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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经术以为教（中）
程颐曰：“《礼记》杂出于汉儒，然其间传圣门绪余及格言甚多，如《乐记》《学记》之类无可议者，《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择之，如《王制》《礼运》《礼器》，其书亦多传古意。”又曰：“《礼记》除《中庸》《大学》，惟《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记》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朱熹曰：“《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读《礼记》而不读《仪礼》，则许多理俱无安着处。”
又曰：“或谓《礼记》乃汉儒说，恐不然。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礼记》中说话来？如《乐记》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来流传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礼记》一书杂出于汉儒，然非汉儒所能作，乃其所传记者也。《大学》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缁衣》公孙尼子作，《月令》吕不韦作，《王制》文帝时博士刺经作。臣窃以为，《易》《书》《诗》《春秋》四经之外，帝王之良法、圣贤之格言杂出于四十九篇之中详矣，是诚学者致知之要、人君为治之法也。《易》言阴阳，《书》言政事，《诗》言性情，《春秋》言名分，然皆主于一事，惟礼之为书无所不载，大而三才、五典，细而庶类万事，与夫治道之常、礼节之变，无不曲备而旁通焉。臣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采辑诸书，而于是书所取为多。
又曰：“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于日用常行者看。”
臣按：《礼记》一书虽专以礼名，而礼之为礼不止于一，读者当以礼为主而分四科以类考之，先儒谓四科礼也、仪也、乐也、制度也，以吉、凶、军、宾、嘉节目之大者归之礼，以应对、进退、坐立、趣行节目之大者归之仪，声律、歌舞、音容、节奏归之乐，封井、宗学、宫室、器服归之制度，以此四科读此四十七篇，思过半矣。
周行己曰：“圣人制为冠、昏、丧、祭、朝聘、乡射之礼，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其形而下者见于饮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极于无声无臭之微，众人勉之，贤人行之，圣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与其家与其国与其天下者，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又曰：“秦氏焚灭典籍，三代礼文大坏，汉兴购书，《礼记》四十九篇杂出诸儒传记，不能悉得圣人之旨，考其文义时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义博，学者博而约之，亦可以弗畔。盖其说也粗在应对、进退之间，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习而卒于圣人之归。”
臣按：《礼记》之书，天下之事无所不载，而专以礼名者，其大要在礼也。虽然，天下之事何者而非礼哉？盖儒者之事无一而非礼，学而非礼则为异端，治而非礼则为伯道，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国有礼则治，无礼则乱，事有礼则事为有纪，否则散，物有礼则物为成器，否则废，人无一而可无礼，无礼则非仁矣，仁也者人也，人而无仁则非人矣。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张子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一而非仁也”，由是观之，则知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有仁也。为仁由礼，为礼由敬，则此圣人传心之要，治国平天下之基所由建立者也。
吴澂曰：“汉兴，得先儒所记礼书二百余篇，大戴氏删为八十五，小戴氏又损益为四十三，《曲礼》《檀弓》《杂记》分为上下，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乐记》，郑氏从而为注，总四十九篇，精粗杂记靡所不有。秦火之余，区区掇拾，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虽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往往赖之而存。”
臣按：《礼记》四十九篇，宋儒表章《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为四书，今其所存者四十七篇，吴氏以其类相从以为《纂言》，然非古经之旧也。夫经文繁杂，虽若不一而吾之心则一焉，以吾纯一之心而精择夫不一之言，一权衡之以吾圣人之道，所谓大中至正焉者本之以正心修身，据之以循常应变，用之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六经之道同归矣。（以上《礼记》）
子所雅（常也）言，《诗》《书》、执（守也）礼皆雅言也。
朱熹曰：“《诗》以理性情，《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也。”
臣按：先儒谓此章即圣人言语之节，而见其立教之法，《诗》《书》、执礼是夫子所常言，曰利、曰命、曰仁是夫子所罕言，怪、力、乱、神是夫子所不言，夫子雅素之言止于如此，若性与天道则有不可得而闻者，要在默而识之也。噫！生人之德莫大乎仁，天赋之理莫先乎性，仁乃圣人所罕言，性则大贤所不得闻者也。今世三尺童子读书未识偏旁，开口便谈性命，圣门之教岂若是哉？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朱熹曰：“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乐有五声十二律，更唱迭和以为歌舞，八音之节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查滓，故学者之终所以至于义精仁熟而自和顺于道德者，必于此而得之，是学之成也。”又曰：“按《内则》，十岁学幼仪，十三学乐诵《诗》，二十而后学礼，则此三者非小学传授之次，乃大学终身所得之难易、先后、浅深也。”
程颐曰：“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特以道学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故能兴起，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况学者乎？是不得兴于《诗》也。古人自洒扫、应对以至寇、昏、丧、祭莫不有礼，今皆废坏，是以人伦不明，治家无法，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难。”
真德秀曰：“自周衰，礼乐崩环，然礼书犹有存者，制度文为尚可考，寻乐书则尽缺不存，后之为礼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乐尤甚，今世所用大抵郑卫之音，杂以夷狄之声而已，适足以荡人心、坏风俗，何能有补乎？然礼乐之制虽亡，而礼乐之理则在，故《礼记》谓‘致礼以治身，致乐以治心，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庄敬者礼之本也。和乐者乐之本也。’学者诚能以庄敬治其身，和乐养其心，则于礼乐之本得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诗》虽云难晓，今诸儒发明其义了然可知，如能反复涵泳，其可以感发兴起，所谓兴于《诗》者，亦未尝不存也。”
臣按：先儒谓无程氏之说，后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难；无真氏之说，后世遂果以成材为难矣。然则人材之成，果难乎易乎？曰上之人立教以成之则易，下之人奋志以为之则易，上无其教、下无其志而欲人材之成难矣。如此，则世乏良材、国无善治，后世所以不如古，其在此欤。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朱熹曰：“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品节详明而德性坚定，故能立。”
臣按：圣门之教以《诗》、礼为先，盖口之所讽咏者温柔敦厚之言，身之所检束者恭俭庄敬之体，如此，则可以造于成德达材之地矣。圣人所以教其子与其门人，皆不外乎此也。
《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真德秀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经之道，上之所以为教者此也，下之所以为学者此也，上因性以为教，下亦因学以为俗，故观其国之俗即知其君之教。学《诗》则能感发其性情之正，故其为人温和而柔顺、敦笃而厚重；学《书》则通知古今治乱之理，故其为人疏明不滞而所见者远；乐以道和，故学之者开广而博大、平易而温良；《易》道简洁精深，礼主于恭俭庄敬，故学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德；《春秋》连属其辞，比次其义，以寓是非褒贬之旨，故凡能如是者，必有得于《春秋》者也。古之学者学一经必得一经之用，曰其为人则气质俱化，习与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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