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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以上所讲是王摩诘诗的反面。
一切文学的创作皆当是“心的探讨”。中国多只注意事情的演进，而不注意对办事人之心的探讨，故无心的表现。前曾说对文学的批评是偏见，不是定理，但非一无可取。因偏见乃是心的探讨、表现。
除缺少心的探讨而外，中国文学缺少“生的色彩”。生可分为生命和生活二者：
王维《江干雪霁图卷》
缺少生的色彩，或因中国太温柔敦厚、太保险、太中庸（简直不中而庸了），缺少活的表现、力的表现。
如何才能有心的探讨、生的色彩？则须有“物的认识”。然既曰“心的探讨”，岂非自心？“力的表现”，岂非自力？既为自心、自力，如何是物？此处最好利用佛家语：“即心即物。”科学注意分析，即为得到更清楚的认识。自己分析自己、探讨自己的心时，则心便成为物，即今所谓“对象”（与自己的心成对立）。物不能离心，若人不见某物时，照唯心派的说法，则此物不在；若能想起，则仍是心了。
I think therefore I am.（我思故我在。）
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己怎样生活而知道别人怎样活着的人。不知自心，如何能知人心？名士十年“窝囊废”。窝囊废，连无赖贼都算不上。孔子、释迦、耶稣皆是能认识自己的，故能了解人生。首须“返观”————认识自己；后是“外照”————了解人生。不能返观就不能外照，亦可说不能外照就不能返观，二者互为因果。物即心，心即物，内外一如，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受用、真正的力量。诗人的同情、憎恨皆从此一点出发，皆是内外一如。若是漠然则根本不能跟外物发生联系，便不能一如，连憎恨也无有了。
王维诗缺少心的探讨，此中国诗之通病。散文中《左传》、《史记》、《世说》，小说中《红楼》、《水浒》，尚有心的过程的探讨。中国君子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心。至于生的色彩，王维不是没有，可也不浓厚。王无功“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四句内外一如，写物即写其心————寂寞、悲哀、凄凉、跳动的心，后二句“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真是生的色彩。摩诘诗中少此色彩，即其《出塞行》一首，亦立自己于旁观地位，“暮云空碛时驱马”便只是旁观，未能将物与心融成一片，也未能将心放在物的中间。“暮云空碛时驱马”，旁观，如照相机然；王无功则是画。一为机械的，一为艺术的。即其《观猎》之“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四句，亦只是“观”，不能将心物融合，故生的色彩表现不浓厚。王维此四句不如王无功“猎马带禽归”一句。若以此论，王维则不是调和，是漠然（没心），纵不然，至少其表现不够————画是自己人格的表现，照相只是技术的表现。
余所谓“物的认识”，是广义的，连心与力皆在内。王摩诘诗中有“物的认识”，但只是世法的物，其诗减去世法的物的认识便没有东西了。东坡《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评王摩诘：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此二语不能骤然便肯，半肯半不肯。“诗中有画”，而其画绝非画可表现，仍是诗而非画；“画中有诗”，而其诗绝非诗可能写，仍是画而非诗。东坡二语，似是似，是则非是。然摩诘诗自有其了不起处，如其：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
（《送邢桂州》）
此是“物的认识”。若无此等功夫，何能写出此等句子。二句似画而绝非画可表现，日、潮能画，其“落”、其“来”如何画？画中诗亦然，仍是画而非诗。王右丞一切“高”的诗，皆做如是观。
普通所谓美多是颜色，是静的美；另一种美是姿态，是动的美。王维诗“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二句是动的美。其“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二句亦不仅是颜色美，而且是姿态美、动的美，曰“落”、曰“来”，岂非动？《左传》用虚字传神，摇曳生姿，而《左传》仍不如《论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结得住，把得稳。《左传》尚可以摇曳生姿赞之，《论语》则不敢置一辞矣。禅宗“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真净克文禅师语）是摇曳生姿，是气焰万丈，遇佛杀佛，遇祖杀祖，遇罗汉杀罗汉，不但不跟脚后跟，简直从头顶上迈过。气焰万丈，长人志气，而未免有点爆烈、火炽。孔子之“见贤思齐焉”精神，积极与禅宗同，而真平和，只言“齐”，“过之”之义在其中。（不可死于句下，然余此解厌故喜新。）
