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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置之一处，无事不办。”（《四十二章经》）诚则灵。
近来授书时举禅家公案俾助参悟，从学诸君抑或以此相问，因成小诗一章：
一片诗心散不收，袈裟仍是两重裘。
凭君莫问西来意，门外清溪日夜流。
次句用尹默[23]先生诗“两重袍子当袈裟”，“西来”，作“新来”，亦得。
王维，字摩诘，有《辋川诗集》。（释迦法舍下有维摩诘[24]，乃印度得道居士，曾闻如来说法，说有《维摩诘经》，又名《净名经》，甚好。）
一 摩诘诗之调和
王维有诗云：
人生多少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咏白发》）
唐人尚有诗句“投老欲依僧”。（宋人举此句，或对以“急则抱佛脚”。人以为不“对”，曰：“去头去脚则对矣。”[25]）别人弄禅、佛，多落于“知解”；王维弄禅，是对佛境界之感悟。别人的诗是讲道理，其表现于诗是说明，尤其是苏东坡。如苏之“溪声便是广长舌[26]，山色岂非清净身[27]”（《赠东林总长老》），讲死了，以为确有此“舌”、此“身”，可用“溪声”、“山色”说明者，绝非佛之广长舌、清净身。佛之广长舌、清净身虽不可说，然可领会。世上许多事情不许说，许懂。（某僧见一大师来，不下禅床，一抖袈裟曰：“会否？”曰：“不会。”曰：“自小出家身已懒，见人无力下禅床。”[28]）
清姚鼐[29]《今体诗钞》曰：
右丞具有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即一相，即无相。
在表现一点上，李、杜不及王之高超。杜太沉着，非高超；李太飘逸，亦非高超，过犹不及。杜是排山倒海；李是驾凤乘鸾，是广大神通，佛目此为邪魔外道，虽不是世法，而是外道。佛在中间。自佛视之，圣即凡，凡即圣，其分别唯在迷、悟耳，悟了即圣，迷了即凡。此二相即是一相，即是无相。
太白是龙，如其“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等绝句，虽日常生活，太白写来皆有仙气。杜甫诗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笨————笨得好，笨得出奇，笨得出奇的好。老杜真要强，酸甜苦辣，亲口尝遍；困苦艰难，一力承当。“两个黄鹂鸣翠柳”是洁，“一行白鹭上青天”是力（真上去了）；“窗含西岭千秋雪”是洁，“门泊东吴万里船”是力。而后面两句之“洁”、之“力”与前面两句有深浅层次之分。王右丞则是“蚊子上铁牛，全无下嘴处”（药山惟俨禅师语）[30]。
王摩诘诗法在表现一点上，实在高于李、杜。说明、描写皆不及表现，诗法之表现是人格之表现，人格之活跃，要在字句中表现出作者人格。如王无功“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野望》）数语，不要以为所表现是心外之物，是心内。“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表现王无功之孤单、寂寞，故曰“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令人起共鸣。于此，可悟心外无物，物外无心。即白居易“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琵琶行》），亦是即心即物，即物即心，是“一”。
王摩诘《出塞作》：
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
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
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
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
“出塞行”，乃唐人特色。王右丞出塞诗，特色中又有特色。
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
佛是出世法，无彼、此，是、非，说伤心皆不伤心，说欢喜皆不欢喜。王诗亦然，故曰“三十二相即一相，即无相”。老杜诗“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哀江头》）、“漫漫胡天叫不闻，胡人高鼻动成群”（《泛黄河》），笑话也是严肃的，是“抵触”。王摩诘是调和，无憎恨，亦无赞美。
