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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
西洋人每言世界上有二部最伟大的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论》与基督教的《圣经》。但是还有《易经》更在其上。印度有《梨俱吠陀》，但也不及《易经》。日本是有《古事记》。然而世界上所有基础学问，连同宗教，皆可被收在《易经》的体系内，始能各明其性情，各知其所由与所正，即如数学史上有关数学的本质的论争，物理学上波尔他们对于爱因斯坦的绝对因果性说的论争，阪田昌一与武谷三男他们对于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的限界说与素粒子不可分割说的异议，皆可得结案。
《易经》的八卦，是新石器文明的思想上的成就。
新石器时代发明了数学、物理学、天文与音乐。然而新石器时代的凡此发明，与人世的新建设，都把来说明其所以然之故，作成一个理论体系化的思想的，则是八卦。八卦非其他古文明国所能有，而是汉民族的独自发明。新石器文明的数学、物理学、天文、音乐等，至今不能有可以代替之或与之匹敌的发明，惟沿用之而加以施展。新石器文明的思想的结晶八卦，亦是万古沿用，至今不能有可以代替之或与之匹敌的发明。
从阿瑙与苏撒地域新石器文明出身的几个民族，惟独汉民族一直健康地发展，如美索波达米亚那边已出现了奴隶社会，而中国则是唐虞夏商周的礼乐人世。八卦是汉民族来到黄河流域之后不久就发明的，时代已是新石器文明的后期了。后来进入了唐虞与夏商周三代，发展到世界铜器时代的最高峰。井田制度在美索波达米亚与印度尚是雏型就萎缩了，惟独在中国至周末为止继续发展了三千年。而《易经》亦于其间由当初的八卦更演绎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卦象、爻辞、文言，至孔子加以系辞而大备了。
《易经》的内容，是说明大自然的法则，及与之合一的人世法则，及占卜，且把占卜来理论学问化了。
先年我参诣过日本伊势神宫的新尝祭，祭仪在神宫境内星光下露地行之，有天皇的敕使，祭仪将终时乃占，是占的岁时与国运，只觉其甚是肃穆。然则占是祭之一仪。其后读印度的《吠陀》，想象婆罗门的祭仪，如《梨俱吠陀》是重在颂唱梵，亦即是赞美大自然的所以然，有知性的感激欢喜。而《易经》则是把祭仪中的占与颂合在一起了，那就是八卦。八卦是为了占卜，而亦是为说明大自然之理。宋儒程颐说易，不重占卜，而朱熹云易是占卜之书，盖两有所未达，不如汉魏隋唐人之说易，于古为近。
八卦是一个造形。这里使人起佛教坐禅时的双手结印，印度舞者的手指的几个姿势，可比八卦，可比几何学的五条公理，那都是说明大自然与修行的造形。以手指为造形亦可有无穷的深意，但是不能演绎。几何学可以演绎，然而其五条公理（结合、顺序、合同、平行、连续）各归各，彼此之间的统一原因付于未知，这就不如八卦了。八卦是把凡此皆统一于阴阳变化之理。数学与佛手结印，各不相统，而八卦的阴阳变化则可统一包括数学与结印等在内的万物之理。
古代美索波达米亚人与印度人等亦曾有过“无”的观念。而且阴阳观念的萌芽在他们那边亦似乎有过，但是未及抽叶含苞就萎缩死了。而因不知阴阳变化之故，他们后来连“无”亦忘失了。惟独汉民族悟得了阴阳变化之理，溯其由来为太极，究其所之为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于是有位有时，有幸运，有循环，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俱备了。
卦爻之理最易见的是中国在数学上的发明。
数学史上，除了几何学是与希腊共有之外，零是中国发明的，负数也是中国发明的。数字的符号化与档位化，以及代数学与比例，都是中国发明，后来经过印度人与阿拉伯人才传到西洋的。零是因于太极才能有的发想。负数是因于《剥》卦的阳消阴长而来的，数字符号是因于卦爻的符号化而来的，记数法的档位化是因于爻的位而来的发想。算盘的发想亦然。代数原来的名称是天元术，其妙处就在于位。位的妙用就有这样的不可思议，数学上有一条c+b+a不等于a+b+c定理。
卦的阴阳爻位，岂止于在数学上收了发明之效，人世的朝廷与万民之位，亦皆从此出。
中国文明的人世，自有其与西洋的社会组织不同的秩序，那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的发明是与其在数学上的发明一般因于爻位的阴阳之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皆是阴阳之位的历然无疑。五常则是阴阳之位的演绎遂行。几何学有五条公理，万物有五行，人世有五常，君臣有义，父子有恩，兄弟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
还有万物之位。
中国文明的建筑、制器、书画的疏密配置，与音乐的调子的云状舒卷，皆是因于卦爻的阴阳之位。这种物质的与艺术的造形，与数学上的发明，与人世秩序的生成，三者的统一场是这个位。
器物的造形，在物理学者看来是技术科学的事情。自希腊以来，数学者不喜机械，现在也是数学者冈洁不喜物理学，物理学者汤川秀树不喜技术科学。但我以为此是三者不得一个共同的统一场之故。若以卦爻阴阳为统一场，则技术科学亦可有清俭的美德。
《易经》里的器物造形即皆是因于卦爻。其略云：
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神农氏更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
《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这一段话，我以前读了不喜，以为是穿凿附会，西洋人不去比附卦爻，亦能造舟车这些。但现再读，才知其真是说得好。
原来我们今日的宫室舟车耒耜衣裳等的造形，都是新石器时代就创始了的。后人惟把动力来改变了，创制的能力大不如昔人。虽有新添的东西，不过是飞机与电器这些，在造形的创造性上，并不及当初的发明宫室舟车耒耜衣裳等。当初新石器文明创制宫室、舟车、耒耜、衣裳等的发想，果然是从大自然的阴阳时空（《易经》
