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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閻若璩百詩撰
平陰朱續晫近堂梓
○第八十一
余向謂偽作古文者，略知曆法。當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變，遂以瞽奏鼓等禮當之。而不顧其不合正陽之義，說具第一卷。今餘既通曆法矣。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曆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距元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三十六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四日二六
○八，冬至四十
○日七九九二，閏餘七日五五四九二一。天正交泛一十七日五六九五九一，入轉五日四三四七七九。經朔三十三日二四四二七九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四一
○五七（入日食限），經朔二十八日五五
○二
○九，入縮曆一百
○五日一二九四五九，縮差二度三五二五，入轉二十五日一九四七
○九，遲差二度九
○
○三，加差四刻八四
○三九，月定朔二十八日五九八六一二（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歲距積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六千
○六十九日九八九二，冬至二十五日
○七
○八，閏餘四日四五八四六二，天正交泛一十三日四二六六一，入轉一十四日九八六八三八，經朔二十
○日六一二三三八，五月朔交泛二十七日三三六八二四（入日食限），經朔二十三日三
○六九三八，入盈曆一百七十二日七二五
○九六，盈差
○度四六四六，入轉二十六日八四二七九六，遲差
○度九
○四七，加差一十一刻三九二七，五月定朔二十三日四二
○八六五（丁亥日巳正初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即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卻又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食在氐末度，亦非房宿也。夫曆法疏密，驗在交食，雖千百世以上，規程不爽，無不可以籌策窮之。以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誤附於「肇位四海」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秋集房之文皆非也。昔《史記》《漢書》、荀悅《漢紀》皆云：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昭垂史冊者，六百四十五年。後魏高允始謂崔浩曰：此史謬也。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眾皆歎服。又後六百二十七年，宋司馬光編《通鑒》，始削去不載。蓋史家之必核實如此。況今曆學大明，敻絕前代，不難盡刊已成之案。而魏晉間《書》乃出一妄男子，多憑虛安處之。論以曆法，則不合於天文；以典禮，則不合於夏製。屢折之於理，既如彼其乖。茲參之以數，復如此其謬。曾謂天下萬世，人兩目盡夾，而無一起而正之者乎？善夫，元行衝有言：章句之士，疑於知新。果於仍故，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予實有此慨歎耳。
按：余向引《詩小傳》謂《詩》皆夏正，無周正。自鄭箋十月之交為周正建酉之月，後虞廣刂造《梁大同曆》，果推之在周幽王六年，疑出於傅會。此亦是未通曆法。時言茲以曆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五十六年，中積七十五萬九百四十二日六十九刻，冬至一十二日三十六刻（丙子日辰時冬至），步至十月建酉朔日得定朔二十七日三十七刻（辛卯日辰正四刻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五十七刻（入日食限），是日辰時日食，非惟虞廣刂，即唐道士傅仁均、僧一行，亦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康成精於曆學，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曆》，注有《乾象曆》，抑歎經解有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孔《疏》云：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似是康成考之方作箋雲。但又以此詩為刺厲王作，自相矛盾，當削此一箋。至康成門人東萊王基雲以曆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為共和之前，尤瞆瞆。此段直可入《正義》。
又按：王伯厚言：考《通鑒》《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曆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曆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疏矣。亦是未通曆法。案呂氏載秦八年有秋甲子朔朔之日之文。始皇八年壬戌，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五百一十九年，中積五十五萬四千八百
○五日六三六，冬至九日四二四（癸酉日），閏餘四日三一九六，天正經朔五日六
○四三
○九（己巳日），加十朔實二百九十五日三
○五九三九，得九月經朔
○日四
○九四（甲子日）。是年秋恰有甲子朔，則歲在涒灘當作歲在淹茂為是。必以涒灘，則維秦六年秋無甲子朔，可知涒灘二字傳寫之訛。宋劉原父，其本朝人推其博學，為秦漢以來所無。予則謂王伯厚似殆過之。然二公之於曆學乃爾，蓋曆學有三，一曰明經之儒，二曰精算之士，三曰專門之裔。二公或以博學雄千古，至精算專門，自覺少遜耳。
又按：「辰不集於房」在《左傳》，杜《注》曰：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若此，於房宿絕無交涉。此《夏書》之文，應在建巳正陽之月，故當以瞽奏鼓之禮。而偽作古文者，似錯認為房宿。蓋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掩蝕於房宿。故冠以「乃季秋月朔」五字。此正其致誤之由。予嘗思《書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未詳何王之世。太史公固受逸《書》二十四篇，內有《胤征》篇者，知出中康之世。故《夏本紀》曰：「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夫不曰「帝中康初」，而曰「帝中康時」最確。蓋予推步以曆仲康十三年中惟十一年壬申歲，距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二十九年，中積一百二十五萬二千四百一十七日五六一二，冬至一十七日四九八八，閏餘二十四日六二三五，二三（閏四月），入轉七日七四九七七，交泛二十六日四六三七五七，經朔五十二日八七五二七七，閏四月朔交泛一十三日一六一七四七（入日食限），經朔五十