唐人诗不但题前有文章，题后有文章，正面文章，背面文章，尤能在咽喉上下刀。读诗应注意正面之描写表现。王维《出塞行》之诗句非不知其为敌人，忘其为敌人。王维即在生死关头仍有诗的欣赏：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菩提寺私成口号》）
在此情此景中应见其悲哀、伤感，而王维写来仍不失诗的欣赏。如法国mendée（《纺轮的故事》），写一王后临死时在刀光中看见自己的美。
再看放翁绝句二首：
志士山栖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
不须先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杂感》之一）故旧书来访死生，时闻剥啄叩柴荆。
自嗟不及东家老，至死无人识姓名。
（《杂感》之一）
人在真生气、真悲哀时不愿人劝慰。Let it alone！青年人应当负气，放翁至老负气，又有是非————此乃诗中是非————有作者偏见，未必即真是非，然绝非“戏论”，有一部分真理。有许多好笑的事情无足道、无足取，而可爱。问别人家事皆知，问自己屋里事，十个有五双不知。谁个背后无人说，谁个人前不说人？文人、诗人爱表现自己，而不愿被人批评，是矛盾。是与非不并立，人与我是冲突。
上述放翁二绝句中，此种等死心情颇似西洋犬儒学派（Cynic）[31]。放翁年老后，在需要休息时，内心得不到休息，有爱，有愤怒。鲁迅先生说，憎与爱是人之两面，不能憎也就不能爱。[32]憎与爱不但是孪生，简直是一个。放翁诗看来是憎，而同时表现，放翁心中是有爱的、是热烈的。如其《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其他诗人多不注意事功，放翁颇注意事功，至其老年仍有诗云“当时哪信老耕桑”（《雪夜感旧》）！诗没有什么了不得，而其态度、心情很难在其他人诗中发现。其“偏见”虽有时可笑，而可爱。文学批评不是说文学中的真理、真是非，只是文人在此发表“偏见”。
放翁诗与王右丞大不同。如右丞《山中送别》：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
右丞诗之后二句出自楚辞“春草生兮萋萋，王孙游兮不归”（《招隐士》），楚辞中春草是今年生，王孙至少是去年已出门，至少已是一年。楚辞二句是事后写————草生以后所写；王氏二句乃事前写————草未生之前所写。王诗味长如饮中国茶，清淡而优美，唯不解气；放翁诗带刺激性，如咖啡。王维写的无人我是非，喜怒哀乐。
人说右丞诗“三十二相即一相”。对，是佛相，是无相。佛说：
若以色见我，以声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金刚经》）
“色”是色相外表，“佛”是广长舌，发海潮音，如何非色、非相？然不可以此求之。读右丞诗应做如是观。右丞高处到佛，而坏在无黑白、无痛痒。送别是悲哀的，而右丞“送别”仍不失其度。放翁诗虽偏见，究是识黑白、识痛痒，一鞭一条痕。放翁诗魔力大，痛快亦其一因。右丞诗如《竹里馆》：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真是无黑白、无痛痒，自觉不错，算什么诗？无黑白、无痛痒，结果必至不知惭愧。佛说：
惭耻之服，于诸庄严最为第一。（《遗教经》）
心致之一处，然后不败。（《遗教经》）
右丞学佛只注意寂灭、涅槃、法喜、禅悦，而不知“惭耻之服，于诸庄严最为第一”。右丞七古《桃源行》：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去津。
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忽视人。
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
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
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
惊闻俗客争来集，竞引还家问都邑。
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
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
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
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
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