是称之为卦爻）的感觉而才有的。现在因为不知这个，把人家的建筑物、衣裳与用具等的样子都恶化了。飞机与电灯电视等造形缺乏情意，其于人类文明史上其实尚不过是插话，今人亦不是对此无感觉，而称技术科学为必要的恶。要想解决这里的问题，开出新路，惟有先来重新把器具的造形从大自然的阴阳时空来发想，这样的造形就意思有余，意思有余就可以不贪物量之多了。现在只贪物量多，并非物质上真有这样的必要，而是因为造的东西皆情意上贫薄得没有余裕之故。
器物的造形要有位（有限空间而同时是无限空间），还要有时义（《易经》称“时”为“时义”，是相对性的时间同时又是绝对时间）。时义与位皆是因于阴阳的变化，故两者可以统一。物理学上的相对论亦讲时空与物体与运动的统一，但那只是物质的现象的记述，不可以为文明的东西的造形。爱因斯坦晚年虽主张自然界有绝对，然而他得不到理论上的根据，所以惟有归之于神。若知《易经》之以阴阳变化为万物的统一场，实时空可是一而同时是二，可是相对性的而同时又是绝对性的，要这样才可以为文明的制度器物的造形。
空间的好玩在于际。时间的好玩在于机。
但要说明一个“际”字，非把空间称为“位”不可。中国向来是人家的垣篱亦呈短垣疏篱，乃至国土的境界线亦似有似无，画家与陶工便是注意物体与外界之际的线。不但外边的境界线，内里亦处处皆是像这样似有似无的境界线。处处与大自然相际，而与之呼吸光阴相往来，并不隔绝，此即是位；位是物之存在自身的无限意思。中国是古来天子之位与万民之际亦如此。
而时机的“时”亦是要说时义才好。时间是没有机的，要时义才是有机。机是万物之动的机兆。而时空为一，故时义之机因于物之位而显。《易经》之说几（机），皆就卦爻之位而说之。
而因为有机，万物之位遂亦变得新鲜活泼了。机是在于阴阳。看故宫博物院的铜器与陶器的造形，皆有现代的感觉，即因其有阴阳变化之机。
如今的社会人只知条件，他们讲的机会与时机的机亦其实只是条件。机是在于阴阳之气之动，而条件则只是物质的。对于机是要靠感觉，而对于条件则只要搜集并处理情报，用电子计算器亦可就这些条件判断形势。西洋史上，罗马帝国一旦被毁灭于仅仅数万野蛮民族的入侵，事后就当时的条件来解说，是到底亦不能解说得确切的。
中国的事情是，历朝天下大乱，革命之兴，其间皆有天数。此是观察时势最精微的方法，但不能用电子计算器而是要用《易经》
的卜筮，尤其是筮。因为类似以甲骨为卜的，古代埃及等亦有之，而筮占以数与卦爻，则是知性的，此惟中国独有。
数的说明以《易经》的为最好，“物生而有象，滋而后有数。”先年偕保田、梅田、冈洁游高野山泊温泉旅馆，翌晨冈洁先生应梅田之请为写小轴，句子是“数是物之量之景”，这“景”字可释作影，亦可释作光，我不觉叹服。
西洋自希腊以来数是纯粹抽象的，因此以数学来对处现实世界的有象的东西，便不得绝对精密。中国人却把数看作有象（或者该用景字）的，如此就与现世界的有象的东西可以相契合。中国人也是用的数学，却可以得到绝对精密，一是于器物的造形，而又则见于革命者的因于天数以乘时启运，不差毫厘。
《易经》里有句最是厉害的话，“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西洋人把数学用于现实世界的东西的造形与处理情报，是像对待电子计算器一样地，把些物质的事务性的诸条件作成命题写在卡片里，叫它计算；而中国的则是感得了事物背后的阴阳变化之机，然后用数学把它来算，故能是数字与物质的现实世界相游戏。
日本东京银座，大公司的游览场有电子计算器占卜，青年男女问恋爱，问入学考试与就职考试。但那是连对于未知的意味亦没有了。数学的好玩，就在于它是对着未知，可是今人把这来忘了。又如数之纚可以延至无穷，但是这样观念论的数又有何意思？数也要使用时它才从物象现出来，才是热闹新鲜，其余则让它隐在未知中为好。
《易经》的数，是阴阳成象，在卦爻的位与时义里现出来，数学自身即是创造的，故可以与物质的现实世界游戏，而不止是其记录。数学的真正创造性，宁是在于卦爻之占。
四八卦与数学的方程式不同。数学的方程式是记录的宇宙现象之理，而八卦则每卦三爻，初爻表示地，中爻表示人，上爻表示天，天地人三才，中间多了个人，即是多了个未知了。
譬如以数学的多变量关数，是怎样亦不能精密计算自然界的缟模样，如池冰的绫纹，云霞的舒卷的所以然的。而卦爻的承、乘、比、应，则一下子说明了凡此自然界的缟模样的所以然之故，而且可以创造之。创造并非把自然的缟模样来再现，而是创造与之不同的种种造形，如宫室的建筑，器皿、衣裳等制度，文章与书画的体裁与气势，皆可以如池冰的涟漪之绫纹，与云霞的散绮飞彩。这便是因为数学的方程式里没有人的因素，而卦爻里则有人的因素。所以说《易经》才真是创造性的，《易经》的天地人三才是汉文明的总说明。
有日本妇人与我说起她未出嫁时过的光阴。她娘家姓石川，是新泻县的地主，母亲是名筝师，但她骄惯了不听大人的说话。她从小亦跟母亲学筝，及年十八，艺已在门人中第一。中日战争中新泻县开催她母女的筝会，专为慰劳出征军人。母亲事先央求女儿说，“今天要乖乖的呢”。但是母亲既这样说了，她就偏不乖。
二人搭档弹筝，一为仕手，一为连手。一个带头一个跟，但不是弹的同一音句，亦不是像西洋乐器合奏的复音，却是连手亦有其分明的个性，恰如小孩子在路上顺从地跟在大人后面走，并非亦步亦趋，却是一面仍去顾闲野，摘路旁的花草玩耍，又掉后了，又跳跳蹦蹦的跟上。但是她这天与母亲弹筝，做女儿的远比这小孩子更顽皮。
这天是母女上了大会场的舞台上，母亲为仕手女儿为连手，母亲为主她为从。可是弹弹她横堵里自管自弹去了，这时母亲声色不动，即刻倒转跟了她而弹，不到一晌，却忽然如鹞鹰的翅膀一搧，掠了开去，这使她一惊，不觉地又跟着母亲弹去了。但是弹弹她忽又故意地如马失前蹄，不料母亲也如接坠鸢的即刻把它接起。
如此一回又一回，忽而主从顺行，忽而主从易位，仕手权充连手，连手做了仕手，而接着又翻回来，真是变化多极了。她道：我为女儿时就是这样的恶戏，而我母亲真是不愧为新泻第一有名的筝师。是日在大会母女弹筝曲终，听众中有知音者趋前致敬，再三叹赏，以为得未曾有，说道，那都是要失败了的而不失败，反而都成为好。
