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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說篇盼遂案：此篇可作兩漢經學源流讀。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粗之說，「麤粗」，朱校元本、程本同。錢、黃、王、崇文本作「麤麤」，非。盧文弨鍾山札記二曰：「說文：『麤，行超遠也，倉胡切；粗，疏也，徂故切。』兩音兩義。昔人多以『麤粗』連用成文。繁露俞序篇：『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略正題目麤粗之說。』莊子則陽篇釋文司馬云：『鹵莽猶麤粗也。』改作『麤麤』，便不成文理。」以照篇中微妙之文。舊本段。
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尚書序正義引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記伯夷傳索隱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藝文志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存，立也。「景帝」當為「文帝」之誤，說見下。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韶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史、漢錯傳亦云文帝遣之。此云「景帝」，誤也。後漢書翟酺傳，酺言：文帝始置一經博士。蓋即謂始存尚書。藝文志序曰：「孝文時頗登用，孝景不任儒。」充謂景帝始存尚書，亦非也。漢書儒林傳注，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後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伏生老死，書殘不竟。晁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盼遂案：隋書經籍志云：「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知論所云逸易者，即今說卦三篇也。唯論衡云「一篇」，隋志作「三篇」。不同者，蓋說卦本合序卦、雜卦而為一篇，故韓康伯注本及唐石經仍以說卦、序卦、雜卦為一卷。後人猥稱為三篇，實不足究。逸書一篇，則自來認為太誓。隋書經籍志及經典釋文敘錄皆明言之，可云無疑。惟逸禮一篇，究不能知為某本某章，姑存疑而已。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尚書序疏曰：「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案：「掘地所得」，今書無此文。經義叢抄徐養原曰：「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書攷之，易則說卦，書即太誓。唯禮無聞。而史、漢皆言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初未嘗有所缺。」又按：書序疏云：「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得，不復曲別分析。」又云：「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今按：關于泰誓，諸說莫一：有謂伏生前已見太誓。有謂泰誓後得，而「後得」又有二說：一謂得於武帝時，一謂於宣帝時。有謂伏書本有泰誓，所謂後得者，重得耳。有謂得於宣帝時，乃傳聞之誤。詳戴東原集尚書今古文考、陳壽祺左海經辯今文尚書大誓後得說、孫志祖讀書脞錄、王鳴盛尚書後案、朱彝尊經義考、王引之經義述聞、經義叢抄、徐養原今古文尚書增太誓說、錢大昕潛揅堂集、俞正燮癸巳類稿、皮錫瑞尚書通論、劉師培答方勇書、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吳丞仕經典釋文序錄講疏。至孝景帝時，盼遂案：孝景皇帝為孝武皇帝之誤。案書篇亦云：「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決此「景」字為誤。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閻若璩曰：「云『孝景時魯共王壞孔子宅』，較漢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何也？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徙二十七年薨，則薨於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室，季年好音，則其壞孔子宅，以廣其宮，正初王魯之事，當作『孝景時』三字為是。」暉按：佚文篇、案書篇並謂武帝時，則此作「孝景」，蓋傳寫之誤。漢志亦本作「武帝初」，「末」字訛也。武帝使使者取視，注佚文篇。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當作「東萊」，注見佚文篇。盼遂案：漢書儒林傳及經典釋文敘錄並作東萊張霸，考東萊郡與東海郡非一地，疑論衡誤也。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舊本段。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聖人作經，賢者作書。言「燔詩書」，謂燔詩經之傳。
夫詩經獨燔「獨」疑為「猶」形誤。猶，均也。言詩經亦燔，不獨傳。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未知何出。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論語先進篇文。五經總名為書。傳（儒）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傳者」當作「儒者」。秦始皇三十四年，「三」舊作「二」，依史記始皇紀正。語增篇不誤。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為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詩）書百家語者刑，「諸書」當作「詩書」。史記始皇紀、前語增篇可證。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詩）家之書也。「諸」當作「詩」。上文「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此文即破其說。傳（儒）者信之，「傳者」當作「儒者」。見言「詩書」，則獨謂〔詩〕經（謂）之書矣。下「謂」字，即「詩」字之訛，文又誤倒。舊本段。
傳（儒）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傳者」當作「儒者」。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
