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题解】
案书，就是评书。本篇列举了从先秦到东汉的一些著作，粗略地分析了它们的优劣之处。评论涉及的是刘向的《七略》顾及不到的地方。从评论中可以看出，王充主张著书立说必须“得实”，而不应该“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必须有益于“富国丰民，强主弱敌”，而不应该“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必须揭露和解决矛盾，因为“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对“言非是伪”的东西，要“剖破浑沌，解决丝乱”，使“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而不应自相矛盾，两说并传，文意难晓。对古今作者和著作的评论，王充反对“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他认为，“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凡是真知灼见，无论古今，都应肯定。“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今人同样能进入圣贤之列。本篇所论的某些具体问题不一定正确，但他提出的如实评价作者和作品的主张，至今仍有可取之处。
【原文】
83·1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儒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议难从也。何以验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宜以难从也。乖违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谓鬼审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终以死恨。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废而不传，盖有以也。
【注释】
右：尊崇，信奉。古代以右为尊。
此文疑有误。《日钞》引作“自相乖反”。本书《薄葬篇》云：“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关于这个问题，王充在本书《薄葬篇》中有详细的评论。
“审”字下疑脱“死”字。上文有“使鬼非死人之精”，正与此相应。有：疑当作“右”，形声相近而误。《薄葬篇》云：“虽右鬼，其何益哉？”语意正与此同。
【译文】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墨家的开山祖是墨翟。考察一下儒家之道流传下来而墨家之法废弃不用的原因，是因为儒家的道理可行，而墨家的主张难从。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墨家主张薄葬而又信奉鬼神，道理互相矛盾违背了实际情况，当然难以顺从。矛盾到何种程度呢？假如鬼不是死人的精神变的，即使尊崇它，它也不会知道。现在墨家认为鬼确实是死人的精神变的，优厚死人的精神而薄待死人的尸体，这是对死人的精神优厚而对死人的尸体薄待啊。薄厚不相称，表里不一致，那么鬼就会生气而降下灾祸，即使尊崇精神变的鬼，鬼最终也会因为薄待了尸体而怀恨。人之常情是想往优厚而憎恶薄待，鬼神的心也同样如此。采用墨子的主张，侍奉鬼而祈求福，恐怕福极少来而祸反而常来了。以一种情况来推论其它各种情况，墨家的主张，大都属于此类自相矛盾的情况。所以墨家的主张废弃而不流传，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原文】
83·2《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上书连属（11），条事是非（12），《左氏》遂立。范叔寻因罪罢。元、叔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余力矣。陈元言讷（13），范叔章诎（14），《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15），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16）。《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国语》（17），《左氏》之外传也（18）。《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19）。
【注释】
《春秋左氏传》出于孔壁，本书《佚文篇》说同，恐非事实。
孝武皇帝：汉武帝。本书《正说篇》作“景帝时”。有关史书记载亦互有出入。穀梁寘（hì志）：即穀梁赤。胡毋氏：胡毋是复姓，这里指胡毋子都，汉景帝时，因精通《春秋公羊传》，当过博士。《汉书·儒林传》：“胡毋生，字子卿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
《礼记》：是汉儒解释《礼经》（即流传至今的《仪礼》）的一部著作，因为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所以王充说它“造于孔子之堂”，有掌握孔子的思想已达到登堂入室地步的含意。二书：指《礼记》和《史记》。
不相合：指与《礼记》、《史记》不相符合。
诸家：指《左传》之外的其他解释《春秋》的各家。
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左传》杜预疏引《严氏春秋》引《观周篇》：“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太平御览》卷六一六引桓谭《新论》：“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
