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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解】

    本篇是王充对他的著作《论衡》以及《政务》所作的说明,用问答体写成,因此取名《对作》。它说明了写作《论衡》的起因和宗旨,《论衡》的内容和性质,以及想达到的目的。《对作》可以看成是《论衡》的一篇绪论,对了解全书的基本精神和王充的思想感情很有帮助。

    王充反复强调他作《论衡》不是为了“调文饰辞”,而是由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当老师的“赋奸伪之说”,做大官的“读虚妄之书”,弄到了“是反为非,虚转为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的程度,面对这种现实,自己“疾心伤之”,“不得已,故为《论衡》”。他指出自己的写作目的是“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见是非之分”,并希望这些主张能得到君王的采纳,以便对政治和教化有益。鉴于桓谭等人遭受迫害的先例,他对《论衡》感到忧心忡忡,一再声明它“无诽谤之辞”,希望“可以免于罪”。在当时《论衡》遭到很多攻击和诽谤的情况下,他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原文】

    84·1或问曰:“贤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至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何也?”

    【注释】

    荀:荀子。参见13·5注。孟:孟子。参见1·3注。

    教训:教诲训导。垂:自上施下。垂文:指内容在于教诲、开导的文章。

    【译文】

    有的人问:“贤圣不写没有目的性的文章,写书一定有其用心之所在。

    上至孔子、墨子这类人,下至荀子、孟子这些人,为教诲训导后人一定写有文章留下来,这是为的什么呢?”

    【原文】

    81·2对曰:圣人作经,艺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役游慢,期便道善,归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王道备,所以检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决不备(11),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结,有兽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12)。杨、墨之学不乱传义(13),则孟子之传不造(14);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15);高祖不辨得天下(16),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17);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18),则桓谭之论不起(19)。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故汉立兰台之官(20),校审其书,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术之书(21),颇言灾异政治所失,书成文具,表在汉室(22)。主父偃嫉之(23),诬奏其书。天子下仲舒于吏,当谓之下愚(24)。仲舒当死,天子赦之(25)。夫仲舒言灾异之事,孝武犹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论无触忌之言(26),核道实之事,收故实之语乎?故夫贤人之在世也,进则尽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则称论贬说,以觉失俗,俗也不知还,则立道轻为非;论者不追救,则迷乱不觉悟。

    【注释】

    艺:据本书《正说篇》“圣人作经,贤者作书”,《案书篇》“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当作“贤”。

    薄俗:不良的风俗。与下文“实诚”对应。

    《六略》:参见83·7注(24)。

    横拓:横行,放纵。

    游慢:游手好闲,不务正业。

    道:通“导”。引导。

    介:通“芥”。小草。纤介:形容极细微。

    浃(jiā加):彻,周全。

    王道:王者治天下之道,这里指儒家的“礼治”。

    检押:亦作“检柙”,矫正,纠正。

    (11)防:堤岸。决:通“缺”。残破。备:完整,这里指修好。

    (12)王充在本书《齐世篇》、《定贤篇》、《书解篇》中都表明了这种看法。(13)杨:指杨朱。参见8·2注(13)。

    (14)孟子批杨、墨说:“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又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

    (15)韩国三句:《史记·老庄申韩列传》:“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16)辨:通“辩”。争论。

