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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言外意亦可解为某人善亦可为，不如说“无作不恶”，如此则某人绝不能为善矣。“念兹在兹”一语亦如无恶不作，易产生言外意。若余讲则是“无作不恶”，语意更为清楚明白。
诗中有时用譬喻。譬喻乃修辞格之一种，譬喻最富艺术性。（商务出版有《修辞格》一书。）如，歇后语“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若但言“一清二白”，使人知而未见；曰“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则令人如见，说时如令人亲见其清楚。细节描写可使人如见————用心眼见，用诗眼见。
譬喻即为使人如见，加强读者感觉。诗更须如此。如太白《将进酒》首云：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一说即令人如见。诗好用比兴（譬喻），即为得令人如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皆是助人见。
晋左思太冲、宋鲍照明远、唐李白太白，说话皆不思索冲口而出，皆有豪气。有豪气，始能进取。孔子谓：“狂者近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豪气如烟酒，能刺激人的神经，而不可持久。豪气虽好，诗人之豪气则好大言，其实则成为自欺，故诗人少成就。有豪气能挺身吃苦固然好，凡古圣先贤、哲人、诗人之言，皆谓人为受苦而生。佛说吃苦忍辱，必如此始为伟大之人。而诗人多为不让蚊子踢一脚的，即因其虽有豪气而神经过敏，神经过敏成为歇斯底里（hysteria）。老杜《醉时歌》曰：
但觉高歌有鬼神，安知饿死填沟壑。
此等处老杜比李白老实。太白过于夸大————“千金散去还复来”————人可以有自信而不能有把握。然若“朝如青丝暮成雪”，虽夸大犹可说也，至“会须一饮三百杯”则未免过矣。
太白诗有时不免俚俗。唐代李、杜二人，李有时流于俗，杜有时流于粗（疏）。凡世上事得之易者，便易流于俗（故今世之诗人比俗人还俗）。太白盖顺笔写去，故有时便不免露出破绽。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将进酒》）
皆俗。所谓“俗”，即内容空虚。只要内容不空虚，不管内容是什么都好。如《石头记》，事情平常而写得好，其中有一种味。《水浒》之杀人放火，比《红楼》之吃喝玩乐更不足法，不可为训，而《水浒》有时比《红楼》还好。若《红楼》算能品，则《水浒》可曰神品。《红楼》有时太细，乃有中之有，应有尽有；《水浒》用笔简，乃无中之有，余味不尽。《史》、《汉》之区别亦在此。《汉书》写得兢兢业业，而《史记》不然，《史记》之高处亦在此，看看没有，而其中有。鲁迅先生译厨川白村[71]的《出了象牙之塔》和《苦闷的象征》，谈人生、谈文学，厨川白村乃为人民而艺术的文学家，他也认为内容应有力量方可成好的作品。他批评日本人民族性之弱点甚对，谓美国人虽强盛而文明不高，俗，拜金主义，然而其中有力。美国人有力量将世界全美国化（America，美国；American美国的；to Americanige美国化）。
文学比镜子还高，能显影且能留影。文学是照人生的镜子，而比照相活。文学作品不可浮漂，浮漂即由于空洞。太白诗字面上虽有劲而不可靠，乃夸大，无内在力。《将进酒》结尾四句：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初学者易喜此等句，实乃欺人自欺。原为保持自己尊严，久之乃成自欺，乃自己麻醉自己，追求心安。
太白诗豪华而缺乏应有之朴素。豪华、朴素，二者可以并存而不悖（妨），但朴素之诗又往往易失去诗之美。
六 诗之议论
李白有《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首，诗之开端：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人读宋诗者多病其议论太多，于苏、辛词亦然，而不知唐人已开此风。太白此诗开端即用议论，较“三百篇”、“十九首”相差已甚大矣。文学中之有议论、用理智，乃后来事。诗之起，原只靠感情、感觉。后人诗词之有议论乃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如老杜之《北征》，前幅写路景，真是诗；中幅写到家，亦尚好；至后幅之写朝政，已为议论。人但知攻击宋人，而不知唐之李、杜已然。曹、陶已较“十九首”有议论，“十九首”亦较《诗》、《骚》有议论。因人是有理智、有思想的，自然不免流露出来。
