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一、丰岛之战
丰岛之战发生于甲午（1894）旧历六月廿三日，实中日正式宣战前七日也。据日人之报告，此战实以我方为戎首，[1]而我方之报告则反是。不幸第三者之见证阙如，欲判此公案，请略察事前两方在朝鲜之布置。
日本之大举增兵朝鲜，实在东学党乱息之后。依《天津条约》，此时两方均宜退兵。于是我驻韩商务督办袁世凯与日驻韩公使大鸟圭介定议，各阻续来兵。李鸿章得袁电即按兵不发，并令华军之在汉城（朝鲜京城）者调回牙山，其甫至牙山者止勿进；同时整饬归装，订期内渡，以便派船往迓。然日人一方饰词推宕，一方加速济师。袁世凯以“日人前言俱食，后言何（置）信”，力请益兵，我驻日公使汪凤藻亦以为请。李鸿章曰：“日兵分驻汉（城）、仁（川），已占我先着，我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日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此五月廿日李复军机处之言也。“远扎兵多少等”，盖是遁词，而鸿章力避战衅之苦心，则既昭然若揭。[2]
日人顿兵韩境之口实为监督韩人改革内政，而堂皇然邀中国赞襄其事。中国自不能从，惟责其遵约撤兵。五月十九日，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照会汪使，谓“帝国政府之不遽行撤兵……系遵守《天津条约》之精神（！）……假令贵国政府所见相异，帝国政府亦断不能发令撤去现驻朝鲜之军队”。[3]日人在韩之企图至是乃图穷匕见。其后陆奥于所著《蹇蹇录》中言：“余自始对于朝鲜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注重。……余假此好题目，非欲调和已破裂之中日关系，乃欲促其破裂之机，一变阴天，使降暴雨，或得快晴耳。”六月廿一日大鸟率之“逼宫”，天之变阴也；越二日丰岛之战，高升之沉，暴雨之始降也。
直至宣战时，我国方面，当外交之冲者为总理衙门，负军事之责者为直隶总督李鸿章，而二者不相统属，又无联络。总理衙门对日不轻退让，李对日不轻言兵，遂使和既不成，战亦无备。迁延至六月中旬，俄、英之调停，先后绝望，朝廷密谕鸿章速筹战备。李乃一方面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六千余人进平壤，提督马玉昆统毅军二千进义州；一方面在津抽调精兵二千余援牙山叶志超军。先是我军在韩者仅牙山一支，为数仅二千五百人，而日军之在韩者，早已数倍之矣。鸿章虽被迫进兵朝鲜，犹冀和议万一有转圜之望。故于六月十八日犹电叶志超云：“日虽竭力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绌。”[4]夫主帅既力持慎重，而在丰岛遇敌之海军二将方伯谦与林国祥，如后事所示，又绝非急于进取之狂者。谓我方启衅谁能信之？
且也，终丰岛之战，我海军在朝鲜海面者仅济远、广乙二舰。济远重仅二千吨，速率仅十五海里，炮止十二门，在我舰队中居第三等；而广乙则尤下，重仅千吨。如是薄弱之力，安足为进犯之师？又况所遇者为日本海军之精英，吉野（重四千二百余吨，速率廿三海里，炮三十四门），浪速（重三千七百余吨，速率十八海里，炮二十门），秋津洲（重三千余吨，速率十九海里，炮十九门）；任取其一，亦足以敌我二舰而有余。[5]方伯谦等苟非乐死恶生，何致擅自撄敌？
以此二故，吾人于华方挑战之说不能不加否认。
