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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后七子”[11]有“复古运动”，提倡汉魏、盛唐文学，如唐代韩愈之“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而其创作离所提倡的标准甚远。清以后盛行宋诗，多学“江西诗派”、黄山谷。通常所谓宋诗乃“江西诗派”之专称，西昆体及陆游不在内。如唐人称“花”专指牡丹，成都称“花”指海棠。故若以“江西诗派”为宋诗代表，乃去北宋之“西昆”与南宋之放翁言之。
陆放翁诗七律、七绝好，尤以七绝为佳。在“江西派”后出陆一人，真为了不起人物。实则陆乃大师，量亦多，60年来万首诗（20岁至80岁），陆20岁以前之诗皆不要。西洋人往往40岁后不作，或此前不作，老来忽作。中国如此者甚少，唯高适，50后始学为诗。通常人只要不死，一直作。放翁亦如此，唯更忠实一点，而又以多故易流于滥，可以不作而仍作，如标题中类有“久不作诗，吟成一首”之语。
放翁虽非伟大诗人，而确是真实诗人，先不论其思想感觉，即其感情便已够得上真的诗人。忠实于自己感情，故其诗有激昂的，也有颓废的；有忙迫的，也有缓弛的。别人有心学渊明、浩然，于是不敢写自己忙迫、激昂之情感，此便算他忠于陶、孟（其实也难说），但他不忠于他自己。天下没有不忠于自己而能忠于别人的。若有，真是奇迹。放翁忠于自己，故其诗各式各样。因他忠于自己，故可爱，他是我们一伙儿。俗说“他乡遇故知”，难道他乡人不是人么？但总觉不亲近。一个诗人有时候之特别可爱，并非他作的诗特别好、特别高，便因他是我们一伙儿。
放翁忠实于自己，但放翁诗品格的确不太高。品格是中国做人最高标准，一辈子也做不完、行不尽。放翁诗品格不高或因其感情丰富，不能宽绰有余。60年间万首诗，便因其忠于自己，感情丰富，变化便多，诗格不高而真。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魏武帝《步出夏门行》）
心如病骥常千里，身似春蚕已再眠。
（放翁《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谋以明年下三峡》）
放翁为此诗时或尚未甚老，故不曰“老骥”，而曰“病骥”。老骥虽志在千里而究竟已不能行千里，蚕再眠后便已无力，有心无力。除非是行尸走肉那样的人，否则人到老年、病中，总有“心如病骥”二句之心情。放翁此二句真实。
在中国诗中最讲诗品、诗格。中国人好讲品格，是好！西洋有言曰：我们需要更脏的手，我们需要更干净的心。更脏的手什么都能做，扫地、除厕所。中国人讲究品格是白手，可是白得什么事全不做，以为这是有品格，非也。所以中国知识阶层变成身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鲁迅先生说的，给你四两担能挑么？三里路能走么？现在人只管手，手很干净，他心都脏了、烂了，而只要身上、脸上、手上干净。我们讲品格，可是要讲心的品格，不是手的干净。书亦有书的品格，好书“天”、“地”都宽，宽绰有余。此是中国艺术文学的灵魂。鲁迅先生生前印书，铅字间夹铅条。鲁迅先生富于近代精神，而他有中国传统美学观念。下棋亦有品格，棋品高的不但输了不急，赢了也不赶尽杀绝。“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要强是要强，要好是要好，而心要宽绰。然而若转下去，便流于阿Q，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如病骥”、“似春蚕”二句，格虽不高但真。放翁此种诗最易学。余有旧作“心似浮云常蔽日，身如黄叶不禁秋”（《病中作》），“浮云蔽日”是说常有乱七八糟的思想。人要有思想、感想、联想，这是好的；而妄想、眩想、胡想要不得，所以说“浮云蔽日”。余之二句即学放翁此二句。学七律当少读放翁诗，盖放翁诗少唐人浑厚之味，而人最易受其传染。应小心。余当日恨学不像，今日恨去不尽。俗所谓“见猎心喜”，佛家所谓“积习难改”。
孟子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固然孟子所说“定于一”是王天下，吾所言“定于一”是学道、学文，“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论语·里仁》）。放翁非圣贤仙佛，心不能“定于一”，有时就痛快，有时就别扭。如不是心特殊平静，很难不如此。
放翁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其诗多，诗的方面也多，有什么说什么。
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
