那天晚上，我与帕特单独在我们房间外面的阳台上吃晚餐。
日记
我们朝大海瞭望，看到月亮已快圆了。帕特说，从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每当她盯着月亮看的时候，她都看不见月亮里有个男人或者有个老太太，但她总看得见有一面美国国旗。当然，这是多年前的事，当时谁也没想到会有人真的到月球上去或者在那里真会有一面美国国旗。
她指点给我看，我真的也能看到月亮里有一面美国国旗。当然，你能在月亮里看到你想看到的任何东西。
次日早晨，勃列日涅夫和我一起乘车赴机场。他利用长时间坐车的机会再三在中东问题上向我提出要求。他说，萨达特可能相信应把埃及放在第一位，纳赛尔却更依赖一种更强烈的泛阿拉伯主义情绪。我没有向勃列日涅夫重述我对萨达特的立场，我认为萨达特是既明智而又灵活地站在那两个极端之间。
日记
我只是说：“别让中东变成美国和苏联的巴尔干。在有许多更重要的问题可以把我们拉在一起的时候，再别让其他任何地方，东南亚、中东或加勒比地区成为分歧的所在，从而使我们陷入冲突。”我早已用这个论点同他谈论过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为什么能相处得很好的原因，我特别强调了战争进行时期罗斯福-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主要就是他们不允许对和平前景的意见分歧阻碍他们打败纳粹的主要目标。
当然，从历史上来看，我个人认为这是犯了一个错误。丘吉尔是对的，他曾一再主张在那时应更多地进行讨论，我们本来应该坚持达成某种协议，那样也就可能避免在后来那种安排的基础上形成的欧洲的分裂。
我们还谈到宗教问题，勃列日涅夫说：“美国人向哪个上帝祈祷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承认一切宗教。我们所关心的是它们拥护不拥护和平。”他再一次说明他对犹太人移民的政策。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让所有的犹太人都走，让上帝也跟他们一起去。”
他说到核战争将会毁灭文明，他重复了赫鲁晓夫15年前说过的话：我们必须要记住，在这样一场战争中，白种人将被毁灭，只有黄种人和黑人将留下来统治世界。
在乘车途中，我建议今年年底以前我们举行一次“微型最高级会谈”。勃列日涅夫热情地表示同意。我们认为这个会议不应在华盛顿或莫斯科开，而应在两地之间某个地方；我用了“中途栈”这个词儿，他便提到瑞士。我对他说，最重要的是在今年年底以前达成关于进攻性武器的协议。我警告说，否则的话，既然这次最高级会议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国会就会努力朝着大大增加国防预算的目标前进。我提议基辛格在9月回莫斯科安排议事日程，然后勃列日涅夫和我便可以在10月、11月或12月再会晤。我说，我们必须在原则上同意裁减军事武器，他有力地点了点头。
在我们到达机场以后，勃列日涅夫返回莫斯科，帕特和我飞往明斯克。我在日记中写道：“在色彩方面，克里米亚是野花遍地，而当我们来到明斯克的时候，到处是紫色和黄色的鲜花————紫色和金黄色，也是我们惠蒂尔市的颜色。一片片长满紫色花的广阔田野。”
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期间，各处欢迎的群众看来都怀着真正的、自发的热情。有时，会有人大喊“和平非常重要”。我注意到差不多每次和人进行非正式的谈话，不论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最后总不免转到下面的三个话题：在平等的基础上同美国友好和平相处的愿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遭到的破坏，对苏联文化遗产包括沙皇宫殿和建筑物的自豪。在明斯克，那里的人民似乎急切地要和我们接近。有些人眼中含着泪水。我认为他们的领导人是不会不注意这种事情的。我以谨慎的希望心情，在我的日记上写着，“到最后，苏联的领导人总不能不反映他们的人民的愿望的”。
在我们乘船出游时，勃列日涅夫和我已同意在帕特和我去明斯克期间，由基辛格和葛罗米柯再作一次努力，以求在限制进攻性核武器方面达成协议。我一回到克里姆林宫我的住房，基辛格就来报告说，他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葛罗米柯尽扯些不相干的小事，显然他不能或者不愿意认真进行谈判。
为了能够没有拘束地谈话，基辛格和我到室外开阔的院子里来回走着。他很担心，因为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只能空手回去。可是五角大楼最后一分钟所作的大转弯使我们不可能进行任何灵活的谈判。如果我们能带回哪怕是一个有争议的协议，基辛格深信我们也能说服公众舆论予以接受的。“而且，”他接着说，“这是一个比水门事件好得多的辩论题目。”尽管他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感到失望，但他认为即使没有签订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仍是成功的，他说他认为现在不会对我进行弹劾了。
“啊，亨利，”在我们准备回到楼上去的时候，我说，“不管报界怎么看待、政治上后果如何，我们只能按我们认为对的去做。你在极端不利条件的巨大压力下，取得了辉煌成就，你可以感到自豪。现在我们只能等着看事情如何发展。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量。”
现在看来很清楚，就签订新协议而论，第三次最高级会议根本不会出现什么大新闻。报界的一些人已经试着抛出一种批评意见，把这次失败归于水门事件的麻烦，意思是说苏联人之所以毫不妥协有以下的原因：要么是由于他们认为我需要在国外取得胜利来减缓我的国内问题，因而可能作出较大的让步，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我过不了这一关，他们有可能从我继任人那里得到更有利的条件。
在正常情况下，第三次最高级会谈可能会被当作一次成功的会议加以赞扬。它提出有限禁止核试验问题，进一步限制了反弹道导弹，在设法控制环境战和能源合作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两国增设领事馆，而最重要的是我和勃列日涅夫口头上已一致同意在1974年年底以前召开微型最高级会议，以求在限制进攻性核武器方面达成协议。
据我判断，我的水门问题和弹劾听证会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上并没有起主要的作用。事前我们得到的情报————以及我在苏联得到的明显印象————是勃列日涅夫下定决心要全力争取缓和，把他的全部筹码押在我能渡过这一关以及最后我一定能够实践我的诺言上。真正使他们对我的可靠性产生最大怀疑的倒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波动，而其中大部分事情发生在水门事件以前：未能给予最惠国待遇以及在苏联犹太人和移民问题上的吵吵嚷嚷，使勃列日涅夫难于向本国的保守派为缓和进行辩解。同样，两国军界集团对突然出现有实际意义的重大军备限制的现实，以及随着缓和如有进展便将出现的裁减军备的真实远景，都十分反感。这些问题不管有没有水门事件，都总归存在。
日记
当然，有些人想把我们未能在进攻性核武器问题上取得协议归咎于水门事件，可是，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还是不错的。我们已在目前情况所许可的条件下走得够远了，而且同时并未引起可能会使我们失去一些保守派支持者的问题，我们所做的一切恰恰是目前情况所许可的。从后来的情况看，我们在核武器方面没有和苏联人达成任何协议可能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假如现在我们还得考虑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就必须在弹劾问题进行投票以前又被我们某些最好的朋友反对了。
事实上双方都不准备在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上跨出多大的步子。我认为，勃列日涅夫和我两人从一开头就已了解这一局面，这也就是他十分亲切、热情地接待我们的原因。我们两人都懂得，如在一次双方相持不下的最高级会议后仍能维持缓和的进程，那我们在下一次会议上就很可能将有所突破。
总之，我把第三次最高级会议概括为不好不坏，它究竟算是成功或算是失败，将取决于下次在中途栈开会以前的事态发展情况。
日记
有人挑剔说，这次会议并没有上两次成功。主要的问题是，缓和过程在向前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一劳永逸的和平永远也得不到————我们必须经常为和平而努力，这就是大国间这些连续不断的最高级会议必须进行的原因，尽管每次会议之后我们并没有重大的结果可以宣布。
我倾向于认为，在安排下一次最高级会议的时候，非正式的会谈更易于使问题取得进展。我认为正式会议————全体大会————取得成果最少，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为记录讲话，是在制造记录。
当勃列日涅夫和我在汽车里或其他地方非正式会谈的时候，他比和其他许多人一起坐在正式会议桌边时，显得更为直率。会议规模越大，谈话就越不自由。这对各种类型的社会来说都是如此，而对苏联和共产党国家则尤为突出。
7月2日，第三次最高级会议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在美国大使官邸斯帕索大厦举行答谢宴会。勃列日涅夫的神态可以说是自我见到他以来最轻松的一次。勃列日涅夫夫人虽然一向也像大多数苏联官员的夫人一样，在众多西方客人的目光之下显得很不自在，这一次却也无拘无束地谈到她的家庭。
日记
晚宴时勃列日涅夫抓住我的胳臂，非常热情地和我谈话，首先谈到我们将在两国之间举行的会议————在所谓中途栈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其次谈到1976年以后他想见到我。他说，他估计在1976年以后他仍将当权，尽管我由于我国宪法的规定不能再执政了，苏联却总是欢迎我的。
勃列日涅夫的外孙女长得十分秀丽，他的女婿也很帅气。勃列日涅夫夫人评论曾访问过苏联的特里西娅说，她一跨出飞机，看上去简直像一朵冬天的白雪花。在谈话中，勃列日涅夫顺便对我说到他的重孙————一个女孩————有一岁半了。勃列日涅夫夫人说这孩子10个月就开始会走路了。我说，跨出第一步是最艰难的。勃列日涅夫说，是的，真是这样。他说就拿他的重孙女来说吧，在走了第一步以后，现在要不摔跤的唯一办法就是差不多老得跑。勃列日涅夫把这比作美苏关系。
他有点装模作样地在钢琴上弹了几个音符，我便借这机会说，等他下次到美国时我们俩可以来一个二重奏。可是要使苏联上层分子对任何幽默话作出反应，特别是当他们和一大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十分困难的。作为个人他们可以很热情、友好，但一变成集体，他们马上就完全僵化了————他们必须先看看别的人有什么反应。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个早晨，勃列日涅夫和我单独在他办公室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我反复强调，我坚决认为我们应该争取在年底签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这样才使美国不至于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发展军备。我还极力主张在我们之间增加我所谓的“更多的联系”，以便处理中东已出现的那类问题。
在我们去圣弗拉基米尔大厅举行最后签字仪式之前，我在全体大会上说，我们不应因为未能每次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掉而感到灰心，重要的是继续会谈。
日记
全体会议剩下的时间实际上是走形式。就像勃列日涅夫前一天晚上祝酒时颇有意思地把结束越南战争和中东维持原状的功劳归于苏联和缓和一样，他们也显然想尽可能地为最高级会议装点门面。显而易见，在这两个问题上，这样说都是夸大其词的。我认为还不如说，在上述两个方面，苏联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虽然他们在使这两个问题获得和平解决方面说不上有什么功劳，可是他们本来完全可以进行更加有力的干涉，使我们不可能实现和平解决的目标。
苏联人以隆重盛大的仪式和场面结束了第三次最高级会议。我们签订了规定反弹道导弹只限于一个发射场的新议定书，关于限制地下核试验的条约以及准备就控制环境战问题进行协商的联合声明。
签字仪式以后，我们到圣乔治大厅去，在那里举行了一次无固定餐桌的宴会，其豪华程度甚至超过了第一次最高级会议结束时的那次宴会，在两排与那大厅一般长的桌子上摆满了菜。在我们互相谈话和祝酒的时候，我注意到楼厅上的小型管弦乐队正在演奏特里西娅婚礼上奏过的曲子。
出乎我意料之外，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全都上了我的车和我一起驶往机场。勃列日涅夫坐在我前面的折叠座上。一路上他十分安静，大部分时间让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和我交谈。我们在机场上举行了传统的告别仪式。接着，勃列日涅夫和我转身向“空军一号”走去。
日记
在我走向飞机的时候，我说唯一遗憾的事是他不能和我们一起去美国。他说事实上在我们驶往机场的时候，他有过同样的想法。我真是认为他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对这次旅行的结束感到伤心。他一直盼望着举行这次会议————为它制造舆论————并希望会议能取得很大成就————而现在会议已告结束，他有点感到一切全落空了。
我想，他明白他这次并没有“得分”，但是会谈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已几次（包括宴会上的最后一次）谈到可能于11月在一个中立的地方召开一次会议。
我不知道这是否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勃列日涅夫。有时候他看上去精神非常好，可是有时候又显得十分疲劳。他总是很晚才开始早晨的会议————10点半或者11点。
我还有一个有些失望的感觉：我们竟没有能够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达成某种协议，而且将来要取得协议看来也相当不易。
登上飞机后，我穿过机舱往后走，对大家说：“你看，咱们又到家了。”我想起1953年的那次出访，在几次极无味的中途停留后，我们每次一登上飞机，便津津有味地吃一些很简单的食物，觉得它安全、干净，因而我们也常说：“你看，咱们又到家了。”我相信这次大家一上飞机也一定有那种感觉。
弹劾的夏天
我们在苏联的一段时间里，国内对我进行弹劾的努力仍和以前一样一直在进行。我回国几天以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发表多尔汇编的关于闯入水门大厦和掩饰水门事件的多种证据，以便保证在对弹劾问题进行投票前，水门事件始终成为这几周的报纸头条新闻。欧文委员会也开始泄露和发表本应属于保密的报告中的各项指控。
可是，不管有多少头条新闻的影响，这个所谓的证据一般都被认为是软弱无力的。美国广播公司在开始广播它的晚间新闻时，先宣称“并无惊人消息”。全国广播公司的说法是，“没有惊人的新材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没有令人震惊的东西，没有惊人的新揭发。”《华盛顿明星报》的杰克·杰蒙德总结说：“尼克松总统手中的‘冒烟的枪’还有待进一步查找。”
不利于我的证据不能成立，这是令人满意的，可是局势还远不能使人安心。7月5日我把我对局势的看法概括如下。
日记
我记得差不多一年以前哈洛说过，这个问题是站不住脚的。他可能是对的————当时可能是对的，可是后来又加上那么多东西————个人缴纳税款和其他类似的事————引起了那么多的怀疑，谁知道现在情况究竟怎样呢。
我想到自己，常常老是担心————不知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常有一种仿佛下腹部在往下坠的感觉，有时候整夜整夜不能成眠。我想到像卡姆巴克和波特那些人，他们正面临着坐15年到20年牢等的危险。
我在从苏联回来的飞机上，对齐格勒和黑格两人也曾说过，也许若干年后，人们的态度会有所改变，可是他们已留下了很深的伤疤。这伤疤将在公众的思想中存留下去，永不消失。我们唯一的行动方针是继续战斗下去，直到最后一分钟，不要在这之前先死上几千次。
我也和贝比谈到过当前的局势。帕特曾指出贝比几乎感到沮丧————她说他的确非常沮丧。他们的全部目的当然就是羞辱、毁灭、折磨总统周围的每一个人。
帕特和贝比都谈到罗斯，说她真是一个坚强战士。我很高兴，在乘飞机回家的途中，帕特从她跟罗斯的谈话中已体会到了这一点。因为罗斯在整个“18分钟半”空白的问题上经受过极大的折磨，而她以极大的勇气和倔强的性格经受了这一切。
我告诉贝比，他和其他一些极正派的人都不得不经受这种折磨，这使我感到非常不安。贝比说得好，他说是我的坚强态度在鼓舞着他们。我的想法是，我一向实在不够坚强，而我本来还可以而且也应该更坚强一些；但我必须说，当我们有这样一些人在周围时，我们不能使他们失望，我必须坚持斗争，寸步不让。