光武皇帝：汉光武帝刘秀。
（11）陈元：汉光武帝时曾任郎官。范叔：应为“范升”，下并同。范升：汉光武帝时曾任议郎，博士。陈元与范升议立《左氏》博士事，并见《后汉书》本传。
（12）事：这里指立《左传》博士一事。《左传》只在西汉末和新莽时立过博士。新莽灭亡后，《左传》博士也被废除。汉光武帝，又议立《左传》博士，陈元很赞成，而范升则极力反对，两人接连上书朝廷，辩论是非。
（13）讷：疑当作“纳”，形近而误。陈元言纳：《后汉书·陈元传》：“建武初，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诣阙上疏争之。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事，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
（14）诎：同“黜”。排斥，摒弃。
（15）言多怪：指《左传》中记有许多关于占卜、占梦的事。
（16）返：疑当力“反”。涉违字而误。不语怪力：见《论语·述而》，全文是“子不语怪、力、乱、神”。
（17）《国语》：相传为左丘明著的一部国别史，内容以记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各国贵族官吏、政客的言论为主。
（18）《左氏》之外传：相传《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所著，前者被认为是解释儒家经书《春秋》的，所以又称《春秋内传》，后者被认为是补《左传》之不足的，所以又称《春秋外传》。
（19）实书：疑当作“宝书”，古称良史为宝书。
【译文】
《春秋左氏传》，大约是出现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汉武帝时，鲁共王拆除孔子的教授堂用来修建宫室，得到失传的《春秋》三十篇，这就是《左氏传》。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都讲解《春秋》，各立门户，自成一家，只有《左氏传》比较接近《春秋》的本意。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礼记》出于孔子后学者之手，太史公是汉代通晓古今的人，左氏的说法与《礼记》和《史记》是相合的，而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的说法则与这两部书不符合。再说其他各家距孔子的时代较远，时代相距远的不如近的，传闻的不如亲眼所见到的。刘子政欣赏《左氏》，他的童仆妻子都能诵读《左传》。汉光武帝的时候，陈元、范升接连不断地上书，陈述立《左传》博士一事的是非，于是《左传》博士就设立了。不久范升由于犯罪而罢了官。陈元、范升是天下最上等的人才，辩论是非，力量绰绰有余。陈元的建议被采纳，范升的奏章被否定，《左氏传》符合《春秋》的本意，这就很清楚了。《左传》记了许多怪事，稍为与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相违背。《吕氏春秋》也是这种情况。《国语》是《左氏传》的外传。《左氏传》解释《春秋》经，辞语还比较简略，所以又选取《国语》的辞语去充实。这样说来，《左传》和《国语》是世间儒生的两本宝贵的书籍。
【原文】
83·3公孙龙著《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齐有三邹衍之书，瀇洋无涯，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富民丰国，强主弱敌，公赏罚，与邹衍之书并言，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仪知各审，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东海张商亦作列传（11），岂《苏秦》商之所为邪（12）？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13），自黄帝转相生（14），不更禀气于天（15）。作《殷本纪》（16），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17），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记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
【注释】
公孙龙（约前320～前240年）：战国后期名辩思想家（逻辑学家），字子秉，赵国人，比惠施稍后。曾说燕昭王、赵宣惠王偃兵，被平原君奉为上客，鼓吹“名辩”。在思维逻辑上，其基本命题为“别同异”，着眼于“别”而不在于“合”。从严格区别事物共性和个性出发，把“同”与“异”的矛盾绝对化。认为思维中的一切属性可以脱离本质而存在，从而提出了“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命题。著有《公孙龙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十四篇，宋代时已亡七八篇，今存六篇凡一千九百余字。《坚白》：《公孙龙子》中的一篇。
较：通“校”。考校，研讨。
三邹衍：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当作“三邹子”。三邹子：指邹忌，邹衍、邹奭，都是齐国人。邹忌曾任齐威王的相，与邹衍、邹奭都是阴阳五行家。
瀇（wǎng往）洋：汪洋。
《耕战》：指《商君书》中的《耕战篇》，今传本作《农战》。
《轻重》：指《管子》中的《轻重》甲乙等篇。
