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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二年（458）。向北游历河东，众人皆不知其才，唯有卢阳乌深对其大为赞叹以为当世奇才，说：“此人是辅佐帝王之才。”北魏太和八年（484），朝廷征召为秘书郎，升任给事黄门侍郎，认为北魏孝文帝有平治天下之心，然而典章制度尚未确立，且行事又从容悠闲，于是多次进言，孝文帝虚心纳谏。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任用王肃，皆由晋阳穆公暗中出谋划策。又举荐关子明，孝文帝亦对其恭敬信服，对晋阳穆公说：“奇谋良策，不必担心不得施行。朕南征班师回朝之日，当与先生一同讨论圣贤之道，探究治国之本。”晋阳穆公与关朗喜悦地相互道贺说：“真是千载难逢之时啊！”然而不久之后孝文帝驾崩，晋阳穆公辞官归于洛水之滨，一年后离世，关朗于是不再出仕为官。同州府君王彦师从关朗，学习《春秋》及《周易》，一同归隐于临汾山中。
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阕援琴，切切然有忧时之思，子明闻之曰：“何声之悲乎？”府君曰：“彦诚悲先君与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府君曰：“彦闻：治乱损益，各以数至，苟推其运，百世可知，愿先生以筮一为决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则有惑，请命蓍，卦以百年为断。”府君曰：“诺。”
【译文】
北魏景明四年（503），同州府君服丧期满抚琴，面露愁容心忧天下，关朗听闻琴声说：“为何琴声如此悲伤？”同州府君说：“我着实为已故父亲和先生您胸怀大志却无法实现而伤悲。”关朗说：“顺境时则入世为官，推行圣教；逆境时则出世归隐，独善其身。”同州府君说：“我听闻：世道治乱更替，皆有定数，若能推演世运，纵使百代之后亦可知晓，希望先生用卜筮之法决断此说，如何？”关朗说：“占卜推算之法幽深精微，方法过多反而让人迷惑，请用蓍草占卜，卜卦以百年为限。”同州府君说：“好的。”
于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兑上乾下。兑上离下。舍蓍而叹曰：“当今大运，不过二再传尔。从今甲申，二十四岁戊申，大乱而祸始，宫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强，若用之以道，则桓、文之举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参代之墟，有异气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苍生何属？”子曰：“当有二雄举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动，能无成乎？若无贤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请刻其岁。”朗曰：“始于甲寅，卒于庚子，天之数也。”府君曰：“何国先亡？”朗曰：“不战德而用诈权，则旧者先亡也。”
【译文】
于是揲蓍草、布卦象，遇《夬卦》变为《革卦》，兑上乾下。兑上离下。关朗放下蓍草慨叹道：“当今天下大势，不过二纪，即再传二十四年。从今甲申之年起，二十四年为戊申，天下大乱灾祸产生，宫中有外藩权臣把持朝政，历代君主屈从于其强权，若君主控驭得法，则可成就齐桓、晋文之功；若君主御下无方，则君臣皆有杀身之祸。”同州府君说：“此人出自何方？”关朗说：“夏、商、周三代旧都，皆有异常之象，若出异乎寻常之人，应当在并州之地吧？”同州府君说：“此人不出，天下万民又将追随谁呢？”关朗说：“应该会出现二雄并立、中原分治的局面。”同州府君说：“都能成就功业吗？”关朗说：“内部分裂而皆欲有所作为，这样应该都不会有所成就吧？如果没有贤才扶持，恐怕无法成就功业。”同州府君说：“请具体限定其运数。”关朗说：“从甲寅年开始，至庚子年结束，这是上天决定的运数。”同州府君说：“哪个国家先灭亡？”关朗说：“适时天下不尚仁德而用欺诈权谋，那么旧国率先灭亡。”
府君曰：“其后如何？”朗曰：“辛丑之岁，有恭俭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府君曰：“其东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乱者未可以文治，必须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国也。东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兴也勃。又况东南，中国之旧主也！中国之废久矣。天之所废，孰能兴之？”府君曰：“东南之岁可刻乎？”