然尔时济远、广乙二舰，以何因缘，而伶仃出现于丰岛附近？李鸿章援牙山之军，租英国商轮爱仁、飞鲸、高升等载送，而操江运船载辎重随行。诸船之发也，鸿章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酌率能战之舰，往朝鲜海面游弋，以策应之。据《冤海述闻》[6]，丁派济远、威远、广乙先行，而约定己即率大队接应至。六月廿二日下午三时，大队在威海已升火起锚矣。丁电李鸿章告行期。总兵刘步蟾惮行，揣李方主和，必避衅端，乃于电内私增“遇倭必战”四字。李果为所悚，复电令缓行。其后李致丁电有“吾用汝不着，候日俄启衅，令汝观战，以长胆识”等语，盖旋觉其怯，而讽之也。丁不知刘私添电文，接此乃不解其何意云云。然今检《李文忠公电稿》，中存甲午战时与诸将之电文甚多，却无此二电，岂编者故为缺略欤？
济远等三船，以二十一日，即大鸟逼宫之日，抵牙山。翌日寅刻，威远赍电报往仁川拍发，午刻赍恶消息返，汉城变起，电线已断。威远管带在仁川又晤英舰长，闻日大队兵舰将至。是日爱仁、飞鲸先后抵达。济远管带方伯谦饬船弁，督催水手，速完起运。又令威远木船乘夜先归。次晨四时，济远、广乙，鱼贯出口，七时半，将离汉江之际，与日舰队遇。[7]
继此即为中日决裂开端之丰岛海战。关于此一句钟余之小小交绥，不独中日两方之报告互有出入，即我国之记录，亦多扺牾。除极抽象之轮廓外，旧史所承认之细节，由今观之，几于无一不成问题。乃知严格考信之需要与艰难，于近世史初非例外。为明此义，今以推论之历程著于篇。
第一，涉及开战之情形者，除日人诬我方肇衅之说，今不采外，我方至少有三报告。其一谓济远等当出口时，尚不虞有战事，故一切无备，及见日舰开火，始仓皇应付，比及还炮，已阅半小时。此济远工程师德人哈富门目击之记述也。[8]另一报告，则谓济远管带方伯谦先一夜已为迎战之布置，是晨出口本“预备御敌”，及见日舰队“取势而来，知其有异，遂令广乙严奋备战。（两方）驶近一万码左右，忽听倭督船先发号炮一声，倭三船并起，均向济远轰发。济远亦将前后大炮，左右哈乞开司炮，即时均捣倭督船”。此《冤海述闻》之说也。是书不著撰人，乃为方伯谦鸣冤而作，盖出其朋僚身预战役者手。内中实录与诳语杂糅，吾人宜分别观之。就此处所涉及之点而论，吾人毋宁信哈富门之说，而疑《述闻》。盖后者志在为方氏洗刷，言有备则显方氏之功，若言无备则增方氏之罪。哈富门无为方氏遮瞒之必要，而亦无嫌于方氏，其关于丰岛及黄海两役之报告，大体上毋宁有利于方氏也。又据广乙管带林国祥之报告，济远等抵牙山之次日，即六月廿二日，“忽见一倭铁甲舰在白石浦外游弋，既而济远管驾方伯谦即扯号旗，令我等速起火开船回华，半途（若）遇见高升等载兵商轮，可令其速回威海卫或天津。……但是时广乙所带小火轮已（拖运船）进白石浦江……（致广乙）未能即时开船；延至二十三日四点钟，天微明时，方得起碇与济远同时出口西回，其威远兵轮因货早已卸尽，于是日二点钟乘夜驶回矣”。[9]此言济远等之出口，乃起程归国，而非为作战计，与哈富门说契合，盖信谳也。而《述闻》则绝不吐露此消息。
第二，涉及广乙之遭值者。《冤海述闻》载广乙逃回水手头目蔡福等之报告，谓“初开战时，倭船均向济远攻击，后分一船击我船（广乙）。船主令开放鱼雷，放不出口。船主曰，事坏矣，即下龙旗。倭船亦去，合击济远。我船虽中数炮，均非要害，行驶如常。直驶至山边浅水，大副与三副说，外边有倭船来，即令舢板放下，移舵傍山。福未听船主口号……后被鱼雷舱二等水手裘仲三赶去，舵亦被接去。驶傍山（隈），船主并船上人等皆下舢板。船被火焚。到山时近九点钟”。然广乙管带林国祥等生还至仁川时，对外国访员自述经历之谈话，则与上文大相违异。计针锋相对之点有三：（1）则谓敌舰首先攻击之对象，非济远而为广乙。盖济远先过日舰队之侧，日方并未扯旗请战。及广乙行至一日舰对面，该舰即开一炮击之。济远见状，并不回轮助战，惟添煤足汽，逃遁回华云。（2）则谓广乙曾经久战，而非匆遽离阵。盖济远逃后，林国祥犹率部下百十余人鏖战达二时半之久，乃将广乙驶近日舰，以便使用水雷。不幸水雷洞适为敌炮击毁，惟水雷幸未触炸云。（3）则谓广乙实受重伤，其搁浅见弃，实不得已。盖广乙舱面为一开花弹所炸后，复应战久之，敌见其损毁已甚，行将沉没，舍之而去。林国祥勉强驶近一海岛搁浅，乃毁炮焚船，而率残卒登岸云。[10]