孔子是有力量的。然“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增广贤文》）————不仅学，一切事皆然，不进则退————日光下没新鲜事，人不能在天地间毁灭一点什么，也不能在天地间创造（增加）一点什么。后来儒家没劲，故不行。陶渊明在儒家是了不起的，实在是儒家精神。后世儒家思想不差，但同样的话总说就没劲了。
王荆公一日问第文定公（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后绝无人，何也？”文定公曰：“岂无人？亦有过孔孟者。”公曰：“谁？”文定曰：“江西马大师[42]、坦然禅师[43]、汾阳无业禅师[44]、雪峰[45]、岩头[46]、丹霞[47]、云门[48]。”荆公闻举意，不甚解，乃问曰：“何谓也?”文定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公欣然叹服。后举似[49]张无尽，无尽抚几叹赏曰：“达人之论也。”（宗杲禅师[50]《宗门武库》）
自佛教入中国后，影响有二：其一，是因果报应之说影响下层社会；同时，今之俗语亦尚有出自佛经者，如“异口同声”出《圆觉经》，“皆大欢喜”见《金刚经》，“五体投地”（《楞严经》）亦然。又其一，是佛家对士大夫阶层之影响。中国庄、列[51]之说主虚无，任自然，其影响是六朝文人之超脱。唐代王、孟、韦、柳所表现的超脱精神，乃六朝而后多数文人精神。（后来文人成为无赖文人者，不是真超脱了。）超脱是游于物外，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若只向“明月”、“松间”、“清泉”、“石上”去找就不对了，“明月”、“清泉”之外，尚有东西。即如“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在王诗中算是“着迹”，然若与老杜比，仍是超脱。王维凡心未退，孟浩然可说是炉火纯青，功夫更深。此功夫不但指写实，乃指实生活而言。如孟浩然之诗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此类句子是王维诗中找不到的，比王维的“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更超脱，真是“不大声以色”。王、孟相比，孟浩然真是超脱，王维有时尚不免着迹。
抚今追昔乃人类最动感慨的，然孟浩然之《与诸子登岘首》抚今追昔，感慨而仍与旁人不同：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孟襄阳布衣终生，虽超脱，而人总是人。他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归故园作》），这两句真悲哀。知识要用到实生活上，实际诗便是实生活的反映。知识要与实生活打成一片，如此方是真懂。俗说“百日床前无孝子”，孟氏多病，“故人”之“疏”尚不止于孟氏之病，故人皆贵，谁肯来往？“多病故人疏”五个字，多少感慨，多少悲哀，以孟之超脱而有此句子，亦人情之不免。“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二句，亦悲哀；而前四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真自然，如水流花开，流乎其所不得不流，开乎其所不得不开，此真佛教精神加以庄、列思想而成，在六朝以前，如“三百篇”、“十九首”绝不如此。“三百篇”、“十九首”老实、结实，佛教精神与庄、列思想相合是学术上的“结婚”，产生此一种作品。
余希望同学看佛学禅宗书，不是希望同学明心见性，是希望同学取其勇猛精进的精神。细中之细是佛境界，故曰精进；儒为淡薄（如上所举王荆公与张文定公的对话所言），没有勇猛精进，故较禅宗淡薄。
“生的色彩”，要在诗中表现出生的色彩。王、孟、韦、柳四人中，柳有生的色彩，其他三人此种色彩皆缺少。唐诗人中，老杜、商隐皆生活色彩甚浓厚。人的生活写进诗作，如何能使生的色彩浓厚起来？中国六朝以后诗人生的色彩多淡薄，近人写诗只是文辞、技巧、功夫，不能打动人心。在此大时代，写出东西后有生的色彩，方能动人。如何能使生的色彩浓厚？于此老僧[52]不惜以口说之。
