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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籍之储
《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愊》。
朱熹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天下事有古未之为而后人为之，固不可无者，此类是也。”
徐几曰：“上古民淳事简，事之小大惟结绳以识之亦足以为治，至后世风俗俞薄，欺诈日生，而书契不容不作矣。书，文字也；契，合约也。言有不能记者书识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验之。”
程龙曰：“十三卦制器尚象，凡所以为民生利用安身、养生送死之道已无遗憾矣，然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卒归之《愊》之书契，何也？盖器利用便则巧伪生、忧患作，圣人忧之，故终之以书契之取象，其视网罟等象虽非一时之利，实万世之大利也。故结绳初易为网罟，终易为书契，圣人以定大业、断大疑悉于书契乎，观百官、治万民察诚非书契不可也。十三卦终以《愊》卦之取象，圣人之意深矣。”
臣按：此字书之祖，万世书契之所自出、文学之所繇宗者也，岂特一时治百官、察万民而已哉？然万世之下所以治百官、察万民者皆永赖焉，夫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圣人作为书契以垂万世之用为此而已，后世乃至用之以驾虚诞之说、纪浮夸之辞、载怪僻之事、写淫荡之情，岂圣人始制文字之意哉？
《周礼》：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东西为广）轮（南北为轮）之数，辨其山（积石曰山）林（竹木曰林）、川（注渎曰川）泽（水钟曰泽）、丘（土高曰丘）陵（大阜曰陵）、坟（水涯曰坟）衍（下平曰衍）、原（高平曰原）隰（下湿曰隰）之名物。
郑玄曰：“土地之图，若今郡国舆地图。”
臣按：此即后世地志、图经之所始也。《周礼》大司徒之职首以建邦之土地之图为任，可见地官为职所以佐王安扰邦国者，虽无所不统而其最当切而先者，万民之数、九州之域、五土之名也，后世图经、地志盖原于此。国朝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编类天下郡县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大明志》。永乐十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采摭事实，然未成书。英宗皇帝乃命儒臣因其旧修成一书，命曰《大明一统志》，然所辑者皆沿前代之旧，载古今事迹，纪形胜、备风俗、考沿革、广见闻，前古所未有也。揆之于大司徒所掌之图则倍之矣，然所谓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数则未备焉。臣请于地图之外，依《周礼》别为一籍，凡天下两畿十三藩及府州县皆各为一图，县合于州、州合于郡、郡合于藩，总为天下图，掌于户部，凡其疆域、道理、山川、物产、里数、户口、钱谷应所有者皆具其中，一有取舍敛散，按图而考其实，粲然如指诸掌也。此成周盛时，大司徒佐王安扰邦国之首务。
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
郑玄曰：“志谓记也，《春秋》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系世则帝系，《世本》之属也。”
王昭禹曰：“父谓之昭，子谓之穆，父子相代谓之世，世之所出谓之系。奠系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书，小史则定而辨之。”
臣按：古者封建之制行，分土列爵各有分地、各有分民，而在其邦国者亦各有其国之私书，所谓志者是也。志虽作于侯国而籍则掌于王官，其事之大者在奠系世、辨昭穆焉。后世封建之制废，仕者无世官、无分地，然魏晋以来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繇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繇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所以人尚谱牒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代以来其书散佚不传，非独无官秘阁、左户之藏，而士大夫能通谱牒之学者盖亦鲜矣。今制，惟勋臣、武胄有世官者，袭替之际具其宗图，藏在所司，而文臣之初应举入官者亦一具家状，既仕之后不复究矣，此亦一缺典也。
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记也），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
郑玄曰：“外令，王令下畿外也。四方之志，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三皇五帝之书，所谓三坟五典也。”
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则下以知风俗之所向，三皇五帝之书则上以考古昔之所行。”
臣按：孔安国曰：伏羲、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者皆聚此书也。今外史所掌者四方之志，其九丘之类也；三皇五帝之书，即所谓三坟五典也。达其名于四方，使天下之人皆知有此书也。今世天下郡县皆有图经、地志，藏其副于学校，而总收于礼部，藏于内阁，朝廷又颁五经四书于天下学校，使校官掌之，亦周官外史之遗意也。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之图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则其所掌者特图而已。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则其所掌典非特图也，又掌其地焉。邦国，诸侯之国也；都鄙，邦国之采邑也。自邦国、都鄙至于蛮、夷、闽、貉、戎、狄，虽有内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视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财用之所出、九谷之所生、六畜之所产，其数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数则列而计之也，要则总而计之也，利则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则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则将以兴其利而除其害也。”
臣按：先儒谓掌天下之地图而隶于司马，谨之也。战国策士每言窥周室则可以按图籍争天下，汉大将军王凤亦云《太史公书》有地形厄塞，不宜在诸侯王，然则古人图志虽司徒营之，即藏之司马，秘不得见，所以弭盗而防患也。萧何入秦，独收图籍，自汉掌之司空，浸以泄露，当时如淮南诸王皆按舆地图谋变，以此知古人之虑远矣。观此说则知古人重图籍有如此者，唐人设兵部，属有四，一曰职方部，我朝因之。职方所掌者兵戎、边防之政，而沿边图本实在焉，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尔。
