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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王制》之时未有黄老与儒之别。
井田废，王制坏，于是从天官出来黄老与儒，从地官出来兵家法家等。天官司祭祀与天文音乐，儒是从祭祀的司仪而来，黄老是从司乐司卜而来。而从地官出来的兵家等则大概是依于黄老。
自彼时以来二千数百年间，中国史上凡百大行动，自最低层至最高层皆因于黄老。最低层如黄巾的太平道，明末清初的白莲教，民国的红枪会与一贯道等皆是黄老的。最高层的领导者则如刘邦、张良、韩信、曹操、北魏的崔浩、唐朝的魏征与徐积、明朝的刘基等，凡开创新朝的人几于全是黄老之徒。黄老远称黄帝，黄帝是汉民族行走在日月山川里的英雄，而且汉文明的造形大概都是黄帝之时创造的。
自秦汉以来，中国器物的造形，如云头、松、鹤，灵芝与仙鹿等图案，以及瑶池王母，牵牛织女星等的发想，皆是黄老的，与儒无关。中国历来的天文、数学、音乐，兵法、医术等方面的理论，几乎全是用的黄老的言语。文章如司马迁，诗人如李白，弹琴吹笛的名人如嵇康、桓伊，书如王羲之，画如顾恺之，乃至围棋与武术技击的高手，皆是与黄老的关系深，与儒的关系浅。
我为在日本开书法展览会写字，不喜抄古人的陈言，多是临时想出一句话来写，其中有云：
自古江山如美人，虽然敬重圣贤，即是爱悦荡子。
可是英雄美人的话很难与儒者说。这我想亦不必责难儒者，儒者也要，黄老也要，我们能晓得这个就好了。
儒者被人嘲讽，也不自宋朝始，也不自唐朝始，早在战国时庄子每每嘲讽儒者了。
庄子的嘲讽很有他的风度，像刘邦的好狎侮人。但庄子其实亦是看重儒的，《天下篇》言天下之道术，“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又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他亦以为这些都是不可没有的。
但是孔孟重学问，老庄要弃绝学问，此处我向来是不经意地把它看过了。今番我才忽然想到有着个大问题，即是要问：学问化了究竟是好是不好呢？
以前巴比伦与埃及已有数学，希腊人学得了，却把来作成抽象的理论体系化的学问，这才是出现了正式的数学。还有巴比伦与埃及原已有着的物理学，亦是到了希腊人的手上才正式学问化了，是希腊人在文明史上的大功绩。汤川秀树曾把它提出来说中国古时亦有许多科学上的成就，但是不能像希腊的把它来学问化，很可惜了，他再三思索那原因。
然而照老庄的说法，希腊的那学问化并非好事，倒是坏事。我可以代老庄说明理由。原来，数学是从非数学之处发想来的，而且是向非数学之处发想而去的，但你把数学来学问化了，则数学自成一体系，永远与非数学之处隔断了。
比方说，零是从太极发想来的，而太极并非数学，是在数学的范围之外。当初亦并没有特意去想到数学，单是因于太极的好玩，而不知不觉的发见了零了。但是数学一旦成了体系化的学问之后，凡关于数学的，皆从数学出发去思考，不能再从非数学之处出发去思考，如此即数学的机能萎缩了一大半了。
《易经》的“物生而后有象，滋而后有数”，皆是从非数学之处发想出来数学。而数学自成一个体系化的学问之后，物之生与象与滋皆不在数学的学问范围之内，要思考只可从数的定义来思考起，如此就没有办法对付无理数的问题了。
诸如负数的发见，比例与代数的发见等，皆是中国人从非数学之处，阴阳消长与卦之爻位，亦即大自然的虚虚实实处得来的发想。而把数学来学问化了的希腊人则不能发见负数、比例与代数等。譬如诗文，把诗文变成理论体系的学问化了，反而会有害于诗文的创作。
诗文并非不可以理论学问化，而且有此必要。譬如《诗经》的兴赋比与风雅颂的理论学问化，它可以帮助创作。但是不能以之创作，若以之创作反为有害了。创作是别有天机。儒学亦是如此。孔子是知道这个的，所以说钟鼓非即乐，俎豆非即礼，虽然礼乐要有钟鼓俎豆。但是后世的儒者就很少知此了。他们甚至以为只此是学问，其他的都不是学问。
上面以数学为喻，数学是从非数学之处而来，而且要向非数学之处而去。数学上的创作是要向着非数学的范围去冒险。现在向着电子计算器而发展，是做的太在数学的本份内之事，数学上新的冒险毋宁是要去对应生命的东西，譬如中国的与日本的书画的点线与结构，若能对应得这个，才是数学上的真的创造。
