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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未来哲学及文艺之方向
（九）宗教精神之重建
（十）伦理道德精神之充拓
（十一）中国文化之回顾与前瞻
（八）中国未来哲学及文艺之方向
至于克就分途发展人文世界中纯粹之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等而言，吾意其在中国未来，亦必有新面目。中国固有之哲学重妙悟、重智慧、重体证，而略论证，与批导辨证。吾人亦当摄西方哲学之精神，以自补其所缺。重妙悟、重智慧、重体证，乃直接实现真理于直觉之理解。重论辩等则所以间接求真理之后面根据，以凸出真理，或通过反对面之拨开，以举出真理，而表现之。如康得之批判哲学，则反溯一切知识所以可能条件，而知其对道德实践，对信仰等之界限；使知识中所知真理，安于其所位，而四围开朗，以表现真理者也。而黑格尔之辩证法，则合正反以拱出真理，而表现真理者也。西方哲学家，诚多不免视真理为外在，而偏执一主义。燃外在如同于客观，则无可非议。客观真理世界之立，纯粹理性自我、理型世界之立，皆可提高人之精神，使人向上看，而非可轻议。至西方哲学论辩，恒不免在文字上缴绕，又多陷于不切实际之戏论，则诚为其短。然西方哲学之恒力求表现真理，同时亦即表现吾人之纯粹理性，而使吾人心灵之光辉得以扬升。其求真理，如科学之向外。而其所扬升之心灵之光辉，则亦未尝不纯为在内。在纯粹西方哲学之精神，又实恒不重在知真理为何，而重在表现理性，以凸显此理性活动本身。是即凸显心灵光辉之扬升。则纯西方哲学之陶养，亦可归于外无所得，内无所执，而只使人有一心灵光辉之扬升，心灵境界之提高，其价值诚不可忽。西方之逻辑，即表现吾人之纯粹理性活动之流行之节奏，而纯表现吾人此心灵光辉扬升之姿态者也。
唯吾人于纯粹西方哲学精神，犹有憾者，即西方哲学精神之价值，唯在哲学思维之正进行中表现，而不能在其停下处表现。西方式之哲学思维之停下处，恒落于其初所执，或后所停一二观念之本身。而此观念之本身，如不归于宗教信仰或道德实践，或其他直接体证，恒为一乾燥无味而空虚之物。于是其所以得此观念之思维与论辩，亦只成一种理性之虚姿之播弄。而中国之哲学，则因其必归于体证与实践，则罕有此弊。融中西哲学之精神，吾人固宜有其更向上一著之哲学精神可创造。吾意此将是使论辩者皆归于体证，而称体证以流行，复为体证所充实。论辩与体证之所以不当相离，正如仁与智、言与行，可相互为用。体证依论辩中理性之流行，以为轨辙，正所以使体证者，亦得流行以增益。又兼所以使吾人之所体证者，既充实于自己，亦满溢于他人之道。论辩而各有真实之体证在，即所以使心灵光辉之扬升，不徒如播弄理性之虚姿，而有活泼之精神生命，顺所体证者之流行而流行于论辩之中。此亦即仁体之昭露于哲学之文化领域，而河汉无极之哲学论辩，皆可摄于中国先哲所谓率性修道之教矣。佛家谓善说法者，当如法说。体证与论辩恒相应之谓也。本书论哲学者虽较多，然尚未及哲学系统之构造，非今之所能详也。
在艺术文学中，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真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而在西方，则文学艺术，早成一独立文化领域。文学家、艺术家多献身于文艺，并注重以文学艺术想象，提升人之精神而鼓舞其生命，吾人前已略论之。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倡优提高为文化人，是其证也。西方文学艺术精神，异于中国者，今日益为中国人所欣赏。在一公共聚会之场合中，中国旧式之怡情养性之音乐与绘画，固不足以凝摄耳目。中国式之亭台楼阁与园林之疏朗，亦不如钢骨水泥大建筑，足团聚人心。西方式之小说、戏剧、史诗、电影，善于兴发人意志，激荡人精神，吾人又岂能不承认其更为能客观地表现出生命之精彩者？此固皆不足持以否认中国传统艺术文学精神之价值。然势之所趋，亦即见中国文学艺术，不能只停于过去阶段，而必须有一开新之道也。