以前我听学者说东洋文明是天人合一云云，只觉其没有新意，今番却是听了一妇人之言，使我顿开茅塞。原来《易经》里说的天地人三才，人之与天地就如弹筝的连手与仕手。《乾》卦文言，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是可以有这样好的解说的。
虽说天地人三才，对手实只是人与天，因为天与人皆是讲发动，而地则是天与人所发动的成就造形之资。但是人对于天，怎么可以这样的又顺从又顽皮呢？因为天只是对地而言的天，与地皆在大自然之中，所以天亦是因于大自然的法则的，而人自从新石器时代豁然悟得了大自然的法则以来，他就可以与天是兄弟行了。人有时可以走在天的前头，直接从大自然的法则来做起发明，如数学、音乐、轮与文字的发明，就是越过了天的。在这样的场合，是天亦跟了来，变得天来听从你，像弹筝的仕手倒反顺着连手。但大体还是天为仕手，人为连手，人依从天的时候多，因为造形要取资于地，通过天则得方便。
释迦亦是悟到了人若直通于自然法则，则可以越过天，所以他说“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他不知有时候亦要依从天。但这是因为他不讲造形。释迦称为法海的自然，其实是究极的自然。他若知还要有阴阳变化，他亦要有时则“后天而奉天时”了。
惟有西洋人对这里所说的道理完全一窍不通。他们是服从神的旨意而要征服自然。他们的神与他们皆是在自然之外。但自然岂是可被征服的，亦不可能被破坏。他们之所为，只是破坏了他们自身的存在的局所场，所谓自然环境者而已。
但是不单西洋人，释迦亦不知人之与天可以有如弹筝的仕手与连手的活泼喜乐。
弹筝的仕手与连手的譬喻，可以说明中国文明的动的方面的诸题目。如英雄与时势，亦是连手与仕手。又如男女之际，是男人为仕手，女人为连手，两人要像偶舞的若引若拒，将从将违，甚至有吵架不乐，但亦还是喜气的，是活泼的夫唱妇随。乃至打天下，如汉高祖的好狎侮人，亦是像弹筝的仕手与连手的相顽皮好玩。连手固然可以带几分反逆，仕手亦不是只管照顾连手，汉高祖是对于一代的人们他为仕手，而好狎侮连手。
汉高祖刘邦是乃至他与项羽争天下，亦如弹筝的仕手与连手。
不过对项羽是他做了连手。这样的英雄之相与，在日本的近代史上是有胜海舟与西乡隆盛。幕府侧的胜海舟与来讨伐的官军侧的西乡会谈德川将军引退、江户开城的问题，那两人就像是弹筝的仕手与连手。
中国人是祭祀天地与名山大川，朝觐会同，底子皆是平人的宾主之礼，亦即是有着仕手与连手的那份风光。凡此皆来自人与天地为三才的自觉。
乃至中国的与日本的宫室、器皿、衣裳、文章书画的，以及音乐的曲调的造形，其体势之相映带，与点线音律之排比相与，亦如偶舞，两两如弹筝的仕手与连手之相引相离，所以生动。《诗经》
讲宫室如企如翼，日本女人行动时其身上和服的线条的活泼变化，皆因于此。如仕手与连手的造形的体势与点线，是狎侮与照顾同行，顺从与反逆相互，时而见得非对称、不协和。所以虽静物亦是活的，处处面对着未知。这里乃使人想起占卜。
《易经》乾坤定位，万物皆有位有时，可说是绝对安定。《乾》
卦的卦辞，元、亨、利、贞，又是历史的绝对可信，能知无与有，即人生今世决不曾是幻妄敝恶的了。但亦因于这无与有的阴阳变化，处处都开向着未知，处处都是生死成败之机，连是非善恶亦都是疑问，若要占卜，何时都该卜一卜。文明是人类当初渡洪水时觉悟出来的，至今文明的东西亦何时都有着渡洪水时的危险与绝望，可说整个是占卜性的。但是不卜也罢了。《易经》的卜卦，是凡好卦都有其不可安心之爻，而凡不好的卦，天都有可以转机的爻。这里的骨子仍是在于每卦天地人三爻，有了人的因素在内，遂一切不可逆转的亦皆是可以逆转的了。譬如说，困难是损害志气的，而《易经》的《困》卦却说：“困，君子以遂志。”这并非所谓征服困难，而是对困难也发生了欢喜。凡好事情都是从灾患才生出来的，如因雨雪而发明了伞笠，有了伞笠乃是可以与雨雪游戏了。
卦爻又有云，履虎尾亦有行不得，亦有可以行得。《易经》
是一部教人动的书，与佛经主静，恰好相反。西洋人亦讲动，但其运动论惟是因于力学。西洋人与印度人不知阴阳变化之机，是故其静其动，两俱败缺。而《易经》则要看是什么卦爻，亦有可以“动乎险中，大亨贞”的，这真给了革命者很大的激励。辛亥革命便是《易经》的好说明。
孔子的真本领是在其作《易·系辞》，所以为大圣，而后世最不善读《易》的儒者，还不如禅僧识得机锋，但禅僧是单凭直感，他们哪里知道《易经》虽亦是以感，但还要有卦爻来说明。
历史是有大信，而现前的天下事随时皆在可成可败的临界。
英雄豪杰自有立志，但他所做的事与他所过的日子一直都在七花八裂、丧失性命的边沿，前途整个是占卜性的。但是占卜不占卜，你都只有一个觉悟，即你要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你也自己喜欢如此。孔子疾，门人欲为之祷，子曰“丘之祷久矣”，这祷与不祷的话与占卜不占卜是一个觉悟。而这是真的说明了《易经》的占卜。
《易经》的占卜总是教你人生有着余裕，世事变化还多着呢。
尚书
民国五四运动后北大的史学家，参照公历的年数，以为中国史自秦时开始，才是约略相当，而以前的则把来称为先秦史。但因为那边还有希腊时代，才也承认这边有过春秋战国时代。再古可是那边什么亦没有了，这里便亦不应有。于是他们先否定史上有过井田制，再否定史上有过夏禹这个人，莫说《尚书》里的尧舜了。其实比五四运动稍后，埃及与美索波达米亚的古文明发掘与解读的成绩，正开始为世所知，应该参考的是这个，但是北大的先生们不用功。
五四运动是民国八年，公历一九一九年，在那前后，世界科学史上出现了量子论与相对论，世界史学上出现了埃及与对美索波达米亚的考古新资料，给全世界人类的知性带来了一次新的书物。
又以后，在《东方杂志》上也登过发掘埃及第十八王朝的王墓的绚烂图片。可是对于物理学上的与史学上的这三件惊动全世界的新发见，中国的文化界竟是一点也没有感受到刺激，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奇怪。而彼时是连这可奇怪亦不觉得。
那原因是，五四运动刚刚接受了西洋十九世纪的科学知识与史学知识，以为新鲜，正在兴奋非凡，要夸示国人，而与这前后脚来了量子论、相对论、世界古文明国新史料等，来得太紧迫跟前，要转身亦不及，也消化不来，所以不受影响。而且五四新文化变成了一种运动，接下去是北伐以来的左倾思想运动，这其实最是于知性有害，至今思想斗来斗去，敌我的基础知识还是共同的，皆不出五四时代的科学观及史学观。
