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清史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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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史开馆，倏逾十年。去冬草创已就，即付排印，名之曰《清史稿》，意者尚有待于讨论与润色欤？昔清修明史，历三十二年（康熙十八年至五十年）而草稿成，又二十二年而定本出。以今较昔，不为不速矣。夫与其因循延宕，致贻“头白可期，汗青无日”之讥，毋宁因陋就简，先以所成者问世，博征众见，而徐图修订，故吾人于《清史稿》之及今刊布，许为得计。《清史稿》凡百册。去冬印行者乃纪、志、表、传之各一部分，凡五十册；其余五十册，云于今年端午节以前刊竣，未审能如约否耳。（全书定价百元，一次付清，北京东华门内清史馆经售。）观其已印成之部分及其余部分之目录，殊多使吾人失望之处，兹分体例及内容两项，评论如次。

    欲明清史体例之所宜，当先确定国史（指国史馆所修之史）之任务。

    近人喜称颂章实斋之史学，而于章氏在我国史学上一空前之创见，则罕能识其微旨，此即“记注之史”与“撰述之史”之厘辨是也。此之区别，在西洋史学上，惟晚近意大利学者柯洛齐（Benedetto Croce，今译为克罗齐）于其所著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istoriographie（今译为《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始畅发之。章氏之分记注与撰述，与柯洛齐之分chronide与history其意略同。章氏曰：“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知来欲其抉择去取。”（《书教篇》下）章氏所谓记注与柯洛齐所谓chronide完全相同，惟章氏所谓记注，实含有教诲与预测之意。客观的历史，未必完全于教诲与预测无裨，然不能以此为鹄的。然则撰述将以何者为抉择去取之标准欤？曰：以现在问题之解答。凡一时代之对于过去，精神上及智力上皆有其所寻求追索而待解答之问题，非得解答则不能满足，撰述之史专以解答此诸问题，而记注为过去之库藏，虽与此诸问题无涉之资料，亦贮而存之，以备将来新问题发生之取汲。此柯洛齐所认为记注与撰述之区别，而吾人所当赞同者也。

    持此以论官修之国史，其当为记注之史欤，抑撰述之史欤？曰：记注之史。此其故有三焉。

    其一，记注之史需求极殷，然其范围广而取材繁，非个人所优为，必合众力而易举，且网罗文籍、采访调查所需经费，殊非私人之力所能给，藏于公共机关之史料，更非私人之力所能致。若委之于私人或私人团体，何啻俟河之清？故编纂完备之记注，非国史馆孰任其责。

    其二，撰述之史必有一根本见解或观点贯注全书，连络各部。而“众手修书，道旁筑室”，难收贯通一致之效，若强而行之，必产生“非驴非马”之结果。

    其三，记注“整齐世故”，有绳墨可循；撰述操抉择之权衡，易流于偏激。凡居特殊地位之人，其偏见特多。国史馆为国中惟一之机关，国史非私人著作所能取而相代，去取抑扬苟不得当，则史学上之损失极大。

    合此三因，可确定国史当为记注之史。（至将来国史馆之组织及将来国史之体例不在本文范围，当别论。）今《清史稿》之大病，即在未能认清记注与撰述之界限，遂至于“记注、撰述两无所取”。夫既为记注，则其体例须适应下列两条件：（1）记述须求赅备，换言之，即须带百科全书性质。然所谓赅备，非无所不包，虽邻猫产子亦以入录之谓也，要之直接或间接有影响于人群，有关涉于文化者为标准。（2）材料之比次须便于检查。