唯文学艺术之创作，皆为天才之事。天才之创作，当其未出现之先，亦无人能加以推测，其作风亦不能由人预定。吾人所可言者，唯是如中西文化精神，将来果有一融合，则中国未来文学艺术之天才，宜亦保持中国过去文人，重各方面人文陶养以养气之精神，并辅之以一高明之智慧与敦厚之德量。然又不当如古人之视文艺为小道。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夫西方文艺在希腊，即成一文化之领域。其历代文人艺人，未必如中国之重多方面之人文陶养，恒恃其灵感之闪光、宗教之企慕、生活之激荡，既竭天才与生命力于艺事，无以怡养其精神，乃颓然以老，疯狂以死，其事可哀。中国昔之文学家、艺术家，陶养于人文者较深，又不免视文艺为人生馀事。今中国旧文学家、艺术家，仍多隻知胎息古人。类比西方者，多侈言为艺术而艺术，而罕见宇宙人生之大观。或则以艺术文学当为政治服务，而唯凝虑于卑近之社会现实。不知"志道据德依仁"，则创造精神先自淤塞。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慧、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
（九）宗教精神之重建
吾理想中未来之中国文化，亦复当有一宗教。宗教之创立，亦必俟宗教性之人格，不可由哲学以建立。然而宗教人格之出现，必先有社会宗教精神之氛围。宗教人格出，则此氛围环绕于其身，而宗教兴。耶稣之出者，因以前屡有先知预言耶稣当出是也。夫然故哲学虽不可建立宗教，而可期望宗教。高级宗教，必信一宇宙之绝对精神实在。通常人精神，恒唯在坚苦困难，寂寞无依之境，乃要求绝对精神实在，以自慰其情。此绝对精神实在，谓之为吾人本有之极高明精神之客观化可，谓之为客观宇宙本有此绝对精神实在，唯于我之忘我时，乃显于我亦可。因宇宙绝对精神实在，原当为综摄主客体者也。世之论者，咸谓中国无宗教，亦不须有宗教。然如宗教精神之特徵，唯在信绝对之精神实在，则中国古代实信天为一绝对之精神生命实在（参考前中国宗教精神章）。孔孟之精神在继天，又知天即在人中，故以尽心知性立人道为事也。孔孟不重信天，而偏重尽心知性立人道者，因当时之礼中，原有郊祀之礼，人民原信天也。宋明之际，人不信天神，故宋明儒必重立天道，濂溪立太极，横渠立大和，程、朱识天理，陆、王由本心良知以见天心，船山论天衷与天德；唯诸儒皆非如孔孟之承天道以开人道，而是由人道以立天道；故非承上以启下，而是启下以立上。在宋明儒思想中，天人交贯，宗教融于道德，宗教终不成独立之文化领域。而在今日，则吾人既当由吾人之精神之四面撑开，以客观化为各种之社会文化之客观精神；则同时亦即当将吾人精神自我之统一体，即天理天心之在吾人内者，亦推举而上以客观化为：统摄"分别发展之社会文化之各种客观精神"之一客观的"绝对精神实在"。是乃于天人合一中，再分开此天与人，亦即再分开道德与宗教，使宗教重成为社会文化之一领域。此乃理之所宜然，义上之所当然。吾人今固难专自"人要求神之存在，以慰其情之坚苦寂寞"之动机上，说宗教之当建立。因此中之"情"与要求，虽由理性生，而此理性，乃尚未被自觉的。只依此情与要求建立宗教，似为非合理者。然吾人今亦可依自觉理性，就人之顺理之心，与人生经验，以说明天心--即客观之绝对精神生命实在--之有其可肯定之理，而言宗教当建立。