○日
○五八八三五，盈曆一百五十二日五六
○
○三五，入轉一十九日六
○五七二七，遲差五度三
○八二，盈差一度三一，加差四十五刻，定朔五十
○日五
○八八，是閏四月，甲寅日午時日食。又步至十二年癸酉歲四月戊申日酉正初刻合朔，亦入食，限加氣時，視三差，乃戌時，初虧，在地人目不能見食，無容伐鼓取幣以救之。則瞽奏鼓等禮的在十一年閏四月朔無疑矣。偽作古文者苟知此，將「肇位四海」易作「即位十一年」，「季秋月朔」易作「閏四月朔」，既合曆法，又協典禮，雖有百喙，豈能折其角哉？噫，予笑其智不及此。
又按：王子充疑《夏小正》不與《禹貢》同列百篇《書》，恐為後儒所托。或曰：唐一行推以曆術，知其實在夏時，為《夏書》可無疑。子充又以為不然，曰：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曆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況在夏後之世。安知非精曆數者，逆考而溯推之，求其故以著於書，亦豈可遂信之而弗疑？然則，《胤征》縱合曆法，亦不無可疑，況不然哉。此又一辯雲。
又按：鄭康成雖精曆學，而於天文分野之說，尚襲舊聞。然亦直至唐浮圖一行，始闡發無遺，深合《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義。予嘗從《唐書·天文志》刪略其語，以補鄭《注》之不逮。其辭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塚，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為表裏，謂之南河。故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為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為秦、涼，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嶽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於濟，南至於淮，東達巨野，為宋、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為邶、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為申、隨，皆四戰後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為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為荊、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夾右、碣石，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鄒、魯，南涉江、淮為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為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為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於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列宿上，觜筼、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卻負恒山，居北紀眾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逾乾維，始上達於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為山河上流。自北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為山河下流。陬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河內，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於地，至鬥、建間，復與列舍氣通，於《易》，天地始交，泰象也。逾析木津，陰氣益降，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沈潛於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為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為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為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為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陬訾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為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於東海自鶉首逾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墟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本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巨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達於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於《易》，氣以陽決陰，象也。升陽進逾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為天廷。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巽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為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為少昊之墟。