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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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沈葆桢之经营

    当同治末年（1874）日人借故进兵台湾也，朝命沈葆桢率福建水师赴台，观动静而备守御。葆桢是时方以前江西巡抚之资格，督办船政于福州。其人既廉正有能，于海军在国防上之重要复知之切；创立造船厂及水师学堂，沿用西洋技士教习，遣派留学生，七年之间，成绩灿然。此后奋勇殉身及临难苟免之著名海军将校，与乎折樯裂舷、沉沦海底之败舰中，颇有为福州船政之产品者焉。葆桢既至台，亲诣日本司令官西乡从导，并巡行其营垒，语之曰，两国海军方始萌芽，同种间遽构战，令西人尽见底蕴，益启窥伺之心，不如各归，大治海陆军，二十年后相见，庶彼此具有规模，不为人藐视。西乡颇受感动，旋亦不得大逞于台，遂罢兵归。甲午战后，葆桢孙翊清奉派赴日观操，西乡犹健在，亲款宴之，出妻见子，备谈前事，曰：“日本海军之粗有成绩，不敢忘令祖之赠言。”

    西乡归后十年而有甲申中法之役，以考验我国海军之造诣。时葆桢已前卒，然其于海事，亦既尽心矣。初，光绪元年（1875）六月，总理衙门会同户部奏准，于关税厘金项内每年分拨南北洋大臣各二百万两，专为海军之用。会葆桢移督两江，兼领南洋大臣，鉴于畿辅海防重要，以为海军宜先尽北洋创办，分之则为力薄而成功缓，因奏请暂将四百万两尽给解北洋海军，俟其兴办稍有端绪乃已。无何，晋豫告饥，北洋大臣徇朝士请，提海军款以赈，葆桢以为大戚，贻书争之，谓“国家安危所系，其老病不及见，必为我公异日之悔”。然鸿章终不省，旋复移用。四年二月，葆桢奏请将前项协款仍分解南北洋。六年冬，葆桢正力疾调集款项，拟派学生出洋监造新舰，适日本夷琉球为冲绳县。庶子王先谦请兴师问罪，诏交南北洋大臣会议。葆桢遗疏言：“天下事多坏于因循，但纠因循之弊，缰之以卤莽，则其祸更烈于因循。日本自台湾去后，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若我海军全无基础，冒昧一试，后患方长。”

    葆桢卒后，以迄甲午，海军之发展，仅限于北洋，而其规划组织之任，则专属于李鸿章。李乃于天津设水师营务处（初以马建忠主之），及水师学堂（始终以严复主之），造大沽口船坞，筑旅顺炮台，奏调淮军宿将陆路提督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延聘英人琅威理为总查司训练事，益订购军舰于外国。

    （本节参考书：沈瑜庆新译《帝国海军之危机序》《沈文肃公政书》、池仲祜《海军大事记》）

    二、甲申闽海之战

    光绪十年（1884）夏在德国订造之定远、镇远二巨铁甲舰及济远巡洋舰已告竣工，尚未驶来，而中法在安南之冲突日益烈。朝旨严戒海防。五月，李鸿章出海巡阅，值张之洞、吴大澂、张佩纶诸大名士，各奉朝命，联翩出京，道过天津，鸿章邀之，共预盛典。一时纶巾羽扇，掩映于汹涛飞浪间。意气之壮，可想见焉。鸿章归后奏报巡阅情形，略曰：“臣先……檄天津镇总兵丁汝昌所统超勇、扬威两快船，康济、威远两练船，齐集大沽口外。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炮船齐集烟台。五月二十九日……督率各船放洋操演雁行鱼贯各阵式，帆缆灯旗各号令，及枪炮施放之法，尚能整齐灵便。闰五月初一日，驶抵金州之旅顺口，察勘新筑炮台营垒，全仿洋式，坚致曲折，颇具形胜。道员袁保龄督挖船澳船池，修建军械库屋，工程已及大半；操演水雷、旱雷，均渐熟习。该处……现有提督宋庆等陆军，与丁汝昌水师互相掎角，布置已就绪。设遇海上有事，冀可凭险固守，牵制敌船，使不遽深入。初二日，过烟台，会操各船，声势略壮。……初三日，抵威海，阅看所延德国副将哈孙教演鱼雷，员弁兵匠齐力操作，射放有准，驾驶雷艇，快捷如风，洵为制敌利器。道员刘含芳会同哈孙督操布置，诸务甚有条理。惟该处濒诲，南北西口，地阔水深，若筑台设守，需费极巨，一时不易措办耳。”

    是时我国海军显然以北洋一支为较强，其所属船舰，什九造于外国。（超勇、扬威及六镇皆造于英。威远轮机由英厂承办，铁骨由法厂承办，运归闽厂装配。惟康济全为闽制。）南洋及福建两舰队，则大部分以马尾船厂及江南制造局之出品充数。而南洋诸舰，拖船载勇，迎送官吏，习以为常。训练既荒，战备更阙。福建水师之脆弱，则于马江一战而尽见。法人之不向北洋进攻者，殆有见避坚击瑕之义欤？而恶运遂首先降临于侍讲学士，会办福建军务，挟积年清望与盖世英名，而自告奋勇之张佩纶身上。