太白之“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二句好，但似散文。至“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二句则高唱入云。诗中不能避免唱高调，唯须唱得好。渊明亦不免唱高调，如：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
（《饮酒二十首》其二）
调真高，“固穷”实非容易之事。至其《乞食》之“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真可怜。“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二句亦议论，同一意思让后人写必糟，陶是充满、鼓动，有真气、真力，故其表现之作风（精神）不断。而“冥报以相贻”句真可怜，一顿饭何至如此？可见其“固穷”亦唱高调。曹孟德亦唱高调，如其《步出夏门行》：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龟虽寿》）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观沧海》）
皆唱高调，而唱高调须中气足，须唱得好。“说取行不得底，行取说不得底”（洞山禅师语），说容易，做不容易。
别人唱高调乃理智的，至太白则有时理智甚少。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首二句是理智，“长空”二句非理智而是诗，是诗人感觉。夏伏之后忽见秋高气爽之天气，心地特别开朗，一闻雁阵，对此真可以酣高楼矣。“可以”二字用得有劲，“雁”亦美。
太白诗与小谢[72]有渊源，太白此诗内看出佩服小谢。人喜欢什么即易受其影响。李白称小谢为“谢公”，诗云“临风怀谢公”（《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又称小谢为“谢将军”，如“空忆谢将军”（《夜泊牛渚怀古》）。小谢集名《宣城集》，其中有句：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所用之字颇似太白，响。响在一、三、五字，此乃唐法，六朝或已有。律诗尤如此。如老杜“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对雪》），李白“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数句，皆受小谢影响。
李白此《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比《将进酒》好，以其对谢宣城有爱好。
七 秀雅与雄伟
有书论西洋之文学艺术有两种美，一为秀雅（grace），一为雄伟（sublime）。实则所说秀雅即阴柔，所说雄伟即阳刚。前者为女性的，后者为男性的，亦即王静安先生所说优美与壮美。前者纯为美，后者则为力。但人有时于雄伟中亦有秀雅，壮美中亦有优美。直若一味颟顸，绝不能成诗。如老杜的：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春望》）
即在雄伟中有秀雅，壮美中有优美。
今录李白诗两首，可证明秀雅与雄伟这两种美：
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
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
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
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
（《宫中行乐词八首》其一）
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
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
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
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
（《塞下曲六首》其一）