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
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曲到云林。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中国诗人唯陶渊明既高且好，即其散文《桃花源记》一篇，亦真高、真好。右丞写之于诗，为冷饭化粥，不易见好。如右丞之结句————“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搔首弄姿，常人以此为有诗味，非也。此无黑白，无痛痒。老杜、放翁对桃源不游，必有悲哀，而右丞写来不知悲喜。不著色相与不动声色不同，不动声色是“雄”（英雄、奸雄），不著色相是“佛”。而世人说话有时预备好了，一滑即出，右丞此诗即未免滑口而出。
唐代王、孟、韦、柳皆学陶，写大自然，其高处后人真不可及。如右丞《奉寄韦太守陟》：
荒城自萧索，万里山河空。
天高秋日迥，嘹唳闻归鸿。
寒塘映衰草，高馆落疏桐。
临此岁方晏，顾景咏悲翁。
故人不可见，寂寞平陵东。
右丞诗以五古最能表现其高，非右丞善于五言古，盖五言古宜于此境界。七言宜于老杜、放翁一派。王维此诗高，而亦无人我欢悲，乃最高、最空境界。
以上所举放翁、右丞二人之诗，可代表中国诗之两面。若论品高、韵长，放翁诗是真，而韵不长。如花红是红，而止于此红；白是白，而止于此白。既有限，韵便非长。右丞诗：红，不仅是红；白，不仅是白，在红、白之外另有东西，韵长，其诗格、诗境（境界）高。而高与好恐怕并不是一个东西，这是另一问题。古书中所谓“高人”，未必是好人，也未必于人有益。高是可以的，高尽管高，而不可以即认此为好，不可止于高，中国诗最高境界莫过这一种。放翁写巢、由应是“高”，而其诗不高。放翁所表现不是高、不是韵长，而是情真、意足（“意足”二字见静安《人间词话》），一掴一掌血，一鞭一条痕（今山东、河南方言，“掴”读乖）。
放翁诗无拼凑，真是咬着牙说。此派可以老杜为代表。杜诗其实并不“高”。杜甫，人推之为“诗圣”，而老杜诗实非传统境界，老杜乃诗之革命者。诗之传统者实在右丞一派，“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皆此派。中国若无此派诗人，中国诗之玄妙之处则表现不出，简单而神秘之处则表现不出；若无此种诗不能发表中国民族性之长处。此是中国诗特点，而不是中国诗好点。“名士十年无赖贼”（清舒铁云《金谷园》），人谓中国人乃“橡皮国民”，即此派之下者，如阿Q即然。
放翁一派好诗情真、意足，坏在毛躁、叫嚣。右丞写诗是法喜、禅悦，故品高、韵长。右丞一派顶高境界与佛之寂灭、涅槃相通，亦即法喜、禅悦，非世俗之喜悦。写快乐是法喜，写悲哀亦是法喜。如送别是寂寞、悲惨，而右丞写来亦超于寂寞、悲惨之上，使人可以忍受。人谓看山谷字如食□，使人发“风”（不是“疯”）；放翁诗读久，亦可使人发风。（人不能只有躯干四肢，要有神气————“风”；没有神气，便没有灵魂。灵是看不见的，神是表现于外的。）读右丞诗则无此病。
右丞不但写大自然是法喜、禅悦，写出塞诗亦然。如其《陇西行》：
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
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
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
右丞虽写起火事，然心中绝不起火（若叫老杜、放翁写，必定要发风），此点颇似法国写实派作家。（此种小说当读一读。然其中莫泊桑［Maupassant］还不成，莫泊桑、佛罗贝尔［Flaubert］有点飘，不如读都德［Daubet］[33]的小说，如其所作《水灾》［见《译文》杂志］。）右丞诗与西洋小说写实派相近者在不动感情，不动声色。声、色须是活着的，有生命的。其“明月松间照”岂非色？其“清泉石上流”岂非声？而右丞是不动声色，是《诗》所谓“不大声以色”（《大雅·皇矣》）。
有————非有无————无，三个阶段。右丞诗不是无，而是“非有无”。老杜写诗绝不如此，乃立体描写，字中出棱，“字向纸上皆轩昂”（韩愈《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此须是感觉。若问王右丞之“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一首是否“字向纸上皆轩昂”？曰：否，仍是不动声色，不大声以色。老杜与此不同，如其《古柏歌》：“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
