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今海内称王先生者，莫不以其经史考据之学，此在先生三十岁以前固未始自料也。是年先生曾撰《自序》二篇（见《教育世界》第六及第十期），述其为学之大略及将来之趋向。盖七八年来无日不寝馈于哲学中，末乃稍转移于词曲之创作。其《自序》中述哲学之经历曰：
是时（在上海东文学社时，先生二十二岁，光绪二十四年也）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即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善之，顾文字暌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书之日矣。……抵日本（光绪二十八年）后，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留东京四五月而病作，遂以是夏归国。……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次岁始读翻尔彭（Fairbanks）之《社会学》，及文（Jevons）之《名学》，海浦定（Hffding）之《心理学》（此书后经先生译成中文）……巴尔善（Paulsen）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Windelband）之《哲学史》……通其大略。……次年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前后读二过，次及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康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之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说之窒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此外如洛克、休蒙之书亦时涉猎及之。近数年来为学之大略如此。
此数年中，先生陆续为文阐释叔本华、尼采之学说，介绍于国人，而康德之形而上学及美学，亦时杂论及之，又不徒介绍之而已。其于叔本华之遗传说，且批评其失当，于叔本华之“意志解脱”说，且怀疑其不可能（详后）。其于尼采之学说，则明其为叔本华美学思想之引申。视并世及至今稗贩者流，于西说未尝有深造自得，而妄作应声回响者，夐乎远矣。又不徒探究西哲之学说而已也，并追溯我国哲学思想之历史。先生治学方法视并世诸家有一特具之优长，即历史眼光之锐敏是也。其治一学必先核算过去之成就，以明现在所处之地位而定将来之途径。其作词也，则先有其词学史观（散见《人间词话》中，尚有一卷未刊）。其欲创作戏曲也（先生实尝有志于此，见其《自序》中），则先成《宋元戏曲史》。后此治古器物文字，治辽金元史，莫不如是。此时治数学才数月，而其著作中于西方古代畴人如数家珍，今世大学中之数学教授视之如何耶？姑舍是，本文所论乃在哲学。先生对于我国哲学亦自有极明显之历史观。其大略见于《评辜汤生英译〈中庸〉》（原文录登本志第四十三期）及《论近年之学术界》二文中之引端，略谓自周之衰，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升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师说，学术界稍稍停滞矣，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学者见之，如饥得食，如渴得饮，故六朝至唐佛教极千古之盛，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是时吾国固有思想与印度思想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调和之。宋后至清，思想之停滞略同于西汉，至清末而西洋思想成为第二佛教。凡此在近人关于本国思想史之著作中闻之已熟，然不知实先生二十余年前之创说也。又谓《老子》之书，盖出于战国；儒家之形而上学思想，因受道家之影响而产生，出于孔子后。前一说，近人梁启超君后先生而主之。后一说，至今尚无人注意。此外先生关于我国哲学史尚有两篇重要文字。其一为《论性》，历述我国数千年来各家关于人性之学说与争辨，批评其得失，而试下一最后之断案（详后）。其二为《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哲学说》，谓“戴东原之《原善》与《孟子字义疏证》，阮文达之《性命古训》等，皆由三代秦汉之说以建设其心理学及伦理学。其说之幽元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然一方复活先秦之学说，一方又加以新解释，此我国最近哲学史上唯一有兴味之事，亦唯一可纪之事也”。近人之注意戴、阮二氏学说，而认识其真价值者，实自先生始。后此蔡元培君于其伦理学史中因盛称戴氏之学，而胡适君更将戴氏偶像移至近代思想神坛之最前面，顶礼膜拜无虚日，梁启超君且抠衣而往从焉。于是戴东原遂成为我国学界中最时髦之名词，戴学遂成为最时髦之学问。而戴氏之地位愈抬愈高，而其人物愈放愈大，而其真面目亦愈晦。德人尉礼贤（Richard Wilhelm）且以之为中国之康德焉（戴氏恰与康德同时），吁过矣。其实戴氏之根本思想类多掇拾当时输入之西说，其盗袭《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而改窜原书以图灭迹，尤为士林所羞称。而其学说之本身亦自相矛盾，此点在十余年前王先生已洞烛之矣。戴氏反宋儒之说，以为欲在性中，而义理即在欲中。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在戴氏书中，情与欲即是一物）。顾情何以能不爽失，岂不以心知之调节欤？此戴氏所承认者也。然则知与情欲实相因。然戴氏又谓：“凡出于欲无非相生相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王先生论之曰，由戴氏之说推之，则必欲之失根于知之失而后可，必私与蔽相因而后可；不然，则理者情欲之不爽失之谓，知之失，安得即谓之非理？今乃曰欲之失为私不为蔽，一若私与蔽全为二物者，自其哲学之全体观之，不可谓之非矛盾也。
光绪三十一年，先生（时年二十九岁）始汇集上引诸文，并其他关于思想之作及古今体诗五十首刊行，名《静庵文集》。此书之出，影响极微，当时硕彦绝无称道，至今世人犹罕知有其书。其知而爱重之，亦大抵在先生经史考据学既驰声之后，此盖不由于显晦之无常，亦不由于提挈之乏力，实当时思想界之情势所必生之结果也。明乎此，然后先生在当时思想界之地位及此书在历史上之价值乃可见。先生于当时之思想界亦尝有精到之观察与批评（见其作《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后有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者，此文在所必引。兹节录如下：
近七八年前，侯官严复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耳目。……嗣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顾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为科学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思想界也。近三四年，法国十八世纪之自然主义由日本之介绍而入于中国，一时学海波涛沸渭矣。然附和此说者……于自然主义之根本思想固懵然无所知，聊借其枝叶之语，以图遂其政治上之目的耳。……其有蒙西洋学说之影响而改造古代之学说，于吾国思想界上占一时之势力者，则有南海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浏阳谭嗣同之《仁学》。康氏以元统天之说，大有泛神论之臭味，其崇拜孔子也，颇模仿基督教……其震人耳目之处，在脱数千年思想之束缚，而易之以西洋已失势力之迷信，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然康氏之于学术，非其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荀子所谓“今之学者，以为禽犊”者也。谭氏之说则出于上海教会中所译之《治心免病法》，其形而上学之以太说，半唯物论半神秘论也。人之读此书者，其兴味不在此等幼稚之形而上学，而在其政治上之意见。谭氏此书之目的亦在此而不在彼。……庚辛以还，各种杂志接踵而起，其执笔者非喜事之学生，则亡命之逋臣也。此等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如《新民丛报》中之汗德哲学，其纰缪十且八九也。……近时之著译与杂志既如斯矣，至学校则何如？……京师大学之本科尚无设立之日……此外私立大学亦无足当专门之资格者。唯上海之震旦学校有丹徒马良氏之《哲学讲义》，虽未知其内容如何，然由其...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