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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一月十九日新会梁任公先生病殁于北平，本报既已为文悼之矣［一月二十一日本报（按指《大公报》）社评］。兹再从其学术方面，作一综括之评论。
任公先生一生之智力活动，盖可分为四时期，每时期各有特殊之贡献与影响。第一期自撇弃词章考据，就学万木草堂，以至戊戌政变以前止，是为“通经致用”之时期。第二期自戊戌政变以后，到辛亥革命成功时止，是为介绍西方思想，并以新观点批评中国学术之时期，而仍以“致用”为鹄的。第三期自辛亥革命成功后，至先生欧游以前止，是为纯粹政论家之时期。第四期自先生欧游归后以至病殁，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终不能忘情国艰民瘼，殆即以此损其天年，哀哉！
先生第一期之智力活动，全受康南海之影响。此时期之梁先生，实为康南海附庸。吾确信即起梁先生于九原，当不以此为降抑之词也。而此后三时期之活动，实于此时期奠其基。故欲论近代学术史上之梁先生，不能不一论康南海。康南海者，我国“经学”史上数座巨峰之一也。“经学”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与哲学之在欧洲历史中之地位相当。其在西方史中，每当社会有剧变之世，哲学必先之或缘之而变；其在中国史中，每当社会有剧变之世，经学必先之或缘之而变。经学之成立在西汉初，自此以后，凡经五变。西汉末古文学兴，是为一变，此时期之代表人物为刘歆。魏晋之世，学者援老庄说经，是为二变，此时期之代表人物可推王弼。宋儒以“性理”说经，是为三变，此时期之代表人物为朱熹。清代汉学家专从训诂校勘方面治经，是为四变，此时期之代表人物为王念孙。道咸以降，西汉“今文学”复兴，“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炽，是为五变，此时期之代表人物为南海康有为。（以上所陈之经学史观，乃作者臆见，兹仅发其凡，除论康南海为本文中应有之义外，余俟另为文详之。）
康南海者，非开辟之人物，而集大成之人物也。当鸦片战争前后，我国智识界先后衍成三种趋势：
第一，乾嘉间朴学之正统派，有二特点：其一则重文字之解释而轻义理之阐发；其二则解经以许、郑、贾、马为宗，皆守刘歆古文之学者也。然境域之垦辟既尽，则思迁移；正统派之宰制既久，则起反动。嘉道间，庄存与始将久遭湮埋之今文学中何休《公羊传注》掘出，著《春秋正辞》，专求公羊之“微言大义”及“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其后刘逢禄复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扬其波。刘又著《〈左氏春秋〉考证》，谓《左氏春秋》本不解经，经刘歆改头换面而成现今之形式，是为近代今古文之争之第一次交绥。其后魏源著《诗古微》，攻《毛传》及大、小序，著《书古微》攻马、郑之说，邵懿辰著《礼经通论》，言古文《逸礼》为刘歆所伪造。而今文学与古文学之争，壁垒愈坚固。今文学之兴是为第一种趋势。
第二，自鸦片战争而后，少数有识之士，怵国运之凌夷，虑大难之将至，知非于词章、考据之外，别求经世致用之学不可。龚自珍及魏源之著作，即表现此种趋向。后经洪、杨之乱，四海沸腾。一时削平大难之功，端赖实行之人，益见徒事呫哔之无用；而曾、左辈盱衡当世，每叹才难，提挈诱掖，不遗余力。讲求实用，是为第二种趋势。
第三，鸦片战争之结果，虽未能醒中国人之迷梦，亦已使其知汽船、钢炮之不可忽视。当洪、杨时代，英法以舟师数千，直捣京畿。其后敉平江南，以倾国之师，收效之速，不若英将戈登一旅之众。此等事实，已足使不甚顽固者坚信泰西之优胜，而有模仿之必要。故乱定后，曾国藩辈即兴建福建造船厂、江南制造局及江南译书局，并派人出洋留学。初仅注意其器械及战术，渐乃及其政法。薛福成及郭嵩焘，此种运动之代表人物也。效法泰西，是为第三种趋势。康南海者，于此三种趋势，各集其大成，而复熔之于一炉，抟之为一体，以鲜明之旗帜，恳切之呼吁，宣传其说，而卒以易天下者也。梁启超者，在此旗帜下一员最有力之大将也。
戊戌政变，在政治上为彻底失败之运动，而在“社会思想”上实为一扫霾拨雾之飏风。其影响之显而见者，在此时前后，国民日用语中，不知增加几许新名词、新口号，若变法也，改制也，民权也，平等也，自由也，议会也，立宪也，废科举也，兴学校也，重女权也，戒缠足也，不可殚列，举国观听为之一新。综论其结果，在政治则促起“维新”之自觉，在青年思想上则促起“新学”之自觉。凡此乃旧时代与新时代转变间之一大关键，康、梁实与有转移之力也。试一观当时中国风气否塞至何程度，便知康梁辈之功绩。光绪十四年，康氏初上变法之书，举世目为病狂，大臣格不代奏。其后引用，朝野哗哄，攻击环集。戊戌秋，有平江苏舆者，集当时抨击康党最力之著名文件，都七卷，名《翼教丛编》，而为之序曰：
甲午以来，外患日迫。……言禁稍弛，英奇奋兴。而倾险淫诐之徒，杂附其间。邪说横溢，人心浮动。其祸实肇于南海康有为。……自黄公度为湖南盐法道，言于大吏，聘康之弟子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视为教宗。其言以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不知有本朝也。……许尚书、文侍御既以参劾获罪。……张香涛尚书《劝学篇》，王幹臣吏部《实学报》，辞而辟之，未加显斥。吾湘如王葵园祭酒师、叶焕彬吏部数先生，洞烛其奸，摘发备至。……而（其后）康、梁以逆谋事觉，乱党逮治。区夏好士，钦仰皇威，弥然自乐其生。
若是乎，则当时之康梁，不几夫今日之“赤化者”哉。
自维新派与革命党为政敌，革命成而维新派被目为罪魁，而不知二者表相反而里实相成也。“国民革命”（此词始见于《同盟会宣言》，今党军名“国民革命军”，殆即本此）运动，实行先于言论。党人最著名之机关报，曰《苏报》，曰《民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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