葉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陬訾也，故為顓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於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於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鬥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為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陬訾為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為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為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為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亙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
又按：黃宗羲太衝亦今知曆法者，《文集》曰：沈存中雲，衛樸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樸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王伯厚之言本此。某讀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曆家如薑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薑岌、一行之說為是。西曆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
○宮
○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
○宮
○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樸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案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樸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樸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樸，吾邑山陽人，與沈存中同時。然則，昔稱存中尤邃星曆者，亦非。
○第八十二
蔡氏《書集傳》，餘不病其言理而病其言數，曆尤數之大者。「帝曰：谘，汝羲暨和」一節，純用朱子訂。《傳》既非堯曆，亦非宋曆，蓋從孔穎達《疏》采來。盡亦明析，然猶未若《授時》《時憲》二曆之精密也。餘因以二曆之理與數補注《堯典》，其辭曰：論其理，天周之度歲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餘分，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為一期，曆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積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經言有六日者，舉其成數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為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晦朔終焉。朱子云：合氣盈朔，虛而閏生，蓋一歲有二十四氣。假如一月約計三十日，則宜十五日交一節氣矣。然期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氣，則不止於三百六十日。故必十五日零二時五刻為一節，三十日五時二刻為兩節，所謂氣盈也。月之合朔二十九日半，則月不能滿三十日之數。積十二月三百六十日，計之內虛五日零六時三刻，是為朔虛。故每歲嘗六個月小，止得三百五十四日也。氣盈於三百六十日之外，有五日零三時朔虛。於三百六十日之內，有五日零六時三刻，則一歲之間，大約多出十日零八時。三歲則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閏也。三歲而一閏。即以閏月計之，亦不須三十二日有奇，故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論其數，天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而日與天會月一，日不及天一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而月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三十六刻七十一分一十六秒，是一歲月行之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四秒，為朔虛。合氣盈、朔虛，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為一歲閏。率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六十二刻六十一分五十二秒。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三十七刻六十九分二十秒。十有九歲七閏，則二百六日六十三刻二十二分九十六秒。蓋不用積年日法，而以實測得之，豈不較勝於訂傳之本《正義》者哉？善乎，蔡所性仲全言：樂律自漢以後日疏，星曆自漢以後日密。梅文鼎定九言：世愈降而愈精者惟曆。而自羲和以來數千年，共治一事者，亦惟曆。唐蘇源明常語人，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恨者，識元紫芝若。生今之世，去唐抑又遠矣，吾不惟不恨，且大幸者，獲從諸君子遊，洞悉今日之曆法。斯豈前代人所能幾及哉？
按：蔡《傳》云：月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七」當作「九」，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二百」當作「三百」。坊本都訛，而習者不知。