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舊本段。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曰」，朱校元本、程、何、錢、黃本同。王本作「四」，崇文本作「北」。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引「曰」在「法」字上，蓋以意乙，屬上為句，與上下文例不合，非也。王鳴盛引作「法北斗七宿」。王引之經義述聞引作「法斗，四七宿也」。蓋亦意正。疑是。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盼遂案：上「曰」字當為「四」字之誤，而又與「斗」字互倒。孔叢子連叢上：「孔藏與侍中從弟安國書云：『且曩所謂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自然也。河圖、洛書乃自百篇也。』」是太誓未出以前，尚書學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法斗者，太誓出後，尚書家以比二十八有斗星也。故二十九。江聲曰：「伏生尚書，實二十八篇，無序。故論衡云『或說尚書二十八篇者曰，法斗七宿也』云云。假使伏生尚書有敘，則百篇之名目具見，雖妄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說也。」經義述聞：「某孝廉曰：『此以四七宿當二十八篇，以序當斗，言序之{隱木}括二十八篇，猶之臨制四鄉。若大誓，不足當斗矣。』王引之曰：論衡引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駁之曰：『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猶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則『法斗，四七宿』者，經文二十九篇，而序不與矣。」孔叢子連叢篇：「孔臧與弟書：『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漢書劉歆傳臣瓚注：「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王引之曰：「蓋晉人始有是說。魏、晉間偽古文尚書已出，以偽作之大誓為增多伏生之篇，而擯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也。王充所謂其一曰斗者，非指太誓；所謂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太誓計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九篇之數耳。孔叢子陽襲其說，而陰違其意，輒除太誓計之，而稱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則妄矣。」皮錫瑞曰：「伏生傳書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誥而無太誓。史公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亦當不數太誓。其後歐陽、夏侯三家，併入太誓，遂與二十九篇之數不符，乃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兩漢人言今文尚書者，皆以為二十九篇，無二十八篇之說。然史公所謂二十九篇者，當分顧命、康誥為二篇數之；班孟堅、王仲任所謂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後，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數之。其後偽孔書出，別撰泰誓三篇，不數漢人太誓，又當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合併之後，於是尚書止有二十八篇，而偽孔叢子及臣瓚漢書劉歆傳注遂有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之說矣。」
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陳壽祺曰：「所引或說，乃今文家言。其駁詰，亦據今文為說。若古文，則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書二十四篇，不得云『闕遺者七十一篇』。」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經義述聞載某孝廉書云：「論衡又引或說云云。按王仲任在東漢世，久見太誓在尚書中，故并數為二十九，與前斗四七宿，又別為一說，自不同也。」王引之曰：「所云『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有法』，此今文家說也。曰『選二十九篇』，則為經文甚明。若謂其一是序，則史記、漢書皆以序為孔子所作，豈得自作之而自選之乎？又曰：『二十九篇獨有法。』出於或說，非仲任數之為二十九也。或說二十九篇，數大誓，而不數序，與史記儒林傳合。此二十九篇不計序之明證。又曰『二十九篇獨有法』，即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為二。」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也」字舊在下「句」字下，今從崇文本正。盼遂案：「也」字崇文本在上「章句」下，宜依之。「猶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兩「猶」字皆為「由」之借字。言篇之成立由於章句，章句之成立由於文字也。古書由、猶多通用。禮記雜記：「猶是附於王父也。」鄭注：「猶當作由。」雜記又云：「則猶是與祭也。」鄭注：「猶亦當為由。」與論衡此處用法正同。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毛詩正義曰：「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上取諸商，下取諸魯，皆絃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詩譜序疏：「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或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或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
或說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語意不具。當作「或說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下文云：「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有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即駁或說十二公法十二月之妄。今脫「十二公法」四字，則使下文所論無據矣。公羊隱元年何注：「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哀十四年疏曰：「何氏以為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此云「法十二月」，即法天數之義。
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公羊哀十四年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何注曰：「人道浹，王道備，撥治也。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以親曾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浹也。云『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懍懍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備』也。」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記太史公自序、說苑至公篇亦有此說。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白虎通三軍篇：「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為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二千人，（「二」本作「五」，依抱經堂本校改。）因法月數。月者，群陰之長也。