不管怎样，如果我们能闯过法院和对弹劾问题进行表决这两关，我们将能争取到一两年的时间来尽可能为国家多做些好事。我们目前必须做的是，紧紧团结起来共同度过今后非常困难的两个月。
1974年6月27日，彼得·罗迪诺对一批记者说，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21名民主党人全都将投票赞成弹劾。他的这项声明证实了在这之前谁也不敢公开说的一个情况：在听取证人的证词或被告的辩护词之前，投票结果早已决定了。罗迪诺受到两党委员的责备。他的最初反应是企图掩饰，他甚至到众议院同事们那里到处谈他根本没有说过那些话。但当时在场的《洛杉矶时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听他说过，他们出来证实原来的报道完全正确。
到这时，在我思想中，我已肯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将投票对我进行弹劾了。但真正重要的是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差数，因为这会直接影响众议院全体议员的投票结果。关键仍然是那摇摆不定的共和党人的6票和南方民主党人的3票。这9个人如何投票将决定我是否将遭到众议院弹劾。蒂蒙斯几乎把这归纳成一门科学了：一种直截了当的倍数关系。他的计算结果是：在委员会中每失去1票，在众议院全体议员投票时，我们将失去5票。
7月的头一个星期，我们从苏联回来后，蒂蒙斯认为，在那3名南方民主党人中我们至少能赢得1票，但在6名共和党人中至少会失去2票。如果我们在委员会中能保持只失去这几票，即在众议院否决弹劾案问题上，我们还可以乐观。这个分析得到多方面的承认。《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戈弗雷·斯珀林在报道中说，水门事件作为一个问题虽然还没有消失，但在公众谈话中，它似乎已日益不受重视了。《时代》周刊驻白宫记者休·赛迪对亨利·基辛格说，他们的编辑们认为我可以熬过弹劾这场风暴。《新共和》采访白宫的记者约翰·奥斯本对罗恩·齐格勒说，他认为众议院不会投票赞成弹劾。
还有一些可能使政治老手感到欣慰的迹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布什给白宫打电话说，他希望我参加一次筹募经费的时间很长的电视广播节目；唐·拉姆斯菲尔德从布鲁塞尔打电话来要求辞去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使职务，回国来在他的前国会同事中为反对弹劾进行活动；约翰·罗兹说，除非有人向他提出他不应支持我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否则他将支持我。黑格告诉我，他同内阁成员的谈话表明风向已变了。我听到这些报告时受到鼓舞，但我并不过分乐观。
日记
不论情况如何，眼前最重大的战斗是，设法在今后两周内尽我们的最大努力稳住司法委员会。显然，民主党人也将全力以赴。
迪安很快又会出来，可能再对我进攻一阵。但是，我们认为不会再有什么别的意外情况了，尽管从过去的斗争记录来看，谁也没有真正的把握。
回到华盛顿总是使你感到仿佛回到了真正的深渊之中，尽管齐格勒说，报界并不是那么敌对了。但这里的气氛使人感到压抑，当然，再加上家庭问题，就使人更加难受。但话又说回来，这么长的时间都熬过来了，我深信我们能一直坚持到底————不论结局如何。
7月12日，我签署了1974年国会预算和扣发经费法案。我认为这法案是我个人的胜利，也是整个国家的胜利。经过五年的争论、劝说和恳求，尽管我的地位因水门事件被削弱，我们终于通过了这项立法，使国会负起责任来，力求使联邦预算维持在大家取得协议的水平上。
签字仪式后，杰里·福特带着他那特有的开朗和自信的微笑走了过来。他说：“总统先生，别着急。你已取得了这个胜利。我们在众议院有一个可靠的50票的多数，以此为基础，我们还可以继续奋斗。”布赖斯·哈洛熟悉国会的情况不亚于任何其他议员，他也出席了签字仪式，他补充说：“老板，你获胜了。”
我很想相信这些热情的说法，但我对华盛顿可是非常了解的，我不相信已摆好阵势的反对我的势力会轻易罢休或轻易认输。25年从政的本能告诉我，尽管有这些表面现象，事情并不太妙。事实上我的这种本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我感到，在表面现象之下有一股奔腾着的政治潮流，而这股潮流是冲着我来的。
我想弄清楚我到底为什么如此不安。一个原因是支持我的人数问题。几乎所有的报告都说，大约有100名众议员肯定支持我，有75人公开反对我，其他的人“未定”。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一个议员如对白宫的人士说，他对某一个问题态度未定，那在多数情况下，他可能是持反对态度的，而他只不过是出于礼貌不在投票之前明确说他反对罢了。
另一个原因是，我完全知道民主党在国会的领导是多么有力、有组织而且强大，在看来好像弹劾案将被否决的时候，他们又将会何等穷凶极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们当然会担心，如果弹劾的努力失败，如果选民们开始感到水门事件这一可悲纠纷只是由于党派斗争才拖了这样久，那他们就有自食恶果的危险。
另一个主要的未知数是最高法院的态度。法院很快就要对贾瓦斯基要求再交出64盘录音带的请求作出裁决了。圣克莱尔一向很乐观，但他也承认，尽管在法律上我们居于有利地位，但法院最后仍然很可能会根据政治路线来投票。如果法院在录音带问题上做出不利于我的裁决，我可以对裁决表示不服，但这几乎一定会造成弹劾；因此，实际上不必考虑。另外一种办法是服从法院裁决，但不完全实际照办。这就需要想办法把录音带加以删节后再交出去。事实上，我知道这办法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没有听过全部录音带，但我担心，在这长达几千个小时的谈话中，很可能有些材料是非常有害，我是决不会愿意把它们交出去的。现在就已经有了那个使我仍然十分不安的6月23日的录音带。我在7月21日的日记中就曾写道：“当然，我们如何处理23日的录音带是件困难的事，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将它适当地加以节略。”
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弹劾问题的听证将产生巨大————几乎可以肯定说是极不利的————影响。
日记
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说，我已不再那么乐观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但愿〔伯格（法官）〕和他的同事们能看到，如果他们采取全部摧毁行政特权的做法————那将对未来的总统产生多么可怕的影响啊!但愿他们能够看到，我们会采取某种更合理的办法的。
不管怎样，如果我们能闯过这一关，没有绊倒或摔下，没有给众议院以任何进行弹劾的根据，我们就能坚持要求在整个众议院进行投票，然后着手去办其他事情。
如果他们还给我们留下任何一点松动的余地，如果我们能找出一个照办或服从的办法，那对我们将是最大的好事。因为那时他们便可以在众议院去投他们的票，而我们则能在这最后两年内把我们在过去一年半中所损失的时间弥补回来，为国家做一点事，那是人民选举我们的目的。
我还感到，支持我的一些乐观派没有考虑到，在众议院全体议员必须就一项弹劾案进行表决时，他们面临的政治现实将会起什么作用的问题。那些有党派偏见的民主党人是不论证据如何都会投票赞成弹劾的。但除开他们，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担心，如果到11月大选时我仍在职，我将成为他们的一个可怕的包袱。
如果说，国会中支持我的人半心半意而且也无组织，那些白宫工作人员的情况也不见得会好多少。黑格在最后时刻曾力图组织一个在白宫内部领导战斗的小组。但由于我们在国会中的支持者要求在同我们的接触中要“保持一定距离”，实际上也就无法进行了。我知道他们也由于对案情发展没有把握，担心不知什么时候又会出现一个炸弹————在这个炸弹爆炸时，他们可能首当其冲————因而必有一种心理上的障碍。
我还担心大多数选民仍认为是头等重要的经济问题，在禁运和冻结之后，至今仍然站立不稳。道·琼斯指数最近达到了四年来的最低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经济将影响国民信心，而国民信心将影响对弹劾的态度，这应是一个最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不幸的是，对这个问题我似乎没有太多办法可想。我召集并参加了一些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而一致的看法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等待，慢慢渡过难关。
最后，还有舆论界。我感到不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都认为我受弹劾对他们本身有利。在长时期以来不断的泄密、指控和诬陷之后，如果我被证明无罪，那舆论界岂不是要吃大亏了？辩护总是跟不上控告。例如，在报纸和电视报道了那么多所谓滥用国内收入署权力的危害极大的新闻之后，等到国内收入署署长唐纳德·亚历山大宣布一项报告的结论说，实际上没有任何人由于白宫的插手而受到损害时————国会两院联合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只有《纽约时报》在不显眼的第39版上有个报道，其他报纸根本没有怎么报道过。大部分记者和评论员仍念念不忘水门事件，并且通过它来看一切问题。例如：全国广播公司的道格拉斯·凯克报道说，白宫力图给人以一种“印象”，仿佛不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如何进行干扰，“刚完成一项使人筋疲力尽的重要和平使命归来的总统，仍在忙忙碌碌地干他的工作”。几个月以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中煽动进行弹劾的主要人物杰罗姆·沃尔迪说，“如果不是由于报界手下留情的话”，他估计我恐怕早就得被迫离职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弹劾活动的估计，和我的大多数顾问相比，本能地感到悲观的一些原因。我常常想起特里西娅在几个月前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这话很贴切地说明了我们的问题。她说，想把水门事件这样的问题解释清楚，就像在打一场坑道战：尽管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流了许多血，但就是一步也前进不了。
7月12日，我们离开华盛顿去加利福尼亚度假两周。我们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得到消息说，约翰·埃利希曼被判伪证罪并对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犯下阴谋侵犯民权罪。事情的最后发展竟演成这么一出令人可悲的滑稽剧，真使人十分沮丧。泄露最高机密文件的埃尔斯伯格被判无罪，而力图阻止这种泄密行为的埃利希曼反倒被判有罪。
7月12日下午，帕特、埃德、特里西娅和我到达圣克利门蒂时，一切都和我们以前历次的加利福尼亚之行没有两样。我们一起先去游泳池游泳，然后早早吃了晚饭。这是一个凉爽而晴朗的夜晚，埃德和特里西娅决定在睡觉前去散散步。他们穿过花园，绕过游泳池前往高尔夫球场。1969年，当我购置这处房产时，当地的一些支持者组织了一个叫作“总统之友”的小组，他们捐款在与我的产业相邻的鲍勃·阿普拉纳尔普的地产上修建了一个三穴高尔夫球场，并雇有专人照料。
特里西娅在这期间所记的日记，记下了那天晚上她和埃德看到球场时受到的震惊：
荒芜、失修、难看、死气沉沉。“总统之友”的高尔夫球场已不复存在了。这情景真令人心伤，但使人心伤的倒并不是这景象，而是它所代表的深意：高尔夫球场，为之修建这一球场的那个人，被抛弃了，被遗忘了。
埃德和我围绕球场走第一圈时便看到这一切，那种已经完结、一切已毫无希望的气氛几乎像可以触摸到的实物一样给了我们狠狠的一击。埃德想克服这种感觉，不安地故作轻松，说：“好像有人忘了给球场洒水了。”当然，我们都知道，不是有人忘了，而是有人被提醒，别再给球场洒水了。我们对爸爸说到这情况时，故意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喜欢看到它像我们初到圣克利门蒂时一样的荒芜。他当然没有受我们的骗，但他很有礼貌地表示同意。他是尽量使我们不要难过，我们也尽量想使他不要难过，但大家全是徒劳。
尽管有这些阴暗面，但我们待在那里的头几天，华盛顿来的报告仍然是乐观的。我力图持怀疑的和超然的态度，但我几乎不由自主地在日记中为今后制订计划了。
日记
我想，我们必须要记住：一旦我们熬过了这次选举，那我们就要不客气地同他们摊牌，而1975年将是我们这样大干一场的一年。本来在1973年就应该干的，而且我们在1973年年初也准备好要干的，但是由于水门事件，我们损失了整整一年。现在我们又进入选举年了，因此1975年将是我们做点正经事情的最后机会了。这些事情都是必须做的，为了使我国经济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也为了从哲学观点方面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也许这是保守观点在这些问题上战胜激进的左派观点的最后机会了。当初麦戈文和他的同事曾为这种激进的左派观点斗争过，但失败了。
我们应牢记特里西娅的哲学：不论结果是什么，不论这是一条什么路，我们都应该首先看到道路的尽头，以保证我们上了路一切会顺利。然后记住，等我们回过头来看时，我们会觉得原来根本没有必要为许多事那么担忧的。要做到这点是十分困难的。但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度过这些和其他危急与困难的时刻。事实上，也正是依靠这样做，我们才经受住了这么长一段时间来自各方面的沉重打击。
我现在坐在楼上的书房里，正注视着挂在壁炉上面墙上的一幅美丽的画像。这是我母亲在12岁时的肖像，我不知道是画的还是一张着色的照片。她1885年出生，如果活到现在该是90岁了。她长得有点像朱莉，或许可以说像是朱莉和特里西娅两人的结合体（虽说仅是一个12岁的女孩，可看上去显得很端庄，若有所思，像一个大人）。像海伦尼·德罗恩常常说的，她真是一个圣者。将来我要写一篇有关她的文章，那一定会很动人的。
7月15日，在长期动乱的塞浦路斯岛上，发生了暴力政变。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战争看来已迫在眉睫。我建议基辛格派助理国务卿乔·西斯科去现场估量形势。我在日记中写道：“塞浦路斯的形势又一次充分证明：在目前的世界形势下，在世界各地的和平岌岌可危的情况下，美国总统职位如发生动摇，或改换总统，一定会对国内外都产生创伤性的影响。”
7月18日，詹姆斯·圣克莱尔终于极勉强地得到一个机会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为我进行辩护。这件事他干得很漂亮。对他的讲话的全面反应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听说，他在那里留下的印象甚至进一步加剧了委员会中民主党人的恐慌。不久之后，民主党人投票决定，在公开听证开始后，将不让圣克莱尔在电视上为我辩护。
当这些非常重要的听证会即将举行时，蒂蒙斯的报告显得很不安。他看到的各种迹象说明民主党的领导集团正在使用巨大的压力准备血战到底。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特劳斯公开宣布，任何有责任感的人都不可能不投票赞成弹劾。我们听说蒂普·奥尼尔正对罗迪诺施加压力，罗迪诺又转而对多尔施加压力，务必设法不让弹劾问题松劲。
7月18日，我试图对形势作一估计。
日记
今天早上有点雾。很奇怪，我在想今天可能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着的那个日子，也就是说我要在认真重新整理我们自己的看法之后，为8月的战斗进行准备，也许甚至，如果蒂蒙斯的悲观观点占了上风的话，为在今年余下的日子里在参议院的战斗进行准备。
我开始非常客观和冷静地认真考虑整个弹劾程序。总的来说，看来虽不能肯定但很有可能，我不得不承认，奥尼尔一伙人将肯定能够在委员会中得到多数票，在众议院也能得到非常相近的票数。这使我不再去考虑最高法院的问题了，而在本周开始时我可是一直对法院非常担心的。
在这方面，我们的问题是要能继续掌握众议院的南方民主党人，就是说，至少要争取他们在委员会中的两票，比较有希望的是至少得一票。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得到弗劳尔斯的支持。
我们现在已进入的斗争是一场处于高潮的斗争，我想我已使大家都了解到了这一点，虽然我必须说，黑格和圣克莱尔他们两人就是这样想的。
黑格同意，圣克莱尔一回来，我们必须设法摸清内阁的底。如他所说，事实上，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办法都使出来，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黑格认为，我们在委员会中至少可能得到14票，我们希望最后能争取到16票；当然，如果能得到18票，那将是很大的胜利。16票可以办到（黑格的说法），14票可就很难办了，但他认为还没有越过我们在众议院全体投票时获胜所需票数的最后界线。
这基本上像一场竞选。当一切都处于未决状态时，我们必须冒点风险。