    (17)参见本书《书解篇》注。

    (18)凡论:指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观点。

    (19)桓谭之论:指桓谭的著作《新论》。

    (20)兰台:参见38·16注。

    (21)道术之书:可能指董仲舒的《春秋繁露》。

    (22)表在汉室:把写的奏章呈给汉朝廷。

    (23)主父偃:姓主父,名偃,西汉人,汉武帝时任郎中。

    (24)当:判决书。下愚:本义是智能低劣,这里指诽谤朝廷,目无法度,不可救药。

    (25)以上事参见《史记·董仲舒传》。

    (26)所论:指王充在《论衡》中发的议论。

    【译文】

    回答说:圣人写经,贤人写传记,是为了纠正挽救不良的风俗,驱使老百姓让他的回复到质朴纯厚的风俗上来。考察《六略》上著录的书达一万三千卷,全是表彰善行的制止恶迹的,阻止横行放纵的。驱使游手好闲的,希望有利于引导人们向善,回归到正道上来。孔子之所以写《春秋》,是因为周代的民风败坏了。所以表彰很细微的善事,贬斥极细小的恶行,整顿乱世,使它返回正道,伦理道德周全,王者治天下之道完备,用以矫正奢侈轻薄风俗的制度,规定得极为完备详尽。河堤决了口而不修筑,就有洪水泛滥的灾害;网破了洞而不织补,就有野兽奔逃出来的危险。所以周代的礼制不败坏,周代的老百姓就不会浮华轻薄;老百姓不浮华轻薄,孔子就不会著《春秋》。如果杨朱、墨翟的学说没有搞乱经传的本义,那么孟子也就不会著书了;如果韩国不弱小,法度没有废坏,那么韩非也就不著书了;汉高祖不争论得天下的道理,使用武力的主张没有转变,那么陆贾的《新语》就不会写出来了;各种事情的记载如果不失实,各种观点如果不坏乱,那么桓谭的《新论》就没有写作的缘起了。所以贤圣们著书,引用事实不凭空编造,言必有据而不胡乱编写。写的东西有益于教化,教化施行有益于政治,所以汉代设立了兰台官吏,校勘审定其中的书籍,考订书中的文字。董仲舒写的天人感应、灾异迷信的书,大多讲的是灾异的出现是政治败坏造成的,书写完备以后,就呈献给汉朝廷。主父偃痛恨他,就诬告这部书。汉武帝把董仲舒交给司法官吏审理,判决书认为董仲舒目无法度。董仲舒被判处死刑,汉武帝赦免了他。董仲舒大讲灾变怪异的事情,汉武帝仍然不判他的罪反而很尊重他本人,何况我所发的议论并没有触犯朝廷的言论,只是对事情是否符合实际道理进行考核,收集史实的说法呢?所以贤人生活在社会上,做官就尽忠宣扬教化,以显扬朝廷的圣德;不当官就著书评论是非,纠正不良的风气。世俗如果还不知道回到正道上来,就应该伸张道义指斥作坏事的人;著书的人如果不补救,迷失正道的人就不会觉察醒悟过来。

    【原文】

    84·3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机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明辨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孟子伤杨、墨之议大夺儒家之论,引平直之说,褒是抑非,世人以为好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恻怛发心,恐土之危也。夫论说者闵世忧俗,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也。愁精神而幽魂魄,动胸中之静气,贼年损寿,无益于性。祸重于颜回,违负黄、老之教;非人所贪,不得已,故为《论衡》。文露而旨直,辞奸而情实。其《政务》言治民之道(11)。《论衡》诸篇,实俗间之凡人所能见,与彼作者无以异也。若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12),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也。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惑(13),作论于下。实得(14),则是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