欲使生的色彩浓厚：第一，须有“生的享乐”。此非世人所谓享乐，乃施为，乃生的力量的活跃。人做事要有小儿游戏的精神，生命力最活跃，心最专一。第二，须有“生的憎恨”。憎恨是不满，没有一个文学艺术家是满意于眼前的现实的，唯其不满，故有创造；创造乃生于不满，生于理想。憎恨与享乐不是两回事，最能有生的享乐，憎恨也愈大，生的色彩也愈强。有憎就有爱，没有憎的人也没有爱。“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李商隐《北青萝》），不然。今所讲乃爱憎分明，憎得愈强，爱得愈强，爱得有劲，憎也愈深。此外第三，还要有“生的欣赏”。前二种是真实生活中的实行者，仅只此二种未必能成文人、诗人，前二者外更要有生的欣赏，然后能成大诗人。在纸篇[53]外更要有真生活的功夫，然后还要能欣赏。因为太实了，便不能写出，写不出来，不得不从生活中撤出去欣赏。不能钻入不行，能钻入不能撤出也不行。在人生战场上要七进七出。
中国自上古至两汉是生与力的表现，六朝是文采风流。古人写诗是不得已，后人写作是得已而不已，结果不着边际，不着痛痒，吆喝什么不是卖什么的。往好说是司空表圣[54]《诗品》所说“超以象外，得其圜中”，self-center，自我中心。文人是自我中心，然自己须位在中心才成。“得其圜中”是“入”，西洋人只做到此；中国人则更加以“超以象外”。“超以象外”并非拿事不当事做，拿东西不当东西看，而有拿事不当事、拿东西不当东西的神气，并非不注意，而是熟巧之极。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即“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绝非拿事情不当事情。不是不认真，而是自在。西洋人认真而不能得自在，中国真能如此的人亦少。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
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
（柳宗元《南涧中题》）
韦、柳此等诗句，“超以象外，得其圜中”，由认真而得自在。韦之“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二句，始写相思，而超相思之外。柳子厚诗写愁苦，而结果所写不但美化了，而且诗化了。（常人写愁苦不着痛痒，写杀头都不疼。）说愁苦是愁苦，而又能美化、诗化。此乃中国诗最高境界，即王渔洋所谓“神韵”。写什么是什么，而又能超之，如此高则高矣，而生的色彩便不浓厚了，力的表现便不充分了，优美则有余，壮美则不足。壮美必有生与力始能表现，如项王之《垓下歌》[55]，真壮。欲追求生的色彩、力的表现，必须有“事”，即力，即生。
三 摩诘诗之静穆
王维诗中禅意、佛理甚深，与初唐诸人不同。唐初陈子昂、张九龄、“四杰”[56]，尚气，好使气，此气非孟子所谓“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此气乃感情的激动。初唐诸诗人之如此，第一因其身经乱离，心多感慨。第二则朝气，因初唐经南北朝后大一统，是真正太平的，人有朝气（欢喜）、蓬勃之气。故人自隋入唐，经乱离入太平，一方面有感情之冲动，一方面有朝气之蓬勃。但不能以此看王维诗。王维乃诗人、画家，且深于佛理，深于佛理则不许感情之冲动，亦无朝气之蓬勃，其作风者，乃静穆。
王维受禅家影响甚深，自《终南别业》一首可看出：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放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与王维《终南别业》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颇相似，而那十四字真笨。王之二句是调和，随遇而安，自然而然，生活与大自然合而为一。
生————道
人————自然
生即道，人与大自然合而为一。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亦然，偶然行至“东篱下”，偶然“采菊”，偶然“见南山”，自然而然，无所用心。王维之“行”并非意在“到水穷处”，而“到水穷处”亦非“悲哀”；“坐看”亦非为看“云起”，看到“云起时”，亦非快乐。只是自然而然，人与自然合而为一。