十二月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萬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天下太平也。」此云「未必有所法」，與孟堅說異。周禮夏官序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六師，即六軍也。穀梁襄十一年傳曰：「古者天子六師。」詩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師。」又棫樸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小雅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眾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文有脫誤。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詩」字衍。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禮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為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舊本段。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文選養生論注，養生經：「人生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左僖三十二年正義同。呂氏春秋安死篇：「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下壽不過六十。」莊子盜跖篇、意林引王孫子並云：「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淮南原道訓：「凡人中壽七十歲。」晉書周訪傳，陳訓謂陶侃上壽，周得下壽。後陶年止七十六，周止六十一。蓋壽有三品，古說如是。而各品實數則不齊也。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公羊隱元年注：「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三年，為祖父母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徐疏：「論象天數，則取十二；緣情制服，則為三世。」據此，何休分三世，乃緣情制服，非據「中壽八十」也。徐疏又曰：「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為限。』然則隱元年盡僖十八年為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為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為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又顏安樂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後即為所見之世。」是鄭、顏又與何氏異義，而并與此據中壽之說不同。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公羊傳。隱公第一」下疏曰：「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丘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丘水精，治法為赤制功。』」漢史晨碑云：「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又云：「昔在仲尼，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又引尚書考靈耀曰：「丘生倉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韓敕碑云：「孔子近聖，為制定道。」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云：「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為漢制作。」類聚九十引孔演圖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須頌篇云：「春秋為漢制法。」佚文篇云：「孔子為漢制文。」以上諸文，皆以春秋為赤制也。蓋出緯書及今文家說。「中數」未聞。盼遂案：揚子法言孝至篇：「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說者謂子雲豫知漢祚應享四百五十二歲，故云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仲任引春秋說二百四十二年，為赤制之中數。意其時緯候之學，必盛此種傳說。又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述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受命。是論衡所引春秋赤制中數之說，必本於符命讖記之事矣。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注見前。
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孫曰：「三世」二字不當重，或即下「三世」二字當作「三八」。下文云：「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設）隱公享國五十年，先孫曰，「說」當作「設」，形聲相近而誤。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舊本段。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注謝短篇。
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劉歆說同，見漢書五行志。注詳感虛篇。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歸藏）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先孫曰：此文多訛挩。夏、殷二易，不宜同出烈山。下「烈山氏」當作「歸藏氏」。「周人曰周易」，當作「周人因之曰周易」。朱震漢上易傳引姚信云：「連山氏得河圖，（烈、連一聲之轉。）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玉海三五同。）並與此說同。當據以校正。暉按：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路史發揮一并引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帝王世紀亦言：「殷人因黃帝曰歸藏。」與姚信說異。此文既謂夏人因烈山為連山，周人因伏羲曰周易，則殷人因歸藏曰歸藏，當同姚信說也。餘注謝短篇。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周禮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注：「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每卦八，別者重之數。」疏云：「經卦皆八者，連山、歸藏、周易皆以八卦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為本。據周易以八卦為本，是八卦重之，則得六十四。」據此，則「卦」下脫「皆八其別」四字。若作「經卦皆六十四」，則差之遠矣。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漢書藝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易正義曰：「周公作爻辭。」按諸儒以易為三聖重業，即伏羲、文王、孔子。（漢書藝文志、前謝短篇同。）言周公，自此始。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