朗曰：“东南运历，不出三百，大贤大圣，不可卒遇，能终其运，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当兴，定天下者不出九载。己酉，江东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兴，其道若何？”朗曰：“设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复矣。若非其道，则终骄亢，而晚节末路，有桀、纣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坠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穷必酷。故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积乱之后，必有凶主。理当然也。”
【译文】
同州府君说：“那后来情形如何？”关朗说：“辛丑年，会有恭敬勤俭之君，兴起于百姓之中，实现天下一统。”同州府君说：“出于东南方吗？”关朗说：“一定在西北方。能够平定天下大乱不可依靠文教，必须依靠武力。并且西北方正是用兵之地。东南风俗，有流于轻浮之弊；西北风俗，可以实现快速崛起。更何况东南方，是中原旧朝所在！中原旧朝荒废王道礼乐已久。上天注定其败亡，谁又能将其振兴呢？”同州府君说：“东南方王朝的运数可以限定吗？”关朗说：“东南方王朝的运数，不会超过三百年，高世之贤才，终不可遇，能够终其运数，已然值得庆幸了。况且辛丑年，应当有明王圣主兴起，不出九年就会平定天下。到己酉年之时，江东王朝的处境应该岌岌可危吧？”同州府君说：“既然明王圣主已经兴起，其为政治国之道如何？”关朗说：“假使此明王圣主能有始有终，那么将会复兴五帝、三王之政。如若不遵其道，那么终将因骄纵而在晚年走上穷途末路，会产生桀、纣般的暴君。古圣先王的美德善政之道衰微已久，苛虐暴政发展到极致必然异常酷烈。所以说：大战之后，必有灾年；大乱之后，必有暴君。这是理所当然的。”
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谓亡也？夫明王久旷，必有达者生焉。行其典礼，此三才五常之所系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请推其数。”朗曰：“乾坤之策，阴阳之数，推而行之，不过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过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闻之，先圣与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无真主，故黄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达者当生。更十八年甲子，其与王者合乎？用之，则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晋之郊乎？昔殷后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后不王则斯人生晋。夫生于周者，周公之余烈也；生于晋者，陶唐之遗风也。天地冥契，其数自然。”府君曰：“厥后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过此未或知也。”
【译文】
同州府君说：“古圣先王的美德善政之道竟然就此消亡了吗？”关朗说：“为何要说消亡呢？明王圣主长久不出，必然会有通达其道者产生。能够推行典章礼乐，这就是天地伦常得以维系的原因。孔子说：周文王离世后，礼乐文教不都在我这里吗？因此王道是不会消亡的。”同州府君说：“请推演其运数。”关朗说：“天地阴阳之数，推演变化，不过是三百六十六，加以引申，不过是三百八十四，这就是天道运数。哎！我听说，古圣先贤与卦象相合，自魏以来，天下没有真正的天子，因此从魏黄初元年庚子岁（220），至今八十四年（此处当作：二百八十四年），加之八十二年至丙午岁，共计三百六十六年，通达明王圣主之道者应当出生。加之十八年至甲子岁，应该合乎王者之气运吧？若得以重用，则能重振礼乐王道；若不得重用，则修明周公孔子之教。”同州府君说：“此人出自何方？”关朗说：“应当出自上古唐国、春秋晋国之地吧？从前殷人后裔无法称王，因而孔子生于东周之时；周人后裔无法称王，因而此人生于三晋之地。出生于东周之时的孔子，继承周公的功业；出生于三晋之地的此人，传承唐尧的风范。天地之道暗合其中，这就是运数自然。”同州府君说：“此后情形如何？”关朗说：“自甲申年至甲子年，刚好一百年，超过此范围就无法知晓了。”
府君曰：“先生说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谓也？”府君曰：“先生每及兴亡之际，必曰‘用之以道，辅之以贤，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数，吉凶有前期，变而能通，故治乱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问之而后行，考之而后举，欲令天下顺时而进，知难而退，此占算所以见重于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颂，善人少恶人多，暗主众明君寡，尧、舜继禅，历代不逢；伊、周复辟，近古亦绝；非运之不可变也，化之不可行也！”