又按：朱子言，羲和即是下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金仁山案：《尚書大傳》，舜巡四嶽，奏羲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曆法無所統矣。說致確。羲伯、和伯，官在國都中，四子則分遣之，測驗於四極之地。羲伯、和伯，猶今監正、監副，四子則猶今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若羲和即四子，當其分遣遠出，猝有休祥，誰為上聞？又古者太史職掌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司以一人。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䌷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猶是任也。四子盡出帝之左右，誰為載筆哉？其必不然者。晁說之言，「以閏月定四時」，古文「定」作「正」，《開元方》誤作「定」。餘考《史記·堯紀》作「正」，《漢書·曆志》作「定」，豈衛包亦如向所雲，晚出《書》多出《漢書》，故從漢耶？不然，「定」字不如「正」字明甚，胡妄改至此？
又按：朱子言，歲差，劉焯取兩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密也。餘謂至元郭守敬以周天周歲強弱相減，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八個月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一算。而歲差始為精密。明鄭善夫繼之言，定歲差，宜定歲法，於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於氣朔盈虛一畫之際定日月交食，於半秒難分之所而後曆法始為精密。皆前此朱子所未聞。
或問：《授時曆》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與蔡《傳》日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晝四十刻，夜六十刻者不同。子不以之駁蔡《傳》，何也？餘曰：前人固已雲矣，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曆》據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其不同蓋以此。凡餘之駁蔡《傳》處，豈得已哉？
或問：曆既無頻月日食之事，則《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二十有四年，四書日食，兩為比月，將《春秋》不得為信史哉？餘曰：《春秋》固信史，但爾時史失其官，閏餘乖次，從古未有過於春秋之世，則難信亦未有過《春秋》之書者也。即以日食論，二百四十二年當四百八十四交，除交而不食及合朔在夜，人目不見者，以四之一約算，仍當一百二十餘日食，何三十六之寥寥也？《春秋》失之一。以三十六日食論，有誤五為三者。莊公十八年（上黃太衝推三月日食與《春秋》合，誤也。詳見餘《潛丘劄記》），僖公十二年；是有誤三為二者，文公元年是；有誤十為七者，宣公八年是；有誤九為六者，昭公十七年是。有以後月作前月，不應閏而閏先時者，隱公三年、桓公三年、十七年、莊公二十五年、三十年是；有以前月作後月，應閏而不閏後時者，宣公十七年、成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二十七年、昭公十五年、定公十二年是。至僖公十五年，五月之交宜在四月，然乃亥時月食，非日食，何誤至此？春秋失之二。則由此以推無比食，而書比食，其誤又何怪焉？但所以致誤之由，千載來學《春秋》者罕及，惟金擅蔡仲全告其弟子秦雲九曰：想因當日史官算失一閏，誤以二十一年之九月作十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他日又誤以二十四年七月作八月，朔日食，已書之史矣。既而見其失閏不合也。乃於兩年各補足一閏，書為二十一年九月朔日食，二十四年七月朔日食。兩冊俱存，而後之修史者並錄之也。然則，是史官之失次爾。或曰：恐無以為孔子地，使孔子而不知是曆誤耶，何以為生知之聖？使孔子知其誤而仍之耶，何以為已修《春秋》？事孰有大於明天道者哉？餘曰：劉炫固有言，漢魏以來八百餘載，都無頻月日食者。天道轉運，古今一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代理亦當然。蓋其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縑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曆年所，數經喪亂，或轉寫誤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餘謂此或出於錯簡乎？如《論語》「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脫簡於齊景公章內，而錯簡於是惑也之下。《樂記》「寬而靜」四十九字脫簡於「吾子自執焉」之下，而錯簡於「五帝之遺聲也」下。逮程子、鄭康成出，方始覺悟。意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之前、之後，必有某公其年為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者，又有為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者。脫其簡於彼，而錯其簡於此。事固有之，理或一解。既而思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蓋周十二月，夏之十月，火心星也，九月昏，火星見於西南，漸而下流，十月之昏則伏，今十月火猶西流，是曆官失一閏，以九月為十月也。九月初尚溫，故得有螽。仲尼雖言季孫，未改明年十二月又復螽，實周十一月，越明年，孔子感獲麟，作《春秋》。此二螽乃目所親睹不遠者，仍其誤而不削，則推此以知無比食而誤書，其不削又何怪焉？桓公十四年夏五，穀梁曰：傳疑也。孔子豈不知闕處之為月字哉？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方此年正月六日，陳亂再赴。故從赴兩書之孔子豈不知甲戌之非正月哉？因而不革，蓋其慎也。且《春秋》書法之重，最在人事。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他若曆屬天道，即用舊史，失在既往，曷由可追？荀必取而正之，則今曆上推哀公十一年當閏二月，如是史舊書五月，公會吳，伐齊者，孔子新修《春秋》將作六月，公會吳，伐齊。豈不駭人之聽聞哉？且盡取而刊正，凡二百四十二年間，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鮮不隨之而錯置矣。孔子，大夫也，敢擅易本國之正朔，以幹罪戾哉？此聖人無可如何之思，又非僅闕疑比。千載來學《春秋》者所未覺，餘特發其蒙焉。或曰：子辯古文《尚書》而旁及於《春秋》，何也？餘曰：摯虞嘗賞杜元凱《釋例》雲，左氏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愚猶此誌也夫。
又按：董仲舒以為襄二十四年比食，又既象陽，將絕楚子主上國之兆，後果驗。杜氏《長曆論》云：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一。楊士勳《穀梁傳疏》據今曆無有頻食之理，疑古或有之。《漢高帝本紀》亦曾頻食，趙汸子常更援漢文帝三年十月晦、十一月晦並日食，是漢初二十八年中頻食。再後世乃未有此，固不可以常理推者。餘不覺笑儒者之不明曆如此，因以《授時》法推得漢高帝三年丁酉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四百八十四年，中積五十四萬二千