邹衍之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邹衍的著作有《邹子》、《邹子终始》，今皆佚失。据文意，此文疑当作“与公孙龙、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公两纪”。“公赏罚”为“公孙龙”之误，又误夺在“与”字上，脱“不可”二字。
张仪：参见11·3注。苏秦参见11·3注。
各：疑当为“秦”之误字。
两传其文：指司马迁在《史记》中保存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苏秦列传》说苏秦在齐当客卿，齐国大夫同他争宠，派人把他刺死。《张仪列传》说，苏秦在齐做官，与燕国通谋破齐，事情败露后，被齐王车裂而死。
（11）东海：郡名，在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张商：汉无张商补《史记》者，“张商”当作“冯商”。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续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又据《汉书·艺文志·春秋家》记载，汉成帝时，有长安人冯商曾奉命续《史记》。据此，则当作“冯商”无疑。
（12）《苏秦》：指《史记》中的《苏秦列传》。
（13）《三代世表》：《史记》中的一篇，记载从黄帝到西周厉王时代的世系。（14）转相生：辗转相生，一代生一代。
（15）不更禀气于天：意思是并非另外从天承受某种神怪之物的精气而出生的。（16）《殷本纪》：《史记》中的一篇，记述商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17）《周本纪》：《史记》中的一篇，记述周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译文】
公孙龙写《坚白》之论，剖析言辞，致力于语句的曲折，没有在道理上进行探讨，对于治国毫无益处。齐国有三邹子的著作，内容似汪洋而无边际，书中言辞少有证据，却多有惊人耳目的言论。考察具有大才的人，大都夸张狂妄，没有真实正确的验证；浮华虚妄夸大荒诞，没有详细明察的内容。商鞅辅佐秦国，写了《耕战篇》；管仲辅佐齐国，写了《轻重篇》。他们的著作有益于使老百姓富足使国家强盛，使君王自强敌人削弱，公孙龙与邹衍的书不能与它们并称，而太史公把它们一起记载下来，让世人感到疑惑，不知道依从什么。考察张仪和苏秦处在同一时代，关于苏秦的死，张仪本来是知道的。张仪了解苏秦的情况很清楚，应该依照张仪的说法，来确定他死亡的真实情况，而《史记》的说法却不明确，记载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东海郡的冯商也曾续写《史记》，《苏秦列传》大概是冯商写的吧？否则，为什么两种说法矛盾得那么厉害呢？《三代世表》称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从黄帝开始辗转相生，并非是另外从天承受了某种精气而出生的。写《殷本纪》，说契的母亲在河中洗澡，遇上燕子的产卵，契母吞下燕卵，于是生下了契。写到《周本纪》说后稷的母亲姜嫄到野外去，看到巨人的脚印，踩了巨人的脚印就怀孕，生下了后稷。看《三代世表》，那么与后稷，确是黄帝的子孙；读殷、周《本纪》，那么契与后稷却是燕子和巨人的精气所生的。二者不能有两种说法，而太史公却一并记载不加以区别。考察帝王的妃子，不应该到野外去，在河水中洗澡，而今说在河中洗澡，吞下了燕子的卵；到野外去，踩了巨人的脚印，这是违反了尊贵者应遵守的礼节，混淆了是非的说法。
【原文】
83·4《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岂晋侯之过邪？以政失道，阴阳不和也？晋废夏郊之祀，晋侯寝疾，用郑子产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审雩不修，龙不治，与晋同祸，为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复以政。政亏，而复修雩治龙，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说：“亢阳之节，足以复政。”阴阳相浑，旱湛相报，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设龙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阳不改，旱祸不除，变复之义（11），安所施哉？且夫寒温与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12）。独为亢旱求福，不为寒温求祐，未晓其故。如当复报寒温，宜为雩、龙之事。鸿材巨识，第两疑焉。
【注释】
《新语》：参见39·8注。
相被服：形容受影响之深，如被子、衣服贴在身上一样。《资治通鉴》卷十八胡注：“被服者，言以儒术衣被其身也。”
参贰：同“三二”。指可与经传合成为三，或与其中之一合成为二，意思是可以与之并列。阙：通“缺”。
参见本书《明雩篇》、《乱龙篇》。
不夏效之祀：当作“夏效不祀”。夏郊：传说夏代在祭天时以夏禹的父亲鲧配祭，这种祭祀称为“夏郊”。
晋侯：指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平公。据说有一次晋平公生病，子产认为是由于没有祭祀鲧的缘故。后来按子产的主张祭祀了鲧，于是晋平公的病就好了。对此王充曾在本书《死伪篇》中进行过批驳。
再：疑为“可”字之误。
亢阳：阳气过盛，这里指君王骄横。
复改：据本书《顺鼓篇》“人君亢阳致旱”，当作“致旱”。
（11）变复：灾害消除，回得原状。
（12）王充在这里的观点，与《寒温篇》、《谴告篇》、《治期篇》截然相反。
【译文】
《新语》这部书是陆贾写的，是使董仲舒深受影响的著作，说的都是君臣政治得失的道理，书中的言论可以采用施行，叙事流畅足以供人观赏...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