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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疾病的发生。正如《素问·痹论》所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云：“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这些阐述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以上是《内经》对病因的一些认识，既明确了病因，还要明确致病因子究竟是怎样作用于人的机体而发病的，概言之总不外阴阳对立统一的失调。《内经》认为阴阳失调的原因有二：一是机体自身的功能紊乱，一是外界致病因素对机体的影响。机体自身功能活动及其对外界致病因子的预防能力，即所谓“正气”；凡通过机体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的因子，即所谓“邪气”；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就是正气与邪气相互斗争的过程。就正气与邪气这一矛盾的双方而言，中医学一向认为正气是矛盾主要方面，只要机体的脏腑功能正常、气血和调、精力充沛，也就是正气强盛，邪气便无从侵入，疾病也就不会发生。故《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云：“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刺法论》（遗篇）中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些都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在正气虚弱，抵抗力不足时，病邪才有可能乘虚而入，导致疾病的发生。
《灵枢·五变》中更是反复地举例来说明这个道理，文中云：“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愿闻其故。少俞曰：善乎其问！请论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砺刀，削斵材木，木之阴阳，尚有坚脆，坚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节，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夫木之蚤花先生叶者，遇春霜烈风，则花落而叶萎；久曝大旱，则脆木薄皮者，枝条汁少而叶萎；久阴淫雨，则薄皮多汁者，皮溃而漉；卒风暴起，则刚脆之木，枝折杌伤；秋霜疾风，则刚脆之木，根摇而叶落。凡此五者，各有所伤，况于人乎！”这段对话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致病因子是多种多样的，轻重、大小、缓急不等；第二，人的体质各不相同，抵抗力大小互异，因而所受病邪的浅深也就不一样；第三，若人体正气充沛，抵抗力强，一般来说不仅可以不受病邪的侵害，即使受邪也足以消灭病邪而很快康复。这个论点无疑是符合辩证法思想的。
人体内的正气，既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亦关系着疾病的发展、预后和转归。因为疾病的发展、预后、转归如何，要取决于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正强邪弱，疾病就趋向好转或痊愈，反之正衰邪盛，病情便将恶化，甚至死亡。这种既强调人体正气的抵抗作用，又不排除外界致病因子的条件学说，有力地批判了唯心论者“死生有命”“鬼神致病”的迷信思想，也驳斥了片面强调外因的形而上学观。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才能更好地掌握正气与邪气的辩证关系，外因和内因的辩证关系，正确地认识和有效地防治疾病。
第四节 《内经》的治疗观
在古代社会，由于对疾病的认识不同，也就形成了根本对立的治疗路线，即“信巫”和“信医”。唯心论者用祈祷、祭祀、占卜、祝由等方式来求天意的宽恕，到头来，只落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的自我解嘲，在疾病面前无能为力。《内经》在病因学中既不承认有鬼神，在治疗学中就必然要反对巫祝。
《素问·移精变气论》中云：“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意思是说，祝由所治愈的只是些不需要治的小病，如果真是大病，祝由是不可能治好的。《灵枢·贼风》中记载：“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这一针见血地戳穿了祝由治病的骗术所在，不过是巫者预先掌握了病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治疗，“祝由”只是个幌子。所以战国时扁鹊批评那些信巫不信医的病人是无药可治者。
《内经》既反对巫祝，就只能与疾病进行斗争，积极地进行治疗，战而胜之。《灵枢·九针十二原》中云：“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这段话的精神是，对于疾病总是可以逐渐认识和征服的，也许目前确有许多疾病还没有被认识，也没有较好的治疗方法，这只是“未得其术”，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终归有“得其术”的一天。这是多么积极的辩证法思想，充分体现出我们的先人对待疾病的唯物主义态度。在今天，对某些病无所作为时，竟提出了“不治之症”的论点，这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精神的。
究竟用什么方法来征服疾病？《内经》早在二千多年前便总结出治疗疾病的几个法则。首先是“治未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云：“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所谓“不治已病”就是不要等到已经病了才开始治疗，这种无病先防的思想是积极的，也是很现实的。“治未病”还包括“既病防变”的思想，已经病了就要争取早期治疗，防止疾病的发展与传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云：“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这就是说，如果不从全局来看问题，不具有杜渐防微的思想，对疾病不作出及时的处理，病变就会逐步深入，由表及里，由轻而重，由简单变得复杂。因此，在防治疾病过程中，必须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传变途径，做到早期诊断、有效治疗。“已病”与“未病”是一对矛盾，因此在治疗时既要解决好“已病”，也要解决已病、未病之间的矛盾关系。