何以吾人可就人之顺理之心与人生经验，以说明天心或客观绝对精神生命有其可肯定之理？此可略说如下：盖吾人只须对本书所说个人心之超越性、涵盖性、无限性，真有所会，再自切实反省，便知当吾人精神之表现于科学真理之追求、艺术境界之向往，及一切超越客观之理或理想之体验与实现也，吾心皆顺理之所引导以开闢。心之顺理以开闢，吾虽恒觉理先行而心后继，实则，理之所在，心必俱往。心理实如如而不二。若此理为贯于他心与自然，而为客观之理，吾奈何不可说：我能知理之本心，即为贯于自然与他心而为一，实有统一自然、他心与我心之客观心，或绝对的天心乎？吾人何以不可说：唯以吾人能知理之本心，原为贯于自然与他心，而统一于客观的天心，故吾人乃求知自然之理，求与他心相通，以实际实现吾之本心实显此天心乎？诚然，人可谓吾心目中之客观心，终异于他人心目中之客观心，故吾人与他人之心终是二。于是更无统一人我心之客观心或天心，而唯以二心之间，有共同之"自在之理"为之媒，以使我心通于他心耳。然吾人复须知：依吾心理如如而俱往之经验，以说此问题，则此理之"超越我心与他心而自在，以为我心与他心之媒"，既为我心之所肯定，吾奈何不可肯定：亦有"知此理之客观的天心之超越我心他心而自在，以为我心他心之媒"？吾又奈何不可肯定："如是肯定理于我心外"之"肯定心"，即"在我之内同时在我之外，而为贯通我心与他心之客观的天心"之展现于我者乎？凡此等等，吾人思之，复重思之，终将见贯通自然、我心，与他心之客观的天心，至少为可有。吾人感觉性、审美性之艺术生活中，明直感我心与自然之相通；于社会经验伦理生活中，明见我心与自然与他心之统一贯通之事实，则客观的表现此事实之涵义于前，而谓天地与我并生，我心与他心同统一于一心，则一客观的天心存在之信仰，亦不容不立。夫然，故客观天心之被建立与否，可唯视吾人是否能客观的表现：吾人所直感之我心与自然与他心之贯通统一而定。吾人只须客观的表现：吾心所直感之"我心与自然与他心之贯通而统一"，即可立天心。我心与自然与他心之贯通，乃仁心之所感也。客观化此仁心之所感，即见一天心。孔子曰：我欲仁而仁至。仁至即仁心至。仁心至，而客观化此"仁心之所感"，则天心至。是我欲天心至，而天心至，则天心为人心之所能立矣，人之客观的表现其仁心之所感，所不容不立而当立者也。吾人循此用心，便可为中国未来文化中之宗教之必有与当有，立一理性基础矣（其详须在形上学中讨论）。
唯此中国未来宗教精神之性质，吾人将谓其异于一切往昔之宗教精神，又自人类往昔宗教精神中升进而出，亦非只止于有一单纯的天心或神信仰之建立者。盖人类往昔之宗教精神中，神之信仰，自其为主观精神之客观化或心理之起原言之，初乃由人类在现实生活，历种种困难寂寞，感种种苦痛罪恶，而自然逼出的，即非自觉依理性以建立的。唯因人历困难寂寞，感苦痛罪恶，而精神冒起，乃要求一更高之精神实在，而显一超越的我。再客观化此要求之所对，或客观化此超越的我，以与现实之我隔离，即成神。神立，而人亦恒立即有求于神，以解决其实际困难，与助其去苦罪等。人并依欲望心之患得患失，恒畏神之加害于我，不肯助我等，由是而人之此宗教精神，表现为对神之信仰祈祷等时，皆恒夹杂私的欲望，或与战慄恐怖之情相俱。此欲望心有高低各形态。或为单纯求神解决当下之困难，或为求神赐与以后之福禄，或为求死后得神之庇佑，或为求神主持世间正义，或为求神在人死后或世界末日，作公平审判，或为求神助我解除罪恶。更高宗教意识，则或为视一切苦难，为我之罪恶所当受，而以自力担负罪恶，--此即耶稣宗教精神之伟大。或则为将自己所受之福、所成之德，皆推让或归功于神，而不视为我自力所致，而对神所赐福德，取感恩之态度。世界高级宗教中，亦多有此精神。而中国古代人之宗教精神，重报天之恩，让德于天，孔子之不祷于天，不怨天，亦即此精神。由此精神，而人日益刚健自立，而人可与天平等，进而求德与天齐，以人之仁德继天德，使宗教精神融入道德精神。此即孔孟以后中国文化，若为一超宗教之天人合一之文化也。夫人最初乃以主观精神，历困难苦罪，而表现出一对客观神之信仰，而对之有所祈祷。孔孟以仁德继天德，则实现天德于人德，饿日返客观之神于主观精神。宋明儒之由人德之完成而见天德（见前）亦即由主观之道德实践与性之实现，以立人道，而证天道。吾人所谓中国未来文化，则将由宋明儒所重之"道德之实现"、"整全心性之实现"以再转出一客观天心与神。此即宋明儒精神之一推开，孔孟精神之一倒转，由中国古代原始之宗教之不自觉的表现神，转为自觉的表现神者也。