7月19日，约翰·多尔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人人都说是很有力的演说，要求对我进行弹劾。委员会还继续进行它在舆论上的闪电攻势，在各个问题上发表了大量的材料，目的是要把将于7月24日开始电视转播的公开听证会推向最高潮。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已临近听证会结束、进行投票表决的时候了。
日记
我打算在下星期继续活下去不让人千刀万剐而死。这一直是我在政治生涯中所奉行的哲学。懦夫才死上无数次，勇敢的人只死一次。
我想可以这样说，这真正是我们的第七次危机。因为下个月将是我们最困难的一个月，支持我们的只有两个信念：一个是我们深信我们是正确的————大家都同意，我们是在击退对我们的整个政治制度发动的攻击。
另一个是，这件事最后总会了结的，我们将对此感到宽慰，即使最后的结果是弹劾，那我们也只有接受这结局。
到下周这个时候，法院和委员会可能都会投票表决了。我们只能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准备。
7月20日的周末是我们仍抱有希望的最后一段时间了。7月21日晚，我们都到罗伊·阿什在贝尔埃尔的家里，同我们的一些加利福尼亚老朋友们聚会。特里西娅在她的日记中描述了这个夜晚：
有时候就好像正处在飓风的中心点上。一切都很平静、很安稳，如果你闭上眼睛，也就注意不到周围的不自然的黑暗。你回忆某些孤立的特殊时刻。那些片断时刻也仍存在于现实之中。你回忆过去没有“水门”的时候，或者“水门”只不过表示一幢豪华的公寓的时候，这是一个孤立的时刻。但是接着你睁开眼睛，就会发现你面前的黑暗乃是暴风雨带来的黑暗。
在阿什家的晚宴上，阳光最后一次普照着。他们在贝尔埃尔的家距离那乱糟糟的局面足有百万光年那么远。整个夜晚到处都闪烁着往昔的光辉。宾客都是老朋友和阿什一家认为能助一臂之力的人，大家都兴高采烈。
自从罗伊·阿什家的宴会以来，从第二天起便仿佛失去了什么似的。最后的一线希望已非常脆弱，你几乎可以听到它的碎裂声。
到7月22日那一周开始时，由于自从6月末以来就没有提出过任何新的证据，所以当时一般都认为，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构成弹劾。事实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政治阵线却开始变化了。我们以前听说约翰·罗兹打算帮助我们，但现在他不帮忙了。有人告诉我们，戈德华特说过他将要求我辞职；当黑格打电话问他时，他大笑着说他绝对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那样的话，也决不会说那样的话。也许最令人烦恼的是————因为这显然是事实————我们听说，委员会中的三位南方民主党人跟我们闹翻了：据说，威尔伯·米尔斯正在向他的阿肯色斯州的同事桑顿做工作；据说，罗迪诺正多次在私下和弗劳尔斯会谈，另外还传闻奥尼尔在对曼施加强大压力。很多人都记不起来了，其实早在6月23日录音带这个新“证据”被提出之前，政治上的一致意见已经达成，这个政治上的一致意见就是要进行弹劾。
“总统职权下降到了最低点”
7月23日，星期四的早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电视听证会预定在第二天便举行了，委员会的保守派共和党人之一的劳伦斯·霍根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激动地宣布他决定投票赞成弹劾。他的许多同事以及一些新闻评论员都说，霍根之所以抢先表态，从而在宣传上获得最大效果，是为了支持他那进展缓慢的竞选马里兰州州长的竞选运动。在圣克利门蒂，我们集中力量表扬许多批评霍根和他的动机的人，以求尽量缩小他所带来的危害。但事实上他还是给了我们一个沉重的打击。7月23日这一天的晚些时候，蒂蒙斯从华盛顿打电话来对我说：现在已可以肯定，委员会中南方民主党人的3票，我们已全丢掉了。
我完全惊呆了。我失去了1票，并决心经受失去2票的考验，但3票全丢掉就表明在众议院全体议员投票时一定会被击败。那就是弹劾。
我很痛心地对黑格说，如果我们采取不插手战略的结果就是这样，那我们还不如公开进行拉票活动，其结局也不会比这坏到哪里去。我说我们必须设法至少再争回一个南方民主党人来。
黑格提出，乔治·华莱士的一名助手曾带来口信说，如果我需要华莱士帮忙，只要给他打个电话就行。现在正需要华莱士的帮助。也许这位亚拉巴马州州长愿意打个电话给他本州的沃尔特·弗劳尔斯，提醒他说，对自己的党的忠诚并不等于一定要支持采取重大外科手术的办法把一名总统赶下台去。我同意这值得一试。黑格说，他去叫电话。
下午3点52分，我在圣克利门蒂我的办公室里拿起了电话话筒，这时乔治·华莱士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日记
我同华莱士通电话时，他表现得非常轻松。起先，他说他听不清我说什么，之后，他又说他没有想到我会打电话给他，因为没有人跟他提起过这事。
他说他也没有仔细研究过证据。他说他为我祈祷，他很遗憾我遇到这样的事。他说，他认为由他打电话给弗劳尔斯是不合适的，弗劳尔斯也许会生气。不过如果他改变了想法，他一定会告诉我的。当我放下电话时，我知道，他是不会改变他的想法的。
这次电话只打了6分钟。我放下话筒后对黑格说：“啊，艾尔，这下子总统职位算是完了。”
黑格还不肯死心。他劝我打电话给亚拉巴马的参议员詹姆斯·艾伦，问他是否能帮忙说服弗劳尔斯。我在华盛顿找到了艾伦。他表示很关心，很友好，但他很诚恳，不给我任何空头的安慰。我必须接受事实，我们已完全失去了委员会中的南方民主党人。
我打电话给乔·瓦戈纳。他说，既然已失去3个南方民主党人，那他就只能希望在瓦戈纳集团中保持30票至35票了。这表明在众议院全体议员投票时，我已不可能得到足够的票数了。我在日记中写道：“我的估计是，民主党已下决心将我赶下台，把福特弄上台，然后再把他搞掉，以获取1976年大选的胜利。”
那天晚上，我坐在书房里想要准备我在两天后向全国发表的关于经济问题的电视演说。我努力想把我的设想整理出来，列成大纲，但我的头脑却老是丢不开那天下午发生的事，一种绝望的情绪一阵阵涌上我的心头。
我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了：辞职或被弹劾。我必须决定，要么自动离职，要么作出这个困难的决定：让总统在参议院受审六个月，国家受得了吗?
在过去的数周内，我多次与黑格和齐格勒谈到过辞职问题。黑格认为，辞职不仅让人看来像是承认有罪，而且这样会让激进派轻而易举地————不单纯是对我个人而是对整个制度————获胜，实在是太危险了。
还有一些个人方面的因素要考虑。我们一家两年来真是受够了，如果我辞职，可以预料，我马上就会遭到各种刑事案件的攻击，我得花上几百万美元和几年的时间去法院打官司。我对黑格说，个人的因素不应成为决定性因素。但是，要把政治的、党派的和国家的利益同个人的考虑截然分开也是很困难的。
我在演说稿的页边空白上写道：“凌晨0时1分，总统的职权下降到最低点，还有最高法院的事。”
我也无须久等。
第二天早上我睡过头了，这是几个月来的第一次。我为那演说稿一直弄到清晨2点30分。第二天我拿起床头电话时，已是9点钟了。黑格来接电话，我问他：“情况怎么样?”他声音紧张地说：“总统先生，事情很不妙。今天早上最高法院的判决下来了，我们在得到全文前，不想叫醒你。”
“是一致通过的?”我猜想说。
“是一致通过的。一点松动余地也没有。”他说。
“一点也没有?”我问道。
“封得死死的。”
“美国诉尼克松”一案的这一判决被广泛吹嘘为最高法院的最漂亮的判决之一。如一名电视记者所说，美国胜利了。由于我对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很了解，所以我认为美国是失败了。我感到总统职位本身成了这项判决的牺牲品。
我请黑格到我书房里来。几分钟后，圣克莱尔来了，他看来情绪非常低落。问题不仅是我们输了，而是竟输得如此一败涂地。我们原来相信法院的裁决会留有一点余地，至少会规定可以不交出某些有关国家安全的材料。我们原来还相信至少会有一张反对票。我们讨论了几分钟，考虑是否按照杰斐逊的传统“服从”这项判决。在跟我们在华盛顿的一些最有力的支持者商量后，我们的结论是，唯一的办法是完全服从。
我问圣克莱尔，估计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把判决所要求的64盘录音带交出去。他说，把涉及听录音和把它打成文字等所有问题全估计在内，可能需要一个月或更多一点时间。
我想我们应该马上估量一下可能产生的危害。当黑格打电话给巴兹哈特讨论这决定时，我拿起电话要他听一下6月23日的录音带并尽快向黑格汇报。这是我在5月里听过的那些录音带，上面有我和霍尔德曼的谈话，我们曾讨论让中央情报局以政治上的理由，而不是像我在公开声明中说过的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制止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当我听到这段录音时，我已知道这事一公开就会出问题，现在我要了解会出多大的问题。
巴兹哈特在下午一开始就听了录音带。他打电话告诉黑格和圣克莱尔说，即使从法律上可以为之辩护，但在政治上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冒烟的枪”。黑格和圣克莱尔常说，巴兹哈特经常爱大惊小怪。所以黑格又打电话给巴兹哈特，要他再听一遍6月23日的录音带。巴兹哈特又听了一遍，并第二次报告他所得到的印象后，黑格十分勇敢地对我说，看来这个录音带显然“够呛”，但还不至于完全“无法对付”，他说：“我想我们还是能对付过去的。”
日记
我们一次又一次讨论了6月23日的录音带。弗雷德听过了两次，把情况告诉了圣克莱尔。圣克莱尔要同艾尔谈这事并准备在星期一听录音。圣克莱尔和艾尔到书房来看我，讨论圣克莱尔对执行最高法院判决问题该说些什么，圣克莱尔对23日的录音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说：“你在两个星期以后曾对格雷说，让他继续进行他的调查嘛。”
在法院判决发下来的当天晚上，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进行它的有电视转播的会议。民主党人无耻地装腔作势，伪装着他们还没有拿定主意，我的支持者则慷慨陈词，但他们是在打一场已经输定了的仗。而现在，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一个像用慢燃引线点燃的炸药包似的6月23日的录音带。
7月27日，我正在圣克利门蒂附近的雷德海滩的海洋中游泳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就弹劾案的第一款进行了投票。这一款控告我采取了旨在阻挠对水门事件进行调查的“行动方针”。投票结果正像我担心的那样：全体民主党人，包括3名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再加上17名共和党人中的6名投赞成票。这一款以27票对11票通过。
电话铃响，齐格勒将这消息告诉我时，我正在海滩上的拖车里换衣服。这样我得知我是106年来第一个被建议应予弹劾的总统：当时我正站在海滩上的拖车里，赤着双脚，穿着一条旧裤子，一件班隆衬衫，和一件饰有总统印章的防风外衣。
当晚，我们全家晚餐时，大家情绪并不低沉，但比平日要安静些。之后，我在书房里写了几句关于帕特的话。
日记
我记得，当我们从海滩回来时，特里西娅说，她的母亲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我说，是的。我们在政界进进出出这25年，她经历了不少折磨。她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总能显得十分镇静自若和庄严大方。但是，上帝呀，我真不知道她是怎样熬过来的。
当天和第二天的晚上，我都一直独坐到深夜，力图弄清我所面对的新形势，并决定采取应付这种形势的最好的行动方针。
日记
星期一我们终于要回去了。他们将听录音，我猜想他们会来对我说：“我们认为这已无法应付了。”我指的是圣克莱尔和黑格等人。
如果我们就这么决定了，那我还有一点不大好办————就是我应该决定忍气吞声辞职呢，还是应该继续在众院议中战斗下去，等到众议院投票后辞职，那时我就可以说我不能让国家忍受由于几个月的弹劾审讯带来的种种麻烦。
艾尔和齐格勒在这期间表现极好。齐格勒非常有力地强调说，如果我们给人以我们已放弃斗争的印象，那大家就会一哄而散了。艾尔指出，还有一个理由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不在众议院里设法搞到1/3的票，那就会显得我们已经弃权溜号了，等等。
其实，我在这期间的感觉是冷静和坚强的。这部分原因是：从我听说南方民主党人完全背叛以后，我就看到这场比赛我们是输定了，便已准备接受参议院至少六个月的审讯了。
在一定程度上，我想我之所以感到冷静和坚强是由于我的出身，或许是得自于我的父亲和母亲。
这时在我的心中已有一个想法，我完全有意对我最亲密的助手也保密的想法：国家不能连续六个月由一个完全无能为力的总统去领导。
日记
我们必须计划一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以便光明正大地度过我剩下不论多少担任总统的日子和以后的时光。
展望未来，我看到我必须面对冷酷的现实：在今后的日子里，我怎样解决个人开销问题。我是否能出售一本书的版权或一些文件或者不论什么其他的东西，搞到一笔维持办公室和家庭所需的足够工作人员的费用。我目前的想法是出卖我在佛罗里达的房产，扣除抵押贷款后还能剩多少就拿多少，以便手头有一笔现款。至于圣克利门蒂的房子，我只需作个决定要不要保留它就行了。也许我们可以在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公寓度过余年，而那样我们也许还会过得更舒服些。
不用说，我怎样才能安排像马诺洛和芬娜这些家里人————我们家里的用人————以及最低限度还得保留罗斯和两三名秘书来跟我一起写书，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但在眼前，我不能老纠缠于这些问题。目前，我要做的事是必须认识到，我们在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这关系到整个国家。正如埃德所说，可悲的是，坏家伙们居然胜利了。他的意思是，如果我走辞职的路，对国家将是一件很坏的事。
亨利前来看我。他很伤心，但是，愿上帝祝福他，他完全用感情代替了理智。对他这样一个智力过人、极有天赋的人来说，这可是罕见的现象。他说他的妻子对他说，四年以后回顾今天，历史将会把总统视作一位英雄。当然艾尔一直就说，历史将最后证明我是一名杰出的总统。
我们在7月28日星期日回到华盛顿。特里西娅记下当时的情景：
埃德和我动身前往纽约之前，我们在白宫二楼的过道中，向爸爸和妈妈告别。当爸爸说，我们能陪伴他在加利福尼亚过这几天对他有极大的意义时，他流露出的内心的激动是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不用再说别的话，我已感觉到这句话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一次诀别。这一章从此结束了。
7月29日星期一是我们回到华盛顿后的第一个整天。看到这两个星期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感到十分震惊。弹劾的歇斯底里症控制了全城。白宫工作人员沉浸在忧郁之中。西侧楼和行政办公大楼里的劳累不堪的男女工作人员的信心显然已丧失殆尽，现在是否有可能略予挽回还要等着瞧。
星期二，圣克莱尔回来了，他到科德角去休息了一阵，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长周末。甚至在我去加利福尼亚旅行之前，黑格便已对我说，圣克莱尔已十分疲劳，而且很容易动肝火，如果我们想留他继续工作，对待他必须十分小心。圣克莱尔听了6月23日的录音，还与巴兹哈特进行了讨论。他的轻快的乐观情绪消失了。他不仅同意巴兹哈特的意见说这是“冒烟的枪”，而且说，这同他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所提的论点十分矛盾，因此，除非将它公布，否则他便要成为阻挠司法的同谋犯了。
当我们在衡量6月23日的录音带究竟会有多大的危害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弹劾案的另外两个条款。7月29日通过第二款控告我滥用总统职权，犯下了可以弹劾的罪行。这一款包括好几项控告，从据说为了政治目的利用国内收入署到1969年为了国家安全而窃听电话。7月30日通过的第三款控告我抗拒委员会票传调用录音带和文件，犯了可以弹劾的罪行。在另外两项弹劾条款————一条是关于轰炸柬埔寨，另一条是关于我个人的经济问题————被否决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便休会了。下一步将由众议院全体议员就弹劾案的三项条款进行逐项投票。公开辩论预定于8月19日举行。
7月30日晚上，我睡不着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我终于打开灯，从床旁小桌里取出了便签本。在上方我写下日期和时间：7月31日，清晨3点50分。我开始列出可供选择的各种办法。实际上，只有三种办法：我可以立即辞职；我可以留任到众议院对弹劾案的各个条款表决完毕，如被弹劾再辞职；我可以在参议院一直斗争下去。
我花了将近三个小时，开列出有利和不利的条件。对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朋友和支持者，怎么做才最好?对国家来说，怎么做才最好?