以上之异说，吾人究当何所去从？《冤海述闻》及林氏自白均非无所图之记载。《述闻》为方氏辩护，利在铺张济远之战绩而将广乙之责任加重。林氏为己辩护，利在铺张广乙之战绩，而将济远之责任加重。然方氏全舰而归，其诿卸责任之需要小；林氏丧舰降敌，其诿卸责任之需要大。此为吾人特别致疑于林氏自述之理由。然毕竟林氏自述虚诳至何程度，吾人今日尚无充分证据，以作确定之判断也。
第三，涉及济远等初遇日舰之时刻者。据哈富门，此时“将近（上午）九点钟”；[11]据《述闻》，此事在“七点半”钟。然据其后出现于战场之高升船之大副Templin氏自述，[12]彼是日守更自上午四时至八时，约七时半察见济远悬白旗驶来，则济远等之遇敌似当在七时半以前矣。哈富门之说似当见摈，因高升之与济远、吉野等相遇，乃在两方开战之后，其时据各方不谋而合之记录，已是九点钟左右[13]。而广乙败逃搁浅，其船员相率登陆，亦已在九点钟许。则济远等之遇敌当在其前也。且Templin为守更之人，其对时刻之观察当最正确，其报告作于事后仅数日，而此处又绝无作伪之理由，其言宜为吾人所信赖。而据中日各方报告，济远在逃遁前至少曾经一小时以上之鏖战。吾人若采Templin之说，则须将开战时刻移至六时半以前也。
第四，涉及济远管带方伯谦在此战中之地位者。当时流言，谓方于敌开炮时，匿入舱内。时仅大副、二副立吊桥上；彼等请令还炮，方迟不发。[14]旋树白旗而遁，日舰追之；继树日旗，日舰追如故。有水手某睹状大愤，自动开炮；敌舰大创，乃始退却云。此说大致上为传统记载所采用。然《冤海述闻》则谓方氏始终在外督战；当敌炮中济远望台，大副沈寿昌阵亡时，“方管带与并肩立，血尚沾衣也”。其后济远之发尾炮退敌，《述闻》谓实出方氏号令。
《述闻》自为左袒方氏者之作。然与上述不利于方氏之传说，其来源又如何？据《述闻》，是说乃出于天津人穆晋书。穆为济远鱼雷大副，在丰岛之战中，放鱼雷不出，后为方氏所黜者。[15]《述闻》布于甲午乙未间，此事在当时似不能诬。今姑不论前说之来源若何，试从他方面判断其可靠之程度。
甲午我方参战之海军将校中，方氏在国内蒙谤最甚。黄海战后，方氏且在临阵先逃之罪名下，正法军前。至今本国史教科书尚有方氏为懦夫之榜样。然可异者，丰岛之战中，日方主帅伊东祐享所得之印象则殊不尔。其后当威海卫之围，我海军将校程璧光赍降书诣伊东时，伊东问曰：“牙山之役（即本文所称丰岛之战，丰岛近牙山也），方伯谦甚谙海战，何故杀之？”程答曰：“上命也。丁公（汝昌）殊不愿。”[16]以此观之，方氏当时决非仓皇逃遁，毫无指挥，而侥幸苟免者。《述闻》谓“是役倭人犹有以济远能战之图散卖市上”，其言殆非子虚。又据济远德工程师哈富门之报告，方在丰岛及黄海两役中均可称尽职。[17]又池仲祜者，“弱冠从事海军……（甲）申、（甲）午两役死绥将士多与……有情愫”。[18]其作《海军实纪·述战篇》，叙方氏在丰岛、黄海两役之经历，多与《述闻》合；其作《海军大事记》，于方氏之死，亦云“军中冤之”。[19]可知方氏当日所予同袍之印象为何如也。
