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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见于唐玄宗所制《孝经序》，其言本何休《公羊传序》，序之言则出于纬经《孝经钩命决》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安国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
金履祥曰：“《春秋》起隐公元年己未之岁，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又曰：“鲁旧自有《春秋》，东迁之后书法失周公制作典礼之意，善恶是非不明，虽弑逆之变亦多不书，其实使为臣者不知此义陷于弑逆之罪而不觉，为人君者不知此义前后有谗贼而不见，故孔子因鲁史之旧而修之，使是非褒贬昭然可见，因此而鉴戒明，乱臣贼子惧，致治之法可垂万世，故谓之作。”
臣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则《春秋》一书诚圣人志向之所在也。圣人之志在于尊王，然有其德而无其位，虽欲尊王将何以行其志哉？于是假鲁史作《春秋》以伸吾之志，是以一书之中，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凡所书者无非寓吾尊王之志，而后之训释者不知圣人之志之所在，因一事而为一说，非圣人志矣。惟孟子受学孔子之孙，独得圣人之志于书法之中，而为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即此一言解此一书，圣人之志昭然明白于天下后世矣，诸儒纷纷之说可一洗之。
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张栻曰：“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者，乱臣贼子之情伪毕见而讨绝之法著焉，施于万世皆无所遁其迹故也。”
臣按：乱臣贼子之所以惧者，以其所行所为悖天子之典礼、犯天子之刑宪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朱熹曰：“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因而笔削之，始于鲁隐公之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乘》义未详，赵氏以为兴于田赋乘马之事，或曰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梼杌》，恶兽名，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取记恶垂戒之义也。《春秋》者，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此三者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春秋之时，五伯迭兴而桓文为盛。史，史官也。窃取者，谦辞也，《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亦如此，盖言断之在已，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
尹焞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
臣按：《诗》以言志，《春秋》以纪事，理虽同而体制则异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岂继《诗》之具哉？而孟子以是为言，而解者曰“《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夫雅者王者燕享会朝之诗，《春秋》所纪者岂其伦哉？然谓王者迹熄而《诗》亡，谓之迹则似有所指之处，非泛言也。臣窃意以为，先王盛时，诸侯岁朝于天子，考礼正刑以一其德，天子于是考之正之而加赏罚焉。诸侯既朝之后，天子五年一巡守，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其君德之善否、其国政之得失、其民风之美恶见于民俗歌谣之间者皆得以上闻，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刑赏之典焉。至于周衰，诸侯不复朝觐，天子不复巡守，太师不复采诗，而民间之美刺不复上闻，天子之赏刑不复施于列国矣，所谓《诗》亡也。孔子乃假鲁史以作《春秋》，因诸侯之行事加以笔削之公，而寓天子刑赏之意焉。盖《诗》列十有一国之风，《春秋》亦纪二十有三国之事；《诗》有美刺，《春秋》有褒贬，此《春秋》之作所以继于《诗》亡之后也欤？或曰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始作，然《柏舟》《硕人》等诗皆平王以后之作，焉得谓之《诗》亡？曰是时诗虽作于民间，而不采之以闻于天子，有亦如无，虽谓之亡可也。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正之，此《春秋》所以无义战也。”
臣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诸侯有罪，天子正之，义也；天子不自征，命诸侯征之，亦义也。以诸侯伐诸侯而不禀命于天子，则非义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左氏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辞微）而显（义显），志（记也）而晦（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婉（曲也）而成章（篇也），尽而不污（谓尽其事实无所污曲），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穀梁传》曰：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庄周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也，议而不辨。”
司马迁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去声），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逆诛死之罪，其实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苏轼曰：“孔子因鲁史记为《春秋》，一断于礼，凡《春秋》之所褒者礼之所与也，其所贬者礼之所否也，《记》曰：‘礼者所以别嫌、明微、定犹与也，而《春秋》一取断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礼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臣按：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王通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舍则无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
韩愈曰：“《春秋》谨严。”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程颐曰：“《春秋》之法极谨严，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韩子之言深得其旨。”
周惇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宜乎万世无穷，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
程颐曰：“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断例始见法之用。”
又曰：“五经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又曰：“《春秋》传为案，经为断。”又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又曰：“自伏羲、尧、舜历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质，因袭损益，其变既极，其法既详，于是孔子参酌其宜以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颐作《春秋传序》曰：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奥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而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而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
臣按：程颐谓“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杜预序《左传》亦曰：“优而柔之使自休之，餍而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二子之言前后相契，是诚读书之法，非但《春秋》也。然《春秋》圣人所亲笔者，其用意尤深，必如此玩味之然后有所得而造其微也。
张载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臣按：公羊、穀梁、左丘明虽及见孔子而不能尽知孔子所以作经之大意，惟孟子以亚圣大贤之资，从学孔子之孙，得其家传而知其大指所在。张载谓惟孟子为能知之，观其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一言可见，其所知非诸儒所及，诸儒千言万语皆不出乎此也。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贬，非有意于其间，故曰《春秋》尽性之书也。”又曰：“《春秋》为君弱臣强而作，故谓之名分之书。”又曰：“圣人之经，浑然无迹如天道焉，《春秋》录其事而善恶形于其中矣。”
又曰：“《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过而学《春秋》，则大意立矣。”又曰：“五伯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后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录之。”
杨时曰：“《春秋》正是圣人处置事处，他经言其理，此经言其用，理既明则其用不难知也。”
胡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消人欲复天理莫深于《春秋》。”
李侗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徙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胡安国曰：“《春秋》为诛乱臣贼子而作，其法尤严于乱贼之党。”又曰：“通于《春秋》然后能权天下之事。”
又曰：“《春秋》之文有事同则词同者，后人因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词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法外通例者，斯得之矣。”
安国《春秋传序》曰：“古者列国各有史官掌记时事，《春秋》，鲁史尔，仲尼就加笔削，乃史外传心之要典也。而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纲解纽，乱臣贼子接迹当世，人欲肆而天理灭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为己任而谁可？五典弗惇，己所当叙；五礼弗庸，己所当秩；五服弗章，己所当命；五刑弗用，己所当讨。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圣人以天自处，斯文之兴丧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着明也。’空言独能载其理，行事然后见其用，是故假鲁史以寓王法，拨乱世反之正。”又曰：“《春秋》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恶则发乎《诗》之情，酌古今则贯乎《书》之事，兴常典则体乎礼之经，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
朱熹曰：“《春秋》以形而下者说上那形而上者去。”又曰：“《春秋》皆乱世之事，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又曰：“周衰，王者之赏罚不行于天下，诸侯强陵弱、众暴寡，是非善恶由是不明，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夫子因鲁史而修《春秋》，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
又曰：“《春秋》大指，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字字有义也。”又曰：“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又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秋》之大指也。”又曰：“《春秋》本明道正谊之书，后人止较齐晋伯业优劣，反成谋利，大义晦矣。”
又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
张栻曰：“《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穷理之要也。观其书，取其大义数十，断为定论而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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