不能辞职的理由是很充足的。首先，我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一个逃避困难的人。一想到我会从工作岗位上逃跑，像一个弱者那样结束一生，我便十分气恼。辞职是会被许多人认为全部承认有罪，报界也一定会这样解释。辞职还会造成一种危险的先例，绕过了进行宪法所规定的弹劾程序。我还必须考虑到，我的家庭和许多支持我的人都要求我继续斗争，如果我在斗争结束之前自愿退出，他们就会感到失望和伤心。
应该辞职的理由同样很充分。我知道在两年来由于水门事件引起的苦难和分裂之后，国家非常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精神和目标以便共同对付艰巨的国内外问题，决不能在参议院对我进行六个月的审讯期间，把这些问题放着不解决。此外，只要众议院一通过弹劾案，我在政治上便全然无能为力了。我不知道，我能否让国家在这样一个多事和重要的时刻经受由一个软弱无力的总统来领导的考验。从实际出发，我还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如果我决心留任继续斗争，斗争的结果实际上早有定局，最后我将遭到失败和屈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弹劾并被判犯有刑事罪的总统。
辞职还有另外一个积极的意义，而我知道这在许多共和党人思想中被认为是头等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一辞职，共和党便可以不必再为我辩护。1974年的选举也就不会是对尼克松和水门事件进行公民投票了，而他们的竞选活动和议员席位也不会再被当作是我的政治命运的抵押品了。
我写完这些笔记时，天快亮了。我天生的本能控制了我，我把纸翻过来在背面写道：“要像一个战士那样结束政治生涯。”
我的本能和直觉对我说，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水门事件虽坏，但开创总统辞职的先例则坏得多————尽管另一条路是因一件政治丑闻而撤换一位总统，“要像一个战士那样结束政治生涯”————它也正是这样开始的。这是我真正希望的方式。
由于现在巴兹哈特和圣克莱尔都主张辞职，黑格的地位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如果我决定不辞职而是去面对参议院审讯，那我就需要黑格来团结剩下的仍忠于我的工作人员来使白宫工作得以继续进行。
7月31日星期三，黑格第一次读了6月23日录音带的记录文本。
他看完后，我问他：“你的看法如何?”
他说：“总统先生，我恐怕也只能同意弗雷德和吉姆·圣克莱尔的意见了。我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过这一关。我知道当时真正发生的情况，我也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但我想我们必须面对事实，而这事实是，一旦这个录音公布出去，工作人员不可能再坚持下去了，支持我们的舆论也不会再坚持下去了。”
当天下午，罗恩·齐格勒听了录音。我看得出，他现在也认为整个局势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
决定辞职
8月1日，星期四，我告诉黑格，我已决定辞职。如果6月23日的录音带是无法解释的，我就不能再期望我的工作人员想办法去解释它并为之辩护。
我说，我打算在周末带全家去戴维营让他们有个思想准备，然后在星期一晚上在电视讲话中提出辞职。我将在华盛顿再停留两周安排一下，然后飞往圣克利门蒂。
黑格说，不论我想怎么样，我们都能做好安排。但他建议我甚至更早一些辞职，也许就在第二天，8月2日星期五晚上。因为6月23日的录音带已包括在那天早上应交给赛里卡法官的那批录音带之内。黑格认为，我应在录音带公布出去之前就辞职，离开这里。他说，那时，人们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新总统身上，录音带的不利影响也许会相对地减轻。
我决定再考虑一下，我问黑格这会儿是否能记下几条，然后去告诉雷·普赖斯开始起草辞职演说。我对他说，我将承认我犯了错误，但我也不要普赖斯起草一份低声下气的认罪书。我要他说，我已得不到国会或全国在政治上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我认为是我要有效地进行治理所必需的。
我还要黑格去见杰里·福特，告诉他我正在考虑辞职，但不要说辞职的具体时间。我说，黑格应要求他做好准备在今后几天内接任。我对他说，要对福特讲明，他必须严格保密。这只能是一个我为我自己并由我自己作出的决定————直到最后都得是这样。我对他说，如果弄到后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或一批参议员和众议员，或内阁成员的一个代表团跑来，请求我或要求我辞职，那我将被置于一种十分屈辱的地位。我知道，如果事情真发展到那个地步，那我这辈子那种拒绝屈服于政治压力的本能就很可能要占上风了。
下午，我很早就去行政办公大楼。现在我既已决定辞职，我觉得如果我能够集中精力考虑进行辞职的各项具体细节，那也会较容易度过今后几天中我必须做出的各种令人痛苦的决定和必须履行的职责了。我脱下上衣，换上了我最喜欢穿的旧蓝色便服上衣。
我要罗恩·齐格勒到我的住处来。他一进来，我就知道黑格已跟他说了，我对他证实我将辞职。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和我一样，齐格勒天生是一个战士。他只说：“总统先生，我知道你要我支持你的决定。我支持你。”
我对他说，我知道杰里·福特在对外事务方面缺乏经验。我说：“但他是一个很好的、正派的人，国家需要这样的人。”
当我告诉齐格勒，黑格建议我很快行动，在第二天晚上就辞职，他强烈地反对说，这样做未免太仓促。他说，至少还应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适当的准备。我认识到他说的对，即使不为其他原因，至少我也应该给我的朋友和支持者一个机会，使他们在我仍在职时对6月23日的录音有所反应以免受牵连，而决不能丢下他们不管。至少，他们应该有个改变立场的机会，如果他们想改变立场的话。所以，我初步决定等到星期一晚上再辞职。
齐格勒走后，我看了一些蒂蒙斯的国会报告并听了将在下周交给赛里卡的最后一批录音带。6点钟前后，我听说贝比·雷博佐刚从迈阿密来了。我要求黑格给我们安排在“美洲杉号”上一同晚餐。一小时后，我们便在闷热的夜空下，向波托马克河的上游驶去。
我对雷博佐说：“你一定会不高兴的，但我已决定我应该辞职了。”当我说这话时，他脸上那种吃惊的表情我将永远也忘不了。
他说：“你不能辞职，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必须继续战斗。你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在支持你。”
我跟他谈了6月23日录音带问题，并说，一旦这录音被公布，参议院肯定要进行审讯，而且很可能要定罪。他劝我让拉塞尔·朗和其他一些有名望的参议员听一下录音，而不要只听我的少数几个助手的意见。
我说，即使我在参议院有一线希望，但让一个总统受审六个月，国家也受不了。
当我们驶返华盛顿时，我要求雷博佐帮助做我的家人的工作。他说，他一定尽力而为，但我得答应他，在我们作最后一次辩护之前，不要无可挽回地作出决定。我同意了。我为他的精神和他的坚贞不渝的忠诚所感动，但我知道这是多么无用和无望。
我们一回到白宫，我立即躲到林肯休息室去。这真是漫长而艰巨的一天。
8月2日下午，黑格要求查克·威金斯来看6月23日录音的文本，让他初步估计一下这录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黑格向我报告：威金斯说，众议院弹劾和参议院定罪现在都已肯定无疑了。他说，在大家知道这些录音带的内容后，我们将失去所有的支持，除了司法委员会中的两三个共和党人，可能还包括他本人在内。他说除非我打算援引宪法第五项修正案，拒绝向法院交出录音带，否则我应准备立即辞职。和圣克莱尔一样，他感到如果他不报告有这么一个录音带存在，他本人也会成为阻挠司法同谋犯。黑格向他保证，我们将公布录音。
当晚，我开始一项痛苦的任务：向我全家说明6月23日录音带问题，并使他们有思想准备，如果我还试图留任，这录音带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特里西娅的日记记录了那一天我家里这一方面的情况：
朱莉今晨打电话来，情绪极低落。她告诉我，爸爸跟她进行了一次极为严肃的谈话，但她不愿在电话中详谈。我立即表示我马上去她那里，她说，其实并不需要。但我说，我一定得去，她同意了。
我按了一下与特工人员通话的电钮，告诉他们我将乘下一班飞机去华盛顿。
10分钟内，我们这个奇特的小队出发了。我们登上拉瓜迪亚机场的喷气机时，一批在他们的汽车周围闲逛的东部集团的雇用人员对我吹口哨、叫骂，喊着不堪入耳的难听的话。我被夹在两名特工人员中间，一个走在我前面的一级阶梯上，一个在我后面的一级阶梯上。我想越过后面的特工人员，对一群懦弱的家伙给以口头上的迎头痛击。但那特工人员不肯跟我合作。我想现在更重要的是赶快飞走，犯不上去对这种无礼行为抗议。
在白宫，我乘电梯到二楼，溜到东大厅，从秘密楼梯上到三楼。我走进朱莉的房间，她正在打电话。看到我以后，她挂上了电话，我平静地问她，昨天爸爸对她说了些什么。“他认为他必须辞职。”“为什么?”“因为几乎没有人支持他了。”“朱莉，我不能不认为这是一场噩梦，这不可能是真事。”
朱莉和我又谈了一会儿，我听说，妈妈还不知道爸爸的初步决定。妈妈正坐在她的起居室里的书桌前。真奇怪，人们总是尽量想着不让他们所爱的人忧虑不安。说奇怪，是因为忧虑总是互相传染的，除了在言谈方面外，你很难把它掩盖住。所以，到最后由于你想瞒着的人早已感觉到了你要瞒着他的事，所以反倒不如痛快告诉他好。但我现在仍在想保护妈妈，不愿让她伤心。爸爸当然除了对自己，对谁都总是尽量爱护的。妈妈和我简短地谈了几句话，我们决定下午带着狗去散步。
从她房里出来，我走到过道另一头我自己的房间里。我通过接线员要埃德办公室的电话。一般我是尽量不这样做的，所以，当他接电话时，他知道一定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我没有详谈，只说，如果他当晚能来华盛顿吃晚饭将是“令人愉快的”。“令人愉快”是我们之间的暗语，表示发生了麻烦事。我们没有为“发生灾难”规定一个暗语。
打完电话之后，我在过道里碰上了贝比。他好像生病一样，我问他爸爸怎样。贝比刚在林肯休息室跟爸爸谈过话，他出人意料地（贝比平时口风很紧）对我说，爸爸已跟他谈到辞职问题。贝比建议我去看爸爸，但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让爸爸自己告诉我他要辞职。我这样做了。
爸爸坐在他的棕色的安乐椅上，双脚放在脚凳上。他在拾掇一只烟斗。他欢迎我说：“啊，亲爱的，你什么时候来的?”然后，他开始详细地介绍6月23日的录音带并分析他的处境。一直到他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他要辞职时，我第一次打断了他的话说，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应该留任。
临走时，我过去搂着他吻他的前额，我突然哭起来，泣不成声地说：“你是我所知道的最正派的人。”
通常，在外表上，我是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的。但当爸爸说“我希望我没有使你失望”时，他的十分可悲的可怕处境使我控制不住了。
爸爸刚才把妈妈、朱莉、贝比、戴维和我叫进林肯休息室去。爸爸跟我们谈了将近20分钟的时候，埃德进来和我们在一起谈。就在埃德到来前不久，爸爸拿起身旁电话要跟艾尔·黑格通话。电话接通后，他要黑格把他刚才对我们介绍的6月23日录音的文本送来。他的声音从头到尾几乎是动感情的，但又不完全是那样。约十分钟后，马诺洛把含有一些惹起麻烦的话的文件拿来了。这时埃德来到，我们四个人（朱莉、戴维、埃德和我）走出房间去仔细阅读该记录文本。朱莉和戴维合看他们的一份，埃德和我合看一份。我们都认为，许多话可以作两种解释，那要看由谁来作判断了。
我们回到林肯休息室，壁炉里的火焰射出的柔和的光辉使室内有一种虚假的轻快的气氛。我们几个人轮流发表各人的意见。埃德、朱莉和我强烈主张不辞职，戴维不那么肯定。但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感觉是，我们应让爸爸照他自己的判断去做。他说道，要从国家来考虑如何做才是正确的。他认为，一个处于受弹劾地位而且处境软弱的总统对国家将是一场灾难。在那种情况下，苏联人什么事不敢干呢?看看在上一次中东争端中，他们就已经在想搞点什么名堂了。
爸爸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并不焦虑，但他对这些事当然是很焦虑的。他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最后，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们走出来，留下爸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凝视着炉火。无疑在我们走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会打很多电话，接到很多电话。我们离开时仍感到他可能不会辞职。在我们跟爸爸一起待在房间里的那段时间里，好像是度过和重新度过了好几个年头似的。
他说，前途是，或者辞职，或者被参议院撤职。
在楼上，妈妈、埃德和我到三楼向朱莉和戴维道晚安。我们大家都忍不住悲痛万分。我们仿佛要商量什么事似的，围成一圈，互相搂抱着，但我们什么话也没说。
当晚，我一个人在林肯休息室坐了好几个小时，想决定最好的行动方针。
我的家人的勇气使我深受感动。他们已经经历了许多痛苦，但他们还愿意看到这斗争一直进行到底。在我们聚会时帕特总是让别人说话，但现在她对我说，她像以往一样，她赞成斗争到底。
我决定不在星期一晚上辞职，而是先将6月23日录音带公布，看看反应如何。如果情况真像我预料的那样糟糕，我再按原来的步骤准备辞职。如果出现奇迹，反应并不那么糟糕，我还有某种机会能够在参议院六个月的审讯期间实际行使职权，那我们还可以再一次研究那个被舍弃的办法。我下意识地感觉到辞职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以后的几天内，我仍不止一次禁不住想斗争下去，当那无情的结局日益临近时，我真是十分气恼。
我打电话叫黑格告诉雷·普赖斯停止起草星期一晚上的辞职演说，改而起草一份发表6月23日录音带的声明。
星期六下午，我决定我们应离开华盛顿，去戴维营。那里在山上，天气也是又潮又热。我们匆匆换好衣服，马上就去游泳。后来我们穿好衣服坐在平台上，瞭望着面前的宽阔的山谷。在这样的傍晚时刻，你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把这个地方叫作香格里拉[22]。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一定深深感到那环境的神秘和美丽，同时也意识到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共同度过这个周末的历史背景和悲剧。
一有机会，年轻人就劝我继续战斗。星期六下午，游完泳后，我在蒸气浴室里，埃德进来了。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忽然转过身来尽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说：“你必须跟他们斗，跟他们斗，跟他们斗。”
星期六晚餐时，我们又回顾了一下形势，每个人都劝我，至少等到星期一公布录音带后再作决定。我对他们说，我将考虑他们的意见，推迟我的辞职决定。不知为什么我想出了一句奇怪的押韵的话：“就这样定下来了，等着瞧吧。星期一晚上，不是战斗，就是逃走。”
星期日多云，但云还没有达到杨舍所在的山顶。天刚亮我便醒来，望着那浩瀚的云海，再次思考我应作出的决定。
下午，一些高级工作人员和写稿人从华盛顿赶来。我们早已肯定在公布6月23日录音带时附一项书面声明比作一次演说好。我要这个声明强调指出，1972年7月6日，格雷一对我提到他对白宫的干涉感到担忧时，我就对他说过要抓紧进行调查。然而，律师们和助手们拿出的草稿却将声明的重点从录音带的内容移到我没有及时通知他们存在这么一份录音带的问题上去了。