○二十二日
○七二二五六步，至本年十一月經朔一十
○日三五一
○七六（甲戌日），定朔一十
○日四五八一七六（合朔午初初刻），交泛一十四日四
○七五九（入日食限），十二月經朔三十九日八八一六六九（癸卯日），交泛一十六日七二六三三七（日已過中交不入食限），是《漢書》冬十月甲戌晦日食，漢曆疏，誤以十一月甲戌朔為前月晦日也。又書十一月癸卯晦日食，則記載之誤。況癸卯乃十二月朔，不入食限，亦豈晦日哉？《五行志》云：十月甲戌晦日食，在鬥二十度。推是年冬至日躔在鬥十九度，丙子日冬至，是甲戌在前二日日食，在鬥十七度。鬥乃吳地，雲燕地者亦非。更推得漢文帝三年甲子歲距至元辛巳積一千四百五十七年，中積五十三萬二千一百六十
○日四四五三四九步，至本年十一月經朔三十三日五六九一八九（丁酉日），定朔三十三日五三五九八九（合朔午正三刻），交泛二十六日八
○
○五六四（入日食限），十二月經朔三日
○九九七八二（丁卯日），交泛一日九
○六七
○九（日已過正交不入食限），今《漢書》所載誤謬處，與高帝三年同。《五行志》云：十月丁酉晦日食，在斗二十二度。推是年冬至日躔尚在鬥十九度，戊戌日冬至，是丁酉在前一日，日食在鬥十八度。總之比月而食，千古所無，不必辯者。晦日日食，乃曆疏之故，誤以本月朔日作前月之晦日耳。
又按：蔡仲全曰：曆法，漢初尚失其傳，如《綱目》惠帝七年癸丑正月朔日食，《漢·五行志》載穀永占歲首正月朔日是為三朝尊者惡之。《綱目》書法云：日食，三朝大變也。是年八月有漢惠之喪，李淳風等以為日食之應。司天家祖述之，今以《授時曆》上推，是年十一月閏餘分二十九日有奇，是月二十九日冬至即閏十一月，漢曆失一閏，遂以十二月朔作其年正月朔，豈知蝕之非正旦也。則穀永之占何取焉？至京房《易傳》，凡日食不以晦朔，名曰薄蝕。則並不知交轉、交終為何事矣。悲夫。又曰：漢武太初元年，《綱目》大書丁丑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明堂。前漢誌則以歲在丙子。蓋班氏用夏正，朱子則以漢承秦曆，十月為歲首而書之，其法無二也。《史記》誤以是年為甲寅，則與《綱目》差二十三年矣。某案《史記》甲寅年固非，即《綱目》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今以《授時》法推算，其年十一月癸巳朔，步至二十九日辛酉午時冬至，又推十二月癸亥日辰時合朔十二月初二乃為甲子日，漢曆於十一月前誤置一閏，遂以十二月為十一月，而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為曆元，不知十一月癸巳朔非甲子也，十一月二十九日辛酉冬至非朔旦也，十二月癸亥朔非十一月朔甲子也，十二月初二日甲子非朔日也。漢曆誤以前月二十九之冬至而加於後月之朔，以後月二日之甲子而加於天正之朔，其舛也甚矣。《綱目》書法云：武帝元鼎五年，嘗書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不書某甲子。於是年祀明堂，則書甲子朔旦，何重曆紀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旦冬至非常也。夫以非常之曆，紀舉非常之祀典，且以至朔同日定改正之曆元，斯豈細事？而誰知是朔之非甲子哉？況推元鼎五年朔旦冬至實為己卯，與《授時曆》合。太初丁丑去元鼎己巳才八年，而又至朔同日，決無是理。其為誤也何疑？
又按：《洪範》篇自有傳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星皆承上文箕、畢二星來，無易說者。近代西人穆尼閣著《天文實用篇》，專測各方風雨，其法以太陰為主，五星衝照之而風雨生焉。是月之從五星，又非盡貼經星言曆。曆驗而不爽。甚矣，理之至者，不以中外國人而有間；義之奧者，亦必越數千年而漸顯露也。為載其說於此。
或問：「月離於畢，俾滂沱矣」出《詩·小雅》，「月離於箕則風揚沙」出《春秋緯》文。鄭康成引緯文以釋《書》則可，今孔安國雲爾，豈非《書傳》出哀平後之一證哉？子何不及？餘曰：穎達《疏》亦有此意，然《漢·天文志》，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下即以書星有好風，似從來有此占驗。作《春秋緯》者，亦述之雲爾，非其鑿空。《書傳》即真出武帝時，何妨作是解。史《天官書》不有軫星好風，星占不有東井好風雨說乎？蓋列宿各有性情也，以此難安國，未足結其舌。
又按：《天官書》《天文志》並云：軫為車主風，蓋軫車之象也，與巽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蔡《傳》誤作「雨」，孫武子亦云：箕壁翼軫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又按：《書集傳》，「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至夏至從赤道」四十七句，皆出《天文志》。是說也，歷代因之，故蔡亦祖其說。然是九道者，雖有其名，而無推步之實。唐一行始本劉洪遲疾《陰陽曆》著《九道議》，其說冬入陰曆，夏入陽曆，則月行青道；夏入陰曆，冬入陽曆，則月行白道；秋入陰曆，春入陽曆，則月行朱道；春入陰曆，秋入陽曆，則月行黑道。大約皆兼二道而分主八節，合於四正、四維。蓋至是而月道始有推步之法。迨元郭守敬，則以月所行者通謂之白道，而白道兩當黃道謂之交。有正交，有中交，有半交。正交者，交之始也，謂之天首；中交者，交之中也，謂之天尾。天首、天尾，即羅與計也。半交者，當兩交之中，與黃道相去六度者是也。每月行交道一周，謂之一交。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凡二百四十九交而天一終，謂之交終。凡十九年而遍九道，是三說者，每進而益變，世之人讀而疑之。疑夫三說之或相背謬也。某嘗伏讀而深思，而知古人步月之法，其大旨未嘗不合，特古疏而今密耳。何則？古人所謂月有八道，出於黃道之東、西、南、北者，非謂月止行四正方也。蓋以黃道而四分分之，則月之所行雖殊，總不出此四方耳。若《唐志》分四正四隅，正於春秋者半交，在冬夏；正於冬夏者半交，在春秋。四維之位皆然，雖疏密若有不同，實亦所以發明八道也。要之，月道豈止於八而已哉？計月之行，入一歲凡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故一行《大衍曆》增損九道為圖二十六，而每歲二十六次之出入其圖，又未可以一定。乃復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為七十二候，以究九道。且謂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餘，是其所推，較前為益密矣。然總之不離乎九道之說也。惟守敬則略去九道，而竟以白道名月道。夫所謂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者，即計羅之行度也。以計羅之行度，而求月道之變動，則六千七百九十三日之間，無不可考其躔度所離之宿，故月道之變動，大約每退一交則換一道。