前一首乃太白奉诏而作，写一年少宫女。“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微”，中国字给人一个概念，而且是单纯的，西洋字给人的概念是复杂的，但又是一而非二。如“宫”与building：中国字单纯，故短促；外国字复杂，故悠扬。中国古代为补救此种缺陷，故有叠字，如《诗经》中之“依依”、“霏霏”，此诗中之“小小”、“盈盈”。第三句“山花插宝髻”之“山花”二字真好，是秀雅。而何以说“山花”，不说“宫花”？太富贵不好，太酸也不好，愈是富贵之家名门小姐，愈穿得朴素，愈显得华贵。固然名门贵族受过好的教养的人，也有喜欢红、绿的，红、绿也好，只嫌太浓了。“生金屋”、“在紫微”，而“插山花”，好，只因“山花”多是纤细的，女性之美便在纤细，可见其品行，更显出其高贵、俊雅。“宝髻”则富贵，乃矛盾的调和。“石竹绣罗衣”，何以不绣牡丹？亦取其秀雅纤细。还不说这是唐朝风气，即使宫中绣牡丹，太白也绝不会写“牡丹绣罗衣”。唐人爱牡丹，何以女人不绣牡丹？不绣牡丹而绣石竹，盖由于女人纤细感觉，以为牡丹不免粗俗。此使人联想到老杜之“粉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琴台》），真没办法，笨人便是笨。杨小楼[73]演戏便是秀雅、雄伟兼而有之，老杜不秀，有点像尚和玉[74]，翻筋斗简直要转不过身来。凌霄汉[75]写文章说杨小楼，谓“轻”、“盈”二字兼而有之。有人轻而不盈，有人盈而不轻，马连良[76]便是轻而不盈，小楼便是秀雅、雄伟兼而有之，尚和玉唱戏其实翻筋斗也翻过来了，但总觉得慢。老杜便如此。老杜《琴台》二句写卓文君，逝去之女性，用“留”，用“见”，用多么大力气；太白用“插”，用“绣”，便自然。然事有一利便有一弊：太白自然，有时不免油滑；老杜有力，有时失之拙笨。各有长短，短处便由长处来，太白“每出深宫里，常随步辇归”便太滑。“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真美，真好。或曰乃用巫山神女典，余以为不必，盖其歌舞之美只“彩云”可拟比，人间无物可比，而一点其他意义没有，只是美。老杜《得弟消息》，一字一泪，一笔一血，真固然真，美还是太白美。
太白写此诗也没什么深的思想感情，奉诏而作，是用适当字句将其美的感觉表达出来，无思想感情可云，只是美的追求。此即唯美派，只写美的感觉。但美女写成唯美作品尚易，太白《塞下曲六首》亦用唯美写法。还不用说“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数句，且看前所举之《塞下曲六首》其一，在沙场、战场上还写出美的作品，此太白之所以为太白。杜之“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塞下曲六首》其一），怎么那么狠？太白“骏马似风飙，鸣鞭出渭桥”，多么自然；“弯弓辞汉月”，真美（以弓开如满月之象征）；“插羽破天骄”，真自在。“阵解星芒尽，营空海雾消”十字，合起来便是天地清朗。末二句“功成画麟阁，独有霍嫖姚”，没什么（嫖姚：霍去病）。
“宫中”一首可算是完全优美，“塞下”一首雄伟中有秀雅，秀雅中有雄伟，此方为文学中完全境界。
八 “小家子”与“大家子”
作品的机械的格律与作品的生气、内容并不冲突，且可增助诗之生气、内容，亦犹健全的身体与健全的精神。前曾谈及诗之格律，今言其生气、内容。
盛唐崔颢有《黄鹤楼》诗：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早于崔颢的沈佺期有《龙池篇》：
龙池跃龙龙已飞，龙德先天天不违。
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微。
邸第楼台多气色，君王凫雁有光辉。
为报寰中百川水，来朝此地莫东归。
金圣叹评《龙池篇》曰：
看他一解四句中，凡下五“龙”字，奇绝矣；此外又下四“天”字，岂不更奇绝耶？后来只说李白《凤凰台》，乃出崔颢《黄鹤楼》，我乌知《黄鹤楼》之不先出此耶？（《选批唐才子诗》）
（诗中之“解”犹文中之节、之段，金圣叹说唐诗律诗多分二解[77]，人说其腰斩唐诗。）文章有文章美，有文章力。若说文章美，为王道、仁政。你觉得它好，成；不觉得它好，也成。文章力则不然，力乃霸道，我不要好则已，我要叫你喊好，你非喊不可。某老外号“谢一口”，只卖一口，你听了，非喊好不可。诗中续字之法，不仅有文章美，且有文章力。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金圣叹评曰：