这里单说史学。我是幸好在日本有机会看到美索波达米亚的、埃及的与印度的出土物展览会，其中尤其是美索波达米亚的古文明于我们的相近。看了那边的文物，才会觉得尧舜夏殷周时代的文物的亲切现前。双方的程度都是比所想象的高得多了。但也看出了彼此有三点不同。
一、美索波达米亚的古文明有许多雕刻的神像，在中国可是绝少见到，这原因是我们这边早已比他们那边理性化了。他们那边是已出现了奴隶制，有与我们不同的统治权观念之故，所以神像多了。
二、那边巴比伦与亚述时代，虽然商业与武力很强大，文物程度也很高，但是没有可以与殷比的铜器，这是他们倾向于征服，文物的创造力低下了。殷周亦皆有强大的武力，但因是井田制，安定所以能创造。
三、他们那边没有可与《尧典》相比的政治。今天我们读《尧典》，只觉眼前一亮，那是天文的、音乐的、万事知性的政治。美索波达米亚古文明，除中国以外，要算是世界史上最知性的了，但是已沾了奴隶制，所以不能有像这样。
世界上有一种绝对好的东西，它只是这样的，若不是真的有过，你要理想亦无从理想起，捏造更休想。古来读《尧典》者皆觉得它只是这样的，如世界的数学者日本人冈洁，他对于尧舜，像对于他自己在数学上的发见一般，不带丝毫疑义。《尧典》的寅宾出日，寅饯纳日，与天文的、数学的、音乐的知性政治，我们现在可拿西南亚细亚的新石器文明，及美索波达米亚等古文明国的事情来旁证，以前的人可是没有这样的考古学识，倘使是捏造的，绝对不可能如此符合。所以读《尧典》是要以直感，知道它的好在前，证明倒在其后，其实证明不证明都无所谓。
尧舜之治是新石器文明以来的发展，不染奴隶制，没有一点阴暗，才能有的光风舞日的政治。《尧典》与都是好文章，还比数学的原理更美的文章。便只《尧典》一篇，已超过了希腊的与印度的所有史诗。
但是夏殷的就有其阴暗面。尧舜以前，伏羲神农黄帝都很好。
汉武梁祠的画像，伏羲右手执矩，与女娲上身面目姣好相视，下身蛇尾相交，那就是知性的。神农氏也没有一点阴暗。黄帝造宫室，作舟车，定音律，制衣裳，明亮得很。把中国上古时代的这些与美索波达米亚约五千年前，乃至七千年前的出土物对照，心里有一种着落实在，虽然史籍的记载极少，只觉也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又以后周朝的事情也容易明白。但是夏殷的有许多地方不明白。这大概是因为夏殷之时多曾发生了异民族入侵问题之故。
夏时有穷后羿与寒浞的事，殷时的巫，与王墓的殉葬遗迹，都不好。以前蚩尤的传说远比有穷氏的敞阳，奇怪是殷朝的铜器出土的有这么多，为何直前的夏朝的出土物绝少看见。也许是民族的交替问题曾经很严重。与同时代的美索波达米亚的及埃及的历史对照起来，那边也是两次三次的蛮族入侵，变换朝代。说起来也是不可思议，古时东西交通总也不见得方便，可是两边的事情竟有许多是不约而同。譬如希腊有诸子百家，这边是春秋战国也有诸子百家，连辩论的主旨都是同的，如关于极微与无理数，有运动与无运动的问题。再以前，美索波达米亚与埃及那边的王朝更迭亦与这边的夏殷周遥遥相应，那边亚述很强，这边殷也很强。虽然如此，但亦两家的事情的性质与归趣到底是不同。
事实是，希腊人关于那几个问题的辩论不得一个结论，而春秋战国这边的则有了结论。再以前，美索波达米亚与埃及那边因蛮族入侵而致王朝更迭，是一次比一次其文明愈迷失了，而这边夏殷周则虽亦有民族的交替问题，却喜得文明能不迷失。不迷失的原因是：一、有三千年间的井田制在稳定文明。二、自《尧典》《虞书》已把文明来原理化、学问化了。夏殷周做了榜样，后世如五胡辽金蒙古满清的蛮族入侵，至于朝代更迭又更迭，虽其时井田制久已废止了，而因没有奴隶制或农奴制，产业还是健康的。又且学问有了圣贤之书，连到民间的小说与戏剧，连到不识字的匹夫匹妇的说话都是知性的、讲理的，所以还是能够文明不迷失。譬如数学与物理学，因为是原理化学问化了，便蛮族入侵，数学与物理学亦还是被承认。因为蛮族入侵之故，数学与物理学一时衰落是有的，变得非数学非物理学则不会。汉文明的原理化学问化了，便亦有像这样的威严。
美索波达米亚与埃及那边并非蛮族入主了就会文明迷失，而是自己先有了奴隶制在那里，蛮族把它来利用，更加恶化了而已。蛮族是没有本领代被征服的文明国创设制度的。又则美索波达米亚与埃及等古文明国自从有了奴隶制，就不可能把文明来原理化，学问化，便是人家不来迷失他，他也自己要迷失的了。
汉文明的原理化学问化，第一是见于《易经》，第二是见于《尚书》。《尚书》是汉民族的历史的自觉。它不像西方古文明国的《历王纪》，没有讲神示，而是记的人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思省。历史不在乎事件，而在乎事件的意味与价值，所以《尚书》重记言，记事倒是简。
洪范
这里来说《洪范》。
与巴比伦有《汉谟拉比法典》差不多同时，《尚书》里有《洪范》。《洪范》是殷亡后，周武王访问箕子，箕子为武王陈述的。
开头说禹治水平九州岛，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汉谟拉比法典》说是神授，《洪范》说是天授，这就比现在说宪法由国民代表大会制定，一个是知性，一个则非知性。宪法如果是知性的，那就可比一篇好文章，或好比数学上的或物理学上的发见，必是天才者独力所为，非集众议可成，其发想是走在因果律之前，非循于既存的方法论，却完全是未知的，而忽然发见了，其本人当下只觉遍世界皆是喜气光明，一切来自天启，非人力所为。不但《洪范》，国父手订的《建国大纲》便亦是天授的。
但《汉谟拉比法典》是统治的秩序，其云“神授”，已由知性的意味变为权威的意味了。汉谟拉比法典的末流，就是后世西洋的罗马法与宪法。而《洪范》则是人世与大自然的秩序，简单说是自然秩序，譬如数学秩序的可以好到不杂权力观念。后世如秦汉以来的朝廷宪章，与国父的《建国大纲》，其知性的一点便是依承《洪范》的。
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世界史上的古文明国皆是祭政一致，而惟中国把祭政一致来理论学问化了而为礼乐之治。洪范九畴第一列出五行，不列出神，即对象不是神而是自然。第二敬用五事，讲的貌、言、视、听、思，则是提出了对于大自然的主体乃是人身。