    六月，法舰十三艘陆续抵马江口。于是张佩纶出驻马尾，督扬武、福胜、建胜等十一舰及其他较小之兵船八号、炮船十号以拒守。先是闽督何璟自以书生不谙兵事，属请解职，朝令杨昌濬代之。旋命大学士左宗棠督闽师，皆未至。军事皆主于张佩纶。彼实不知兵，而意气极盛。何璟及巡抚张兆栋，皆曲意事之。彼狃于李鸿章之议，谓和约旦夕可成，戒军士勿妄战，听法船入口。而又瞢然无备。我方主舰与敌舰密迩而泊，或言此险势也，敌若先开炮，则我军立烬。佩纶以为怯，置不理。敌既照会开战时刻，起碇换帜矣，我方诸舰犹屹然住碇如故。及敌弹从至，乃始斩锚链而还炮。是役也，闽海军全部覆灭，造船厂复被毁。而奉命赴援之南洋五舰中，复有二艘为敌轰沉于浙江海面。

    （本节参考书：罗惇曧《中法兵事本末》、池仲祜《海军实纪述战篇》、《李文忠公奏稿》、《清季外交史料》光绪十年部分）

    三、北洋海军之经营

    经此役后，朝中自帝后王大臣以下，咸知以兴海军为号召。十一年九月，诏设海军衙门于京师，以醇亲王为总理，庆郡王与李鸿章为会办。李负办事之责而不驻衙门，醇亲王等驻衙门而无事可办，惟司经费之出纳而已。李于海军，非不尽瘁，然既未之学，复窘于财，荏苒九年，以迄甲午，北洋海军，质量上皆大体仍旧。其睹南洋及闽粤舰队，则更自郐以下，而又不预甲午之役，可无述焉。

    是年十一月，鸿章致书醇亲王，陈述北洋海军现状，及其之初步发展计划，略曰：“北洋现有船只惟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最称精美，价值亦巨，济远虽有穹甲及炮台甲，船身较小，尚不得为铁甲船，只可作钢快船之用。此外，则惟昔在英厂订造之超勇、扬威两快船，船身较小，更炮巨机巧，可备巡防，至康济、威远等木船，专作练船，海镜仅可装运兵丁，以上三艘皆闽厂所造，旧式也。镇北等蚊船仅可守口，不便在大洋备战。……鸿章前在京师舰面陈俟英德续购四船（按时已定造致远、靖远两穹甲于英国，经远、来远两穹甲舰于德国）到后应归并操练，庶气势较厚，将来饷力稍充，须添购浅水钢快船三艘，鱼雷小艇五六支，合之原有铁舰雷艇，庶可自成一军矣。……前在英厂购到蚊船数支……吃水仅八尺，故先在大沽建坞修理……此坞水底无石，为费颇省。嗣购到超勇、扬威吃水十五尺，不能进大沽，每年赴上海洋商船厂修理已形不便。今又添定远、镇远、济远吃水至二十尺、十六尺……非借英之香港大石坞、日本之长崎大石坞不能修理。……今年始聘到德国监工名启威者，相度旅顺口内地基堪以创建船池石坞，其口门有导海机器挖沙船随时浚深，铁舰可入内停泊修洗，估计坞厂厂房各工……约需银百三十万两，限三年竣工。”以上之计划，除添购浅水快船一项始终未办外，其余部分，逐渐实现，十二年购福龙鱼雷舰于德，十三年购左一出海鱼雷舰于英，购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五鱼雷舰于德。十八年八月旅顺船坞告成，距甲午衅起才两年耳。

    此外，北洋海军之新建设则有威海、大连及胶墺诸军港之经营，威海、大连及旅顺之布置情形，详各该地战事之记述中。胶墺军港之完成，在甲午战役后而又不在战役范围，今不之及。（此文为拙作《甲午战役史》之一部分，故云尔。）

    （本节参考书：《海军大事记》《李文忠公海军函稿》）

    四、北洋海军发展之停顿

    自十四年春，致、靖、经、来四舰驶到后，北洋无复添购外舰之事，船之增者惟十五年闽厂所成之平远一艘而已，盖朝廷于发展海军初无诚意，吝给巨款。十七年四月，户部尚书翁同龢甚且提议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支、机器暂停两年。丁汝昌等以我国海军战力远逊日本，添船不容少缓，力陈于李鸿章，李据以入奏，终以饷力匮绌，户部之议得行。然如李鸿章后来解嘲之言，“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机，逐年增置”。甲午战时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艘，其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构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国诸船定购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据说尚未精造至此。致远、靖远二船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后因行用日久，仅十五海里。此外各船则愈旧愈缓，黄海战前李鸿章《覆奏海军统将折》中有云：“海上交战，能否趋避，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易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此事实鸿章盖早已见及之也。然当户部议兴之日，鸿章何不痛陈利害，反复力争，以求贯彻己之主见？

    周馥者，鸿章幕府旧僚，是时方任直隶臬司，一日密告李鸿章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间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之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鸿章曰：“此大致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周馥复力言之，鸿章嗟叹而已。

    果也，甲午战起，朝野皆以海军不振归咎于鸿章。是年七月初七日，上谕：“自光绪十年越南用兵之后，创办海军，已及十载，所有购船制械，选将练兵诸事，均李鸿章一手经理。乃倭人自上次朝鲜变乱，经我军勘定，该军败而归。从此蓄谋报复，加紧练兵，此次突犯朝鲜，一切兵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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