【译文】
同州府君说：“先生说解卦义，皆持非此即彼两端之论。”关朗说：“为何这样说？”同州府君说：“先生您每每论及王朝兴衰之时，一定会说‘如果遵循王道，有贤才辅佐，前途将不可限量’，这难道不是持两端之论吗？”关朗说：“卦象的产生自有定数，而吉凶祸福却有此前的机运与之相应，机运改变而运数亦随之变通，所以王朝治乱兴衰是可以改变的。因此贤人君子对于《周易》，若有兴举则观察卦象变化、体会其中占卜征兆，详加求问而后施行，深入考察而后兴举，希望带领天下百姓顺应时势而有所进取，知晓困难而适时退却，这就是占卜推算之所以深受古圣先王重视的原因。所以说：《周易》之道可以使危局转为太平，使美政得到称颂，但是往往圣明仁善之主少而昏聩凶恶之主多，因此唐尧、虞舜禅让王位，历代未有；伊尹、周公还政天子，近世绝迹；并非是运数不可改变，而是礼乐教化没有推行！”
“道悠世促，求才实难。或有臣而无君，或有君而无臣，故全之者鲜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有臣而无君也。章帝曰：尧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无臣也。是以文武之业，遂沦于仲尼；礼乐之美，不行于章帝。治乱之渐必有厥由，而兴废之成终罕所遇。《易》曰：功业见乎变。此之谓也。何谓无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岂亦二端乎？”朗曰：“圣人辅相天地，准绳阴阳，恢皇纲，立人极，修策迥驭，长罗远羁，昭治乱于未然，算成败于无兆，固有不易之数，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贼臣犯之，终不促已成之期，干未衰之运。故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圣人知明王贤相不可必遇，圣谋睿策有时而弊，故考之典礼，稽之龟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悬历数以示将来。或有已盛而更衰，或过算而不及，是故圣人之法所可贵也。”
【译文】
“天道悠远而人世短暂，求取贤才甚为艰难。时而有贤臣而无明君，时而有明君而无贤臣，因此能够两全者确实少有。孔子说：如果有君主重用我，我应该会使周朝礼乐复兴于东方吧？这就是有贤臣而无明君。汉章帝说：唐尧制作雅乐《大章》，得到一个夔这样精通音律的人就足够了。这就是有明君而无贤臣。因此，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只有孔子承袭；古圣先王的礼乐美政，汉章帝无法推行。天下治乱之端必有缘起，王朝兴衰之变终非偶成。《周易》说：功业因变而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怎能不持两端之论！”同州府君说：“周公建都于郏鄏，占卜周朝传国三十代，享国八百年，难道也是持两端之论吗？”关朗说：“圣人顺天地之道，守阴阳之法，弘扬古圣先王之纲纪，确立苍生万民之伦常，深谋远虑，长驾远驭，洞见治乱于未发生之时，推算成败于无征兆之中，因此王朝的运数与期限原本就有变与不变之别。假使让平庸之主守护江山，乱臣奸佞侵犯社稷，终会缩短原有的期限，触动原本尚未衰败的国运。因此说：周朝虽然君德衰微，然而天命未变。古圣先贤深知圣君贤相未必相遇，良谋嘉策有时亦不能尽如人意，因此考求典章礼乐，详察灵龟蓍草，通过人之所为以洞悉天之所示，通过历数之推演以明辨未来之变化。偶有王朝臻于极盛忽而转为败亡，抑或超出历数推算期限而尚未衰败的，因此这些都足以说明古圣先贤卜筮之法的可贵。”
“向使明王继及，良佐踵武，则当亿万斯年与天无极，岂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过算余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岂徒然哉？”府君曰：“龟策不出圣谋乎？”朗曰：“圣谋定将来之基，龟策告未来之事，递相表里，安有异同？”府君曰：“大哉人谟！”朗曰：“人谋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则安，置之危地则危，是以平路安车，狂夫审乎难覆；乘奔驭朽，童子知其必危，岂有《周礼》既行，历数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逾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归乎？”
【译文】