五行是现实的自然。
阴阳是气，阴阳之气行于五行水火木金土，水火金木土是物而亦是气，如此才是现实的自然。若单是气，归根变成单是息，未能有物，那就是佛教的欠缺。而若单是物，不知其尚有气，便如西洋人的唯物世界，亦不是现实的自然。物理学是把万物还原为量来处理，而五行与八卦则把万物还原为气来处理。五行是万物之气，万物是因于气才有个性的。物质因于化学的原素而有许多种类，但种类非即个性，所以科学的东西虽有种类的不同，然而没有生命的个性。
中国文明独有的干支与五行，不是西洋人所能知。干是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皆象物之生，如丙字篆书即像一颗大豆的茁芽。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则像生而为物，十二生肖皆是动物。天司生，地司成物，故曰天干地支。天干生方位，天干地支合起来是岁时，中国文明是如此的把时间与空间来生命化具体化了。所以中国东西的造形里能有悠悠时空，西洋东西的造形里则没有。天干亦与五行合，如云东方甲乙木。
五行使我想起书法。
艺术必是造形的，西洋文字惟是符号，故不成书法。汉字能成书法，因为汉字是象形的。但若象形必似此物，则为有碍，汉字是象形的而不拘于象形，故能通于万物之姿势。五行亦然。古代西方的地水火风说因为拘于实物，所以不能以之普遍说明万物。而五行则是物而又是气，不拘于水火木金土的实物，亦可说是象征的，故能对应万物而无碍。在世界的数学史上，中国人的发明代数，便亦是来自这样虚虚实实的象征的发想。代数与五行的发想，皆是要明于万物的有与无之际，才能有的。印度人虽言空色，亦不如中国文明之言有无之际。
而西洋人则只知物质与符号，他们现在就不能对应素粒子，因为素粒子非物质亦非符号。素粒子乃是物质而又是气。
我说的象征，其实只是《易经》里说的卦象的一个“象”字，但是这里且借用“象征”二字吧。象征与符号不同，不知万物之气，则不知象征。如八卦、五行、汉字，皆是象征。代数亦然，代数与书法是因于中国文明才知道的万物之位。而位是生在于气。其实是只有中国人才晓得象征。现实的自然界万物即是象征的。文明即是象征的。中国人的神亦是象征的，与西洋人的抽象的神不同。果然，素粒子领域的种种亦是象征，如《易经》里说的卦象的“象”。“象”字亦比佛经里说的“如”字好。
可是这里我却发见了五行与八卦的关系的问题。
八卦是五行的改进，犹如筮占是龟卜的改进。龟较筮古，五行较八卦古。用甲骨来卜，是世界其他古文明国亦多有之，而筮占则为中国所独创。五行是同时代的西方古文明国亦有与之相似的地水火风说，而八卦则为中国所独有。《易经》里说的皆是筮占，而《尚书·洪范》则龟筮并用。《易经》说八卦，不提五行，而《洪范》则首列五行。
八卦中的坎、离、震、兑、艮与五行的水、火、木、金、土相应，但《易经·说卦》篇里说：“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100华学科学与哲学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悦万物者莫悦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络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成万物也。”
这比《洪范》说五行，“水曰润下，火曰炎上”等等，更是动的，要热闹得多了。
又五行相生相克，八卦则有生无克，而曰“消长剥复”。五行相生相克为循环，而八卦则演为六十四卦，由《屯》到《既济》又重新《未济》、《屯》，是绕着大圈子的循环，路上的景色十分开阔，变化活泼，比起来，五行见得缺少幅，不够对应自然界万物的变化。后世言五行者，多是疏于卦爻，把五行用得过当，如谶纬，算命与阳宅风水，以及中医的五行说，皆有过当之处，遂转成无知。但亦古朴的五行说仍有其可与八卦并存不废的理由。
洪范九畴首列五行，那对于自然的感觉与态度即非常好。彼时的人们是以五行为自然的代名词，然后又以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来说明其变化。将来无论至于何世，若制宪法，第一条还是要写出对于自然的好感觉与好态度，才不致有像今天产业国家主义的破坏人类自己的生存场所。
其次五事：貌、言、视、听、思，是人身的修行。现在西洋式的宪法开头讲领土主权，《洪范》却讲五行，以大自然为对象。其次，宪法讲人民的权利义务的地方，《洪范》却是讲的天地人的人身，两者的气概就自不同。《洪范》是王天下的宪法。而一有了天地人的人的自觉，就高出于宗教了。
佛教与基督教皆对人身不感兴趣，《洪范》则不然。
五事原亦是斋袚的修行，但与印度的及基督教的苦行相反，而是便人身皆成为美。中国之外，世上惟日本神道的斋袚亦如此的清洁可欢喜，西洋是惟古代希腊讲人身之美，柏拉图的《理想国》
里，政治候补者先要年轻时锻炼体格成为美男子。中国后来是还有《黄庭经》，讲人身各体皆如有神明。
其三是八政，一曰食（农政），二曰货（商政），三曰祀（祭政），四曰司空（司井田地政），五曰司徒（司文教），六曰司寇（司刑），七曰宾（司外交），八曰师（司军事征伐）。
我们今日重来读这个，把来想想这八政的安排，其实是有着深厚而安详的理知的体系。今时宪法内阁的部，司法部居首，外交部第二，那是西洋的，不合体裁。更没有祀政，因为西洋没有祀。但102华学科学与哲学中国是向来有郊祀天地名山大川与太庙的，此乃人对于大自然有知性的感激与欢喜，而祭太庙则是对于历史的反省。将来政制改革，这祀政还是应当恢复的。
第四是五纪：岁、月、日、星辰、历数。这不但是朝廷之事，亦是万民自动做的事。彼时是井田制的人世，如后来的《周礼》中所说的凡从事灌溉工程，文教之事与兵役之事，皆是王官与王民、朝廷与民间打成一片，政治与非政治的界线似有似无。所以中国古来有那样好的岁时记，佳节良辰自然的普遍行于朝廷与民间。中国文明是在这里才完成了礼，而且完成了乐。
第五是建用皇极。皇极就是荡荡乾坤，清平世界。佛教的涅盘是究极的自然，而皇极则是在于天地人的现实的自然里，包括究极的自然亦在内。西洋惟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有知性的好，但是也没有皇极的那种悠悠光阴。皇极就是王天下的风景。