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
（《秋日郊居》其七）
现在先不讲其思想，讲其作诗时的心情，此情高，无人道及————自珍，爱惜自己。以放翁之脾气，侍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势利之途；一个人除非没品格，稍有品格，便知恭维人真是面上下不来，心上过不去。放翁有感觉，必有感于此。但既做官便不免如此，不如村夫子尚能自珍，保存自己天真————“终年不著面看人”！从此诗中看出放翁有消极，但放翁是意在恢复、有志功名的。他羡慕那个村夫子但做不到，既有心恢复、志在功名，怎能“不著面看人”？
一个人要向上、向前，但我们也爱一个忠于自己感情的人，虽然在理想上稍差，但是可爱。一个小孩子没有理想可言，但是可爱。放翁虽志在恢复、有意功名，而有时也颇似小孩子可爱。
蓍囊药笈每随身，问病求占日日新。
向道不能渠岂信，随宜酬答免违人。
（《甲子秋八月偶思出游，往往累日不能归，或远至傍县。凡得绝句十有二首，杂录入稿中，亦不复诠次也》之一）
人有时真会脸皮厚一点，心未免歪一点。这是平常人。一个非常人，心永远正，平常人到某种场合，脸不免老，心不免歪，而吃亏在有感觉。自此首观之，这老人很随和，并非那样倔老头子。
陆游书法《尊眷帖》
在我们看来，天真是很可爱的。但处世还不可太天真了。一个诗人要天真，你想做什么做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但若如此，便不免碰钉子、吃苦。放翁天真、诚实（没有天真不忠实的），但就因此吃苦、碰钉子。
志士山栖恨不深，人知己是负初心。
不须先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
（《杂感十首》）
劝君莫识一丁字，此事从来误几人。
输与茅檐负暄叟，时时睡觉一频伸。
（《杂感十首》）
一个小孩子在家庭中总受虐待，若软弱者则不免消极颓丧，其强者虽也不言不语，但长大了可做一番事业，然易动心思、性情，此非身体不健，乃心理不健，甚至会由愤慨变为左性。若由左性而为变态，更了不得。（如张献忠之好杀人，盖亦心理变态。）
“劝君”一首诗品格并不高，但不能说不真。至于“志士”一首，简直有点左性了。像这样的诗，放翁写得不是不天真、不忠实，但少诗味。“劝君”一首情感仍是此情感，而作风变了。“频伸”，动作不好看，有许多自己舒服的事不好看，好看的事并不舒服。
诗本是抒情的，但情太真了往往破坏诗之美，反之诗太美了也往往遮掩住诗情之真。故情真与辞美几不两立，必求情真与辞美之调和。古今诗人中很少有人能做到此点之完全成功。余赞美“三百篇”，并非开倒车，实在是它情既真而写得也美。至于《离骚》，虽千古佳作，而到情感真实热烈时，写的不是诗，到写的是诗的时候，又往往被诗之美遮掩了情之真。
姜愈老愈辣，放翁亦然：
黍醅新压野鸡肥，茆店酣歌送落晖。
人道山僧最无事，怜渠犹趁暮钟归。
（《杂题六首》）
放翁诗到晚年有一特殊境界，即意境圆熟、音节调和。若前所举“志士”、“劝君”二首则不免锋芒毕露，是矛盾抵触的，又可说之为“撑拒”，意境撑拒，不圆熟。放翁晚年圆熟，但诗品仍不高。此诗“黍醅”、“茆店”二句是说，日尽管落，我喝我的、吃我的；“人道”、“怜渠”二句是说，你出家人还是免不了烦恼，还不如我，比闲人还闲。一个人老在愤慨情形（矛盾、撑拒）之下，往往成为左性，成为变态。此种人至社会，往往生出一种不良影响。先不用说张献忠，即如尼采（Nietzsche），有思想、有诗情，而他也有点心理不健康。这种人先不用说他给世人不良影响，他自己便活不了；先不用说活着苦，压根儿就不能活长。一个人性情不平和与吃东西不消化一样。放翁活那么大年纪，可见其心情不老是愤慨矛盾，也有调和之时。
小艇上时皆绿水，短筇到处即青山。
二十四考中书令，不换先生半日闲。
（《闲中自咏》）
我游南宾春暮时，蜀船曾系挂猿枝。
云迷江岸屈原塔，花落空山夏禹祠。
（《三峡歌》之一）
放翁内心有愤慨，是否也有和谐健康的时候？“二十四岁中书令，不换先生半日闲”二句，虽明挑出一个“闲”字，似乎是和谐，实在不然，此亦自暴自弃（关于自暴自弃以下还要讲到）。唯前两句写得好————“小艇上时皆绿水，短筇到处即青山”，真有点健康和谐。放翁活到八九十岁，必于愤慨激昂外有和谐健康之时，如上所举《三峡歌》，原写去国离乡之情，但他写得多美。暮春时节，先不用愤慨，已多伤感情调。中国古人真是有感觉，先不用说思想。人在暮春原是伤感情调，何况放翁离乡去国？“云迷江岸”尚是具体的，到“花落空山”则一片空灵。放翁诗中盖无美过此二句者。此仍为中国传统，无所谓善恶、是非、美丑、悲喜，就是一个东西。不能下一批评，一说就不是，纯乎其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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