准是以谈，避匿之事，于方氏为不类。夫汉城之变，敌舰之来，方氏先一日已有所闻。孤军拒敌，上令未颁，果亟偷生，曷勿舍广乙宵遁？既遇敌舰，战力倍蓰于己，苟其畏死，亦何难如厥后操江之所择，立即纳降？此皆不为，而托庇于济远之铁甲，已非吾人所能想象。且方氏避匿之事，若有实据，丁汝昌、刘步蟾辈何以不加纠弹？《述闻》谓彼等与方氏平素有隙，借曰一面之辞。然其后黄海之役济远与广甲同先离阵，而方氏独被罗织以丧其元，则彼等之非有爱于方氏亦可概见。将谓方氏销灭证据耶？则当时生还之士卒为数尚多，讵能除与方氏有隙之穆晋书外，尽被掩口？《述闻》谓李鸿章派洋员汉纳根质证此案，至将济远管旂头目勒禁拷问，久不诬服，案乃寝息，殆是事实。方氏既无避匿，则水手愤而自动发炮退敌之说殊不可信。
济远逃时，曾树白旗，高升乘客目击者多人，其报告不谋而合，决不能诳。[20]今待问者，方氏之出此，果真欲降耶？抑如其后来所云，以“诈敌”[21]耶？于此吾人似不妨放胆一信方氏之言。彼诚立意投降，则毋须逃遁；及敌舰迫近，更不容发炮击之。
吉野追济远，中道引还，日方之报告谓由于吉野舰长疑定远要俟于仁川附近；我方之报告则咸谓由于吉野受伤。[22]后说之可靠性似为较大。吉野此时若力足以覆济远，则当不因惧定远出现而舍弃之。盖吉野速率每小时二十三海里，极易逃避速率十七八海里之定远也。然若谓吉野舰长疑我海军主力，并鱼雷艇等埋伏于后，惧为所袭，则非不可能者。
比较中日两方之记录，并参以上文考证之结果，则丰岛一战之经过大略如下：方伯谦等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以六月廿一日抵牙山。次日，闻汉城变起，敌舰队将至，方乃令诸舰准备回华。因广乙所属小火轮拖运在口内，未能即归，方乃令最弱小之威远先行，而济远、广乙延至廿三日黎明时始起碇。将出汉江，与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等相遇。两方互相猜疑，未交礼号。相近万码许，吉野旗舰忽响一号炮，于是日方三舰炮火齐发。两方鏖战互一时许。广乙受殊伤而放鱼雷不出，遂先逃至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日舰未之追。管带林国祥率船员下舢板登陆，而遗火广乙之火药库焚之。林等登英舰亚细亚号回国，将发，日兵遮之，胁署降服状，乃纵之归。济远拒战甚力，其望台中炮，大副沈寿昌裂脑死，方管带初与并肩立，脑浆与血沾其衣。前炮台继中炮，二副柯建章为之洞胸，学生黄承勋为之断臂。方见力不支，乃悬白旗于樯头而遁，日诸舰追之，途中在舒潭岛附近与载兵赴牙山之操江、高升遇。日诸舰乃暂置济远，继乃以秋津洲截高升，以浪速截操江，而以吉野续追济远。吉野迫近时，济远后炮猝发，中其望台后，吉野旋退还。或曰，吉野之退，虑后伏也。[23]
操江先与济远值，得闻战讯，立即反轮，至下午四时终为浪速追及。管带王某不知所为。时有丹麦电信技师穆伦斯德Muhlensteth受雇赴韩，适乘是船，因劝王降，而将重要文件付诸炉火，王氏从之。又劝投所携饷银二十万于海，未及行而日兵至。降众为日人押归日本，颇受凌虐。或云，日兵未至时，有队长某坚欲开炮，为王氏捆投海中，溺焉。[24]
秋津洲先值高升，即传旗下碇。继反轮向前进之吉野、浪速，三舰似以旗语互商者。无何秋津洲复趋高升，炮管咸露，直指向之。至相距四分之一里许，乃止不进。一小舟自舰下，向高升而来。舰中军官言于同行之洋员汉纳根（李鸿章顾问）请告船主，彼等宁死不降。众复鼓噪应之，秩序大乱，汉纳根力为劝抚，众乃少安。日艇载二军官至，其一迳造船主Galsworthy室，验其一切凭证，并问高升能否随秋津洲行，船主抗议之后，表示惟有遵命。日艇去后，汉纳根译布交涉结果，一时怒声沸腾。将士挥剑拟枪，言若敢起锚，则尽杀船中西人。又派数兵监视船主。秋津洲“立即起行”之令复至，汉纳根乃言于船主，请以旗语约日艇再来。至则汉纳根亲至船腰道口与日官议，惧其上船遭害也。日官立于梯口，手握剑柄以言。汉纳根告以船中景状，求许其驶回天津，以出发时两国尚未开战也。