六千七百九十三日應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其間月道凡二百四十九變，而天始一周。若以九道言，則在青朱白黑四者，應各曆一千六百九十八日零，故又曰十九年而遍九道。與班《志》、一行之說大約相仿，特此為尤密雲。或云：白道一周，以交於黃道言耳，而乃以周天言，何也？赤道有宿度可紀，而黃道則有度無宿也。月道出入於黃道，而黃道又出入於赤道，故先求黃白之交度，即推赤白之交度，據其赤道之交度，即推白道之宿。次以白道宿度之積，較赤道宿度之周，則白道之度約斂一度有半，而密移於黃道者，亦宜一度有半矣。此白道之周不但當求之於黃道，而又當求之於赤道，然後為至當而不可易也。約而論之，天之有赤道，亙古不易者也。至月之有交差，則猶日之有歲差，然黃交於赤，則一歲所積乃始有分秒之差。白交於黃，則一交所差已移至一度有半，太陽之差約二萬四千五百餘年而一終。太陰之差之一終，則十九年弱而已。蓋日行遲而月行疾，故其所差之殊，至於如此。要其為差一也。日之為差，古未之知，至今日而始詳。則月之為差，亦何怪古曆之未盡，曆一行守敬諸人，至今日而始密哉？
又按：《舜典集傳》自《天文志》云：「至轉而望之」六十二句，皆出唐孔氏《疏》。予獨怪其上「美珠謂之璿」解錯。案《說文》，璿，美玉也。馬融、孔安國《傳》同，不知何緣認作珠（《宋史·天文志》亦云璿者，珠之屬也）？憶《穆天子傳》，「天子之寶璿珠」，郭璞《注》，璿，玉類也。餘謂此似玉之珠耳。觀下稱燭銀可證。《說文》璣珠不圓者，想以此疑互遂解作珠乎？至璣，機也，亦未安。蓋當解曰：璣，器名。馬融《傳》，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穎達《疏》，璣為轉運，衡為橫簫是也。又「其南十二度」，穎達「二」作「三」，蔡《傳》正之，作「二」。宋太史令錢樂之，穎達遺「之」字，蔡《傳》亦爾。朱子訂傳，使其半出地上，蔡《傳》遺去四字，並非。
又按：歷家之說，以北斗魁四星為璣，杓三星為衡，出《晉書·天文志》。蔡《傳》亦疑，謂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頗是，然惜未盡。予嘗謂，包犧氏仰則觀象於天，帝嚳序星辰以著眾，亦是大概。星有其名，未必如晉一千四百六十四星盡有名目，如是之詳。如北斗第一至第四星為魁，第五至第七星為杓，如斯而已。至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璿，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分明是有《堯典》以後，人據《堯典》之文以分名其七星。猶尾後一星，主章祝巫官也，初未必名，隻緣《莊子》有傅說「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之文，人遂名是星為傅說。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初蓋名天馬，人緣春秋末有王良，善禦者也，死而上配是星，曰王良，後反曰王良亦名天馬矣。推之造父、伯樂皆然。若軫旁一小星曰長沙，下應其地，秦是以名郡，漢以名國。婺女星應金華，隋平陳，是以置婺州其地，又不可與前同日語。予又謂，禹主名山川，《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亦是指天下崇山巨川言，那得一一悉予以名。如陸機山自起於晉以後，郎官湖自名於唐之中。豈得謂自有宇宙便有山川，而名即隨之以出哉？仰觀俯察者，由是說而通之，可以無紛紛之議矣。
又按：《潛丘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曰：衛朴推日食三十六，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獨」之一字固非。近黃太衝謂是年二月有閏，三月應食，尤非。蓋餘推步以授時，莊公十八年乙巳歲距至元辛巳中積七十一萬四千四百一十八日四刻，步至三月朔不入食限。既不入食限，則夜亦不食。《春秋》推三月食，見其不食，遂疑而不書日朔，穀梁以為夜食，則鑿矣。法推是歲五月定朔，四十八日六十五刻是五月朔，壬子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三日五十七刻八十分，加時在晝，去交分入食限。《元史》曰：蓋誤五為三也。又以《時憲》上推莊公十八年三月朔實會五十
○日一十時三十一分（從甲子算起，該癸酉日已正二刻一分合朔），交周九宮二十七度一十四分九秒（不入食限），加二朔實五十九日一時二十八分，得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從甲子算起，該壬子日未初初刻合朔，《授時》則除甲子算也），加二交周得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入日食限，食在中交，與《授時》同）。太衝明知三月朔不入食限，乃欲以五月實會交周之數移至三月，謂與《春秋》吻合，以駁《大衍》《授時》之誤。借有閏月以為解，其誣天且誣人也，甚矣。
又《潛丘劄記》曰：黃太衝言一年兩食者有之，亦未盡。竟有三食者，《晉書·天文志》，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七月乙酉朔並日蝕，是歲有閏十二月壬午朔又蝕，蓋相距各一百七十三日有奇，故食者三及。予推以《授時》法，惠帝光熙元年丙寅歲距至元辛巳積九百七十五年，中積三十五萬六千一百一十二日三八八一二五，步至正月經朔二十四日四九五一九八（戊子日），定朔二十四日三六八一八八（戊子日辰正三刻合朔），交泛
○日二一二八九五（入日食限），步至七月經朔二十一日六七八七五六（乙酉日），定朔二十一日六二五三五六（乙酉日申初初刻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一二三一
○九（入日食限），步至十二月經朔一十八日八六二三一一（壬午日），定朔一十九日
○二八三一一（癸未日子正二刻合朔），交泛
○日八二一
○九。九（入日食限）是年該閏十一月，劉義叟《長曆》作八月，自其曆疏之故。而三次俱入食限，惟正月、七月加時，在晝能見日蝕。十二月經朔則壬午日，而定朔在癸未，日子時乃夜食，不見。想當日曆官見入食限，已先期奏報日食矣。屆期洛陽或有陰雲，遂疑日食在天，書之史冊而流傳至今。既無有知其夜食者，又安從知朔日之非壬午哉？《綱目》書法曰：一歲三食，千三百六十二年，一書而已矣。其實夜食不為災，不應書史冊，此非劉友益所知。又曰：日食，三朝大異也。武帝世曾再書矣（咸寧三年正月景子朔，四年正月庚午朔，並日蝕）。於是又頻三年見之（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八年正月戊申朔，九年正月壬申朔，並日蝕），雖歷代亦未有。余嘗以法推，知其合者，武帝咸寧三年、太康八年正月朔入日食限是。有推之不見其合者，咸寧四年、太康七年是。然雖不合，此二年去交未遠，想當日曆官偶誤推，遂先期奏報，與惠帝時同。至太康九年正月壬申朔去交已遠，縱曆疏，不應如是推，自屬傳寫之訛。此不待以歷知者，奈何昭垂史冊，警相告語，以為天未有之變乎？竊以儒生於歷，竟可謂萬古如長夜。
○第八十三