余赞成诗要能表现感情、思想，而又须表现得好。言中之物，物外之言，要调和，都要好。右丞诗是物外之言够了，而言中之物令人不满。姑不论其思想，即其感情亦难找到。如“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亦不过是伤感而非悲哀，浮浅而不深刻。伤感是暂时的刺激，悲哀是长期的积蓄，故一轻一重。诗里表现悲哀是伟大的，诗里表现伤感是浮浅的。屈原、老杜诗中所表现的悲哀，右丞是没有的。
法国写实派作家与右丞又有不同，同是不动感情，而其所以不动者不同。日本芥川龙之介（英文：Akutagawa）的小说写母爱之伟大，其不动声色是强制感情；都德写《水灾》，亦是强制感情。右丞诗不是制，而是化。制，还是有；化，便是无了。制，是不发；化，便欲发也无。西洋写实派之制是“入”，右丞之化是“出”。都德冷静而描写深刻，然究竟是“入”，是外国，与右丞之冷静而是“出”不同。王无功之《野望》一首五律，亦是“字向纸上皆轩昂”，而制的力量不小，真是克己，不容易。如马师六辔在手，纵非指挥如意，亦是驾驭有方。无功不老实，“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四句，本是外物与之不调和，而写出是调和。诗中写丑，然须化丑为美，写不调和可化为调和，此艺术家与事实不同之处。王无功写与世人之抵触、矛盾，而笔下写出来是调和。这样的作风，其结果最能表现“力”。心里是不调和，而将其用极调和的笔调写出，即是力。
中国所谓“诛心”[34]，即西洋所谓心的分析，其实不可靠，而必须有此功夫。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大师弗罗伊德（Freud）[35]曾对莎士比亚（Shakespeare）[36]加以分析，如其分析莎士比亚创作《哈梦雷特》（Hamlet）[37]、《马克卑斯》（Macbeth）[38]所抱之心理。心的分析顶玄，然非如此不可。王右丞心中极多无所谓，写出的是调和，心中也是调和，故韵长而力少。从心理分析说，右丞五律《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与王无功《野望》二者可比较读之。右丞其诗云：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
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
王无功的《野望》亦是写秋天，亦是写寂寞；而一调和，一不调和。无功有所谓；摩诘无所谓，不动声色，不动感情，且是“化”。
二 摩诘诗与“心的探讨”
隐士（hermit） （一）消极
（二）为我（克己） 充实
富而（而、如古通）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
谋者，求得也。于道，则求得其最完美者；不谋食，非不食。常人所最追求的，多为不属于自己的事物。
读书是自己充实，参学自得亦是自己充实。精神之充实之外更要体力充实。充实则饱满，饱满则充溢，然后结果自然流露。鲁迅先生说作文如“挤牛奶”。过分的谦虚是作伪，与骄傲同病，皆不可要。鲁迅先生不会作伪，然此若是实话则真悲哀。盖鲁迅先生创作中曾停顿一个时期，甚至要把自己活埋。东坡有言“万人如海一身藏”（《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之一），此所谓“市隐”，不入山林，然此亦逃兵，“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孟子·梁惠王上》）。东坡句不如陶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二十首》其五），渊明并非不叫人来，而是人自不来，是自然；东坡是自己要“藏”。鲁迅先生不是自己要藏，他原是要得人了解，《呐喊》自序上说，人能得人帮忙是好，能得人反对亦可增加勇气，最苦是叫喊半天无人理，如在沙漠，反不如被反对。鲁迅先生名此曰“寂寞”，此寂寞如大毒蛇。[39]故欲活埋自己。鲁迅先生执笔写作时已过中年，才华茂盛之期已过。
人要自己充实精神、体力，然后自然流露好，不要叫嚣，不要做作。禅宗所追求者吾人可不必管，而吾人不可无其追求之精神。读书若埋怨环境不好，都是借口。不能读书可以思想，再不能思想还可以观察。易卜生（Ibsen）[40]及巴尔扎克（Balzac）[41]皆有此等功夫。“习焉而不察”（《孟子·尽心上》）乃用功的最大障碍。不动心不成，不动心没同情；只动心亦不成，不能仔细观察。动心————观察，这就是文学艺术修养，要在动心与观察中间得一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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