由吾人上述之神，为吾人之依孔孟宋明儒精神之转进，而自觉的表现出。故吾人之宗教精神，可谓为至刚健，极高明，而真广大的。此即谓吾人宗教精神，乃对神全无所希慕欲望，而纯由吾人道德文化精神自身所建立，以表现吾人心性之高明，与文化精神之广大者。故吾人之建立此神与宗教精神，吾人唯是自觉的依理性之必然与当然上或纯"义"上言，当有此建立。西方之道德精神，唯依附于宗教精神。及近世人谤神，而视神为人造。孔子融宗教于道德，神即人。宋明即道德以为宗教，而人即神。吾人今即由道德以转出宗教，而人建立神，人造神。西方哲学言人造神者，则谓神为本来无有。哲学以思辨肯定神之必有者，唯所以说明其宗教。纯就西方哲学说，则神唯是一纯智所对之观念。故其哲学中有神，而对神无情，无真宗教精神。西方之宗教精神，固只在其宗教中，而不在其哲学中。然吾人建立神，谓人造神，即同于谓神之显于人，神之建立其自己于人。吾人谓人之精神，客观化出神，亦即同于谓神之主观化于人。因本书最重要观念，即依一大公无私之仁心，以观宇宙人生之一切。天地为我之天地，我亦为天地之我，我亦不能以私心看我之活动，而当以仁心看我之活动，视为天地间公物。则"吾人主观建立任何客观所对"之活动，皆"客观所对自建立于吾人主观"也。由是而吾之所谓人建立神，人造神，亦无损于神之客观实在性。且依吾人之说，亦未尝止于在哲学理论上建立一客观之神之观念，复能对神有情、有真实之宗教精神。
吾人何以能对神有情而有真实之宗教精神？因如此之神，乃由吾人道德文化精神之充量表现而自觉建立的。主要依仁心所感"人我精神之贯通统一"而客观的表现之，所建立的。依人之仁心，则人对其所感之人与我精神，必有情；人对人之道德文化精神之一切表现，亦必有情；因而对于由"人我精神之贯通统一之直感"而客观的表现之，所成之神，亦有情。夫人仁心之奥，即在其恒自反而仁其所表现与所成。仁者不仅仁人而爱人，亦可于人之相仁相爱处，生一感动，爱此"相爱相仁"中之"仁之流行"，而仁于此"相爱相仁"或"仁之流行"之本身。人与人一切精神之贯通，皆人之相爱相仁处。故仁者必爱一切"人与人精神之贯通"所成之人文世界人伦世界。吾人之信神，即由吾人之感"人与人之精神贯通"中，有"仁之流行"有"人我一体之天心"在。则吾人客观的表现此天心而信其存在，即非孤提此"一体性"而客观的表现之；必将并此所感之人我精神贯通中之"仁之流行"以客观的表现之。故吾人客观的表现此天心，而推开此天心至何处；则吾人对人对"仁之流行"之爱、对人伦人文之爱、对天心之爱，亦表现而伸展至何处。则吾人不能止于只有乾枯之神之观念，而必对神有宗教情绪、宗教精神也。然此宗教情绪、宗教精神，直通过吾人对人伦人文之爱而生髮建立，故大异于西方宗教初为离人伦、人文以求神。离人伦、人文以求神，则神无实证处。神境迢迢在天，求神者亦寂寞孤往，则宗教精神终难任持。吾人今即人之人伦人文以见神，则于人之家庭父子之相处、朋友之交谈、群众之聚会、一切社会文化活动、历史文化精神之延续、一切"为人类精神所可共认识而交会其精神"之客观自然物文化物中，无往而不可视之为人与人之心贯通之"实事或凭藉"，而见神之实在，与神对人之招呼。则神境匪遥，举目皆是。求神者不须寂寞孤往，宗教精神，方可久持。然神境匪遥，又非卑近。匪遥而不推开之使遥，则非宗教精神。推开之道奈何？曰观乎人伦人文世界之广大，力求精神之表现为广大之人伦人文世界，以求精神之四达并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则人伦人文之世界推开，而神境亦推开，神境匪遥，而复迢迢在天矣。神境迢迢在天，而人伦人文世界，亦与神俱上，则人间境界皆天上化，皆有相而无相，无相而若有相矣。人间天上化，而吾人宗教精神之对象，即不只为一神，而为一神之自开其涵盖仁爱之量，而举人伦人文世界之全体，亦即人所在宇宙之全体于其怀，则神真先于人，先于人间世界，亦后于人间世界。人间世界之在天上，亦即所以充拓开闢此天上，以扩大此神境。此神境诚渊渊其渊，浩浩其天。此方为吾人宗教精神之真对象。而以肫肫之仁，与神境中之鬼神，及生人相感通（参考前悠久世界一章），则吾人之所以对此神境之宗教精神也。