“假使明王圣主即位，辅国良臣谨承先贤之道，那么国运会延续千年万年与天地一样绵延无穷，岂止于传位三十代、享国八百年呢？超出历数推算期限而王朝尚未衰败，若非开国君主建立的功业，那便是齐桓公、晋文公般能臣付出的努力。天意与人事，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同州府君说：“灵龟蓍草能否给人以嘉谋良策？”关朗说：“嘉谋良策奠定王朝未来基业，灵龟蓍草告知国家将来大事，二者互为表里，哪里有什么不同呢？”同州府君说：“圣人的谋略真是伟大啊！”关朗说：“圣人谋划因而天下安宁。天下是国家命脉所在，置于平安之处则海内升平，置于危险之地则风雨飘摇，因此于坦途之上行驶平稳之车，纵然狂徒莽夫定然不会倾覆；驾飞奔之马控驭朽败之车，即便稚子孩童必然知晓危险，哪有推行《周礼》王道，王朝历数不延续八百年；设立秦法暴政，宗庙传承能超过两代的呢？哎！天命与人事，应该是殊途同归吧？”
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乱兴废果何道也？”朗曰：“文质递用，势运相乘。稽损益以验其时，百代无隐；考龟策而研其虑，千载可知。未之思欤？夫何远之有？”府君蹶然惊起，因书策而藏之，退而学《易》。盖王氏《易》道，宗于朗焉。
【译文】
同州府君说：“先生您根据何种方法推算限定治乱兴衰的期限呢？”关朗说：“文与实、势与运，相互联系交互使用。观察损益变化以验之当时，推知百世而不为所蔽；考求灵龟蓍草以深入思考，卜求千年亦可探知。没有想到吧？哪里有什么遥远而不可知的呢？”同州府君闻之大惊而慌忙起身，于是将此记录并收藏起来，退居家中学习《周易》之道。王氏一族所承《周易》之道，源于关朗。
其后，宣武正始元年岁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岁戊申，而胡后作乱，尔朱荣起并州，君臣相残，继踵屠地。及周、齐分霸，卒并于西，始于甲寅，终于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岁，隋高祖受禅，果以恭俭定天下。开皇元年，安康献公老于家，谓铜川府君曰：“关生殆圣矣，其言未来，若合符契。”
【译文】
此后，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岁次为甲申年，至北魏孝庄帝永安元年（528），共计二十四年，岁次为戊申年，胡太后作乱毒杀孝明帝，尔朱荣借机起兵并州，君臣相残，相继被杀。至于北周、北齐列土称霸，终为西北之国吞并，这一切始于甲寅年，终于庚子年，皆如关朗所言。翌年辛丑年（581），隋文帝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禅让，确实以恭敬勤俭安定天下。隋开皇元年（581），安康献公在家中离世，对铜川府君说：“关先生可谓近乎圣贤，所说未来之事，无不应验。”
开皇四年，铜川夫人经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载尔。献公筮之曰：“此子当知矣。”开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书》矣，厥声载路。九年己酉，江东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寿四年甲子，文中子谒见高祖，而道不行，大业之政甚于桀、纣。于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为矣。”遂退居汾阳，续《诗》《书》，论礼乐。江都失守，文中子寝疾，叹曰：“天将启尧、舜之运，而吾不遇焉，呜呼！此关先生所言皆验也。”
【译文】
隋开皇四年（584），铜川夫人经过山梁，脚踏巨石于是怀有身孕，不久之后生文中子，比关朗占卜推算的丙午年提前两年。安康献公占卜说：“此子当为大智之人。”隋开皇六年丙午岁（586），文中子通晓《尚书》，誉满乡里。隋开皇九年（589），隋文帝灭陈平定江东，一统天下。隋仁寿四年（604）甲子岁，文中子晋谒隋文帝，然而礼乐王道却不得推行，以致大业年间朝政酷虐，有甚于桀、纣。于是文中子说：“无法有所作为了。”随即退居汾阳乡里，续编《诗经》《尚书》，精研礼乐。隋炀帝久居江都，荒废朝政，李渊于太原举兵，文中子卧病在床，慨叹道：“上天或许将要开启一个太平的时代，可我却等不到那一天了，哎！关朗先生卜筮所言皆得应验。”
（王福畤）
王氏家书杂录
太原府君，讳凝，字叔恬，文中子亚弟也。贞观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门人布在廊庙，将播厥师训，施于王道，遂求其书于仲父。仲父以编写未就不之出，故《六经》之义代莫得闻。
【译文】
太原府君，名凝，字叔恬，是文中子的二弟。唐贞观初年，贤人君子时运畅达，我已故父亲的门生遍布朝堂，将弘布先师圣训，施行王道于天下，于是向仲父太原府君王凝求取已故父亲的著述。仲父王凝因著述编写尚未完成而没有出示，因此《续六经》之要义历代无人知晓。