其次是“明标本”。标、本是相对的概念，随具体疾病和具体病人而各有不同。以病因与病变而论，引起疾病发生的病因是“本”，各种临床病变表现为“标”；以正、邪关系而论，正气是“本”，邪气是“标”；以原发、继发病位而论，原发病位是“本”，继发病位为“标”；以症状本身而论，原发症状是“本”，继发症状为“标”；以疾病的新旧而论，旧病是“本”，新病为“标”。于此可见，一切错综复杂的病变，都可以分析其为“标”为“本”，“标”是次要的，“本”是主要的。明确了标、本的问题，也就分清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疾病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较复杂的疾病，往往存在着多种矛盾，其中必然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本”，次要矛盾是“标”。《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治病必求于本”，就是说治病要抓主要矛盾。所以《素问·标本病传论》、《灵枢·病本》都一再阐明这个道理。如《素问·标本病传论》中云：“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气有同气，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这就是说，十之八九的病均当治本，惟中满、大小便不利二者可以治标，因此两症为危急之候，虽属标病，亦当先治，即所谓“急则治其标”也。若病非危急，仍得治本，以解决主要矛盾。
第三是辨逆从。逆治与从治，其中也存有一种辩证关系，其关键是要辨识病情的真、假。无论是寒证、热证、虚证、实证，都应该是表里如一的，体征明确而无任何模糊不清或模棱两可的情况时，病情真确，则为“真证”，便当逆其病势而治之，这是逆治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损者温之。”即“散”与“收”相逆，“散”与“抑”相逆，“润”与“燥”相逆，通过种种与病势相逆的治疗方法，矫正其由病因作用所发生的病理变化，而达到恢复机体正常生理的目的。但也有些比较复杂的病变，内在的病理变化与反映出来的症状颇不一致。如“阴盛格阳”的真寒假热证，“阳盛格阴”的真热假寒证，脾虚不运而腹胀的真虚假实证，饮食积聚而腹泻的真实假虚证等，均为表里极不一致，似虚而实实，似实而实虚。这时便应透过现象认清本质，从其“本”而治疗。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即症有热象而用热药，症有寒象而用寒药，症有实象而用补药，症有虚象而用泻药，这就叫做“从治”法，言其方药的功用与症状的表现是相同的，便名之曰“从”。《素问·至真要大论》又说：“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可使气和，可使必已。”说明无论用逆治法或从治法，要想达到“伏其所主”的目的，必须具有辨识“先其所因”的本领才行。因此说，无论用逆治法或从治法，都是针对着病因来治疗的。
第四是识同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一辩证法思想在《内经》的治法中亦有较突出的体现。《素问·五常政大论》中云：“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同一疾病，由于病因、病理以及其发展阶段的不同，就要采用不同的治法。例如同为“感冒”，由于有“风寒证”与“风热证”的不同，治疗就有“辛温解表”与“辛凉解表”方法之各异。甚至同一“风寒证”，由于季节、地域、体质种种的不同，还需要具体分析以区别对待，情况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素问·异法方宜论》中云：“杂合以治，各得其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有些虽为不同的疾病，但中医学认为其病因、病机相同，便可以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如慢性痢疾、慢性腹泻、肛门脱出、内脏下垂等，往往都是由“气虚下陷”所致的，便都可以用“益气升提”的方法来取得疗效。又如失眠、心悸、妇女月经不调等不同的疾病，若病变过程都处在“心脾两虚”的病程阶段，同用“补益心脾”的方法，均取得较满意的疗效。无论是“同病异治”，还是“异病同治”，都是符合透过现象看本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精神。
同学们，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来，《内经》中所存在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十分明显的，在长时期的封建社会发展中，能运用这一思想作为指导，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蔚成我国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时至今日仍具有发掘、提高的巨大价值。但无可讳言，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内经》亦受到一些唯心主义天命论、先验论的影响。如《灵枢·邪客》有“人之肢节，以应天地”等说；又《灵枢·通天》把人分做五等；《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又在五等分人的基础上，发展为“五五二十五人”。其中有些内容是与医学不相干的，这些内容对中医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历代大多数医学家都认为是糟粕而应予摒弃。我们要继承祖国医学，必须区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主流和非主流。其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的部分是中医学的精华，是中医学得以不断发展的主流，而其中受封建唯心论影响的一小部分内容是糟粕，是需要批判认识的，但这些毕竟不是主流。
某些民族虚无主义者，对中医学一概否定，这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医疗实践。毛主席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遴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所以对待《内经》必须要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肯定其伟大的成就，也要指出其历史的局限。我们评价中医学的理论，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通过实践的检验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之所以认为，《内经》的学术思想是符合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就是在生理、病理、治疗等各方面，通过医疗实践的检验而得出的结论。今后，我们还要不断地通过医疗实践来促进中医学的发展，努力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精神，使祖国医学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并与现代医学、现代科技结合起来，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独特的新医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