日官允反告而退。顷之日舰旗信出，曰“立即离船”，为船中西人而发也。时船中各口已为华兵截守。复信曰“未被容许”，继以“请派一艇来”。日舰答曰“救生艇不能来”，而令即离船之号旗尚飘扬也。瞬间秋津洲鼓轮转徙，直对船腰，同时汽笛长号，惊人心魄。俄而红旗上升于前桅，继之，鱼雷射出，未得命中。而秋津洲六炮齐发，其桅顶之机关枪复应之。高升煤舱立中炮。一时黑氛煤屑，弥漫海天。船之末部先沉，逾半时始全没，时一点三十分钟也。桅顶尚露，其上攀援呼救者累累然。船没前，华兵一部分投海中，一部分据船还枪。其凫水逃者，一方面为日人放艇搜射，一方面复为船中同伴轰击。高升载兵一千二百人，炮十二尊，得还者，通船员实仅百七十余人耳。李鸿章之奏报，却谓高升“载兵勇九百五十人”，“先后救回二百五十一人”。汉纳根凫水至一小岛，得庆生还。船主及大副为日人所救。右之叙述乃参据此三人之报告[25]，其为我国史家利用，此尚是第一次也。
使李鸿章、丁汝昌深知战略，宜不止定远、镇远等之行。李下此着棋之唯一理由，不外“我不先开仗，日谅不动手”之信赖耳，而不知日人竟动手也。是役也，日人既在海上夺我先声，后损我陆军精锐，而绝牙山之援，使陆路第一次交绥中我方之败益惨，其影响于后来战局非少也。其后在天津捕获日本奸细一人，供称曾预先采得操江、高升等之行期，电闻本国。此奸细被发现于军械局总办张士珩所用某书办家。[26]张士珩者，李鸿章之外甥也。时人颇以此诟李鸿章。
二、黄海之战
国人于中日战事之乐观，至平壤、黄海连日之大战后，乃始失据。丰岛之败，高升之沉，犹是以少御多，且无戒备，未足示弱也。汉域变后，牙山叶军已不能与本国通电信。丰岛战后，北洋海军力避远出，叶军海道之联络复断。于是李鸿章之于叶军只能雇英船往探其消息而已。七月初一日，即宣战之日，船回，报言“六月廿五六日叶军屡胜，倭死二千多人，叶兵死二百人”。先二日华商自仁川逃回者亦云：“廿三，叶与倭开仗，倭兵三千，死一千余，我伤亡百余。倭兵已往北退。”牙山叶军，益以爱仁、飞鲸所运，不过三千余人，而杀敌已同此数，是诚足以自壮之事！迨初五日唐绍仪自汉城归，始得牙山败讯，犹以为胜后少挫耳。此后即不知叶军下落。至廿二日左宝贵等自平壤电述叶氏报告，始知彼军已退至平康，将达平壤。朝廷以其孤军援绝，败固预期，而不知其败状如何，又深信先入之捷报，竟以为叶氏知兵，盛加赉赏。是时华兵先后集平壤者有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四军，都万四千余人，而无主帅。廿五日，朝旨遂以“叶志超战功夙著，坚忍耐劳，着派为（诸军）总统”。马、左、卫、叶四军皆李鸿章旧部，练习西式枪炮多年。除日人外，众皆谓其堪当一战。初不料日人八月十四日来攻，平壤大军于十七日即瓦解也。其翌日北洋海军复大败于黄海。[27]
今于详叙此海上大战之前，请一回溯丰岛战后五十余日间北洋海军之所历。李鸿章、丁汝昌等原定之海军策略为一方面固守自大同江口（朝鲜境）至威海卫间之海岸，以舰队巡弋于其间，而弃牙山之叶军不顾；一方面添购外舰，扩充实力。
购舰事，洋员泰乐尔（F.W.Tyler）主之最力。泰乐尔者，英国海军后备少尉，原任我海关巡缉舰长，因欲为此世界第一次新式海军大战作报告而投效于北洋海军者也。其后来追述购舰事之始末云：“予与德璀琳（Detring，德人，服务天津海关，兼为李鸿章顾问）及汉纳根讨论战略时所贡献之意见如下。电购智利国某新巡洋舰（予忆其名为‘五月十五’），为世界最捷之舰者，开来中国。无论所索何价，即照付之，毋与论，毋稍稽延。此舰付予指挥。其中原有士官之一部分当愿投效，余则予自能召募补充之。炮手、炉夫、水手等可用华人。予将以此舰扰乱敌人之后方海陆。倘能使我方海军之出动延至予舰出发后，则万事皆妥。