第六是三德。一、正直，二、刚克，三、柔克。把朝廷与民间的行为力归结于德，这真是伟大的单纯的真理。现代人说的政治道德，那是赛球规则之类的东西。《洪范》的与此完全不同。三德，正直是意志，刚柔是阴阳，把一切行为的道德还元为大自然的意志与阴阳之理，竟是超过善恶与强弱之上了。
第七，稽疑。这里不能不抄一段原文：
汝（指王）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旅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据这看来，王与卿士与庶民相当平等，倒是龟筮为重，而筮尤重。因为要求解答的重大疑问，不比寻常事务性的问题，而是像数学上的问题，你不能用民主的集议方式来解答。用民主方式你只可问问各人所已知的，但是不能从这已知中择定一个为答案，或得出一个综合的答案。像数学上的难题的解答，你不能问于已知，而是要问于未知，你不能选择一个答案，而是要发明一个答案。这里所以龟筮为重了，龟筮是问于未知。
譬如数学上的发见，大都先是穷思极虑了亦不能打开，结果完全绝了望，自此惟是冥漠中一念不泯，如究极的自然的息绵绵若存，但时候一到，忽然自己亦不知因何而感，问题的答案的法姿显现了。就是这个天来之感要紧。问于龟筮就是借的这个感。而龟筮是完全不管王与卿士与庶人所思考的线索的，这样倒是把问题来打开了。当初我们的祖先是因渡洪水豁然而觉的。如禅宗有和尚扫地，扫帚掠飞一颗石子打在竹上，就那一声响里豁然而觉。若说缘故，亦可说是无缘无故。若晓得政治可以是知性的，政治家亦有像数学者与那禅僧的知性的修养，就可晓得《洪范》的稽疑的话了。
数学与物理学自有知性的威严，不难权力。政治本来也是不可杂以权力的。民主方式的议决之类，那已完全不知性的政治了。
第八是庶征。政治与凡是世间之所为，好不好要看人与自然相处得如何了。如星有好风，星有好雨，寒暑宜人心意，那就是太平时世。而如果像现在的风雨失时，因为产业公害之故天气都狂乱了，那就是政治与凡世间之所为，要全部加以大反省了。
第九是五福六极。五福是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合。其中攸好德亦说是福，好像新发明一样，可是想想真是对。富贵寿考是惟中国汉乐府与唐诗宋词里才有说得那样好的，西洋人是先就不晓得有贵气。如今为政者说福利社会，却不知福利亦要是诗的。至于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那当然是不好，譬如时节过了，一山竹木都会衰败，时人亦会如此，今时代的堕落与天变地异，就有使一代人落于六极的可忧。
而《洪范》说“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向用”与“威用”的两句话可是很健康热闹，而且威严有力。
诗经
诗与礼乐的乐相连，《诗经》的诗亦即是乐。所以诗亦可以说是起自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太阳与音乐的世界，那光辉是知性的光辉。舜之歌：
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是古来最好的诗。大约与之同时代，日本有须佐男命的《八重云歌》，与《卿云歌》的是同样的风景。那时距今约四千年，天上空气澄鲜，有这样的朝霞庆云，下土是汉文明、美索波达米亚、印度、日本的文明。可是现在全世界弥漫着公害，文明这个字眼要重新思省过了。
《卿云歌》之后，有周朝初兴时的《凤凰》诗：
梧桐生兮，于彼高冈。
凤凰鸣兮，于彼朝阳。
菶菶萋萋，噰噰喈喈。
像这样把人世之事直接与自然界合为一个风景的，后世是有李白与苏轼的诗。
在朝霞朝阳里吹着朝风，人就有个兴发的想头，这就是《诗经》的兴。
兴与西洋所谓浪漫不同。譬如沉缅于长夜之饮也是浪漫，而兴则必是清晨之气。《诗经》的兴、赋、比，第一是兴，兴是未有名目的大志，可比天地之初，什么都尚未开头，什么都要做可以做得，心里怀着满满的高兴，对什么东西都有感激，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所以曹操的乐府，结句都是：
幸甚至哉，歌以言志。
浪漫会是悲惨决裂的，而兴则像造化小儿的顽皮好玩。
如苏轼的诗，如《西游记》，皆有一种好玩，如《红楼梦》写贾宝玉与林黛玉皆有一种志气。
还有赋与比。兴是因于大自然的意志，而赋与比则是因于大自然的息。赋是兴的纵的演绎，比是横的展开，可比一个是纵波，一个是横波。云霞的模样，山川的风景，就都是这样演绎变化而成的。无论文章、舞乐、书画，乃至宫室、衣裳、器皿的造形，皆只要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有位置的阴阳变化，便一切皆在了，此外不用更另有意思。
但如文章，有凝缩的与开放的两种。池冰是凝缩而成的绫纹，而云霞则是开放，扩散而成的缟模样。我喜欢开放的，像一朵芙容花临风开放的文章。这是姿态的问题，而内容与意思亦即都在这里了。
像芙蓉花临风开放是动的文章，动的文章比静的文章难。日本受佛教的影响，如《源氏物语》、《平家物语》皆是静的美，其动108华学科学与哲学的文章如《太平记》则不及。中国汉唐的文章皆是动的，宋的文章比较是静的。宋朝惟苏轼与辛弃疾的文章是动的，开放的。词我喜欢朱淑真的。
于是来说风雅颂。
先来说风。《诗经》里的国风是当时各国的民谣。风是大自然的息在吹动，华夏之民是王民，故亦称王风，在当时亦可说是井田的禾苗上吹过的风。西洋的民谣不如，因其缺少这个“风”字。中国讲什么都带个“风”字，如云风情、风采、风土、风格。国风多讲恋爱，但背境皆是“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中国的人家即是个大的风景。
雅有大雅、小雅，讲朝廷的政治，讲家室，讲热闹现实的建筑、种田与畜牧，讲行军征伐，皆是诗。
最大的诗是政治的，如辛亥革命即是一首诗。国民革命军北伐与八年的对日本抗战自身亦是诗，然而至今只有记录，未有如《左传》与《史记》之即以当年人之笔写当年之事，连《湘军志》这样程度的文章亦没有，此是学西洋而致文学之丧失。