既不知易之為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為周易，則禮亦宜為周禮。漢人稱士禮曰禮，即今儀禮。注謝短篇。六典不與今禮相應，六典，注謝短篇。今禮未必為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為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
說禮者，皆知禮也。（為）禮〔為〕何家禮也？孫曰：「為禮何家禮也」，當作「禮為何家禮也」。「禮為」二字誤倒。下文云：「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故此云：「禮為何家禮也？」若作「為禮何家禮也」，不可通矣。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見論語為政篇。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為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後漢書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肅宗親臨稱制，又詔高才生受古今尚書，雖不立學官，皆擢第為講郎，給事近署。」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是於仲任時，古文學已盛。此云「不興」者，蓋據不立學官言也。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學曰：「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於學官。」舊本段。
說論者，島田翰曰：「論」即「論語」省略，古書往往有此例。或云「論」下當有「語」字，此誤脫。未知孰是。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知〕周以八寸為尺，島田翰曰：「但」下當有「知」字。此蓋誤。禮記王制鄭注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說文夫部：「周制八寸為尺。」尺部：「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白虎通曰：（通典禮十五引。今佚。）「夏法日，日數十也。日無不照，尺所度無所不極，故以十寸為尺。殷法十二月，言一歲之中無所不成，故以十二寸為尺。周據地而生，地者陰也，以婦人為法，婦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
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鄭玄曰：「論語，仲弓、子夏等所定。」困學紀聞七曰：「或問論語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猶以子稱，何也？曰：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羅豫章二程語錄曰：『伊川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按：論語載有孔子弟子言行，此云「共紀孔子」者，論語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云云，藝文志引作「孔子曰」。又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說苑建本篇作「孔子曰」，是諸弟子亦述師聞也。敕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四書考異總考九論語原始曰：「王氏云，論語本數十百篇，殊覺駭聽。然溯未輯論時言之，亦未可謂其夸誕。王此言，當時必更有本，今不可稽。」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島田翰曰：「以但」當作「但以」，此蓋誤倒。暉按：王本、崇文本作「但以」，今據乙。精簡二尺四寸，傳記一尺。詳謝短篇。量知篇云：「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尚書序疏：「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大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漢世通謂論語為傳。以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四書考異論語稱傳考曰：「論語、孝經等博士，當時亦稱傳記博士。其所以謂傳，邢氏論語疏與書正義說同，孔、邢二氏之說，必無以易。」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隋書經籍志：「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同出」謂出孔壁而安國獻之也。此云武帝發取，其說獨異。注佚文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孫世揚論語考曰：「魯」字疑衍，下「齊、魯」同。「九」當作「七」，合齊、古乃為三十篇。章太炎曰：漢書藝文志論語家有孔子家語及孔子徒人圖法二書，太史公述仲尼弟子又提及弟子籍一書，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書在內。孫曰：「齊、魯二，河間九篇」，當作「齊、魯、河間九篇」。「二」字涉上下諸「二」字而衍。合齊論語、魯論語、河間論語為九篇，加古論語二十一篇，正得三十篇。至於仲任此說，與漢儒所言並異。翟灝四書考異論之曰：「河間論語，不惟漢志不載，諸儒皆絕口不言。據云古文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當時齊論已多於古二篇，則河間論語當有七篇。漢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卷。燕傳猶言燕論語，疑即河間論語。河間故趙地，偪近於燕，或河間獻王得自燕境，因一稱燕傳歟？」劉寶楠論語正義曰：「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別有齊、魯合河間為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為三十篇。古論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博士轉難曉，此皆無稽之說，不足與深辨也。」黃以周儆季文鈔曰：「漢初稱論語，本不專指今所傳之二十篇。凡孔門師弟子討論之語，皆謂之論語。漢志論語十二家，如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諸書皆屬焉。其在漢初所稱論語，尚不止孔子家語、孔子三朝諸書。時河間獻王好古學，所得論語有數十百篇，本不止三十篇。自昭帝女專讀孔壁諸篇，於是二十一篇勒成一書。仲任斯說，最為覈實。攷古文論語與魯論語目本同，所異者，古文分堯曰篇「子張」以下別為一篇，故魯論二十篇，古文有二十一篇，齊論又別有問王、知道，為二十三篇。河間又附以孔子三朝七篇，為三十篇。論衡於古文二十一篇之下，當云『齊、河間九篇』。『魯』字衍文也。」竊謂諸家所考，似難憑信。「魯」字亦非衍文。疑漢代所傳論語，各本互異，班志本於七略，與王充所論異，不可強同。漢志稱魯扶卿傳魯論，王充謂孔安國授魯扶卿，此又不同。且王充又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可知齊、魯、河間論語中所無者，或古文有之；古文中所無者，或齊、魯、河間有之。