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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经术以为教（上之中）
《书》曰：诗言志。
朱熹曰：“心之所之谓之志，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诗言志’。”
臣按：此万世言诗之始。先儒谓自有天地万物而诗之理已寓，婴儿之嬉笑、童子之讴吟皆有诗之情而未动也，桴以蒉、鼓以土、龠以苇皆有诗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顺则之谣、元首股肱之歌皆诗也，故曰“诗言志”。至于五子述大禹之戒，相与歌咏，伤今而思古，则变风、变雅已备矣。
《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朱熹曰：“心之所之谓之志，而《诗》所以言志也。”臣按：先儒谓此一节言《诗》之自出。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朱熹曰：“事有得失，《诗》因其实而讽咏之，使人有所创艾兴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极，又足以达于阴阳之气而致灾召祥，盖其出于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见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朱熹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风、雅、颂之正经常也。女正乎内，男正乎外，夫妇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诗》之始作，多发于男女之间而达于父子君臣之际。故先王以《诗》为教，使入兴于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妇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纲既正则人伦厚、教化美而风俗移矣。”
臣按：先儒谓夫妇之经者孝敬之成也，盖天下之道只从夫妇中出，而夫妇之道又只从中正中来，以此气象事亲则成孝，事君则成敬，由是而人伦厚、教化美、风俗移，皆出于《诗》之功用也。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朱熹曰：“此一条本出于《周礼》大师之官，盖三百篇之纲领管辖也。风雅颂者，声乐部分之名也，风则十五《国风》，雅则大、小《雅》，颂则三《颂》也；赋、比、兴则所以制作风、雅、颂之体也，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盖众作虽多而其声音之节、制作之体不外乎此，故大师之教国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经而三纬之，则凡《诗》之节奏、指归皆将不待讲说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朱熹曰：“风者，民俗歌谣之诗，如物被风而有声，又因其声以动物也。上以风化下者，《诗》之美恶其风皆出于上而被于下也。下以风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则在下之人又歌咏，其风之所自以讥其上也。凡以风刺上者皆不主于政事而主于文词，不以正谏而托意以谏，若风之被物，彼此无心而能有所动也。”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朱熹曰：“国异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统诸侯，故国国自为政；诸侯不能统大夫，故家家自为俗也。正变之说，经无明文可考。”
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朱熹曰：“情者性之动，而礼义者性之德也。动而不失其德，则以先王之泽入人者深，至是而犹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概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礼义固已多矣。”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朱熹曰：“形者体而象之之谓，《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则言王政之大体也。颂皆天子所制郊庙之乐歌，《史记》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所谓四始也。《诗》之所以为《诗》者，至是无余蕴矣，后世虽有作者，其孰能加于此乎？邵子曰‘删《诗》之后，世不复有《诗》矣’，盖谓此也。”
臣按：先儒谓《诗》之作其来远矣，至夫子删《诗》则无余蕴，后世作者连篇累牍，学之者可以兴观群怨乎？用之者可以正得失、动天地、厚人伦、美教化乎？后人读之者又果可以达于政而专对乎？至于风云之状、月露之形则固无益于事矣，若夫哀淫愁怨、导欲增悲则又非徒无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矣。呜呼，后之有作者，当以三百篇为主而不为无实之虚言，虽其体制不皆尽合于古，而亦可以得古诗人之意之仿佛矣乎。
《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朱熹曰：“六德，中、和、祗、庸、孝、友。六律，谓黄钟至无射六阳律也，大吕至应钟为六阴律，与之相间，故曰六间。”又曰：“六吕其为教之本末，犹舜之意也。”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方悫曰：“诗所以言志，风所以从上，诗言之哀乐足以见民风之厚薄，民风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师陈诗焉。”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犹盖也）之，曰思无邪。”
朱熹曰：“《诗》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举大数也。思无邪，《鲁颂沄》篇之辞。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臣按：“思无邪”一言虽足以尽盖一《诗》之义，然学者须于三百五篇一一各考究其义，使无一之不尽，然后蔽以此三言以为诵《诗》三百之要，则可以言《诗》矣。苟颛颛然曰吾思无邪，而于古人之旨趣训诂略不究心，而曰吾通经矣，可乎哉？
子夏曰：“‘巧笑倩（好口辅也）兮，美目盼（目黑白分也）兮，素（扮地）以为绚（采色画之饰也）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朱熹曰：“此逸《诗》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质，而又加以华采之饰，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谓以素为饰，故问之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考工记》曰‘绘画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起犹发也。起予言能起发我之志意。”
谢良佐曰：“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故皆可与言《诗》。”
杨时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其质，礼不虚行，此绘事后素之说也。孔子曰‘绘事后素’，而子夏曰‘礼后乎’，可谓能继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赐可与言《诗》者，以此。若夫玩心于章句之末，则其为《诗》也固而已矣，所谓起予则亦相长之义也。”
臣按：子贡因论贫富之道而知学问之功，子夏则因论《诗》之绘事后素而知礼后之说，二贤者圣人皆谓其始可以言《诗》。先儒谓始字不可轻放过，谓如此触类而长，方才可以读书。然圣人于子贡则先呼其名而继以告诸往而知来者，于子夏则先曰起予而呼其名继焉，盖此理隐然见于言外，因此而可以得彼，此理盎然蕴于胸中，因彼而有以发此，非善学者不能也，而用之以学《诗》尤为亲切，故圣人于此皆呼其名而致其亲切之训，学《诗》者其尚以二贤为法。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朱熹曰：“《关雎》，《周南》国风诗之首篇也。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关雎》之诗，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则不能无寤寐反侧之忧，求而得之则宜其有琴瑟、钟鼓之乐，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称之如此，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情性之正也。”
臣按：先儒谓《关雎》之诗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至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所谓乐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贤才至于寤寐思服、展转反侧，所谓哀而不伤也。学者玩其辞语、审其声音而原其性情之际，则亦有以识其所存所发之正也已。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朱熹曰：“鲁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卫反鲁，是时周礼在鲁，然《诗》乐亦颇残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考订以知其说，晚知道终不行，故归而正之。”
洪兴祖曰：“王者迹熄而《诗》亡，其存者缪乱失次，孔子复得之他国以归，定着为三百五篇，于是雅、颂各得其所。”
臣按：《诗》有三经，风、雅、颂，此言雅、颂而不及风者，先儒谓列国各有不正之声，庙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乐止言雅、颂。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程颐曰：“须是未读《诗》者授以政不达、使不能专对，既读《诗》便达于政、便能专对，始是读《诗》。”又曰：“穷经将以致用也，世之诵《诗》者果能从政而专对乎？然则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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