盖如此则彼等之首务将在捕捉予舰。彼等将留吉野及其他快舰防诸煤港。如此则我方舰队之利也。……使予舰奏功，彼等将悔开战之孟浪耳。与议者言，类此之策亦曾思及而予意适与符同。总督亦韪此策。数日后闻购舰事已办妥，予为之手舞足蹈，心中充满用人储煤之计划，而为海军界作报告之事已成为次要矣。两星期后忽来一大打击：智利方面所拟价并未包括军械，或保留原有军械（二者孰是，今已不忆），议遂寝。如是历史乃造成。日人于此事间接或直接有影响乎？盖不独疑似而已。”[28]予按军机处《到电报档》存有七月廿二日到之李鸿章一电，内云：“智（利）二轮，雷（水雷）炮军装全可，由智（利）走直线，约十六日到吕顺（吕宋）。克锡（作者按：当为经手人）约二十（日）画押并定议各费（及）行期。”[29]又军机处《电寄档》存有七月二十六日寄英使龚照瑗一电云：“奉旨前议购智利两轮，龚照瑗廿四日电称智利忽毁议。究因何故翻悔，电语殊不明晰，着即详细覆奏。”[30]据此，则当时议购者实不只一舰，而购买之不成似由于智利方面立意退缩，而非由我方吝付军械代价矣。中国虽贫，当时何致惜此区区。然龚氏之详细复奏，如其有之，吾人已不可得见。购买失败之真相，殆已为时间所淹埋矣。
李鸿章等所定海军退守策略，颇不为清帝所谅。七月初三朝旨问李：“叶军后路久断接济，由于海军护运不能得力。……威海卫僻处东境，并非敌锋所指。究竟（丁）在该处有何措置？抑借此为藏身之图？”[31]李覆以我军无侦探快舰，而敌于汉江各口布置已久，深入恐坠其计；且我方力薄，不敢轻于一掷。清帝无以难之[32]，原策乃维持不变。丰岛战后，二十日间，丁汝昌曾三次率主力诸舰出巡大同江口（第一次六月二十五日往，廿七日返；第二次七月初一或初二往，初八日返；第三次初九日往，十三日返）。末一次出发后之翌（即七月初十日）晨，日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享忽率主力舰并运船廿余艘出现于威海卫港外，与港口诸炮台略一交炮即退，夜深复至旅顺，与城头山炮台交炮十数出乃去。此飘忽而似无效果之侵扰，目的何在？当时猜拟纷纭，或谓日军欲伺隙登陆，或谓其欲诱北洋舰队出战。然一月之后，其真意乃显，盖欲使我海军还顾后方，而络绎于朝鲜海面之日本运船，乃得绝对之安全耳。我方果中其计。李鸿章闻警后，立电召丁汝昌率军西还，而将防守范围缩为从旅大至威海。此后月余我海军不敢出北洋一步。[33]
初，七月五日，朝旨已谓近日奏劾丁汝昌巽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于异口同声。至是北洋海军伏匿不出，言官益交谪汝昌。廿六日，清帝以彼避敌误机，畏葸无能，着即行革职，仍责令戴罪自效。又谕李鸿章，着于诸将中遴选堪任海军提督者，酌保数员，候旨简放。[34]于是李鸿章乃不得不为汝昌作最后之辩护。其复奏中历述北洋海军如何劣钝，日本海军如何优越，从前丁汝昌如何力求扩充，如何受部议沮格。末谓：“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以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至论海军功罪，应以各口能否防护，有无疏失为断。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从前丁汝昌剿办粤捻，曾经大敌，迭著战功；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借资阅历。……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奏上，奉旨：“丁汝昌着暂免议处，由李鸿章严行戒饬。”[35]
