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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得蒙教养，故深惜朱子之未得为孔子也。
吴氏曰：“先生经史子集之余，虽记录杂说，举辄成诵。” 经史子集已惜其过用精神，况记录杂说乎！
北溪陈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义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润，清巧的实云云。辞约而理尽，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莹无渣滓，工夫缜密，浑无隙漏，尤可想见于辞气间。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谓主盟斯世，独先生一人而已！” 试观“道巍德尊，义精仁熟”二语，虽孔子不是过，而下面实指处，却只是立言之“辞约理尽，旨明味深”而已，言其“心度澄朗”，“工夫缜密”，亦不外于辞气想见之。盖朱子身分原是如此，黄、李、吴、陈诸公，亦但能于虚字间崇奖，不能于实际上增润。及总赞“主盟斯世”一语，尤是不觉道出本色。盖王者不作，五霸叠兴，相继主盟，假仁义以明王章，圣贤亦不得已而取之，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孟子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秦、汉而降，圣人不生，扬、韩、王、周、程、朱、陆、薛、王、冯、高诸子，相继叠兴，主盟儒坛，阐诗书以明圣道，天下靡然向风，自好之士多出其内。故五霸者，实德未修，虽天下服之而不敢帝，不敢王，名之曰霸而已；诸儒者，实学未至，虽天下宗之而不敢圣，不敢贤，浑之曰儒而已；其身分正同。迄今大儒相继登坛于东林者，犹皆称主盟，其取义确矣！
鹤山魏氏曰：“国朝之盛，大儒辈出，声应气求，若合符节。曰极，曰诚，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气质，曰天理人欲，曰阴阳鬼神，若此等类，凡皆圣门讲学之枢要，而千数百年习浮踵陋，莫知其说者，至是脱然若沈疴之间，大寐之醒。至于朱文公先生，始以强志博见凌高厉空；自受学延平李先生，遏然如将弗胜，于是敛华就实，反博归约。迨其蓄久而思浑，资深而行熟，则贯精粗，合内外，群献之精蕴，百家之异指，毫分缕析，如示诸掌。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以闲先圣之道，而仅及中身，论述靡定。惟先生巍然独存，中更学禁，自信益笃。盖自易、诗、中庸、大学、论语、孟子，悉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迨屈、韩之文，周、程、张、邵之书，司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为之论著。然后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 天命、阴阳、鬼神等，仆之愚未足与议，但以大半属圣人所罕言不语者，而必“毫分缕析，如示诸掌”，何为也哉！至于推明古人之经书，论著先正之前言往行，此自吾儒学成后余事。学成矣，则用于世以行之；如不用于世，亦可完吾性分以还天地，不著述可也。观其时果有大理未明，大害未除，不得已而有所著述，以望后世之明之除之，亦可也。若文人之文，书生之书，解之论之，则不必矣。乃今以此等推演论著之既明，遂为“帝王经世之规，圣贤新民之学，灿然中兴”，不其诬欤！无实功于道统，既不免尧、舜、孔、孟在天者之叹息，又无实征于身世，岂能服当日之人心乎！徒以空言相推，驾一世之上，而动拟帝王圣贤，此伪学之名所从来也！仆尝妄议，宋代诸先儒，明末诸君子，使生唐、虞、三代之世，其学问气节必更别，若只如此，恐亦不免伪学之禁，门党之诛也。但宋、明朝廷既无真将相，草野既无真学术，则正宜用称说诗书，标榜清流者撑持其衰运，不宜诛之禁之以自速其败亡也。要之似龙骨马，司国柄者不可废崇儒重道之典，而悲天悯人，儒者宜存返己自罪之心。故天下有弑君之臣，杀父之子，无与于孔子也，而孔子惧；天下有无父之墨，无君之杨，非孟子为之也，而孟子惧；盖儒者之悯天下而厚自责如此。况真失学宗以误斯人，则近代之祸，吾儒焉得辞其责哉！
朱子曰：“敬夫高明，他将谓人都似他，才一说时，便更不问人晓会与否，且要说尽他个。故他门人敏底只学得他说话，若资质不逮，依旧无著摸。某则性钝，读书极是辛苦，故寻常与人言，多不敢为高远之论，盖为是身曾亲经历过，故不敢以是责人耳。学记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 朱子与南轩一派师友，原只是说话读书度日。较王、何清谈，颇用力于身心，较韩、欧文字，犹规规于理性，白、苏诗酒，既不能仿其矜持，佛、老空虚，又全不及其读讲，真三代后近于儒之学，硗薄气运中不易得之豪杰也。然而身分如此，无能强增。故推奖处，或衬贴以圣贤、道统、躬行、经济之语，至其比长竞短，叙实指事，或推人，或自见，则皆在言词读作之中而无他也。且其病南轩者，恐亦朱子所以自状，但其为失有浅深，遂自以为得中耳。愚尝上书刁文孝，其答书亦不问人之疑与否，只自己说尽。想刁公亦非矜情自见，盖素日所学，原是说话作文，更无他物与人耳。况讲读之学教，即循循有序，亦与学记之言时孙者不同。夫“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所谓“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苟躁速引进而不顾其安，是教人躐等而不诚也，不时不孙也。故法干上会谓其子九数已熟，甚悦。予曰：“且勿令知有乘归法，使之小息，得一受用，方可再进。”正此意也。学者观孟子深造之以道、教者必以规矩诸章，岂诵读讲说之学所可托哉！