我把从我的黄色便签本上撕下的一页笔记交给黑格，那上面有我草拟的我希望这个声明所表达的内容。上面写着：“7月6日，在一次电话谈话中，联邦调查局局长格雷对我表示，他很担忧某些白宫人员正进行一些不适当的活动，想要限制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我问他，是否同沃尔特斯将军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讨论过。我问他沃尔特斯是否同意他的意见。他回答说，沃尔特斯同意。然后，我就告诉他，抓紧进行调查。这就很清楚地表明，当我得知由联邦调查局进行充分调查，从国家安全方面来考虑并无问题时，我就毫不迟疑地命令进行调查，根本没有从政治上或其他方面进行考虑。自从那时我被告知，调查不会涉及或危害国家安全的利益以后，调查就一直在充分进行，根本没有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考虑。”
黑格匆匆看了一下笔记说：“总统先生，现在没有用了。我们今天一整个下午都在搞这个声明稿，这是我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我不能再改动这个声明了。如果我再改动，圣克莱尔和其他的律师都要甩手不干了。因为他们说，事前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们，而他们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提出论据的前提现在已被证明是虚假的了。”
我没有再同黑格争论这件事。我只是说：“去他妈的!这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想发表什么就发表什么吧!反正我的主意已经打定了。”
最后的日子
8月5日星期一早上，每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推迟了几次。原定下午1点半的发布会取消了，答应在3点钟左右要发表声明。新闻记者接待室里都在猜测我大概要辞职。4点钟发表了声明和6月23日谈话的录音带文字本。在匆匆忙忙赶制文字本副本分发给记者的过程中，有些涉及个人的材料由于不小心没有删掉而被不必要地留在文字本上了。
那天早上我回到白宫打电话到官邸，提议全家在“美洲杉号”游艇上吃晚餐。我希望他们不必去受观看晚间新闻电视广播的那份痛苦了。我知道他们看了会感觉怎样。
埃德必须回纽约，所以帕特、朱莉、戴维、特里西娅和罗斯在外交接待厅同我会面。我们走向汽车的时候，大约有百把十个年轻的工作人员在等着我们，他们大多数是东侧楼和西侧楼办公室里的秘书。他们站在车道旁边，鼓掌欢呼。我和他们握手，他们说，“留在这里”“我们仍旧支持你”“上帝保佑你，总统先生”。
外面河上，黄昏景色宜人，水面上阵阵轻风吹散了酷热的空气。我们坐在顶层甲板上望着夕阳西下。当我们从桥下驶过的时候，记者和摄影记者蜂拥而至，危险地扑在栏杆上，想走近望一眼或者拍个近镜头。
每个人都勇气十足地想把这个晚上过得尽可能地愉快。他们谈到夏天的天气，谈到朱莉和戴维看过的一部电影。他们谈到罗斯怎样坚决挡那些厚脸皮的记者的驾。他们什么都谈，只是不谈每个人心里都在想的那桩事情。
晚餐的时候，我开始回忆起多年来在许多地方，对我们表示友善的各种各样的人。我说日后，哪怕不会太久，我们最近经受的全部经历，对我们都会有很大的意义，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使我们之间更加亲近了。每个人都认为我们的政治生活，坏的和好的，都是有收获的。那天晚上没有谈到辞职的事，可是我在几个星期以后才知道第二天早上帕特就已经开始整理我们的行装，准备好装箱的事了。
晚饭以后，游艇转过头开始往回驶。我对等待着我们的事情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正当我们在平静的河面上航行的时候，华盛顿全市正因发表6月23日录音带而进入一种疯狂的激动状态。现在，每个人都想抢占一个好位置，只有很少的人，如果有的话，还愿意被人发现仍与我站在一起。
我要罗斯打电话给黑格，请他汇报第一批的反应。然后，我下到我的舱房，伸直身子躺在床上，并按照医生的嘱咐把我的左腿抬高搁着。
几分钟以后，罗斯下舱来给我念她和黑格电话谈话的速记稿。“就告诉他事情不出我们所料”，黑格对她说。罗斯接着念她的笔记：“我们预料不成问题的那些上层人物没有改变，下面一级的有几个改变了，10个人全赞成第一款。迪恩·伯奇经常和他谈话的那个人————那一定是指戈德华特————将不发表意见。参议员柯蒂斯、科顿、贝内特、伊斯特兰、斯坦尼斯和众议员瓦戈纳很支持他，可是他们关心的是这样做究竟有什么用。他对他小组里的其他一些人很担心。罗兹说情况很糟，但他没说他打算怎么干。与内阁的三位主要人物已谈过————整个内阁没有问题————全部可靠。”
罗斯离开以后，我关了灯，闭上了眼睛。
从圣克利门蒂回来以后，我就一直打算要召开一次内阁会议。星期一深夜，我要黑格看看能不能在8月6日星期二早晨安排一次内阁会议。
虽然我认识到辞职已在所难免，但是还没有订出实际行动的计划。一旦辞职，就要干脆利索；可是在辞职以前，我仍打算把总统的角色充分地扮演到底。在我宣布我的决定以前，政府在国内必须保持绝对稳定，必须不能让世界各国认为美国没有领袖。另外，我觉得应当提醒内阁和白宫工作人员，他们的首要责任是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继续履行政府的职能。
我很了解我的内阁，尽管黑格的汇报说他们全都坚定可靠，但我知道他们都会受到巨大的压力，要他们公开要求我辞职的诱惑力也是很大的。假使有可能的话，这正是我必须防止发生的事情。我决意不要被人认为我辞去总统职位是由于我手下工作人员的一致意见，或者由于内阁的意见，或者是由于受到我周围的人的公开压力的缘故。为了我，同样也为了国家，我认为必须把我的辞职看作是我完全根据自己意见作出的决定。
那天夜里我未能成眠，大约凌晨2点钟，我下楼到林肯休息室去。那里没有生火，所以我把几块木柴堆在一起，用纸点着了它们，然后坐在大扶手椅上，对着熊熊的火苗。几分钟以后，正当我想得出神，房门突然被打开，两个值夜班的技师奔了进来。他们一看见我坐在那里，马上呆住了。“总统先生。”他们惊讶地齐声叫了一声。
显然，谁都以为我已经就寝。我随随便便地点上了火当然惊动了他们。他们发现我在那里大吃一惊，等他们镇定下来以后，他们检查了烟囱，看看烟道是不是通的。
他们刚要走，两个人中比较年轻的那个人转过头来说道：“总统先生，我只希望你知道，我们在为你祈祷。”他很快就关上了房门。
我想到这两个人，想到那天下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想到全国千百万像他们这样还相信我的人。我知道我的辞职一定会使他们失望。
大约3点钟我再上床。我们经过了大火的第一阵冲击波，可是火还在燃烧。我知道在我有生之年，它将永远跟随我。
星期二早上的内阁会议开得虽紧张但也还很克制。政府每次遇到其他危机的时刻，我进屋时他们都鼓掌欢迎。今天，当我走进房间，走到椭圆形大桌子中间我的座位时，全体阁员默默地站了起来。
我开头说，我们有几个重要问题要讨论，可是我知道他们脑子里的主要问题是水门事件，所以我想首先谈谈这个问题。
我说我了解到有好多人由于6月23日的录音带而真正感到不安。我知道，这对我的案子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录音带表明我们曾经讨论过把中央情报局牵连进来在政治上的好处。我感谢内阁成员过去发表支持我的声明。我知道在好多情况下，表示坚决支持我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我对他们的支持表示感激。他们脸部的表情显得专心在听、态度严肃但不置可否。
我说，我考虑过要辞职，辞职肯定会使我卸下一个大包袱。可是我也必须想到总统职位本身。我不得不考虑由于有巨大的压力要我辞职，我现在就辞职是否会开一个先例，使美国开始走向议会政府的道路，行政首脑只有赢得立法部门信任票的时候，才能继续掌权。我说我不希望哪个内阁阁员做出任何使他个人受窘或者政治上有害的事情来。我的问题由我自己来负责，我只要求他们努力在今后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把他们的部门管理得特别完善。
我停顿了一下。杰里·福特以不寻常的低沉声音说，他的处境特别困难。看来，众议院的表决可能对我不利。他说，尽管他对我有敬仰和爱戴之情，但他已决定从此以后对弹劾问题保持沉默。我说，这是正确的态度，内阁中无论哪位阁员，都不应该做任何可能危害他担负目前责任的事，如果发生我离职的情况，他们也不应该做任何可能危害他们担负未来责任的事情。
我又重复说了一遍，他们不应卷入弹劾的争论，只要全心全意管好自己的部门。我说，如果我因为被参议院审讯而弄得没有时间管理政府，我希望内阁诸位部长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受总统和政府委托代行职权的人。
我很不自在地停顿了一下以后，我说会议剩下的时间，我想讨论民意测验表明仍然是美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通货膨胀和经济。
我们简单地讨论了新的农业拨款法案。我说必须否决这个法案，因为这是一个十足的赠予措施，超过我预算限额4.5亿美元。接着，讨论转到建议国会和行政部门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一次经济问题的最高级会议。萨克斯比突然打断我的话说，或许我们应该等一等，看看我有没有足够的领导力量履行我们讨论的经济措施。乔治·布什好像受了萨克斯比的刺激，表示他希望建议得到认可。
亨利·基辛格深沉、沙哑的声音干脆地插话说：“我们不是来这儿对总统讲一些借口的，我们到这儿来是替国家办事的。”席间出现了片刻令人尴尬的沉默，接着重新讨论了经济问题，直到会议结束。
开完内阁会议之后，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会见基辛格。我告诉他，我对他在过去几个月对我的支持以及他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处理表示非常感谢。接着，我告诉他，我认为我必须辞职。他说作为我的一个朋友，他不得不同意这样做最好。他说，如果我决定斗争下去一直斗到参议院，我会被他们啄死，而且会在审判中进一步受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外交政策无法执行下去。他说，一个总统像我这样最近两年来在政治上受到攻击，这是一回事，但一个总统要受半年的审讯而且留任机会基本没有什么把握，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对他说，我完全同意他的估计，而且感谢他的忠诚与友谊。
基辛格走了以后，我叫比尔·蒂蒙斯汇报国会中背叛我的票数的最新情况。情况完全和我预料的一样糟糕。两天以前，我们估计我差不多可以有把握得到在参议院避免给我定罪所必需的34票。蒂蒙斯说，今天如果我决定留任和战斗下去，参议院里我只能指望有7个人支持我。他说，国会的共和党领导人要求共和党前旗手戈德华特亲自把他们对情况业已无望的估计告诉我。我对黑格说，安排戈德华特在星期三下午来看我。我们决定邀请休·斯科特和约翰·罗兹与戈德华特一起来。
黑格说他接到霍尔德曼的一个电话，他坚决反对我辞职。但是，如果辞职是我不可改变的决定，霍尔德曼认为总统给予他和水门事件的其他被告全部赦免作为我任职期间最后采取的一个行动，将对我有利。他建议，为了使这件事在政治上说得过去，可以将对水门事件被告的赦免和对越南战争期间逃避兵役的所有人员实行大赦连在一起。次日，我听说约翰·埃利希曼打过电话给罗斯和朱莉，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在我们能够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史蒂夫·布尔进来说，犹太教长科夫等着我接见他。我要齐格勒对他说，我已决定辞职，他别想改变我的主意。犹太教长科夫使出了他通常善辩的口才说道，无论我决定怎么办，他都没意见，可是他认为他一定得把他所想到的说出来。他说：“如果你让国会里的党派小集团和新闻界的豺狼迫使你离职，那么你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他说话带有旧约预言家的热情，可是他也看出我的主意已定。他说，如果我真的辞职，为了不负支持我的人的期望，我有责任挺着胸膛昂着脑袋辞职，而不要悄悄溜掉。
他走了以后，我按电铃把罗斯叫来。我对她说，我需要她帮忙告诉我全家，我不希望他们观看电视新闻广播由于6月23日录音带的事有更多人改变态度而经受痛苦。他们没有必要为我们已经无能为力的一些事情去忧虑。我说：“告诉他们，整伙人现在都开小差溜号了，我们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或者稳住他们。”我还要她告诉他们，对我的支持已经低到我不能再进行治理国家的程度，因而我必须辞职。
罗斯走了以后，我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本黄色的便签本。我在上面写了“辞职演说”。我写得很快，写了满满几页笔记和提纲。
我叫黑格和齐格勒到行政办公大楼来。“现在局势发展得很快，”我说，“所以我认为宁快勿慢。我已决定在星期四晚上辞职。我要毫无怨恨、不失尊严地辞职，我要体体面面地辞职。”黑格说，这个出路将是值得尊敬的，就像咱们的对手们不值得尊敬一样。
我们都默不作声。最后我抬起头来看看他们说：“唉，我把事情搞糟了，搞得真糟，是不是?”其实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我和他们谈了我想写进演说第一稿中的一些补充想法。他们两个人听我口授的时候，都勤快地记了下来。我想说，对我们大家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目前的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显然我要用能保证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方法来指导国家事务已得不到必要的支持了。我想插进一句话说明，我理解那些不再能支持我的人的动机和考虑，我将永远感激支持过我的人。
随后我们三人从行政办公大楼走回白宫。当我们走进两幢大楼中间那条街道的时候，记者奔出来看我们。
“有件事，罗恩老兄，”我说，“我们不必再举行什么记者招待会了，我们甚至不必把这个告诉他们!”
当我们走到玫瑰园尽头的时候，我望着黑格的面孔。我突然看到他是多么疲倦，所有这些政治压力使这个出色的军人耗尽了精力。“振作起来”，我劝他，然后我用胳膊搂住了他的肩膀。
我们在电梯口那里分手。在我按电钮的时候，我转过头对他们说：“那么就这样定了，星期四晚上。”
朱莉因为要为戴维在华盛顿访问的父母准备晚宴，所以我上楼去日光室与全家会面的时候，朱莉和戴维在他们自己的套房里。特里西娅在她的日记中描写了这一天：
流泪的一天。我不能控制它们流下来，我甚至也不想去止住它们。
妈妈、爸爸、罗斯和我在晚餐前在妈妈房间里坐了一会儿。爸爸是唯一感情上坚强的人。
我开始在我的房间里清理装满五年回忆的抽屉，一想到这样做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心都碎了。我把剪报、信件、纪念品都随便往盒子里一扔。我是用眼泪把盒子盖起来的。多少年我都不会再去打开它们了。
今天下午罗斯在日光室流着眼泪告诉我们（妈妈、朱莉、我），爸爸已经不可改变地决定辞职。现在我们大家都必须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表现得很坚强，向他表示我们是赞成这个行动的，为此称赞他，向他表示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他。我们一定不能在这次考验面前垮下去。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失望。
那天晚上的晚间新闻报道比星期一的还要糟。现在据报道，戈德华特私下说：“受人哄骗，只能这么几次，现在是采取撒手不管的立场的时候了。”德尔·拉塔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中曾经是最坚决支持我的一个人，但他听了 6月23日的录音带以后说，他觉得他的身子好像被一辆卡车辗过似的。
我坐在林肯休息室里思考辞职演说直到凌晨2点钟。当我走进我的卧室的时候，我发现枕头上有朱莉的一张条子。她一定从她套房溜过来把它放在那里的。
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在这个关头改变我的主意，这个条子本来是可以起这个作用的。可是我已经下了决心不再改变。这并不是因为我已感到疲惫不堪，也确实不是因为我已认了输，而是因为在我心灵深处，我感到我作出这个决定对国家最为有利。我拿起朱莉的条子放进我的公事皮包里，免得它在即将进行的大搬家中丢失。
亲爱的爸爸：
我爱你。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我为你感到自豪。
请你在作出这个决定以前，再等一个星期，或者十天。把接受考验的时间稍为再拖长一个时期。
你是这样的坚强!我爱你。
朱莉 8月6日
千百万人们都支持你!
