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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产生与它此后的发展是截然不同的。这刊物若在北平出版，这刊物或可望于最初计划的形式，对于女作家一方面或者逼得出一些好成绩来。但这刊物却在卜海出版，距离她所需要合作的几个人那么远，并且我不久又离开了北京，故这个刊物开始几期，虽然还登了些北方的文章，到后自然就全以上海方面作者为根据，把这刊物支持下去了。
《北斗》出到第五期时，有被扣留的事情，出到第十一期时，有查封消息。那小书店老板，被捕去过一次，也似乎就为这个刊物。这刊物到后来既并不能如原来计划作去，但在左倾一方面说来，也似乎还不如左联预期那么成功。原因是这刊物虽以上海××作家之群为场面上维持者，稿件的集收却异常艰难。能写文章的仿佛总各自有个理由不肯提笔，用不着提笔的却把文章趸来（来稿虽多，所需要的稿却极少），同时出版的书店，规模又太小了一点，不能使刊物于每期出版时登载多少广告。内地各处则因受地方当局一再没收查禁，寄给个人的虽间或可以收到，寄给书店的照例无下落可寻。（有些不相熟的人，因为无法得到这种刊物，还来信要我为他们想法。当我把这些信转过上海方面时，丁玲总为把刊物照所开地址寄去。）不过刊物虽极难得到使编辑满意的稿件，出路又窄，但刊物给人的印象，却为历来左翼文学刊物中最好的一种。尤其是丁玲自己，对于这刊物的支持，谨值的集稿编排，努力处与耐烦处，留给一般人一个最好的印象。
那时她的通信处多由这书店收转，因此那书店便常常有政府或租界的便衣侦探顾临，有时作为购买书籍，询问这样那样，有时便索性把一些外来稿件带走。此外且常常有那些很希奇的公务人徘徊，侦查她的来去，但她来时总仍然能很巧妙的把信件带走。有次她到了那小书店，被人知道了，离开书店两分钟，那书店就来了七个人。
她那么被人注意，不外乎（×××××，××××××，×××））谣言的结果。
（×××××，×××，×××××××，海军学生若在，犹可说为了××××，××××××，×××××，则不过××××××。但××××，××××，也得××××，××××，×××××××！）
一千个愚蠢，是那些还想把她逮捕来发一笔小小洋财的人。但这是海啊！上海地方那么大，人那么杂，什么希奇主意不为人去应用过，什么门径不有人去钻寻过！？×××××××，××××，×××××××（××）。人家还想从谣言上找证据弄一笔赏格！
……有那么一回事，多少人皆不相信的，但事实却摆在那里，替他们全证明了。
我还在北京住下时，有个在辅仁大学念书的小朋友，同一个很爱重中国的年青美国人（指萧乾的美国朋友安澜，他们合作办的英文周刊《中国简报》，出至1931年7月29日的第9期，因亏本而停刊。），为了他们所办的英文简报，平时即专以介绍点中国文学作品以及关于文学消息为目的。海军学生等失踪，中国人在麻木中忽视过去了，他们却觉得是一件不能过分忽视的事情，想为几个在中国混乱情形中死去的作家，特别出一期专号，要我们为他们用中文写点关于海军学生的一切，以便翻译成为英文。我答应了他们这种委托，因此写成了《记胡也频》那篇文章。等到文章写成时，谁知简报却已不能继续出版，那文章后来就寄给上海《时报》馆发表。这文章未着手以前，我曾写信去告她，并向她询问关于这种文章的意见。且以为倘若她能写，我就不再动手。来信时却说：
我目前不能写这种文章，我希望你写。可以少写些，这个人你明白的，三句话就可以说完。还有写时得小心一点，因为家乡那一个，我们还不适宜于把这个人的真实消息送回去！她还以为他在俄国，寄了一张小孩子的相片来，要我转寄过俄国！
到了青岛这文章快要写成时，我又去信告她文章的内容与字数。下面是她关于这本书第二个回信：
……记也频能准我看一看吗？我也常常想为他一生做一长传。然而一想到效果，便觉得太费力了。我这人真是个不合理的人，讲实利讲到这样子！不过我想我总可以写一点出来，在我个人对于他的纪念。但这是以后的事。如今你能写，我非常高兴。
这个信从上海发出的日子是九月二十九。到十一月二十九，却来了第三个信。
《时报》上的文章我觉得你太主观了。尤其是关于“一幕悲剧的写实”那一段。当日也频写时原本全是臆造，我不愿小气，不同他计较。而你又忘却你自己，用这作材料，无乃冤枉丁玲之至！