天下值得欢喜的事甚多，而常忽略过去。一弟子闻饭熟而拍掌大笑，师问之，曰：“肚饥得饭吃，故大喜。”师以为得道。晚上一觉好睡亦舒服事，而有谁拍掌大笑？人生常感到愤慨、不满足，于是羡慕、嫉妒，此真如大毒蛇来咬人心。每节《佛经》末后皆有“诸弟子皆大欢喜，信受奉行”等字，真好！“信受奉行”之前必为“皆大欢喜”，欢喜则无“隔”心。有时理智上令人做事，而心中不欢喜，勉强之事不能持久。不必拍掌大笑，只要自己心中觉得受用、舒服即可。令人大笑之事只是刺激，佛不要刺激，甘于平淡而欢喜。慈母爱子相处，不觉欢喜，真是欢喜，然后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多大欢喜，而不是哈哈大笑。“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二句亦然。“山重水复”十四字太用力，心中不平和。诗教温柔敦厚，便是教人平和。王此二句或即从陶诗二句来。
宋人诗中有两句似王氏二句，而很少被人注意，即陈简斋《题小室》：
炉烟忽散无踪迹，屋上寒云自黯然。
才说炉烟散尽，即接上“寒云”，意境好，唯“黯然”二字太冷，境象亦稍狭小、枯寂耳。（庄子薪尽火传之意，意似“炉烟接云”。）
王摩诘诗是蕴藉含蓄，什么也没说，可什么都说了。
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秋夜独坐》）
二句是静，不是死静，是佛的境界，佛讲“寂灭”而非“断灭”。王维盖深于佛理，“灭”乃“四谛”之一（谛：真理之意）。“断”是止，是死，佛非如此。佛讲寂灭，既非世俗盲动，又非外教断灭，“雨中山果落”二句即然。又孟浩然《与诸子登岘首》：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20个字，道尽人生世界，而读之如不着力，此点亦可说为是寂灭，不是断灭。但王、孟所用酝酿蕴藉功夫，我们不能用了。“长安居，大不易”（张固[57]《幽闲鼓吹》），自古而然，于今为然。这真苦而又有趣，凡不劳而获的皆没趣。现时代不能用蕴藉之功夫而还要用。
此外还须注意，王维其描写多为客观的。陈子昂、张九龄二人之好乃主观之抒写，非客观的描写。（抒写————主观，描写————客观。）此非绝对的，不是说初唐便无客观描写，王维便无主观抒写；唯陈、张之抒写，王之描写较显著耳。
印象是死的，外物须活在心中再写。有的诗人所写景物不曾活于心中。人或说文学是重现（re-appeme[58]），余以为文学当为重生。无论情、物、事皆为re-naissancn，复活，重生。看时是物，写时非物，活于心中。或见物未立即写，可保留心中，写时再重生。故但为客观，虽描写好，而尔为尔，我为我，不相干。人以陶（渊明）、谢（灵运）并称，余对陶不敢置一辞，而谢不见得好，乃客观的描写。若说陶为诗人，则谢为诗匠。王维以山水诗名，多客观的描写，而余不喜欢。如《蓝田山石门精舍》（精舍，学佛处）：
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
算是诗，也是二三流诗，不能算高。描写曲折，而诗人的诗心本不是曲折的。
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写田园，是写实的、客观的。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孟浩然《过故人庄》）
说田园只是田园，场圃只是场圃。陶渊明写“种豆南山”一事，象征整个人生所有的事。
王维是写实的，陶渊明是象征的；王维是狭隘的，陶渊明是普遍的。
王维之《渭川田家》，余最不喜欢：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不喜欢其沾沾自喜。人应能发现自己之短处，在自己内心发现悲哀，才能有力量。世俗所谓欢喜是轻浮，悲哀是实在，佛所谓欢喜是真实。必发现自己之短处，才能有长进、有生活的力量。沾沾自喜者，故步自封。余是入世精神，受近代思想影响，读古人诗希望从其中得一种力量，亲切地感到人生的意义，大谢[59]及王维太飘飘然。山水诗作此必此诗，诗外无诗，无余味。孟浩然“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亦无人生，而余喜欢，即因孟写得深，王浅。
王摩诘有时露才气，如《观猎》：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伟大，雄壮。然写此必有此才（才气是天生），否则不能有此句。
王维送别诗《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末二句够味。沈归愚以为乃王劝其友人语，余以为乃其友人语，二者相较，此意为恰。送别诗中《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60]亦好，因其亦旁人事。
姚鼐谓王摩诘有“三十二相”（《今体诗钞》）。（佛有三十二相，乃凡心、凡眼所不能看出的。）摩诘不使力，老杜使力；王即使力，出之亦为易；杜即不使力，出之亦艰难。
欲了解唐诗、盛唐诗，当参考王维、老杜二人。几时参出二人异同，则于中国之旧诗懂过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