8月7日星期三早上10点钟，当我到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辞职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在顺利地进行。那天早上，黑格告诉杰里·福特，请他随时准备一接到通知马上接任总统。辞职演说的第一稿已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雷·普赖斯附了一个简短的便笺在稿子上面，他说辞职虽然可悲，然而是势在必行的。他说，他希望我离开白宫时为我在这里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正像他为与我结识、成为我的朋友而感到自豪一样。他的结尾很简单：“上帝保佑你，他会保佑你的。”
我拿了演说稿，准备走到行政办公大楼那边去。当我穿过西侧楼的时候，我听到每一间办公室的电话铃都在响。那些一直支持我的人的洪流般的电话，使总机应接不暇。许多人写信给我和我全家。有些人征集了签名进行联名请愿。有些人送钱来，帮助我请辩护律师。他们打电话来说我一定要战斗下去。我必须再三对自己重复地说，决定已经作出，所以现在我不想知道这些电话的内容。
在我经过的时候，工作人员看来特别精神饱满地同我打招呼：“早安，总统先生!”我走出西楼地下室的大门，进入白宫和行政办公大楼之间的封锁了的街道。等在白宫周围铁栏杆外面的群众一见我就拥向前来。埃德·考克斯把这叫作“送终”，可是我相信这不仅是简单的好奇心，我认为这些人是因为意识到将要发生重大历史性事件而被吸引来的，他们想靠得近些。我能感到特工人员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尽快地走上宽阔的石头阶梯进入了行政办公大楼。
我挂了一个电话给在加利福尼亚的鲍勃·霍尔德曼。我觉得我有责任倾听他在最后时刻的要求。几分钟以后电话就接通了，那熟悉的声音听起来铿锵有力而且十分自然。我告诉他我已决定辞职。我说，固然我被互相矛盾的原则折磨得够呛，但我想这样对国家会更好一些。他劝我多花些时间，从头到尾再仔细想想。但是，如果我已下定决心，那他希望我考虑对水门事件的所有被告发个普遍适用的赦免令。
他说如果水门事件不再这样没完没了地发传票和进行起诉拖上几个月和几年，国家的境况会好得多。他用他在讨论税收分享方案时常有的那种超然态度说道，对越南战争期间逃避兵役的人实行大赦，将能转移对水门事件赦免令的批评。
在他说话的时候，我又想到在竞选的日子和白宫的日子里，他待人接物的那种骄傲和干脆的态度在有些人心中引起过畏惧，在其他许多人的心中也激起过忠诚。我禁不住感到要分担他一定会有的绝望情绪。我曾经希望在1974年选举以后，我能给大家以赦免，可是我从来没有预见到现在这一切。我没有给他回答。
我叫齐格勒汇报早晨的新闻。他说，迄今为止司法委员会里一个最坚决为我辩护的查尔斯·桑德曼说，6月23日录音带是无法克服的，他估计我在众议院全会中连12票都得不到。他说他认为参议院一定会投票定我的罪。
我答应过朱莉，我一定要见见工作人员中最热情最忠诚的布鲁斯·赫欣索恩。当他提出理由反对他怀疑已经在进行的一个行动时，他的感情十分激动。他说，从现在起75年之后，当有个年轻人遇到困难和似乎办不到的任务时，他应该回顾一下并说：“尼克松总统都没有认输，我也不能这样做。”他说话的声音因为充满信念而有些发抖。他又提出，对美国人民来说，一个总统勇敢地面对攻击他的人，为捍卫自己而战败，也要比结束水门事件马上使美国人民松一口气强得多。
我感谢赫欣索恩的坦率，我说他可能是对的。我的这个决定并不是容易作出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没有什么轻而易举的决定，甚至也没有任何好的决定，而只有必须作出的决定。
特里西娅打电话来问我，她和埃德是不是能来看我。她在日记里描写了我们这次会面：
不论爸爸决定做什么，我们都极力支持。因为什么也没有公开宣布，我们仍然想提醒他一定要弄明确了，辞职是不是唯一可采取的步骤。我们生怕他在软弱或泄气的一刹那可能作出错误的决定来结束那难以忍受的骚扰。可是，辞职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了结了。他离职以后，人们还会习惯性地以审讯、起诉等来揪住他不放。我们怕在他离职以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他辞职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爸爸单枪匹马战斗了多次，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他差不多也是孤军作战的。可是现在的情况是，单枪匹马地战斗，到头来也意味着与你自己做斗争。
过了一会儿，埃德和戴维一起进来，竭力主张我再等待一下，哪怕只等待几天。我对他们说，我认为众议院投票对我进行弹劾，会使行政权威大受损害，而参议院对我进行长期审讯，则几乎使我不可能管理国家大事。
埃德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总统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外交事务，即使我被弹劾而陷于瘫痪，我还是比福特要强些和可信些。他又说，从个人立场来看，我辞职根本不能达到任何目的。他曾在纽约的美国检察官事务所工作过，认识特别检察官手下的几个工作人员。他说：“我熟悉这些人，他们很精，铁面无情，而且他们恨你。如果你辞职，在你有生之年，他们将在全国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方式不断打扰你，追逐你。”
埃德提出弹劾并不能结束我个人困境的论点以后，我对他说，就像希腊的悲剧一样，你不能在第二幕的中间结束，不然群众就会把椅子扔到戏台上来。换句话说，悲剧一定要看完，直到命运规定的应有的结尾。
戴维也认为如果我个人愿意看完这个悲剧，我可以这样做。当我提到我将为了共和党的利益而辞职这个理由的时候，他的反应很强烈。“你根本没有对不起共和党，”他说，“爷爷常常那样想，所以你也应该这样想。你认为怎样对你自己最好，怎样又对国家最有利，你就怎样办吧。”他们走之前向我保证，无论发生什么事，全家都有准备，无论我准备做什么，他们都会支持我。
4点钟已过，不到一小时，戈德华特、斯科特和罗兹就要到了。我又拿起辞职演说稿，在第一页的底下写了一段笔记：
插入：我与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领袖，包括两党最坚决支持我的人会晤过。他们全体一致告诉我，由于水门事件，我在作出对美国每个家庭的生活关系十分重大的国外和平和国内反通货膨胀斗争等艰巨决定的时候，我现在不会得到、将来也不会得到国会的支持。
不知不觉已经5点钟了。我打电话给在西厅迎接戈德华特和他同僚的史蒂夫·布尔。“请他们到办公室去，”我说，“在我过来以前，请好好招待他们。”
我到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坐在那里：共和党前旗手、现在满头银发的元老巴里·戈德华特，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多少年来，我与这些人同甘苦，共患难。现在他们来到这里告诉我局势无望，缩小了我选择的余地。我把椅子往后推了一下，把我的双脚跷起搁在办公桌上，随后问他们情况看来怎么样。
斯科特说，他们请戈德华特做他们的发言人。戈德华特字酌句斟地先说：“总统先生，这是不愉快的事，不过你要了解情况，而情况可并不妙啊。”
我问他参议院里有多少人会投票支持我。“半打?”我随便说了一个数字。
戈德华特回答说，可能有16个，或许有18个。
斯科特抽着他没有点燃的烟斗，他估计有15个。“情况相当不妙。”他说，他逐个念了一遍过去一向支持我的人的名单，其中有许多人现在反对我了。听到这些我曾出过力帮他们当选的人的名字，听到那些原来是我朋友的人的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有点畏缩。
戈德华特说，在众议院大会表决时，我也许可以击败第一款和第三款，不过就是他自己也倾向于投票赞成第二款。
我抬头扫了一眼镶在天花板上的总统印章，我说：“我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是吧。”
在我望着他们面孔的时候，戈德华特和斯科特一句不吭。罗兹没有注意到我是在说明情况，而不是提出问题，他倒热心地回答我说，他不想告诉等在外面的记者，他与我谈过什么具体的选择的问题。
“没关系，”我说，“我不会流泪的。自从艾森豪威尔去世以后，我还没有哭过。我的家庭一直美满，我也会慢慢好起来的。我只是想对你们来告诉我这些表示感谢。”
他们走出去的时候，斯科特看起来十分严肃，我说：“现在老哈里·杜鲁门也去世了，我再也不会有别的好朋友为伍了。”[23]他勉强笑了一笑。
会议以后，我打电话给罗斯，要她告诉全家，经过最后核实，国会中支持我的人日益减少，这已证实我必须辞职。我还要她告诉他们，戈德华特、斯坦尼斯、斯科特和罗兹都将投票赞成对我进行弹劾。我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我要她向家里人提出，我等会儿过去吃晚餐的时候，我们不要再提到这件事。
我回到椭圆形办公室，问基辛格是否能过来一下。他很克制、平静、严肃。
我对他说，我决定于次日晚上辞职。我们简略地谈到通知外国政府以及专门拍电报给中国、苏联、中东各国领导人的问题。需要对每个国家重新保证我离开政治舞台并不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他们并不怎么了解杰里·福特，所以我想让他们知道他在众议院和任副总统的时候就坚决支持我的外交政策，他们完全能指望他当总统将会继承这个政策。
一刹那间，我试图想象对这些电报的不同反应。周恩来在北京他的办公室里会怎么想?毛主席坐在仅仅两年以前我们会谈过的到处是书的书房里，他对这个消息又会怎么想呢?
这个消息到达莫斯科的时候，正是午夜。我并不羡慕那个值夜班的工作人员，他必须决定马上叫醒勃列日涅夫，还是等他起床以后再告诉他这个消息。勃列日涅夫曾经十分强调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作为缓和基础的重要性，所以我设想他第一个本能反应是：估计我辞职对他自己的地位会有什么影响，然后据此作出他的反应。
在开罗和特拉维夫，在大马士革和安曼，这消息到达的时候，这些城市仍在沉睡。八个星期以前，他们的人民曾经把我当作和平缔造者那样向我欢呼，给予我前所未见的赞扬。现在我因为政治丑闻而辞掉总统职位，我们这样努力工作而取得的和平，结果怎么竟会如此脆弱呢?
我的思想很快又回到眼下冷酷无情的现实。“亨利，”我说，“你知道，你必须留在这儿，为杰里继续执行我和你开始做的事情。全世界都需要我们释除他们的疑虑，我的辞职并不会改变我国的政策。你能消除他们的疑虑，杰里也需要你的帮助。正像我要走是没有疑问的一样，你一定得留下，那也是一点没有疑问的。”
基辛格走了以后，我独自走到官邸。我本来害怕这会是最难过的一次会面，可是，我对家人的性格和力量估计不足。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是三位不屈不挠的战士。她们每个人都尊重政治生活给予她们的机会，可是当打击到来的时候，她们的反应都是庄严的、勇敢的、有气魄的。
大家在日光室里会集。帕特挺直身子坐在长沙发椅的边缘。她把头稍为昂起，这是她内心紧张唯一的迹象，凡是知道她的人都能看得出来。我走过去的时候，她伸出双臂抱住我吻我。她说：“我们都为你感到十分自豪。”特里西娅坐在长沙发椅上，埃德坐在她旁边的扶手上。朱莉坐在一张鲜黄色的小沙发上，两眼泪水汪汪。戴维站在椅子旁边，一手放在朱莉肩上。罗斯和我们亲如一家人，她坐在我黄色小沙发旁边的一个大软凳上。我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家庭，比我的更美满。”
我已安排好要奥利·阿特金斯来给我们照几张相。我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谈到这天晚上的情景，那时我们就会想要回忆这天晚上的每一件事了。我请帕特到玫瑰园去合照一张最后的相片，但这个要求真是有点过分了。特里西娅赶忙说：“爸爸，我来跟你一起照吧。”
当我们走进玫瑰园的时候，她挽着我的胳膊，就跟三年前她在那里结婚的时候一样。特里西娅像我，也像我的母亲，她很少表露内心的感情，让人们看见。她对我微笑，看起来就和她举行婚礼那天一样年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还更加美丽。
最后，奥利说：“我看行了吧，总统先生。”我回头看见他眼中有泪。我说：“奥利，别那样难过!”
我们上楼，我要把狗带来一起照几张最后的相片。谁都没有心情摆姿势，所以特里西娅建议，我们不如并排手挽着手站着照，就跟1971年我们在蓝厅圣诞树前面照的、我们大家都喜欢的那张全家福一样。
奥利还没有把照相机对准，朱莉就先哭了。我知道我们要过好今天晚上这一关，唯一的办法是大家尽管难受也要装成勇气十足的模样，所以我说由我来设计怎么个照法。我仔细地替每个人摆好姿势，幸而奥利手脚利索，很快把相照好。在他咔嚓咔嚓拍了几张相片以后，他把头转开，可是我们都能看见眼泪顺着他的双颊往下流。
朱莉实在受不了了。她伸开双臂抱住我，抽泣着说：“我爱你，爸爸。”虽然奥利自己也在流泪，他还是抢拍了这个镜头。
我现在还是不喜欢看那天晚上照的相片。我从这些相片里所能看到的，只是微笑中带着紧张心情，还有那含着晶莹泪水的眼睛。
谁都对在白宫吃最后一顿晚餐没有多少胃口，因此我们吩咐把餐盘端到日光室去。最要紧的是我们能在一起。正因为我们那晚在一起彼此那样亲密，所以它是我终生难忘的最宝贵的时光之一。我们试图轻松活泼地谈话，甚至笑我们的狗，笑它们讨东西吃的滑稽样子。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默默地吃饭。
吃完晚餐以后，我到林肯休息室去继续写辞职演说。全家已经知道了我的决定，我现在开始感到一种内心的安宁。
齐格勒过来商量发表演说的具体安排。我们谈到我们所知道的两年来命运的剧变，谈到结局竟会是这样突然、这样悲哀，真是太可悲了。这时他记起我在竞选演说中常常引用西奥多·罗斯福的一句名言。这是西奥多·罗斯福描写“竞技场上的武士”中的一段：
他的面孔沾满了尘土、汗水和鲜血，他英勇地奋斗，他一次又一次地犯错误和出毛病，因为不犯错误和缺点的事是没有的，可是他真正是在努力做那件事，他知道什么叫作热情奔放，什么叫作忠心耿耿，他把自己献给了可贵的事业。在最好的情况下，他知道最终将取得有重大成就的胜利，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他失败，至少他也知道他是失败得很英勇。
我决定在我的辞职演说里引用这段话。
9点钟，我拿起电话看看基辛格是不是还在办公室，问他能不能过来一下。我们谈了一个小时，谈了我们目前跟中国人和苏联人的关系，谈了我们在中东、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我们回忆了过去五年半里作出的决定。在那次谈话过程中，因为某些原因，我感到最难受的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会带来痛苦和损失。我发现自己比将那些决定付诸行动以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动感情。
基辛格在某一点上突然不假思索地说：“如果他们在你离职以后还揪着你不放，我就辞职不当国务卿，而且我还要告诉全世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对他说，对美国来说，对我们为建立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所提出的一切倡议来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他在我辞职以后再来个辞职了。在我们国家，压根儿就没有一个人够得上替他擦皮鞋，更不用说能穿他的皮鞋了。[24]我提醒他，三年以前我们接到去北京的邀请以后，怎样举杯祝贺的情景。我沿着黑暗的过道走到我们的家用厨房，去拿我们那次喝过的同一瓶白兰地酒。我们再次轻轻地碰杯，庄严地互相祝酒。可是，只呷了一口，我们就放下了酒杯，让没有喝完的酒留在桌子上了。
基辛格正准备要走，我把他从林肯休息室带到隔壁的林肯卧室。在林肯的时代，那是西侧楼建成以前很久的时候，这曾经是总统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收藏了林肯亲笔写的五份葛底斯堡演说中的一份，还有林肯在夏季白宫————哥伦比亚特区老兵之家————用过的一张办公桌。
我对基辛格说，我感到他像我一样，不是那种宗教感很强烈的人。我说，如果对我们进行严格考察的话，那么我们可能是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可是我内心知道他像我一样，强烈地相信有一个最高的精神存在————也同样强烈地相信上帝。我情不自禁地告诉他，每天夜里我在林肯休息室办完公以后，总要停下来跪一会儿，仿照我母亲教友派的习俗，在就寝以前默祷片刻。我请他现在和我一起祷告，我们跪了下来。
基辛格走了以后，我又接着写我的演说稿。我写道：“作为一个公民，我将继续为我在作为议员、参议员、副总统和总统服务期间始终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不仅仅为美国人民，而且也为所有国家的和平、繁荣、正义和机会————而战斗。”
在大家知道总统要下台的那一刻起，他的权力就逐渐消逝：我在1952年、1960年和1968年都见到过这种情况。在我辞职的前夕，我知道我的角色已经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了，而杰拉尔德·福特的角色现在才是建设性的角色。我打的电话，我召开的会议，我作出的决定，现在都是规定仪式的一部分，目的是要同过去告别。他打的电话，他召开的会议，他作出的决定，则已经在决定美国的将来了。
齐格勒来具体告诉我辞职演说和离开白宫仪式的技术性安排。
我们走出林肯休息室的时候，我要马诺洛走在我们前面，打开所有的电灯。从外面看，白宫二楼肯定得像举行欢乐宴会的场面那样。
齐格勒和我走进每个房间：女王寝室，条约大厅，黄色椭圆形大厅————帕特刚把这个大厅加以重新修饰和摆设，而我们还没怎么享受过呢。
当我们在光彩夺目的水晶灯下沿着长廊走的时候，我说：“罗恩，这真是一幢漂亮的大厦啊!”