这亦可以拿物理学来比方。物理学今发见了素粒子的世界的诸现象，而不知何以会有此现象存在的理由。要研究此理由，是在物理学的范围之外了，西洋的物理学者就不去费这个神，惟有汤川秀树提出此问题，且要求解答它，甚至成了物理学的自我背叛亦可，此即是物理学向着非物理学之处去发想。
新石器时代的始生文明，是要有发见数学，发见音乐的本领才好。儒学亦如此。儒学的不足之处是没有英雄美人。我觉得历史上有刘邦的王业，北魏文明皇后冯氏的生涯，以及苏轼的文章，那都是儒学的向着非儒学之处去发想，如果是孔子，一定会欢喜他们的，如他的也喜欢管仲，也见卫侯的夫人南子。公山不狃以费叛，召孔子，孔子欲往。他当然不曾往，但这欲往就非常好，孔子是从非儒学之处而来，而且是随时皆在向着非儒学之去处去发想。
而且孔子是喜爱数学与物理学的，从他的研究《易经》与对于自然界之物的博识可以知道。儒学是一切学问之中最大的学问，但亦和一切的学问一样，是要好花开出墙外来才好。而老子庄子特别提出学问与非学问的话，则真是孔子的知己了。
学问之事亦是世俗之事，学问的累积与世事的累积，其毛病亦是一样。亦可说世事累积的毛病是从学问的累积而来。譬如现在的世事，办厂制造商品，开商店贩卖商品，而为一件商品加上几重包装，拆下来便都成了垃圾，于是为清扫诸大都市的垃圾要动员几十万辆搬运车，而为制造这几十万辆车的工厂又要流出工场的废水，如此累积，至于庞大无类，现在就是这样，在把地球都要破坏了。人类史上，老子最早就看到了这个，学问的累积、世事的累积、资本的累积、人口的累积，都不是好事，天地不仁，有一天必要把这些来一下子全部都扫荡毁灭，才又有个清旷的世界。但是人自己先少来轻狂，有一个清平简静的世界岂不是好呢？所以他主张不可走得太远，随时随地都要回想想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
老子的大本领就是于万物万事知其有，而用其无。西洋人只知有而不知无，其实他们是连有亦不知，因不知物之无，即不能真知道物之有的。不但现在他们不知素粒子的所以然，便如前此他们自以为知道了的巨视的世界的现象与法则，他们亦没有真的知道。
所以历史上他们所做的事到底是一场空亡。而现在他们是在走向毁灭。但是印度人说了许多即色即空的话，亦没有老子的“知其有，用其无”的说得好。
黄老之道是每在非学问处为学问，一面说五音五色不好，而黄老之人最会音乐与色彩之美；一面说非兵，而古今名将多是黄老之人；一面说不要政治，而中国史上从来打天下开启新朝之人又几于全是黄老。老子与庄子都反对聪明机智，而老庄之徒如张良与崔浩他们正是最富于机略智谋的。于非学问处为学问，于无处以为有，就有这样的大威力。
老子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最是知道得清楚，短短的五千字中，说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天地万物的成形，其演绎性与二重性与循环性，用语的明洁，使今日研究素粒子的人读了亦觉其是现代的。举一个例，老子说“反者道之动”，现在就得到了新的证言。
f. le lionnais着《数学思想之衍流》（日译本，一九七四年东京图书株式会社出版）六五页：
“依照特·布洛衣式的说法，波动机数或是对称的，或非对称的，不出此二者之一，而在于自然界、反对称性是比对称性更为主角。”
又如《庄子·齐物论》里说的话：
“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亦现在有量子论的不确定原理为之证言。而且庄子比波尔的“粒子性与波动性的相补定理”说得更好。物之不确定性乃因于其是生命的，如素粒子即因其是自无中生出来的，这就是庄子的“方生”之说。而波尔的相补定理则是两者相补，不是生之演绎。相补定理不过是现象的记述，还不及庄子的“方生”能说明此现象的所以然。
老子之后有庄子，犹孔子之后有孟子，苏格拉底之后有柏拉图，他们各有新的方向的理论，因为老子与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理论都是建设性的，故可以继续展开。释迦之后却没有像庄子孟子柏拉图那样伟大的弟子，因释迦的理论非建设性都被他一人说完了，其后的论师们皆只能作些解说，不能有新的方面的理论加以更展开。
