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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理评
程子曰：“古人虽胎教与保傅之教，犹胜今日庠序、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日铄销，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时缺习善之功，长时又习于秽恶，则为学之要在变化其习染，而乃云“变化气质”，何也？
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 所历事皆不忘，乃不教之历事，何也？
如养犬者不欲其升堂，则时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使孰从？虽日挞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养异类且然，而况人乎！故养正者圣人也。” 先生倡明道学，病天下之空寂而尚浮文也，乃废周公、孔子六艺而贵静坐读书，不几扑其升堂又食于堂乎？虽日挞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养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学古人而身见之？要之，孔门称古昔，程、朱两门亦称古昔，其所以称者则不同也。孔门是身作古人，故曰“吾从周”；二先生是让与古人，故曰“是难”。孔门讲礼乐，程、朱两门亦讲礼乐，其所以讲者则不同也。孔门是欲当前能此，故曰“礼乐君子不斯须去身”；二先生是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古人自入小学时，已自知许多事了，至入大学时只要做此功夫；今人全未曾知。古人只去心上理会，至于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会。 朱子叹人全未曾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饮饥食。如所云“古人入小学已知许多事，入大学只做此功”，何其真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会”，“今人事上理会”之语，又与上文自相混乱矣。
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致知穷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但须庄敬笃实，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会道理，待此通透，意诚心正了，就切身处理会，旋旋去理会。礼、乐、射、御、书、数，也是合当理会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处理会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礼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要补填”三字，见之大快，下却云“难”，是朱子学教之误，其初只是畏难而苟安。
古人小学教之以事，便自养得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渐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今人既无本领，只去理会许多闲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既如此，何故说上段话？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岁有一岁工夫。到二十时，圣人资质已自有二三分。 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尽其性之道，所以圣贤接踵，太和在成周宇宙闲者也。朱子知之而不学之，岂不可惜！然愚于此二段，深幸存学之不获罪于朱子矣！
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或云敬当不得小学，某看来小学却未当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却是隐坏于禅学处。古人教洒扫即洒扫主敬，教应对进退即应对进退主敬；教礼、乐、射、御、书、数即度数、音律、审固、罄控、点画、乘除莫不主敬。故曰“执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笃敬”，皆身心一致加功，无往非敬也。若将古人成法皆舍置，专向静坐、收摄、徐行、缓语处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虚字面做释氏实工夫，去道远矣。或云“敬当不得小学”，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尝训其子曰：“起居坐立，务要端庄，不可倾倚，恐至昏怠。出入趋步，务要凝重，不可僄轻，以害德性。以谦逊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须谨饬，无故不须出入。少说闲话，恐废光阴，勿看杂书，恐分精力。早晚频自检点所习之业。每旬休日，将一旬内书温习数过，勿令心少有佚放，则自然渐近道理，讲习易明矣。” 先生为学得力处，备见训子一书，故详录之。充此气象，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然孔门学者果如斯而已乎？是在有志实学者自辨之。
问：“小学载乐一段，不知今日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乐教之，乃是人执手提诲，到得大来，涵养已就，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无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孟子曰：“我知言。”盖言者，心声也，故一言而觇其终身，不可掩也。况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可见者。如人问小学载乐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书上所有都是要用，不用，载之何为”！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则平日讲学，亦不过使人知之而已，亦不过使人谓我知之而已。
因论小学曰：“古者教必以乐，后世不复然。”问：“此是作乐使之听，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会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国君备乐，士无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无时不备于前。” 言之亲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后世引路人，不作前圣接迹人。岂知历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说引路之言而圣人之正路益荒也。 “前贤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说过，不济事。” 不知是自悔语，是责人语，但将“博学之”改为“博读书，博作文”，便不似圣门“佩服躬行”旧传受。朱子数则，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
东莱吕氏曰：“教小儿先以恭谨，不轻忽，不躐等。读书乃余事。” 佳。 先生辈何为只作余事？
临川吴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别也而教之异处，欲其有让也而教之后长，因其良知良能而导之，而未及乎读诵也。教之数，教之方，教之日，与夫学书计，学幼仪，则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乎读诵也。弟子之职，曰孝，曰弟，曰谨，曰信，曰爱，曰亲，行之有余力而后学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过教以读诵而已，其视古人之教何如也！” 草庐叙古教法，两言非事读诵，又曰“今世童子，不过教以读诵而已，其视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厌夫读诵之习者。五季之余，武臣司政，民久不见儒生之治，世久不闻诗书之声。积废之极而气数一返，周、程、张、朱适逢其会，以诵读诗书，讲解义理为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复出矣。此所以一树赤帜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数世应之，呜呼盛哉！而流不可返、坏不可救之祸，实伏于此。吴氏亦犹行宋儒之道者，而出言不觉至是，盖诵读之焰已毁而举世罔觉，又不容不露其几也。而吾所甚惧，正在此几也。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达而在上，则为三代，即穷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转之以实，虽救之未获全胜，犹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脉。不然，焚坑之祸，岂待秦政之时哉！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党伪之禁，天启时东林之逮狱，崇祯末献忠之焚杀，恐犹未已其祸也，而今不知此几之何向也。易曰：“知几其神乎！”余曰：“知几其惧乎！”
程子曰：“解义理若一向靠书册，何由得居之安，资之深！不惟自误，兼亦误人。 真语。
古之学者，优柔餍饫，有先后次序；今之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 知及此矣，其教及门，乃亦未见古人先后次序，不又作话说一场而已哉！
今之学者，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学；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总是实。” 程子虽失圣门成法，而胸中所见犹实，故其言如此。朱子去此则又远矣。
问：“如何学可谓有得？”曰：“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学者欲有所得，须是诚意烛理。” 程、朱言学至肯綮处，若特避六艺、六府之学者，何也？如此段言“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可谓透宗语矣。下何不云，“得者须履中蹈和，躬习实践，深造以六艺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须默识心通”，不仍是知之乎！
进学莫大于致知，养心莫大于理义。古人所养处多，若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今人都无；只有义理之养，人又不知求。 学之患莫大于以理义让古人做。程、朱动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无，不思我行之即有矣。虽古制不获尽传，只今日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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