我要马诺洛早上9点钟叫醒我，我准备到我房间去了。
“总统先生，”齐格勒大声说，“这是正确的决定。”
我点点头，我知道。
“先生，你做了一个伟大的总统。”在他掉头走开的时候，他说。
1974年8月8日星期四是我当美国总统的最后一整天。就跟我任总统时以往的早晨一样，我穿过托马斯·杰弗逊设计的柱廊，穿过玫瑰园，走进了椭圆形办公室。
我打电话叫黑格来，对他说我想否决星期二内阁会议讨论过的农业拨款法案，因为我不愿意福特第一天当总统就得做这件事。黑格拿来否决的声明，我签了字。这是我当总统采取行动的最后一项法案。
11点钟，史蒂夫·布尔进来说：“总统先生，副总统来了。”福特进门时我抬起头来看他，他穿了一套灰色的衣服，神情严肃。他走近我的时候，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我。他坐在办公桌旁，一时之间，室内鸦雀无声。
接着我说：“杰里，我知道你会干得很好。”
我从来没有怎么想过那种认为总统的职位会使一个人像个总统的样子的说法。美国的总统之所以有生气，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其特色。他的能力在当了总统以后更加明显了，他的错误也更加触目了。总统职位并不是一所进修学校，它是一个放大镜。我想杰里·福特在那个放大镜下将会干得很出色。
我们谈到大约整整24小时之后他当总统后会碰到的问题。我强调必须维持我国的军事力量并保持在中东提出的和平倡议的势头。最重要的，我说，我们一定不能让莫斯科和北京的领导人利用我辞职这个创痛的事件，在越南或世界上其他地方对美国进行考验。我们不能让共产党人错误地认为，我们的行政权威已经被水门事件削弱到这样的程度，不论哪里发生侵略，我们都不会起来应付了。
我说，我计划给世界上主要的领导人拍电报，说杰里·福特一直是我的政策最坚决的支持者，他们能指望他以同样的坚定和决心继续执行这些政策。
福特问我对他有没有特殊的劝告或建议。我说，以我看来，他唯一绝对不可缺少的人是亨利·基辛格。没有别的人有他的智慧、韧劲和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经验。我说，如果我辞职以后他也要走的话，我们对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不久就会乱套。福特坚决表示说，他打算让基辛格继续留任，他愿干多久就干多久。
我还劝他，至少在过渡时期，让黑格留任办公厅主任。我向他保证，黑格总是忠于他所服务的上司，将来内阁和白宫工作人员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权的事，黑格会提供非常宝贵的意见和经验。
我告诉福特，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找我给他提出意见，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介入他的决策过程。他对我的这种态度表示感激，他说他会欢迎我的任何建议，特别是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建议。
我想福特并不知道阿格纽辞职以后，他并不是我挑选当副总统的第一个人选，也不知道我在共和党领导人中非正式征求意见时把他排在第四位。我知道有许多人并不同意我对福特能力的高度评价，可是我当时觉得杰里·福特是恰当的人选，这就是我选中他的理由。我没有理由对这决定感到遗憾。
正午已到，他该走了。
“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宣誓就职?”当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我问他。他说，他决定不到国会去，因为那里他的老同事可能把这种场合变成某种庆祝的仪式。我说，我计划中午离开，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在白宫宣誓，杜鲁门就是那样做的。
我告诉他，1969年1月20日为我举行就职典礼的前一天晚上，我接到艾森豪威尔的一个电话，他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叫我“狄克”了。我说：“现在我也一样，从现在开始，杰里，你是总统先生了。”
我们在门口站一会儿的当口，福特热泪盈眶————我也一样，我感谢他在最后伤脑筋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对我的忠心支持。我说，在以后的日子和年月里，我将为他祈祷。
福特走了以后，我再一次通过熟悉的路线走向行政办公大楼。西侧楼出奇的安静。那里的办公桌从来没有一天不是堆得乱七八糟的，但今天却整理得干干净净。唯有不断的电话铃声赋予这个地方以有目的和有生命的感觉，别的东西都好像凝结住，一动也不动了。
弗雷德·巴兹哈特进来把一封霍尔德曼的律师写来的信交给我，申请总统给予赦免。担任办公厅主任期间一向是效率很高的霍尔德曼附了一张打了字的专页，供我插在我的辞职演说里，宣布（对他们的）赦免，并对越南战争期间逃避兵役的人宣布大赦。我让巴兹哈特在我演说以后打电话给这些人的律师，告诉他们我不同意这样做。不答应霍尔德曼的要求，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可是把对他们的赦免跟大赦越南战争期间逃避兵役的人联系起来，是不可设想的。而且给水门事件有关人员全部赦免，会在政治上引起歇斯底里。我认为对国家来说，我的辞职必须是一个治疗创伤的举动，在那时的气氛下，我害怕把辞职和普遍赦免水门事件株连的人员联系在一起，会破坏辞职起治疗创伤的效果。
黑格和齐格勒也来了。黑格刚去看了贾瓦斯基回来，通知他我即将辞职。我对黑格说过，我不想同贾瓦斯基讨价还价。我不想让任何特别交易来骗我离职，我也不想人家哄我辞职以换取宽大。我不是因为害怕而下台，我好歹也要试试自己的运气如何。“历史上一些最优秀的著作是在监狱里写成的。”我说，“你想想列宁和甘地吧。”
黑格说，贾瓦斯基认为我作出了正确的决定。黑格从同他的对话中得出一个印象，在特别检察官那方面，我是不用再害怕了。我说，考虑到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过去的所作所为，我没有理由感到安心。
坦率地说，我感到羞辱的是：人们可能以为我之所以作出决定是因为受到害怕被起诉那样丢人的事情的影响，或者是特别检察官和其他攻击我的人强迫我下台。只要人们不认为我是因为事情棘手才下台的，那么无论他们怎么想，我都毫不在乎。
我转过身来对齐格勒说：“你怎么能支持一个半途而废的人呢?你知道，我小时候喜好运动。我记得有一次参加一英里赛跑。在距离终点50米的时候，只剩了我们两个人落在后面，争取不当最后一名。我这时仍然努力作最后几米的冲刺，就跟我要去争取冲断第一名的缎带一样。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半途而废过。或许这正是你们在这整个过程中谁也不理解的东西。可不要半途而废啊!”
罗斯进来拿我的辞职演说最后修改稿。她要把它放在我们用的特大号字键的打字机上打出来，那样我在电视上就不必戴眼镜。她有意穿了一套桃红色的衣服和一双桃红色的皮鞋，我知道，她是为了对当时局面的黑暗表示公开的反抗。
她说，全家都讨论过这篇演说稿，他们想在我演讲的时候也待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这样全世界就能看见他们是和我在一起的。我说这实在是办不到的，哪怕他们就在附近，我也不可能毫不慌乱地把演说稿读完。她说，他们预料到了我会有什么感受，所以他们希望至少在我演讲的时候待在隔壁的房间。我请她向他们解释清楚，这是我必须单独一人办的事，请帮帮我忙，要求他们待在官邸里，在那里观看我演说的电视转播。
她说，她还认为应当让我知道战俘组织的负责人空军上校西奥多·盖伊曾泣不成声地打电话来要罗斯一定劝我不要辞职。他说，我过去没有抛弃他们不管，他们今天也不愿抛弃我不管。
我希望那天下午从行政办公大楼走回白宫的时候，不要像平常那样有一群群的工作人员或者记者，不要有警察守街或者拍相片。齐格勒不折不扣地实现了我的愿望，在他和我走过这一段短短的距离的时候，我们一个人也没看见。
装东西的箱子排在官邸的过道里。我修了面，洗了澡，然后挑出1972年我在莫斯科电视台向苏联人民发表演说时穿的那套衣服和领带。衣服是蓝灰色的，料子很薄，因而在炽热的电视灯光下面会感到凉快些。
我回到行政办公大楼同国会领导人作简短的会见，正式通知他们我决定辞职。
我希望这次会见是体体面面的，并且不使他们为难。这些人全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他们知道，新旧总统的上任和卸职，不管对某个个人的后果如何，那并不是唯一对国家要紧的事情。
他们在下午7点半钟准时到达。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第一个来到。
我还没开口，他就冲口而出：“我希望你知道，总统先生，我跟整个辞职的事毫不相干。”我说：“我明白，卡尔。”我们谈到我们俩是1947年一起第一次到国会山来当议员的。
我对大家说，我对他们几年来在许多问题上对我的支持表示感谢，特别感谢他们在最近一次同苏联的最高级会议期间所给予的支持，因为我知道当时的党派压力和诱惑是很大的。我说，他们反对我的政策的时候，我也总是尊重他们的。当我说到这儿，我两眼盯着迈克·曼斯菲尔德，可是他压根儿没有作出反应。他比平常更阴郁地坐在那里，抽着他的烟斗。我说：“迈克，我会怀念和你一起吃早饭的情景。”[25]他点点头，不过还是没有什么反应。休·斯科特很诚恳，比曼斯菲尔德更有同情心。约翰·罗兹扮演他通常的令人愉快可是不表明自己态度的角色。
吉姆·伊斯特兰是唯一看来真正分担我痛苦的人。他是一个南方人，一个保守分子，在参议院里常常对他估计最不足。在我整个生涯中，他是我最可靠的顾问之一。他的脸上有一种谅解的表情，这胜过千言万语。
最后我站起来用胳臂搂着卡尔·艾尔伯特的肩膀。“我也会怀念我们一起吃早饭的情景，卡尔。”我说。
我们道别以后，他们就走了。
我环顾了一下办公室。我的眼光很快地扫过那熟悉的大象模型[26]、那小木槌、那镶了镜框的漫画和纪念匾、那些书，还有帕特、特里西娅和朱莉的相片。我走出去，关上了门。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回到那里去了。
我很快走进内阁会议室。46个人挤着坐在桌子两旁和靠墙的椅子上。这46个人都是我30多年来无数共同事业中的朋友和同事。他们中有些人在我从惠蒂尔来初次当议员以前，就已经当了多年的众议员了；有些人则在1947年和我一起来到众议院，充满了对美国的希望、理想和计划。在过去的五年半中，我们多次共同工作，形成了人数虽少但却很坚强的联盟，屡次打败了参议院和众议院里民主党自由派和共和党自由派这个“巨人”。
我开始谈到我们共同度过的伟大时刻。我说，没有他们，我就不可能倡导与中国和苏联建立新关系，推动中东的和平，而最重要的是，在体面的基础上结束越南战争和使美国战俘能回国。
我说，我本来想留任并继续战斗，可是要在参议院里受审六个月，那对国家来说太长了。我说，现在需要有一个能把全部时间都花在处理国务上的总统，来对付即将来临的艰巨任务。我说，总统的职位比哪个人都重要，比哪个总统个人都重要，甚至比他们伟大的忠诚还更重要。现在他们必须以他们的投票、他们的爱戴和他们的祈祷来支持杰里·福特。
室内的人都已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了，我看见许多人在哭。我看看我的手表，已快8点半钟了，我差不多讲了半小时的话。听到我最亲密、最可爱的一个朋友莱斯·阿伦兹伤心地啜泣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流出了眼泪。
在我准备站起来的时候，我说：“我只希望我没有让你们失望。”所有的人都紧紧地靠在一起，连我的椅子都动不了，以致比尔·蒂蒙斯只得替我把椅子往后拉一下，我才离开了房间。
几分钟以后，黑格走进椭圆形办公室隔壁的那间小办公室，我正在里面细看一遍我的演说。他见到了内阁会议室的情景，他担心我有可能读不完广播稿就垮了。我说：“艾尔，我很抱歉，我在那儿嗓子有点哽咽，可是当我看见别人哭的时候，特别是他们并非为他们自己哭而是为了别人哭，我也就禁不住哭了起来。我现在没事了，所以你不用担心。”
他说：“总统先生，全体人都深受感动。我知道今天晚上你能够作一次伟大的演讲。”他离开了屋子，我独自坐在那里。
9点差两分，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我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技师们正在调整灯光和检查音响效果。
9点过45秒，对准我办公桌的那架摄影机的红灯亮了起来————我对美国和全世界讲话的时刻到了。
我一开头就说，没有打完仗就离开战场，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不过如果我决定继续战斗下去，由于缺少国会对我的支持，国家大事就会陷于瘫痪。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我在国会里已经没有足够强有力的政治基础来继续进行这种努力了。只要还有这样一个基础，我就会强烈地感到必须把宪法程序进行到最后，否则的话，就是对有意把这程序设计得如此困难的精神的不忠，也会为将来开创一个造成不稳定的危险先例。
可是，随着这个基础的消失，我现在认为宪法规定的目的已经达到，这个程序不再需要延长了。
接着，就到了我有生以来必须说的一句最难出口的话。我直盯着摄影机说道：
因此，我将辞去总统职位，明天中午生效。
我接着说：
我希望，采取这个行动将加速开始美国亟须的治疗创伤的过程。
在导致我作出这个决定的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中，我可能会伤害一些人。我对此深感遗憾。我只能说，如果我的一些判断是错误的————有些的确是错误的————那也是我在当时认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作出的。
我简略地谈到美国和世界。我谈到在我25年的从政生活中，一直试图为我相信的目标而战斗。我回忆起我在第一次的就职演说里曾保证誓把我自己和我的精力奉献给国际和平事业。我接着说：
打那以后我一直努力工作，忠于自己的誓言。由于这些努力的结果，我深信今天这个世界，不仅对美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人民都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我们大家的孩子都比以前有更好的机会在和平中生活，而不是在战争中死亡。
这就是我竞选总统职位时所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这就是我希望在我离开总统职位时留给你们、留给我们国家的主要遗产。
在讲演的过程中，我一直低头看着一页一页的讲稿，其实我并没有真的在看稿子。讲稿早已牢记在我心中。最后，我说：“在这个职位上服务，就会有一种非常亲切的、与每一个美国人亲如兄弟的感觉。在离开这个职位时，我向上帝祈祷：愿上帝永远降福于你。”
红灯一闪即逝，令人眼花目眩的电视灯一个个关掉。我抬头看见技师们有礼貌地沿墙站着，装出他们并不是在等我离开后动手拆卸机器设备的样子。我谢谢他们，然后走出了椭圆形办公室。
基辛格在走廊里等着我。他说：“总统先生，过去你在这个办公室作了重要演说以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一起同你走回到你的住所。我对今天晚上再和你一起走感到十分荣幸。”
当我们走过黑暗的玫瑰园的时候，基辛格的声音既低沉又悲伤。他说，他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这可以算作最伟大的一篇演说，历史将会判断我是伟大的总统之一。我转过去对他说：“亨利，这得看谁写历史了。”在官邸门口，我谢谢他，然后我们分了手。
我很快地走向把我带到家庭住所的电梯。长长的过道很黑，警察和特工人员幸而都已撤走或者在让人看不见的地方。当电梯门在二楼开启的时候，全家都等在那里迎接我。我朝他们走去，帕特双臂抱住了我。后来是特里西娅、朱莉、埃德、戴维，大家慢慢地、本能地和我亲切地紧紧拥抱成一团，爱和信心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我们坐下来谈了几分钟对这一天和对演说的看法。突然间，我开始剧烈地哆嗦起来。特里西娅过来扶住我。“爸!”她喊了一声，“汗水湿透了你的上衣!”我叫他们别着急。我在演讲的时候，出了许多汗，我一定在从办公室走过来的时候着了凉。一会儿，我就好了。
我们谈到对演说的初步反应，其中大多数是对我有利的。许多电视评论员和报纸专栏作家都说，这篇演说是要把国家团结起来。可是这结果却是我整个政治生活中最短暂的蜜月，几小时以内就产生了消极的和批评性的新的考虑。
最后我说，我们总应该睡点觉吧，因为我们明天还有很多的事要办呢。我们走进大厅的时候，能听见外面一群人在高声喊叫，然后出现了一个又悲又喜的场面，特里西娅在日记里有这样的描写：
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听得见一群人的喊叫声。妈妈错误地以为这群人是一群支持者，而实际上是在爸爸任职期间始终反对他每一项行动的那些人。现在他们唱着“老头子坐牢去”。
妈妈想把爸爸推到窗口让他能看见那群人。埃德和我拼命大声地说话，想盖过他们的叫声。我们希望爸爸听不清他们那些恶毒的话。即使如此，我也不敢肯定，这最后一件对他不公允的事是否让他听到了。
实际上，在演讲以前，我就听见了这群人的声音。但我并不确切知道他们是哪一边的人。我估计他们是反对我的，但是说实在的，我并不在乎那些嚷嚷的人，我并没有因为他们而心烦。
我要马诺洛给我拿些咸肉煎鸡蛋到林肯休息室。我挂了几个电话给我的朋友、支持我的人以及我手下的工作人员，直到凌晨1点半钟左右。我感谢每个人对我的支持，我对每个人说，我希望我没有使他们失望。
马诺洛敲门进来看看他去休息以前我还要些什么东西。我要他把官邸的灯统统关掉。就跟昨天晚上该大放光明一样，今天晚上该出现一片黑暗。几分钟以后，我走出房间到黑黑的走廊里。我不怕在暗中碰到东西，因为这所房子差不多有六年时间是我的家，我熟悉它的每一个角落。
我一惊而醒。因为拉上了厚厚的窗帘，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我看看我的表，表针指着4点。虽然我只睡了两小时，可是我完全醒了。
我穿上长浴衣，决定给自己弄点东西吃。
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白宫一个名叫约翰尼·约翰逊的侍者在厨房里。我说：“约翰尼，你这么早在这儿干吗?”