吾人上述之宗教精神之化为实际之宗教，当有何具体之教义、仪式以形成，则待于宗教中之新圣。而如是之宗教所以有成立之可能者，则由于吾人先有鉴于佛教之不信天心在人心外，谓即心即佛，亦能建立宗教。佛教精神乃自觉的以心还崇敬同于自心之佛。则吾人可知吾人之性与天道不二之根本思想，不碍宗教止建立。佛教在中国文化数千年之历史，对民族气质之陶养，皆有助于吾人之新宗教精神之建立。唯佛教重各个人之分别体佛心，而不重在人与人感通关系中，人伦人文世界中，见天心。故恒落入个人主义。吾人所向往之宗教精神，则既本于性与天道人心之不二，--知天心即人心之所表现出者，或人心之客观化；又知克就客观化出之天心，见于"人与人之精神之贯通"者言，乃超诸个人之上，而为统摄诸个人之心者。因而此宗教精神，不得陷于个人主义，而与吾人之一切社会伦理文化之意识，可相辅而兼成。此宗教精神，乃直接依吾人注重于"人与人精神之贯通"中，于人伦人文世界中见天心，而置人间于天上之宗教精神。故吾人即不能如佛教之教人为崇敬一佛，而或忽视人文人伦矣。
至于吾人所向往之宗教，与基督教之不同，则在基督教之以神为人与人之精神之统一者，固可使人依神之意志以组织社会。然彼等恒只知上帝在人之先，而不知其后于人；天上人间，隔离之意味仍重，不能置人间于天上。而其只崇敬一上帝，亦非吾人所取。吾人必须于上帝之崇敬外，包括中国传统宗教精神中所有之对人格世界之人物，如祖宗、师与圣贤之崇敬，并须取中国古代之兼祭天地之意，以真表示一肯定神之先于人间，亦肯定其后于人间，对人间加以覆载，使人间天上化之精神。吾人所向往之新宗教精神，必须由吾人传统宗教精神以长出，而不能外袭。由此长出之宗教精神，且将正为一佛教、基督教精神之融合。唯此等等皆须俟宗教上之新圣出，乃成定论。吾人今日能复兴祭天地与对亲师贤圣之敬，并充量分别发展客观社会文化之精神，即迎接此新宗教，为此新宗教建基之第一步。故吾将学孔子曰："明乎郊社之义、禘尝之义，与精神之客观表现于文化，新宗教精神之建立，其如示诸掌乎"。中国佛教徒如能识此义，则亦可以充其大乘精神，发展出吾人所述之新宗教精神，而化佛教为此新宗教，予企望之矣。
唯吾人所向往之新宗教精神，虽异于人类过去之宗教与宗教精神，然吾人对一切人类过去之宗教圣人，皆不排斥，且当肯定其特殊之价值，而兼承认之。一切人类过往之宗教精神，诚不免多所祈求于神，且未能充宗教精神之量。然纯无所求之宗教精神，非人所能骤几，即彼有求于神者，其神之观念之初冒出之一动机，亦非出于欲求，而为一纯粹精神自我之超升，而客观化此精神。则一切宗教精神，无不可供人之上达之几也（对耶、回、佛诸教之价值，在悠久世界一章，吾人已略有所论）。夫天之高也，唯可次第以上达，宗教精神之量之充也，亦唯有次第以充盈。由原始宗教以至基督教、佛教、回教，人对神之欲求，已几进于无。而其神境，亦几将人所求之真美善，全客观化于其中，其崇敬救主与先知，已有崇敬人格精神之意于其中。吾人于彼等之所憾，在其所崇敬者，唯限其教之先知与救主。此诸教之间，不能相容，反相视如异端，而相残，此独断也，此大惑也。然由人类文化之进步，人之依理性以平论不同宗教文化价值与道德价值，已使人日有宗教上之宽容与自由。不同宗教之人，今已能互欣赏所谓"外道"或"异教"之价值，如进而能崇敬异教之先知与教主，则宗教偏蔽之惑将全破，饿日终将进至一新宗教，以天心与一切贤圣为崇敬对象者，如吾人上述之天上人间之宗教。吾人屡言一与多相反而相成，有一无多，一则不一。中国先哲之于德量度量，恒力求其无所不涵。吾人所向往宗教精神，包涵对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之崇敬，即包涵对人文世界中已成一切宗教精神之崇敬，即包含对一切宗教圣哲之崇敬。吾人正当聚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与无数圣贤于一堂，以相揖让，而供之于中国之新庙宇。吾人又知一切涵宗教精神之训示，皆可以促进吾人所向往之宗教精神之树立，奈何其可排斥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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