西洋诗人的主题多是恋爱，此是与野蛮人的歌惟是情歌，与禽兽昆虫的歌舞限于求偶，在进化史上尚相去未远。中国则如《文选》与李白苏轼的集中，绝少情诗，诗是在人世的日月山川里。虽男女之情亦是在世上人家的风景里，《诗经》的承传，汉魏乐府写健妇把门户，写采桑采莲，与唐诗里的采菱、织寒衣、捣砧，写女子之美皆是写其对世人的礼仪与其操作之德。
颂是对大自然的感激欢喜。
《史记》称自古封禅泰山者七十二帝，司马相如有《上汉武帝劝行封禅书》，后世儒生非难之，是儒生的无知。但至今我每见汉《华山碑》、《衡山碑》，与北魏《嵩山碑》的拓本，读其颂辞，就有好感想。又如西王母瑶池蟠桃，二千年开花，三千年结实，亦是从颂才有的。听日本神社的神乐，可想象《诗经》的颂。日本国歌“君之代，千代八千代，至岩石上生了苔”是对自然界的感激欢喜变为亦是对人世的。中国最伟大的民间故事《白蛇传》，白蛇娘娘为对人世的报恩，那发想亦来自《诗经》的颂。英雄美人都是对大自然，对人世，有这样的新鲜感激欢喜的。
周礼
三礼是《周礼》、《仪礼》、《礼记》。
《周礼》是记的政制，《仪礼》是记的行仪，《礼记》是总论。
孔子的学生曾子用功在《礼记》。其后孟子则取《周礼》的井田制与王天下而申说之。汉王莽与宋王安石因于《周礼》以变法，虽当时皆遭失败，而其所创之法，后人乃用之以济时。北魏承大乱之后建国经野，高允等还是查考了《周礼》，才实行得史上有名的均田制。清末孙诒让当政制改革之际，着《洪范述政》与《周礼正义》，于井田注疏至详，我在温州时读到它，想见其用世之心，真可使为士者立志。
以上这些人才真是晓得读《周礼》的。国父是深通三礼。《三民主义》与《建国大纲》的深层根据是《周礼》，民国礼服与党旗国旗之制，以及党规，是今日的《仪礼》。国父手书的“天下为公”是来自《礼记》的《礼运》篇。
《周礼》的基磐是井田制，这里分就王制、王民与士，及天下万邦之制说明之。
王制第一，“惟王建国，辨正方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真是最美的句子。
大自然有意志中心，人世就是惟王建国。意志同时是息，大自然的息舒展而为万物之位，如云霞之散绮，在人世就是体国经野。
“辨正方位”一句，是于数学与天文之外，尚有汉文明的对于方位的好感觉。经野当时是开拓为井田。而如日本田中首相说的“开发日本列岛”，则是忘了上面尚有“体国”二字。倘不是忘了“体国”二字，亦不曾像现在这样让其发生产业公害了。
我不喜西部剧的那种开荒，与如此被造成的美利坚合众国。看了那个，才知道《周礼》的“惟王建国，辨正方位，体国经野”是这样的清明华丽。日本《古事记》里说日本诸岛是生出来的，后世神武天皇东征与日本武尊平夷开疆，亦只觉得国土是生成的。日本有三轮山，古时大国主开疆域至此，有祀，使我想起黄帝的开理疆宇，与舜的南巡，其封禅泰山与柴望衡岳，那样的体国经野才真是创造的。
再说设官分职，昔人是比之天上的星辰布位。便是前面说的“体国经野”，亦是九州岛的地理依于天上的二十八宿为分野。往年罗素曾来北大讲学，到过杭州等处，他说中国人比今时的任何欧洲人都更近于希腊。中国人是政治的事亦这样的自然观彻了底。而末句“以为民极”，则是说如此为万民建立了人世的自然秩序，自天上地下，古往今来，以至身边的一丝一缕，皆是无限的意思，皆是绝对的信。
于是来立百官————“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
“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
“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
“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左王平邦国。”
“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
冬官司空篇亡。冬官是掌当时的手工业。
天官与地官是后世所谓左右丞相。天官总司祭祀与政教，地官总司井田与行政。其下春官司祭祀与学校，夏官司国之疆域、井田与兵役。秋官司法，冬官司工。后世井田制废，夏官分为司农、度支与兵部，由四官而为六部了。
最大的格物是祭祀，最大的致知是政治。
汉文明有祭祀而无宗教，祭祀是对天地万物的感激与欢喜，与对于祖先的知恩。这就是天官所掌的。格物是因这感激与欢喜而与万物的法姿觌面相遇，又因这知恩而重新有了当年祖先开创世界的心眼，所以天官所掌的职务是随伴着天文、数学与舞乐的。而致知则是把这觌面相遇的万物的法姿，造形而为井田制的人世，管这事的是地官。天官为格物，地官为致知。比起来，才知现在政治学只是事务管理学。在西洋虽曾有过柏拉图讲哲人政治，亦想不到可以有像《周礼·王制》的格物致知。
以天地与春夏秋冬纪官，是意识地要把政治对应于自然。日本的俳句分四季的节气，《周礼》的职官便亦是诗的。而当时生活的物质方面远较巴比伦、埃及与希腊的为高，只看殷周的铜器即可知。而《周礼》的基磐是井田制，手工业与商业亦是在井田制里。
凡国之大事与平时的活动，皆依于井田制的秩序。而且王官亦是生在王民中间，故可以只要春夏冬秋四部的职官，看似很简单。及后世井田废，官职就不能不增加了。现在内阁的部约在二十前后，然而不知政治的格物致知之义，亦不知政治的官与民之义，部会虽多，亦政治是残缺不具。
天地春夏秋冬四官，除秋官外，皆可以安上一句“以掌邦教”，政治即是教化的，所以不发生像西洋史上宗教与政治的问题。此知性政治的自觉，一直承传在国父的革命思想里。而且《周礼》的因是知性的政治，其朝廷官制的组织法亦另是一种风范，自天官至冬官，彼此职司之分配，颇有相交错的，而能不重复，像一篇好文章的章法。而现在的西洋式政治组织是讲一个“权”字，虽苦心划分，做到了职权不相冲突，亦到底无情思。
王制是王天下的制度。
王畿千里，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外宾服，宾外王服，王外荒服。