    旧史记传之体若加变通，尚能适应此二条件，无须根本改造。且有清二百余年来史馆所储之资料，皆为作旧式正史之预备，若根本变革其体例，则成书事倍而功半，更不论其与旧有二十四史之衔接与否也。然若墨守旧史体例，不加变通，则无取矣。今《清史稿》之体例，除诸帝本纪外，志则有《时宪志》《天文志》《灾异志》《地理志》《乐志》《舆服志》《选举志》《职官志》《食货志》《河渠志》《兵志》《刑法志》《艺文志》《交通志》《邦交志》，表则有《皇子表》《诸臣封爵世表》《大学士年表》《军机大臣年表》《部院年表》《疆臣年表》《藩部世表》《交聘年表》，传则有《后妃传》《诸王传》《诸臣传》《循吏传》《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传》《孝友传》《遗逸传》《艺术传》《列女传》《土司传》《藩部传》《属国传》。其中除《交通》《邦交》二志及《疆臣》《藩部》二表为新创者外，余皆不出前史窠臼。此书体例乃采用洪宪时代杭县吴士鉴所定，而略有修改。吴撰有《纂修清史商例》，载《中国学报》（洪宪时代刘师培等所办）。吴氏于近世史学毫无所窥，其所起例固无足取，然以吴氏之《商例》较今《清史稿》之内容，则知后此史馆中人，识见反出吴氏下。例如吴氏拟立《使臣表》《兴学志》及《外臣传》，而《史稿》无之；吴氏合天文及历法为一志，而《史稿》分之，此其著者也。《史稿》之体例，一方面病其包罗不赅，一方面痛其滥收不入历史范围之资料。兹斟酌损益，以为将来清史定本之体例应如下。

    第一，本纪仍旧，记国家大事、中央政令及帝王之重要言行，以年月日为纲。今《史稿》本纪以每年为一段，年中按日，不相连贯之记载悉相联缀，直无异于不分条之流水账簿，极不便于阅览与检查。宜每年为一节，每月为一条，每月空一格，庶醒眉目。至循例之事，但于适当地位记其成例及偶然之例外便足，其每次之奉行不记载。乃《史稿》不知出此，如属国循例之朝贡、日食之循例免朝等类，每次必书，何不惮烦耶？

    第二，本纪之下宜增立《疆圻纪事》一项，此实即旧史之有世家。盖我国幅员广漠，山川隔分，各区域内文野之程度既不相同，事变之影响或不相及，故宜分载，以见其异。兹立此目以各总督所辖及各藩部为单位，旧时属国在未丧失以前亦属焉（如甲午前之台湾则隶于福建）。《史稿》中之《疆臣年表》《藩部传》《属国传》及《土司传》均归纳于此项中。此项之内容亦为编年体，凡疆臣之政教设施、制度俗尚之兴革、灾异变乱及其他一切影响一区域内之大事皆属焉。其不能以年系者，则于适当之年中附及之。

    第三，天体及地形之叙述不属历史范围，且今已各成专门之学，故《天文志》及《地理志》可删。若夫灵台中仪器及技术之改进、观测及推算上之新成绩，则可附入《历志》中，舆地疆域之变易则可纳入《疆圻纪事》中，河道之崩决与迁徙则可纳入《疆圻纪事》及《河渠志》中。《历志》及《乐志》中涉及推算技术之部分，皆成专科，亦宜删汰。《食货志》及《艺文志》皆为极重要之部分，惟皆未印出，未知其内容如何。窃以为《食货志》宜增《海关贸易出入表》。《艺文志》若每书作提要，则不胜其繁，似可不必，惟当注明撰人之年代，若此不可考，则注其成书之约略年代，此亦不可考，则注其书初刊之年代。《灾异志》亦未印行，不知其内容如何。天体现象如日月食、彗星见之类，旧史视为凶变而记录之者，今当削去；其水旱及大地震等类影响民生者，可按其地域归入《疆圻纪事》中，故《灾异志》亦可不立。

    此外当增三志：（1）《学志》，载国子监及各省大书院之史迹，及清季兴办学堂、厘定学制之经过。（2）《宗教志》，叙黄教、喇嘛教及释、道等在清代之情形。又如雍正以前耶教之输入与传播，及其后衰废之故，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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