庄子的是一个“化”字，造化小儿的游戏顽皮，无缘无故的兀自高兴。他调笑孔子，又一脸正经地把残疾的人说成个个都像李铁拐的是仙人，他就有这样好玩。《天下篇》里庄子自叙其思想与言辞的一节，是一切文章与美术的极致，亦是兵法兵机的妙意，乃至后世汉魏六朝时英雄的跌荡自喜，与美人的娇横无是非，乃至古往今来，中国历史如江海波澜的浩渺活泼，皆是庄子说的不师其成心而与大自然变化以俱往。
庄子与孔子开玩笑，而后人读其书者虽卫道之儒亦不责他大不敬，《诗经》的“善戏谑兮”就是他能够。汉高祖刘邦的好狎侮人，与曹操的跌荡自喜，都是和庄子同一路。《陌上桑》里的秦罗敷便也是这样的正经而滑稽好玩。但是在《天下篇》庄子却又端然的说明诗、书、礼、易、春秋。又历举墨翟、宋釿、慎到各家的思想学问，惟有庄子能说明的那么简明，与他们本人一样的知道得亲切。从《天下篇》最可看出庄子做学问的方法，能吸收他人的发见与创造，而皆高过之。孔子也善从他人学问，但庄子的又自不同，庄子在做学问上皆与人为亲，皆与人为敌，把对方批驳了，而又欢喜称赞。这又是有似孔子的于管仲，非其余战国诸子之折人立己者所能及其风光。他惟于老子无间然，而最喜爱的是惠施。惠施是当时最大的自然科学者，使人想起希腊的哲人，庄子与他处处相间，惟与他做学问的好对手。庄子是与惠施比试看谁才是真正的知道了大自然，庄子是从这里得到了绝对的自信。这我是近年来才明白，近年来我顶尊重的是数学者冈洁与物理学者汤川秀树，而我皆与之有间，平时亦宁可看今世纪的物理学天文学与数学的书当作诗看，这里处处可以发见大自然的问题，而一切学问的高处都是直接面对着了大自然。
后世儒家的缺点就是疏忽了要直接面对着大自然，所以不能如黄老的新鲜。
庄子对大自然的发见，一是浑沌，二是天地成毁，三是大自然之息，四、凡非可逆皆可逆，是非惟在生化中，五、名即是言。
浑沌是中国人古来就有这样说。其他古文明国的神话里亦多有说太初是浑沌，然而直接以大自然来说浑沌的则是老子与庄子。汤川秀树很爱庄子，他以究极的自然为浑沌。物理学上有所谓巨视的世界，即是人们日常所见的世界；与微视的世界，即是素粒子现象的世界，而更在于素粒子背后的则汤川称之为究极的自然，巨视的物质世界是非历然，以数学与物理学可以对应之。微视的素粒子是将成物质，犹未成物质，是非未定，要对付它，数学与物理学即不够精密，而究极的自然则根本没有是与非，根本不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能到达，因为数学与物理学是建立在是与非的分别上。所以庄子的浑沌在汤川陡觉是一个新发见。
但是庄子的见解更要高得多。浑沌是万物之始，或更恰当的说是将要有始，尚未有始。然而同时浑沌亦在万物之中。中国文明是懂得庄子说的这个道理，所以能在造形，无论是建筑器皿，一篇文章，一只乐曲，以及制度行仪，皆有个天地之始，或说是浑朴天然。而在人则是有一种好的胡涂。禅语：
时人对此一枝花，如梦相似。
《十八相送》里梁山伯对着面前的人是祝英台，他就胡涂了。英雄与美人是就在现实里有仙境的惘然，天上人间的惘怅。
还有素粒子世界的诸现象，是物质而亦非物质，是点而亦是波，凡非可逆的皆可逆，与因果性的不连续，到了巨视的物质世界，已不如此显着，但亦潜在着同样的原理，成为其变化之机，而惟庄子的《齐物论》里能把这点讲得明白，不像西洋人的以为微视的世界与巨视的世界隔着断层。中国文明的造形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能这样的变化不可端倪。只看故宫博物院的殷周铜器（就可明白）。
再讲到天地成毁。天地成毁的传说，古文明国皆有，大约是太古渡洪水的那一次印象太深刻了。以后转变如佛教的劫坏说及基督教的世界末日思想，都未免悲悯。而庄子则把成毁看做同一件事，世界何时都在于成毁之际的一个“几”字，这里就可以有人的跌荡自喜。而果然历史过渡皆是在危险的边沿，而中国历朝英雄美人的事业与器物文章的造形皆是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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