前解：人传此是拟《黄鹤楼》诗，设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盖崔第一句是“去”，第二句是“空”，去如阿佛国，空如妙喜无措也。争先生岂欲避其形迹，乃将“去”、“空”缩入一句。既是两句缩入一句，势必句上别添一闲句，因而起云“凤凰台上凤凰游”，此于诗家赋、比、兴三者，竟属何体哉？……“江自流”，亦只换“云悠悠”一笔也。妙则妙于“吴宫”、“晋代”二句，立地一哭一笑。何谓立地一哭一笑？言我欲寻觅吴宫，乃唯有花草埋径，此岂不被失声一哭？然吾闻伐吴、晋也，因而寻觅晋代，则亦既衣冠成丘，此岂不欲破涕一笑？此二句，只是承上“凤去台空”，极写人世沧桑。然而先生妙眼妙手，于写吴后偏又写晋，此是其胸中实实看破得失成败，是非赞骂，一总只如电拂。我恶乎知甲于兴之必贤于甲子亡，我恶乎知收瓜豆人之必便宜于种瓜豆人哉？
后解：前解写凤凰台，此解写台上人也。（《选批唐才子诗》）
金氏讲“吴宫”、“晋代”两句好，失败的固花草埋径，成功的也衣冠成丘。金氏讲此二句有哲学味。金圣叹真聪明，可惜是传统精神————泄气。外国人打气，中国人泄气。金圣叹是天才，能打破传统精神；然又恨其传统精神太深，恨其不生于现代。金圣叹非能造时势之英雄，而又恨其不能生于现代，成为时势所造之英雄。
据云李白登黄鹤楼欲赋诗，因见崔颢之《黄鹤楼》，遂罢，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辛文房[78]《唐才子传》）此为一点美德。中国人要面子，可是顶不要脸，古人则反之。现代人真不要脸，可是要别人留面子。李白《金陵登凤凰台》诗未必有意学崔，然亦未必不学。金氏所言“人传此是拟《黄鹤楼》诗，设使果然”，金氏“设使”二字，下得好。人不可死心眼儿，掉在地上连滚都不会。
人要以文学安身立命，连精神、性命都拼在上面时，不但心中不可有师之说，且不可有古人，心中不存一个人才成。学时要博学，作时要一脚踢开。若不然，便如金氏所云“出手早低一格”。余叔岩[79]戏好而不成，学老谭[80]学得真好，不够九成九，也够八成五。但如此似老谭则似矣，但没有余叔岩了。老师喜欢学生从师学而不似师，此方为光大师门之人。故创作时心中不可有一人，用功时虽贩夫走卒之言皆有可取，而创作时脑中不可有一人。读书不要受古人欺，不要受先生影响，要自己睁开一双眼睛来，拿出自己的感觉来。看书眼快也好，上去便能抓住；但若慌，抓不住，忽略过去，便多少年也荒过去。一个读书人一点“书气”都没有，不好；念几本书处处显出我读过书来，也讨厌。
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李白将“去”、“空”混入一句————“凤去台空江自流”，固经济矣，无奈小气了。不该花的不花，但该花的不可不花。太白此句较之《黄鹤楼》二句，太白是“小家子”，崔颢是“大家子”。且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黄鹤一去不复返”，“黄鹤”所代表的多了，代表高远……而李白“凤去台空江自流”，试问有何意思？
九 写实与说理
李白《鹦鹉洲》：
李白手迹
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
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烟开兰叶香风起，岸夹桃花锦浪生。
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迁客”，离京城在外者。唐都长安，京城长安，乃名利所在，人喜居于此。此诗七、八句伤感。
金圣叹评曰：
此必又拟“黄鹤”，然“去”字乃直落到第三句，所谓一蟹不如一蟹矣。赖是“芳洲”之七字，忽然大振……只得七个字，一何使人心杳目迷，更不审其起尽也。（《选批唐才子诗》）
李白之“芳洲之树何青青”句，好；金氏之评，亦好。前举李白“凤凰台”诗“三山半落青山外”句亦好，你说没有，又的确是有；说有，又很辽远。
诗中有两件事非小心不可。
第一为写实。
既曰写实，所写必有实在闻见；既写之便当写成，使读者读之如实闻实见，才可算成功。如白乐天，不能算大诗人，而他写《琵琶行》、《霓裳羽衣曲》，真写得好。有此本领才可写实，但写到这地步也还不成。老杜诗有的写得很逼真，但会有什么意思？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为农》）（前句当说“小荷浮圆叶”）。老杜之诗有的没讲，他就堆上这些字来，让你自己生成一个感觉。诗原是使人感觉出个东西来。它本身成个东西，而使读者读后又能另生出个东西来。可是读者别长舌苔，长了舌苔尝不出味儿来，作者不负责任。“圆荷浮小叶”，不管它文法，自己成个东西。老杜将“圆荷”、“细麦”的神气写不出来，不行；只能将它写出来自成一东西，但读者另外生不出东西来，还不成。听讲亦然，听后最好将先生所讲忘了，自己另生出一些东西来。故写实不是那些东西，不成；仅是了，也还不成。new-realizm，新写实主义。旧写实主义便是写什么像什么，如都德（Daubet）、佛罗贝尔（Flaubert）[81]、莫泊桑（Maupassant）。诗的写实必是新的写实派。所以只说山青水绿、月白风清不成，必须说了使人听了另生一种东西，而此必从旧写实做起，再转到新写实。