这本书从《时报》登载以后，拿过光华付印时，一切便是她所经手的。当时那篇文章在某一小节中，提到几个人在萨坡赛路搬家的故事，她觉得有了些错误，我以为她要改的尽管改正。但等到她把全部分稿件看过之后，大约她已看明白这错误并非我的疏忽，且在那本书尾的声明中，我又业已提出关于这本书的目的与得失。故当这书付印时，她便尽它还是照原来的稿样。不曾有所加减。但那个海军学生较长的传记，则大约因为她后来生活上的变动，出于她自己意料以外，就无机会再与世人相见了。
最后一次我们的见面，是在二十一年的夏天。我过苏州去有点事情，转到上海，从发行《北斗》的那个小书店管事人方面，问明白了她同住的那个翻译某通讯社的办事处，按时到他那地方去，就见着了那个业已与丁玲同居将近一年的××君。穿一件白纱反领短袖衬衫，身个子不高不矮，肩膊宽宽的，手臂短而结实。这人既衣履整洁，脸儿又白白的，一眼望去，还以为是一个洋行中的写字生与售货员。从身材上与眉眼间看去，不必开口就可知道他的籍贯不出福建广东。我把我的名字告给了他以后，他便显得十分高兴，问了我一些青岛方面的情形。当我同他谈话时，一面我就思索，我在什么地方或者会见过他。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丽华公司？……中国旅行社？是的，我一定记错了人。但无论如何，把这一个放到那些地方去做点什么事情，实在是不怎么不相称的。但这个人却使我生了一分敬意，因为就言谈风度而言，实在是无可疵议的人物。就才具而言，这人若不在××做事，却去×××××手下做一个帮手，说不定比某某部次长还能干些。
可是不知为什么原因，一见了他我就有点疑心。仿佛这人脸就白得使人惑疑。
当我在青岛听说她快要同这个人住下时，我因为这关系来得近于奇突，写信给她，就告她一切必得谨慎一些。自己业已不是小孩子了，既明白各处全是陷阱，仿佛倏然而来的爱情，即或不是一种有意作成的陷讲，它将如何影响到她的事业，也总以多考虑些日子较好。然而她实在倦于拈起“爱情”这两个字来较量，出乎几个老朋友意外，也好像这出乎她自己意外，居然同这个男人住下了。如今见到了这个人后，我那点疑心还依然存在。“脸那么白，如何能革命？”是的，我真这样疑心那个人。照我经验看来，这种人是不宜于革命的。
同他离开时，我便向他约好，请他转告丁玲，第二天过我住处去，时间最好是下午五点钟。到了那个时候，有人拍我的门，门开后，一个胖胖的女人，穿了一件淡蓝薄洋纱的长袍，一双黄色方头皮鞋，在门边向我瞅着。如非预先约好，我真想不起就是她。若这人在大街粗粗的一眼瞥过，我是不会认识的。我们还只分手一年，好像变得已太多了。
她说，“久违，从文。九妹好吗？她怎么不来？”说完时又望望身后那一扇门。我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我问她：“怎么，出门还不方便吗？还有……”
她不说什么，笑着，把手理着脑后的长发，在临窗背门那一张靠椅上坐下了。
“生活好吗？”
“就是那么过日子。”
“工作呢？”
“你在青岛才真算是工作，我们在上海，什么都无聊！吃饭，借债，冒了险去做些无结果的事情。”
“但我看你好像事情作得很好，听人说也是那么一句话。忙不忙？”
“混日子。日子太长了，也得忙碌些，方能把每个长长的日子推开。”她望见我桌上一个信封了，认得那种字体，是谁写来的，就来同我谈那个人，问我过苏州去婚姻有了些什么结果没有。我不想先就谈这件事。我又问她日子过得怎么样，且说及那个只见一面的白脸少年，他给我的印象并不坏。她就轻哂着说：“一个忠厚本分的人，一个正派人。”
“一个体面人，一个绅士风度的————”
“不，许多方面还像小孩子呢。”
“那么，生活必很像个样子了。老实说，远远的想象着，我们为你很担心。”
“你如今见我那么胖，便应当‘放心’了。”
“还是不很放心。日子就日常生活方面说来，过得怎么样？”
“同住公寓一样，各人每天有各人的事务，把时间安排到自己那分工作上去，晚上在一处，”说到这里她似乎有了些害羞处，停了一停便轻轻的说：“我们都异常客气，同朋友一样！”
我们把话停顿了一会。我想起那个海军学生生前的一切。大约她也想起了海军学生，便感慨不尽似的说：“人老了，一切看得都十分平常了。”
我说：“看得平常一些。也许是把生活侧重在事业上面去了吧。你近来是不是————”她想避开这个问题不谈，只问我：
“在上海可以住多久。”且接着就又问我青岛怎么样，下半年预备在青岛还是预备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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