丁汝昌部下左右翼两总兵林泰曾与刘步蟾亦难逃谤。然据予所知，以弹章加之者，惟一张百熙而已。八月初一日，百熙奏云：“林泰曾、刘步蟾两员，尤为庸懦无耻。调遣赴援之始，该总兵即战慄无人色。开轮后，匿伏舱内不出。丁汝昌为所牵制，不得自由，以致恇怯退缩，为天下诟詈。相应请旨将……（该）两员一并革职。”奏上不报。[36]
八月中，平壤告急。援兵之路以海运至鸭绿江口之大东沟登陆为最捷。海军掩护，责无可卸。于是海军固守北洋海口之策略乃不能不稍变。十七日丑刻，丁提督统帅北洋舰队，偕铭军八营所乘之运船若干艘，发自大连。午间全军抵目的地。提督即派镇中、镇南两小炮船，另四鱼雷艇卫运船入口。平远、广丙两舰在口外下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超勇、广甲、扬威等十舰在口外十二海里下碇。运船起卸，至夜不休。近岸凉荒，渔舍寥落。登陆兵士，沿海扎营。渔火帐灯，荧荧相接，蜿蜒里余。在惨白夜色中，来往憧憧人影。稍远，则巍然巨舰之轮廓，矗立苍茫。是乃中秋后二夕，而黄海血战之前夕也。[37]
先是，日海军自威海卫示威归后，驻碇于仁川。尝数发侦船，不遇我舰。会日陆军进迫平壤，海军亦拟进至大同江口，以相接应，而占渔隐洞为根据。八月十五夜伊东祐享遂帅第一游击队、本队，及赤城、西京丸行。第一游击队，包含吉野、浪速、高千穗、秋津洲四舰。本队包含松岛、桥立、严岛、扶桑、千代田、比睿六舰。赤城为一小炮船。西京丸本商船，临时施以军装，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之，以观战焉。此十二舰即黄海大战中日方实力之全部。战之日，日大军自渔隐洞出巡，似不虞遽与北洋舰队遇，故鱼雷艇无一艘偕行。战后或有讥日方不知用鱼雷者。[38]
于此，吾人试一比较两方之战斗力。就物质上言，其间宜大轩轾也。日舰之敏捷为我所不及。而我方定、镇二舰铁甲之坚厚，体量之庞大，则为日方所无。炮，我方以口阔弹巨胜，日方以发射迅速胜。（先是定、镇两舰请购配克虏伯十生特快炮十二尊，部议以孝钦后六十祝嘏需款，力不逮而止。）日方未携雷艇，我方雷艇初亦滞留于后。舰数两方皆为十二；我方平远、广丙后至，而日方赤城、西京丸之战斗力亦可忽略也。然我之最大弱点，第一在十吋口炮（我方最大之炮）子弹之缺乏，第二在多数高级将官之怯懦。先是，汉纳根与泰乐尔至旅顺查看军械清单，已发现两十吋口炮共只有大弹三枚，因电李鸿章请督军械局总办从速制备。旋据总办复函，此种大弹本国不能制，而外购已不及，惟以小弹充数而已。至于将士之战德，据泰乐尔之观察，船面及机械室人员皆极优良；士兵皆活泼勇敢，技术精熟；下级将校大体尚善；惟上级者，除少数外，盖远逊焉；彼等大抵染官僚气习，萎靡不振。据美国炮术师麦吉芬之观察，“将官之怯者，无过福州人。……自兵端初起，以讫末次之战，凡丁汝昌之欲左者，若辈即共右之，欲右者即共左之。……（彼等）视军令为儿戏，恒架虚词。……有时为丁提督所觉察，顿足怒詈，终无如之何。福州人之外类多一身足胆……战时颇借其力”。[39]
八月十八日晨，天气豁朗，旭日映海，波成黄金。七时许，我方运船载来之军队及辎重上岸已毕。旗舰（定远）上水兵咸露欣豫之色。诸将校，御长筒布靴，服饱胀之袴，及上施龙徽彩钮之半西式外衣者，亦有凭眺之暇。然彼等不若水兵之自得，以熟知己方之所绌，及遇敌之危也。然使彼等释念者，丁提督以九时许下令全军，准备午间启行，殆将遄返旅顺或威海卫。[40]