第二是说理。
有人以为文学中不可说理，不然。天下没有没理的东西，天下岂有无理的诗？不过说理真难。平常说理是想征服人，使人理屈词穷。这是最大的错误，因为别人不能心服，最不可使被教者有被征服的心理，故说理绝不可是征服人。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即以理服人，也非心服也。如读《韩非子》，尽管理充足，却不叫人爱。说理不该是征服，该是感化、感动；是说理，而理中要有情。一受感动，有时没理也干，舍命陪君子，交情够。没理有情尚能动人，况情理兼至，必是心悦诚服。
故写实，应是新写实；说理，不可征服，是感动。而李白此诗“鹦鹉来过吴江水”、“鹦鹉西飞陇山去”，算什么？用得上金圣叹评《金陵登凤凰台》诗所说“此于诗家赋、比、兴三者，竟属何体哉”！人有家住太行者，有诗曰：“人见太行悲，我见太行喜。不是喜太行，家在太行里。”而一人家住窟窿山，亦仿之而诗云：“人见窟窿悲，我见窟窿喜。不是喜窟窿，家在窟窿里。”太白“鹦鹉”之拟“黄鹤”，亦如此。金氏以为太白此诗病在“去”字“落到第三句”，还不然，只是因它里面没东西。而“芳洲之树何青青”句，真好；金圣叹之批“只得七个字，一何使人心杳目迷，更不审其起尽也”数句，也真好，对得起太白。“芳洲之树何青青”句，没理而好，是写实，而同时使人心泉活泼泼的，便是好。为什么？这是诗，因为他将人生趣味提出来了，使人读了觉生之可爱，这便是好作品。
不好的作品坏人心术，堕人志气。坏人心术，以意义言；堕人志气，以气象言。文学虽不若道德，而文学之意义极与道德相近。唯文学中谈道德不是教训，是感动。文学应不堕人志气，使人读后非伤感、非愤慨、非激昂，伤感最没用。如《红楼梦》便是坏人心术，最糟是“黛玉葬花”一节，最堕人志气，真酸。几时中国雅人没有黛玉葬花的习气，便有几分希望了。吸鸦片者明知久烧是不好，而不抽不行；诗中伤感便如嗜好中的鸦片，最害人而最不容易去掉。人大概如果不伤感便愤慨了，这也不好，这是“客气”。客气，不是真气。要做事，便当努力做事，愤慨是无用的。有理说理，有力办事，何必愤慨？见花落而哭，于花何补？于人何益？一个文学家不是没感情，而不是伤感，不是愤慨，但这样作品真少。伤感、愤慨、激昂，人一如此，等于自杀；而若不如此，便消极了，也要不得；消极要不得，不消沉可也不要生气。有人说生气是你对你自己的一种惩罚。非伤感、非愤慨、非激昂，要泛出一种力来。“芳洲之树何青青”、“池塘生春草”（谢灵运《登池上楼》），自自然然，一种生意，有力而非勉强。勉强是不能持久的，普遍有力多是勉强，非真力。
好的诗句除平仄谐调外，每字皆有其音色。“芳洲之树何青青”句，是否好在“芳”、“青青”三字？三个阳声字，显得颜色特别鲜明。好的诗句除格律上的平仄及音色外，又有文法上的关系。诗句不能似散文，而大诗人的好句子多是散文句法，古今中外皆然，如“芳洲之树何青青”、“白云千载空悠悠”。普通写人都不太具人味，或近于兽。Man is not his man，我们喜欢的多是此种人。诗，太诗味了便不好，Poem is not poetic。读晚唐诗便有此感，姑不论其意境，至少在文法上已是太诗味了。如义山“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蝉》），好是真好，可是太诗味了。“白云千载空悠悠”、“芳洲之树何青青”，似散文而是诗，是健全的诗。
十 俊逸鲍参军
汉魏五言，曹公、陶公两人了不起。唐人五言虽新鲜而不及汉魏好，盖好坏不在新旧。宋人诗比唐人新鲜，不见得比唐人好。至七言诗则不论古体、近体，唐人皆有独到处，盖汉魏时七言尚未成立，且七言字数自少而多，亦易见佳。
即以太白七言而论，老杜赠之以诗曰：
清新庾开府[82]，俊逸鲍参军[83]。
（《春日怀李白》）
太白有英气，超逸绝伦，即“俊逸”。《鲍照集》中七言古甚多，其中有的作风颇似李白，而鲍在前，李在后，故谓太白出自鲍参军。二人若真谓师、弟，则太白可谓“青出于蓝”：其一，字句之运用，鲍不如李之成熟。李正如韩愈所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鲍有时生疏。其二，鲍的内容不如李充实。鲍仅有情感，而仅有一点情感不宜写长篇。
中国诗体最复杂，上至“三百篇”下至词曲，各体有各体长处。如太白七古必是七古，非七言古不可表现，至于鲍照之七言古则似以五言亦可表现。故李虽云出自明远，而实高于明远。在某一点上，后人不及古人；而在某一点上，后人也可超过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