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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在记胡也频一篇文章里，末尾跋语上，写了那么几句话：
“这里所记的，只是这个人怎么样活到这世界上的过去生活，关于他的文章我没有提到，关于其余一切，也保留给他的朋友丁玲女士另外一个传记去说的。”
因为当时我所记下的，只多就我所知道的这个人的生活而言，虽不一定是最光辉的一面，却实在是最人性的一面。那文章并不在叙述一个革命作家的英雄性与神性，却记录了他表面生活发展的秩序，同时且把他的同伴丁玲女土与我自己，也占去了篇幅一部分。由于那时的环境不同，记载上有些故意作成的疏忽，最明白他的只有丁玲女士，故我当时不过似乎用一种平实稳定的线，为那海军学生性格灵魂作上若干素描的构图，画出一个淡淡的轮廓。他的位置也不凝固于某一点上；有时似乎比我们重要些，有时又似乎比我们不重要些，至于那个调子明朗有血有肉的刻像，是希望从丁玲女士笔下写成的另外一个传记里产生的。
但不幸得很，这第二个人如今又凭空失了踪，且仿佛仍然得在失踪的结论上消灭，永远不会再到日光下出现了。
我现在又写了些关于这个新近失踪作家过去生活的“细”事，我所写的自然依旧不过这人表面生活发展的种种。关于这个人另一部分生活，尤其是自从那个海军学生失踪以后丁玲女士在上海的生活，最明白的应当为两年来与她同住的某君。但据最近的消息，如今把她卖给政府某方的，也仿佛正是这个某君。我是不是还能希望有这样一个人来为她写点什么？想起来真使人无限惆怅。
我们皆不应当忘记，这两个作家，是在中华民国党治独裁的政体下，因个人政治思想与政府稍稍有些相左处，两年内先后突然宣告失踪的。他们虽生在有法律的国家中，却死于莫名其妙的境通里。政府对于这种失踪，仿佛毫无责任可言，只推倭为并不明白有这件事，且绝不承认有这种事。对于这件事情既不是政府的责任，也不算国民党的责任，那么应当归谁去负责？
读者们，一个稍有生气的作家，在商人与政府两方面的摧残中，他们不是饿死便是杀死，这些现象在中国的今日是平常自然的，你们先前不明白，如今想来也明白了。他们的朋友只有散布于国内各地方的你们，他们是为你们的原因，生来过着极艰难的日子，到后来还为你们很悲惨的死去的。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这个民族不甘灭亡”的努力，他们的希望，也只是“使你们下作奴隶”的希望。他们死的皆陆续在沉默中死掉了，不死的还仍然准备继续死去。他们应死的皆很勇敢的就死，不死的却井不气馁畏缩。只是我想问问：你们年青人，对于这件事情发生过些什么感想？当不良风气黑暗势力已到一个国内外知名的文学作家可以凭空失踪，且这作家可以永远失踪，从各方面我们皆找寻不着一个能为人权与法律的负责者，也找寻不着一个为呼吁人权尊严与法律尊严的负责者时，你们是不是也感觉到些责任？
我这篇记载，并不仅仅是为你们叙述一个作家生活中细末的哀乐，供给你们一些新鲜见识。我虽简略地告给你们，这个作家生来如何不辜负自己的日子，如何爽直，勇敢，活泼，热情，到这世界上来打发每一个日子，当各种不幸围绕到她身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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