旗舰中钟已八敲，午餐之号已奏，烤白鸽之嘉肴已陈案上，而敌舰之影迹犹未现，总兵刘步蟾至少可安心饱饫此一顿饭矣。然彼之口福终薄，俄而南方地平线上袅出薄烟，渐升成柱，日舰竟至矣！然尚非不容许草草终食之时间。午餐之号复鸣，将弁之自舱内惊登甲板上观望者复注入甲板下。旗尉则忙于指挥信旗，而烟囱则始喷唐山煤之浓烟。顷之锚亦起，舰协机声而搏跃。半小时后，远烟所从出之日舰一串亦可辨识。[41]
日军进至相距约八千码时，定远旗舰首先响炮。此开场炮之发却大有来历。初丁提督开军事会议，决定战时诸舰分段纵列，每段二姊妹舰骈比而稍欹，以定远、镇远居首，是为掎角鱼贯之阵。舰队驻碇时即作此排列。将战，刘步蟾指挥信旗，却令诸舰骈列作一字雁行阵，而以最大之定、镇居中，以小弱之扬威、济远居两翼极端。此战略上之擅改，其惟一可能之理由，即刘步蟾欲使己身处于最安全之地位。盖如是布阵，则敌人避坚击瑕，必先及其两翼，而炮火当至最后始集中于旗舰也。此至多数十分钟之延宕，似尚非其问题之完满解决，然彼力所能为者已尽于此矣。是时丁提督与汉纳根立于吊桥之前方，似尚未察觉方总兵之狡计。泰乐尔在瞭望塔上睹状，念此意外之纷挠已起舰队之纷乱，若复更改，乱当益甚，不若保持现状，为害较轻。因跃下，以此意言于丁等，咸韪之。然一字式之排列，未见完全。盖两翼弱舰，觉其地位之危，逗留于后，故阵成半月状。既而日军愈近，相距约一万码。观其进行，似欲横越我阵前，而攻其最弱之翼，即右翼。泰乐尔思之，此时我方所需之号令显然为全军向右略移，如此则我方主力舰或可首与敌接。因再至吊桥，献其策于丁等，立见采纳。汉纳根至舰尾指挥旗尉，留与俱。信旗上出，众舰应之。定远旗帜乃下降，示将移转也。泰乐尔至瞭望塔口，候舵之转，而久不见其动。总兵在塔下，泰乐尔语之曰：“总兵，改道之令已下，公若不左转舵，则舰队纷乱愈甚。”总兵乃令曰“舵左转”，旋复低声曰“慢，慢”。其结果舰止不动。泰乐尔大恚，加以诅语，自塔跳下，奔赴吊桥，然初不思丁提督此时身旁无人，而彼不谙华语，丁亦不谙英语也。吊桥非坚固之结构，其前部阁于相交之两十吋口炮上，一炮开火，则桥将毁碎。泰乐尔甫至桥上，刘总兵即下令发十吋口炮。泰乐尔与丁提督俱被掷入空中，堕甲板上。丁伤其脮，尚能观战。（《东方兵事记略》卷四，十二页上谓“汝昌先立望楼，旋受弹伤脮，倒地”，盖非事实，今流行之《中日战史》多因之。）泰乐尔知觉全失，久之始苏。然刘步蟾之急智已售。[42]
战事以一时开始。如顷所述，我军横列成半月形而进，定远、镇远居中。定远之左以次为经远、致远、广甲、济远，镇远之右以次为来远、靖远、超勇、扬威。日军从我左方斜进，以游击队当先，而吉野冠焉。初时日军似迫我中央者；稍进，游击队忽转向我右翼，同时增加速度。于是我军向右略移。本队循原方向进行片时，亦转而随游击队之后。日方初时似欲以全军圈绕我阵而行。然游击队过我右翼时，见平远、广丙率诸雷艇自北至，转往追之。于是本队单独圈绕我军。后游击队复从相反之方向，作同式之进行，会合本队，向我军取夹攻之势，是为战事最烈之阶段。本队、游击队相过后，复返轮作第二次之夹击，是为战事之最后阶段。至五时半许，日方忽收队休战。[43]
敌本队绕至背后时，我军阵形始乱，此后不复能整。我舰旗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因最初半小时炮火之丛集，已悉毁舰上樯桅及绳索，信旗无从悬出。即帅旗亦被击落，以后遂不复升。惟敌方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井，如在操演中。
是役也，我方计失五舰，曰扬威，曰超勇，曰致远，曰经远，曰广甲。日方未失一舰，惟有数舰因受重伤，中途离阵。
敌游击队拂我右翼时，扬威首当其冲，中弹起火，旋驶出战线外，至海洋岛附近，陷焉。管带林履中蹈海死，船员为左一雷艇救生者...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