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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66年（清同治五年）冬，福州造船厂尚在经营中，它附属的海军学校“求是堂艺局”已开始招选“少年聪颖子弟”。当时的智力测验是国文一篇，由船政大臣沈葆桢亲自命题，亲自阅卷；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投考者当中有一位十四岁的童子严宗光。他的父亲刚死了不久，他的母亲正忍着穷苦抚孤守节。这个题目恰好触动他的哀思，他特别言之有物；加以他出自书香人家，曾从宿儒受学，文字的根柢是不比寻常的。果然沈葆桢看中了他的卷子，取置第一。次年春初，他便离别了寡母，并且离别了他去年丁艰前新娶的小伴侣，来到福州城南一所古老的定光寺————艺局的临时校舍，和百多个陌生的少年一同开始学习“旁行书算”。
但有可以使他宽怀的，校中供他饭食，并且每月给他四两银养家。
艺局后来分两部，一教造船的，名前学堂；一教驶船的，名后学堂。当时造船术首推法国，航术首推英国，故此前学堂授法文，后学堂授英文。严宗光入的是后学堂，在马江口。校中的课程除英文外，有数学（自算术至微积分）、物理、化学、地质、天文、航术等，都是用英文教的，教员也都是外国人；还有严宗光特长的“策论”，还有《孝经》和《圣谕广训》————当时的党义。校中西文的功课定规：“每三个月考试一次……考列一等者赏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每次赏十元外）……另赏衣料。”（《船政奏议》）这学堂星期日没假放，暑期自然也没有，只有端午和中秋各放假三日，新年放假若干日。
宗光在后学堂读了五年，以同治十年毕业，名列最优等。此后五年，他在军舰上实习，中间他曾“北逾辽渤，东环日本，南暨马来、息叨、吕宋”（严复《海军大事记·弁言》）。同治十三年日人侵台湾，沈葆桢奉诏赴该地筹防。他命宗光随往，测绘背旗、莱苏澳等海口，月余毕功。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应用所学，为国宣力。
福州船厂所雇的洋人陆续约满归国，厂中只能维持现状，不能发展。经过台湾一役之后，沈葆桢越感觉本国海军人才的需要，于是提议选派大批前、后学堂的毕业生，分赴法国、英国留学。因为经费困难，他的计划迟至光绪三年二月才得实现。严宗光就是这次被遣派的留学生之一。同行的学生中有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萨镇冰等，都是后来甲午海战中我方的主要角色。护送的办事员中有《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
宗光留欧仅两年零两三个月。关于这时期他的正式学业，我们只得到这样的报告：他“先往（英国）抱士穆德（Portsmouth）肄业，随入格林尼次（Greenwich）官学，考课屡列优等，又赴法游历，后回该官学考究数理、算学、气化学及格致、驾驶、镕炼、枪炮、营垒诸学”。（《船政奏议》）他专门学的虽然是海军驾驶，但不像他的同伴，在留学期中，他始终没有到军舰实习过。他对于海军似乎没有很大的兴趣。他虽然屡次考过优等，但在功课上并不算得怎样杰出。他在“后学堂”毕业时虽列最优等，但当时校中认最为优秀的学生，没有他在内。据沈葆桢的奏报，“其驾驶心细胆大者则粤童张成、吕瀚为之冠；其精于算法量天尺之学者则闽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为之冠”。（《船政奏议》）宗光对海军兴味的平常使他的注意转而及于西洋的政理和哲学。
第一个真正赏识严宗光的不是沈葆桢，而是郭嵩焘。严留英时，郭正做出使英国大臣。他们不知道怎样结识的。总之，郭引严为忘年交，严每逢假日便到使馆里和郭谈论中西学术、政治的异同。这本来是郭特别关心的题目。他有一次归国，想“推求古今事宜，辨其异同得失……条具其（西洋）所以致富之实，其发明，其同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处人者可以知其节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及至京师，折于众口，噤不得发”。（《与李鸿章书》）此时在海外忽遇一个“可与之言”的人，自然高兴到了不得。他们谈论的内容，现在无从得知。但我们试将郭所以蒙谤的见解，和严后来初次发表的政论比较，便知他们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他们都以为西洋之胜过中国的地方，不仅在器械，而并在政教风俗，他们都不赞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法。据云郭曾写信给一位达官，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以当此？”（严璩《严先生年谱》，下省《年谱》）郭自身是不得志的人，自然不能给严以有效的提拔。严归国后和郭不断的有书札往还。可惜郭给严氏的信，在庚子乱时都丢掉了。后来郭死（光绪十九年癸巳），严挽道：“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独屈灵君。”
（二）
光绪五年，宗光被母校召回，充任教习。这时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方经营北洋海军，他似乎已听到宗光的声名，次年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于天津，即调宗光来当总教习（教务长）。宗光在这里一直住了二十年。在光绪十五年由总教习升为会办，次年又升为总办。到庚子乱起，他才离开天津，逃难到上海，而水师学堂也跟着停办，李鸿章也跟着去世了。