余向謂，事之真者，無往而不得其貫通；事之贗者，無往而不多所抵捂。茲且見之曆法矣。劉歆《三統曆》有「惟十有二年六月康午朏」之文，知是月戊辰朔。以特關曆法，雖孔壁零章逸句，亦不忍棄。餘故從而信焉。然未推以曆，今以《授時》法上推，周康王十二年甲戌歲距至元辛巳積二千三百四十七年，中積八十五萬七千二百二十九日六五五九
○九，冬至四十五日四
○四
○九一（己酉日），天正經朔三十六日八
○一三九六（庚子日），步至六月建巳之月經朔四日四五四三六一（戊辰日恰合），則庚午實為月之三日。蓋康王十二年歲在甲戌者，邵子皇極經世之數也。唐一行《大衍曆》則以康王十二年為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餘考之，此乙酉出《竹書紀年》，《竹書紀年》豈若皇極數之鑿然者哉？因推以《授時》，康王乙酉歲距至元辛巳積二千三百三十六年，中積八十五萬三千二百一十一日九三六八九六，冬至四十三日一二三一
○四（丁未日），閏餘二十七日五
○七一五三（周正閏三月，夏正閏正月），天正經朔一十
○日六一五九五一（甲戌日），步至六月建巳之月經朔七日八
○
○四
○九（辛未日），是月無戊辰、庚午。或曰：《竹書紀年》用夏正，安知六月非建未？又步至建未之月，經朔六日八六
○六九（庚午日），朔也，非朏也，果皆不合。蓋天下最可信者經，而邵子數之可信，則以其與經相表裏。天祚宋代絕學，有繼程子出而理明，凡六經中言心、言性、言仁、言義等，無不析之極其精，仍可融之會於一。邵子出而數明。凡《堯典》二帝之載數，《無逸》中宗、高宗、祖甲及文王年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參以《魯世家》，成王七年，周公往營雒邑。此七年即在成王紀年內，成王共三十七年。《呂刑》「王享國百年」，參以《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五年崩。此百年謂《書》所作之年，在位仍五十五年，皆合《夏本紀》帝相崩，子帝少康立，中闕寒浞篡位四十年，亦從補出。豈非數往者，順邵子，不啻足蹈之；知來者，逆邵子，不啻目睹之。上下千萬載，罔或抵捂者。草廬曰：孔子之後，惟邵子一人而已矣。
按：余向援唐孔氏《疏》，周公營洛，此年閏九月，故戊辰得為十二月晦。未自推以曆，今試推之，乃知置閏不同，一也；月小大不同，二也；《漢志》，二月乙亥朔，庚寅望，此推甲戌朔，己丑望，不同三也。成王七年壬辰歲距積二千三百八十九年，中積八十七萬二千五百七十
○日
○三九八三一，冬至五日
○二
○一七九（己巳日），閏餘二十
○日一二七一四三（周正閏八月，夏正閏六月），天正經朔四十一日八九三
○三六（乙巳日小），步至二月建醜經朔一十
○日九二三六二九（甲戌日大），三月建寅經朔四十
○日九五四二二二（甲辰日小），四月建卯經朔九日九八四八一五（癸酉日大），五月建辰經朔三十九日五一五四
○八（癸卯日大），六月建巳經朔九日
○四六
○
○一（癸酉日小），七月建午經朔三十八日五七六五九四（壬寅日大），八月建未經朔八日一
○七一八六（壬申日小），閏八月經朔三十七日六三七七八（辛丑日大），九月建申經朔七日一六八三七三（辛未日小），十月建酉經朔三十六日六九八九六六（庚子日大），十一月建戌經朔六日二二九五五九（庚午日小），十二月建亥經朔三十五日七六
○一五二（己亥日大），又步至明年正月建子經朔五日二九
○七四五（己巳日小），則戊辰正為十二月晦，經之鑿然可信如此。因悟劉歆次《召誥》《洛誥》於《武成》後，《顧命》前，蓋同一周正雲。
又按：《多士》本在《多方》，前金仁山案《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多士》雲「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甚。而自今文以來失之，從而緒正，係《多士》於成王七年三月，下為即甲子周公朝用書之書。《多方》係成王五年五月，下篇有「奔走臣我監五祀」之文，監即三監，謂其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是書非作於五年而何？餘謂此斷以文理，理至而數不能違。遂推以曆法，成王五年庚寅歲距積二千三百九十一年，中積八十七萬三千三百
○
○日五三四三八一，冬至五十四日五二五六一九（戊午日），天正經朔二十二日六二八二一一（丙戌日），步至五月建辰之月經朔二十
○日七五
○五八三（甲申日），則丁亥月之四日也，吻合如此。吾欲起仁山於今日而告之，令補入《前編》。
又按：說《春秋》者，悉以周正。而說《周書》，未見其以周正，此不知類也。除《武成》一月建子、二月建醜、四月建卯，《顧命》四月建卯，向所推外，茲上推《畢命》六月建巳、《召誥》二月建醜、三月建寅，《洛誥》十有二月建亥，《康誥》「惟三月」即《召誥》之「三月」；《多士》「惟三月」即《康誥》之「三月」，合以《多方》五月建辰，總同一周正。然則，蔡氏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寅月起數者，豈非委巷陋儒之談哉？雖有曆學，吾不告之。
又按：蔡《傳》云：三代正朔不同，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此說大謬不然。一部《周禮》所云：春、夏、秋、冬，皆係夏時，則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春朝諸侯，秋覲非建子者之春秋可知。時見曰會，鄭《注》時見言，無常期。此於正朔何交涉？殷見曰，同鄭注眾見。四方諸侯，四時分來，亦以夏時。至授時，謂民間耕獲之候。《堯典》所雲作訛成易，是萬古一也。豈商周建異，而並此亦更之哉？莫善於《周書》周月解一段。趙子常約其辭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醜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真得其旨，吾欲取以易蔡《傳》。
又按：《三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大和曆》曰《景初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鬥建為曆數之序。正歲即《周官》大宰之正歲建寅者。語尤分析曉暢，足正蔡非。
又按：事有為當代所通尚，習聞習見，隨人舉及，言下輒知，此屬某，彼屬某，不復煩疏解者。三正之通於民俗，亦其一也。予嘗以《豳風·七月》詩言月夏正也，言日周正也。《周禮·大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一篇一官之中，已交錯言之。然猶曰：字有不同也。若何以卒歲？夏正之歲也。曰：為改歲，周正之歲也。《月令》，季秋曰來歲，秦正之歲也；季冬曰來歲，夏正之歲也。「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夏正之十月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正之十月也。《臨》卦「至於八月，有凶」，商之八月也。《玉藻》「至於八月，不雨」，周之八月也。《月令》「孟春乘鸞路」，夏之孟春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臣工》詩「維莫之春」，周之暮春也。《論語》「莫春」者，夏之暮春也。