以四種論語較之，折累而言，即以齊、魯、河間論語所有而為古論所無者，得九篇而已。若謂齊論比古論多二篇，河間論語多七篇，以符九篇之數，必不合矣。蓋班氏所注，與王氏所見之書，自不同也。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孫世揚曰：「女」字疑誤。昭帝讀之，而曰「未云有明」。見本紀。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藝文志曰：「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各弟子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引傅子曰：「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論語皇疏序曰：「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并謂弟子論纂孔子之語。故曰「論語」。章太炎曰：「論語命名，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乃扶卿所名。」即本此文為說。四書考異論語稱傳考曰：「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為論語矣。漢文帝朝已置論語博士，王充云：『孔安國以授扶卿，始曰論語。』非也。」孫世揚曰：「據論衡此文，則扶卿之學，傳自孔安國。而藝文志以為扶卿傳魯論，是魯論本出於古文也。藝文志傳齊論者有王吉以下六人，皆後於孔安國。其膠東庸生，則孔之再傳弟子也。（見儒林傳。）似壁中古文未出以前，不得有論語之書；古文出，而孔安國以教扶卿，始曰論語，似前此亦不得有論語之名。考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則論語之名，不自安國始名。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諸多稱引，是論語之書，不自古文始傳。蓋『論語』之名，初甚廣泛，凡記孔門言行者，如三朝記及仲尼閒居、孔子燕居之類，以及家語二十七篇、孔子徒人圖法二篇，悉以為稱，故王充言論語有數十百篇也。秦火以後，傳誦不絕，而未有專師授受，故賈、董輩雖肄業及之，而史不明言其傳授。王充言漢興亡失者，亦謂其散亂不治而已。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壁中古文論語，（見藝文志及說文序。）還之孔氏安國，以授扶卿，自是論語之名始有限制，論語之學始有專師。此王充所謂始曰論語，別於前此之泛稱論語者矣。」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元本重「篇」字，今據補。「讚」字疑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問，以織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溫故知新，可以為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謝短篇亦有此文。作「古今不知」。舊本段。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見孟子離婁上。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為春秋。」此蓋出春秋緯也。公羊傳卷一徐疏，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者，道春為生物之始，而秋為成物之終，故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說〕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說」字今以意增。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春秋說題辭曰：「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又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類聚五五、御覽六０九。）偽孔書序曰：「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疏引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以上諸文，并與仲任所引前說同。後一說，亦見須頌篇，彼文云：「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釋文序錄。）義與後說同。漢人解「尚書」之義，有出此二說之外者。書序疏引鄭玄書贊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璿璣鈐云：『因而謂之書，加上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史通六家篇引尚書璇璣鈐云：「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鄭氏本璇璣鈐，為今文，而與仲任不同者，皮錫瑞曰：「仲任所引皆今文說，而與鄭不同者，仲任習歐陽尚書，所引蓋歐陽說；鄭君殆用夏侯說，故不同歟？」又按：「釋名釋典藝曰：「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始而書其時事也。」與上列三說並異。授事相實而為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元本「謂」作「言」，「言」作「者」，朱校同。按：元本義長。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縣官謂天子。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公羊、穀梁皆以日月為例。公羊隱元傳：「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何注：「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又三年傳：「日食，則曷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又云：「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謁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桓十七年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何注：「去日者，著桓行惡，故深為內懼，其將見殺無日。」穀梁隱元年傳：「不日，其盟渝也。」楊疏：「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為例，自餘皆否。此傳凡是書經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記事，必當具文，豈有大聖脩撰，而或詳或略？故知無日者，仲尼略之，見褒貶耳。」傳又云：「卑者之盟不日。」又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又八年傳：「外盟不日。」凡此之例，皆謂故使日月不具也。唐陸淳春秋纂例，謂公、穀以日月為例，皆穿鑿妄說。失（夫）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先孫曰：「失」當為「夫」。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冬〕夏，盼遂案：「及」疑當為「冬」之誤字，古「冬」與「及」字形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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