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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量之谨
《舜典》：同律度量衡。
孔颖达曰：“律者候气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于律。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两，皆取法于律。”
蔡沈曰：“律谓十二律，六为律、六为吕，凡十二管，皆径三分有奇，空围九分，而黄钟之长九寸。既以之制乐而节声音，又以之审度而度长短，则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之审量而量多少，则黄钟之管其容子谷黍中者一千二百以为龠，而十（当作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以之平衡而权轻重，则黄钟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铢，两龠则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此黄钟所以为万事根本，诸侯之国其有不一者则审而同之也。”
臣按：律者候气之管，所以作乐者也，而度量衡用以度长短、量多寡、称轻重所用与律不同，而帝世巡守所至，同律而必及于度量衡，何哉？盖以度量衡皆受法于律，于此审之，三者之法制皆与律同斯为同矣。诚以是三物者，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钟，而与候气之律同出于一，按律固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圣人制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然圣人不徒因律而作乐而用之于郊庙、朝廷之上，而又颁之于下，使天下之人用之以为造作、出纳、交易之则焉。其作于上也有常制，其颁于下也有定法，苟下之所用者与上之所颁者不同，则上取于下者当短者或长、当少者或多、当轻者或重，下输于上者当长者或短、当多者或少、当重者或轻，下亏于民，上损于官，操执者有增减之弊，交易者有欺诈之害，监守出纳者有侵克赔偿之患，其所关系盖亦不小也。是虽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帝王为治尚不之遗，而况后世民伪日滋之时乎？乞敕所司，每正岁申明旧制，自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量、斗斛、权衡，使凡收受民间租税器物不许过则，又于凡市场交易之处悬挂则样以为民式，在内京尹及五城兵马司官、在外府州县官，每月一次校勘，宪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验，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禹也），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遗也）厥子孙。关（通也）石和（平也）钧，王府则有。
蔡沈曰：“典则，治世之典章法度也。百二十斤为石，三十斤为钧，钧与石，五权之最重者也。关通以见彼此通同，无折阅之意；和平以见人情两平，无乖争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临天下，典则法度所以贻后世者如此，至于钧石之设，所以一天下之轻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为子孙后世虑，可谓详且远矣。”
臣按：圣人本律作器以一天下者，非止一钧石也，而《五子所歌》举大禹所贻之典则，止言钧石而不及其他，何哉？先儒谓法度之制始于权，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是权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故以钧石言之。嗟夫，万物之轻重取信于权衡，五权之轻重归极于钧石，是虽一器之设而与太宰所掌之六典、八则同为祖宗之所敷遗，承主器而出治者，乌可荒坠先祖之绪哉？
《周礼》：内宰，凡建国，佐后立市，陈其货贿，出其度量。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同其数器，壹其度量。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十有一岁同度量、同数器。
臣按：三代盛时所以制度量以定长短多寡，以取信于天下者，非但王府则有，凡诸侯之国、道路之间莫不有焉。天子时巡则自用以一侯国之制，非时巡之岁则又设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是以当是之时，一器之设、一物之用莫不合于王度而无有异同，否则，非但不可行且有罪也，此天下所以一统也欤。
典瑞，璧羡以起度。玉人，璧羡度尺、好（璧孔也）三寸，以为度。郑玄曰：“羡者不圆之貌，盖广径八寸、袤八尺以起度。”
蔡元定曰：“按《尔雅》‘肉倍好谓之璧’。羡，延也。此璧本圜，径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两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为璧也，裁其两旁以益上下所以为羡也，袤十寸、广八寸所以为度尺也。以为度者，以为长短之度也，则周家十寸、八寸皆为尺矣。陈氏言以十寸之尺起度，则十尺为丈、十丈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则八尺为寻、倍寻为常。”
王昭禹曰：“夫度在礼则起于璧羡，在乐则起于黄钟之长，先王以为度之不存则礼乐之文熄，故作璧羡使天下有考焉。”
臣按：班固《汉志》“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十毫为一厘，十厘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则尺固当以十寸为正，矧天地之数生于一而成于十，十者天地之足数也，以是为度以定万物之长短，岂非一定之理、中正之道哉？璧羡既起十以为丈引，又起八以为寻常，则非一定矣。设欲用八去其十之二，是则八也又何用别为之制哉？臣愚以为璧羡虽古人之制，然宜于古而未必宜于今也，请凡今世所用之尺，壹以人身为则。谨考许慎《说文》“寸，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动旗谓之寸口”，十分为寸则十寸为尺也，宜敕有司考定古法，凡寸以中人手为准，铸铜为式以颁行天下，凡所谓八寸、六寸之尺虽古有其制，皆不得行焉，则用度者有定准、制造者有成法矣。或曰人之手有短长、体有肥瘠，乌可据以为定哉？曰自古制度者或以参黍、或以丝忽，地之生黍岂皆无大小，蚕之吐丝岂皆无粗细，何独致疑于人身哉？且身则人人有之，随在而在，拟寸以指、拟尺以手，虽不中不远矣。
氏为量。改煎（炼也）金锡则不耗（不复减耗），不耗然后权之，权之然后准（水平）之，准之然后量（量以黍）之，量之以为（容六斗四升）。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实一釜；其臀一寸，其实一豆（四寸为豆）；其耳三寸，其实一升（两龠为合，四合为升）；重一钧（三十斤），其声中黄钟之宫。概（所以为平）而不税（不征其税），其铭曰：“时（是也）文（文德之君）思索（思索以求其理），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
王昭禹曰：“量之为器，内方而外圜，则天地之象也；其臀一寸，其耳三寸，则阴阳奇耦之义也；其重一钧，则权衡之法寓焉；其声中黄钟，则律吕之法寓焉。夫黄钟为律之本而宫为五声之纲，量之所制，其本起于黄钟之龠，其成也，声又复中于黄钟之宫，岂非以天下之法于此乎出，而五则之法于此乎成欤？非特此也，宫于五行为土、于五常为信，则以量为法则之主，且以立信于天下也，惟其立信于天下，故与天下为公平而不敢私焉。”
郑敬仲曰：“量之为物，其粗则寓于规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极于天下之精微，盖出于时文之思索而归诸大中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芘者也，虽童子适市莫之或欺矣。出之以内宰，掌之以司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观四国也，舜之巡守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谨权量，四方之政行焉’，《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所谓‘永启厥后，兹器维则’者也。”
臣按：先儒谓栗之为义，有坚栗难渝之义，使四方观之以为则，万世守之以为法，以立天下之信，无敢渝焉。所以名工谓之干氏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锡为之，外圜而内方以象天地，后世则改用木而内外皆方，失古意矣。古昔先王所以垂典则于子孙，以示四方、信后世者，既有所谓大经大法，而于器物之制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岁久而易坏也，又必熔炼金锡而铸为之器，权其轻重之剂、准其高下之等，既精既坚，无余无欠，刻为铭文以为世则，置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后世之范，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以此为防，末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贷，以暗收人心、潜移国祚如齐陈氏者，然后知古先哲王于巡守之时必同度量衡，于行政之初必审权量，非故为是屑屑也，其为虑一何远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即《诗》言“南东其亩”也）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陈澔曰：“古者八寸为尺，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计之，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与此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不相应，里亦仿此推之。”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者，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后世田不井授，凡古之沟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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