仲父释褐，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杜淹谓仲父曰：“子圣贤之弟也，有异闻乎？”仲父曰：“凝忝同气，昔亡兄讲道河汾，亦尝预于斯，然《六经》之外无所闻也。”淹曰：“昔门人咸存记焉，盖薛收、姚义缀而名曰《中说》。兹书天下之昌言也，微而显，曲而当，旁贯大义，宏阐教源，门人请问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则备矣。子盍求诸家？”仲父曰：“凝以丧乱以来，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余纸，大底杂记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则蠹绝磨灭，未能诠次。
【译文】
仲父王凝出仕为官，任监察御史。当时御史大夫杜淹对仲父王凝说：“您是圣贤的弟弟，是否别有所闻？”仲父王凝说：“我有辱于兄弟，从前已故兄长讲学于河汾，我曾参与其间，然而《续六经》之外别无所闻。”杜淹说：“从前先师门生皆有载录，薛收、姚义缀编先师讲习对问之语并命名为《中说》。此书乃天下之良言佳篇，文辞幽微而大义显明，论说婉转而道理允当，旁征博引贯通儒家经典要义，弘扬光大阐发孔子圣教本源，门生求学问道之端绪，先师行为处事之事迹，皆载录其中。您为何不搜求于家中呢？”仲父王凝说：“我自从天下离乱以来，尚未顾及此事。”归家后搜求已故兄长著述，得到《中说》一百余张，大抵为杂抄记录而未标明篇名及目次，首卷和序言则蠹蚀殆尽，无法编排次序。
会仲父黜为胡苏令，叹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乃解印而归，大考《六经》之目而缮录焉。《礼论》《乐论》各亡其五篇，《续诗》《续书》各亡《小序》，惟《元经》《赞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为六部，号曰“王氏六经”。仲父谓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纲帝道则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无不至焉。自春秋以来，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谓门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后不达于兹也。”乃召诸子而授焉。
【译文】
适逢仲父王凝贬为胡苏令，慨叹道：“文中子的思想不可不弘扬于世，时光飞逝，时不我待。”于是辞官归乡，深入考求《续六经》的纲目体例并加以缮写抄录。《礼论》《乐论》各亡佚五篇，《续诗经》《续尚书》各亡佚《小序》，唯有《元经》《赞易》全文存世，共得六百六十五篇，编成七十五卷，分为六部，称为“王氏六经”。仲父王凝对家中子弟说：“兄长的著述是多么伟大啊！用来阐述明王圣主之法可谓明达晓畅，用来诠释天地世间之道可谓精深透彻。自从春秋以来，还没有能比肩此书的著述。”又对门生说：“不能让文中子的后代不明晓此书。”于是召集文中子的孩子，将其著述教授给他们。
贞观十六年，余二十一岁，受《六经》之义，三年颇通大略。呜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
【译文】
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我二十一岁，学习《续六经》之要义，研修三年略通大概。哎！年轻后学哪里能尽得其精髓，只是有此志向而已。
十九年，仲父被起为洛州录事，又以《中说》授余曰：“先兄之绪言也。”余再拜曰：“《中说》之为教也，务约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论语》之记乎？孺子奉之，无使失坠。”
【译文】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仲父王凝被朝廷起用任命为洛州录事，将《中说》授予我说：“这是我已故兄长的存世之言。”我再拜说：“《中说》作为行教化人之书，务求主旨精练而寓意幽远，言辞简约而道理深刻，也许可以比肩《论语》所载录的内容吧？晚生恭承此书，不会让书中的至理大道坠失。”
余因而辨类分宗，编为十编，勒成十卷，其门人弟子姓字本末，则访诸纪牒，列于外传，以备宗本焉。且《六经》《中说》，于以观先君之事业，建义明道，垂则立训，知文中子之所为者，其天乎？年序浸远，朝廷事异，同志沦殂，帝阍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传子孙以为素业云尔。时贞观二十三年正月序。
【译文】
我于是对此书分门别类，将其列为十编，分成十卷，文中子弟子们的姓名及其他生卒行年等相关内容，则求诸纪传谱牒，编列在外传中，以期书的主体详审完备。并且从《续六经》《中说》来审视我已故父亲的成就，可以说是树立大义昭明正道，为后世建立法则与规范，能够了解文中子之作为的，应该只有上天吧？然而随着年深日久，朝局变换，志同道合者凋零退散，朝廷之政也变得愈加远离正道，最终使得文中子的思想和学说遭受压制而未得推行。哎，可悲啊！白白将其当作儒家学说传给子孙后代。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正月作序。