原子有核，银河系亦有中心核，是物能的供给源。王畿便是天下世界的核心。侯服宾服王服荒服亦像是银河系核心外的恒星轨道，一圈一圈的由近而远。那要点全在乎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井田制地域的逐渐推广。中国史上都是异族入寇，中国则把他们逐远，打平了他们，却没有掠夺他们的经济的。他们来朝贡，亦只是一种礼，不像西洋史上的以被征服的贡赋支持征服国的财政。这是因华夏自有健全的产业，不需要向外掠夺，亦不至依存于对外贸易。而现在欧美国家的依存于世界经济，则毕竟不健康，天下不安皆由于此。
同时如齐鲁晋郑等是侯服，有事则勤王。如楚如秦为宾服，时而相安，时或构兵。王服则如朝鲜，但为倾慕王化，时或相闻。荒服是荒荒的远方蛮族，平时几乎全然不通信息，偶而忽然有使者来献上些礼物，亦不过是北则白狼皮、石弩，东方海中与南方海隅则鲸皮、犀贝，西则玉石之类，都不过是意思儿，这里就着实加以嘉勉了，回赐许多礼品。如琉球进贡明朝，是一只船载贡物去，两只船载赐物回来。再远的就有点像《山海经》里大荒的悠谬荒诞，但亦都是日月所照，雨露所濡，亦算它是荒服吧。
这还是因为无私无欲无求。如我在汉阳时长江对岸武昌的黄鹤楼都没有去过，单是它有着那里就好了。王服荒服也可比是这样，单是在着那里，就觉天宇旷大，万事着实了。
中国人如说汉朝，即觉当时的都是汉朝的天下，又爱说大唐世界、大宋江山。其实汉唐当时的人们很知道西方有印度与罗马帝国，然而并不觉得清平世界荡荡乾坤的一统有了亏损。中国的是以华夏为本位的宾服王服荒服的观念，没有像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的必要征服他们才算世界统一，亦没有像罗马教廷的传教那样要以儒教使们都归于王化，便是在化外亦好。便是在化外荒外的亦但待以宾主之礼，天下世界仍旧这里是主。又如宋朝，外为异族所逼，只剩了半壁江山，亦是文明的正统在这里，即人世岁月依然。便是清末民国之际世事这样迫蹙，亦国父尚有余裕说要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万物非可在其有的方面统一，而是可在其无的方面统一。有的方面，万物的造形各各不同。而无的方面，则万物皆同出于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故世界万国，只可以“无”来统一“有”。虽以礼乐治天下，亦还是要依于老子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至对世界万国亦是如此。明于无与有之际的是知性。知性的东西如数学与物理学，世界各国人都要用它，莫能对之抵抗，王天下以礼乐，那必要是包括数学与物理学在内的更大的知性的学问。爱因斯坦与汤川秀树等发起了世界联邦运动，但是前几年我见汤川先生时，即曾告他世界联邦之类的构想是无益的；汤恩比亦一般的无知，现在乃至于将来，要统一世界惟有是孟子说的王天下。汤川答：“发起世界联邦运动当初，爱因斯坦与我们的想法与经过，是有要说明的。”于是他感叹说，“孟子是伟大。”
中国史上有两件事实为世界上他国所无。一是民间起兵。又一是士。
中国史上每次改换朝代，皆是经过民间起兵。今人比附西洋史，称为农民暴动，可是西洋史上的农民暴动从来没有得过天下。
他们是狭隘的，阶级性的，对封建地主提出经济关系改善的条件，而完全不懂政治，亦不懂军事，暴动的规模很小，容易就被扑灭了。中国的可是民间起兵，天下皆反。农民当然人数最多，其他手工业者、商人、地主、士人都参加。不提什么经济斗争的口号，却说是“苍天将死，黄天将立”。原来历史有成有毁，每逢旧朝的生活气氛凡百都雾数了，就民间起兵，等于岁暮行的大袚除，才又可以迎接新朝的正朔，不是为有那些个经济要求。
如辛亥革命与北伐皆是有着民间起兵的性质的，连对日抗战亦是有着民间起兵的性质在内，所以战区正规军与游击队的规模能配置得这样好。平定赤眉的刘秀，可说是夺得了赤眉的民间起兵，平黄巾的曹操刘备他们是靠收了黄巾的余党。反黄巢的朱温原是从黄巢出身。从来皆是民间起兵的气运有了归着了，才有新朝的开启。
不但是民间起兵的话，中国的国民既有《周礼·王制》里王民的经历，生来是政治的，为世界上他国人所无，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讲宪法，讲国民大会云云，就决不可以是依照外国的。
但是何故中国独有民间起兵呢？我是近来才发见了其来历还是在《周礼》的《王制》。《王制》的棋盘是井田，无论灌溉工程、兵役、祭祀与学校这等大事，乃至乡里州闾的组织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工作，皆是王官指导王民行之，而王官亦即生在王民之中，即直接指导王民的士亦是出身王民，士是四民之一。王民是如此地习惯于举大事，虽是受指导的，却不是被动的，因为指导者亦是他们自己人。后世虽井田制废了，民间的这种举大事的活泼能力还是存在着，所以一旦天下有事能够起兵。
而如此亦明白了士的来历了。世界史上惟独中国是以士为政，原来士是在井田制当时已有约三千年的从政经历，而且那是朝廷的政治与民间的政治为一的。《王制》里士的工作，大体可分为两大体系，一是属于天官与春官的体系，重在祭祀方面，二是属于地官与夏官秋官冬官的体系，重在地政、灌溉、兵役、刑法、制器方面。其后就从这里出来了各派的士，所谓诸子。
从天官这一体系里出来的有黄老与儒。黄老是祭祀时司的舞乐、卜筮与王事的记录。儒是司祭祀的俎豆揖让进退。两者皆出于天官，所以都讲大自然的法则。
从地官这一体系出来的有农家、兵家、法家、阴阳家、名家。
如墨子的数学与物理学，如惠施的诡辩，与同时的希腊人很相近。
但中国的是诸子皆出于王官，不论是哪一学派都不离政治。
井田制废后，士亦失了士田，大体是耕以助读，或收学生教之，然而自战国下历秦汉，以至清末民国，仍一直以士为政。政治自是一种综合的最高深学问，岂市侩当选即可为，此点柏拉图亦曾言之，然而惟独中国有礼乐政治的学问，士就是做的这门学问。士的出仕，或是乘民间起兵而为开国之将相，而在治世则通过考试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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