南轩、伯恭之学皆疏略云云。伯恭说道理，与作为自是两件事。如云‘仁义道德与度数刑名，介然为两途，不可相通。’ 朱子说“礼、乐、射、御、书、数补填难，且理会道理诗书”，非是看道理诗书与礼、乐、射、御、书、数介然为两途乎？只是不肯说明耳。古人云，“不知其人视其友”，观此益信。
东莱自不合做这大事记。他那时自感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汉武、五季，只千来年，他三年自可了。此文字，人多云其解题煞有工夫，其实他当初作题目，却煞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解题只现成，检令诸生写。伯恭病后，既免人事应接，免出做官，若不死，大段做得文字。” 可惜一派师友，都是以作文字度日，死生以之！朱子于南轩、伯恭皆不讳其短，交友之和而不同如此，岂恶闻异己之言哉！至今仕学皆先立党，此所以道愈微，世愈衰。
问：“子静不喜人论性。”曰：“怕只是自己理会不曾分晓，怕人问难，又长大了不肯与人商量，故一截截断。然学而不论性，不知所学何事。 不喜人论性，未为不是，但少下学耳。朱子好论性，又教人商量性，谓即此是学，则误矣。故陆子对语时每不与说者，中不取也；不取朱子而不思我所见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朱子此等贬斥，尤不取陆子；不取陆子而亦不思我所言果是，何以不能服此友也。子曰：“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两先生岂未用此功欤！
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 朱子之学，全不觉其病，只由不知气禀之善。以为学可不自六艺入，正不知六艺即气质之作用，所以践形而尽性者也。
“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说破处。他所以不说破，便是禅家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禅家自爱如此。” 禅家无鸳鸯，也不绣鸳鸯，焉得鸳鸯与人看！
子静说良知良能，四端等处，且成片段，似经语，不可谓不是。但说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此却不得。譬如旅寓之人，自家不能送他还乡，但与说云，‘你自有田，有屋，大段快乐，何不便回去’！那人既无资送，如何便回去！又如脾胃受伤不能饮食之人，却硬将饭将肉塞入他口，不问他吃得吃不得。若是一顿便理会的，亦岂不好，然非生知安行者，岂有此理！便是生知安行，也须要学。大抵子思说率性，孟子说存心养性，大段说破；夫子更不曾说，只说孝弟、忠信、笃敬。盖能如此，则道理便在其中矣。 陆子说“良知良能，人便能如此，不假修为存养”，非是言“不用修为存养”，乃认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二句稍呆，又不足朱子之诵读训诂，故立言过激，卒致朱子轻之。盖先立其大，原是根本，而维持壅培之无具，大亦岂易言立也！朱子旅寓人、伤脾胃人二喻，诚中陆子之病，但又是手持路程本当资送，口说健脾和胃方当开胃进食，即是终年持说，依然旅寓者不能回乡，伤脾胃者不能下咽也。此所以亦为陆子所笑，而学宗遂不归一矣。岂若周、孔子三物之学，真旅寓者之糇粮车马、伤脾胃者之参术缩砂也哉！ 既知夫子不说破，前乃讥陆子不说破是“禅家自爱”，何也？
子静之说无定，大抵他只是要拗。” 细检之，讲学先生多是拗，只有多少耳。吾儒之道，有一定不易之理，何用拗！只因实学既失，二千年来，只在口头取胜，纸上争长，此拗之所从来也。
问：“象山道‘当下便是’。”曰：“看圣贤教人，曾有此等语无？圣人教人，皆从平实地做去云云。又平时告弟子，也须道是‘学而时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圣贤教人，原无象山“当下便是”等语，试看圣贤可曾有先生之学否？“学而时习之”，“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门是学静坐训解否？
但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 “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便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道上鲜见其人也。诗云，“如匪行迈谋，是用不得于道”，此之谓矣。
因说子静。云：“这个只争些子才差了便如此，他只是差过了；更有一项，却是不及。若是过底拗转来却好，不及底趱向上去便好。只缘他才高了便不肯下，才不及了便不肯向上，过的便道只是就过里面求个中，不及的也道只就不及里面求个中。初间只差了些子，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又曰：“某看近日学问，高者便说做天地之外去，卑者便只管陷溺；高者必入于佛、老，卑者必入于管、商。定是如此，定是如此！” 看朱子叹息他人，真是自以为中，居之不疑矣。若以孔门相较，朱子知行竟判为两途，知似过，行似不及，其实行不及，知亦不及。又叹近日学者“高入佛、老，卑入管、商”，愚以为当时设有真佛、老，必更叹朱子之讲读训解为耗神粗迹，有真管、商，必更叹朱子之静坐主敬为寂守无用，恐不能出其上而令两项人受怜也。若吾夫子中庸之道，举其心性，可以使释、道哭，言其作用，可以使管、商惭。傥朱子而幸游其门，见其天高地厚，又岂敢遽自以为是乎！不得孔子而师，颜、曾而友，此朱子之大不幸也。