（王福畤）
文中子中说序
周公，圣人之治者也，后王不能举，则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圣人之备者也，后儒不能达，则孟轲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圣人之修者也，孟轲之徒欤？非诸子流矣。盖万章、公孙丑不能极师之奥，尽录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阙；房、杜诸公不能臻师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续经》抑而不振。
【译文】
周公，是平治天下的圣人，后世帝王不能兴周公之道，于是孔子对其加以继承阐发，使周公之道昭明于世。孔子，是德行完备的圣人，后世儒生不能明达孔子之教，于是孟子对其加以推崇尊奉，使孔子之教昭明于世。文中子，是著书立说的圣人，应该是孟子般的人物吧？而非诸子之类。万章、公孙丑不能穷尽其师孟子思想的精义，全部载录孟子的话语，因此孟子的《孟子章句》才会粗疏而多有阙漏；房玄龄、杜淹等各位朝臣不能达到其师文中子的境界，大力弘扬他的思想，因此王通的《续六经》才未得显扬。
《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唐太宗贞观初，精修治具，文经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迭为将相，实永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贞观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说》及《文中子世家》，未及进用，为长孙无忌所抑，而淹寻卒。故王氏经书，散在诸孤之家，代莫得闻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门人尽矣。惟福畤兄弟传授《中说》于仲父凝，始为十卷。今世所传本，文多残缺，误以杜淹所撰《世家》为《中说》之序。又福畤于仲父凝得《关子明传》，凝因言关氏卜筮之验，且记房、魏与太宗论道之美，亦非《中说》后序也。盖同藏缃帙，卷目相乱，遂误为序焉。
【译文】
《中说》是载录文中子门生互相问答的一部书，薛收、姚义纂集而成并加以命名。唐太宗贞观初年，精修治国之道，文治武功皆超越近世。如房玄龄、杜淹、李靖、魏徵、温大雅和温彦博两兄弟、王凝、陈叔达等，多为将相，唐朝绵延三百年的基业，文中子门生的功劳当居大半。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御史大夫杜淹编列《中说》并撰写《文中子世家》，杜淹未得擢升，遭长孙无忌压制，不久便离世了。因此王通著述散落在各孤子家中，几代人未得听闻。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离世，文中子门生亦无人在世。唯有王福畤兄弟从仲父王凝那里承习《中说》，至此《中说》方列为十卷。现在世上流传的版本，内容多有残缺，误将杜淹撰写的《文中子世家》当作《中说》序言。另外，王福畤从仲父王凝那里得到《关子明传》，仲父王凝于是谈论关子明占卜灵验，并载录房玄龄、魏徵与唐太宗讨论儒家圣道美政，认为该篇亦非《中说》后序，不过是书卷共藏一处，篇目错乱，于是将其误作序言。
逸家藏古编，尤得精备，亦列十篇，实无二序。以意详测，《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与尚书陈叔达，编诸《隋书》而亡矣。关子明事，具于裴晞《先贤传》，今亦无存。故王氏诸孤，痛其将坠也，因附于《中说》两间，且曰：“同志沦殂，帝阍悠邈，文中子之教郁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见抑而《续经》不传，诸王自悲而遗事必录。后人责房、魏不能扬师之道，亦有由焉。
【译文】
我家所藏古本，甚为精审详备，同样编为十篇，实际上并无此二序。以文意详加推测，《文中子世家》当系杜淹交予陈叔达，陈叔达将此文编录于《隋书》后亡佚。关子明之事，载录于裴晞《先贤传》，今亦不存。因此王氏各孤子，痛心于这些篇章即将坠失，于是将其附于《中说》之间，并且还说：“志同道合者凋零退散，朝廷之政也变得愈加远离正道，最终使得文中子的思想和学说遭受压制而未得推行。哎，可悲啊！”据此可知杜淹遭到压制而《续六经》不传于世的原因，以及各位王氏族人悲叹自身命运不济而又有志于辑录文中子遗文的决心。后来人责怪房玄龄、魏徵不能弘扬先师之道，是有其原因的。
