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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文以载道”、“诗言志”，故学道者看不起学文者（程伊川[1]以为学文者为“玩物丧志”），学诗者又谓学道者为“假道学”————二者势同水火，这是错误。若道之出发点为思想，若诗之出发点为情感，则此二者正如鸟之两翅不可偏废。天下岂有有思想而无情感的人？或有情感、无思想的人？二者相轻是“我执”，“我执”太深。人既有思想与情感，其无论表现于道或表现于文，皆相济而不相害。
学道者贵在思多、情少，即以理智压倒情感，此似与诗异。然而不然。《论语》开首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
曰“说”曰“乐”，岂非情感？《论语·雍也》又曰：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述而》则有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此曰“乐”，非情感而何？《佛经》多以“如是我闻”开首，结尾则多有“欢喜奉行”四字，不管听者为人或非人，不管道行深浅，听者无不喜欢，无不奉行。“信”是理智、是意志，非纯粹情感。然“信”必同于“欢喜”，欢喜则为感情。可见道不能离情感。
理，即哲学（人生），本于经验、感觉。如此说理满可以；若其说理为传统的、教训的、批评的，则不可。要紧的是发现而不是说明。老杜《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一：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不是说理，而其所写在于“哀鸣思战斗”的人生哲学。人在社会上生活，是战士，然人生哲学不是教训、批评。至表现，则必须借景与情。如此可知唐人说理与宋人不同；且有的宋人说理并不深，并不真，只是传统的。
诗人达到最高境界是哲人，哲人达到最高境界是诗人，即因哲学与诗情最高境界是一。好诗有很严肃的哲理，如魏武[2]、渊明，“譬如朝露”、“人生几何”等，宋人作诗一味讲道理，道理可讲，唯所讲不可浮浅；若庄严深刻，诗尽可讲道理，讲哲理，诗情与哲理通。
常人皆以为唐人诗是自然，是情感；宋人诗是不自然，是思想。若果然，则何重彼而轻此？唐人情浓而感觉锐敏。说唐人诗首推李、杜，而人不甚明白李白乃纨绔子弟，云来雾去；老杜则任感情冲动，简直不知如何去生活，其情感不论如何真实，感觉不论如何敏锐，总是“单翅”。
唐人重感，宋人重观；一属于情感，一属于理智。宋人重观察，观察是理智的。简斋有句：
蛛丝闪夕霁，随处有诗情。
（《春雨》）
诗即从观来，是理智。若其：
谈余日亭午，树影一时正。
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
（《夏日集葆真池上》）
它则更是理智的矣，似不能与前“蛛丝”二句并论，盖“蛛丝”二句似感。而余以为“蛛丝”二句，仍为观而非感。必若老杜：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
（《倦夜》）
此四句，始为感。“暗飞萤自照”，似观而实是感；“蛛丝闪夕霁”句太清楚，凡清楚的皆出于观。“暗飞”句则是一种憧憬，近于梦，此必定是感，似醉，是模糊，而不是不清楚。
老杜诗有点“浑得”，而力量真厚、真重、真大，压得住。后人不成，则真“浑得”矣。正如老妪为独子病许愿，是迷信，而人不敢非笑之，且不得不表同情，即其心之厚、重、大，有以感人。老杜之诚即如此，诚于中而形于外。吾人尽管比老杜聪明，但无其伟大。“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句厚、重、大，不“浑得”。
宋人作诗必此诗，唐人则有一种梦似的诗。宋人诗有轮廓，以内是诗，以外非诗。唐人诗则系“变化于鬼神”，非轮廓所可限制。可见诗内非不容纳思想。
宋初西昆体，有《西昆酬唱集》，内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十七人。说者谓“西昆”完全继承晚唐作风。晚唐诗感觉锐敏而带有疲倦情调，与西洋唯美派、颓废派（decadent）颇相似。诗有“思”（思想）、“觉”（感觉）、“情”（情感）（此三点，俟后详言）。晚唐只是感觉发达，而“西昆”所继承并非此点。感觉是个人的，而同时也是共同的。有感觉即使不能成为伟大作家，至少可以成功。宋人并非个个麻木，唯“西昆”感觉不是自己的，而是晚唐的，只此一点，便失去了诗人创造的资格。
传统力量甚大，然凡成功的作家皆是打破传统而创立自己面目者。退之学工部，然尚有自己的“玩意儿”在。韩致尧学义山，虽小，但不可抹杀。不过西昆体亦尚有可得意之一点，即修辞上的功夫。于是宋以后诗人几无人能跳出文学修辞范围。后人诗思想、感情都是前人的，然尚能像诗，即因其文学修辞尚有功夫。
西昆体修辞上最显著一点即使事用典（用典最宜于应酬文字）。此固然自晚唐来，而晚唐用故实乃用为譬喻工具，所写则仍为自己感觉。至宋初西昆体而不然，只是一种巧合，没有意义，虽亦可算做譬喻，然绝非象征，只是外表上相似，玩字。故西昆诗用典只是文字障，及至好容易把“皮”啃下，到“馅”也没什么。（余作诗用典有二原因：一即才短，二即偷懒。）
仁宗初年盖宋最太平时期，当时有二作家，即苏舜钦子美、梅尧臣圣俞。欧阳修甚推崇此二人，盖因欧感到“西昆”之腐烂。梅、苏二人开始不作“西昆”之诗，此为“生”，然可惜非生气（朝气），而为生硬。同时，苏、梅生硬之风气亦如“西昆”之使是然，成为宋诗传统特色。宋诗之生硬盖矫枉过正。苏、梅二人开宋诗先河，在诗史上不可忽略，然研究宋诗可不必读。
此为宋诗萌芽时期。
至宋诗发育期，则有欧阳修。欧在宋文学史上为一重镇，其古文改骈为散，颇似唐之退之，名“复古”，实“革新”。欧阳修文章学韩退之，但又非退之。桐城派[3]以为韩属阳刚，欧属阴柔，是也。欧散文树立下宋散文基础，连小型笔记《稽古录》、《归田录》皆写得很好。后之写笔记者盖皆受其影响，比韩退之在唐更甚。此并非其诗文成就更大，乃因其官大。
欧文不似韩而好，诗学韩似而不好，其缺点乃以文为诗。此自退之、工部已然，至欧更显，尤其在古诗。故宋人律、绝尚有佳作，古诗则佳者颇少，即因其为诗的散文，有韵的散文。此在宋亦成为风气。欧氏作有《庐山高》，自以为非李太白不能为也————人自负能增加生活勇气，然亦须反省————可是太白诗真不像欧。
欧后有王安石。苏东坡见其词谓为“野狐精”[4]。实际观之，诗、文、词、字皆“野狐精”，然足以代表其个性、缺点、共同性，不过真了不起。
元遗山《论诗绝句》之一有云：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至苏、黄，宋诗是完成了，而并非成熟，与晚唐之诗不同。
凡是对后来发生影响的诗人，是功首亦罪之魁。神是人格最完美的，人是有短处、劣点的，唯其长处、美处足以遮盖之耳。然此又不易学，创始者是功首也是罪魁，法久弊生。
宋之苏、黄，似唐之李、杜，而又绝不同。苏什么都会，而人评之曰“凡事俱不肯著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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