《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左傳》襄十四年正月「孟春」，不改月與時也。《君雅》「夏日暑雨冬祁寒」，不改時即不改氣者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即不改節者也。《左傳》昭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於商為四月建辰也。《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建卯也。《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歲十二月」，建亥也。《伊尹》「十有二月」，《三統曆》「商十二月」，建子也。《夏小正》「十有二月」、《淩人》「十有二月」，建醜也。四代之制連類錯舉，昭昭別異。然猶曰：書有不同也。若曾子「一人口中，病於夏畦」，夏，夏之夏也。「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趙岐《注》，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郝仲輿曰：周以五六月為秋，陽光燥烈，金遇火，伏暴之極，幹也。夫以暴物極幹言，有不須午未月之陽者乎？同一絳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為七十三年，在魯則七十四年也。師曠言，魯獲長狄年數與此同。同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合，在魯中隔一年也。所以者何？用夏正與周正之不同。不惟此也，昭元年正月趙武相晉國，祁午曰：於今七年。及至秋醫和曰：於今八年，所以者何？昭元年正月仍晉平公十六年十一月，昭元年秋則晉平公十七年之夏或秋也。以至《三統曆》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周正月，殷十二月。《洛誥》，《傳》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為夏之仲冬，夏仲冬，周孟春。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為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間」為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盤托出。楊升庵曰：唐人不辯而自了然是也。惟宋儒而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
又按：宋明人所據以齗齗者，在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四時改易，尤為無義。此惟兩說，足以釋之。一，後漢陳寵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千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一，王陽明曰：陽生於子，而極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後，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係。近王恭簡亦以可。兩言而決者，子月為一歲之始，猶子時為一日之始。安在建子不可以為春也與？
又按：秦正建亥，方屬無謂。然亦凡三變焉。《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先書「十月宣太后薨」，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繼書「正月兵罷」。似已用十月為歲首。《秦始皇本紀》，四年先書「三月」，繼書「十月」。十三年先書「正月」，繼書「十月」，又以十月為殿，忽建寅。或曰：安知其建寅？蓋觀所書災異與夏之月數相應，如九年四月寒凍有死者，十三年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是則秦不改月數，於茲益信。二十六年秦初並天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雖自謂今水德之始，然實從其祖制來。
又按：昭襄王以後，莊襄王以前，秦既首十月，則孝文王之事，有可得而論焉。《秦本紀》，「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而合葬於先王。韓王衰絰來吊祠，諸侯皆使將相來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功臣」云云，蓋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十月僅二三月，此二三月竣喪葬之事，明年新君改元，方大施恩禮，至秋期年之喪畢，然後書孝文王除喪。或曰：子於「親曷不行三年之喪，而僅期年」為曰：此固當時之變禮也。《趙世家》，晉定公三十七年卒，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彼春秋之末且然，何有於秦？秦猶勝，既葬而除者多矣。猶為近古。然則，既除喪矣，又書十月己亥即位者，為何禮？曰：古者天子崩，太子即位，其別有四。始死，則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既殯，則正繼體之位，《顧命》「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逾年，正改元之位，《春秋》書「公即位」是也。三年正踐阼之位，「舜格於文祖，及成王免喪，將即政，朝於廟」是也。曰：「子孝文王立」，此正繼體之位也。曰：「孝文王元年」，此正改元之位也。曰：「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此正踐阼之位也。故曰：秦猶近古。然其失禮處，亦不可不知。秦既用建亥月為歲首，孝文王元年應有十月，今於除喪後，又書十月，分明是孝文王已逾二年矣。豈享國一年者乎？故予以莊襄王元年壬子原孝文王之二年。但秦之臣子，以孝文甫即位三日，不仍之為二年，遂改為莊襄之元年。觀書「子莊襄王立」下無事，可知崩年改元，厥由於此。一年二君，固已非終始之義，況又革先君餘年，以為己之元年乎？失禮莫大焉。惜千載讀史者，俱未推究及此。餘特摘出，以正《通鑒》孝文王元年書「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之誤。
又按：趙子常曰：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此致確之言。萬斯大充宗以二十四氣之名，起於漢造《太初曆》。不然，以配周正，則相戾不合。驚蟄在子月，大暑在巳月，豈可乎？黃太衝從而佐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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