夫道之深者，固当年不能穷；功之远者，必异代而后显。方当圣时，人文复古，则周、孔至治大备，得以隆之。昔荀卿、扬雄二书，尚有韩愈、柳宗元删定，李轨、杨倞注释，况文中子非荀、扬比也，岂学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蕴奥，引质同异，为之注解，以翼斯文。
【译文】
那些深沉厚重的大道，置于当世必然不会遭到埋没；那些影响深远的至理，历经百代定然会耀古烁今。正逢盛世，礼乐政教皆恢复古制，于是周公、孔子致太平之道修明齐备，得到推崇。从前荀子、扬雄二人著述，尚有韩愈、柳宗元来增删编订，李轨、杨倞加以注释，更何况文中子是荀子、扬雄所无法比肩的，难道学人不应弘扬文中子之教吗？因此我深入研究探寻奥妙，旁征博引辨别异同，对此书进行注释，以辅佐文教。
夫前圣为后圣之备，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离圣而异驱、捐古而近习，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无杂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韩愈氏力排异端，儒之功者也，故称孟子能拒杨、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轲氏，儒之道者也，故称颜回，谓与禹、稷同道。愈不称文中子，其先功而后道欤？犹文中子不称孟轲，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图嗟功废道衰，乃明文中子圣矣。五季经乱，逮乎削平，则柳仲涂宗之于前，孙汉公广之于后，皆云圣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
【译文】
古圣先贤是为后世学人之楷模，上世典册是为当世文章之轨范，背离圣贤之道另辟蹊径、抛弃古制采用今法，是无法实现天下大治的。大宋统治天下，推尊儒学崇尚文教，世风淳正民心归朴；皇帝修明王道裁抑霸略，政教纯一而不驳杂；国势超迈盛唐，使得文中子的门徒得遇其时。韩愈力排异端学说，是捍卫儒家学说建立功业之人，因此韩愈称颂孟子抵制杨朱、墨翟，功劳不逊于大禹。孟轲，是传承发扬儒家思想存续道统之人，因此孟轲称赞颜回，评论颜回与大禹、后稷成就相同。韩愈不称颂文中子，应该是将捍卫儒家学说的功业放在首位，而将存续道统放在其次吧？就好比文中子不称赞孟轲，道统存续而功业亦在其中。唐朝末年司空图慨叹儒家学说功业尽废道统衰微，于是方才懂得文中子的伟大。五代之时大道崩乱，等到天下平定，前有柳开尊奉经典，后有孙何广兴儒学，皆述圣人之作，然而其学说思想却未广行于世。
噫！知天之高，必辩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则简而功密矣。门人对问，如日星丽焉，虽环周万变，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仿佛其端乎？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李靖问圣人之道，子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又问彼之说，曰：“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魏徵问圣人忧疑。子曰：“天下皆忧疑，吾独不忧疑乎？”退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举是深趣，可以类知焉。或有执文昧理，以模范《论语》为病，此皮肤之见，非心解也。
【译文】
哎！知道苍天高远，必须明辨其为何高远。文中子的思想应当近乎天道吧？天道清静简约而泽及万物。门生互相问答之语，犹如日月星辰附丽苍天，虽然循环变化万端，但始终不会超出苍天的范畴。现在推究其本源，应该能够得其大端吧？中道的精义真是伟大啊！在《周易》卦象中为二五居中之位，在《春秋》笔法中为褒贬权衡之辞，在《尚书》经制中为皇极、九畴之法，在《礼记》体统中为中庸调和之道。中道既不流于缥缈无形，又不流于具象可感。中道既不是抽象层面的虚无空洞之论，又不是具象层面的特定功能之用，唯有以权变为宗，唯有以制宜为本，这就是中道思想的大概。《中说》的思想，如此而已。李靖询问圣人之道，文中子说：“不知从何而来，亦不知向何而去。”有人问所谓向何处去是什么意思。文中子说：“所谓向何处去，是与大道并行的。必定是永远无法达到的！”魏徵问圣人是否也会有忧愁和疑惑，文中子说：“天下人都会有忧愁和疑惑，我又怎么会没有忧愁和疑惑呢？”魏徵告退，文中子对董常说：“我乐天知命，有什么忧虑的呢？我穷理尽性，有什么疑惑的呢？”据此深入探究，可以类推而知。也许有人会因拘泥于文字而不明其中道理，会因模仿《论语》而加以诟病，这些都是浅陋之见，并未心领神会。
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极！中存疑阙，庸俟后贤。仍其旧篇，分为十卷。谨序
【译文】
我虽然才疏学浅但心志勤勉，何不穷尽《中说》思想的奥妙！其中留有存疑及缺漏之处，就要等待后来贤哲了。全书沿袭旧有篇目，分为十卷。郑重作序。