“陆氏会说，其精神亦能感发人，一时被他耸动底亦便清明，只是虚，更无底簟。‘思而不学则殆’，正为无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有阶梯而进，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进时甚锐，然其退亦速。才到退时，便如堕千仞之渊。” 朱子指陆门流弊处，亦所以自状。但朱子会说，又加会解会著，是以耸动愈多，颇有底簟。或问：“读讲著述虽是靠书本，然毕竟经传是把柄，故颇有底簟否？”予曰：“亦是读讲经书，身心有所依据，不至纵放，但亦耗费有用精神，不如陆、王精神不损，临事尚有用也。吾所谓颇有底簟者，盖如讲著此一书，若全不依此书行，不惟无以服人，己心亦难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处稍有簟底。只因原以讲解为学而以行为衬贴，终不免挂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纯熟。不如学而时习，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艺，一滚加功，进锐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为学，即此为行，即此为教，举而措之，即此为治，真尧、舜宗子，文、周功臣，万世圣贤之规距也。虽聪明如颜、赐，焉得不叹循循善诱，欲罢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为多学而识，后乃叹性天不可闻也哉！虽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悦之而终成其艺也哉！傥入程、朱之门，七十子皆流于禅林，二千九百人皆习为训诂矣。鸣呼！吾安得一圣门徒众之末而师之也哉！”或问：“宋儒挂一漏二，所行不熟，何处见？”予曰：“如朱子著家礼一书，家中亦行礼，至斩丧墨衰出入，则半礼半俗，既废正祭，乃又于俗节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于妇人，便不与著丧服杖绖之制，祭时妇人亦不办祭肴，至求一监视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说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穷究阴阳之秘，祭祀之要典也。诸儒语录讲薰蒿凄怆等，语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状者，至于集礼，乃将笙磬脂膟等皆削去之，如此类不可胜述。不可见哉！”
邵庵虞氏曰：“孟子没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两程夫子云云，程门学者笃信师说，各有所奋力以张皇斯道。奈何世运衰微，民生寡佑，而乱亡随之矣！悲夫！” 许多圣贤张皇斯道下，却继之曰：“而乱亡随之矣！”是何缘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庐吴先生继许文正公为祭酒，六馆诸生以次授业。昼退堂后寓舍，则执经者随而问业。先生恳恳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质之高下，闻见之浅深，而开道诱掖之云云。一时皆有所观感而兴起矣。尝与人曰：“天生豪杰之士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以其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孔子之徒党尽矣，充塞仁义若杨、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云云。真豪杰之士哉！至于周、程、张、邵一时迭出，非豪杰孰能与于斯！又百年，子朱子集诸子之大成，则中兴之豪杰也。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恳恳循循，讲论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废，其功可谓勤且苦矣，果有益于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负，亦不过“知之过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拚生尽死理会终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过如此。但朱子眼颇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识更下，故直出口而不觉，不足异也。所可异者，所见既小，而以为孟子亦只如此，则亦浅之乎言豪杰，易言道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