宗光在天津时，有信（家藏未刊）给他的堂弟某说，“兄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最使他抑郁的，李鸿章虽调他来在身边，却没有重用他。皋比虚拥，十年才一迁转。后来他的朋友陈宝琛说，“法越事变（光绪十一年）文忠为德璀琳（Detring，德国顾问）所绐，皇遽定约，惎言者摘发，疑忌及君，君亦愤而自疏。及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陈撰严君墓志铭）这也许是真的。但宗光也有不自疏的时候。他升任总办后给他堂弟的信里说，“用吾弟言，多见此老（鸿章），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这信里有附笔说，“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他开始吃烟，不知在那一年，要当在归国来津之后。他的信里虽然托堂弟找戒烟丸，但他的烟癖似乎未曾戒去。（据说他吸烟的法子却与众不同，像吃饭一般，干干脆脆地吸了几口，便马上起床读书做事。）他于本业，并非杰出，而又有恶习，鸿章用他长海军学堂已是过分，何况于负更大责任的职位？至于别方面实行的才干，他未尝有以自见，又怎能怪鸿章不大用他？或者有人会问，李鸿章既知道他是一个人才，何不置之幕府？但严氏所长在西学。当时李所主持的新事业（最重要的如海军）已大受阻挠，没有发展的希望。何况于更根本的改革？李鸿章实在没有用得着严氏的地方。（严虽不见用于李，对李始终无恶感，李死，严挽道：“使生平用尽其谋，其成功或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如何？”）他最适宜的活动，还是他后来所采用的，以言论开风气。
但他始终不甘心做一个仅仅坐言的人。海军的路是走不通的，而且他不相信海军是有根本的重要，因此他想借科举的阶梯，走上政治的路。从乙酉（光绪十一年）到癸巳八年间，他曾两应福建乡试（乙酉、癸巳），两应顺天乡试（戊子、己丑），但都失败了。我们从他后来答友人郑孝胥的解嘲诗中的话，可以知道他这时期的野心和失意：
……少曰贱子贱，身世随所迁。与官充水手，自审非其脚。不祥固金性，时时冶中跃。每逢高轩过，气欲偃溟渤。慑然为之下，肩耸足自躩。窃问客何操，乃尔势旁魄。咸云科目人，转瞬即台阁。不者亦清流，师友动寥廓。忽尔大动心，男儿宜此若。私携比皇坟，背人事钻灼。更买国子生，秋场期有获。谁知不量分，铅刀无一割。当时利市者，自有干与莫。荧冥短檠镫，凄惨长屈蠖。……
他本来想等“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年谱》）所以直至此时，他还没有正式发表过什么政论。第四次秋闱罢后，他觉得科举的路又绝望，不再去试了。跟着就是甲午战争，跟着就是乙未和约。这次的奇耻大辱掀动全国士大夫的情感。他觉得再不能等待，再不能缄默了，就在乙未年，当合议告成后不久，他开始在天津《直报》发表文章，他开始翻译有名的《天演论》。次年梁启超主办《时务报》于上海，严在《直报》发表的文章全被转载了。次年夏，他自己又和夏曾佑等创办《国闻周刊》于天津。这时他已经改名复，字几道。他的译著都署新名，宗光一名遂不为世人所知。但又陵的别字却是与宗光相副的。
他乙未年在《直报》发表的文章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篇。它们的大旨如下。西洋人者所长，不仅在“擅会稽”“擅机巧”，他们的“德、慧、术、知”皆“为吾民所远不及”。西洋文明的“命脉之所在”，“苟握要而谈，不外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己以为公可已”（这就是后来提倡新文化的人所谓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两位小姐）。我们想救亡，要效法西洋，想效法西洋，要从这两方面效法。当时“中国本位”的学问，在他看来，是完全要不得的。“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之经义、八股（为党义之名者其知道乎！不然，何其与经义之名遥相伉俪也！）则适足以破坏人才耳。”只有西学才真是学。“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善喜疑而慎信。故其名数诸学，则借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皆以导观物察变之方，而其本事，则筌蹄之于鱼兔而已矣。”（今之主持教育的人们有几个懂得此理）。至于政治方面，为实现“屈己以为公”的原则，严氏以为必须“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在《辟韩》一文里，他借韩昌黎的《原道》做筏子，发挥极左派的民约论。他反问，“韩子何不云，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相为生养者也。其有相欺，相夺，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其强梗，备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赋则莫能为之君，君不能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乎？”这简直是预替后来的革命党张目了。无怪此文转载《时务报》后，张之洞看见，大为皱眉。据说他本来想给作者一些过不去，经旁人劝解，结果在《时务报》上登出“屠梅君侍御”奉命写成的《辨〈辟韩〉书》了事。在甲午左右，严氏给他堂弟的信里还说，“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此时他才知道张香帅之所以为张香帅！严氏晚年与其弟子熊纯如的书札里说，“当《时务报》之初出也，复尝寓书戒之（梁启超），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闻当日得书，颇为意动，而转念乃云，吾将凭随时之良知行之，由是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之论”。其实梁氏在《时务报》的言论还没有他的“辟韩论”这样偏宕、惊奇。难道此文广布后，他旋自恼悔，抑或他晚年的追想不尽可靠？
蔡孑民说，“严复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烈派，听说他常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他的思想解放程度可以一事为例。乙未殉职的海军提督丁汝昌遗有一个很美的夫人。此时严复已丧偶，不以寡妇为嫌，想设法娶她，并且写了一封托人转交她的求婚信。也许他的朋友不以此事为然，没有代转此信，其事遂罢。（闻此信今存谢冰心女士家。）
《天演论》（赫胥黎《演化与伦理》论集中头两篇的译本）是严复在乙未年译成的（他在水师学堂里曾用此书做教本），后来大约经过修改，但一直到戊戌年才刊行。我们在这里没工夫去谈及原书的大旨、译法的讲求和译笔的优美。现在只引胡适之先生把这部小书的影响形容得最尽致的一段话：“《天演论》出版不久，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般，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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