    【注释】

    机:据文意当作“讥”,形近而误。

    说:通:“悦”。

    南面:古以北为上,老师坐北面南。

    典城:泛指地方长官。紫:指印章上的紫色丝带。佩紫:汉代相国、丞相、太尉、将军、列侯用的印章上都束有紫色丝带。

    引文见《孟子·滕文公下》。

    紫:暗红,是间色。朱:大红,是正色。紫朱,比喻真伪。

    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参见5·4注(11)。

    土:当作“上”,形近而误。

    论说者:指王充本人。

    黄、老之教:指汉初自然无为的处世哲学。

    (11)《政务》:王充的著作之一,基本内容保存于今本《论衡》之中。有人认为,早已失传。

    (12)九虚:指《论衡》中的《书虚》、《感虚》等九篇文章。三增:指《论衡》中的《语增》、《儒增》、《艺增》三篇文章。《论死》、《订鬼》:《论衡》中的两篇文章。

    (13)愚惑:当作“遇惑”,与“遭弊”对文。

    (14)据递修本,“实”字前有“下”字。

    【译文】

    因此《论衡》的写作,起源于许多书的记载已经失实,虚妄的言辞超过了真美的言辞。所以虚妄的言语不废除,华而不实的文章就不会被制止;华而不实的文章泛滥,实事求是的文章就不会被采纳。所以《论衡》这部书,是用来权衡是非之言,确立判断真伪标准的,并不是随意玩弄笔墨修饰文辞,故作奇伟的样子。写作它的根源全起因于人间有许多错误,所以我用尽心思,以此来讥刺社会上的不良风俗。社会风俗的特性,是喜好奇异怪诞之语,喜欢虚假荒诞的文章。为什么呢?实事求是的言论不能快人心意,华而不实的言辞文章却能使人惊耳动心。所以有才能的人,喜好谈论的人,夸大实事,故作美盛的言辞;写文著书的人,编造毫无根据的文字,作虚假不实的解释。听的人认为确实如此,就不停地谈论;贤人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就久传而不断绝。久传不绝,那么文字就记载在竹帛之上;谈论不止,那么就会误入贤者之耳。至于有些当老师的人,宣扬的是奸伪的解释;各级官吏,读的都是虚妄不实的书。明辨了这些是与非,我痛心忧伤,怎么不加以评论呢?孟子痛惜杨朱、墨子的议论大大压倒了儒家的议论,援引公平正直的论说,赞扬正确的贬斥错误的,世人却认为他好争辩。孟子说:“难道我好争辩吗?我是不得已啊!”现在我也是不得已啊!虚妄的比真实的更显眼,实诚的被虚伪的所迷乱,世人不醒悟,是与非分不清,紫色与朱红混杂在一起,瓦块和宝玉夹杂在一堆,凭情感而言,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卫国的陪车侍从超越职责而帮着叫喊赶马,他的痛惜忧伤发自内心,是唯恐主人有危险。论说的人忧虑世俗不良,同卫国的陪车侍从是同一种心情。精神忧愁魂魄苦闷,引动了胸中的静气,损伤了年寿,对生命毫无益处。灾祸比颜回更重,违背了黄、老的处世哲学,这并不是人们所要贪求的,迫不得已,所以写了《论衡》这本书。文章浅显而思想正直,遣辞简约而感情真实。其中的《政务》篇谈的是治理百姓的道理。《论衡》中的各篇文章,所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上一般人都能识别的,与作者本人没有什么不同。如像九虚、三增、《论死》、《订鬼》等篇文章,谈的是世俗间长久迷惑的问题,是一般人所不能觉察的。君王遇到世风败坏,就要在上面改变政教;臣下遇到疑惑,就要在下面作出评论。如果臣下的议论符合实际的道理,那么君王改变政教时就会采纳它了。希望能唤醒那些受到迷惑的心,使他们知道虚与实的区别。实与虚的区别确定了,浮华虚假的文章就会绝灭;浮华虚假的文章绝灭了,那么纯诚的教化就会日渐增长。

    【原文】

    84·4或曰:“圣人作,贤人述。以贤而作者,非也。《论衡》、《政务》可谓作者。”

    【注释】

    作:指创作。

    述:记述,阐述。指阐述别人的东西。

    【译文】

    有人说:“圣人创作,贤人阐述。以贤人的身分而从事创作,是不对的。《论衡》、《政务》,却可以说是创作啊。”

    【原文】

    84·5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山君《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谓《论衡》之成,犹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其卦溢,其数多。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儒生就先师之说诘而难之,文吏就狱卿之事覆而考之,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

    【注释】

    此句有误,应作“对曰:非作也”。

    太史公书:即司马迁著的《史记》。刘子政序:指西汉末刘向所著的《新序》。班叔皮传:指东汉初班彪所著的《史记后传》。

    桓山君:当是“桓君山”。《检论》:书名,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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