“不早了，总统先生，”他答道，“快6点钟了!”
我又看看我的表，它停在7点。
我对他说，今天早上我不要平常吃的橘子水、麦芽和牛奶，我想要稍微吃得饱一点的东西。我要了我最喜欢的早餐，牛肉糜和煎鸡蛋，我叫他把早餐拿到林肯休息室来。
吃完早饭以后，我从公事皮包里拿出一本黄色便签本，开始想要和9点半钟到东厅来和我道别的政府官员、内阁阁员和白宫工作人员谈些什么东西。在我经过了过去的24小时以后，要想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和他们说是很困难的。
有人敲门，黑格走了进来。他几乎有点迟疑地说：“这是一件必须要做的工作，总统先生，我想你可能愿意现在就做了它。”
他拿出一张纸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上面只有一句话，我念了一遍，在上面签了字。
我谨此辞去美国总统之职。
几小时以后，这张文件就要送出去，交送时间是上午11点35分，是我任总统的第2027天。
黑格走了以后，我记起在西奥多·罗斯福传记中读过的一些话。我要官邸一个工作人员到行政办公大楼从我办公桌边上把几本书给我拿来。我肯定西奥多·罗斯福的那本传记在那几本书里面。他回来的时候拿了赫尔曼·沃克写的《战争风云》、艾伦·德鲁里的《土星的王位》和诺埃尔·布希写的《西奥多·罗斯福传》。我很快就找到了我要找的内容，在那里夹了一个书签。
我打电话给黑格，和他最后告别。当时他正在开工作人员会，讨论两届政府之间顺利交接的问题。五分钟以后，他站在林肯休息室门口。
“去他妈的工作人员大会，”他说，“这最后几分钟我宁可和你待在一起。”我说，我对他几年来为我所做的一切的感激之情，非言辞所能表达。我对他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一会儿，我和家人会面的时间到了。戴维和朱莉等在大厅里，他们不跟我们一起走，他们留下来押运行李到圣克利门蒂。特里西娅和埃德从他们的房间出来，站在一起等着帕特。
帕特穿着一套淡粉色配白色的衣服，看见我们等着她，她想微笑。她带了一副墨镜，想遮住准备行装的两个不眠之夜留下的痕迹，也想掩藏朱莉说的那天早上终于流下来的泪水。我知道为了这次突然离开，日日夜夜准备行装，她需要付出多少勇气。现在她得不到一点应得的赞美。没有国会议员夫人们举行的一连串的告别宴会，没有奖状，也没有称赞。她是一个端庄、富有同情心、受人尊重的第一夫人。她对国家、对世界作了这么多的贡献，可是现在她要与我一起被流放。这实在对她不公平。
马诺洛进来说，官邸的工作人员已经排好队跟我们告别。我和他们作了一次简短谈话，我说我到过欧洲和亚洲许多宏伟的宫殿，在十分古老和华丽的房子里访问过成百上千的亲王和总理。“但是，”我说，“这是一幢最好的房子，因为这幢房子有一颗伟大的心，这颗心就是在里面服务的人的心。”
我说，我们没有忘记他们对每位贵宾，不管是一个国王还是一个发育不良的孩子，都曾想方设法地使他们感到在总统府里受到欢迎。现在他们一定要同样地特别照顾好福特总统和福特夫人。当我和他们一一握手的时候，我说：“你们是最了不起的人!”
到下楼的时候了。我问埃德他能不能替我拿着那本西奥多·罗斯福的书。我决定直接从那本书上读一段，因为没有时间把它在专打演讲稿的打字机上打出来了，我第一次要在公共场合戴上我的眼镜。
刚过9点半，我们走到电梯口。在电梯下去的时候，史蒂夫·布尔给我介绍了东厅的布置，他告诉我家里的每一个人，在我演讲的时候他们该站在讲坛上我身后的什么位置。他提到，将有三台电视摄影机。帕特和特里西娅听了这个消息很感不安。她们说，电视已使我们受了那么多的痛苦，干吗现在还让电视的好奇的眼睛闯进这最后和最亲密的时刻？这也未免太过分了。“必须这么做，”我说，“我们要为支持我们的人着想。我们要为人民着想。”
我们在门前站了一会儿，硬着头皮准备对付那个十分痛苦的场面。帕特决定不戴她那副墨镜了，埃德说应该不戴，因为在这种时候流泪，无须感到羞耻。我向布尔点点头，门打开了。
特里西娅在她的日记里描写了我们进去时的场面：
我有意识地作了三次深呼吸，驱除我突然感到的头晕。一————二————三。我大声说，“做三次深呼吸”。妈妈和朱莉也这样做了。
大厅的门一打开，电视灯光密集，厅内大放异彩。灯光的温暖像蚕茧那样包围着我们，既令人愉快又令人不愉快，既令人感到舒服又令人窒息。
大厅好像挤满了人。空气中好像有一股从周围的人身上产生的电流————一股足以把我们这个小小队伍推向前方的电流。
突然有人从后面抓住我。一个女仆（维奥拉，我想是洗衣服的女仆）控制不住，歇斯底里地抽泣起来。我没有受她深切悲伤的感染，因为我已经不仅仅只是悲伤了。我用胳膊搂住她，低声说道：“好好照顾新总统和他全家。”接着我脱出身来，要赶上现在已经在我前面好几步的家里其他的人。
一阵掌声响彻整个白宫，响彻每一个真正关心的人的心。“女士们和先生们，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尼克松夫人，埃德·考克斯先生和夫人，戴维·艾森豪威尔先生和夫人。”一切情况正常。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站立起来，一阵椅子擦地的声音。“向首脑欢呼致敬。”
前面是讲坛。走上讲坛。找到了地上贴的名签。不要被电线绊倒。站在名签规定的地方。去拉妈妈的手。紧紧地握住了妈妈的手。掌声。爸爸讲话了。人们让眼泪流下他们的双颊。别抬头。现在连想也别想。
对爸爸来说，爸爸讲的话本身，是极为精彩的，因为它们是出自内心的话，不是什么正式的讲话。我很高兴，最后人们终于瞥见了他本来的好人面目。最后给人看到了“真正的”尼克松，因为只有他自己才能使人们看到。发自内心的讲话，人们最终会了解爸爸的。为时还不太晚。
室内的情绪极其感人。我等了好几分钟，都不能把掌声平息下去。在我开始讲话以后，我环顾四周，许多人满面是泪。直到今天，我都记得看见赫布·斯坦泪流满面的情景，而他冷静分析的智力和冷然的幽默感一向受到我的尊敬。我知道，如果我继续这样环顾四周，势将难以克制自己的感情。所以我转过头来不看群众发红的眼睛，只盯着摄影机上的红灯，向全国讲话。
现在我设法控制住汹涌澎湃的感情。昨天晚上我是为历史而发表正式演讲，可是现在我有机会从个人角度亲切地向那些为我那么努力工作而我却令他们那么失望的人讲话。
这是一个长期幻梦的噩梦式的结尾。我从远方的约巴林达的小屋来到华盛顿这幢大厦。我想到我的父母，我想把父母的情况告诉这些人。
我记得我的老父亲。我想他们会说他是个小人物、普通人，他可并不这样看待自己。你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最初当过电车司机，又当农民，后来他拥有了一个种植柠檬的农场。我向你们保证，那是加利福尼亚州最穷的柠檬农场。人们在那儿发现石油以前，他就把农场卖掉了。
后来他当杂货商。但是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他专心致志做自己的工作，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把每件工作彻底完成。
也许不会有人写一本关于我母亲的书。是的，我猜你们也会这样说你们的母亲：我母亲是个圣洁的人。我想到她，两个孩子死于肺病。为了能在亚利桑那照料我的哥哥，她替别人护理过四个生病孩子达三年之久，而且看着这些孩子一个个死去。当他们死去的时候，她都感到好像是自己的孩子死去一样。
是的，不会有人写有关她的书。可是，她是个圣洁的人。
我原来想找一种新的方式，和白宫工作人员谈点能鼓舞他们的话。我想找一种方式，不用陈词滥调，劝告他们要看得远一些，不要只看到目前这个痛苦的时刻。我从埃德手上拿过那本书，戴上我的眼镜，然后读起西奥多·罗斯福在他第一位夫人逝世时所写的十分感人的悼词：
她的面孔和体态长得十分美丽，而她的精神更为可爱……当她刚刚当了母亲，当她的生命看起来刚刚开始，当她面前的年月看起来十分光明的时候，忽然遭到一个奇怪而可怕的命运，死亡降临到她的头上。在我心中最亲爱的人去世以后，我生命中的光明也永远消失了。
我把书放下说道，西奥多·罗斯福在他20多岁的时候写下了这些话。他认为光明永远从他生命中熄灭了。可是他继续前进，他不仅当了总统，而且在此以后他为国家服务了很多年，总是在战斗，总是生气勃勃。我说，他的经历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牢记的榜样。
有时事情进行得并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认为一切都完了；当你第一次没有考上律师的时候————我倒碰巧考上了，可是我只是运气好，我是说，我写的东西太蹩脚，律师考官说：“我们只好录取此人”————我们认为一切都完了。当我们某个亲爱的人去世的时候，当我们竞选失利的时候，当我们遭到失败的时候，我们认为一切都完了。像西奥多·罗斯福说的那样，我们认为，光明永远离开了他的生命。
事实并非如此，这常常只是一个开端。年轻人应该知道这个道理，老年人也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它必须常常支撑着我们，因为伟大的时刻并不是在你万事如意的时候来到，当你受到一些打击、一些失望，当悲哀来到的时候，伟大的时刻才来到，你才真正受到考验；因为只有在你到过最深的山谷，你才能知道爬上最高的山是多么壮丽的情景。
要永远尽你所能，永远不要气馁，永远不要小看自己，永远要记住，别人可能恨你，可是那些恨你的人是不会胜利的，除非你也恨他们，而那样，你也毁了你自己。
终于讲完了。我们从讲坛上下来。人们在我们走过的时候，拍着手，哭泣着。
杰里和贝蒂·福特在楼下的外交接待室。我刚一进门，福特就走上前来欢迎我，我们握了手。
“祝你好运，总统先生！”我对他说，“我告诉过你，在我提名你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你在椭圆形办公室，国家会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
“谢谢你，总统先生。”他答道。
贝蒂说：“祝你一路顺风，狄克。”
我们从天篷下走出去，踏着长长的红地毯，走到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的舷梯那里。然后我们站在那里，我很快与杰里握手————帕特拥抱贝蒂————吻了吻朱莉————与戴维告别。然后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帕特、埃德、特里西娅已进了飞机————站在舷梯顶端的门口，转过身来作最后一次的回顾。
彼时彼刻的那个情景，犹如一幅凝住不动的电影画面永远铭记在我心中：红色的地毯，绿色的草坪，白色的房子，铅灰色的天空。仪仗队那浆得笔挺的制服和擦得锃亮的皮鞋。新总统和他的第一夫人。朱莉、戴维、罗斯那么多的朋友。人群站满了草坪，挤上阳台，把身子探出窗口。默默无声，挥着手，流着泪。南面柱廊优美的曲线，一层一层的阳台，有人从林肯卧室的窗口挥舞着一条白手绢。白宫顶上的国旗，在这没有风、没有欢乐的早晨，有气无力地垂挂着。
我举起双臂作最后的致意。我微笑。我挥手告别。我转过头走进直升机。飞机门关上了，红色地毯卷了起来。引擎开始发动，螺旋桨转动起来。喧闹声越来越大，几乎把我们的思想都盖过了。
突然间我们慢慢地上升。下面地上的人们在那里挥手。我们又转了方向。白宫现在在我们后面了，我们低飞过华盛顿纪念碑。又转了一个方向，潮汐湖和杰弗逊纪念堂就在我们下面。
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流眼泪。我把头靠在我的位子上，闭了上眼睛。我听见帕特在自言自语：“真悲哀，真悲哀啊。”
又转了一个方向以后，我们向安德鲁机场飞去，“空军一号”等在那里，送我们回加利福尼亚的老家去。
* * *
【注释】
[1] 迪斯累利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首相。————译者注
[2] 19世纪英国的另一首相。————译者注
[3] 狄克·特克是一个专门在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同他恶作剧的一个人。————译者注
[4] 源于英谚“要检验布丁（一种点心），需要吃一吃”。————译者注
[5] 谢尔曼·亚当斯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因受贿丑闻而辞职，可参看本书上册有关章节的叙述。————译者注
[6] 芝加哥北郊的一个住宅区。————译者注
[7] 心理学家赫尔曼·罗沙赫用作心理测验的墨迹图。————译者注
[8] 美国政府采用三权分立制，分行政（总统）、立法（国会）、司法（最高法院）三个部门。————译者注
[9] 英国历史上有一个传奇式的受人民爱戴的勇敢国王，名字是狮心王理查德。————译者注
[10] 玛丽莲·梦露是美国一个著名的电影女演员。————译者注
[11] 美国西部片的著名男演员，在政治上是尼克松的支持者。————译者注
[12] 英文原书如此。但1973年的9月25日应该是星期二。————编者注
[13] 拉斯普丁（1872-1916），俄国僧侣，曾获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的宠信，专权多年；艾尔·卡普尼（1899-1947），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杀人不眨眼的黑社会头目。————译者注
[14] 星室法院（Star Chamber）是英国民事、刑事法庭，于1641年停闭，以专断暴虐出名。————译者注
[15] 一个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鼓吹者。————译者注
[16] 意思是说一切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规律进行。上句中的“生存”亦系此意。————译者注
[1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计划的代号。————译者注
[18] 曾是美国著名电影童星，旧译秀兰·邓波儿。————译者注
[19] 希腊神话中半人半鸟的海妖，常以美妙歌声诱惑经过的海员而使航船触礁毁灭。————译者注
[20] 意指罪证。————译者注
[21] 即俄文的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非常高兴”的意思。————译者注
[22] 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的世外桃源。————译者注
[23] 这里的好朋友是指卸任总统而言。————译者注
[24] 英语中“穿某人的鞋”即继承某人的地位的意思。————译者注
[25] 美国总统经常与国会领袖一起吃早饭商量事情。————译者注
[26] 大象是共和党的象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