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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清乾嘉间之汉学大师，其能于汉学以外，有卓然不朽之贡献者，惟得二人：在哲学上则戴东原震，在社会科学上则洪稚存（亮吉），而其学说在当时及后世皆未尝有丝毫之影响，徒为今日历史上之资料而已。戴氏之学，近十余年来，经蔡元培、梁启超、胡适诸氏之阐扬，已大显于世；惟洪氏之学，至今犹湮没不彰，梁氏之《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均无只字及之。吾读洪氏遗书，不禁掩卷而太息，太息夫古人之立言，亦有幸有不幸如此也。因不揣谫陋，草为此文。非敢云发前人未发之秘，亦无资格以表彰先贤，聊吐吾心中所不吐不快者而已。
迩来“整理”旧说之作，副刊杂志中几于触目皆是。然其整理也，大悉割裂古人之文，刺取片词单句，颠倒综错之，如作诗之集句；然后加以标题，附会以西方新名词或术语，诩诩然号于众曰“吾以科学方法董理故籍者也”，而不知每流于无中生有，厚诬古人。此种气习，实今后学术界所宜痛戒。予介绍洪亮吉之学说，不敢自陷此弊；故惟摘录原文，未加案语，以待读者之玩索思考，而判吾言之当否。且原文本末毕具，条理清晰，断不容妄加斧斤也。
二、洪亮吉之人口论
稚存一生所著书，高可等身。然其关于思想方面者，除散见文集中者外，惟《意言》一卷二十篇。其人口论，即具于此书之《治平》《生计》两篇中。其言曰：
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有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而元焉，视高曾祖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时为一户者，至曾元时不分至十户不止。其间有户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势亦足以相敌。或者曰：高曾之时，隙地未尽辟，闲廛未尽居也。然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又况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调剂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耳。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折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以赈之，如是而已矣。是亦君相调剂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养人者原不过此数也。治平之久，君相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为民计者，亦不过前此数法也。且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广，其游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约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况供百人乎？此吾所以为治平之民虑也。治平……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何况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十倍于前？……是又甚可虑者也。（《生计》）
读者当注意，凡上所论，皆就治平时代而言，明乎战争与变乱之为例外也。试将上文分析之，则可见其含有下列各原理：
1.生产之增加不能与人口之增加成正比例。人口于百数十年间可增至十倍至二十倍，物产则只能（因土地开辟之结果）增加一倍至五倍。（注意：洪氏此处，并不谓土地之生产力有增加之可能。因其时中国科学未盛，不知农学可以改良土地，增加耕种效率也。）
2.天灾（水旱疾疫）尽不能消灭过剩之人口。
3.全人口中未必尽皆从事生产。
4.财力之分配未必平均。
坐是之故，洪氏遂“为治平之民忧”。所忧者何？生存之困难而已。然则洪氏亦尝思所以补救之术乎？曰：上文已略发其凡矣。不外：
1.发展生产事业，即所谓“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是也。而减少“游惰不事”之民，亦其一策，上文虽未明说，亦可于言外推之。
2.使富力之分配平均。即所谓“抑其兼并”是也。
3.由政府出力救济。即上所谓“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以赈之”是也。
而其最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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