《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国曰：“伏羲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繇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程颐曰：“所谓大道，若性与天道之说，圣人岂得而去之哉？若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后世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不去也。或者所谓羲、农之书乃后人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为神农之言，及阴阳权变、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虽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
臣按：三坟五典之说始见于此，孔安国谓此即上世帝王遗书，则是书之来也久矣。《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此书之掌于朝廷官职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此书之传于学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书存于世者惟尧、舜二典，其他如九头、五龙、摄提等十纪，其说荒诞不经，其后宋毛渐所得之《三坟》则又伪妄显然，断非古昔圣神之旧典也。孔子删《书》始于尧、舜，所以为万世法者，皆日用常行之理，万世帝王为治之大经大法无出此者矣。
《史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
孔安国曰：“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
朱熹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赞《周易》，皆传先王之旧。”
臣按：万世儒道宗于孔子，天下书籍本于六经，六经者万世经典之祖也，为学而不本于六经非正学，立言而不祖于六经非雅言，施治而不本于六经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继天而建极阐道以为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谓崇尚之者，非谓加其封号、优其祀典、复其子孙也，明六经之文使其义之不舛，正六经之义使其道之不悖，行六经之道使其言之不虚，夫然斯谓崇尚孔子也已。
秦始皇三十四年，烧《诗》《书》、百家语。
臣按：秦无道之罪十数，如坏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类，然皆一时之事也，继其后者苟一旦兴改革起废之心，其弊端可撤而去，其坠绪可寻而理也，若夫《诗》《书》、百家语皆自古圣帝明王、贤人君子精神心术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义事功之大、建置议论之详，所以阐明已往而垂示将来者，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累千百人之见、积千万年之久而后备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时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为飞烟、荡为寒灰，以贻千万世无穷之恨。呜呼，秦之罪上通于天矣，始皇、李斯所以为万世之罪人欤。
《汉书艺文志》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杂也）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诸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毕也），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与集同）略”（谓诸书之总要）、有“六艺略”（六艺，六经也）、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臣按：此前汉藏书之始末。夫自唐、虞、三代之书至于孔子而备，历春秋战国之世，至于嬴秦而缺。汉高祖时，战争未息，文、景时谦让未遑，武帝者出，始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至于成帝，又遣求书之使，命校书之官，哀帝又命官以辑其略焉。夫献书之路不开则民间有书无繇上达，藏书之策不建则官府有书易至散失，欲藏书而无写之者则其传不多，既写书而无校之者则其文易讹，既校之矣，苟不各以类聚而目分之则其于检阅考究者无统矣。后世人主有志于道艺而留心于载籍者，尚当以汉世诸帝为法。
成帝河平三年，上以中秘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之。
臣按：汉以来遣使求书始此。夫自秦人焚书之后，书籍散亡多矣。汉兴，始收之开献书路，置写书官、兴藏书府，稍稍复集。至成帝世，又颇散失，乃遣谒者求遗书于天下。呜呼，书之在天下，乃自古圣帝明王精神、心术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类义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多，卷帙浩繁，难于聚而易于散失，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谨而购访之勤，安能免于丧失哉？不幸而有所丧失，明君良佐咸以斯文兴丧为念，设法招求，遣使搜采，悬赏以购之，授官以酬之，使其长留天地间永为世鉴，以毋贻后时之悔，岂不韪欤？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明帝幸三雍，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监决，如石渠故事。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臣按：此后汉书籍之始末。书籍自经秦火之后，固已无复先王盛时之旧，汉兴多方求之，至哀帝时，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有禁中、外台之别，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殊，古书渐渐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乱，焚烧无遗。盖秦火之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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